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译唐武宗讨伐泽潞时，太原将领杨弁煽动众人叛乱。武宗派宦官马元贯前往晓谕，马元贯收受他的贿赂回来，说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能讨伐。幸亏李德裕驳斥了他，他才无言以对，事情于是转而成为叛乱者胁迫朝廷授予旄节。这些宦官出使，只是一味放纵他们收受贿赂，对国事没有益处，反而酿成祸患。又有宦官监军的弊端。自开元、天宝年间讨伐吐蕃等国时，就已有宦官监领大将军队的情况；到鱼朝恩任观军容使时，邙山之战中，李光弼想据险设阵，鱼朝恩却命令在平地列阵，于是导致大败。（《光弼传》）据裴度、韦皋、李德裕等人的奏章，大体上，监军先挑选精锐士兵保护自己，让懦弱者出战；战胜了就抢先报捷，偶尔遇到不顺，就百般欺凌挫辱，侵扰军政，使将帅不能专断。每次督战，总要竖起旗帜显示自己；稍有失利就卷旗逃走，大军往往跟着他败逃。所以刘辟叛乱时，杜黄裳请求不要设置监军，专门委托高崇文讨伐他。然而白居易的奏疏说，韩全义讨伐淮西时由贾国良监军，高崇文讨伐蜀地时由刘贞亮监军。这样看来，杜黄裳虽然上奏了，监军却仍然没有撤除。（《居易传》）裴度讨伐吴元济时，才第一次奏请撤去监军，使主将能够专掌兵权；法令统一后，作战都取得功绩，于是平定了淮蔡。（《度传》）后来会昌年间讨伐刘稹，李德裕也奏请监军不得干预军务，每一百名士兵只允许用一人作为护卫；从此号令严整，于是平定了泽潞。（《德裕传》）由此看来，宦官监军有害无益，清楚可见。这还只是战时用来监察，尚且可以说有一定理由。平常没有战事时，各藩镇也一定有宦官监军。例如陆长源死后，监军俱文珍秘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进入汴州，以平定那里的乱局。（《长源传》）王承宗死后，众将请求让王承元主持留守事务，王承元说：“天子派中贵人监军，应当同他商议。”监军顺应众人的意见赞成此事，王承元才接受。（《承元传》）可见监军也并非完全没有平定变乱、调解纷争的益处；然而其中贤能的百人中难有一人，依仗权势生事的人却接连不断。在河朔诸镇，他们即使不能制止叛乱，也只是替叛将请求封爵、请求承袭；在中州各镇，则肆意施暴、作威作福，有的侵扰职权，有的诬陷构罪。姚南仲任郑滑节度使时，被监军薛盈珍诬告上奏。有个副将曹文洽为他不平，杀死了传递奏章的人，然后自刎，以表明姚南仲的冤屈。姚南仲入朝后，唐德宗说：“薛盈珍扰乱军政吗？”姚南仲回答：“像薛盈珍这样的人，到处都是；即使羊祜、杜预复生，也不能治理军队、管理百姓。”（《南仲传》）洪州监军诬告刺史李位谋反，李位被追召赴京，交给仗内审讯，幸亏薛存诚极力请求交由外廷审理，才得以洗清冤屈。（《存诚传》）杨于陵任岭南节度使时，被监军许遂振诬告上奏，唐宪宗立即下令贬低杨于陵的官职，幸亏裴▯进谏，才改任吏部侍郎。（《▯传》）这就是监军牵制藩镇大臣的弊端。监军王定远对节度使李说有恩，因此军政事务都由他专断，将领和官吏也全都由他自行补授。他用田宏替代彭令茵，彭令茵不服，王定远立即杀了他，把尸体埋在马粪中，他的家人请求收尸也不准许。李说上奏此事，王定远拔刀刺向李说，李说逃走才幸免。（《说传》）刘承偕监领泽潞军队时，侮辱节度使刘悟，三军愤怒喧闹，想杀死刘承偕，刘悟救了他，他才免于一死。唐穆宗问裴度应当怎样处置，裴度奏称只有斩杀刘承偕。（《度传》）这就是监军激变士卒的弊端。严绶镇守太原时，军政事务全由监军李辅光决定，严绶只能拱手而已。后来严绶入朝，正好在廊下接受赐食，有个宦官马江朝前来赐樱桃。严绶镇守太原时曾认识马江朝，到这时不知不觉就屈膝行礼。（《绶传》）由此可见，监军长期积累的威势和横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而记述宦官掌握兵权、承受圣旨所造成的祸患，并一并谈到宦官出使、监军两件事，这也是前代成败得失的一个方面。○唐代宦官多是闽、广人 唐代各道进献阉童，称为“私白”，其中闽岭地区最多。比如高力士，本是高州冯盎的后代，由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献入宫。后来吐突承璀和杨复光也都是闽人，当时称闽地为宦官聚集的渊薮。咸通年间，杜宣猷任闽中观察使，每年节令都派官吏祭祀他们的祖先，当时称这种做法为“敕使墓户”。（《宣猷传》） ○唐代节度使造成的祸患 唐代的官制，没有比节度使更不妥善的了。起初，负责考察刺史善恶的是都督；后来因为都督权力太重，改设十道按察使，开元年间有时又加上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名号，这些都是由文官统辖州郡的职务。武臣掌管军队，遇有战事出征，就设置大总管；平时镇守边境要地的，称为大都督。自唐高宗永徽年间以后，都督中带有使持节称号的称为节度使，但当时还没有把它作为正式官名。景云二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这一官职由此开始。不过当时它仍然只是统领军队，州郡另有按察使等官员负责考核政绩优劣。到了开元年间，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镇都设置节度使，每镇通常统辖数州，节度使便统领这几个州，州刺史全都成为其属官，所以节度使常兼任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他们既拥有土地，又拥有百姓，又拥有军队，还拥有财赋，于是方镇的势力日益强大。安禄山凭借节度使的身份起兵，几乎颠覆天下。安禄山、史思明之乱平定以后，武夫战将凭战功从军中崛起，成为侯王的，都被任命为节度使；大的统辖十几个州，小的也兼领三四州。所属文武官员，全都自行设置任命，从未向朝廷请命。他们力量强、势力大，终于形成尾巴太大、难以控制的局面。

译有的父亲死后，儿子掌握他的兵权却不肯交代；有的任用或罢免官员取决于士卒；他们往往自行选择将领和官吏，称为留后，以此向朝廷邀取任命。天子无力制约他们，只好含羞忍耻，因势安抚。朝廷姑息得越厉害，方镇就越骄横。起初给朝廷造成祸患的，只有河朔三镇；后来淄青、淮蔡无不占据土地、强横自立。甚至同华逼近京城，周智光凭借它反叛；泽潞也连接京畿地区，卢从史、刘稹等人凭借它叛乱。到了唐朝末年，天下完全分裂于各个方镇，朱全忠于是凭借梁军夺取了唐朝的帝位。推究祸患的源头，都是因为节度使掌握了军队和百姓的权力。自宋代由文臣主持州政，历代沿袭这一做法，于是再没有枝强干弱的祸患。宋太祖和赵普的谋划深远啊；可是议论者只说宋朝的软弱是由此造成的，这只是知道它抵御外侮的力量薄弱、不能靠自身强盛，却不知道这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消除了祸根。假如不是外有强敌、内有流寇，那么百姓就能安稳地耕种放牧，不至于经常遭受战争的苦难；这种潜在的功效，怎么可以轻率议论呢？各地的方镇都擅自占有土地，赋税足以供养军队；等到朝廷利用他们讨伐叛乱时，他们一出本境，就必须由朝廷供应衣服和粮食，这就是国家力量因用兵而困乏的原因。讨伐王廷凑时，各镇军队共有十五万人，刚一出境就要仰赖度支，于是设置了南、北供军院。由度支转运的物资，往往大多被贼军截断，不能送到供军院。（《廷凑传》）讨伐李同捷时，各路军队在野外作战，朝廷特意设置供军粮料使，每天耗费〔字迹不明〕很多。各位将帅每有一点小胜，就夸大数目来求取赏赐，实际上是想使朝廷困顿、让贼军得到喘息。征收的缯帛和战马，赏赐给他们不计其数。（《同捷传》）刘总出兵讨伐王承宗，攻取了武强县，便采取两面讨好的做法，以便谋取朝廷的赏赐。（《刘总传》）真正一心为国的，只有李〔字迹不明〕；他率淮南军二千人讨伐李师道，粮饷从未仰赖有关官署供应。（《〔字迹不明〕传》）王智兴讨伐李同捷时，也自行准备了五个月的粮食。（《智兴传》）朝廷都特别褒奖他们。讨伐叛乱、征讨逆贼，国家本来不应吝惜费用；但像唐代这样面对骄横藩镇，国力因此疲敝，而贼势也更加壮大。所以讨伐李师道时，魏博田弘正请求从黎阳渡河，裴度认为不可，说：“从黎阳渡河，既然离开本界，很快就会到达滑州，只能仰赖度支供应粮饷，不如暂且留在河北积蓄威势。等霜降以后，在扬刘渡河，就可以直抵郓州贼军的境内了。”（《度传》）讨伐刘稹时，李德裕也奏称：“过去朝廷讨伐叛乱，军队刚一出境，便耗费度支供应粮饷，所以军队拖延观望，使国力困顿。有时还暗中同贼军勾结，攻取一个县或一个栅寨，就把它当作胜利来报，所以军队出动却没有功效。现在应当让王元逵、何弘敬只攻取州，不要攻取县。”没过多久，果然平定了贼军。（《德裕传》）这也是讨伐谋略的一种。○方镇骄兵 自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变的将领，却没有叛变的士兵。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各方镇发生兵变，接连不断。藩镇主帅既然不守臣子的节操，就难怪部下也跟着仿效，驱逐主帅、杀害主帅，把这看作寻常之事。担任主帅的人既担心他们变乱，成为身边的祸患，又想笼络他们，使他们成为爪牙和助力，于是不敢用威令控制，只是一味加厚恩赏，这就是骄兵越来越横暴的原因。现在考察《新唐书》《旧唐书》的各篇传记，《刘玄佐传》说，汴军自李忠臣以来，士卒就非常骄横；到刘玄佐时，赏赐更加优厚，所以百姓更加困苦。后来他们杀害大帅、肆意抄掠，都是习惯于谋利所造成的。《李质传》说，汴军牙兵二千人，每天都供给酒食，物力因此不堪负担。《郗士美传》说，泽潞自卢从史以来，每天置办三百人的膳食供牙兵食用。《王式传》说，徐州自王智兴招募凶悍豪强的士卒二千人，号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后来逐渐骄横，节度使姑息他们还来不及。田牟镇守徐州时，和他们混杂同坐，酒兴正浓时还抚摸他们的背，时常拿着拍板替他们唱歌。他们这些人每天耗费以万计；每逢宴请宾客，必先用酒食让他们吃饱，严寒酷暑、风雨之时，〔字迹不明〕堆满面前，可他们仍然喧闹不已，动辄谋划驱逐主帅。温璋来任节度使时，士卒平素听说他严厉，都忧虑疑惧。温璋推诚相待，进行安抚晓谕，他们始终不肯释怀；即使供给他们酒食，他们也一口不喝，不到一个月就把温璋驱逐了。正好王式率义成、忠武两军击破浙东贼寇仇甫后归来，皇帝立即任命王式来镇守徐州，徐州士卒很是畏惧。过了三天，王式犒劳两镇士兵，命他们返回；等他们已经穿好铠甲、拿起兵器，便命令将骄兵全部包围杀死，共三千多人，因此凶徒全被消灭。又据《温造传》，兴元军杀死节度使李绛，皇帝下诏任命温造为节度使。温造途中遇到征讨蜀地的军队回师，便晓谕他们跟随自己。到任后举行盛大宴会，询问兴元军杀害李绛的情况，随即命令征蜀军把他们全部杀死，共八百多人。用一百颗首级祭奠李绛，用三十颗首级祭奠为国事而死的官员，其余的投入汉江。骄兵骄横到了极点，肆无忌惮，也就不得不〔字迹不明〕而擒获诛杀他们了。不过，主帅如果能够端正自身、坚持原则，也有不依靠杀戮而能够平定他们的。李质任汴军兵马使时，认为每天供给二千人食物耗费太多，恰逢新任主帅韩充将要到来，李质说：“如果等韩公到任后，突然停止二千人的膳食，人心一定会怨恨。”于是停止每日膳食供给，以此迎接韩充。郗士美认为泽潞每天供给三百名牙兵食物是不合法的，说：“兵卫本来就是牙职，怎么能大肆耗费财物？” 于是停止了这种供给。然而这两军也没有人敢于鼓噪，这又在于主将足以使人信服。○盗贼刺杀宰相的两件事

译唐代盗贼刺杀宰相有两件事：一件是元和十年，盗贼杀死武元衡，刺伤裴度，裴度受伤后幸免；另一件是开成三年，盗贼射伤李石，李石因马匹逃逸而脱身。考察元和年间，朝廷正在讨伐吴元济，王承宗请求赦免吴元济，派人到中书省陈述此事，态度很不恭敬，武元衡斥退了来人。不久，武元衡早朝，从靖安里的住宅出来，夜漏〔字迹不明〕，贼人趁着昏暗呼喊“灭烛”，射中武元衡的肩膀，又击中他的左大腿；他的徒众和车夫抵挡不住，都惊慌逃走，于是贼人杀害了武元衡，砍下他的颅骨带走。巡逻机构传递呼喊，盗贼杀宰相的消息接连传出十多里，传到朝堂，却还不知道贼人的姓名。不久马匹逃回，才详细查明情况。（《元衡传》）裴度从通化里出来，盗贼三次用剑砍击裴度：第一次砍断靴带，第二次砍中后背，剑刃刚刚穿过单衣，又轻微伤到他的头部。裴度坠马，正好他戴着毡帽，所以伤口没有太深。贼人又挥刀追赶裴度，裴度的随从王义抓住贼人，连续大声呼喊，贼人砍断王义的手后逃走。裴度已经坠入沟中，贼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才离开。（《度传》）这一天，唐宪宗惊骇悲痛，停止上朝，哀伤恸哭，下诏命金吾府和县衙大肆搜捕；有人传言说：“不要急着搜捕我，我先杀了你。” 又有人把书信投在道路上说：“不要逼迫我，我先杀了你。”许孟容对皇帝说：“国家宰相横尸道路一旁，而盗贼没有捕获，这是朝廷的耻辱。”皇帝于是下诏：能够捕获贼人的，赏钱一千万，并授予五品官；又把钱堆积在东市、西市，用来招募告发者。”于是神策军将领王士则、王士平等人捕获张宴等十八人，他们供称是王承宗派遣的，全部被斩杀。（《元衡传》）当时王承宗、李师道都派人在京城暗中发动行动，砍断陵墓和宗庙中的戟，焚烧积存的刍稿。不久，东都防御使吕元膺捕获了李师道留在宅邸的贼人门察、訾嘉珍。二人自称，最初谋划刺杀武元衡的人，恰好是张宴先行发动，所以便冒充张宴来告发李师道并窃取赏金。皇帝命令秘密杀掉他们。（《元膺传》）然而《李师道传》却说，门察、訾嘉珍就是杀害武元衡的人；后来田弘正诛灭李师道，查阅他的簿书，果然有赏赐杀害武元衡者的条目。（《张弘靖传》）这就是元和年间的事情。唐文宗遭遇甘露之变，宰相王涯等人都被宦官仇士良杀害，于是任命李石为宰相。李石在朝廷坚持正直，丝毫不退让，朝廷依赖他。李石住在亲仁里，将近天亮时入朝，盗贼在尚父郭子仪的宅第附近出现，拉弓追上李石，箭刚射到皮肤，马便逃逸返回；盗贼已经埋伏在坊门处，砍断李石坐骑的马尾，李石最终因马匹逃逸而得以回到自己的私宅。皇帝听说后惊骇错愕，这一天京城大为恐慌，入朝参加常参的官员只有九人。不久得知这是仇士良派人干的，皇帝也知道，却无可奈何。李石于是请求罢去宰相职务离开朝廷，这就是开成年间的事情。而开成年间的贼人最终没有抓到。大概元和年间的案件是藩镇派人到京城暗中发动袭击，所以神策军将士能够捕获并诛杀他们；开成年间则是宦官所为，而神策军正由宦官掌管，所以不能捕获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