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郎ダ传》记载占验之事七条，《郭太传》记载他的遗闻轶事九条，这又略微仿照《史记·扁鹊等传》的体例。《儒林传》中，五经各自先记载《班书》所记的源流，之后再为东汉研习经学的人立传，更能看出各自都有师承法度。《卓茂传》叙述当时和卓茂一起不仕王莽的孔林、蔡勋、刘宣、龚胜、鲍宣五人；《来历传》叙述一同进谏废黜太子的祜讽、刘▯、薛皓、闾邱宏、陈光、赵代、施延、朱伥、第五颉、曹成、李尤、张敬、龚调、孔显、徐崇、乐阐、郑安世十七人。这些人既不能各自立传，而他们的事迹又值得流传；同时又不忍埋没他们的姓氏，所以只为其中一人立传，其他同事者采用按类叙述的方法，全部附带写在这一人的传记中，也可见其文字简约而内容完备。又有详略安排得当、不再重复叙述的情况。《吴汉传》叙述他攻破公孙述的功劳，于是《公孙述传》不再详细记载。《耿▯传》叙述他击破并降服张步的功劳，于是《张步传》也不再详细记载。宦官孙程因为张防诬陷、攻击虞诩，便上殿极力争辩；事情见于《虞诩传》，因此《孙程传》不再记载。张俭上奏弹劾中常侍侯览，抄没了他的家产，这件事见于《侯览传》，所以《张俭传》便不再记载。张俭为避难投奔孔褒，孔褒的弟弟孔融把他藏了起来，后来事情泄露，孔褒兄弟争着以死相救，这件事见于《孔融传》，所以《张俭传》便不再记载。张让假传诏令杀死何进，这件事见于《何进传》，所以《张让传》便不再记载。刘虞率十万军队攻打公孙瓒，这件事见于《刘虞传》，所以《公孙瓒传》便不再记载。袁绍把宦官二千多人全部杀掉，无论老少都死了，这件事见于《何进传》，所以《袁绍传》便不再记载。这些地方更能看出《后汉书》作者用心考订史料，以避免记载重复繁琐。他又评论和熹皇后终身临朝称制的错误，而说她死后朝政日益混乱，以此显示和熹皇后治理国家的能力；评论隗嚣，说他晚年失策，不肯向汉称臣，但能够使人拼死效力，那么他也一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评论李通，虽然他是辅佐光武帝建立帝业的人，但他当初相信谶记中的话而起兵，导致父亲和族人都被王莽诛杀，也不能说是明智。这些评论都持论公平，褒贬恰当，足以看出范蔚宗有学问、有见识，不能只把他看作一个有才华的人。《后汉书》间或有疏漏之处 《光武本纪》记载，建武十六年，各郡国的豪强大姓以及兵长、群盗到处一起起兵，攻打劫掠所在之地，杀害长吏；官府讨伐他们，他们就解散，官军一离开，他们又聚集起来，其中青、徐、幽、冀四州尤其严重。于是朝廷派使者到郡国，下令听任群盗相互检举捕捉，五个人杀掉一个盗贼的，便免除他们的罪。各州牧、郡守、县令、县长，如果因辖境内有盗贼或弃城而获罪，都不以此定罪，只根据捕获盗贼的多少评定优劣；只有隐瞒盗贼情况的人才治罪。这样一来，盗贼便互相追捕，纷纷解散。考察当时天下刚刚安定，百姓正离开战乱而走向安定和平，哪里肯再制造变乱？这一定是有人激成了祸患，但《光武本纪》完全没有记载其中的原因。不过，上文记载河南尹张▯以及十多个郡守因丈量田地不实而获罪，全部下狱处死。那么当时的民变，大概就是因丈量田地而引发的冲突。考察《刘隆传》，当时天下的户口和垦田数目大多不符合实际，户口数和年龄登记也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朝廷下诏核查，但刺史、太守大多处理不公，优待宽纵豪强，侵害剥削贫弱百姓，百姓因此叹息怨恨。光武帝看到陈留官吏的文书上写着：“颍川、弘农可以查问，河南、南阳不能查问。”光武帝大怒，却没有查出其中的原因。当时明帝年仅十二岁，在旁边说道：“河南是帝王的都城，亲近之臣很多；南阳是帝王的故乡，皇帝的近亲很多。”光武帝又追问官吏，官吏的回答果然如明帝所说。于是派谒者核查实际情况，完全查明了其中的奸弊，郡守、县令等十多人都被处死。由此看来，建武十六年的民变，一定是因为建武十五年核查户口、田亩时处理不公而引发的冲突。那些民变的解散，也一定不是靠命令盗贼相互捕杀就能彻底平息的，大概是因为郡守、县令都因核查不实获罪处死，朝廷又派谒者前去重新纠正，民变才解散。然而《范书》完全没有说明这场民变发生和消失的原因。《光武纪》记载光武帝去世时六十二岁。然而本纪又记载，光武帝起兵时二十八岁；下文说更始元年攻破王寻、王邑，持节向北渡过黄河，镇抚慰问州郡；更始二年诛杀王郎，更始帝任命光武帝为萧王；第二年六月，才即位并改年号为建武。这样算来，光武帝当时已经三十一岁了。建武年号共三十二年，再加上中元二年才去世，那么应当是六十四岁。本纪所说的六十二岁，实在对不上。（考察《前汉书》，汉王四年临幸薄姬，薄姬生下文帝；文帝八岁时被立为代王，十七年后入朝即帝位，那么应当是二十五岁。然而臣瓒的注说，文帝二十三岁即位，在位二十三年，享年四十六岁。这样看来，文帝的年龄也对不上。） 安帝在延光元年三月去世，阎皇后立北乡侯懿即位，这年十月北乡侯便去世了。计算起来，北乡侯在帝位已经经历了八个月，理应有本纪，但《范书》却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他没有超过一年，也没有改年号的缘故。然而殇帝在位只有一年，冲帝在位也只有半年，却都有本纪；这里不应当唯独缺失。《班书·王莽传》记载，长安士民攻打王莽，三天后王莽死去，只有未央宫被烧毁，其余地方仍像平常一样安定。等到赤眉军到来，才把长安的宫室一直烧到市区街里。又据《外戚传》，王莽的女儿成为平帝皇后，平帝去世后，王莽篡位，称皇后为黄皇室主；等到汉军诛杀王莽时，焚烧未央宫，皇后投火而死。《范书·更始传》说，王莽败亡时，只有未央宫被焚烧，其余宫殿一点也没有毁坏；更始帝到达后，住在长乐宫。《董卓传》也说，赤眉之乱时，宫室和营垒被焚烧殆尽，只剩下高庙和京兆府的官舍。这样看来，未央宫应当在王莽败亡时已经被烧毁；赤眉之乱时，长安则变成了废墟，并不只是未央宫不存在而已。然而《献帝纪》记载，董卓劫持献帝向西迁徙，车驾到达长安后，临幸未央宫。《董卓传》也说，献帝到了长安，迁居未央宫。不久献帝病愈，又在未央宫大规模召见群臣。这座宫殿既然在王莽败亡时已经被烧毁，为什么献帝向西迁徙后又有未央宫供他驻跸呢？考察《顺帝纪》，永和元年，顺帝西巡，临幸未央宫。想来未央宫在王莽时期被烧毁后，东汉各帝又曾经修缮过。然而《范书》没有清楚记载这件事：前面说未央宫被焚烧，后面又说皇帝在那里驻跸，实在不明白其中经过。

译《皇后纪》记载，董卓杀害弘农王，他的妃子唐姬回到乡里。等到李亻▯、郭▯攻破长安，派兵到关东抄掠，掳获了唐姬，李亻▯想娶她为妻，她坚决不答应，但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贾诩知道此事后，把它告诉献帝，献帝于是下诏迎接唐姬，把她安置在园中，派侍中持节册拜她为弘农王妃。初平元年二月，弘农王葬在原来常侍赵忠的墓穴中。这段文字实在不清楚。董卓在初平元年正月杀死弘农王，二月就迁都长安，而安葬弘农王也在这一月，大概是临近迁都时草草埋葬的。李亻▯、郭▯之乱发生在初平三年，他们掳获唐姬、献帝迎回并册拜她，都是在长安时发生的事，却把这些内容叙述在安葬弘农王之前，已经颠倒了顺序；而且又说把她安置在园中，所谓的“园”究竟在哪里呢？汉代凡是诸王安葬的地方都称为园陵，守护园陵的王妃、姬妾称为某园贵人。（桓帝尊孝崇王夫人为孝崇园贵人，炅帝尊孝仁皇妃为慎园贵人。）如今弘农王妃所居住的园，难道就是弘农王的葬地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时唐姬在长安，而葬地在洛阳；当时正值动乱，无法把她送往洛阳。或者，难道是宫中的园林，用来安置她吗？《吴汉传》记载，吴汉讨伐公孙述时，距成都二十里，在江北凭借江水设营，修造浮桥，又让副将刘尚驻扎在江南，两军相距二十里。光武帝听说后大怒，下诏说：“贼军如果出兵牵制吴汉，集中兵力攻打刘尚，刘尚一旦失败，吴汉也一定会败。”这是因为吴汉与刘尚相隔二十里，来不及互相救援。后来吴汉退回广都，留下刘尚抵御公孙述。他把情况上奏，光武帝说：“吴汉退回广都，非常合宜，公孙述一定不敢放过刘尚而去攻击吴汉。如果先攻打刘尚，吴汉从广都赶来五十里救援，正好可以在刘尚危急时到达，公孙述一定会被击败。”考察前面说两军相距二十里，认为来不及相互支援；现在又说相隔五十里前去救援，反而正好可以破敌，语意似乎矛盾。大概是吴汉先在江北扎营，刘尚在江南扎营，担心公孙述切断浮桥，使双方无法相互救援；只是《吴汉传》没有分别说明这一点。史传叙事都写人物的名，过去没有用字来行文的；《范书》只有光武帝的兄长纟寅，字伯升，在本纪、列传中都写他的字，大概是因为他是皇帝的亲兄长，又是舂陵首先起兵的人，功劳最大，而且《班书·王莽传》中已经写作伯升，所以《范书》仍沿用了这一称呼。至于《范式、张劭合传》，前半篇叙述张劭的事称他为元伯，叙述范式的事称他为巨卿，都是他们的字，实在不合史书体例。大概这篇合传本来是当时的人为张劭、范式所作，范蔚宗直接抄入史书，没有再加以改订。《三国志·魏志》中有《方技传》，详细记载华陀、管辂等人；道士于吉尤其有奇异的法术。据《江表传》说，于吉制作符水治病，吴地人争相奉事他。孙策在城楼上会见各位将领，于吉恰好经过，将领们争相下楼迎接并拜见他。孙策大怒，下令把于吉抓起来。将领们都替他求情，孙策说：“这个人用妖术妄说来迷惑众人。从前张津在交州，常常戴着红色头巾，烧香诵读道书，最终被南方夷人杀死；这实在毫无益处，只是你们诸位还没有醒悟罢了。”于是把于吉杀了。《搜神记》说，孙策杀死于吉后，有一次偶然出行，被许贡的门客射伤；回去治疗创伤时，曾独自坐着，仿佛看见于吉在身边，心里很厌恶。后来照镜子，忽然看见于吉出现在镜中，于是大叫，创口崩裂而死。这样看来，于吉只是汉末一名有某种技术的人，陈寿撰写《吴志》时没有为他立传，大概是因为《魏志》已经有《方技》一门，而《吴志》没有设置《方技》，所以遗漏了他。范蔚宗撰写《后汉书》时，既然已经把华陀收入《方技传》，于吉在顺帝时又有琅邪人宫崇把他所得的神书献上，这样于吉和华陀是同时代的人，而且于吉的寿命还在华陀之前；范蔚宗既然为华陀立传，为什么不为于吉立传呢？考察《范书·襄楷传》，顺帝时，宫崇把他的老师于吉所得的神书一百七十卷献上。这些书都用浅青色、白色的素帛书写，以朱色为间隔，青色作卷首，朱色作篇目，称为《太平清领书》；书中以阴阳五行为根本，却夹杂了许多巫觋之类的言语。有关官员上奏说，这部书的内容妖妄荒诞、不合经典，于是把它收藏起来。范蔚宗或许认为于吉的名字已经在《襄楷传》中出现，所以不再另立传记。汉代皇帝有许多诏书是亲自撰写的 两汉的诏令都由尚书发出，所以把尚书比作北斗，说他们是上天的喉舌。《后汉书·周荣传》记载，周荣的儿子周兴有文学才能，尚书陈忠上疏推荐周兴说：“尚书负责传达和发布皇帝的命令。我们这些人既愚昧昏暗，而诸位郎官又多是庸俗的吏员，每次撰写诏书，往往转相请求别人代写；有的人因为不能写而自作主张，任意撰写，文辞大多鄙陋拘拙。请任用周兴为尚书郎。”又有一次，宦官曹节想要杀害窦武，挟持桓帝登上殿堂，召来尚书官属，用白刃威胁他们，让他们起草诏版。这可以看出，诏令都是由尚书郎撰写的。汉代诏书最值得称道，直到今天还被人诵读传述，大概是因为任用的都是才学之士，充任郎署中的人员。不过，正如陈忠所说，也有人不擅长作文，甚至还要辗转请别人代写；由此可知，替皇帝撰写诏令的职务极其重要。然而也有天子亲自撰写诏书的情况。汉武帝认为淮南王刘安擅长文辞，每次赐给刘安书信，总是让司马相如等人审阅草稿；这说明皇帝先亲自写出草稿，再让文臣讨论润色。汉哀帝策立董贤为大司马时，有“允执其中”的话，萧咸认为这本是尧禅让给舜时的文辞，不是三公任命的旧例，年长者无不心中恐惧；这一定不是代皇帝起草诏书的人敢写的话。光武帝下诏给司徒邓禹说：“司徒就是尧，亡贼就是桀，应当及时进兵讨伐。”

译光武帝立阴贵人为皇后时，下诏说：“贵人出身乡里的良家，后来从微贱之处归来，自从我见到她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应当侍奉宗庙，做天下人的母亲。”又有一次，光武帝怀疑侯霸推荐士人存有私心，赐给他书信说：“崇山、幽都怎么能够相比？黄钺一旦落下，便无处可逃。你是想亲身试一试法律吗？还是想以身殉义、成就仁德吗？”这样的文辞，也一定不是臣下能够代写的。明帝即位时的诏书说：“现在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这句话本来引用《公羊传》。）实在依赖有德之人，辅佐我这个年轻人。”章帝的诏书也说：“上面没有贤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考察明帝、章帝当时正在位，而诏书却说上面没有天子；如果是臣下代为起草，难道敢写这样的话吗？不只如此。明德马皇后答复章帝请求封赏外戚的诏书说：“我身为天下人的母亲，却只穿大练制成的衣服，是想亲自率领天下，以为外戚看见后应当感到惭愧而自我约束；但他们只笑说太后向来喜欢节俭。我前些时候经过濯龙门，看见外戚的车子像流水一样多，马匹像游龙一样，车夫穿着绿色衣服，衣领和袖口却全是纯白的，回头看看御者，远远比不上他们。”她又告诫章帝说：“我一向性情刚烈急躁，胸中常有怒气，你不可不顺从我。”这些话不用说不可能由别人代写；况且马皇后并没有临朝称制，尚书又是皇帝的近臣，哪里有皇后答复皇帝的诏书，却让皇帝的近臣代为撰写的道理？马皇后本人原本就喜欢学习而且擅长写文章，所以这份诏书也一定是她亲自写的。光武帝相信谶书 谶纬之学兴起于西汉末年。张衡撰写文章说，自汉代以来原本没有谶书；刘向父子主管校订皇家秘籍时，尚且没有谶录，由此可知谶书是在哀帝、平帝时期兴起的。（《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的从祖父曾向人学习历数、天文，认为汉朝有“三七”的厄运期限，于是上密封奏章预先告诫。路温舒是昭帝时人，那么谶书的兴起又应当在哀帝、平帝以前。）考察《樊英传》，其中有《河图》《洛书》的七类纬书；章怀注说：《易纬》包括《稽览图》《乾凿度》《坤炅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篇》；《书纬》包括《璇玑钤》《考炅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包括《推度灾》《▯历枢》《含神雾》；《礼纬》包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乐纬》包括《动声仪》《稽耀嘉》《斗图征》；《孝经纬》包括《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包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包》《说题辞》。这些书本来都不合经典，但当时确实有一些预言应验而没有差错。杨春卿擅长图谶，临死前告诫他的儿子杨统说：“我的绨▯里有祖上传下来的秘记，是供汉家使用的。”（见《杨厚传》）哀帝建平年间，有个方士夏贺良上奏说，赤精子的谶言表明汉朝的历运中途衰败，应当再次接受天命，所以改年号为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后来果然被王莽篡夺政权，而光武帝又使汉朝中兴。（《汉书·李寻传》记载，成帝时有个叫甘忠可的人，编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说汉朝应当再次受命，并把这种方术传给夏贺良等人。刘向上奏说这是妖妄之说，甘忠可下狱而死，夏贺良等人又私下相互传授。）光武帝还未显达时，曾和邓晨在宛县，有个叫蔡少公的人研究谶书，说刘秀应当做天子。有人问：“是国师公刘秀吗？”（刘歆因为想让谶文应验，所以改名为秀。）光武帝开玩笑说：“怎么知道不是我呢？”（见《邓晨传》）西门君惠说：“刘氏应当复兴，国师的姓名就是这个。”（见《王莽传》）李通平时听父亲说过谶言，说刘氏将要复兴，李氏将成为辅佐者，所以李通和光武帝深相结交。（见《李通传》）后来光武帝攻破王郎、降服铜马军，群臣正劝他即帝位，恰好有从前的同学强华从长安带来《赤伏符》，说：“刘秀起兵捕捉不守道义的人，四方夷人如云聚集，真龙出现在野外；在四七之际，以火德为主。”群臣认为这是接受天命的符命，于是光武帝在高阝南即位。这说明谶记所说的内容确实在光武帝身上得到应验，所以光武帝尤其笃信这种方术，甚至任用人员、处理政务也依据谶书行事。当时正商议选任大司空，《赤伏符》上有“王梁主卫作玄武”的话，光武帝认为野王县本来是卫地迁徙而来的地方，玄武是水神的名称，而司空是掌管水土的官职；王梁本是安阳人，姓名和地名都相合，于是任命王梁为大司空。（见《王梁传》）又因为谶文中有“孙咸征狄”的话，便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为大司马。（见《景丹传》及《东观汉记》）这就是依据谶书来任用人员。又因为《河图》中有“赤九会昌”的文字，光武帝在高祖之后是第九世，所以把太庙中的祭祀延续到元帝为止；成帝、哀帝、平帝三位皇帝则在长安祭祀。（见《光武本纪》）当时朝廷商议明堂所在的位置，众人的意见不能确定，光武帝说：“我用谶书来作决定。” 这是依据谶书来建立政权的。并且，朝廷大臣中有相信谶书的人，就提拔任用他们。贾逵想提高《左氏传》的地位，于是上奏说：“五经都没有以图谶证明刘氏是尧的后代的文字，只有《左氏传》中有明确记载。”（《左传》说，陶唐氏衰微以后，其后代有刘累，学习驯养蛟龙；范氏就是他的后代。范氏归附晋国以后，留在原地的族人都成为刘氏。）因此，《左氏传》便得以选取才智高的学生来学习。（《贾逵传》）不相信谶书的人，随即受到贬斥排挤。光武帝认为尹敏博学，让他校订图谶，并命令他删去崔发替王莽编写的记录。尹敏说：“谶书不是圣人所作，其中有许多浅陋的异体字，恐怕会使后来的学生产生疑惑和错误。”皇帝不听。尹敏于是趁其中有缺文，增写道：“君无口，为汉辅。”皇帝下诏责问尹敏，他回答说：“臣看见前人增删图书，所以学习他们这样做罢了。”皇帝非常责怪他。（《尹敏传》）桓谭对皇帝说“臣不读谶书”，并且极力论述谶书不属于经典。皇帝大怒，认为他非难圣人、违犯法度，想杀掉他。（《桓谭传》）皇帝又对郑兴说，想用谶书来裁定郊祀之礼。郑兴说：“臣没有学习谶书。”皇帝怒道：“你是在非难它吗！” 郑兴用委婉的言辞回答说：“臣对于书籍有不学习的，但没有非难的。”郑兴多次谈论政事，皇帝因为他不擅长谶书，最终没有任用他。（《郑兴传》）这说明光武帝相信谶书，几乎把它看作圣经贤传，丝毫不敢表示怀疑。只是王莽、公孙述也曾假借符命行事。（王莽因为哀章献上金匮图，其中有王寻的姓名，所以让王寻率兵讨伐昆阳，直到失败覆灭。王莽又因为刘伯升起兵，便用诡辩解释符命，引用《易经》说：“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他认为“莽”是王莽的名字，“升”是刘伯升，“高陵”是高陵侯翟义。翟义先起兵而被杀，意思是翟义和刘伯升在新皇帝的时代埋伏兵戎，最终灭亡而不能兴起。又考察金匮中所说辅臣都应封爵任官，其中有一个叫王兴的，是城门令史；有一个叫王盛的，是卖饼的孩子。王莽依据符命寻找出十多名同姓名的人，其中两人的相貌符合卜相，于是提拔任用他们，以显示符命的神验。公孙述也引用谶记，说孔子作《春秋》是为赤帝制定的，并以十二公为断限，说明汉朝传到平帝已经是第十二代，因而将要断绝，同一姓氏不能再次兴盛。他又引用《录运法》说：“废昌帝，立公孙。”）

译《括地象》说：“轩辕帝接受天命，公孙氏掌握政权。”光武帝写信给公孙述说：“图谶所说的公孙，就是宣帝。取代汉朝的应当是‘当涂高’，难道你就是高本人吗？王莽有什么值得效法的！”这样看来，光武帝也明明知道谶书不值得相信。既然明知如此，为什么又特别喜爱它？难道是因为王莽、公孙述所得到的谶书大多是伪造的，而光武帝得到的却独独是真的？当时新城有蛮族盗贼张满反叛，祭祀天地，自称应当称王，后来被祭遵擒获，于是叹息说：“谶文误了我！”祭遵便将他斩首。（《祭遵传》）真定王刘扬又造作谶记说：“赤九之后，瘿扬为主。”刘扬患有瘿病，想借此迷惑众人，被耿纯诛杀。（《耿纯传》）可见，当时所谓图谶，除了夏贺良等人的确有一些占验以外，其余大多是穿凿附会，用来迷惑世人、助长祸乱。然而君主既然相信它，士大夫中也有许多人留意这种术数。朱浮自己说：“臣有幸能够参与讲论图谶。”（《朱浮传》）苏竟写信给刘龚说：“孔子秘藏的经典，是为汉朝赤帝制定的。元气包藏于幽深之室，文字虽隐晦而事情却明白。火德承接尧的德运，虽然一时昏暗，终究必定光明。”（《苏竟传》）郑康成告诫儿子时，也自己说曾“看到秘书纬术的深奥”。（《郑康成传》）这正是所谓上面的人有所喜好，下面的人必定更加过分。范蔚宗说：“当世君主竟拿这种东西来讨论学问，可悲啊！” ○光武帝多次释放奴婢 光武帝在位时，彭宠反叛，他的苍头奴仆子密杀死彭宠前来投降，光武帝已经封他为不义侯。其他对奴婢施加恩惠的事，再多写几部史书也记不完。建武二年，下诏说：“百姓中有嫁出妻子、卖掉儿子而想回到父母身边的，任凭他们这样做。敢于拘禁扣留的，依法论罪。”建武六年，下诏说：“王莽时期，官吏和百姓被没入官府充作奴婢而不符合旧法规定的，一律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人。”建武七年，下诏说：“官吏和百姓遭遇饥荒，被青州、徐州的贼人掠去充作奴婢或下妻，想离开或留下的，任凭他们选择。敢于拘禁控制、不让他们回来的人，按买卖人口的法律处理。”建武十一年，下诏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以人为贵；杀害奴婢的，不得减轻罪刑。”又下诏说：“敢用火熏、灼烧奴婢的，依法论罪；被熏灼的人，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平民。”又废除奴婢射伤人便处死弃市的法律。建武十二年，下诏说：“陇、蜀百姓被掠为奴婢而自己来申诉的，以及案件尚未由狱官上报的，一律免为庶民。”建武十三年，下诏说：“益州百姓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的，一律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人。有人依附他人充作下妻而想离开的，任凭其离开。敢于拘留的，按掠卖人口的法律处理。”建武十四年，下诏说：“益州、凉州二州自建武八年以来，奴婢自己到官府申诉而案件尚在审理中的，一律免为平民；已经卖出的，不退还价钱。” 这些事情都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君主凭借奴婢来供自己役使，奴婢也凭借主人来获得生活供养，本来是王法所不禁止的；但光武帝却偏偏加以保护，难道是因为当时富裕大户虐待役使奴婢的风气太严重，所以屡次下诏来惩治这种弊病吗？考察《汉书·王莽传》，其中说贫富不均，把奴婢的市场和牛马关在同一个栏圈里，由臣民控制，任意决定他们的生死；奸人借机谋利，以至于掠夺、贩卖别人的妻子儿女，违背天意，败坏人伦等等。这说明王莽时期奴婢所受的祸害确实很严重。后来发生战乱，良民又有很多被掠为奴婢。光武帝早年在民间，亲眼见过这些事情，所以特别加以怜悯和保护。○东汉功臣多接近儒者 两汉开国功臣大多出身于亡命之徒和无赖，到了东汉中兴时，各位将帅却都有儒者的气象，这也是因为一时的风气和形势不同。光武帝年轻时，曾到长安学习《尚书》，通晓其中的大义。即位以后，每次退朝，常常召集公卿、郎官和将领讲论经书义理。因此樊准说，皇帝虽然东征西战，仍然放下武器讲习经艺，让马休息而谈论道理。这说明皇帝本来就喜爱学问，并不像汉高祖那样把儒生的帽子扔进水里。那些顺应时势而兴起的将领，也大多接近儒者。例如邓禹十三岁就能背诵《诗经》，在长安受业，早年与光武帝一同游学，彼此亲近依附，后来辅佐皇帝平定天下。他有十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守习一门技艺，整肃内室，教育抚养子孙，都可以成为后世的榜样。（《邓禹传》）寇恂性情喜好学习，镇守颍川时，修建学校，教导学生，聘请能够讲授《左氏春秋》的人，亲自向他学习。（《寇恂传》）冯异喜欢读书，通晓《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冯异传》）贾复年轻时喜好学习，研习《尚书》，师从舞阴李生。李生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贾君的容貌和志气这样出众，又勤奋学习，是将相的材料。”后来他辅佐平定天下，知道皇帝想停止使用武力、修治文教，不想让武臣掌握兵权，于是和邓禹解下铠甲兵器，专心研究儒学。皇帝于是撤去左右将军的职务，让他们以列侯身份回到府第。贾复闭门居家，培养自己的威望和声誉。（《贾复传》）耿弇的父亲耿况，因为精通经书而任郎官，曾向安丘先生学习《老子》。耿弇也从小喜好学习，继承父亲的学业。（《耿弇传》）祭遵年轻时喜好经书，成为将领以后，选用人才一定采用儒术。饮酒设乐时，常常作雅歌、投壶。（《祭遵传》）李忠年轻时任郎官，独以喜好礼仪、修养整肃而著称。后来任丹阳太守，兴办学校，学习礼仪容态；春秋两季举行乡饮酒礼，选用通晓经书的人，郡中人都向往仰慕他。（《李忠传》）朱祐早年在长安学习，光武帝前往拜访他，朱祐没有立即接见，先登上学舍，讲学结束后才见皇帝。后来朱祐因功封为鬲侯，皇帝到他的府第，笑着说：“主人该不会撇下我去讲学了吧。”（《朱祐传》）郭凉虽然是武将，但通晓经书，富有智谋。（《郭凉传》）窦融上疏说：“臣的儿子到了十五岁，就教他经艺，不让他观看天文和纤细杂记。”（《窦融传》）此外，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人，也都在年轻时到长安游学，详见各人的本传。这说明光武帝的功臣大半都学习儒术，与光武帝的志趣和意气相投合。大概一个时代的兴盛，其君主和臣下本来就是同一种气质所孕育的，所以性情爱好相近，往往有不约而同的地方；这就是所谓有这样的君主，便有这样的臣下。○东汉四座亲庙分别祭祀

译建武十九年，追尊孝宣帝为中宗，开始在太庙祭祀昭帝、元帝，在长安祭祀成帝、哀帝、平帝；舂陵节侯以下四代，则在章陵祭祀。（章陵就是舂陵乡，后来改名为章陵。）注文引用《汉官仪》说：“光武帝虽然从高祖以下算起是第十二位皇帝，但按世代次序来说，他与成帝是兄弟，与哀帝是叔父侄子的关系，与平帝是祖父孙子的关系，都不能作为他们的后嗣。向上追溯到元帝，元帝才是光武帝的叔父，所以光武帝承继元帝，成为第九代。”按此计算，宣帝实际是光武帝的曾祖父，所以追尊并加以祭祀。考察这项议论是张纯提出的，张纯上奏光武帝说：“陛下的事业与开创基业相同，却名为中兴。自元帝以来，宗庙祭祀以高皇帝为受命祖，以孝文帝为太宗，以孝武帝为世宗。现在应当全部按照旧制，另外建立四座亲庙，从南顿君向上直到舂陵侯。（舂陵侯是光武帝的高祖父。）按照礼制，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把所承继的人当作父亲；既然奉事大宗，就要降低对自己亲属的礼秩。现在在高庙举行袷祭、禘祭，按照昭穆排列神位，而舂陵侯四代的君臣并列，竟以卑者厕列于尊者之间，不合礼意。从前高皇帝因为自己接受天命，不是承继太上皇；宣帝以孙子的身份承继祖父，也不敢私自尊奉自己的亲属，所以为他们建立庙宇，只让群臣陪同祭祀。现在应当废除四座亲庙。”诏书下达后，公卿议论，大司徒戴涉等人认为，应当以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五位皇帝的四代世系取代现在的亲庙。宣帝、元帝尊为祖、父，可以由皇帝亲自奉祀；成帝以下，由有关官员主持祭祀。另为南顿君建立皇考庙，祭祀上溯至舂陵侯，都由群臣奉祀。皇帝听从了他们。当时宗庙还没有完备，所以元帝以上在洛阳高庙祭祀，成帝以下在长安高庙祭祀，南顿君以上则在章陵祭祀。这是汉代儒生拘泥于尊奉大宗、而不顾念亲属的说法所制定的制度。究竟而论，光武帝凭借宗室身份兴起，中兴而承受天命，年轻时并没有奉诏入宫作为皇帝的嗣子，并不同于哀帝入继成帝。因此，拥有天下以后，只要建立高祖、太宗、世宗、中宗四座不迁的宗庙，以下便祭祀舂陵四代为亲庙，自然符合情理正道。可是一定要奉西京诸帝为大宗，而光武帝按辈分又不能成为成帝、哀帝、平帝的后嗣，于是只好舍弃这三帝，尊宣帝、元帝为祖、父，终究让人觉得阻碍难通。（明代大臣想让世宗舍弃武宗而承继孝宗，依据的就是这一制度。）只有举行袷祭、合食时，舂陵四代才按次序列入昭穆，不能不以卑者厕列于尊者之间。然而，拥有天下的君主本来就有追尊先祖、向上祭祀的典礼。光武帝登上帝位，自然应当追尊南顿君，并以天子的礼仪祭祀舂陵侯以下，这正符合周家向上祭祀祖绀直到后稷的礼义。祖绀等人是周代的先公，地位却处在文王、武王之上，也未尝不是以卑者居于尊者之上。○东汉各帝大多不能长寿 国家处在气运兴盛的时候，君主大多长寿，所生儿子也一定早而且多。唯独东汉不是这样：光武帝活了六十二岁，明帝四十八岁，章帝三十三岁，和帝二十七岁，殇帝二岁，安帝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冲帝三岁，质帝九岁，桓帝三十六岁，炅帝三十四岁，皇子辨即位时十七岁，当年就被董卓杀害；只有献帝在禅位以后，到魏明帝青龙二年才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这些就是各位皇帝的寿命。君主既然不能长寿，继承帝位的必然是幼主；幼主没有儿子，母后临朝执政，就自然要拥立年幼孩子，以便长久掌握权力。殇帝即位时出生才一百多天，冲帝即位时只有二岁，质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桓帝即位时十五岁，炅帝即位时十二岁，弘农王即位时十七岁，献帝即位时只有九岁。这些就是各位皇帝即位时的年龄。光武帝有十个儿子，明帝九个，章帝八个；到了和帝，只有两个儿子，长子刘胜有痼疾，次子就是殇帝；安帝只有一个儿子，顺帝曾被废黜后又复立，顺帝也只有一个儿子，就是冲帝；质帝、桓帝都没有儿子，炅帝有两个儿子，长子刘辨继位，被董卓废为弘农王并杀害，次子就是献帝。这些就是各位皇帝嗣子多少以及有无的情况。大概汉朝的兴盛在西京，到了元帝、成帝之间，气运已经逐渐衰落，所以成帝没有儿子，哀帝入继；哀帝没有儿子，平帝入继；平帝没有儿子，王莽拥立孺子婴。《班书》所说的“国统三绝”，就是这种情况。光武帝是长沙定王刘发的后代，本来属于旁支，好比数百年老树的树干上突然长出一根枝条，虽然枝叶极为繁茂，但生机已经薄弱；等到枝条上再长出枝条，枝条就越来越小，力量也越来越弱，更容易折断。晋朝南渡以后，多有幼主继位（见《东晋多幼主》条）；宋朝南渡以后，也多由外藩入继，都是气运造成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东汉多有母后临朝、外藩入继 《范书·后妃纪序》说：“东京的皇统屡次断绝，权力归于女性君主；从外藩迎立的有四位皇帝，临朝执政的有六位太后。”章怀太子注说：“四位皇帝，是安帝、质帝、桓帝、炅帝。六位太后，是窦太后、邓太后、阎太后、梁太后、窦太后、何太后。”考察章帝时，窦皇后专受宠爱，梁贵人生下和帝，窦皇后把他抚养成自己的儿子，又使梁贵人陷于忧愁而死。章帝去世，和帝即位，窦氏成为太后，临朝称制。和帝去世，皇后邓氏成为太后，拥立殇帝继承帝位。殇帝去世，太后又拥立安帝，终身临朝称制。安帝去世，皇后阎氏成为太后，拥立北乡侯刘懿继承帝位，亲自临朝。没过多久刘懿去世，宦官孙程等迎立顺帝，太后才归还政权。顺帝去世，皇后梁氏成为太后，拥立冲帝，亲自临朝。冲帝去世，太后又拥立质帝，仍然掌握朝政。质帝被梁冀毒害，太后又拥立桓帝，过了几年才归还政权。桓帝去世，皇后窦氏成为太后，拥立炅帝，仍然亲自临朝。后来她的父亲窦武被宦官杀害，太后也被迁居南宫。炅帝去世，皇后何氏成为太后，拥立儿子刘辨继位，亲自临朝，不久便被董卓废黜并杀害。

译这就是六位临朝的太后。至于从外藩迎来继承帝位的，安帝是以清河王之子的身份入继，质帝是以千乘王之子的身份入继，桓帝是以蠡吾侯之子的身份入继，炅帝是以解渎亭侯之子的身份入继，这就是四位皇帝。不过安帝去世后，阎太后拥立北乡侯刘懿继位，当时称为少帝；这样，在四位皇帝之外其实还有一位，而《范书》专门指出安帝、质帝、桓帝、炅帝四人，大概是因为北乡侯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生前既没有改元，死后又没有谥号，所以唯独遗漏了他。实际上，从外藩迎立的共有五位皇帝。○外藩入继后追尊本生父母 外藩入继帝位，始于汉哀帝。成帝没有儿子，便立弟弟定陶共王的儿子刘欣为皇太子。皇帝因为太子既然承奉大宗，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于是立楚王的儿子刘景为定陶王，让他奉祀共王的后代。成帝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哀帝。当时成帝的母亲称太皇太后，成帝的赵皇后称皇太后，而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后，则都以定陶作为名号。有个叫董宏的人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姓夏氏，却被华阳夫人收养为儿子；秦庄襄王即位后，二人都称太后。因此应当立定陶共王的王后为皇太后。师丹等弹劾董宏，说他大逆不道，将他免为庶人。傅太后大怒，于是追尊定陶共王为共皇，傅太后为共皇太后。又有段犹等人上奏，不应当引用定陶这个藩国名称来加在尊号之前，于是直接称为共皇，并把定陶王刘景迁为信都王，不再为定陶王设置王后，想让自己成为定陶王后。对此，师丹提出的意见是，尊号前冠以“定陶”，是母亲随从儿子、妻子随从丈夫的意思。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把所承继的人当作父亲，所以为所承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而对自己的父母降为服丧一年，这是为了尊重正统。陛下既然继承先帝的帝位，奉承大宗，就不能奉祀定陶共皇等等。（《师丹传》）这本来就是礼制的正道。但是，身为帝王，追尊自己的生身父母，也是情理上必然达到的程度。自从哀帝尊奉他的生身父亲为共皇以后，便成为惯例。东汉安帝入继帝位时，他的生身父亲清河王刘庆还在世，没有加尊号。刘庆去世后，按照龙旗、虎贲的礼仪安葬，追谥为孝德皇；他的母亲左氏为孝德皇后，祖母宋贵人为敬隐皇后。（祖父就是章帝，所以不必再追谥。）桓帝入继帝位时，追尊祖父为孝穆皇，祖母夫人赵氏为孝穆皇后，父亲蠡吾侯为孝崇皇，母亲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生母【原文“▯贵人”】为孝崇皇后。炅帝入继帝位时，追尊祖父为孝元皇，祖母夫人夏氏为孝元皇后，父亲为孝仁皇，母亲夫人董氏为慎园贵人。大概当时的议论认为，三皇以无为而治，五帝有所作为，所以本人拥有天下的称为“帝”，本人没有拥有天下而被追尊的称为“皇”（说法见《太上皇》条。哀帝又尊祖母为帝太太后、母亲为帝太后，不称“皇”而称“帝”，也是因为自己即为帝，所以后妃尊号冠以“帝”字，以符合母亲随从儿子尊号的意义。） 这样既可以表示区别，在京师建立庙祀，又足以伸张人子的感情，同时还不扰乱昭穆的次序，这是合乎道理的做法。前明世宗入继大统时，起初也只想不抹杀其生身父母的称号，并没有打算过分尊崇他们；假如当时议礼的大臣援引这个先例上奏，请求追称其生父为兴献皇、在京师建庙，那么世宗的意愿也就满足了。然而满朝大臣没有听说有人援引这一先例，只是竭力争辩，不许世宗追尊；争论不能获准后，反而议定只用“帝”字尊称，却吝惜不肯给一个“皇”字。最终激成既称皇又称帝，并入太庙称宗，在武宗之上立庙主牌位。这正是明代大臣不读书的浅陋表现。○关于称作“太” 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都是随着子孙的称号而说的。《汉书·孝元傅昭仪传》记载，昭仪起初是【原文“亻▯亻予”，疑为“婕妤”】，皇上宠爱她，想使她在后宫中享有特殊地位；因为【原文“亻▯亻予”，疑为“婕妤”】生的儿子被封为王，而皇上还在世，所以不能称太后，于是改称昭仪，地位在【原文“亻▯亻予”，疑为“婕妤”】之上。这就是说，父亲在世时不能称“太”。后来光武帝废黜郭皇后，封皇后的儿子刘辅为中山王，便立即称郭后为中山太后；刘辅改封沛王后，又称她为沛太后。父亲在世却称“太”，终究是不合常规的。○东汉被废的太子都得以保全 隋唐以后，太子被废黜，没有能够善终的；只有东汉的太子都得以保全。光武帝已经立儿子刘强为皇太子，后来他的母亲郭皇后被废，刘强心中不安，多次通过左右近臣恳切陈说，希望到藩国去，于是光武帝立儿子刘庄为皇太子，封刘强为东海王。光武帝认为刘强被废并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所以优厚地给予大封，赐给虎贲和旄头，待遇可比皇帝的车驾。刘强到封国后，多次上书请求退还东海王的封爵，又因为皇太子坚决推辞，光武帝没有答应。皇太子即位，就是明帝。刘强不久患病，明帝派中常侍、太医等前去诊视，并下诏让沛王刘辅（刘强的同母弟）等人前去探视。刘强去世时，明帝以特殊礼仪厚葬。章帝立儿子刘庆为皇太子，因为窦皇后嫉妒，诬陷刘庆的母亲宋贵人，于是连刘庆也废为清河王，另立儿子刘肇为皇太子。刘庆虽然年幼，却知道避嫌畏祸，章帝怜悯他，命令他的衣服、礼仪和俸秩都与太子相同。太子也极其友爱刘庆，入宫就同住一室，出行就同乘一车。太子即位，就是和帝，对待刘庆尤其优厚。刘庆谨慎恭敬、孝顺，自从被废以后更加畏惧，每次朝见陵墓和宗庙，常常半夜就整装等到天亮，并约束告诫属官，不得与诸王的车骑并行奔驰。和帝去世时，刘庆在殿前号哭，吐血数升。

译刘庆到封国后，便告诫属官要经常加以谋划劝诫，以免招致悔恨和过失。后来他的儿子刘祜入继帝位，就是安帝，当时刘庆还在世。刘庆去世后，追谥为孝德皇。安帝已经立儿子刘保为皇太子，后来刘保因谗言被废为济阴王。安帝去世时，刘保因为已经被废，不能登殿哭临灵柩，于是悲痛号哭，不肯进食，朝廷内外的臣僚没有不为他悲哀的。阎皇后迎立北乡侯刘懿即位，刘保因年幼而得以保全；北乡侯去世后，宦官孙程等人仍然迎立刘保即位，就是顺帝。这些都是已经做过太子、被废后仍能保全的人。这固然是因为明帝、和帝等皇帝对兄弟子弟友爱，也因为刘强等人在被废后处置得当，谨慎畏惧，所以消除了猜忌，免除了祸害。和帝的长子平原王刘胜，本来应当立为太子，因为久病不愈而没有被立。和帝去世后，邓太后于是立殇帝；殇帝去世后，又立安帝。当时刘胜还在世，也没有听说他因怨恨而招致祸患。大概从光武帝以及明帝、章帝以来，都崇尚儒学、重视道义，子弟深受孝友教诲，所以没有发生骨肉相残的变故。（按：西汉昌邑王被立为天子，后来被废为海昏侯，仍然得以善终，这说明西汉本来没有因废黜而杀人的事。） ●卷五 ○世代相传的经学 古人学习一种事业，往往世世代代相传，几十年、上百年都不衰败。大概善于治理家业的人的儿子，一定会学习制裘；善于造良弓的人的儿子，一定会学习编箕，这就是所谓的世业。工艺尚且如此，何况学士大夫的学术事业呢！现在考察周、秦以来，世代以儒术著称的人家，自然以孔圣的后代为第一。伯鱼、子思以后，子上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顺，顺任魏相。顺生鲋，鲋任陈涉的博士。鲋的弟子襄，汉惠帝时任博士，后来历任长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和安国；武生延年。安国、延年都因研治《尚书》，在汉武帝时任博士；安国做到临淮太守。延年生霸，也研治《尚书》，昭帝时任博士，宣帝时任大中大夫，教授皇太子经书；元帝即位后，赐爵关内侯，号称褒成君。霸生光，尤其精通经学，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朝，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太傅、太师，封博山侯，仍然常常召集门下学生讲习、询问疑难。（《孔光传》）霸的曾孙奋，年轻时跟随刘歆学习《春秋左氏传》，刘歆称赞他说：“我已经跟您【君鱼，奋的字】学到了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奋传》）安国的后代世代传授《古文尚书》和《毛诗》，其中有个叫子健的人，不在王莽朝廷做官。元和年间，子建的曾孙僖受封为褒成侯。僖的儿子长彦喜好章句之学，季彦也继承家学。（《僖传》）霸的七世孙昱，年轻时学习家学，被征召授官为议郎。从孔霸到孔昱，共有五十三人做过卿相、州牧、郡守，七人封为列侯。（《孔昱传》）从孔圣以后，经历战国、秦以及两汉，没有一个时代不以经义为业；这些都见于前、后《汉书》，这是儒学传承最久的一家。其次是伏氏。伏胜用《尚书》教授学生以后，后代中有名叫理的人，成为当时的名儒。他的儿子湛，年轻时传授家学，受教者常有数百人。湛的弟弟黯，精通《齐诗》，改订章句。湛的侄子恭，传承伏黯的学说，把伏黯的章句删减为二十万字。湛的儿子翕，翕的儿子光，光的儿子晨，晨的儿子无忌，也都传承家学。顺帝时，无忌奉诏与议郎黄景校订中书所藏的五经及诸子百家之书。桓帝时，又和崔【原文“▯”】等人共同编撰《汉记》。他又自行采集古今史事，删削编纂其中的重要内容，称为《伏侯注》。伏氏从伏生以后，世代传授经学，清静自守，不与人争，东州人称他们为“伏不斗”。这一家经历两汉四百年，也是儒学传承最久的一家。（《伏湛传》）再次是桓荣。桓荣凭借深厚的学问教授明帝经书，被封为关内侯。明帝即位后，亲自举行养老礼，以桓荣为五更，尊崇备至。他的儿子郁，在章帝还是太子时，又入宫教授经书。和帝即位后，因为年少，应该学习经学，桓郁又在宫禁中侍讲，总共教授了明帝、和帝两位皇帝。此前桓荣接受朱普的章句四十万字，桓荣删减为二十三万字，桓郁又删省为十二万字，因此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郁的次子焉，又因为通晓经书、品行笃厚，教授安帝经书。顺帝还是太子时，桓焉又任少傅教授经书，也教授了两位皇帝。桓焉兄长的孙子彬，也因文学才华与蔡邕齐名。（分别见各人的传记。）总计桓氏的经学在东汉一朝都很著名，比孔、伏两家传承的时间稍短；然而桓氏一家三代都因通晓经书而成为帝王的老师，而且达到五位皇帝，这又是孔、伏两家所不能相比的。○四代都做三公 西汉韦氏、平氏连续两代做宰相，已经属于罕见之事。（韦贤在宣帝时任丞相，他的儿子韦元成在元帝时也任丞相。邹、鲁一带有谚语说：“黄金满【原文‘ぷ’，疑有OCR错误】箱，不如教子学习一部经书。”又有平当任丞相，他的儿子平晏任大司徒；当时已经把丞相改称为大司徒，大司徒就是宰相。《平当传》说，汉朝兴起以来，只有韦氏、平氏父子做到宰相。）东汉则有历代都担任三公的人家。杨震任太尉，他的儿子杨秉接替刘【原文“▯”】任太尉；杨秉的儿子杨赐接替张温任司徒，又接替张温任司空；杨赐的儿子杨彪接替董卓任司空，又接替黄琬任司徒，接替【原文“▯于嘉”】任司空，又接替朱俊任太尉、录尚书事。从杨震到杨彪共四代，都任过三公。袁安任司空，后来又任司徒；他的儿子袁敞和袁京都任司空，袁京的儿子袁汤也任司空，后来历任太尉，封安国亭侯；袁汤的儿子袁逢也任司空，袁逢的弟弟袁隗在袁逢之前任三公，官至太傅。所以臧洪说，袁氏四代出了五位三公，比杨氏多一位三公。自古以来世族兴盛，没有比这两家更盛的了。范蔚宗说，西京的韦氏、平氏若与他们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确实可以说只是罕见的小事。而且这两家世代都凭声望和德行闻名，成为国家世代的臣子，并不只是凭借名位和门第互相夸耀，这就更加难得了。于定国任丞相，他的儿子于永任御史大夫。（这是两代人担任三公。西汉的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称为三公。） ○东汉崇尚名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