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晋代张辅评论《史记》和《汉书》的优劣，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只有五十多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情却有八十多万字，并以此判定两人的高下。然而，不能据此作出定论。大概司马迁喜欢叙述事情，至于经学方面的文章、治理政务的策略，大多不收入，所以文字简略。班固则凡是有关于学问、涉及政务的文字，都一一记载，这就是他的书卷篇幅较多的原因。如今把《汉书》各传和《史记》对照，其中有很多是《史记》没有而《汉书》增载的，都是治理国家、对现实有用的文章，因此不能因为篇幅繁多就批评为冗长。下面摘录列出。《贾谊传》中，《史记》把贾谊和屈原合并列传，因为他才华很高却遭贬谪，和屈原相似，所以收录了他的《吊屈赋》《▯鸟赋》，但竟然没有记载《治安策》。考察这篇策文，内容都关系到治国之道，涉及处理政事、统理万物，也切合当时的形势；文帝还多次采用其中的意见，怎么能遗漏呢？《汉书》把全文都记载下来。《晁错传》记载了他的《教太子》一篇奏疏、《言兵事》一篇奏疏、《募民徙塞下》等奏疏，以及一篇《贤良策》，都关系到国家大事和国计民生。《路温舒传》记载了《尚德缓刑疏》。《贾山传》记载了他的《至言》。《邹阳传》记载了他劝谏吴王刘濞不要谋划邪谋的一封书信。《枚乘传》记载了他劝谏吴王不要谋逆的一封书信。《韩安国传》记载了他和王恢讨论讨伐匈奴的事情。王恢主张用兵，韩安国主张和亲，双方反复辩论，共有十多次，所谈的都是边疆大计。《公孙宏传》记载了他的《贤良策》、担任待诏时上奏的一篇书，以及皇帝答复的一道诏书。以上这些，都是《史记》没有而《汉书》特意记载的。武帝以后各传中，也有很多记载有用的章奏。《韦玄成传》记载了他讨论宗庙礼制的文章，根本依据是经义，可以作为后世的准则，并且连同匡衡、王舜、刘歆等人所论述的宗庙制度也一并记载。考察可知，匡衡等人都是韦玄成以后的人，和韦玄成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他们在礼制问题上相互阐发，所以一并记在《韦玄成传》中。《匡衡传》记载了他所上密封奏事：元帝时论述教化的根本，成帝时论述燕私之事的弊害，都关系到君主的德行。总的来说，《汉书》所记载的文章都是有用的文章。至于《司马相如传》所载的《子虚赋》《喻蜀文》《谏猎疏》《宜春宫赋》《大人赋》（《史记》也有记载），以及《扬雄传》所载的《反离骚》《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法言》的序和目录，这些虽然与经学和政治没有关系，但班固本来就以写赋见长，内心喜爱这些作品，实在舍不得删去。这固然是文人的习气，但也可以成为后世辞赋的祖宗。

译○《汉书》增加的传记 《汉书》在武帝以前，对王侯、公卿都采用《史记》的旧文；其中有些人物《史记》没有立传，《汉书》则增立传记，现列举如下。《史记》没有《吴芮传》；蒯通附在《韩信传》中，伍被附在《淮南王传》中，《汉书》则都另立传记。《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但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炅王建都没有传，赵幽王友附在《楚元王世家》中。然而他们都是高帝的儿子，怎么能遗漏呢？《汉书》都分别为他们立传。景帝的儿子中被封为王的有十三人，《史记》把同母的王合为一宗，写成《五宗世家》。《汉书》则为十三位王分别立传；其中《河间献王传》详细叙述他喜好古代制度、敬爱儒生，所积藏的书籍和汉朝宫廷相等。《鲁共王传》叙述他喜欢营造宫室，毁坏孔子的旧宅，扩大自己的宫殿，因此得到墙壁中的古书。《史记》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史记》把张骞附在《卫青传》后，只简略记了几句话，却在《大宛传》中详细叙述他的事迹；《汉书》则另立《张骞传》。《史记》把李陵附在《李广传》后面，只说李陵率领步兵、骑兵五千人，从居延出兵，和单于交战，杀伤匈奴一万多人。军粮用尽，准备返回时，匈奴包围了李陵，李陵投降匈奴，他的部队于是覆没，能够回来的人只有四百多人。大概司马迁因为李陵的事情而获罪，所以不敢多加辨白。《汉书》特意为李陵立传，详细叙述他的战功，写得极有文采，还记述司马迁向皇帝进言的话，为司马迁加以剖析辩白。《史记》没有《苏武传》，大概是因为司马迁在世时苏武还没有回来。《汉书》为苏武立传，叙述安排很精彩，千年以后读来仍然富有生气；和《李陵传》合起来，形成慷慨悲凉的气势，即使司马迁亲自写，恐怕也不能超过它。魏禧说班固在体例上严密，却把文章写得工巧专门归于司马迁，不知道班固的文章写得好，大概也不比司马迁差。○《汉书》增加的事迹 《韩信传》中，记载韩信贫困时安葬母亲，选择高而干燥的墓地，估量墓地旁边可以安置一万户人家。《史记》把这件事写在赞语中，《汉书》则叙述在本传内。又增加了汉王派韩信攻打魏豹时，韩信问郦食其：“魏国莫非任用田叔做将领了吗？”郦食其说：“是柏直。”韩信说：“不过是个小子罢了。”于是进兵。又增加了韩信俘获魏豹以后，派人请求汉王，希望增加三万兵力，向北攻取赵国，向东攻打齐国，截断楚军的粮道，再和大王在荥阳会合；汉王立即给了他三万兵力。《史记》只说：“汉王派张耳和韩信向北攻打赵国、代国。” 《楚元王传》中，《史记》只记载楚元王的封国、出生和死亡，以及子孙承袭王位的事情。《汉书》增加记载，楚元王年轻时曾和穆生、申生、白生一起向浮邱伯学习《诗经》，后来跟随高祖在军中，能够出入高祖的内室。被封为楚王后，又派儿子郢到长安，和申公继续跟随浮邱伯完成学业。申公喜好《诗经》，形成《鲁诗》一派；楚元王次于申公，他所传的《诗》被称为《元王诗》。还记载了他的孙子戊继承王位，起初为穆生设置甜酒，后来终于让申公等人受胥靡之刑等事情。《萧何传》中，《汉书》增加记载，项羽违背约定，把沛公封在巴蜀，立为汉王。汉王大怒，想攻打项羽，萧何极力劝说不可，于是汉王前往封国。《王陵传》中，《史记》记载吕后想让吕氏诸人封王，询问王陵，王陵说：“不可以。”又询问陈平，陈平说：“可以。”《汉书》增加了王陵责备陈平背弃高帝先前约定的话，以及陈平为自己辩解的话。淮南王刘安喜好文学和神仙之事，他起初本来是贤明的诸侯王。《史记》的《淮南王世家》开头就叙述他因父亲厉王去世而怨恨不满、想要反叛，起初并没有叙述他的贤行；连他劝谏讨伐南粤的那篇最值得流传的文章，也只是载入《严助传》，而《淮南王世家》中没有记载。《汉书》则增加记载他喜好学习，撰写《内书》二十一篇、《外书》很多篇、《中书》八篇，内容是神仙和黄白之术。武帝喜好文章，每次写答复的书信，都一定让司马相如等人起草。还记载了刘安入朝、献上赋颂等事情。《石庆传》中，《汉书》增加了武帝责备丞相的一道诏书。《李广传》中，《汉书》增加了李广斩杀霸陵尉后自我弹劾、武帝不加责罚反而下诏褒奖的内容。《卫青传》中，《汉书》增加了这样的记载：卫青起初是平阳公主的骑奴，后来显贵成为大将军；平阳公主因丈夫曹寿患有恶疾，应该另行改嫁，便询问身边的人和列侯中谁贤能，身边的人都回答说大将军。公主笑着说：“他常常骑马跟随我，怎么能用他做丈夫呢？”身边的人说：“如今他尊贵无比。”于是公主便嫁给卫青。考察此事，本来在褚少孙补写《外戚世家》的遗事之中，司马迁当时亲眼见到这件事，却没有把它写入卫青传，大概是那时卫青正处于显贵盛势，不敢直写以招致怨恨。《汉书》大概就是取用了褚少孙补写的内容。《公孙弘传》中，《汉书》增加了公孙弘死后继任丞相的人，其中李蔡等十多人全都被诛杀，只有石庆得以善终，正是用来显示公孙弘善于取得皇帝信任。《郑当时传》的末尾，《汉书》增加了翟公罢官后宾客全都离散，后来他重新做官，过去的宾客又将要来访，于是他在门上题写“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等话。这些话本来是《史记》引用来作赞语的，已经没有多少关联，而《汉书》却把它增入《郑当时传》中，就更让人觉得没有意义。○《汉书》记恒山王 《汉书·吕后纪》记载：孝惠帝的张皇后没有儿子，便从后宫美人中抱来一个儿子，杀掉他的生母，给他命名，并立为太子。孝惠帝去世后，太子即位，太后临朝称制。她立孝惠帝后宫的儿子强为淮阳王，立不疑为恒山王，立弘为襄城侯，立朝为轵侯，立武为壶关侯。过了四年，皇帝自己知道并非皇后的儿子，而且自己的生母已被杀，便发出怨言，太后于是废黜他，使他幽禁而死，改立恒山王弘为帝。太后去世后，大臣认为弘和他的三个弟弟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于是把他们一同诛杀。《恩泽表》《五行志》都说，他们全是吕氏的儿子。《周勃传》也说：吕后用计把别人的儿子冒充为孝惠帝的儿子，杀掉他的生母，让孝惠帝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按照前面所记，强等人是孝惠帝后宫的儿子；按照后面所记，他们又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这已经属于记载相互矛盾。况且前面记载的恒山王是不疑，弘却是襄城侯；后面忽然又说立恒山王弘为帝，更加不清楚。根据《史记》，襄城侯原名山，因为常山王，也就是恒山王不疑去世，便把山改封为常山王，改名为义，后来又立他为帝，再改名为弘，这样才完全明白。这虽然只是小事，也可以看出《史记》记载的严密。○《汉书·武帝纪》的赞语不谈武功

译《汉书·武帝纪赞》称颂武帝说：“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兴办太学，整治郊祀，改定正朔，确定历法，协调音律，创作诗乐，举行封禅，接续周朝后裔；号令文章，光明显著，值得记述，后代能够遵循宏大的功业，具有三代的风范。以武帝雄才大略，如果不改变文帝、景帝的恭谨节俭，即使是《诗》《书》所称道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他了。”这些话专门赞扬武帝在文事方面的成就，对武功却一字不提。试想武帝的雄才大略，正体现在武功上。因为匈奴屡次入侵，便派卫青七次出塞，攻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郡。公孙敖修筑受降城，徐自为修筑五原塞，绵延一千多里设置亭障，直到卢朐，并迁徙贫民来充实那里。又派霍去病六次出塞，攻打匈奴右地，使浑邪王投降，在令居以西修筑城塞，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又派李广利征伐大宛，杀死大宛王母寡。从敦煌向西直到盐泽，修建亭障，在轮台、渠黎屯田。这些是向西、向北开拓疆域。又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攻取南粤，把那里设置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这是向最南方开拓疆域。又派杨仆和横海将军韩说等攻打东越，东越人杀掉他们的王余善而投降，于是把东越的百姓迁徙到江淮地区，使东越原地空虚。这是向东部边境开拓疆域。又派唐蒙、司马相如去劝说晓谕西南各少数族群，随后派中郎郭昌、卫平等平定南夷，把▯柯设置为▯柯郡，把邛都设置为越隽郡，把▯都设置为沈黎郡，把冉▯ζ设置为文山郡，把白马设置为武都郡。夜郎王、滇王先后入朝，把滇地设置为益州郡。这是向西南开拓疆域。又派杨仆和左将军荀彘攻打朝鲜，把那里设置为真番、临屯、乐浪、元菟四郡。这是向东北开拓疆域。又派张骞等人沟通西域，西域三十六国的君长都仰慕汉朝教化，入朝进贡。这是向最西方开拓疆域。其中有些地方原本属于秦国，后来沦入外国，武帝又恢复了它们，例如朔方、朝鲜、南越、闽越；秦代虽然已经使它们归属内地，但不过是以羁縻方式附属，直到武帝时才在那里正式设置郡县。还有一些地方是秦代原本没有而新近开辟的：西北有酒泉、敦煌等郡，南方有九真、日南等郡，西南有益州等郡；至于西域三十六国，更是秦代从未听说过的地方。统计武帝开辟的疆土，与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西域的交通当时还没有与中国形成多大关系，但其余增加的土地永远成为中国的四方边界，千秋万代都享受它们带来的利益。因此宣帝时期，韦玄成等人商议，认为武帝功业丰盛、功烈伟大，奉他为世宗，使他的庙永远不被毁弃。然而班固却一概抹杀这些功业，并说武帝不能效法文帝、景帝的恭谨节俭，反而把开疆拓土说成错误的计策。这大概是因为武帝穷兵黩武，使中国疲敝来对付四方夷族，在当时确实是天下的大害。因此宣帝时议论建立庙乐，夏侯胜已经说过“武帝杀戮士卒太多，耗尽百姓的财力，天下空虚损耗”的话。到了东汉初年，议论者仍把这件事当作警戒，所以班固的赞语才这样写。他的《西域传赞》也说，光武帝关闭玉门关，拒绝外国朝贡，即使是大禹记述西戎、文帝斥退献来的千里马，也几乎没有超过光武帝的地方。他的立论仍然是这个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年〕 ○汉代皇帝多在生前自立庙 西汉各代皇帝中，许多人在生前自行建立庙宇。《汉书》本纪记载，文帝四年，修建顾成庙。注释说：这是文帝为自己修建的庙，规模狭小，好像一抬头就可以望见建成似的。贾谊的策论中说“让顾成庙成为天下的太宗”，指的就是这座庙。景帝的庙称为德阳，武帝的庙称为龙渊，昭帝的庙称为徘徊，宣帝的庙称为乐游，元帝的庙称为长寿，成帝的庙称为阳池。这些都见于《汉书》的注释。○汉初平民出身的将相格局 汉初的各位大臣中，只有张良出身最高贵，是韩国丞相的儿子。其次是张苍，曾任秦朝御史；叔孙通，曾任秦朝待诏博士。再其次是萧何，曾任沛县主吏掾；曹参，曾任狱掾；任敖，曾任狱吏；周苛，曾任泗水卒史；傅宽，曾任魏国骑将；申屠嘉，曾任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人，全都是平民。樊哙是屠狗的人，周勃是编织薄曲、吹箫为丧事服务的人，灌婴是贩卖丝织品的人，娄敬是拉车的人；一时的人才都出自这些人之中，后来做到将相，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大概秦、汉之间是天地间一个巨大的变局。自古以来都是分封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卿大夫也世代承袭官职，成例相沿，人们把它看作理所当然。后来积累的弊病日益严重，暴君荒主既然残酷地役使百姓，毫无止境，强臣大族又不断篡位弑君，祸乱不止。后来合并成七国，更加专事战争，尸横遍野，局势不得不改变；但延续了几千年的世袭诸侯、世袭卿大夫的格局，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于是先从下层开始变化。游说方面，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人徒步出身而做到丞相；征战方面，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人以平民身份做到将领。这已经开创了后世平民做到将相的先例，但兼并天下的力量仍掌握在拥有国家的人手中；上天当时正借助他们的力量来完成统一，本来不可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扫除，让一个平民直接拥有天下。于是纵使秦始皇消灭了六国，也只是由此开启统一的格局。假如秦始皇当时施行政令、施行仁政，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那么祸乱就不会兴起；这样，下面虽然没有世代享有禄位的大臣，上面却仍然是承继帝位的君主。只是他威势残暴，毒害百姓，人人都希望发生乱事，天下沸腾，草野之民争相奋起，于是汉高祖以平民身份起兵，与群雄争斗而确立唯一的尊位。他的君主起自平民，他的臣下也大多是逃亡者和无赖之徒，靠建立功勋取得将相之位，这正是气运所造成的。上天的变局，到这时才真正确定。然而楚汉之际，六国仍各自拥立后代，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广、田安、田市等人。即使是汉朝所封的功臣，也先分割土地封彭越、韩信等人为王，后来又分封国家封绛侯、灌婴等人为侯。大概是因为人们习惯于看到前代分封的旧例，所以不能立即改变。可是不到几年，六国诸王全都败亡，汉朝所封的八个异姓王中，也有七人全都败亡。

译由此可知，人们的习惯仍然拘泥于旧有见解，而上天的意图已经换成了另一种新格局，所以清除这些旧制度很容易。当时仍然有把皇帝的子弟分封到各国的做法；等到七国反叛以后，又严格制定对诸侯王的禁令，诸侯国的官吏全都由朝廷任命，诸侯王只能收取租税来生活，而且又有许多人因事情获罪而失去侯爵。这样，三代世袭诸侯、世袭卿大夫的遗法才彻底荡然无存，终于形成了后世以征辟、选举、科目和杂流人才治理天下的局面。这难道不是上天的作用吗！○汉初诸侯王自行设置属官 《汉书·齐悼惠王传赞》说：高祖刚平定天下时，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他们可以自行设置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汉朝中央只替他们设置丞相而已。这可以看出当时法制的疏阔。现在考察齐悼惠王刚受封时，可以自行设置二千石官员。《悼惠传》这说明二千石官员可以由诸侯王自行任命。田叔为人廉洁正直，赵国丞相向赵王张敖推荐他，张敖便任命他为郎中。《田叔传》这说明郎中也可以由诸侯王自行设置。薄昭给淮南厉王的信中说：“大王驱逐汉朝所设置的丞相和二千石官员，请求自行设置，皇帝降低法令标准答应了你。”这说明连丞相也可以自行设置。薄昭的信中又说：“如今诸侯王的儿子中担任官吏的，由御史主管；担任军吏的，由中尉主管；出入宫殿门的，由卫尉、大行主管；从蛮夷地区归附而来的，由内史、县令主管。”如▯说：“御史以下都是诸侯王的官。”这说明诸侯王拥有这类官员来主管各种事务。到了景帝时期，梁孝王的属官韩安国担任梁国内史，孝王却想任用公孙诡担任内史，窦太后下诏不许。这时已经是在七国反叛之后，所以禁令稍微严格了些。武帝因为衡山王骄纵放肆，便替他设置二百石以上的官吏，禁令就更加严密了。后来又制定了左官、附益、阿党等法律，诸侯王只能收取租税来生活，贫穷的甚至要乘坐牛车。《悼惠传赞》这说明法制先是宽疏，后来逐渐严密，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武帝的年号是在元狩以后追补建立的 古代原本没有年号，即使改元，也不过是说某年改作元年。例如汉文帝十六年，因为新垣平的侯爵封国中一天两次出现日食，被认为是吉祥，于是把第二年定为后元元年。景帝即位第七年，把第二年改为中元元年；又在中元五年，把第二年改为后元元年，就是这样。到了武帝才开始创立年号，朝廷内外上下都便于记载，实在是万世不变的好制度。但武帝并不是刚登基就建立年号。根据《史记·封禅书》，武帝六年，窦太后去世。第二年，征召文学之士。又过了一年，到雍地举行郊祀，观看五▯。此后只说“后来”“后来”，而不注明是哪一年。下面又说，过了三年，有关官员说，元应该用上天降下的祥瑞来命名，不应当用一、二这样的数字排列。第一个年号称为建元，第二个年号因出现长星而称为元光，第三个年号因郊祀时得到一只独角兽而称为元狩。由此可见，武帝到元狩时才正式建立年号；此前所谓建元、元光等名称，是元狩以后重新制定的美好年号，用来追记那些年份。否则，武帝六年就应当写成建元六年；下文所说的第二年、又第二年，也完全可以写成元光几年、元朔几年，岂不是简便明白吗？可是史书却只说第二年、后来一年，为什么呢？又考察武帝时期，从建元到元封，每六年改一次年号；从太初到征和，每四年改一次年号。征和四年以后，只改称后元年，不再另立年号，大概是武帝也将要去世了。○汉代儒生谈论灾异 上古时期，人们看待上天非常亲近。等到人事日益繁多，虚伪诈巧日益兴起，于是人与上天一天天疏远，这也是形势所决定、无法避免的事。单就六经来说，《易》最早出现，其中所说的全是天道。《尚书》其次，《洪范》一篇全面讲述“五福”“六极”的征兆，其他诏令告诫也无不把“顺从善道”“背逆正道”作为吉凶的依据。到了《诗》《礼》《乐》在商、周时期兴盛，内容已经多详述人事，而天人感应的道理略少了，像“正月繁霜”一类的作品，也不是常常见到。只有《春秋》记载人事，同时记载天变，大概仍是三代以来记载历史的古法，并不是孔子创立的。战国纷争，彼此崇尚欺诈和武力；到了暴虐的秦朝，天理几乎灭绝。汉朝兴起后，董仲舒研究《公羊春秋》，才开始推演阴阳，把它奉为儒学宗旨。宣帝、元帝以后，刘向研究《谷梁传》，推数祸福，又用《洪范》来附会说明《五行志》序；此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渐渐显得亲切。看《五行志》所记，天象每发生一种变化，必定对应验证一件事情，并据已经发生的事推测未来。虽然其中不免有牵强附会，但也不能说全是空话。昌邑王做皇帝时无道，多次微服出行，夏侯胜进谏说：“长久阴天而不下雨，说明臣下有人谋划对付皇上。”当时霍光正和张安世谋划废立皇帝之事，怀疑是张安世泄露了消息；其实张安世并没有说，于是召来夏侯胜询问。夏侯胜依据《洪范五行传》回答说：“君主不能使天下达到中正，天就以长期阴天作为惩罚；这时就会有下位的人谋划对付上位的人。”霍光、张安世大为惊恐。《胜传》宣帝将要祭祀昭帝庙时，旄头剑掉进泥中，剑刃朝向皇帝的车驾。宣帝命梁邱贺占筮，卦象说有兵变谋划，不吉，皇帝于是返回。后来果然发现任宣子藏在庙中，想等皇帝到来后发动叛逆，事情败露后被处死。《贺传》京房按照《易》的六十四卦轮流值日掌事，把风雨寒暖作为征候，各自都有占验。他常常事先上疏说明将要发生的事情，近的有时在几个月内应验，远的有时在一年之后应验，没有不多次应验的。《房传》翼奉认为，成帝只亲近异姓大臣，是阴气太盛；阴气到了极点就会产生阳气，恐怕反而会发生火灾。没过多久，孝武园的白鹤馆果然发生火灾。《奉传》这说明汉代儒生谈论天象，确实能够在人事上得到验证，所以那些上疏的人都说得深切明白，不再有所忌讳。翼奉说，人的气机在内部发生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天变便显现在星象和气象上。

译这就像人的五脏六体一样：内脏有病，气色就显现在脸上；身体有病，面貌就会表现出欠身、伸懒腰等变化。李寻说，太阳运行失去常度，ㄙ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出现，是受到女宠进言牵制的征兆；在日出以后出现，是近臣扰乱政事的征兆；在正午出现，是大臣欺骗诬陷的征兆；在日落时出现，是妻妾操持、役使事务的征兆。孔光说：“君主不能使天下达到中正，灾祸的征兆就会接连到来。”《洪范五行传》说：会出现日月运行错乱等各种变异。说得最为切近的，莫过于董仲舒。他认为，国家将要发生失道的败亡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以此显示天心的仁爱，爱护君主，希望制止他的祸乱。谷永也说，灾异是上天用来警戒君主过失的，就像严厉父亲明白的训诫；如果改正，灾祸就会消除，不改正，灾罚就会到来。这些说法都是援引天道来证明人事，好像丝毫都不会有差错。当时的君主也常常因灾异而恐惧。例如成帝因为灾异而采纳翟方进的意见，于是把宠臣张放调出京城，赐给萧望之爵位，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为何武的意见，提拔任用辛庆忌。哀帝也因灾异而采纳鲍宣的意见，征召任用彭宣、孔光、何武，同时罢免孔宠、息夫躬等人。他们看待天象，仍然认为天人之间有互相感应的道理，所以用实际行动回应，而不是只在文字上应付。到了后世，机巧智谋竞相兴起，权术受到推崇，仿佛天下的事情都可以凭人的力量办成，而上天没有作用。即使有志于谋求治理的人，也只是详细讲求法制禁令，用来防范人为的事情，不再有向上天寻求灾异根源的意思。所以自汉代以后，不再有人援引灾异来规劝时政。间或遇到日食而下诏求言，也只是照例奉行旧事；在人们的情感和见解中，只觉得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空旷辽阔的上天与人毫无关系。难道不想想孔子编修《春秋》时，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恒星不见及星星像下雨一样陨落一次、火灾十四次，以及五次陨石坠落、六次〔疑字〕倒飞、麋鹿成群、出现蜮、鸲鹆来筑巢、白天昏暗、大雨夹雹、下雨时结木冰、李梅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八月霜冻杀死豆类等，大书特书，不止一处；如果这些事与人无关，那么圣人又何必耗费这么多笔墨呢？《汉书·艺文志》中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因此凡是谈论《五行传》的人，都认为是刘向所作。然而《汉书·五行志》先引用“经曰”，那是《洪范》的正文；接着引用“传曰”，颜师古起初没有注明是谁所作。现在考察夏侯胜引用《洪范五行传》来回答张安世的事，可知武帝末年已经有这部书，并不是从刘向才开始的。汉代谈论阴阳灾异的人，只有眭孟与夏侯胜同时代，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都在夏侯胜之后。（见《眭弘等传赞》。）那么夏侯胜所引用的书，必定不是这些人所作。在夏侯胜以前的人，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而董仲舒关于阴阳的学说本于《春秋》，不是出于《洪范》；如今董仲舒所著《繁露》完整存在，其中起初没有推演五行的内容。至于《尚书》，虽然从景帝时由伏生传授，但伏生也没有讲《洪范》的灾异；他的弟子所作《尚书大传》中，也没有五行的说法。只有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学生，通晓阴阳，曾预先说柏梁台会发生灾异，到预定日期果然应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非常重视夏侯始昌。这样看来，夏侯胜所引用的《洪范五行传》，大概就是夏侯始昌所作；后来刘向又加以推演，写成十一篇。○汉代重视日食 汉文帝下诏说：“君主没有德行，上天就用灾异警示他。今天日食恰好出现在天空，什么灾祸能比这更大呢？”汉宣帝下诏说：“上天显现异常，是在警戒我自身。”光武帝下诏说：“我的德行浅薄而招致灾祸，日月出现谴责的征象，我战栗恐惧，还能说什么呢！现在正思考自己的过失，希望可以消除这些罪咎。命令百官各自上呈密封奏事，凡上书者不得谈论圣上。”汉明帝下诏说：“我奉承祖先的基业，没有施行什么善政，日月出现亏蚀，彗星孛星显现在天空；虽然早晚勤勉思考，但才智能力有所不及。如今这些变异，假如有什么可以挽救的，凡进言论事的人都不要有所忌讳。”又下诏说：“我因为没有德行，使下民产生怨恨，又在上天那里惊动日月星辰；日食的变异，灾祸尤其重大，《春秋》及图谶所说的，正是最严厉的谴责。我长久思考这种罪咎，责任在我一人。”汉章帝下诏说：“我的德行不足，在上累及日月星辰，我战栗不安，内心极其痛苦。前代的圣明君主广泛思考、征询意见，曾有开启匮藏、使风回转的应验。如今我这个小子，只是徒然忧惨罢了。”以上这些诏书，都是有道德的君主、太平时代的诏书，尚且遇到灾异便如此恐惧。至于西汉成帝建始三年、何平元年、永始二年的诏书，哀帝元寿元年的诏书，以及东汉和帝永元六年的诏书，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把灾异当作忧虑。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发生日食时，三公也都摘下帽子自我弹劾。大概汉代距离上古还不远，经书和传注中垂示警戒的话，由师友相互传授。例如孔光论说：“太阳是众阳的宗主，是君主的表征。君主的德行衰微，日食就会作为回应。”谷永认为正月初一发生日食，正是兵乱将要兴起的征兆。刘向还认为《春秋》所记日食三十六次，是弑杀君主三十六次的应验。郑兴也上疏说：“上天违背时令就成为灾害，大地违背万物常性就成为妖异。如今正值孟夏，本应纯是乾阳之气，阴气却尚未发动，这种灾害尤其严重。”马严也上疏说：“太阳是众阳之长，日食是阴气侵凌太阳的征兆，是阴气强盛而凌驾阳气的象征。”丁鸿也认为这是臣下凌驾君主的象征。这些说法大都是圣贤传下来的论述，目的在于修养德行、消除灾害，起初并不认为日食只是日月运行、星宿度数的正常现象，与人事无关。○汉代诏书多有恐惧之辞

译文帝下诏说：“我因为不聪敏、不明察，却长久统治天下，自己非常惭愧。”又下诏说：“近来连年歉收，我对此非常忧虑。我愚昧而不明察，不能通晓灾祸的原因。”元帝下诏说：“百姓极其困苦，盗贼同时兴起，这都是因为我不明察，政治有所亏失，过失才达到这种地步。我深感羞耻，作为百姓的父母，却如此薄待他们，还拿什么面对百姓呢！”又下诏说：“我〔原文此字疑误〕对于王道，所见无不迷乱，所听无不疑惑，因此政令多有违失，民心还没有得到。”东汉明帝下诏说：“我承受大命，继承帝位而遵守成法，不知道农事的艰难，恐怕有所废弛失误。我就像涉过深渊和冰面却没有船只和舟楫，实在要依赖有德之人辅佐我这个小子。”又下诏说：“近来水旱灾害不合时令，边地百姓粮食缺乏，政治失误在上，而百姓承受了它的祸患。”章帝即位时下诏说：“我没有德行，却承受大业，早晚战栗恐惧，不敢荒废安逸；可是灾异仍然出现，并且与政事相应。我既不明察，对治理之道涉猎日少，又有选举不合实际、庸俗官吏伤害百姓、官职耗乱、刑法不合适等问题，难道能不忧虑吗！”岐山得到铜器，皇帝下诏说：“如今上面没有贤明的天子，下面没有贤能的方伯，百姓没有善性，彼此怨恨一方，这件器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 和帝下诏说：“我奉承宏大的功业，但阴阳不调和，水旱失去常度，却还没有得到忠诚的言论、深远的谋略和用来匡正挽救的办法。我日夜长叹，因而深感忧痛。”又下诏说：“近年年成不好，百姓空虚贫乏；京师去年冬天没有雪，今年春天没有雨，百姓流离失所，困顿在道路上。我痛心疾首，不知道怎样救济他们，抬头仰望昊天，难道如今的人有什么罪过吗？”安帝下诏说：“我因为没有德行，不能兴起和气、降下善应，灾异纷纷发生，盗贼肆意横行，百姓贫乏，疲于征发。我因为不明察，治理失去中道，也还没有得到忠良之士来辅佐我弥补政事的缺失。”顺帝下诏说：“我涉猎治道的时间很少，政事失去中正，阴阳之气隔绝，盗贼肆意暴虐；我忧愁困苦，长久叹息，〔原文此字疑误〕仿佛头痛一样。”以上这些诏书，虽然都出自继承帝位、守成守文的君主，不能具有高祖、武帝那样的英气，但都小心谨慎、敬畏戒惧，所以大多能够承受祖业而安定。两汉衰败时，只有平庸的君主而没有暴虐的君主，也就是家风造成的。○汉代按照经义审断事情 汉初法制还不完备，每逢重大事情，朝臣可以援引经义来折中判断是非。比如张汤任廷尉时，每次审决重大案件，想要依据古义，于是请求选取研治《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补任廷尉史，审理疑难案件并上奏议定。（《汤传》）倪宽任廷尉掾时，用古义审断疑难案件，奏上后总是得到批准。（《宽传》）张敞任京兆尹时，每逢朝廷举行重大议论，张敞援引古今事例来裁处适宜之策，公卿都佩服他，这些都见于本传。如今各传中所见的事例是：宣帝时，有一个男子到宫阙，自称是卫太子，满朝没有人敢发言；京兆尹隽不疑到来后，立即下令把他捆绑起来。有人认为事情的是非还不能确定，隽不疑说：“从前蒯聩违背君命出逃，卫国就拒绝接纳他，《春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卫太子得罪先帝，已经是罪人了。”宣帝和霍光听说后说：“公卿应当任用通晓经术、明白大义的人。”（《不疑传》）匈奴发生大乱，议论的人便想发兵消灭它。萧望之说：“《春秋》记载士丏侵伐齐国，听说齐侯去世，便带兵返回，君子称许他不攻伐服丧之国。如今应当派遣使者前去吊问，那么四夷听到这件事，都会佩服中国的仁义。” 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呼韩邪单于于是归附汉朝。（《望之传》）朱博、赵玄、傅晏等人上奏说，何武、傅喜虽然已经罢官退职，仍然应当削夺爵位。彭宣弹劾上奏说，朱博、赵玄、傅晏等人想要禁锢大臣，以专擅国权。诏书下达给公卿议论时，龚胜援引叔孙侨如想要专擅国政、在晋国诬陷季孙行父，晋人于是拘捕季孙行父，《春秋》认为这件事十分重大而记载下来。如今傅晏等人的职务已经成为祸乱的阶梯，应当治他们的罪。哀帝于是削减傅晏的封户，并追究赵玄的罪。（《朱博传》）哀帝宠爱董贤，竟把武库中的兵器送到他的宅第，毋将隆上奏说：“按照《春秋》的义理，臣下家中不能收藏铠甲兵器，这是为了抑制臣下的威势。孔子说：‘从三家的朝堂上取什么呢？’臣请求把兵器收回武库。”（《隆传》）贾捐之与杨兴迎合石显，上书推荐石显，反而被石显憎恨，于是下狱审讯定罪；他们援引《尚书》中的“谗说殄行”和《王制》中的“顺非而泽”，请求依法论罪。贾捐之于是被弃市，杨兴减死一等。（《捐之传》）这些都是没有成例可以援引，却援引经义来审断事情的例子。援引古义，固然难免牵强附会；后世每有一件事情便有一个成例，自然也不必再援引古事来证明今事，只是条例过多，最终竟形成一个胥吏掌握一切的天下，而经义完全成了空设。○贤良方正、茂材、直言等科多选举现任官员 汉代被举为贤良方正等科的人，大多不是从平民中选出的；如今从各传中看到的，贤良中只有公孙弘是由平民起用的。晁错当时已经是太子家令；董仲舒已经任博士；冯唐已经任骑都尉，后来回到家中，群臣举荐他为贤良，但冯唐年过九十，不能再任官；王吉已经任云阳令，被举为贤良后任昌邑中尉；贡禹已经任凉州刺史，因病离职，后来又被举为贤良，任河南令。这些都是贤良中已经做过官的人。杜钦被举为方正时已经任武库令；朱云被举为方正时已经任槐里令；孔光已经任议郎，被举为方正后升任谏大夫；盖宽饶也已经任郎，被举为方正，对策列为高等，也升任谏大夫；陈咸已经任九卿，罢官回乡后，被举为方正直言，任光禄大夫、给事中。这些都是方正中已经做过官的人。薛宣任不其丞时，被举为茂才，升任乐浪都尉；尹赏任楼烦长时，被举为茂材，升任粟邑令。这些都是茂材中已经做过官的人。至于孝廉的选举，名称虽然合在一起，但孝与廉并不相同；大致说来，被举为孝的人少，而被察举为廉的人多。例如平陵令薛恭，是本县以孝著称的人，却不能处理繁重复杂的政务。其他如赵广汉因察举廉吏而任阳翟令尹，翁归因举廉而任缑氏尉，后来又因举廉而任弘农尉，张敞因察举廉吏而任泉仓长，萧望之因察举廉吏而任大行治礼丞，王尊因察举廉吏而任盐官长，黄霸因察举廉吏而任太守丞，都是这样的例子。○汉代各王国各自使用本国年号纪年

译夏、商、周三代的诸侯，都各自纪年。孔子的志向在于尊崇天子，而编修《春秋》也按照鲁国国君的年次编年，大概是成例沿袭已久，即使圣人也不能改变。到了汉代仍然如此。《史记》记载诸侯王世家，纪年不用皇帝年号，而仍然按照诸侯王的年次记事。如《楚元王传》说，元王之子刘戊二十一年，就是景帝三年。又如《梁孝王传》说，梁孝王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去世，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再次入朝。最后说：梁共王三年，景帝去世。这是转而用侯国的年次记载天子的事情了。《汉书》也是如此。大概当时虽然已经实现大一统，但各国的记载仍然使用古代的方法。考察《汉书·齐悼惠传》：城阳景王刘章，孝文二年，以朱虚侯的身份与东牟侯刘兴居一起被立为王，二年去世，其子刘喜继承王位。孝文十二年，改封为淮南王。这又是用皇帝年号记载侯国的事情。○三老、孝悌、力田都是乡官的名称 汉文帝下诏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天下最大的顺德。努力从事农业，是谋生的根本。三老，是众多百姓的老师。应当按照户口比例设置固定名额。”章怀《后汉书注》说：“三老、孝悌、力田，都是乡官的名称。三老是高帝设置的，孝悌、力田是高后设置的。”但在当时，孝与悌又略有区别。文帝赐给三老和孝者每人帛五匹，赐给弟者和力田每人一匹。武帝赐给县三老、孝者每人帛五匹，赐给乡三老、弟者、力田每人帛三匹。元帝下诏，赐给三老、孝者每人帛五匹，赐给弟者、力田每人三匹。东汉章帝下诏说：“三老，是尊重年长者；孝悌，是美善的品行；力田，是勤劳的表现。赐给他们每人帛一匹。” ○汉代三公官制 汉代承袭秦代制度，设置丞相、御史大夫来处理朝政，称为二府。刘向所说的“如今二府上奏谄媚之人，不应当让他们居于官位”，指的就是这个。二府也称三公。晁错的父亲对晁错说：“很多人议论并怨恨三公。”父亲竟把儿子称为公，徐孚远说：“御史大夫就是三公。”晁错的父亲大概是以官职称呼他。又如汲黯对公孙弘说，身为三公却还盖布被；当时公孙弘任御史大夫，可见御史大夫已经被称为三公。掌管军事的官职称为太尉，武帝时改为大司马，并在前面冠以将军的称号。（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成帝采纳何武关于政事繁多、丞相一人事务过多而造成积压的意见，于是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丞相、大司马共同构成三公官。哀帝又把丞相改为大司徒。到了东汉光武帝，又把大司马改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被称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诏令大司徒、大司空去掉“大”字，所以刘昭《百官志》称太尉公、司徒公、司空公。这三公也称三司。安帝因旱灾和蝗灾下诏责备三公说：“三司的职责，是监察内外。”顺帝的诏书也说：“刺史、二千石官员的选任，都归三司负责。”邓骘以车骑将军的礼仪与三司相同，于是在三司之外又有“仪同”的称号，从邓骘开始。东汉各帝多在年幼时继承帝位，于是在三公之上又设置太傅录尚书事。例如和帝初年，窦太后临朝，以邓彪任太傅录尚书事；殇帝初年，邓太后临朝，以张禹任太傅录尚书事。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称四府，种▯上疏说“请敕令四府，分别举发近臣中亲属担任二千石而残暴贪污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至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本来是由太尉改为大司马后，再冠以这些将军称号；后来省去大司马而仍称太尉，那么将军的称号本来可以不再设置。然而自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接受遗诏辅政以后，此后外戚辅政者往往担任这一官职，于是大将军的权力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旧制度中大将军的地位在三公之下，明帝让弟弟东平王刘苍任骠骑将军辅政，因此其地位在三公之上，后来仍然改变制度而沿用这种安排。和帝初年，窦宪以大将军身份辅政，权势已经很盛，公卿迎合他的意旨，上奏说窦宪的地位应在太傅之下、三公之上。此后梁商、梁冀任大将军，都沿袭这一安排，所以顺帝关于举荐将帅、选拔勇武之士等诏书，都把大将军列在三公之首。整个汉代，外戚掌握权力时任大将军，老臣主持尚书事务时任太傅，否则通常不设置；只有三公一职始终担负宰相的职任。到献帝时，董卓自任相国。（相国又在丞相之上，萧何就是由丞相升为相国的。）但太尉、司徒、司空的官职仍然照旧。等到曹操掌握国政，担心有人分割权力，于是恢复汉初旧制，罢免三公官，只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并自任丞相，于是大权全部归于曹操。○因灾异罢免三公 考察《周官》所说的三公职务，本来是讨论治国之道、治理国家，以调和阴阳为职责。汉朝初年仍然重视这种说法。陈平对文帝说：“宰相，是在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使四时顺行，使万物各得其宜的人。”丙吉询问牛喘气的事，认为：“三公负责调和阴阳，如今正值春季，少阳之气当令，不应过于炎热，恐怕牛因暑热而喘气，这就说明时节失调，已经有所伤害。”魏相也上奏说：“臣充任宰相，阴阳尚未调和，灾害还没有停止，过错在我们这些人。”可见汉代三公的官员，还知道把调和阴阳作为自己的职责。因此一遇到灾异，便形成了用策书免除三公职务的制度。《徐防传》记载，徐防任太尉，与张禹共同参与录尚书事，后来因灾异和盗贼之事被策书免职，三公因灾异而被策免，是从徐防开始的。（《防传》）然而薛宣任丞相时，成帝的策书说：“灾异屡次出现，连年歉收，百姓饥荒，盗贼一同兴起。你身为丞相，却不能率先作出表率给四方看，交上丞相印绶，免职回去。”可见在徐防之前已经有这种制度了。又如▯《汉书注》说：“天象发生重大变化，天下出现大灾祸，就让侍中以上的官员尊养牛并赐给丞相，发布策书告谕灾祸过错，丞相当天便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