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本纪》：古代本来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司马迁采用这种体例来叙述帝王。只是项羽列入本纪很不恰当，所以《汉书》改列为列传。《三国志》也只有《魏纪》，吴、蜀两国的君主都没有立纪，是因为以魏为正统。《后汉书》又设立《皇后纪》，大概仿照《史记》《汉书》中《吕后纪》的例子，却不知道司马迁是因为政令由皇后发出，所以在《高祖本纪》之后立即设立后纪。到了班固，则先设立《孝惠纪》，孝惠帝去世后才设立后纪；这种体例已经截然不同。因为少帝被废，后来所立的皇帝又不是刘氏的儿子，所以不能把伪主的年号纪年归入皇后名下。至于东汉，每个皇帝都有本纪，即使女后临朝听政，用人行政等事也都已经编入皇帝本纪，又何必另立后纪？《新唐书》中，武后已经把唐改为周，所以朝廷政事编入《后纪》，宫廷内的琐碎事情仍另立《后传》，这样比较斟酌得当。《宋史·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和二王。不称皇帝而称瀛国公，称二王，本来是为了表明他们没有成为君主；但仍附在本纪之后，是因为他们承接正统余绪，已经登极建号，不能抹杀这一事实。至于马令、陆游的《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的《十国春秋》把凡是僭越称帝者都列为本纪，实在太泛滥了。当时已经有梁、唐、晋、汉、周称为本纪，这些国家都只是偏居一隅，怎么也能称为本纪呢？《金史》在《太祖本纪》之前，先设立《世纪》来叙述金朝的先世；这又仿照《尚书》《世纪》的名称，最为恰当贴切。《世家》：《史记·卫世家赞》说：“我读《世家》中所说的……”之类的话。可见古来本来就有世家这一体例，司马迁用它来记载王侯和诸国；《汉书》却全部改作列传。（按：《班固传》说，把世家改为列传，是他的父亲班彪改变体例的结果。）所谓传，是传述一个人的生平。王侯建立国家，子孙世代承袭，所以称为世家；现在改作列传，而其子孙承袭爵位的人又不能不附在后面，终究不合体例。然而自《汉书》确定这一成例以后，历代都沿袭它。《晋书》对于僭伪诸国中世代相传的政权，不称世家而称载记，大概是因为刘氏、石氏、苻氏、姚氏诸君曾经称大号，不能按照侯国的体例来对待。欧阳修的《五代史》则把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吴、越、闽、南平都称为世家。《宋史》沿袭这一做法，也作《十国世家》。《辽史》对于高丽、西夏，又改变名称，称为《外记》。《表》：《史记》设置十表，源自周代的谱牒，与本纪、列传相互参照补充。凡是列侯、将相、三公、九卿等有功名、值得表彰的人，既然已经为他们立传；此外还有许多大臣没有功劳也没有过错，不能一一为他们立传，又不能全部遗漏，于是就在表中记载。修史的体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因此《汉书》沿袭这一做法，也设置七表。因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都与汉代无关，其余诸侯表都依据《史记》的旧表，并增加汉武帝以后沿革的内容来续写。只有《外戚恩泽侯表》是《史记》没有的；又增加《百官公卿表》，最为清楚明白。另有《古今人表》，其中人物既然不是汉代人，何必还要罗列？而且所分的高下也不是确定的评价，实在属于多余的设置。《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以及《南史》《北史》都没有表。《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三表。薛居正的《五代史》没有表，欧阳修的《五代史》也没有表，只有《十国世家年谱》。《宋史》设有《宰相表》和《宗室表》两表。《辽史》所立的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列得多，列传就可以省略，这也是撰写史书的好方法。《金史》有《宗室表》《交聘表》两表。《元史》有《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共有《诸王》《功臣》《外戚》《宰辅》《七卿》五表。（后人因各史没有表而加以补作的，有伏无忌、黄景所作的《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边韶、崔▯、延笃所作的《百官表》，但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袁希之又有《汉表》，熊方有《后汉表》，李焘作《历代宰相年表》，都是用来补足前人缺漏的。近来万斯同又把历代正史中没有撰表的部分，逐一补作，共六十篇，再加上《明史》的表十三篇，最为详尽丰富。） 书志中的八书，是司马迁创立的，用来记载朝廷的典章和国家的制度。《汉书》沿袭这一体例，作了十志。其中《律历志》取法于《律书》《历书》，《礼乐志》取法于《礼书》《乐书》，《食货志》取法于《平准书》，《郊祀志》取法于《封禅书》，《天文志》取法于《天官书》，《沟洫志》取法于《河渠书》；此外又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此后历代史书都不能没有《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这些志。《后汉书》把《地理》改为《郡国》，又增加《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时期的史书没有志。《晋书》《宋书》《齐书》大体与前书相同，只是《宋书》增加了《符瑞志》，《齐书》也有《祥瑞志》；《梁书》《陈书》和《南史》没有志。《魏书》把《天文》改为《天象》，把《地理》改为《地形》，把《祥瑞》改为《炅征》，其余都相同，又增加《官氏》《释老》两志。

译《齐书》《周书》和《北史》都没有志。《隋书》原来也没有志，现在种怂合并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艺文》改称为《经籍》。[原文“种怂合”疑为人名或词语讹误，无法确定。]《新唐书》增加《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居正《五代史》的志类有减少而没有增加。欧阳修《五代史》另立《司天考》《职方考》两考，也就是《天文》《地理》，只是改了名称。《宋史》的各志，名称大多与前代史书相同。只有《辽史》增加了《营卫》《捺钵》《部族》《兵卫》等志，这是因为该国的风俗制度如此。《金史》《元史》二史种丝与《宋史》相同，只是少了《艺文志》罢了。[原文“种丝”疑为“体例”等词的讹误。]《明史》种丝与《宋史》相同，其中《艺文志》只记载明人的著述，前代流传于世的著作则不予收录。[原文“种丝”疑为“体例”等词的讹误。]古书中凡是记事、立论以及解释经书的文字，都称为“传”，并不专门记载一个人的事迹。（说法见《陔余丛考》。）专门把一个人的事迹写成一篇传记，则从司马迁开始。司马迁又在列传中把公卿将相列为一类；其中《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分别设立名目，按类别编排在一起。此后撰写史书的人，各自把一朝所有的人物分别作传，当然不必完全拘泥于司马迁《史记》的旧名目。例如《汉书》少了《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却增加了《西域传》，大概是没有这类人物就可以缺少，有这类事情就可以增加。至于《外夷传》，又随着各朝同外族交战、通贡的情况加以记载，更不可能完全相同。只是《货殖》这一类本来可以不专门立传，而《汉书》所记的货殖人物又多是周、秦时人，与汉代没有关系，实在是多设了一项。《后汉书》在列传中，除《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加了《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三国志》的传记名目有减少而没有增加。《晋书》把《循吏》改为《良吏》，把《方术》改为《艺术》，不过是稍微改了名称；又增加《孝友》《忠义》两传。对逆臣则附在卷末，不另立《逆臣》的名目。《宋书》只把《佞幸》改为《恩幸》，其中的“二凶”也附在卷末。《齐书》把《文苑》改为《文学》，把《良吏》改为《良政》，把《隐逸》改为《高逸》，把《孝友》《忠义》合为《孝义》，把《恩幸》改为《幸臣》，也是稍微改变名称；投降敌国的人也附在卷末。《梁书》把《孝义》改为《孝行》，又增加《止足》一项；逆臣也附在卷末。《陈书》和《南史》也相同，只是对侯景等人另立《贼臣》的名目。《后魏书》把《孝行》改为《孝感》，把《忠义》改为《节义》，把《隐逸》改为《逸士》，把《宦者》改为《阉宦》，也只是略微改名；刘聪、石勒以及《晋》《宋》《齐》《梁》各朝的相关人物，都列入《外国传》。《北齐书》各传的名目没有增改。《周书》增加《附庸》一项。《隋书》把《忠义》改为《诚节》，又把《孝行》改为《孝义》，其余都与前代史书相同；但把李密、杨玄感排列在列传之后，把宇文化及、王世充附在卷末。《北史》各传的名目大体与前代史书相同，增加了《僭伪》一项。《旧唐书》各传的名目也与前代史书相同，安禄山等人也附在卷末，不另立《逆臣》的名目。《新唐书》增加《公主》《藩镇》《奸臣》三项；《逆臣》中又分为《叛臣》《逆臣》两类，也都附在卷末。薛居正《五代史》增加《世袭》一项。欧阳修《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那些历仕各朝的人，称为《杂传》；又把《忠义》分为《死节》《死事》两项，另立《唐六臣传》。大概是因为五代时局变化很多，所以传记名目也另有创立。《宋史》增加《道学》一项和《周三臣传》，其余与前代史书相同。《辽史》把《良吏》改为《能吏》，其余与前代史书相同，另有《国语解》。《金史》没有《儒学传》，只是把《外戚》改为《世戚》，把《文苑》改为《文艺》，其余与前代史书相同，也另有《国语解》。《元史》增加《释老》，其余也与前代史书相同。《明史》各传的名目也大多与前代史书相同，增加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传》。○《史记》的编排次序 《史记》列传的次序，大概是写成一篇就编入一篇，并不是等全书写成以后再重新排列。因此，《李广传》之后突然列入《匈奴传》，下面又列入《卫青、霍去病传》。朝廷大臣与外族相邻排列，已经不合体例；不过还可以说，各位大臣的事迹都同匈奴有关。《公孙宏传》之后突然列入《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传，下面又列入《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传之后又列入《淮南衡山王传》。《循吏》之后突然列入《汲黯郑当时传》，《儒林》《酷吏》之后又突然插入《大宛传》，这些次序都没有什么意义，可见是随写成、随编入的。○褚少孙补写《史记》不止十篇

译《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中有十篇只有篇目而没有正文，颜师古《注》引张晏的话说：“司马迁去世以后，亡失了《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勒蒯成列传》，共十篇。元、成时期，褚少孙补写了它们，文辞鄙陋，不是司马迁的原本。”这就是褚少孙所补的十篇。然而仔细考察，十篇之外，还有褚少孙增入的内容。例如《外戚世家》增加了尹夫人、邢夫人彼此回避而不相见，以及钩弋夫人生子后，武帝准备立他为太子，却先赐死钩弋夫人；又增加卫青原本是平阳公主的骑奴，后来显贵成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于是把卫青作为丈夫等事。《田仁传》之后增加了田仁和任安都因担任卫青舍人而被选入朝见皇帝，二人互相推荐，皇帝于是提拔任用他们等事。又如《张苍传》《申屠嘉传》之后增加记载征和以后担任丞相的人，除车千秋外，还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都是宣帝时期的人；韦元成、匡衡则是元帝时期的人。这些都是褚少孙另外听到的传闻，缀附在各传之后；现在《史记》中分别用“褚先生曰”来加以区别。没有“褚先生曰”的地方，就在正文下面另空一字，作为识别标记。这些显然是褚少孙补写的内容。又有在司马迁原文基础上增改的内容：《楚元王世家》之后叙述他的子孙一直到地节二年，这就是宣帝的年号。《齐悼惠王世家》之后叙述朱虚侯的子孙一直到建始三年，这就是成帝的年号。这些都发生在司马迁之后，却出现在《史记》中，所以也是褚少孙增入的。又如《史记·匈奴传》记载：太初四年，且▯侯单于即位；第二年，浞野侯逃回汉地；又过一年，汉朝派李广利在天山进攻右贤王，又派李陵从居延出兵，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这应当是天汉二年的事。又过两年，汉朝派李广利从朔方出兵，同匈奴连续交战十多天，李广利听说自己的家族已经被灭，于是投降匈奴，这应当是天汉四年的事。然而《汉书·武帝纪》记载，天汉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与这篇传记相同；李广利投降匈奴则在征和三年，距离天汉四年还差七年，明显彼此矛盾。不了解情况的人一定会认为司马迁亲眼见到了这些事情，和班固事后追记不同，因此自然应当以《史记》为准。然而征和元年发生巫蛊之事，第二年太子被杀，江充战败自杀；李广利投降匈奴，则是在太子死后的第二年。李广利出兵攻打匈奴时，丞相刘屈▯在郊外为他饯行。李广利因为太子已经死了，嘱托刘屈▯劝皇帝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所生的儿子，是李广利的外甥。这些话被人告发，皇帝于是诛杀了李广利的家人；李广利听到后，便投降了匈奴。由此可见，李广利投降是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确实死于征和二年。这种重大事件，既然《汉书》本纪按年代记载，绝不可能有误，那么李广利投降就一定不在天汉四年。再拿《汉书·匈奴传》核对，李陵投降匈奴以前的记载，都与《史记·匈奴传》相同。李陵投降后的第二年，李广利出兵，同单于连续交战十多天，没有取得结果，便引兵退回，并没有投降匈奴。又过一年，匈奴且▯侯单于去世，狐鹿姑单于即位，这一年是汉太始元年。狐鹿姑单于即位六年后，派兵入侵上谷、五原、酒泉，汉朝于是又派李广利出塞，战胜并追击败军，到达范夫人城；李广利听说妻子儿女因巫蛊之事被捕，于是投降匈奴。按年份计算，正是征和三年的事情，与《武帝纪》相合。由此可知，《史记·匈奴传》末尾所说天汉四年李广利投降匈奴，并不是司马迁的原文。司马迁当时亲眼见到这件事，怎么会把年份错到这种程度！大概司马迁所写的《匈奴传》，只写到李陵投降后的第二年、李广利出塞作战不利而退回为止。（司马迁《自叙》说写作止于太初年间，那么这也应当是在李陵投降匈奴以前。）而褚少孙在几十年以后，只知道李广利投降匈奴这件事，没有再仔细考察年代，就把它接在天汉四年出兵的记载之后，所以年代发生了错误。由此可知，在《史记》原来缺失的十篇之外，还有许多内容是褚少孙插入的。考察司马迁《自叙》可知，《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说明司马迁已经订定并完成了全书；那十篇的缺失，是后来遗失的，并不是司马迁没有来得及写完、还要等后人补写。班固撰写《司马迁传》时，只说十篇有篇目而没有正文，却没有说是褚少孙补写的。然而《汉书》中燕王旦等人的封策，以及平阳公主把卫青作为丈夫等事，都是采录褚少孙的话写入列传的；由此可知，褚少孙补写的内容很早就已经附入《史记》并流传了。又考察司马迁的自序，他作《武帝纪》时说：“汉朝兴起以来到了第五代，在建元年间达到隆盛；对外抵御夷狄，对内修治法度，举行封禅，改变正朔，改换服色，所以撰作《今上本纪》。”由此可见，司马迁所作的《武纪》，凡是征伐匈奴、平定两越、收服朝鲜、开拓西南夷，以及修习儒术、改变夏正等事情，都应当按年代编入，并不只是夸张铺陈封禅一件事。现在褚少孙所补的内容，却完全取自《封禅书》下半篇所叙述的武帝事迹，于是把它作为《武帝本纪》。凡是《封禅书》中所说的“今上”，都改为“武帝”。（其中还有一个“今上”没有改。）文字稍有不同的地方，只有亳人谬忌，《武纪》改写为“薄诱忌”；少翁把书放进牛腹中，天子认出是他的手书，《武纪》改写为“天子怀疑这件事，有人认出是他的手书”，仅此而已。《武纪赞》也完全采用司马迁《封禅书》后面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因此我认为，褚少孙所补的内容，大概多是抄录旧文，不一定是自己撰写的。例如《龟策传》中宋元王与卫平讨论龟的文字，都是押韵的语句，这一定是旧有典故中本来就有的文字。后面所说的“首仰、首亻免，足开、▯今开”之类，也都是当时龟卜的固定方法，只是褚少孙抄录进来，以补足缺篇罢了。[原文“亻免”“▯今”字形疑误，含义无法完全确定。]

译至于《扁鹊、仓公传》，虽然不是褚少孙补写的，但其中▯于意回答文帝诏问的言语，以及所医治的是什么人、所治疗的是什么病症，自成一篇，也一定是当时已经存在的现成文字，被抄录进来的。假如是司马迁亲自撰写，必定不会这样琐碎。我私下认为，《扁鹊传》是司马迁的原文，《仓公传》则是褚少孙抄录补入的。[原文“▯于意”中的首字疑为人名用字讹误，无法确定。]褚少孙是沛地人，曾经向王式学习《诗经》，后来通过博士弟子选试，因此鲁诗形成了张氏、唐氏、褚氏三家的学说。（张长宏、唐长宾与褚少孙一同向王式学习，见《汉书·儒林传》。） ○《史记》中有后人插入的地方 《史记·田儋传赞》中突然说蒯通是善于辩说的人，著有八十一篇书，项羽想封他为官而他不接受；这件事与田儋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赞语中提到它？《司马相如传赞》说：“司马相如虽然有很多虚浮的言辞和过度的铺陈，但他的主旨归结起来，是引导人们节俭。扬雄认为他的辞赋过于华丽，百句之中只有一句劝诫，却仍然像驰骋于郑、卫淫靡的乐声之中，曲子奏到结尾才演奏雅乐，难道不是已经有所损害了吗？我选取其中可以评论的言语，写在本篇中。”考察扬雄是哀帝、平帝和王莽时期的人，司马迁怎么可能预先引用他的话？这也不是褚少孙补写的，而是后人插入的。《汉书·司马相如传赞》正好也有同样的话，难道原本是班固引用扬雄的话作赞，后来人反而把它移作《史记》的传赞吗？《外戚世家》叙述卫子夫得到宠幸的地方，不说“今上”而说“武帝”，这或许是褚少孙改写的。○《史记》的《律书》就是《兵书》《史记》缺少的十篇，张晏说是《礼书》《乐书》《兵书》；颜师古根据《史记》目录，认为其中有《律书》而没有《兵书》，以此驳斥张晏的错误，却不知道《律书》就是《兵书》。司马迁在自序中说：“没有兵力，国家就不能强盛；没有德行，国家就不能昌盛。《司马法》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太公、孙武、吴起、王子（徐广说：王子成甫）能够继承并阐明它，所以作《律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作的《律书》就是兵书。如今褚少孙补写的序也说：“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对于兵器尤其重要。”于是极力论述秦代穷兵黩武、汉朝平定天下以及停止用兵、平息战争等事情。这也还可以看出兵律相关的意思；可是其中的正文，却专门叙述律吕上生、下生的法则，与军事毫无关系。这一篇最没有头绪，大概是褚少孙补写时，看见司马迁序文和目录中有《司马法》以及太公、孙武、吴起等字样，所以在序中说到兵律相关的内容。到了正文，因为以《律书》为篇名，便专门选取律吕的内容来充实它，于是与军事毫无关系。张晏所说的《兵书》，专指司马迁的序文和目录而言。颜师古加以驳斥，是专门根据褚少孙补写的律吕内容而言的。我推测司马迁的原文一定有兵与律相互对应的缘故，只可惜已经无法考证了。○《史记》的变体 《史记·曹参世家》叙述功劳的地方，极像有关官署制作的册籍。从此以后，《樊哙传》《郦商传》《夏侯婴传》《灌婴传》《傅宽传》《靳歙传》《周纟▯传》等，记载功劳都采用这种方法，并且详细叙述斩首多少、活捉多少、使多少人投降；又分别记载本人亲自擒斩多少、所率士卒擒斩多少；还总计叙述攻取了多少郡、多少县，擒斩了多少大将、多少裨将以及二千石以下官员，细致周详，毫不遗漏，另列在一格之中。这大概是分封时所依据的功劳册，司马迁把它删选保存下来的。（《张良传》说：“诸将的封赏尚未确定，皇上急忙催促丞相、御史确定功劳，实行封赏。”这必定说明当时先有功劳册。）不过，这也可以看出汉初起兵时，就命令各位将领分别制作简牍，记录功劳，使赏罚没有冤屈和滥行，所以能够得到将士拼死效力，来成就大业。又如张苍、任敖、周昌合为一传，窦婴、灌夫、田▯也合为一传，似乎分开却没有完全分开，似乎连在一起却又没有完全连在一起，这又是一种体例。《汉书》全都沿用了这种写法。《汉书·韩安国传》的下半篇，全部记载王恢与韩安国争论攻打匈奴的事情，一问一答，往返十多次，却不下结论，也是一种奇特的体例。○汉王的父母、妻子和儿女 《高祖本纪》说，汉王二年，平定三秦，率领五路诸侯的军队攻破彭城，不久被项羽打败，向西逃奔，经过沛县，派人寻找家属；家属已经逃走。他在路上遇到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便载着他们同行；而其他家属却在途中遇到楚军，被项羽俘获，常常放在军中作为人质。根据《史记》，当时项羽把汉王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带到军中；《汉书》则只说俘获了太公和吕后，没有说父母妻子儿女。后来项羽与汉王约定平分天下，以鸿沟为界，于是归还汉王的家属。根据《史记》，归还的是汉王的父母、妻子和儿女；但班固的《汉书》也只说归还太公和吕后，没有说父母妻子儿女。大概是因为高祖的母亲早已去世（高祖起兵时，母亲死在小黄），项羽俘获的只有太公和吕后；《史记》所说的父母妻子儿女，不过是家属的概称，并不是真的有母亲和儿子在项羽军中，所以《汉书》改说太公和吕后。却不知道高祖的母亲虽然早已去世，楚元王是高祖同父异母的弟弟，那么高祖仍然有庶母。（《史记》说是同母的弟弟，《汉书》则说是同父的弟弟。） 颜师古注说：“说同父，就可以知道是异母。”考察《吴王濞传》，晁错说：“高帝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庶弟元王在楚地称王，拥有四十多个城。”那么元王无疑是异母弟。陆机《汉高功臣颂》说：“侯公俯身凭轼，皇媪归来。”正是指侯公游说项羽、项羽归还汉王家属的事情；诗中说“皇媪归来”，明确说的是汉高祖的母亲。孝惠帝还有一个庶兄刘肥，后来封在齐地，称悼惠王。高祖在路上遇到孝惠帝时，和孝惠帝一同走的只有鲁元公主，由此可知悼惠王没有同行。悼惠王既然没有同行，又没有另外投奔高祖的事情，那么他一定和太公、吕后一起被项羽俘获，所以高祖确实有一个儿子在项羽军中。这样看来，《史记》所说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汉书》改为太公、吕后，反而有所疏漏。○五代相韩 《史记》说张良因为五代相韩，所以替韩国报仇。但“五代”是指韩王而言，意思是韩王五代都由张氏担任国相，并不是说张氏五代都在韩国任相。张良的祖父张开地曾任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张良的父亲曾任釐王、悼惠王的相，这就是五代。颜师古注说：从昭侯到悼惠王，共有五位君主。○《过秦论》的三处引用 贾谊《过秦论》的大意是说，秦国崇尚法律，不施行仁义，以至于一个人发动叛乱，天下便像土崩瓦解一样。司马迁把它用在《秦本纪》之后，最为恰当。后来褚少孙又把它引用在《陈涉世家》之后，是因为其中有“陈涉是用破瓮作窗、用绳子系门轴的贫寒人家子弟”等几句话，所以牵强地引用了它，但已经不是原文的主旨了。班固又在《陈涉项羽传》之后引用这篇文章以及司马迁论述项羽的话，用来撰写二人的传赞，未免数说典故却忘了它的祖本。再者，《汉书》在武帝以前的本纪、列传多采用《史记》的文字，却直接当作自己的著作，从来没有说“引用司马迁”之类的话。所引用的《过秦论》以及《战国策》、陆贾《新语》的文字，也直接当作自己的文字，从来没有说“引用某人”。大概古人的著述往往如此，并不以抄录他人文字为嫌。（《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始皇在氵高池君那里得到玉璧的事情，却明白写出引用《史记》的文字。） ○《史记》自相矛盾的地方 《史记·田儋传》说，项梁催促齐国进兵，共同攻打章邯；田儋要求楚国杀掉田假，然后才出兵。根据《项羽本纪》，项梁说：“田假是原齐国的君王，走投无路来投奔我，杀他是不义的。”但《田荣传》却把这句话记作楚怀王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