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译（《俞大猷传》）曾省吾命刘显讨伐都掌蛮，出动军队十四万。（《刘显传》）李锡讨伐府江瑶，出动军队六万；讨伐古田瑶，出动军队十万。（《李锡传》）殷正茂讨伐蓝一清，出动军队四万。（《张元勋传》）张{山顶}讨伐新宁、恩平的贼寇，以三万人攻破贼寇巢穴二百多处，斩杀一万四千多人，史书称岭南用兵从来没有像这样以少胜多的。由此可见，在边地用兵，动辄以十几万人计算。如果这些人全都必须是官兵，哪里能有这么多兵力？而且费用也极其巨大。因此，调用民兵、土兵的办法不能废弃。元末已经调苗族将领杨完者进入内地剿寇。明代洪钟剿灭川中贼寇时，调用了永顺土兵；陈金剿灭江西贼寇时，调用了田州土兵；王守仁剿大藤峡，张经抵御倭寇，殷正茂征讨古田瑶，李化龙平定播州，朱燮元平定奢氏、安氏，无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地的土兵还被调往朝鲜、辽东，进行万里之外的攻战。当时征调土兵已经成为惯例，土兵们都习以为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没有谁敢迟延不来。但王守仁剿灭氵利头、桶冈以及擒获宸濠时，却都没有使用土兵，而专门使用民兵。太平日子久了，就不再有征调民兵、土兵的事情；一旦想要使用他们，他们反而会惊疑，并且不肯听命。因此，也应当在平时优待土司，使他们勤加操练，以备征调。此前明代民壮的做法，是登记成年男子，免除他们的粮税，（见《兵志》），按季度练习，以防意外。这种办法平时也应当加以研究推行。○用兵有御史核查奏报 明代在内地用兵，往往有巡按御史以及监军、纪功御史等官员从旁核查奏报，这也是防止欺骗蒙蔽的一种办法。例如赵辅跟随韩雍讨伐大藤峡贼寇，被封为武靖伯，留在广西镇守。不久蛮人又进入浔州，巡按端宏弹劾赵辅谎称贼寇已经全部消灭，认为如果不治赵辅的罪，就无法显示惩戒。（《辅传》）左都督刘聚镇守陕西时，孛罗、满都鲁、▯▯加思兰等入侵，杀掠数千里；刘聚和王越反而把败绩报为捷报，纪功员外郎张谨弹劾他们，说他们上报斩获首功一百五十级，实际上只有十九级。（《聚传》）许宁镇守大同，小王子入侵，许宁等人战败，却反而报为捷报，巡按程寿揭发了这件事。（《宁传》）广宁发生失守之事，巡抚陈瑶反而把它报为捷报，巡按耿明等人弹劾他欺骗蒙蔽。（《明传》）洪钟讨伐川东贼寇，不能将其击败，反而割取良民首级冒充功劳，巡按王纶、纪功御史汪景芳共同弹劾他。王纶又奏报洪钟纵情饮酒、任意游玩，以致贼寇从合州渡江攻陷州县。（《钟传》）陈金讨伐王浩八，听信他的假投降，使他逃脱，纪功给事中黎▯弹劾了他。（《金传》）亦不剌等入侵甘肃，抢掠攻陷堡寨五十三处，巡抚张翼、镇守太监朱彬反而冒领斩获首功，巡按成文揭发了他们的奸诈。（《文传》）这些事都见于各人的列传。用兵固然应当责成领兵官负责，不要让旁人从中牵制他的手脚；但如果只听领兵官的奏报，那么谁肯自己说害怕畏缩、自己说战败失利？势必会粉饰迁就，以掩盖罪责、冒领功劳。若有巡按等官员从旁奏报，各将领就会稍微知道警戒畏惧，不敢躲避贼寇、轻慢敌人。这不只是为了防止欺骗蒙蔽，也暗中包含了侦察和催促督责的办法。○将帅的家丁 两军交战，完全依靠将领的勇气；将领勇敢，士兵也会随之振作士气。不过，将领也不是只凭一个人的勇力，还必须有身边忠心而精悍勇猛的人，齐心协力，士气才会壮盛而敢于前进。将领一前进，士兵也会鼓足勇气争先，这就是将帅贵在拥有家丁、亲兵的原因。前代如韩世忠、岳飞的背嵬军一类，本来就有明显的成效。即使看《明史》所记载的事例，如景泰年间，杨洪的家奴中有十六人因功得官。成化年间，王越收纳许多勇猛善战之士作为心腹，和敌寇搏斗作战，多次立功。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海上，诏令已故将领何卿、沈希仪率领家众前往苏州、松江参军。（《卿传》）马永担任将领时，蓄养家丁一百多人，都是西北健儿，勇猛敢战。皇帝向李时询问将领人选，李时推荐马永，并且说：“他的家众可以使用。”（《永传》）马芳蓄养健儿，曾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斩获很多。（《芳传》）梁震蓄养健儿五百人，镇守大同。大同士卒骄横，接连杀死巡抚、总兵；等梁震到任后，众人畏惧他的家众，都服服帖帖，不敢妄动。梁震死后，这些健儿无所归属，诏令把他们编入军队，后来将领仍然能够依靠他们的力量。（《震传》）万历年间，李成梁统率辽东，收罗各地健儿，给他们优厚的粮饷，用作军队的先锋，所到之处都有战功。健儿中如李平胡、李宁等人，后来都做到将帅。（《成梁传》）辽东战事紧急，诏令废职将领中蓄养家丁的人到军前立功。（《赵率教传》）宁远发生兵变，叛军包围袁崇焕的署所，当时满桂也在城中，各叛军士卒畏惧满桂家丁勇猛，不敢放肆，结队离去。（《桂传》）天启末年，宁远告急，诏令废职将领侯世禄率家丁到关上听候调遣。（《世禄传》）都司张神武因袁应泰推荐，率亲丁二百四十多人，奔驰到广宁。（《神武传》）副总兵祁秉忠也因袁应泰推荐，率私丁守卫蒲河。（《秉忠传》）赵率教收复前屯，也率家丁三十八人前往。（《率教传》）宁远之战中，总兵金国凤恼怒将士畏缩怯懦，率亲丁几十人出城，占据北山奋力作战。（《国凤传》）崇祯年间，总兵侯良柱战死，他的儿子侯天锡上疏请求率领父亲的旧部，自成一队，诏令他到杨嗣昌军中立功。杨嗣昌奏报说，侯天锡所统领的亲丁二百六十人都敢于作战。

译（《良柱传》）这就是将帅亲丁所取得的成效。太平时期，将领们都穿着宽袍大带，举止从容，哪里还会招募训练壮勇作为家丁？即使是他们所挑选任用的亲兵，也多半只挑选容貌秀美、行动敏捷的人，用来供自己差遣。一旦临战，将领没有可以依靠的左右勇士，便畏缩不敢前进；士兵没有能够率领他们向前的将领，也自然因为害怕而不敢前进，不能立功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蓄养壮丁并不容易，哪里有这样的财力？只能选拔士兵，训练他们的技艺和勇力，用恩惠和信用团结他们，这样在紧急时还可以有所依靠。古代名将如韩世忠、岳飞等既有背嵬军，吴玠也用迭阵法训练士卒。戚继光认为士兵不训练就一定不能使用，所以所到之处都把练兵作为急务。他最初担任浙江参将时，看到卫所军队不熟悉作战，便请求招募金华、义乌人三千，教他们格斗刺杀，长兵器、短兵器交替使用；从此军队独自精强起来。他又根据地形制定阵法，把战船、火器、兵器全部精心求取并加以更新。平定倭寇后，他调任蓟门镇守，又征调浙兵三千人来训练蓟兵。刚到时，军队在城外列阵；天降大雨，从早晨到太阳偏西，士兵仍直立不动，边军大为惊骇，从此才知道军令的威严。（《继光传》）谭纶在浙江时，也重视练兵，制定束伍法，使副将以下层层相互制约，编制和数目都明确，进退行动整齐一致，所率部队都成为精锐。（《纶传》）南京最初设置振武营时，兵部尚书张鏊请求任命刘显为指挥佥事，专门负责训练。（《显传》）刘显也是当时的名将，所到之处都有功劳。因此可知，训练有素，哪怕一个士兵也能发挥一个士兵的作用；即使不能蓄养家丁，也还可以凭借训练有素的士兵作为自己的爪牙。（谭纶说，三万士兵每年需要军饷五十四万两，这样算来，当时每名士兵每年的军饷是十六两。） ○景泰帝想仍然立沂王为太子 景泰帝起初受到黄▯▯的话影响，废英宗的太子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太子。后来太子去世，他未尝不想仍然立沂王为太子。景泰六年七月，给事中徐正请求休假，进言说，沂王应当迁到他的封地去，以断绝人们对他的期望；另选一位王子在宫中抚养。上皇居住的南城，应该加高墙垣，砍去高大的树木，宫门的锁也应该灌铁加固，以防意外。景泰帝大为惊骇，斥责徐正让他出去，想治他的罪；又担心惊动众人，于是把他贬到铁岭卫。这说明景泰帝本来就不肯听信小人的话。等到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等人诬陷王文、于谦谋划拥立外藩，景泰帝当时的心意于是终于没有得到昭白。事情见于《廖庄传》，世人很少有论及此事的，所以特意列出说明。○成化、嘉靖年间方技人员授官的泛滥 宪宗喜好方技，刚即位就任命道士孙道玉为真人。后来李孜省凭借符箓进用，官做到礼部侍郎；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工也都凭方术得到宠幸，官做到太常卿；其他出身杂流而加授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等官职的，多得数不清。宪宗常常让宦官传达旨意，一次传旨就任命一百几十人，当时称为传奉官。王瑞上疏所说的“一天就有几十人得官，一座朝堂上就有几百人领取俸禄”，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当时李孜省尤其受到宠幸，朝廷大臣的毁誉往往出自他的口中，士大夫于是多依附于他。又有僧人继晓，凭借秘术进用，被赐号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后来西番僧人札巴坚参被封为万行庄严功德最胜智慧圆明端仁感应显国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刚普济大智慧佛；他的门徒札实巴、锁南坚参、巴竹也失都成为国师。不久，札实巴进封法王，班卓儿藏卜封为国师；又封领占竹为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慧弘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札失藏卜、札失坚参、乳奴班丹、锁南坚参、法领占五人为法王。其他被授予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称号的，也多得数不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他们在服饰、饮食、器物和日常用具方面僭越仿效王者，出门时有金吾卫仪仗喝道，穿锦衣、吃玉食的人有几千人。被道教人士加号为真人、高士的，也遍布都城。大国师以上使用金印，真人使用玉冠、玉带、玉圭和银章。继晓尤其奸猾狡黠，窃取权力，他所奏请的事情没有不获准的。等到孝宗即位，才把传奉官一千几百人全部裁汰；又下诏让礼官商议裁汰各寺从法王到禅师四百三十七人、喇嘛僧七百八十九人、汉人禅师以及善世、觉义等僧官一千一百二十人、道士中从真人、高士到正一、演法等道官一百二十三人。由此可见成化年间授官的泛滥。（李孜省下狱而死，邓常恩等被发遣戍边，继晓被处死于市。）后来嘉靖年间，又出现了方技人员滥授官职的弊政。道士邵元节因为祈祷祭祀灵验，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演范种爽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炅、炅济三宫，总领道教；赐给金印、玉印、象牙印各一枚，官阶列为二品，穿紫衣、系玉带，并给校尉四十人供他洒扫。不久又赐给他阐教辅国玉印，晋升为礼部尚书，赐给一品官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邵元节还荫封他的孙子启南为太常丞，晋升为少卿；曾孙时雍为太常博士。他的门徒陈善道也被封为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又有陶仲文，凭借符水治鬼，被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次晋升为礼部尚书、少保、少傅、少师。明代一人兼任三孤的，只有陶仲文一人。不久又封他为恭诚伯，岁禄一千二百石。又荫封他的儿子世同为太常丞、世恩为尚宝丞，女婿吴▯、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其他如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王金、胡大顺、蓝田玉、罗万象等人，也都凭借符咒、烧炼、扶鸾等术法，争相取得显贵地位。甚至顾可学担任浙江参议，也因为炼制秋石得到宠幸，越级升任工部、礼部两部尚书。盛端明任副都御史，也因为通晓药术，被任命为工部、礼部两部尚书。朱隆禧任顺天府丞，也因为掌握长生秘术，加授礼部侍郎。（以上各官，都领取俸禄而不处理政事。）这样看来，不只是方士借此求取进身，士大夫也凭借这些事情希求荣华、邀取宠幸了。（以上都见《佞幸传》）这说明嘉靖时期优待方技，比成化时期更加严重。

译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宪宗只是奢侈地满足好奇、喜好奇异，同时留意房中秘术，所以亲近的人虽然很多，却还不算出于真心崇奉。世宗则专心求取长生，因此对方技信奉得深、保护得严，这和汉武帝宠信文成将军、栾大是同一路数。臣下有进谏的，必定被加以重罪，后来群臣便随风倒伏，献上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龟、炅芝、仙桃的人几乎遍及天下。给有见识的人留下讥笑，成为后世的笑柄，都是出于贪求长生这一念头。○成化、嘉靖年间百官伏阙争论礼制共有两次 成化年间，慈懿钱太后去世，宪宗因为生母周太后的意思，不想让慈懿太后附葬英宗陵墓，于是商议另行安葬。群臣都上疏劝谏，宪宗不愿违背周太后的意思，一概不准。给事中魏元和同僚三十九人上疏争论，御史康永韶又和同僚四十一人上疏争论，都没有得到皇帝的答复。给事中毛弘倡议说，大小臣工应当伏在宫阙前争论，众人都答应了。有人想退出，给事中张宾喊道：“你们难道独独不受国家的恩惠吗！”于是众人一同伏在文华门前哭泣。周太后也内心动摇，最终得以按照礼制办理。（《魏元》《毛弘》等传）世宗从藩王府入继大统，朝廷大臣想让世宗以孝宗为父，把生身父亲兴献王称为皇叔父，世宗不同意。朝臣反复驳诘，满朝都争论此事，奏疏迟迟不下，众人都情绪激愤。一次朝会结束后，何孟春向众人倡议说：“宪宗在位时，百官曾哭于文华门，争论慈懿皇太后的葬礼，宪宗听从了，这就是先例。”修撰杨慎说：“现在正是伏节死义的时候。”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等人于是拦住金水桥上的群臣，说今天有谁不争论，就共同攻击谁。何孟春等人又互相号召，于是九卿中有尚书金献民等、侍郎何孟春等、都御史王时中等、寺卿汪举等，共二十三人。翰林官中有贾咏等二十二人，给事中有张▯等二十一人，御史有王时柯等三十一人；各部郎官中，吏部有余宽等十二人，户部有黄待显等三十六人，礼部有余才等十二人，兵部有陶▯等二十人，刑部有相世芳等二十七人，工部有赵儒等十五人，大理寺官员有毋德纯等十一人，全部跪伏在左顺门。世宗命宦官传谕让他们退下，众人说：“一定要得到皇帝的答复，才敢退下。”从辰时到午时，前后两次传谕，他们仍然不起身。世宗大怒，派锦衣卫官员先把为首的丰熙等八人逮捕下狱。杨慎、王元正于是摇撼宫门大哭，众人也都哭起来，声音震动宫廷。世宗更加愤怒，下令逮捕四品以下官员。第二天，编修王相等十八人被杖打致死，丰熙、杨慎、王元正都被贬谪戍边。（《何孟春传》）但世宗对生身父亲兴献帝最终还是称为皇考。同样是伏阙抗争，皇帝听从或违背的结果各不相同，固然是因为宪宗仁厚、世宗刚决，性情各不相同；但也因为所争论的礼制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慈懿太后本是英宗的正后，按礼应当附葬，宪宗只是因为生母的缘故想另行安葬，这件事本来就不合道理，所以群臣争论，周太后也受到触动，最终得以按礼办理。世宗出生在孝宗去世两年之后，孝宗起初并没有把他立为自己的儿子；但群臣却要让他以孝宗为父，而抹去他与生身父亲的亲情关系，这在情理上都说不通，所以越是争论，越激烈，终于酿成了事变。说法见《大礼之议》一条。○正德年间进谏停止南巡，百官受到杖责 成化、嘉靖两次伏阙进谏，固然属于大案；但正德年间百官因劝谏南巡而被杖责的人数之多，也不比这两案少。武宗南巡的诏令下达后，员外郎夏良胜、主事万潮、博士陈九川接连上疏劝谏，而舒芬、黄巩、陆震的奏疏已经先送入；吏部郎中张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三人的奏疏随后送到；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的奏疏又接着送到。皇帝和各位宠幸的大臣非常愤怒，于是命令夏良胜等一百零七人在午门外罚跪五天。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瓒等二十人的奏疏又上呈了。皇帝更加愤怒，把他们一并下入诏狱。罚跪午门的人，晚上也被关进狱中，早晨出狱、傍晚入狱，一个接一个，像重罪囚犯一样。佥事张英甚至袒露上身，把戟刃顶在胸前，带着几升土，等到皇帝车驾经过的道路上便跪地哭泣，随即用刀自刺，鲜血流出。卫士夺下他的刀，把他送进狱中，问他带土做什么，他说：“恐怕弄脏皇帝的宫廷。”诏令杖责八十下，张英死去。舒芬等一百零七人罚跪完毕后，各杖责三十下。夏良胜等六人以及周叙、余廷瓒、林大辂各杖责五十下。其余三十人各杖责四十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七人〕 其中有人因此死亡。（《良胜传》）然而，当时南巡之行最终确实因群臣的劝谏而停止；后来再次南巡，则又只是借宸濠之变作为借口罢了。明代文人不一定都是翰林 唐、宋以来，翰林中还有很多人属于书画、医卜等杂流，其中清贵显要的，只有学士罢了。到了前明，翰林专门用来安置文学之臣，似乎一代文人都应该出自这里。然而如今逐一考察翰林中以诗文著名的人，只有程敏政、李东阳、吴宽、王鏊、康海、王九思、陆深、杨慎、[OCR疑误：焦▯]、陈仁锡、董其昌、钱福、钱谦益、张溥、金声、吴伟业。其次是夏[OCR疑误：▯]、张泰、罗[OCR疑误：▯]、王维祯、王淮、晏铎、王廷陈、王韦、陈沂、袁[OCR疑误：▯]、黄辉、袁宗道；他们虽然列入《文苑传》，但姓名已经不太显著。一代之中声名显赫、以诗文著称的人，却全都不是词馆之臣。例如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世人所称的四大家，都是部郎和中书舍人。其次如徐祯卿、边贡、杨循吉、柯维骐、王慎中、唐顺之、田汝成、皇甫[OCR疑误：氵孝]兄弟、王世懋、袁中道、曹学[OCR疑误：▯]、钟惺、李日华、陈际泰，也都是各部官员以及行人、博士。名声稍次但也列入《文苑传》的储[OCR疑误：▯]、郑善夫、陆师道、高叔嗣、蔡汝楠、陈束、梁有誉、宗臣、徐中行、吴国伦、王志坚，也都是各部官员以及中书、行人。

译顾[OCR疑误：▯]、王圻、李濂、茅坤、归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俭，则都不是各部官员，而都是知县；不过他们仍然是进士出身。至于祝允明、唐寅、黄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谭元春、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则都不是进士，而是举人。还有一些人没有通过科举，却才名一时倾动世人，如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征明、蔡羽、王宠、陈[OCR疑误：▯]、周天球、钱[OCR疑误：▯]、谢榛、卢[OCR疑误：▯丹]、徐渭、沈明臣、余寅、王[OCR疑误：▯]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他们有的是诸生，有的是布衣、山人，各自凭诗文书画在当时显名，并流传到后世。回头看词馆中的诸位，有些反而还比不上他们；翰林这个官职感到惭愧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明代中叶才士傲慢放诞的风气 《明史·文苑传》说，吴中从祝允明、唐寅这一辈人开始，才情轻佻艳丽，轰动同辈，行为放纵荒诞而不受约束，常常超出名教的规范。如今考察各书所记载的事：唐寅爱慕华虹山学士家的婢女，便乔装成仆人，设法娶了她；后来事情败露，学士拿出丰厚的嫁妆，和他结成婚姻。（《朝野异闻录》）文征明的书画冠绝一时，周王、徽王等争相把贵重宝物送给他。（《玉堂丛语》）宁王宸濠仰慕唐寅和文征明，拿出厚礼延请他们，文征明没有赴约，唐寅则假装发狂脱身回去。（《明史·文苑传》）又有桑悦担任训导，学使召见他，官吏多次催促，桑悦发怒说：“天下竟有没有耳朵的人！”约定三天后才去见面，到时仅仅作了一揖而已。王廷陈任裕州知州时，有分巡官经过那里，稍微欺凌折辱他，王廷陈大怒，立即遣散吏卒，并禁止他们只应付分巡官；分巡官窘迫地离去，于是各监司相互告诫，不要进入裕州。康德涵六十岁生日时，召来一百名名妓举行“百年会”，把自己所作的小令分别交给她们，让她们送到各王府，都获得了丰厚的赏赐。谢榛受到赵穆王礼遇，赵王命贾姬独自弹奏琵琶，歌唱谢榛所作的《竹枝词》；歌唱完毕，便打扮贾姬送给谢榛。大河南北没有不称谢榛为先生的。（以上都见《稗史汇编》。）这些人依仗才华而傲视他人，行为放纵[OCR疑误：▯斥▯也]而不受约束，按理说足以招来祸患；可是他们声名所到之处，到处都有人迎合，不仅达官贵人争相结交，唯恐落后，就连诸王也把能与他们交往视为幸运，仿佛唯恐失去他们。由此可见，世道太平，物力富裕，所以文人学士能够在词场酒海之间纵情放荡，这也是一时的盛事。明代仕宦僭越现象十分严重 鄢懋卿依仗严嵩的势力，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的盐政；他巡行所辖地区时，曾经和妻子一同出行，制造五彩轿子，命令十二名女子抬着。（见《严嵩传》）张居正奉旨回乡安葬，藩、臬两司以上的官员全都跪着迎接，巡方御史还在前面为他开路。真定知府钱普创制了一种坐轿，前面有车轩，后面有居室，旁边有两座廊庑，各站着一名童子供他使唤，共使用三十二名轿夫。经过的地方，摆上牙盘盛放食物，菜肴超过一百种，仍然认为没有地方下筷子。钱普是无锡人，擅长制作吴地菜肴，张居正喜欢吃，说：“我到这里才真正吃饱。”于是吴地会做菜的人，几乎都被召募来了。（《居正传》） 擅自杖打品官 唐代大官有擅自杖打官吏的弊病，明代制度已经革除；然而权势掌握在手中，也竟然有人违背规定、肆意逞威。王来任参政时，因公事把十多个不称职的县令杖打致死。（《来传》）陈怀镇守四川时，鞭打佥事柴震。（《怀传》）雍泰任山西按察使时，太原府尹珍没有避让他的道路，雍泰责备他，他不服，雍泰竟然鞭打了他。珍向朝廷申诉，雍泰被交付狱官审理，后来获释。雍泰巡抚宣府时，参将李稽因获罪而害怕被弹劾，请求接受杖责，雍泰便用大杖打他，李稽上奏说雍泰凌虐自己。（《泰传》）黄泽任浙江布政使时，盐运使丁[OCR疑误：▯]没有避让道路，黄泽鞭打他，因此被人奏告而下狱。（《泽传》）副都御史周铨因私怨杖打御史，众御史共同弹劾他，于是周铨被下狱。（《铨传》）巡盐御史祝徽、巡按御史毕佐周都曾擅自鞭打指挥使。崇祯帝认为指挥使品秩尊崇，不是御史可以鞭打的，便命有关部门考核典章制度；查得御史没有鞭打指挥使的规定。都御史陈于廷引用巡抚奉敕审问四品武职官的敕书作为依据，皇帝认为两者不相类比，斥责了他。（《于廷传》）由此可见，按照旧例本来没有擅自杖打品官的规定，但有权威和权柄在手，便随意施行，也可以看出当时仕宦的蛮横。明代乡官虐害百姓的祸害 前明一代的风气，不只是地方官府私自摊派、横征暴敛，使百姓无法承受；乡居的缙绅也多半倚仗权势、逞强欺凌，把平民百姓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弱者，官民上下相互包庇，百姓无处申诉。现在考察《杨士奇传》：杨士奇的儿子杨稷居乡时，曾经侵凌百姓并杀人，言官纷纷弹劾，朝廷没有依法惩处，只把奏章给杨士奇看。后来又有人揭发杨稷横暴虐害的几十件事情，朝廷才把他交付司法官审理。杨士奇因年老有病请假在家，天子不忍伤害他的心意，下诏安慰并免去对杨稷的惩处；杨士奇感动哭泣，从此不再起用。当时杨士奇正任首相，而他的儿子尚且被言官弹劾、被平民控告，那么杨稷肆意虐害百姓的程度已经极其严重，就可想而知了。又据《梁储传》，梁储的儿子梁次摅任锦衣卫百户，居家时和富人杨端争夺民田；杨端杀死田主，梁次摅便把杨端全家二百多人都杀掉。武宗因为梁储的缘故，只把梁次摅发往边卫立功。（《朝野异闻录》）又记载，梁次摅最喜欢捆住人的手臂、大腿或阴茎，使人感到急迫，再用针刺入；看到鲜血喷出数尺高，便大声叫好。这尤其可以看出他任意虐害人的大概情形。《焦芳传》说，焦芳修建宅第十分宏丽，施工劳役波及数郡，这几个郡的百姓全都被他役使。又据《姬文允传》，姬文允任滕县县令时，白莲贼起事，百姓全都跟随作乱；姬文允询问原因，众人都说祸根在董二。

译董二是原延绥巡抚董国光的儿子，居乡时暴横无道，使百姓无法生活；因此，被他虐害的人竟至于甘心跟随盗贼作乱，那么他肆意施毒的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又据《琅琊漫抄》记载，松江钱尚书修建宅第，大量役使乡人，连砖瓦也由被役使的人供给。有个老佣工后来才到，钱尚书责问他，他回答说：“我从黄瀚的坟地挑来，路远，所以迟到了。”钱尚书更加愤怒，他回答说：“黄家的坟也是我修的，砖也是从旧家取来的，不要责怪我。”这又是乡官役使百姓的事例。后来昆山人顾秉谦依附魏忠贤，得以入阁；魏忠贤败亡后，顾秉谦居家，昆山百姓焚烧抢掠他的家宅，顾秉谦逃到渔船上才免于灾祸。（《秉谦传》）当时顾秉谦已经失势，他受到侮辱或许还不值得奇怪。至于宜兴的周延儒当时正任宰相，陈于泰正任翰林，两家的子弟在宜兴县横行，宜兴百姓甚至挖掘周延儒的祖坟，又焚烧陈于泰、陈于鼎的住宅。（《祁彪佳传》）王应熊当时正任宰相，他的弟弟王应熙在乡里横行，乡人到宫阙前敲击登闻鼓，列举的罪状多达四百八十余条，贪赃一百七十余万，由此可知他对百姓肆意施虐、积怨极深。温体仁主持国政时，唐世济任都御史，两人都是乌程人；他们的乡人盗取太湖，背后以这两家为主使。兵备冯元[OCR疑误：▯]捕获盗贼首领，原来是唐世济的族子。（《元[OCR疑误：▯]传》）可见乡官的族人甚至还包庇盗贼。又有将田产投献的事例：拥有田产的人被奸民登记下来，献给权势之家，于是田产全都归了权势之家所有。天顺年间，曾[OCR疑误：▯]任山东布政使时，百姓开垦而不纳赋的田地，被奸民指称为闲田，献给外戚；曾[OCR疑误：▯]判决将田地归还百姓。（见《李棠传》）河南靠近黄河的淤积土地，百姓前去开垦，奸民指称是周王府的屯场，献给周王以求赏赐；周王总是据为己有。原杰请求治罪献田的人，并治罪接受田产的人。（《原杰传》）又据《戒庵漫笔》，万历年间，嘉定、青浦之间有个周星卿，向来豪侠。有一名寡妇略有财产，儿子还年幼，她有个侄子暗中把她的财产献给权势之家；权势之家正坐着楼船、奏乐来到庄园查看，周星卿为此不平，纠集有力之人突然赶到，要求争斗，对方于是害怕离去。寡妇向官府诉讼，恰逢新任县令韩某很把扶助弱者、抑制强者当作自己的责任，便判决此事使她得到公道。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献送田产的恶习；这一家因为有周星卿和韩县令才得以伸冤，其他小民被豪强霸占田产却无法申诉的，正不知道有多少。由此看来，百姓生活在我朝，是多么幸运啊！考察邓茂七之乱，当时的习俗是佃户把租粮送到田主家；邓茂七煽动同伴不要送租，命令田主自己到佃户那里收租。田主向县官申诉，县官派巡检前去捉拿，邓茂七杀死了几名弓兵，于是起兵反叛，攻陷二十多个州县。后来朝廷大举进剿，才将其消灭。（事情详见《丁[OCR疑误：▯]传》。）这也可以看出引发变乱的原因。然而，恶劣的佃户倚仗强横，竟敢拒抗官府、煽动叛乱，这种风气也不能放任。为政者应当一方面禁止权势之家欺凌百姓，另一方面惩治奸民的凶悍行为，这样两方面都得到公平处理，就不至于滋生事端了。胥吏役夫做到大官 《梁[OCR疑误：▯景]传》记载，天顺八年修建隆善寺。工程完毕后，授予三十名工匠官职；尚宝卿任道逊等人因为书写碑文也升了品秩。王[OCR疑误：诏]上疏急切劝谏。工匠被授予官职，从这里已经开始出现端倪。正德初年，刘健等人的奏疏中说，画史、工匠被滥授官职，多达数百人，怎么可以不罢免。（《健传》）刘瑾专权时，《通鉴纂要》编成，他诬陷参与纂修的翰林官员誊写不谨慎，这些人全都受到谴责，却命令文华殿书办张骏等人改写誊录。张骏升到礼部尚书，其他被授予京卿官职的又有数人，装潢工匠也被授予官秩。（见《瑾传》）世宗时，工匠徐杲因营造功劳升任工部尚书；他的属下冒充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的官职头衔，人数多达几百。（《李芳传》）又有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也因宦官请求，全都被授予官职。（《胡世宁传》） 海外各番多有内地人充任通事 《明史·外国传》记载，洪熙年间，黄岩百姓周来保、龙岩百姓钟普福逃到日本，充当日本人的向导，侵犯乐清。成化四年，日本贡使到来，其中三名通事自称是敝塔波人，被盗贼掳掠后卖到日本，如今请求顺便回乡祭祖，朝廷答应了。成化五年，琉球贡使蔡[OCR疑误：▯景]说，他的祖父原本是福建南安人，担任琉球通事，后来升任长史，请求封赠他的父母，朝廷没有答应。成化十四年，礼部上奏说，琉球派来的使者多是闽中的逃亡罪犯，专门贩卖中国货物，以擅自获得海外贸易利益。当时有闽人谢文彬进入暹罗国，官做到坤岳，用汉语说就是尊贵的官员；他充任贡使来朝，朝廷把他交给司法官审理。正德三年，满剌加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是江西人萧明举，因犯罪逃入满剌加，随贡使而来，不久被处死。正德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原是鄞县朱氏的儿子，名叫缟，幼年学习歌唱，日本使臣喜欢他，缟的叔父朱澄便把他卖掉；到这时他充任使臣来到苏州，和朱澄相见。又有琉球王左长史朱辅，本是江西饶州人，在琉球任官多年，年过八十；琉球贡使一同来到，奏明此事，朝廷允许他退休还乡。

译又有佛郎机贡使中的火者亚三，通过江彬的关系，得以侍奉在皇帝身边；他自称本是华人，被番人役使，后来被处死。万历年间，有个漳州人王某，任[OCR疑误：氵孛]呢国那督，用汉语说就是尊贵的官员。又有海澄人李锦以及奸商潘秀、郭震，勾结荷兰人，贿赂税使高[OCR疑误：き]，请求借用澎湖作为互市之地。这些都是内地百姓私自进入海外番国的明证，但还没有发展到结队聚党的程度。三佛齐国被爪哇占领后，改名为旧港；闽、粤人很多占据那里，达到几千家，有个广东人陈祖义任头目，众人都拥戴他。又在嘉靖末年，广东大盗张琏被官军驱逐，后来商人来到旧港，发现张琏担任市舶长；漳州、泉州人多半依附他，仍如同中国的市舶官。又因吕宋距离福建很近，前往那里经商的闽人多达数万人，往往长期居住不返，甚至在那里繁衍子孙。后来佛郎机夺取吕宋，很多闽人被驱逐回国，留下的人全都遭受侵辱。（以上都见《明史·外国传》）可见内地亡命百姓甚至有成百上千人结成群体、在海外番国定居。到了嘉靖年间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使日本倭寇劫掠海上，（《七修类稿》）接着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占据五岛，煽动各地倭寇入侵；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和倭人一起在柘林、乍浦等地建立巢穴，进行劫掠。（《胡宗宪传》）内地的亡命之徒也依附他们，如萧显、沈南山、叶明等，实在为数众多；过了十年，动乱才平定。（《七修类稿》）可见奸民不仅到海外番国滋生事端，而且还把海外番人引来成为内地的祸害。（《郑晓传》说，倭寇侵扰中国，是奸民贪图倭寇的贿赂而充当向导，所以倭寇进入后所占据的营寨，全都能找到要害之处，并完全知道官兵的虚实。倭寇把汉人当作耳目，汉人把倭寇当作爪牙。） 嘉靖年间倭寇之乱 明太祖制定制度，连一块木板也不许驶入海中。太平日子久了，奸民勾结倭人和佛郎机等国，私自前来互市。福建人李光头、歙县人许栋占据宁波的双屿，替他们主持交易，有势力的人家又加以庇护。有的人欠着他们的货款，许栋等人就诱使他们去攻掠。欠款的人又胁迫官吏捕捉他们，因此泄露出兵日期，令他们离去。约定日后偿还，但到了日后仍像以前一样欠着不还，倭人非常怨恨，于是更加肆意抢掠。朱纨任浙江巡抚时，访察得知其中弊端，便革除渡船，严格实行保甲，一概禁止私自互市。福建人突然失去了厚利，即使士大夫也觉得不便，于是在朝廷中散布诽谤，唆使御史弹劾朱纨，使他被罢职。当时朱纨已经派卢镗进攻并擒获李光头、许栋等人，在双屿筑寨，以断绝倭人屯泊的道路，其他海口也已经设置防备。恰逢他被弹劾，于是自缢而死。朱纨死后，洞海的防备全部松弛，许栋的同党汪直于是勾结倭人，肆意作恶。（《明史·朱纨传》）按郑晓《今言》说，开国初年设置官办市舶，正是为了沟通华人与夷人的情谊；出海贸易的人可以获得加倍的利润，居中经营的人可以得到牙侩的佣金，所以双方常能相安无事。后来因为严禁海上贸易，终于使豪强能够独占其中的利益；开始时是欺骗官府而与海盗通商，后来又借助官府来欺骗海盗，并把他们的货物和货款一并侵吞，以至于酿成祸乱。郎瑛《七修类稿》也说，汪直私自与外国商船往来，出入宁波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自从朱纨严厉实行海禁，汪直无法得逞，便招来日本倭寇，叩关索要欠款，突然进入定海抢掠。据说如此。郑晓、郎瑛都是嘉靖年间的人，他们所记载的豪强私下参与贸易、欠债不还，导致盗寇祸乱，确实是酿成祸患的原因。然而，明太祖最初的制度是连一块木板也不许入海，而郑晓却说开国初年设置官办市舶，双方已经相安无事很久，直到禁绝海上贸易，豪强才得以谋取私利并酿成变乱。郎瑛还说，朱纨严禁海上贸易，汪直才开始入寇，这就等于说倭乱是由海禁造成的了。这仍然是福建、浙江人散布诽谤的话，郑晓等人也随声附和，众口一词，不再加以考察。海外诸番互市固然不必完全禁止，但应当确定一个贸易地点；如果福建、浙江各个海口都听任他们交易，那么沿海州县处处都会被他们熟悉，一旦发生事情，哪里能够全部防备呢？○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各国同中国进行贸易，必定想得到一个屯驻的地方，以便停泊和收存货物。明初，暹罗、占城、瓜哇、琉球、氵孛泥等国，都在广州互市。正德年间，迁到高州电白县。嘉靖年间，才迁到香山的壕镜，每年缴纳商税二万金，就是今天的澳门。佛郎机人因而得以混入其中。后来佛郎机兼并吕宋、满剌加两国，势力独强，居住在壕镜的各国人都害怕它，于是被它专据此地，筑城建寺。大西洋人来到这里，也乐于居住，因此贸易更加扩大。如今外国人都在这里建立家室，繁衍子孙，不下数千家，从来没有不轨的图谋，大概他们的意图只在贸易获利，并没有别的企图。然而海外各国并不相同，居住在壕镜的，大约只是几个国家的人，其他国家并不在那里，因此往往各自都想请求土地作为永久产业。例如嘉靖年间，林道乾逃到台湾，后来离开，荷兰人又占据了他逃居的地方。万历年间，荷兰人又贿赂税使高き，请求在澎湖筑城，都司沈有容前往晓谕他们，他们才离去。荷兰人在台湾占据的地方，也被郑芝龙驱逐。郑芝龙投降后，荷兰人又占据台湾，郑成功又夺回了那块土地。本朝攻取台湾以后，才不再被外国占据。由此可见，各国来互市，必定想得到一个屯驻停泊的地方。近来英吉利国派遣使者入贡，请求在宁波的珠山以及天津等处租地筑屋，永远作为互市之地。皇上认为广东既然已有澳门供各国停泊，就不能再在其他地方设置市场；这种防患于未然、消除祸患萌芽的考虑，实在深远。

译按：珠山就是舟山，四面都是海。从前勾践想让夫差栖居在甬东，就是这个地方。宋代设为昌国城，明代隶属于宁波的定海县。倭乱时，倭人占据这里作为巢穴。汪直向胡宗宪约定投降后，曾派他的儿子氵敖在舟山攻破倭寇。徐海死后，其余党也逃到舟山，被俞大猷消灭。等到汪直投降后被诛杀，氵敖又在舟山设置栅寨，入侵作乱。（见《胡宗宪传》。）明末总兵黄斌卿占据舟山，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兵败后来投奔，黄斌卿不接纳他。在此以前，舟山的田地都属于内地的大户；到这时，黄斌卿把田地全部登记为官田，让百姓租种土地、缴纳田租，大概是想把它占为世代产业。顺治六年，黄斌卿被张名振等人杀死，鲁王又来驻扎。顺治八年，大军攻打舟山三个月，黄斌卿等才逃走。我朝派巴臣兴镇守这里。顺治十二年，郑成功派洪旭来进攻，巴臣兴向他投降。第二年，我军收复此地，舟山才正式列入版图。由此可见，这座山是浙江海中的要地，外国人一旦得到它，就可以据为巢穴，实在不能轻易交给他们。（《明史·张可大传》说：舟山是宋代的昌国城，位于海中，有七十二▯奥，是浙东的要害；张可大任参将时，分条提出八项筹划战守的建议，全都是宏大的谋略。） ○天主教 意大理亚国在大西洋中。万历年间，该国人利玛窦来到京师，绘制《万国全图》，说天下有五大洲：第一叫亚细亚洲，共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第二叫欧罗巴洲，共有七十多个国家，意大理亚是其中之一；第三叫利未亚洲，也有一百多个国家；第四叫亚墨利加洲；第五叫墨瓦蜡泥加洲，天下的大地到此就都包括了。大体上，欧罗巴各国都信奉天主教。天主耶稣出生在女德亚，就是古代的大秦国；这个国家在亚细亚洲的中部，他向西到欧罗巴传播教义。他最初出生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庾申，经过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到万历九年，利玛窦才渡海九万里，抵达广州的香山澳，这种教义逐渐传播开来。万历二十九年，他进入京师，献上土产，并进献天主和天主母的画像。礼部认为《会典》中没有记载大西洋这个名称，便驳回了。皇帝嘉许他远道而来，给他安排住所并供给饮食。公卿以下的人都看重他，纷纷同他交往。利玛窦对此感到安心，于是留居不去。万历三十八年去世。这一年，历官推算日食多有错误，五官正周子愚说，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人精通历法，他们的书有许多地方是中国所不能及的，应当命令加以采择，于是就命庞迪我等人一同测验。自从利玛窦来后，他的门徒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王丰肃、阳玛诺等人居住在南京，倡行他们的教义，官民中有很多人跟从。礼部郎中徐如珂厌恶此事，上奏请求将他们驱逐回国。万历四十六年，庞迪我等上奏说：“臣与利玛窦等人渡海九万里，来瞻仰上国。臣等焚香修行、奉行教道，尊奉天主，哪里有什么邪恶图谋，竟敢陷入罪恶之业？请求赐予宽容。”皇帝也没有答复，但他们仍旧居住在中国。崇祯年间，历法更加错乱，礼部尚书徐光启请求命令其门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人，拿他们国家的新法来相互参照比较。书成后，就以崇祯元年戊辰为历元；这种方法比《大统历》更加精密。这些东来的人，大多是聪明而卓越之士，专心于传播教义，不谋求俸禄利益；他们所著的书，大多是中国人过去没有谈论过的，因此当时喜好新奇的人都推崇他们。他们的门徒又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等人，都是欧罗巴国的人。总的说来，天下有四大教：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它们都产生于亚细亚洲，其中佛教流传最广。亚细亚洲内部，如前藏、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都信奉佛教；中国也盛行佛教。亚细亚洲以外，如西洋的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剌国、沼纳朴儿国，南洋的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的日本国、琉球国，都信奉佛教。（都见《明史·外国传》。）又有迦剌国、马八儿国，都有佛钵舍利。（见《元史·亦黑迷失传》。）其余海外各国，则都信奉天主教。回回教方面，亚细亚洲内部只有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信奉。（见椿园氏《异域琐谈》。）海外则有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等国信奉。（也见《明史·外国传》。）孔教所及仅限于中国境内，向南到交趾，向东到琉球、日本、朝鲜而已。因此，佛教传播得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和回回教又次之。孔子汇集诸家大成，确立了做人的根本，凡是三纲五常的道理无不完备；可是他的教化反而不如佛教、天主教传播得广。大概精深的道理只有中州清明秀美的地区才能实行和学习，粗浅的道理则不同风俗、不同性情的人都能用来约束自己，所以教化所覆盖的范围尤其遥远。试看古代帝王制定的礼乐、刑法和政令，也只是就人伦常理的大端来加以引导和禁止；至于儒者所说的修养身心、探究性命的学问，本来就不是用来要求普通民众全部做到的。既然如此，天道包罗一切而没有遗漏，大概就在人人都能共同看见的粗浅事迹之中，而不必一定深入探求吧。●卷三十五 ○万历中矿税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