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译邓禹的功名，尤其应当置于诸侯之上。”（《稗史汇编》）刘仲质改任华盖殿学士时，皇帝亲自撰写诰文。（《刘仲质传》）分封十王时，皇帝亲自起草册文，召唐之▯来润色。（《翦胜野闻》）这说明皇帝还兼习骈体文。皇帝曾询问太子汉代七国叛乱的事情，太子说，过错在七国。皇帝说：“这是讲官片面说法。景帝做太子时，因为博戏杀了吴王的世子；做皇帝后，又听从晁错的主张，贬黜削弱诸侯。这就是七国起兵反叛的原因。”谈到宦官时，他说：“古代的宦官，不过负责掌管昏时和晨时罢了。自从汉邓太后以女主临朝，任用宦人为常侍等官，从此宦官的权力就压倒了君主。”看到内藏时，就以汉炅帝的西苑、唐德宗的琼林和大盈库为戒。告谕翰林张信等人以论思作为职责时，就引用唐代陆贽、崔群、李绛等人作为训诫；告谕戴德彝等人时也是如此。教官吴从权不懂民间事务，皇帝就拿胡瑗教导诸生都兼顾时务的事告诫他。（见《本纪》及各传。）任命刘基的儿子▯景为阁门使，告诫他说：“考察宋代制度，阁门使就是仪礼司。我希望你把宣达诏令作为职责。” （《刘基传》）这说明皇帝熟悉历史上的事情。宋濂在皇帝身边侍从时，皇帝曾召他讲解《春秋左氏传》。（《宋濂传》）陈南宾进讲《洪范》九畴，后来皇帝为《洪范》作注，多采纳他的说法。（《陈南宾传》）皇帝又曾读蔡氏《书传》，发现其中关于星象运行的说法与朱子《书传》相悖，于是征召各位儒者加以订正。（《钱宰传》）这说明皇帝连经学也留意。自古以来，帝王中深通文章义理的，每个时代也没有几个人，更何况皇帝从小没有读过书，成年后一直在戎马之间，又没有时间从事占毕之学，却能勤奋学习，最终达到如此贯通的程度，这确实是应时而生的雄才大略的一个方面啊！○明初的文字之祸 明太祖通晓文章义理，固然属于天资超凡。但他起初学问不深，往往因为文字而疑心、误解并杀人，这种事也已经不少。《朝野异闻录》记载，三司、卫所进呈的表笺，都命教官代写。当时因文字涉嫌犯忌而被依法处置的有：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写《谢增俸表》，因表中有“作则垂宪”而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写《万寿表》，因有“垂子孙而作则”而被杀。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写《贺冬表》，因有“仪则天下”而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司、按察司写《正旦贺表》，因有“建中作则”而被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写《正旦贺表》，因有“睿性生知”而被杀。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写《贺冬表》，因有“圣德作则”而被杀。陈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写《万寿表》，因有“寿域千秋”而被杀。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写《谢赐马表》，因有“遥瞻帝扉”而被杀。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写《正旦贺表》，因有“取法象魏”而被杀。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写《谢东宫赐宴笺》，因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而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写《万寿贺表》，因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而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写《贺立太孙表》，因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而被杀。大概“则”的读音容易让人联想到“贼”，“生知”容易让人联想到“僧”，“帝扉”容易让人联想到“帝非”，“法坤”容易让人联想到“发髡”，“有道”容易让人联想到“有盗”，“藻饰太平”容易让人联想到“早失太平”。《闲中今古录》又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话，皇帝读后大怒，说：“‘生’就是‘僧’，是说我曾经当过僧人；‘光’就是剃发；‘则’字的读音接近‘贼’。”于是把徐一夔斩了。礼官非常害怕，于是请求制定表文格式，皇帝才亲自撰文颁布天下。又有僧人来复作谢恩诗，其中有“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的句子，皇帝说：“你用了‘殊’字，这是说我是‘歹朱’。又说没有德行可以歌颂陶唐，是说我没有德行，即使想用陶唐来歌颂我也做不到。”于是把来复斩了。考察这时的文字之祸，起因只在一句话。当时皇帝正重视文治，许多功臣心中不平，皇帝对他们说：“世道混乱时应当使用武力，世道太平时应当崇尚文治，并不是偏重某一方面。”群臣说：“只是文人善于讥讽诋毁。例如张九四厚礼对待文儒，等到请他们为自己撰写名号时，他们却说是‘士诚’。”皇帝说：“这个名字也很好。”群臣说：“《孟子》中有‘士诚小人也’这句话，他们哪里知道呢？”皇帝从此阅览天下的章奏，动不动就产生疑心和猜忌，于是文字之祸便兴起了。○明初文人大多不出仕 明初有很多文人不愿出仕。丁野鹤、戴良不出仕，是因为不忘故国。其他如杨维祯，因为编纂礼乐书籍被征召到京师，留了一百多天，请求告老还乡而离开；宋濂送他的诗中所说的“白衣宣至白衣还”，指的就是这件事。胡翰应聘修撰《元史》，书成后，接受赏赐回去。赵▯熏、陈基也参与修撰《元史》，不接受官职，获赐金钱后回去。张昱被征召到京师，因为年老而不出仕。陶宗仪被推荐，却没有赴任。王逢因文学才华被征召，他的儿子王掖任通事司，叩头以父亲年高为由请求免除，皇帝于是命令吏部发文停止征召。大概当时明太祖惩治元末的放纵松弛，凡事使用严刑峻法，所以人们大多不乐意出仕。解缙上疏说：“陛下没有几时不改变的法令，没有一天不认为有人犯错。吏部任用的人不分贤能与否，刑部受理的人不判明冤枉与否。”练子宁上疏说：“陛下因为小小的过错，任意施加无穷的诛罚，凭什么治理天下？”叶伯巨上疏说：“开始选取士人时，搜罗无遗；一旦稍有差错，如果侥幸免于诛杀，就必定被编入屯田、筑城一类的差役，丝毫不会顾惜。”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法律执行得多么严酷。武臣中被杀的固然不必说，即使是文人学士，一旦接受官职，也很少有能够善终的。

译宋濂以儒者身份在宫禁内侍从十多年，又加上担任皇太子的师傅，尚且不能免于被遣往茂州，何况那些关系疏远、平素没有恩宠的人呢？例如苏伯衡两次被征召，都以生病为由推辞，不久担任处州教授，却因表笺文字有误而被处死。郭奎参与朱文正的军事事务；张孟兼修史完成后，做官做到佥事；傅恕修史结束后，被授为博野县令，后来三人都因涉案而死。高启任户部侍郎，已经被放归，却因为魏观的上梁文而被腰斩。张羽任太常丞，投江而死。徐贲任布政使，入狱而死。孙ナ任经历，王蒙任泰安州知州，都因被认为结党而死。没有被杀的，张宣修史完成后接受官职，却被贬为驿丞；杨基任按察司官员，被贬去服劳役；乌斯道被授为石龙县令，被贬去定远服役。这些事都记载在《文苑传》中。当时即使因文学才华被授予官职，最终也不能免于祸患，难怪杨维祯等人不敢接受官职了。○胡惟庸、蓝玉案件 汉高祖诛杀功臣，固然残忍，但他一定要除掉的，也只有韩信、彭越。至于栾布，则是因为他反叛才将其诛杀；卢绾、韩王信也是在有谋反迹象后才出兵征讨。其余萧何、曹参、周勃、灌婴等人，汉高祖正倚重他们作为心腹和股肱，想把托付孤儿、寄托国命的重任交给他们，从未一概加以猜忌。唯独到了明太祖，借助各位功臣取得天下，天下平定以后，却把曾经帮助他取得天下的人全都杀掉，他的残忍实在是千古以来所未有。大概他雄猜而好杀，本来就是天性。胡大海正在浙江东部效力时，他的儿子在都城触犯酒禁，明太祖就亲手杀了他，说：“宁可让胡大海背叛我，也不能让我的法令不能实行。”赵仲中守卫安庆，陈友谅攻陷安庆，赵仲中逃回，常遇春请求赦免他，皇帝说：“法令不能实行，就无法惩戒后来的人。”于是杀了赵仲中。由此可见他刚强果断的性情。汉光武帝、唐太宗平定天下时年纪还轻，想到自身年老时，各位功臣都已经衰老去世。宋太祖年纪虽大，但仰仗有弟弟可以驾驭各位大臣，所以致力于保全他们。至于明太祖，虽然起事较早，但天下大定时已经六十多岁，懿文太子又柔弱仁厚；懿文太子死后，皇太孙更加孱弱，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忧虑。因此他两次兴起大狱，把功臣一网打尽，从这些事情可以推知他的内心和行迹。胡惟庸死于洪武十三年，与他一同被诛的不过陈宁、涂节几个人。至于胡党案件，则发生在洪武二十三年，距离胡惟庸死亡已经十多年，哪里会有首谋已经死去、同谋者直到十多年后才败露的道理？这不过是借胡惟庸作为题目，让狱词牵连许多人，作为草▯禽▯的计策罢了。胡党已经诛灭，仍然认为没有尽除，于是洪武二十六年又兴起蓝党案件，从此各位功臣宿将才全部被杀。（胡惟庸死时，谋反的情状还没有显露。洪武十九年，林贤案件审结，说胡惟庸曾派林贤出海与倭人相通，这件事才开始显露。洪武二十一年征讨沙漠，缴获胡惟庸过去派往故元、用于通书的封绩；洪武二十三年发问审讯，谋反的情状才大为显著，见《李善长传》。蓝玉倚仗功劳而粗暴，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蒋▯告发蓝玉谋反，交给司法官审讯，供词说蓝玉与曹震等人谋划变乱，准备等皇帝外出耕藉时起事，于是蓝玉被族诛，见《蓝玉传》。）如今考察因胡党而死的人，有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骐、李伯升、丁玉、邓愈的儿子镇，以及宋濂的孙子慎。（濂也被安置到茂州。）本人已经死去而被追究罪责、削除爵位的，有顾时（他的儿子顾敬因牵连而被处死）、杨[字形不明]景、吴祯、薛显、郭兴、陈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华云龙（他们的儿子也因牵连而被处死）。因牵连蓝玉党案而被处死的，有傅友德、曹震、张翼、朱寿、何荣、詹徽、傅友文、察罕（纳哈出的儿子）、张温、陈桓、曹兴、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纬、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春、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本人已经死去而被追究罪责、削除爵位的，有桑世杰（他的儿子桑敬因牵连而被处死）、孙兴祖（他的儿子孙恪因牵连而被处死）、何真（他的儿子荣、贵、安都因牵连而被处死）、韩政（他的儿子韩勋因牵连而被处死）、濮英（他的儿子[字形不明]因牵连而被处死）、曹良臣（他的儿子曹泰因牵连而被处死）。这些都是列传中记载的人。胡惟庸案有《昭示奸党录》，被灭族的达到三万多人；蓝玉案有《逆臣录》，被灭族的达到一万五千多人。如今这两部录书已无法考见，但《胡惟庸传》和《蓝玉传》都详细记载了人数。此外，还有并非属于这两个党派、而因其他事情被诛杀的人。廖永忠功劳最大，却因擅自使用龙凤年号以及其他违法之事，被赐死。汪广洋虽然没有被列入胡惟庸党，皇帝追念他在江西曲意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又不揭发杨宪的奸恶，于是赐死。周德兴年纪最高，因为他的儿子扰乱宫禁，连同德兴一起赐死。王弼已经还乡，又被召回赐死。胡美因为女儿成为贵妃，和儿子、女婿一起扰乱宫禁，连同胡美一起赐死。李新、谢成另因其他事情被诛杀。文臣因事情获罪被诛杀的，还有茹太素，他因刚直抗争、不肯屈服而死。李仕鲁因进谏皇帝不要听信僧人的话，被命令由武士在台阶下[字形不明]死。王朴、张衡都因进言论事而死。孔克仁、陶凯、朱同都因牵连案件而死。因此，文臣也有很多含冤而死的人，皇帝也实在太残忍了！《明史》在各位大臣的传记中，只有蓝玉的传记略微说明了他因粗暴而招致祸患的缘由；至于冯胜、傅友德等人，只叙述他们的战功，结尾立即写到被赐死，明显表明他们并不是因罪获死。李善长辅佐明太祖起兵，官位做到上相，封为公爵，七十七岁时全家被诛杀。传记中既附载了罗织罪名的审讯文书，又记载了王国用为他辨白洗冤的一篇奏疏，以充分彰显他的冤屈。汤和也受到猜忌，却最终得以安然善终，所以传记末尾说，当时公侯因牵连奸党而获罪，没有一个能够幸免，唯独汤和享有长寿，最终以功名善终；传记还深深替他感到庆幸。这些都说明了明太祖猜忌而好杀，也可以由此看出为这些人立传的用意。○涂节、汪广洋之死

译《胡惟庸传》说，胡惟庸与陈宁、涂节谋划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节上报变乱，告发胡惟庸。皇帝大怒，命廷臣审讯胡惟庸，供词牵连到陈宁、涂节。廷臣说，涂节本来参与谋划，见事情不能成功，才开始上报变乱，不可不杀，于是诛杀胡惟庸、陈宁，也连同诛杀涂节。这样看来，涂节本来就是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人。然而《汪广洋传》说，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节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这样看来，涂节在上报变乱之前已经弹劾胡惟庸，就不是原先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人了。大概是胡惟庸怨恨他上报变乱，反过来诬陷他，以此陷害他罢了。又据《汪广洋传》，皇帝询问胡惟庸毒死刘基的事情，汪广洋回答说：“没有这回事。”皇帝恼怒他结党欺骗自己，把他贬到广南。后来皇帝又追究并恼怒他在江西曲意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奸恶，于是下敕令诛杀他。这样看来，汪广洋之死，是因为朱文正、杨宪两件事。而《胡惟庸传》却说，占城贡使到来时，胡惟庸、汪广洋没有把这件事报告皇帝，中官出去接见贡使，回来上奏。皇帝大怒，责备胡惟庸、汪广洋，不久赐汪广洋死。这样看来，汪广洋又是因隐匿贡使而死。两篇传记的记载很不一致。隐匿贡使一事，胡惟庸、汪广洋罪责相同，不应只治汪广洋一人之罪；因此，汪广洋之死究竟还是因为朱文正、杨宪两案。○明太祖晚年减轻严刑 明太祖惩戒元朝末年的松弛废弛，特意采用严厉的法典来统治臣下，稍有独自触犯禁令的人，刀锯之刑随即降临。当时京官每天早晨入朝，必定要同妻子儿女诀别；到了晚上平安无事，便彼此庆贺，认为又活过了一天。（见《草木子》。）法令严酷到这种程度，所以人人都两脚重叠站立，不敢放纵胡为，这大概也是整顿一代政治所采取的手段。然而，明太祖命李善长、刘基等人制定律令时，又斟酌轻重，务求适当。洪武十八年，下诏规定天下罪囚由刑部、都察院详细审议，大理寺复核审判，然后奏请裁决。洪武二十年，焚毁锦衣卫的刑具，把囚犯交给刑部看管。洪武二十八年，又下诏说：“朕起兵以来惩治奸邪顽恶，有时在法令之外用刑，这本来不是常规法典。后世子孙只许遵循律典，不许使用黥刑、刺字、[字形不明]刑、劓刑、阉割之刑。臣下若敢奏请使用这些刑罚，便处以[字形不明]重典。”他又曾与懿文太子到郊外去，亲自指着道路旁的荆楚，对太子说：“古人用这种东西作为朴刑，因为它能驱除风寒，虽然会造成伤害，却不会杀人。古人用心如此仁厚，你应当记住。”可见明太祖未曾不慎重对待刑狱。大概他起初把严刑作为整顿的手段，后来又以忠厚仁慈确立长久的规制，确实体现了他的深远见识和长远谋虑。○明太祖多收养异姓为子 收养异姓人为儿子，始于唐代宦官。此后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人也用这种办法来创建基业。大概群雄并立的时候，部下很容易改换门庭，只有把他们抚养成家人父子，才有名分可以相互维系，有恩义可以彼此融洽；时间久了，也就形成骨肉般的亲情。用这样的人守卫边疆、抵御敌人，比起一般将帅更加可信。明太祖起初起兵时，以平民身份举事，除了一个侄子朱文正、一个外甥李文忠之外，再没有服丧期功以上、关系亲近的亲属，所以也收养了很多异姓子弟，从小抚养他们，长大后便命令他们和各位将领一起分守各地，往往能够发挥作用。《何文辉传》说，周舍镇守镇江，道舍镇守宁国，马儿镇守婺州，柴舍、真童镇守处州，金刚奴镇守衢州，这些人都是义子。考察可知，周舍就是沐英。他幼年丧父，跟随母亲躲避战乱，母亲又去世，太祖和高皇后怜悯他，便收养他为儿子，军中也称他为沐舍，后来因功恢复本姓。道舍就是何文辉。太祖最初攻下滁州时得到他，当时他十四岁，便收养为子。马儿就是徐司马，扬州人，九岁时无所依靠，太祖收养他为子，后来立功，也恢复本姓。柴舍就是朱文刚，他与耿再成共同镇守处州；苗族将帅发生叛乱时，朱文刚想聚集军队杀贼，但未能及时行动便战死了。金刚奴的情况无从考查。又有朱文逊，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小名，他也以养子的身份死于太平之难。又据《平安传》，平安也是太祖的养子，年轻时骁勇善战，力气能够举起数百斤重物。《沐英传》又说，太祖收养的义子总共有二十多人，如今都无法考查了。○明初迁徙百姓的命令 明太祖刚刚定都时，曾把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没有田地的百姓迁到临濠耕种，官府供给耕牛和种子，免除赋税三年。明成祖也把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沁州等地人口多而田地少以及没有田地的人家迁来，以充实北平。让闲散百姓耕种荒地，本来是好的政策。然而，明太祖又曾把江南富民十四万户迁到中都；又命户部登记浙江等九省以及应天十八府的富民一万四千三百多户，依次召见，把他们的家属迁到京师，称为“富户”。明成祖沿用这一做法，又把直隶、浙江百姓二万户迁到京师，充任运粮脚夫；又把应天、浙江的富民三千户迁来充任北京、宛平、大兴二县的厢长，附入京师户籍，但仍要承担原籍的徭役。时间久了，他们贫困逃亡，便动辄选取其原籍富裕人户来补充。这些都见于《食货志》。可以说，明太祖最初的意图，本来是仿效汉代迁徙百姓充实关中的制度，后来却变成了祸害的根源。考察黄润玉的事例，他的父亲在迁徙之列，黄润玉请求用自己代替父亲。官府认为他的年纪太小，他回答说：“父亲离去后会一天比一天老，儿子离去后会一天比一天强壮。”于是官府便让他代替父亲迁徙。不久，他考中顺天乡试。○明代分封宗藩的制度 明太祖最初平定天下，把诸子分封到各省、各府，大体上仿照汉、晋、六朝以及元朝的制度，再加以斟酌变通；在外表上是为了加强藩王和卫所，实际上却不让他们拥有处理政事的权力。其中有才能的，如燕王、晋王等，有时统率军队镇守边塞，但这不是通常的制度。分封在内地的，只设置三支护卫，不至于造成尾大不掉的祸患，他的用意也是深远的。然而后来时间一久，弊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是藩王凭借王府的尊贵地位居住在外郡，势力足以祸害百姓；二是宗室旁支日益繁衍，都依靠地方官府供给，不让他们出仕，也不让他们另谋生计，以至于宗藩本身困窘，国家财力也难以支撑。考察唐朝初年，也曾把诸王分封到外地；等到武后废黜、杀害诸王以后，开元以来诸王都居住在京师，而宗室旁支却可以自行求取功名。宗室中做到宰相的甚至有十多人；他们出仕到外地的，如嗣虢王巨、嗣吴王[字形不明]，在国家遭遇盗寇祸乱时，都能守卫州郡、掌握军队，为国家效力，这是这种制度中最好的做法。如今看明代制度，藩王的体统极其尊贵；以极其尊贵的身份处在外郡，便出现了谷王穗夺取民田、侵吞公税、杀害无罪之人、窝藏逃亡者等事情。长史虞廷纲进谏，他就诬陷虞廷纲有罪，把他处以磔刑。

译又如伊王世子典[字形不明]，经常抓住官吏的把柄；凡是不合他的意，就一定设法构陷，使他们离职。等到御史巡行所属地区时，竟不敢进入城中；典[字形不明]拦住御史并鞭打他。官吏往来，大都绕道快速通过，仍然会被他派人追入，责怪他们不来朝见；前来朝见的，也用不合礼仪的方式侮辱。王府宫墙损坏，奏请修筑，他就夺取附近百姓的住宅来扩建宫墙。他索要郎中陈大壮的房屋，陈大壮不肯，他便派数十人跟随陈大壮起卧，夺走他的饮食，陈大壮终于饿死。巡视河南府城中的女子，选出七百多人，留下其中最漂亮的九十多人，勒令她们的家人拿钱赎回。朱宸濠未叛乱时，也曾强行夺取民间田宅和子女，收养群盗闵廿四、凌十一等人，在江湖间劫掠财物，有司不敢过问。甚至在楚宗华诋毁、揭发楚王华奎一案中，因为巡抚赵可怀包庇华奎，楚宗人竟把赵可怀打死。这就是他们横行无忌的情形。他们肆意残害官民，都是因为藩王以尊贵身份居住在外郡，没有人敢于抗拒。至于国家防范、约束宗藩的办法，却又禁令过于严密。大概自从明成祖凭借燕王府起兵而取得帝位，后来又有高煦、[字形不明]钅番、宸濠先后谋划叛乱，于是设置了严厉的禁令，对宗藩加以箝制，无所不用其极。《明史·诸王传赞》说，出城去祭扫祖墓也必须上奏请示，两个藩王都不得相见。如今考察襄王瞻[字形不明]由长沙迁往封地，路过安陆时，见到他的弟弟梁王瞻[字形不明]，依依不舍不忍离去，临别时痛哭，说今生恐怕再也不能相见了。这就是两个藩王不得相见的制度。天顺年间，瞻[字形不明]奉诏入朝，英宗因为他是尊贵亲属，特意命令他每年节令可以和诸子出城游猎。由此可见，没有特别诏令就不能出城。弘治年间，周太后想见她的次子崇王见泽，特意召他进京。倪岳上奏说，自宣德以来，除了襄王曾入朝一次外，没有亲王入朝朝见的事情，于是最终没有召见。万历年间，郑贵妃不想让她的儿子福王前往封国，便以留下来为李太后祝寿为借口，太后说：“难道我的潞王也可以因祝寿而来吗？”（潞王是李太后的次子、神宗的亲弟弟。）这可以看出，亲王一旦受封，即使想入朝也不得自行入朝。甚至土木之变时，韩王的儿子冲秋前往京师勤王，也被敕令制止。蒙古寇乱进入河套，冲秋愿意率领儿子和女婿出击盗贼，也不被允许。崇祯年间，京师戒严，唐王聿键倡议起兵勤王，反而被诏书严厉斥责，削为庶人，禁锢在凤阳。这样看来，即使国家有紧急事变，宗藩也不得前往救援。这个制度最不妥善的地方，在于宗室旁支日益繁多，只能依靠每年的俸禄生活，却没有出仕或谋生的道路；宗藩支系既然越来越多而陷于穷困，国家财力也因此坐困。《明史·诸王世表序》说，亲王有时还可以自行维持生活，郡王直到中尉，贫乏尤其严重。大概亲王的岁禄本来很多（洪武九年，最初规定亲王每年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也各有供给。洪武二十八年重新规定，亲王禄米仍为一万石，郡王只有二千石，镇国将军以下依次递减为二百石、一百石），他们的护卫军、仪卫司人员以及乐户等人的俸禄粮饷，也都由官府供给（楚王孟烷请求交还两支护卫，以节省国家财力，可见护卫的粮饷由官府供给；德王▯榕因仪卫司缺额，想用多余的丁壮补充，巡抚邵锡下檄文规定，补充进去的人不得发给粮饷，可见仪卫司本来是由官府发饷；郡王有事使用鼓吹时，与亲王分城居住的，向有司借鼓吹；与亲王同城居住的，向长史司借乐户，可见只有亲王拥有乐户），所以亲王的分例本来就很丰厚，而且初次受封时，岁禄之外还会得到草场、滩地等赏赐。例如英宗的儿子见[字形不明]就藩德州时，请求得到齐、汉二庶人遗留下来的东昌、兖州闲田，以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的土地，宪宗全都给了他。神宗的儿子潞王就封时，请求得到景王藩府原有的籍田和产业，多达四万顷。福王前往封国时，也援引先例提出请求；当时土地册籍已经确定，民间土地连一尺一寸都被夺取，仍然不够，只好减半供给；中州田地不足，又取山东、湖广的田地补充。福王又上奏请求把张居正被籍没的田产，以及从江都到太平沿江的芦荻洲地、四川盐井和茶税银都给他。又请求淮盐一千三百引，设店在洛阳出售，甚至禁止食用河东盐，以便听任福王贩卖。以上就是亲王富厚的大致情形。大概亲王初次受封、离开京城到藩地时，都是帝王宠爱的儿子，所以岁禄之外还有这些特殊赏赐；后来嫡出的子孙承袭亲王爵位时，也继承其产业，因此富厚到这种程度。至于亲王的旁支子孙封为郡王、镇国将军、奉国将军、中尉的，不能分得这些私产，只能依靠岁禄作为衣食来源；而人口日益增多，国家财力也供给不起。嘉靖年间，御史林润说，天下财赋每年供应京师的米有四百万石，而各藩的禄米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没有灾害减免，也不够供给禄米的一半。年复一年，这样下去将靠什么来供给？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供养各藩已经十分艰难。因此，议论者提出了削减岁禄、限制宫[字形不明]、限制支子的请求。《明史·诸王世表序》说，宗室旁支中承继宗祧的，亲王没有推恩给旁支的恩例；群从子弟中承袭爵位的，郡王也没有再次承袭的规定；此外，宗室婚姻名额不按时办理有明确禁令，本折和互折没有固定期限。嘉靖四十四年，才规定郡王、将军的禄米七成折发钞，中尉以下六成折发钞，郡主、县主及仪宾等八成折发钞，宗藩的贫困就更加严重了。这些都由于宗藩的旁支只能依靠官府供养，不让他们出仕，又不许他们另谋生计，才造成如此困敝。靳学颜的奏疏所说的“唐、宋宗亲，有的列名仕籍，有的散居民间；我朝分封列爵，既不务农，又不出仕，只会吸取百姓的膏血”，说的正是这种情形。《程绍传》说，宗室聚集成为盗贼的巢穴，程绍把情况逐条上报，反而被列入不肖宗室之中。嘉靖年间，宗室祜[字形不明]请求取消宗人的禄米，允许他们从事士、农、工、商四民之业来谋生；贤能的人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获准。直到万历年间，宗室戴[字形不明]请求宗室都可以穿儒服参加考试，考中者根据才能器识，内外官职都可以任用，这才开始获准施行。

译（考察《陈子壮传》，崇祯帝下诏，援引祖训规定，郡王子孙中有文武才能、能够任用的，可以考核授职；可见祖训原本就有宗藩出仕的规定。）此后在崇祯年间，中部知县有一人名叫新[字形不明]，守城时死于流贼之难。云南通判寿钅林，在孙可望的军队到来时，知道自己不能幸免，便张着伞前去见孙可望，行三揖礼，说：“感谢将军不杀人、不抢掠的恩德。”孙可望想让他投降，他不肯，于是被杀。巩昌通判廷璋代理秦州事务，城池陷落后，被贼兵抓获。贼兵让他下跪，他呵斥说：“我是天朝宗室之姓的人，今天只求一死！”贼兵于是杀了他。（《宗室诸王传》）又有宝丰知县朱由[字形不明]、密县知县朱敏汀，也都是以宗室贡生身份出仕，死于流贼之难。（《武大烈传》）这些都是万历以后允许宗室参加考试、取得官职的人。假使早就像唐朝制度那样，让宗室各自都有晋身仕途的道路，那么平时既没有白白消耗国家禄米的负担，一旦发生事情，也许还会有像虢王、吴王那样为国家立功的人，未尝不能收到藩王宗室辅助国家的作用。可是直到王朝末期，才开始开放宗室出仕的道路，却已经来不及了，这难道不是立法中最不妥善的地方吗！（《何如宠传》记载，宗室藩王的婚嫁和命名，按例都要请示朝廷；贫困者又被有关部门搁置。从万历末年到崇祯中期，积压了上千件，有的宗室头发都白了还不能成婚，有的尸骨已朽仍未获命名。何如宠任礼部尚书时，特意上奏请求，为贫困宗室办理婚嫁的有六百多人。） ○明代官员的俸禄最微薄 明朝初年，百官的俸禄都取给于江南的官田。后来下令归还田地，改以俸禄供给。洪武十三年，已经确定文武官员禄米和俸钞的数额。二十五年，又重新确定官员俸禄：正一品每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到正三品依次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到从九品依次递减五斗，减到五石为止，此后成为永久制度。洪武年间，官员的俸禄全部发米，间或用钱钞支付，兼给钱一千文、钞一贯，抵一石米。（当时钞还很贵。）官位高的实际支取米数为定额的十分之四五，官位低的为十分之七八，九品以下全部支取米。后来折发钞票的，每米一石给钞十贯。（当时钞已经贬值，所以十贯才能抵一石米。）又凡是折色俸禄，上半年发钞，下半年发苏木、胡椒。（《孔友谅传》的奏疏说，大小官员除折发钞票外，每月所得米不过二石，这是宣德年间的事。又据《李贤传》，正统以前，北京漕运较少，各官每月支米一石。李贤上疏说，降人居住在京师的，实际支取十七石五斗；指挥使每月俸禄三十五石的，实际只支取一石，这样一个降人抵得上十七名半京官。） 成化七年，户部缺少钞票，于是改用布估价发给，布一匹抵钞二百贯。当时钞一贯只值钱二三文，而一石米折合钞十贯，所以一石米只值二三十文钱。布一匹也只值二三百文钱，却折合二十石米，这样一石米只值十四五文钱。《明史·食货志》说，自古以来，官员俸禄没有像这样微薄的。顾宁人认为，弊端在于先用钞折米，又用布折钞，所以才造成这种情况。后来又制定了折银的条例。（成祖迁都北京后，因为漕运不便，百官的俸米都命令到南京领取，只有英国公张辅因为功劳大，获准在北京领取。百官的俸米，领到票据后卖给商人，由商人前往领取，每十石米只值银一二两。周忱认为江南正苦于粮赋沉重，建议酌情折银，每石米折银四钱，用来充作百官俸禄，折银的制度由此开始。）官员俸禄有两种，叫作本色和折色。本色又有三种，叫作月米、折绢米和折银米。月米不论官职大小，每人都是一石；折绢米以绢一匹折银六钱；折银米以银六钱五分折米一石。这比从前用布折钞的规定稍好一些。折色也有两种，叫作本色钞和绢布折钞。本色钞以二十贯折米一石；绢布折钞则绢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官领取本色的仅占十分之三，依次增加，到从九品时，本色才占十分之七。这就是明代一朝官员俸禄的大致情况。（按《李长庾传》所引《会典》记载，国初金花银运到南京供给武官俸禄，正统初年才改运到内库；除武官俸禄之外，其余都供皇帝使用，可见武官俸禄早已发银。） ○明代宫殿曾多次遭灾 永乐五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八年，北征回来后，就在奉天殿接受朝见，可见奉天殿先建成。十八年，各宫殿全部落成，下诏把京师改称南京，把北京改称京师。十九年四月，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发生火灾。二十年，乾清宫也被烧毁。此后一直没有修缮，所以仁宗即位后准备返回南京，下诏将北京各衙门一律称为行在。直到正统四年，才开始修建北京宫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宫、坤宁宫和三殿都宣告建成，于是确定以北京为都城。下诏文武各衙门，不得再称行在。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发生火灾，派使者到湖广采伐木材；因工程浩大，加征天下赋税一百万。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宫才开始建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发生火灾。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建成，把奉天殿改名为皇极殿，华盖殿改名为中极殿，谨身殿改名为建极殿。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宫、坤宁宫两宫发生火灾。二十五年，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三殿发生火灾。三十年，重建乾清宫、坤宁宫两宫。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宫建成。天启六年九月，皇极殿建成。七年八月，中极殿、建极殿建成。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宫殿又被流寇李自成毁坏。统计明代北京的三殿两宫，共有四次遭灾。（见本纪以及《杨廷和传》《乔宇传》《沈一贯传》《陈于陛传》《张位传》等。） ○明代由正后所生的太子

译明朝各帝中，只有成祖、景帝、世宗、庄烈帝是从藩王府入继大统的，没有亲自做过皇太子。世宗晚年因为避讳没有册立储君，光宗刚即位就病了，也没有册立储君；其余各帝没有不册立太子的。太祖立马皇后所生的长子为皇太子，尚未即位就去世了，这就是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吕氏所生的儿子为皇太孙，这就是建文帝。靖难军到来后，建文帝死于火灾。建文帝即位时，也立查皇后所生的长子文奎为皇太子，靖难军到来后不知下落。这说明正后、正妃所生的太子都不吉利。仁宗的母亲是仁孝徐皇后，宣宗的母亲是诚孝张皇后；这两位由正后所生的太子后来享有国统，但他们出生时都在藩邸，母亲当时还没有被立为皇后。英宗以太子身份即位，而他的生母原是宫人，后来由孙皇后抚养为自己的儿子。宪宗以太子身份即位，他的母亲是周贵妃。孝宗以太子身份即位，他的母亲是李淑妃。只有孝宗即位后，册立妃张氏为皇后，弘治四年生下武宗，并立为皇太子；这才是已经成为皇后的皇后所生的太子，是明朝一代的盛事。世宗以后，穆宗的母亲是杜康妃。神宗以太子身份即位，他的母亲是李贵妃。光宗以太子身份即位，他的母亲是王恭妃。熹宗的母亲是王选侍，庄烈帝的母亲是刘贤妃。庄烈帝即位后，册立周妃为皇后，第二年生下慈▯良，立为皇太子；这也是已经成为皇后的皇后所生的太子，武宗以后仅此一例。统计明朝一代，由正位中宫的皇后所生并被立为储君的，只有武宗和慈▯良二人；然而武宗虽然做了皇帝，却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几乎使天下陷入混乱，死后又没有儿子；慈▯良遭遇国变，不知下落。这说明正后所生的太子更为不吉。其他如景帝立儿子见济为皇太子（杭妃所生），宪宗先立▯极为皇太子（柏妃所生），世宗先立载壑为皇太子（王贵妃所生），都早早去世。这些太子虽然不是正后所生，也都不吉利。立嫡子、建储君，是古今的良好制度；但随着时代和形势变迁，也有不能按通常道理来解释的情况。明代各位大臣喋喋不休地把争取国本作为第一大事，他们难道也没有广泛考察历代继承君位而导致兴亡的原因吗！○明代宫人殉葬制度 《明史·后妃传》记载，太祖去世时，宫人有很多跟随殉死。建文、永乐年间，朝廷相继优厚抚恤这些人的家属；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等人的家族，都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们称他们为“太祖朝天女户”。成祖、仁宗、宣宗两位宗主在位时也都如此。《后妃传》中记载，宣宗去世后，嫔妃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都跟随殉死；正统元年，全部追加赠谥，册文说：“现在这些人献身而践行大义，跟随皇帝升天并成为上宾。应当追加美好的谥号，以彰明她们的节操和行为。”由此可见，当时确有宫嫔殉葬的惯例。景帝因成阝王去世，仍然采用这一制度，直到英宗的遗诏才废止。按《周王有▯敦传》记载，有▯敦去世时，英宗赐给有▯敦一封书信说，王在世时曾经上奏，自己死后务必从俭办理，妃、夫人以下不必殉死，年轻而且有父母的宫人应遣送回家，等等。皇帝废除殉葬，大概就是根据有▯敦的奏请。但是有▯敦去世时，妃巩氏、夫人施氏、欧氏、陈氏、张氏、韩氏、李氏都已殉死；诏令追谥妃为贞烈，夫人为贞顺，大概是皇帝的书信还没有送到，她们就已经先死了。这也可以看出，当时宫人殉葬，各王府都实行，并不只是朝廷如此。《否泰录》记载，英宗临死前，召见宪宗，对他说：“让人殉葬，我于心不忍。这件事应当从我这里停止，后世不要再实行。”于是将此定为制度。○明代选拔秀女的制度 《明史》记载明太祖的制度：凡是天子、亲王的皇后、妃、宫嫔，都要慎重从良家女子中选取；主动进献的女子不接受，所以妃嫔和皇后大多从民间选取。明朝初年，只有成祖的仁孝皇后是徐中山的女儿，因为当时制度还没有确定。（明太祖起初为懿文太子册立常遇春的女儿为妃，她尚未去世，又册立吕本的女儿为太子妃。起初又为秦王朱▯爽娶王保保的妹妹为妃，后来又以邓愈的女儿为妃。这些都是前代旧例中没有的。）此后妃嫔多出自民间，所以每逢新君即位，便有选秀女的传言。《明稗类抄》记载，成化年间，命妇入朝时，尚书施纯的妻子非常美丽，皇太后仔细看了她很久，回头对身边人说：“当初选妃时，为什么没有选这个人？”《涌幢小品》又记载，宪宗选妃时，江南嘉兴姚善的女儿被选中；她的头发不到一尺长，经过吴江二十里时，一夜之间突然长到八尺，所以当地后来就叫作八尺。她入宫后，生下皇帝第九子寿王，册封为端懿安妃。《四友斋丛说》又记载，武宗南巡到扬州时，知府蒋瑶极力拒绝宠幸江彬等人。江彬传旨要选秀女，蒋瑶说：“我只知道知府有三个女儿，民间并没有。” 江彬于是无言以对。赵尔沂《刘大姑传》又记载，刘大姑是京师人，光宗在东宫时，下诏选元妃，刘大姑与郭氏皇后以及皇后的妹妹一同入选；郭氏被选中，皇后的妹妹和刘大姑则获赐金帛遣返回家。凡是落选的女子，显贵之家都争相聘娶，以此为贵；皇后的妹妹后来成为成山伯夫人。唯独刘大姑不肯出嫁，显贵亲戚送来的聘礼她全部拒绝，对母亲说：“被选中以后，和如今的元妃一同起居了三个月，外面那些是什么人，竟然还来议论婚嫁吗！”于是守贞终身而死。这些都是前明选秀女的故事。于慎行《笔麈》说，祖宗这样做自有深意：汉宣帝的许皇后出身微贱，所以她成为皇后后，随从、车舆和服饰都很俭朴；等到霍皇后被立，赏赐动辄以千万计。不仅如此，女子来自民间，就熟悉平民百姓的生计，可以帮助君主实行节俭的治理。如果一定要从功勋旧臣之家选取，那么既是功勋又是外戚，既是外戚又是功勋；王氏给汉朝带来祸患，贾氏给晋朝带来祸患，都可以作为前代的鉴戒。本朝选驸马也是如此，不但不从功勋旧臣之家选，也不从官宦之家选，其中的用意很深远，等等。现在考察明代选秀女的制度，也不是全国普遍实行，大致多在京师附近地区进行。

译起初南京、北京同样重要，所以妃嫔和皇后中还有南方人，如宣宗胡皇后是济宁人，孙皇后是邹平人，吴妃是丹徒人，郭嫔是凤阳人；英宗钱皇后是海州人；宪宗王皇后、武宗夏皇后都是上元人；世宗方皇后是江宁人。可是距离京师近的地方容易选取，所以英宗周妃是昌平人；景帝汪皇后和宪宗吴皇后都是顺天人；世宗杜妃（穆宗生母）是大兴人；穆宗李皇后是昌平人，陈皇后是通州人，李妃（神宗生母）是氵郭县人；神宗王皇后是余姚人，但出生在京师；郑贵妃是大兴人；光宗郭皇后是顺天人；王妃（熹宗生母）是顺天人；刘妃（庄烈帝生母）是海州人，但户籍在宛平；庄烈帝周皇后是苏州人，但家居大兴。大概明朝中叶以后，选妃多在京师进行，不涉及远方，恐怕会造成骚扰。（《陈子龙传》记载，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宦官使者四处出动，凡是有女儿的人家，都把黄纸贴在额头上，随即将女子带走，乡里一片骚动；陈子龙上疏极力劝谏。由此可见选秀女造成的骚扰。） ●卷三十三 ○明初的吏治 《明史·魏观等传赞》说，太祖起于平民，深知贪官对百姓的危害，曾经用极刑惩处他们；但又常常表彰和举荐贤能之人，以此表示劝勉，并不专靠刑法。他曾派行人带着诏书，赏赐平阳令张础、建阳令郭伯泰，表彰他们的政绩和操行。又有时因士人百姓请求留任贤能的官吏，便提升他们的品秩，让他们留任。也有因牵涉案件被逮捕的官员，辖区百姓列举其善政上报朝廷，官员于是恢复原职，并且得到破格升迁。已经升迁后，如果这些人改变节操、改易操守，朝廷又用严法惩办他们，所以激励和劝勉官吏到了极点。因此一时之间吏治有许多值得记载之处，今天仍可从《循吏传》中考见。天下府、州、县官员入朝时，太祖告诫他们说：“天下刚刚平定，百姓的财力都很困乏，就像刚刚飞起的鸟，不可拔掉它的羽毛；像刚栽下的树，不可摇动它的根。如今只应当安抚养息，使百姓休养生息罢了。只有廉洁的官员才能约束自己而使百姓获利，你们应当深切记住这一点。”他又曾告诫户部，国家的赋税已经确定，只要节省用度，自然会有余裕。让百姓尽力从事农桑生产，自然会家家富足、人人充足，何必还要聚敛呢？此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等皇帝，也都重视吏治；对政绩特别显著的人，往往特地下诏奖赏，如成祖对史诚视、仁宗对刘纲就是这样。许多贤能官吏任期届满应当升迁，有时因▯误被罢免，也常常因为辖区百姓的请求，使他们提升品秩后继续任事，往往任职二三十年而不调动。也有借此作奸犯科的，如永宁税课使刘迪，勾结地方耆老请求留任；汉中同知王聚则请求属吏联名保奏，结果又遭到斥责惩处。（这些都是宣宗时期的事。）过了几年，朝廷就派大臣分别前往各个直属省，考察官吏，严格决定升降。对重要地区，则特地下诏令大臣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担任守令。如宣德年间，先选九名京官担任郡守，接着又选二十五名京官担任郡守；正统年间，选十一名京官担任郡守，后来其中多数成为良吏和名臣。大概朝廷既然重视吏治，内外大臣也无不留意人才。仁宗下诏让各人举荐自己所知的人，郎中况钟因张宗琏的举荐而得到推荐，皇帝问杨士奇，杨士奇说：“宗琏确实贤能，我和王直正准备举荐他，没想到被况钟抢先了。”后来况钟出任知府，是蹇义、胡氵荧举荐的。翟福是魏源举荐的。李湘是胡氵荧举荐的。李信圭任蕲州知州，是张章举荐的；后来任处州知州，是金濂举荐的。吉水令钱本忠被罢官后，郡人胡广在朝廷极力为他担保，于是恢复了他的职位。杨荣主持国政时，他的家人犯法，县令鲁穆严厉惩处，杨荣反而认为鲁穆贤能，把他举荐给朝廷。当时朝廷大臣提拔人才就是这样；在外任职的大臣也大多秉持公正之心。叶宗任钱塘县令时，人们称他为“一叶清”；他死后，按察使周新为他哭泣。田铎任蓬州知州时，巡按御史经过他的辖区，没有一件诉讼案件；巡按知道那里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于是举荐他，升任广东佥事。这也是外省官员举荐和弹劾的大致情况。而且当时吏部考察官员的权力最重，蹇义、王直、马文升先后主持吏部事务，尤其把奖赏廉洁、罢黜贪官作为要务。史书称蹇义慎重选择守令，考察官员明确而宽恕；王直考察举荐天下廉吏，以范衷为第一。翟福任期届满到吏部，因年老请求退休，侍郎赵新过去曾是他的上司，说：“这是江西第一贤能的太守。”于是没有批准他离职。句容令徐九思被巡抚弹劾，吏部尚书熊浃知道他贤能，特意把他留下。这也是吏部能够选择人才并任用人才的表现。（以上都见于各人的本传。）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所以担任守令的人无不洁身自守、爱护百姓，以违背清正舆论为耻。《循吏传序》说，洪武以来，吏治清明已有一百多年；到了英宗、武宗时期，内外多事，而民心没有土崩瓦解的忧患，是因为官吏很少有贪婪残暴之人。嘉靖、隆庆以后，吏部考察官员的办法徒然成了具文，而人人都不再顾惜自己的名节；抚按的权力太重，举荐和弹劾只看是否受贿，于是人人都贪污，以迎合上司。这样一来，吏治日益衰败，民生越来越困窘，国家也终于因此灭亡了。后人只看到明代中叶以来官场败坏、吏治腐朽，动辄说这是衰败王朝的恶政，却哪里知道在此以前，朝廷崇尚循良之吏，实行小廉大法，几乎具有两汉遗风，甚至超过唐、宋以前的水平呢？现在就把《明史》各列传及《循良传》中关于劝善惩恶的内容，逐条摘录如下。因属地百姓请求挽留而留任，并且得到升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