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译○《薛史》完全采用各朝实录 五代虽然长期动乱，但各朝都有实录。后梁贞明年间，下诏命李琪、张衮【字迹有误】、殷象、冯锡嘉修撰《太祖实录》，共成三十卷。不久因其中事情遗漏简略很多，又下诏命敬翔补充编纂；敬翔于是另编成三十卷，名为《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并行。（见《薛史·李琪传》及《敬翔传》。）这部《梁祖实录》是在贞明年间编成的。（其中《庶人友【字迹有误】实录》以及《末帝实录》，则是在后周时补修的，后文会说明。）后来后唐明宗天成四年，下诏命卢质、何瓒、韩彦晖编修武皇以上诸帝以及庄宗的《实录》。何瓒上奏说，张昭（即张昭远，后来改单名为昭，《宋史》中有传）有史才，曾私下撰写《同光实录》，又想撰写三祖的史志，并收藏唐昭宗赐给武皇的制诏九十多道，请任用张昭主持修撰，并将他所撰的书送交史馆。明宗同意了。张昭因为懿祖、献祖以及武皇都没有登上帝位，于是撰成《纪年录》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进献朝廷。（见《薛史·唐纪》及《五代会要》《宋史·张昭传》。）这部记载唐武皇以上诸帝的纪年之书和《庄宗实录》，是在天成年间编成的。（《薛史·李愚传》：明宗时，李愚监修国史，与诸位儒者修撰《创业功臣传》三十卷。又《李之仪集》记载，赵凤修撰《庄宗实录》时，没有收录何挺弹劾刘【字迹有误】的奏疏，刘【字迹有误】因此感激他。这说明实录中也有各位大臣的列传，并不只是朝廷政事。）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撰《明宗实录》。第二年，监修国史姚【字迹有误】、史官张昭、李祥、吴承范等修成三十卷，进献朝廷。（见《薛史·唐纪》及《吴承范传》《宋史·张昭传》。）这部《明宗实录》是在清泰年间编成的。（其中《闵帝实录》《废帝实录》，则是在后周广顺年间补修的，后文会说明。）后晋在后汉之前，但《晋祖实录》反而在后汉之后才编成。后周广顺元年七月，史官贾纬等将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进献朝廷。这两位晋帝的实录，都是在后周广顺年间编成的。后汉乾祐二年二月，下诏命左谏议大夫贾纬等修撰《高祖实录》。这一年十月，监修国史苏逢吉、史官贾纬等修成二十卷，进献朝廷。（见《汉纪》。）这部《汉祖实录》是在乾▯年间编成的。（《隐帝实录》也是在周显德年间补修的，详情见后文。）周显德三年，诏令兵部尚书张昭编修《太祖实录》。显德五年，张昭等编修完成二十卷，呈上朝廷。显德六年，世宗去世，王溥请求编修《世宗实录》，任命扈蒙、张澹、王格、董▯为纂修官。（见《周纪》及《宋史·王溥传》。）这说明《周太祖实录》都是在显德年间编成的，《世宗实录》也是在这一时期编修的。梁庶人友▯和末帝等人的《实录》，也都是周代编修的。显德三年，诏令张昭补修梁末帝和唐清泰帝两朝《实录》。张昭上奏说：本朝太祖在汉隐帝时期的经历，应先编修《隐帝实录》，以完整记载太祖的事迹。又说，梁末帝之前还有郢王友▯弑逆，数月以来没有记载，请仿照《宋书》记载元凶劭的例子，将其写作“元凶友▯”。唐清泰帝之前还有闵帝，在位四个月，也没有编年记载，请求一并修撰《闵帝实录》。关于清泰帝，请将其写作“废帝”，朝廷同意了。（见《周纪》及《五代会要》《宋史·张昭传》。）因此，梁庶人友▯、末帝、唐闵帝、废帝和汉隐帝的《实录》，都是周显德年间补修的。由此可见，五代各帝原来都各自有《实录》，薛居正就是依据这些《实录》编成此书的，所以一年之内便能完成。现在考察其中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它取材于《实录》的痕迹，也大致可以看出各朝《实录》的记事笔法。○薛史记事中为尊者讳饰之处 《梁太祖纪》记载，朱▯、朱瑾救援汴州以后，梁太祖（即朱温）认为他们对自己有功，便厚礼相待后让他们回去。朱▯、朱瑾认为梁太祖的军队勇猛强悍，就悬赏金帛引诱梁军士卒，军士贪图财物，前往投奔的人很多。梁太祖于是移檄责备他们，朱瑾等派来的使者态度傲慢，梁太祖便命朱珍侵袭曹州、讨伐濮州。考察《通鉴考异》和《五代史补》，朱温常常忧虑兵力不足，敬翔劝他命部下假装叛逃，再把此事奏告唐帝，并通知四邻，以追捕叛军为名，就可以扩张土地、增加兵众。朱温大喜，依从了他。因此，兖、郓两地本来没有诱使梁军士卒的事情，这只是朱温借口发动战争而已。可是《薛史》却说，朱▯、朱瑾确实是因为诱引梁军而挑起了争端。《欧史》则直截了当地记载：朱宣、朱瑾帮助汴州，已经击破秦宗权，向东返回；王（朱温当时已经封王）向兖、郓发檄文，诬称他们诱使汴州逃亡士卒，于是发兵攻打他们。天▯元年七月，梁太祖从东都出发到达河中。八月壬寅日，唐昭宗在大内遇弑，遗诏立辉王▯为继承人。十月，梁太祖到达洛阳，前往梓宫哭临，只拜见了嗣君。考察李彦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人的传记，朱温把唐昭宗迁到洛阳以后，派敬翔到洛阳，命李彦威、氏叔琮行弑。他们带领龙武军夜间进入宫中，叩门奏报事情。夫人裴正一开门，问奏事为什么要带兵进入，牙官史太便杀了她，径直奔向椒兰殿。当时昭宗正醉着，起身逃跑，史太持剑追赶并将他杀死。由此可见，昭宗被弑，实际上是朱温派李彦威等人所为。但《薛史》却说，朱温在河中时，昭宗在大内遇弑，仿佛昭宗被弑与朱温没有关系。下文又说，朱温到洛阳后，前往梓宫哭临，只拜见嗣君，似乎完全尽到了臣子的礼节。《欧史》则直截了当地记载，朱温派朱友恭、氏叔琮、蒋元晖等人行弑，昭宗于是去世。二年十一月，唐昭宣帝命梁太祖（即朱温）为相国，总领百官，以宣武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朱温为魏王，并准备授予九锡。朱温推辞相国、魏王和九锡。

译考察《孔循传》，唐哀帝（即昭宣帝）封朱温为魏王，并准备授予九锡，朱温却拒不接受。蒋元晖、柳灿快马赶去对朱温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之际，必先建立国号，备办九锡，然后才能禅位。”朱温说：“我不经过九锡，直接做天子，难道不行吗？”由此可见，朱温急于篡夺帝位，并不是在推辞这些特殊礼遇。但《薛史》这样记载，似乎朱温真的能够推让。《欧史》则说，朱温发怒而不肯接受。这一年，唐昭宣帝准备在南郊卜择日期祭天，朱温发怒，认为蒋元晖等人想要延续唐朝国祚，昭宣帝害怕了，于是改日另行卜择郊祀日期。《薛史》没有记载此事。这一年，朱温又派人告发蒋元晖私下侍奉何太后，于是杀死蒋元晖，并弑杀何太后。《薛史》也没有记载。昭宣帝禅位以后，梁朝封他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将他杀死。《薛史》也没有记载。乾化二年，朱温被他的儿子友▯杀死。《薛史》没有记载这件事，只记载友▯把太祖葬在伊阙，谥号为宣陵。《唐明宗纪》记载，明宗奉庄宗之命讨伐赵在礼，来到邺城，夜里有张破败等军士击鼓喧闹，逼近营门说：“城中的士兵有什么罪？只是害怕送死罢了。现在我们已经同城中约定，想拥立主上为河南帝，让令公做河北帝。”明宗竭力拒绝他们，乱兵更加披甲露刃，包围在明宗身边。安重诲、霍彦威踩明宗的脚，请他假意答应他们，于是借乱兵拥护之势进入城中，到了傍晚才得以出来。明宗想返回藩镇，上表请求再次出兵，安重诲等人说元行钦已经丢下兵器离开了（元行钦也曾带兵攻打邺城，听说发生兵变后，另行拔营离去），不知道他上奏了什么，正应当赶赴朝廷自己申辩，以堵住谗言，明宗听从了他们。到达相州时，缴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经把流言蜚语上奏了。到了汴州，有个叫姚彦温的人前来投奔，说主上已经被元行钦的话迷惑，事情的形势已经离散，不可能重新和好。明宗说：“是你自己不忠，说话怎么这样悖谬？”不久，庄宗被郭从谦杀死，明宗急忙进入洛阳。当时魏王继岌出征蜀地尚未回来，明宗对朱守殷说：“您善于巡察安抚，请在那里等待魏王。我举行完大行皇帝梓宫的礼仪，就回藩镇去了。”但群臣多次上笺劝他即帝位，请他临时主持国政，明宗才答应了。据此看来，明宗遭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进发，并没有反叛之心，只是想亲自申诉。等到庄宗被杀，他还想等庄宗的儿子继岌到来后奉他为主，真可以说是纯粹的忠臣。然而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明宗本性朴实，兵变刚发生时，确实不肯借机谋利；兵变以后想返回藩镇待罪、上表申诉，也确实是真实想法。但当时只有独自回朝，或许才能表明自己的心迹，而明宗是一介武夫，哪里懂得这一点？当时他对外害怕元行钦上奏说他谋反，对内又受到石敬瑭、安重诲等人劝他反叛的影响，已经到了骑虎难下的时候，不得不采取铤而走险的办法。这样看来，他率兵南下时，实际上已经改变主意，决意反叛，并不是真的想在庄宗面前当面申诉。天下哪里有想要自我申诉、并不想反叛，却反而带兵向宫阙进发的人？本纪所说“赴阙自陈”，不用辨析也知道是粉饰之辞。而且当时他刚一迈步，反叛的形迹就已经暴露了。康义诚说：“如今顺从众人就能有归宿，坚守节操就将送命。”明宗采纳了他的话。（见《康义诚传》。）如果没有决定反叛，又为什么要采纳他的话？郑琮在军营中，安重诲想征发四方军队，郑琮一一列举各道驻军的数量，并附带口头传达檄文，各地军队相继到来。（见《郑琮传》。）王晏球率兵驻守瓦桥关，明宗召他前来，他立即带兵会合。（见《王晏球传》。）如果明宗没有决定反叛，又为什么要征发各道军队？到达相州时，他就掠取官马来扩充军队；到达黄河边时，又劫取上供的船只、绢帛来犒劳军队。他先把三百名骑兵交给石敬瑭，让他迅速进入汴州（见《石晋纪》）；又让养子从珂从横水率兵出发，与王建立日夜兼程赶来，因此军威大振（见《废帝纪》）。他抗拒叛逆的迹象已经不必再说了，可是本纪仍说他进入汴州、洛阳时还怀有退让之意，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实录照例有所隐讳，修史者只是照抄下来，没有重新改订罢了。《欧史》则记载，军变后，嗣源进入魏州，与赵在礼会合；率领这支军队南下，派石敬瑭率三百骑兵为先锋。嗣源到达钜鹿，掠取马匹三千匹来扩充军队。它明确写出了明宗反叛的迹象，可以说是直笔。不过，明宗最初本来没有想反叛的意图，这一点在《石晋纪》和《霍彦威传》中可以看到；这又没有抹杀他最初的想法，从而表明他是在仓促之间被逼迫的，不同于郭威从澶州自行入京。《汉隐帝纪》记载，汉隐帝秘密下诏命李洪义诛杀王殷，又下诏命郭崇诛杀郭威、王峻。但李洪义不敢执行，反而把诏书给郭威看。郭威立即召集王峻、郭崇和各位将校，说：“你们应当奉行诏书，砍下我的头颅来报答天子。”郭崇等说：“这一定是李业等人诬陷构害，事情可以申辩说明，何必自行毁弃自己呢？”于是争相劝郭威入朝，郭威便率领众人向南进发。《周太祖纪》也说，郭威（即周太祖）途中又对将校说：“我这次来是万不得已。然而以臣下抗拒君主，哪里还谈得上谁是谁非？你们不如奉行先前的诏书，我用一死向天子谢罪，实在没有什么遗憾。”这样看来，郭威本来的心意似乎还能够守住臣节。考察《魏仁浦传》，郭威得到李洪义出示的密诏后，立即把魏仁浦召到卧室，魏仁浦教他倒用留守印，另行伪造诏书，命郭威诛杀各位将校，以此激怒他们。将校们都愤怒地表示效命，于是起兵渡过黄河。郭威当时正在改造诏书来欺骗众人，怎么肯把天子下诏诛杀自己的诏书拿给各位将校看，并让他们奉诏杀死自己呢？本纪所说的内容，显然是诬饰之辞。《欧史》帝纪则直截了当地记载郭威反叛。《周太祖纪》记载，汉隐帝派慕容彦超在刘子坡抵御郭威，王师战败。郭威对宋延渥说：“你是皇亲，应当赶快去保护主上。”第二天，郭威远远看见皇帝的旗帜在高坡上，认为隐帝就在旗帜下面，便摘下头盔向前走去。身边的人劝他不要这样做，郭威说：“我的君主就在这里，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等他到达那里，隐帝却已经离开了。考察刘子坡之战，隐帝当时亲自在阵中；如果郭威果真想自我申诉，为什么不在这时解除武装前去拜见，反而派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人集合大批骑兵来攻击他？既然已经击败王师，哪里有第二天又想束身去见君主的道理？而且第二天清晨，隐帝已经被郭允明杀死，又怎么会有旗帜在高坡上？这显然是粉饰之说，不必再加辨析。

译隐帝去世以后，郭威派人迎接湘阴公ど来即位。不久，郭威到达澶州，发生兵变并进入京城。王峻听说ど已经到了宋州，担心身边发生变故，便派郭崇率七百骑兵前去保护他。考察《十国春秋》，郭崇到达宋州后，ど在楼上召见他，判官董裔劝ど说：“郭崇的眼神举止一定另有阴谋，不如杀掉他。”ど犹豫不决，郭崇于是把ど幽禁在外馆。这样看来，王峻派郭崇前去，本来就是想让他在途中加害ど；但本纪反而说是去保护他，尤其自相矛盾。《欧史》则直截了当地记载，王峻派郭崇率七百骑兵到宋州迎接ど，并将其杀死。○薛史考察不周之处 唐庄宗被杀时，他的弟弟存霸从河中逃往太原，存渥也从洛阳带着刘皇后逃往太原。《薛史·符彦超传》说，存霸到达太原后，与吕、郑两名宦官谋划杀死留守张宪及其部将符彦超。符彦超察觉了这件事，他的部下大声喧闹，张宪出逃，士兵杀死存霸以及吕、郑二人。但《张宪传》却说，存渥逃到太原，张宪身边的人看到他的马已经断了装饰，认定他是战败逃亡的人，于是想杀死吕、郑二人，把存渥拘禁起来以观察事态。张宪不同意，但符彦超已经杀死吕、郑，军队于是大乱。这是同一件事，《符彦超传》却说是存霸，《张宪传》却说是存渥，前后明显不一致。考察可知，存渥出逃，走到风谷时被部下杀死；只有存霸削发为僧，求符彦超庇护，后来被士兵杀死。因此，与吕、郑一同被杀的是存霸，不是存渥。《欧史》中，张宪、符彦超两人的传记都记载为存霸。又如南唐刘仁赡死守寿州，《薛史》却把他列入《周书》，大概因为他有投降表送到周朝，世宗给他加授官爵，死后又给予极其隆重的追赠，所以把他列为周臣。然而刘仁赡本来一直坚守，没有二心；他的儿子崇谏劝他投降，他就把崇谏斩首示众。后来刘仁赡病重到不省人事，副使孙羽假造刘仁赡的书信请求投降，还把他抬到周军营中。世宗赞许他忠于所事，给他加官进爵，诏书发出时刘仁赡已经去世了，因此刘仁赡实际上从未投降。《薛史·周纪》既记载刘仁赡上表请求投降，命其子崇让请罪；《仁赡传》也说刘仁赡病危时突然接受了周朝的招抚。传末又说，他先杀死儿子崇谏，后来出城投降，是想保全他的后代，或者说也是有原因的。这实际上是说刘仁赡起初抗节，最终却改变了节操。如果不是《欧史》辨明事实，岂不是要让他千百年来蒙受诬蔑吗？符彦饶杀了白奉进的部下，白奉进前来责问，符彦饶部下喧闹起来并杀死白奉进。不久，军将马万等人作乱，把符彦饶捆绑起来送往京城，诬称他与范延光勾结谋反，晋祖于是派人把他杀死在途中。《薛史》竟说符彦饶勾结范延光谋反，因罪伏诛。《欧史》则直截了当地记载了事情经过，说他是因为谋反罪名而被杀，但这并不是他的罪行。由此可见，《薛史》完全依据各朝实录，却不再考察事情的真伪；这正是《欧史》所以编写的原因。○薛史也有直书事实之处 《薛史》虽然有很多为尊者讳饰的地方，但在是非问题上也有不废弃公道的时候。列传中的许多大臣都曾与薛居正一同在前朝任职，否则他们的子孙也有在宋朝与薛居正同朝做官的。赵延寿的儿子廷赞在宋朝任庐州、延州等州节度使，但《延寿传》并不隐讳赵延寿背叛晋朝、归附辽国并请求做辽太子的事情。崔协的儿子颂在宋朝任谏议大夫，但《协传》直截了当地记载任圜讥讽崔协没有字的碑。符存审的儿子彦卿在宋朝被封为魏王，但《存审传》不隐讳他年轻时犯罪将被处死，因善于歌唱而被歌妓救免的事情。王继弘的儿子永昌在宋朝任内诸司使，但《继弘传》记载，他曾经做高唐英的部将，高唐英待他非常厚重，后来他却杀死高唐英，自己做了留后，并说：“我们这些小人，如果不趁着有利时机利用便利条件，凭什么能够得志？”尹晖的儿子勋在宋朝任防御使，但《晖传》不隐讳他倒戈拥立唐废帝的事情，传赞还说他因倒戈而获得掌握军政大权的地位，哪里是义士所为。赵在礼的孙子廷勋在宋朝历任岳州、蜀州刺史，但《在礼传》记载他在宋州贪婪暴虐，后来调任镇所时，百姓互相庆贺说：“眼中钉终于拔掉了。” 赵在礼听到这件事后大怒，又请求在宋州留任一年，每户征钱一千，称为“拔钉钱”。后来契丹进入汴州，索取赵在礼的财货，赵在礼不堪其愤懑，便用衣带在马槽上吊死。安审琦的三个儿子都在宋朝做显官，但《安审琦传》中也不隐讳安审琦的妾与奴仆私通，并与奴仆合谋杀死安审琦的事情。这足以看出《薛史》确实直书事实，并没有因为同朝做官而稍有徇私。至于其他事例，如高汉筠的儿子贞文在宋朝任开封尹，《汉筠传》逐一叙述他廉洁自守、爱护百姓，这是因为高汉筠本来就是贤能的二千石官。高行周的儿子怀德在宋朝任驸马都尉，《行周传》叙述他历任官职时的政绩，这是因为高行周是以谨慎稳重自处的人。这些也都是薛史最终不可抹杀的价值。○薛、欧二史的体例不同 《薛史·梁祖纪》开篇就称朱温为帝；《欧史》则先称朱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直到僭越帝位后才称帝。这是因为《薛史》仿效《宋书》《齐书》《梁书》《陈书》的体例，《欧史》则仿效《史记》的编排。《薛史》对于各国僭称大号的人，分别立《僭伪传》；对于没有僭号而自行传给子孙的人，立《世袭传》；《欧史》则一概列入《世家》，也是仿效《史记》。 《薛史》凡是任命官职，从宰相到刺史，全都记入本纪，几乎像一份腐烂的朝廷邸报；《欧史》则只记任命宰相和枢密使，其余任命不记，以节省繁杂篇幅。五代政权更替频繁，只有梁、唐建立基业，各自延续三十多年，所以两朝的大臣中有始终仕于一朝的人；其他各朝的大臣，没有不历仕数朝的。《薛史》按照死于哪一朝，就把人物编入哪一朝的传记，例如张全义、朱友谦、袁象先等人的事迹大多在梁朝，却编入《唐书》；杨思权辅佐唐废帝篡位，却编入《晋书》；冯道历仕唐、晋、汉、周，历朝都任宰相，却编入《周书》。《欧史》则把专门仕于一朝的人系属于该朝，把历仕数朝的人另立《杂传》，叙述他们历任各朝官职的经历，这又是它所创立的最为恰当的体例。○《欧史》并不专门依据《薛史》旧本

译《欧史》虽然多依据《薛史》旧本，但采集和考证的材料极其广博，并不只依赖薛史。宋初时《薛史》虽然已经完成，但各朝实录都还保存着；从《通鉴考异》还引用梁太祖、唐庄宗的《实录》来看，可知欧阳修修史时这些实录还在。《欧史·郭崇韬传赞》说：“我读《梁宣底》……”可见除实录外，还有《宣底》等旧籍，这些材料也都没有遗漏。刘昫的《旧唐书》修成后也还存在，欧阳修正是凭借它所引用的底本，来修撰《新唐书》；凡是唐末涉及五代的事情，也足以用来考订。宋初记载五代事迹的大臣尤其多。考察《宋史》，范质曾叙述朱梁至后周的史事，撰成《通录》六十五卷（见《范质传》）；王溥也采录朱梁至后周的史事，撰成《五代会要》，共三十卷（见《王溥传》）；王子融汇集五代史事，撰成《唐余录》六十卷（见《王子融传》）；路振采录五代九国君臣的事迹，撰成世家、列传（见《路振传》）；郑向认为五代乱亡，史书多有缺漏，撰成《开皇纪》三十卷（见《郑向传》）。此外，还有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陶岳的《五代史补》、王禹偁的《五代史阙文》、刘恕的《十国春秋》、龚颖的《运历图》，见于《宋史·艺文志》和晁公武《读书志》的这些著作，都早于欧阳修，足以用来考订史事。那些出自各国的史书，如钱俨的《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的《江南录》、徐铉的《吴录》、王保衡的《晋阳见闻要录》，也都流传下来。徐无党注释中所引用考证的《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也都是欧阳修参阅采用的材料。大概《薛史》只是依据各朝实录，所以容易编成，但记载中有些内容沿袭旧说而失实。《欧史》广泛采集各种说法，从旁参照、互相验证，于是真伪得以显现，是非也能得到真实判断。因此，它所记的事实和月份日期，多有与旧史不合之处；篇幅虽然不到《薛史》的一半，但订正旧史的功劳却超过它一倍。它文字质直，史事核实，所以称得上良史。○《欧史》的史法谨严 不读《旧唐书》，就不知道《新唐书》综合考核材料的严密；不读《薛史》，就不知道《欧史》文字简洁、史法严谨。《欧史》不仅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且把《春秋》的书法寓于本纪、列传之中，用字来表达褒贬，这一点即使《史记》也比不上。它对用兵的称谓有四种：双方交战叫“攻”，如《梁纪》说孙儒在扬州进攻杨行密；以强大的力量进攻弱小的一方叫“伐”，如《梁纪》记载派刘知俊讨伐岐；对有罪者出兵叫“讨”，如《唐纪》记载命李嗣源讨伐赵在礼；天子亲自出征叫“征”，如《周纪》记载向东征讨慕容彦超。攻战取得土地的称谓有两种：容易取得叫“取”，如张全义取得河阳；经过艰苦战斗取得叫“克”，如庞师古攻克徐州。以自身归附叫“降”，如冯霸杀死潞州将领李克恭后前来投降；以土地归附叫“附”，如刘知俊叛变后归附于岐。册立皇后而其人身份正当的，写作“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如《唐明宗纪》记载立淑妃曹氏为皇后；册立而身份不合正统的，写作“以某氏为皇后”，如《唐庄宗纪》记载立刘氏为皇后。凡此种种，都是先确定一种书法条例，再分别按照具体事情使用，褒贬自然显现出来。其他史书写法也各有用意。例如《梁纪》记载弑杀济阴王，这位王就是唐昭宣帝；不称昭宣帝而称济阴王，是因为他逊位后被后梁封为王，按这一身份记载以表明事实；又写“弑”，以显明后梁的罪行。襄州军队作乱，杀死刺史王班，史书不写“王班死”，而写“被杀”，是因为他才智不足以保全自身而被杀，不能把他当作死节之臣来表彰。杀王师范，不写“伏诛”而写“杀”，是因为有罪而应当处死才叫“伏诛”，不应当处死则用双方互相杀害的说法来记载。郢王朱友珪反叛，“反”与“叛”不同：“叛”是背离这一方而归附另一方，“反”则是臣下从下面谋害君上，罪恶悖逆更大。“反”不记日期，是因为反叛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很难确定具体日期。梁太祖、唐庄宗都被弑杀，所以不记葬礼。唐明宗是寿终正寝，本来应当记葬，但因为是逆贼之子李从珂为他办理了葬礼，所以也不记葬。《梁纪》记载天雄军作乱，节度使贺德伦叛变并归附晋国；作乱的首领是张彦，却记贺德伦，是因为责任在地位尊贵的人身上。但贺德伦终究不能加上首恶的罪名，只能责备他没有以死守节，所以写作“叛附于晋”。梁亡时，敬翔自杀；敬翔因梁朝灭亡而自杀，可以说是忠臣，但史书不写“死之”，只写“自杀”，是因为梁太祖的罪恶都是敬翔所谋划造成的，所以不把他作为死节之臣来褒奖。不是宰相、枢密使的任官，通常不记载（说法见前文）；但《唐纪》记载教坊使陈俊任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任宪州刺史，是为了显明当时授官过于滥杂。《明宗纪》先记皇帝在灵柩前即位，接着记魏王李继岌去世，说明他即位时，先君的儿子还在世，那么他的反叛便不必再加辨析，自然已经明白。又记郭从谦任景州刺史，后来却把他杀掉；郭从谦弑杀庄宗，明宗不但不讨伐他，反而授予官职，由此显明明宗没有君臣之义。郭从谦本来应当被诛杀，却不写“伏诛”而写“杀”，是因为明宗也有同样的罪过，不能施行诛杀之刑，所以用双方互相杀害的说法来记载。秦王李从荣带兵进入兴圣宫，没有成功，被处死。《从荣》本是明宗的儿子，因为明宗患病，担心自己不能继位，便想凭借军队帮助自己，所以不写“反”；但他擅自带兵入宫，罪当诛杀，因此记载他的死亡时写“伏诛”。《汉纪》记载隐帝去世，立即写“汉亡”。隐帝被杀后，还有李太后临朝以及迎接湘阴公某嗣位等事情，汉朝其实还没有灭亡，却立即写“汉亡”，是为了表明太后临朝等事都是后周假托的，汉朝并没有继续存在的正统。《周太祖纪》记载汉人前来讨伐；周太祖郭威篡夺汉朝而取得帝位，按义理本应受到讨伐，所以记作“讨”。

译《世宗纪》记载世宗前往潞川进攻汉军，不写“伐”而写“攻”，是因为过错在后周一方。由此可见，《欧史》本纪的用字法极其严谨，一个字也不随意。它的列传也有权衡取舍、十分恰当之处。死节之臣界限分明：王彦章、裴约、刘仁赡已经列入《死节传》；此外还有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等人，都一心守节，以死殉国，但传记中没有他们，是因为事迹不完整，不能单独立传。不过本纪中特意记载他们被杀，以表彰他们的忠节，这本来与有没有列入传记无关。张宪留守太原，庄宗被弑后，庄宗的弟弟李存霸逃来投奔。有人劝张宪拘留李存霸，等待朝廷命令；张昭又劝他奉表归顺明宗，张宪都流泪拒绝了。不久，李存霸被苻彦超的士兵杀死，张宪逃奔沂州。《薛史》记载张宪因弃城获罪而被赐死，欧阳修则特意说明并非如此；但因为张宪没有死于太原，所以也没有把他列入《死事传》，只记载张宪逃奔沂州后被杀。药彦稠、王思同都带兵讨伐潞王李从珂，被李从珂擒获而死；但王思同列入《死事传》，药彦稠没有列入，是因为王思同言辞上不屈服，属于甘心为国殉难的人；药彦稠只是被擒后遭杀，不能最终把他作为死节之臣来褒奖。由此可以看出，《欧史》的斟酌取舍确实十分恰当。○《欧史》的传赞不是随意写成的 《欧史》各篇本纪、列传的赞语，都有深刻的用意。对于《张承业传》，它极力论述宦官的祸害，并进一步说明郭崇韬之死是由于宦官进谗；假如郭崇韬没有死，那么他所率领的征讨蜀地的军队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唐明宗能够夺取庄宗的天下并取而代之吗？追究祸乱的根源，把罪责归于宦官，可以说分析深刻而且揭示得很明白。唐六臣张文蔚等人押送传国宝向梁朝让位，这件事与朋党有什么关系？可是传赞忽然说，当时君子都离去，小人充满朝廷，所以他们看见亡国和改朝换代也安然不以为怪；而造成君子全部离去的原因，都是朋党之说造成的。这大概是因为宋仁宗时，朝廷中关于党派的议论大盛，正直之士都不能安居其位，所以欧阳修借此发端来警戒和切中当时的政事，不知不觉间发出了强烈的呼喊！至于《晋出帝纪赞》，则深刻说明把侄子当作儿子、抹去他的生父是错误的。赞语说，出帝本是高祖的哥哥敬儒之子；当时认为，如果把他当作高祖的儿子，就可以继位；如果说是敬儒的儿子，就不能继位。因此他深深隐讳自己的生父，并断绝与生父的关系，以欺骗天下人，使人以为他真是高祖的儿子。《礼记》说：“为别人承嗣的人，要为他的生父母服丧。”自古以来，即使出继给别人为后，也从来没有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而不称他们为父母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我在书中写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是为了显明他断绝天性，把自己的生父当作臣下而给他爵位。”在《晋家人传赞》中，又反复申明这一点。这是因为当时关于濮王称谓的争论喧闹不休，朝臣都认为英宗应当以仁宗为父，而把本生父濮王称为伯父。欧阳修与韩琦等人独自认为这种做法不对，所以借此严厉斥责其违背礼制。由此可见，《欧史》没有一个字是随意写的。○《欧史》失于检核之处 《欧史》也有失于检核的地方。唐昭宗被弑时，《李彦威传》说，梁祖派敬翔到洛阳，与李彦威等人谋划弑杀昭宗；《李振传》又说，梁祖派李振到洛阳，与李彦威等人谋划弑杀昭宗。这两处必有一处错误。《梁本纪》记载朱友谦叛变，杀死同州节度使程全晖；但《程全晖传》却说程全晖逃奔京师，这是本纪和列传互相不符合。《薛史》的本纪、列传都说程全晖逃奔京师，应当没有错误。《罗绍威传》说，魏博从田承嗣开始设置牙军，时间久了越来越骄横，到罗绍威时已经有二百年。考察田承嗣到罗绍威，实际只有一百五十年；《欧史》所说的也是行文中的错误。《郑遨传》说，郑遨与李振交好，正当李振显贵时，郑遨对他不屑一顾；李振获罪向南逃亡，郑遨徒步走了一千里去探望他。考察可知，李振在梁朝任枢密使，并没有被远距离贬谪的事情；等到唐灭梁，李振立即被诛杀，也不曾被贬谪流窜，但《郑遨传》为什么这样说呢？唐庄宗被弑后，他的弟弟李存霸逃往太原。据《符彦超传》说，符彦超想把他留下，军士大声喧闹，于是杀死了他；《张宪传》又说，张宪想接纳他，符彦超不听，李存霸于是被杀。这些记载也不一致。而且，《欧史》的体例是：历仕数朝的人列入《杂传》，专仕一朝的人列入该朝的传记。氏叔琮、李彦威、李振、韦震都只在梁朝一朝任职，为什么不列入《梁传》，反而列入《杂传》？元行钦先侍奉刘守光，后来投降唐朝，为什么反而不列入《杂传》，却列在《唐臣传》中？这就难免自乱体例。至于宋太祖赵匡胤，他的功业全都建立在后周时期，在周朝建立了战功，功勋和声望由此大为显著。《薛史》在《周纪》中一一叙述这些事情：如高平之战，记载当今皇帝先冲击敌军锋线；清流关之战，记载当今皇帝击破淮南贼军一万五千人，擒获皇甫晖、姚凤；六合之战，记载当今皇帝在六合大败江南军；楚州战役，记载当今皇帝在城北亲自冒着箭石，登城攻取楚州；迎銮江口之战获胜，记载当今皇帝率领战船直抵南岸，焚烧营栅后返回。这些都是宋太祖历经战事考验的事迹，欧史却一概不记，只说周军将其击败罢了，难道是因为宋太祖曾仕于后周而有所避讳吗？然而宋太祖由后周臣子被军士拥立为帝，本来就不能避讳，也没有必要避讳。薛居正当时在宋太祖朝修史，必定要进呈御览，并没有隐讳。《欧史》修撰于宋仁宗时期，难道反而因此避讳这些事情吗？大概只是想使行文简洁纯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