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他的儿子恺也擅长诗歌，曾在宣猷堂为谢嘏出任地方长官饯行，作诗用十五剧韵，独自最先完成，而且写得极好。（《子显传》）子显的弟弟子云很有文才，二十岁时撰写《晋书》；二十六岁时，书已完成一百多卷。他又擅长书法，百济国的使者来求他的墨迹，正赶上子云将要出都；使者望着船只，一步一拜。子云派人询问，使者说：“侍中的书信之美，名声传到海外；今天所求的，只是您的墨迹。”于是子云停船，写了三十张字送给他。他的儿子特也擅长书法，梁武帝对他说：“王子敬的书迹比不上王右军；萧特的笔法，却超过了父亲。”（《子云传》）这也是萧齐后人中承载一代文学声望的人。到了萧梁父子之间，才学尤其独步千古。梁武帝年轻时就笃志求学，深刻通达儒学和玄学；即使政务繁多，仍然手不释卷。他撰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以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共二百多卷。又命明山宾等人阐述制诏旨意，并撰成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礼，共一千多卷。又编造《通史》，亲自撰写赞和序，共六百卷。他天性聪慧敏捷，提笔便能成章；千篇赋、百首诗，以及直疏，都能立即写成，其他文集又有一百卷。还撰有《金策》三十卷。他兼长于解释佛经义理，撰成《涅▯》《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又有数百卷。纵观古代帝王，才艺和学问如此广博的，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武本纪》）昭明太子三岁时学习《孝经》《论语》，五岁便遍读五经。长大以后，读书能同时看好几行，过目不忘。每逢游宴、祖饯，作诗总有十几韵，有时还作险韵，构思一到便能写成，不需修改。著有文集二十卷，把古今典诰和文章编为《正序》十卷，把五言诗中的佳作编为《文章英华》二十卷，又有《文选》三十卷。（《本传》）简文帝六岁便能写文章，长大后，九流百家之书，读过便能记住；篇章、辞赋，拿起笔就能写成。他博览儒家经典，善于谈论玄理。他在诗序中说：“我七岁时就有作诗的癖好，长大后也没有厌倦。”史臣评论说，他的作品失于轻佻艳丽，当时称为“宫体”。他所著有《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本纪》）元帝喜好学习，博览群书，才思和论辩敏捷迅速，在当时无人能比。著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又有《古人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以及文集五十卷。（《本纪》）南康王绩七岁时，有人涂改官府文书，他立即就能察觉出来。（《本传》）邵陵王纶参加为衡州刺史元庆和饯行的宴会，在席间作诗十二韵，末尾说：“正要同广川国一样，长久寂寞无声。”武帝大为赞赏，说：“你的才华如此出众，还忧虑会没有声名吗？” 后来湘东王绎与河东王誉交战，纶写信劝他们停止兄弟之间的争斗，赶赴君主和父亲的急难，言辞极其恳切动人。（《本传》）武陵王纪年少时勤奋学习，有文学才华，写文章不喜欢轻浮华丽，很有骨力。（《本传》）这些就是梁武帝父子之间的才学。武帝的弟弟南平王伟精通玄学，著有《二旨义》，另立新说，又撰《性情》《几神》等论，周舍、殷钧都无法驳倒他。（《本传》）鄱阳王恢博览史籍。（《本传》）安成王秀精心研究学术，搜集传记，招刘孝标编撰《类苑》，还未完成，书稿便已流传于世。（《本传》）这些又是武帝诸弟的才学。昭明太子的诸子，史书没有记载他们善于写文章。简文帝的儿子大心，幼年聪慧明朗，善于写文章；大临凭借明经参加射策，考取甲科。大连年少时俊秀豪爽，擅长文章，也善于绘画，武帝赐给他一匹马，他立即写谢恩启奏，文辞非常优美。大钧七岁学习作诗，武帝赐给他王羲之的一卷书法作品。元帝的儿子方等曾写文章以鱼鸟自比，是因为不被父亲所容。他曾给范蔚宗的《后汉书》作注，所撰《三十国春秋》和《静住子》也流传于世。第三子方诸博学，通晓《老子》《周易》，善于谈论玄理，言辞雄辩，文思敏捷。南康王绩的儿子会理，年少时聪慧，喜好文学和史书。他的弟弟通理博学而有文才，曾到孔融墓前祭祀，并为他立碑，碑文非常优美。邵陵王纶的儿子坚，擅长草书、隶书；他的弟弟确尤其精通楷书，官府的碑铭墓志，都让他来书写。他被授任秘书丞，武帝对他说：“因为你能写文章，所以才有这个任命。”武陵王纪的儿子园正被元帝囚禁在荆州，曾作联句诗说：“水势上涨，两江湍急；云气升起，三峡昏暗。希望赦免淮南的罪过，想着报答阜陵的恩德。”元帝读到诗后流泪。这些事都见于各人的本传，是武帝诸孙的才学。武帝哥哥懿的儿子渊藻善于写文章，尤其喜爱古体文；不是公宴，他不随便创作，即使是短文，写成后也常常把原稿丢弃。懿的孙子孝俨随武帝游览华林园，在席间献上《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文。南平王伟的孙子静，是宗室后辈，有文学才华，专心好学，席间摆满了书，亲自校勘。鄱阳王恢的儿子范虽然没有学问，却任意题写文章，都有奇特的情趣。他曾得到一把旧琵琶，是齐竟陵王子良的旧物，便提笔作诗吟咏，拿给湘东王看，湘东王作《琵琶赋》应和他。始兴王忄詹的儿子映，因为野谷生长出来，作了《嘉谷颂》。他的弟弟晔，在简文帝入居监抚之职时，作《储德颂》献上。安成王秀的儿子机博览群书，记忆力很强，写有数千言的诗赋，元帝为之作序并使其流传。机的弟弟推也善于写文章，受到简文帝赏识。这些也都见于本传，是武帝侄子、侄孙一辈的才学。○齐明帝杀害高帝、武帝的子孙

译宋朝皇室子孙大多不得善终，这还是文帝、孝武帝、废帝、明帝几位君主所造成的。至于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则全是明帝一人杀害的，其残酷狠毒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明帝原是齐高帝哥哥的儿子，很早便成了孤儿，齐高帝抚养他，恩情超过对自己的儿子。他历经高帝、武帝两朝，封爵为通侯，官至仆射；到郁林王时辅理政务，因为郁林王无道，便杀死他，拥立海陵王；过了几个月，又废黜并杀死海陵王，夺取他的帝位。他自认为帝位取得不合正统，而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还年幼，高帝、武帝的子孙却日渐长大，于是把他们全部杀尽，一个也没有留下。（《子岳传》）现在考察，齐高帝有十九个儿子，长子是武帝，其次是豫章王嶷、临川王映、长沙王晃、武陵王晔、安成王▯、始兴王鉴，他们都死在明帝之前，所以没有遭害；另有四人早夭；其余鄱阳王锵、桂阳王铄、江夏王锋、南平王锐、宜都王铿、晋熙王▯、河东王铉、衡阳王钧，都被明帝杀害。齐武帝有二十三个儿子，长子文惠太子早逝；其次竟陵王子良得以善终。鱼复侯子响在武帝时因为擅自杀死长史、抗拒台兵，被杀。另外有四人早夭。其余庐陵王子卿、安陆王子敬、晋陵王子懋、随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阳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伦、邵陵王子贞、临贺王子岳、西阳王子文、衡阳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东王子建、衡阳王子珉、南郡王子夏，都被明帝杀害。文惠太子的儿子郁林王昭业、海陵王昭文，已经被明帝杀害；巴陵王昭秀、桂阳王昭粲，也被明帝杀死。甚至竟陵王子良的儿子昭胄、昭颖，也被明帝杀害。统计齐高帝的后代，只有豫章王嶷的儿子子廉、子恪、子操、子范、子显、子云等，在梁朝留下了后代；其余诸子以及武帝、文惠太子的子孙，大半都遭受明帝带来的灾祸，而且全都没有后代。齐高帝曾告诫武帝说：“宋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残，其他家族怎么能够乘其衰弱而取代它？”所以直到武帝在世，诸兄弟还能够保全。然而齐高帝只知道宋氏自相残杀，却不知道自己杀害刘氏子孙的惨酷。巴陵王子伦被害时，对茹法亮说：“先朝杀灭刘氏，今天的事情，从道理和气数说本来就是这样。” 这说明天理就是人心：杀害别人子孙的人，别人也会杀害他的子孙。金翅鸟飞下殿来，捕食了无数小龙。（《子夏传》。明帝名鸾，鸾就是金翅鸟。）这固然是齐高帝自取其祸；然而齐明帝的忍心害理，也已经到了极点。建武年间，共三次诛杀诸王。每次将要行刑时，明帝总是先焚香，呜咽流泪，人们由此知道当夜必定会有杀戮。（《子岳传》）每次杀诸王，都是在夜里派兵包围住宅，有时用斧头砍门，推倒墙壁闯入。（《锵传》）当时高帝、武帝的子孙早晨还不知能否活到晚上，每次入朝见帝，都弯腰曲背，不敢挺直身体行走或正视皇帝。（《铉传》）桂阳王铄见过明帝后，出来对人说：“我前几天见皇上流泪呜咽，而鄱阳王、随郡王被诛杀。今天他又流泪而且面带惭愧之色，难道轮到我了吗？”当天晚上果然被杀。宜都王铿吟咏陆机哀悼魏武帝的诗句：“过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死后就把爱子托付给别人。”身边的人都哭了，不久他便被赐死。王敬则起兵进攻宫阙，以拥立南康王子恪为名；子恪逃走，不知去向。明帝想把高帝、武帝的子孙全部杀死，于是把他们全都召入尚书省，命令每人只许带两个随从；抱着孩子的，让乳母随同进入。当夜太医煎药，都水令准备了几十具棺材，等到三更时把他们全部杀掉。恰逢子恪从吴地逃奔回来，在二更时递入密报。当时行刑时间已到，而明帝还在睡觉未醒，沈徽孚、单景俊暂且拖延了这件事。明帝醒来后，他们才报告说子恪已经到了。明帝惊问：“吸丁诸王的命吗？”单景俊把事情详细回答了。第二天，便把诸王侯全部遣返回各自宅第。（《昭胄传》）大概天良难以蒙蔽，明帝心中也被那种不安所触动；然而后来他们最终又全都被诛杀。这样看来，齐明帝的残忍惨毒，已经完全不讲人的道理，真是连禽兽都不如。最终，高帝、武帝的子孙被杀尽，而明帝自己的儿子东昏侯宝卷、和帝宝融，也都遭到废黜、杀害的灾祸。江夏王宝玄先被东昏侯杀死；鄱阳王宝寅逃入北魏，后来又因谋反被诛；邵陵王宝攸、晋熙王宝嵩、桂阳王宝贞，都在中兴元二年被赐死；只有广陵王宝源因先已去世而没有遭祸，巴陵王宝义因残废而被废，得以善终，其余都早夭。这样，明帝的儿子也没有一个能够免于灾祸。始安王遥光是明帝的亲哥哥的儿子，明帝谋害诸王时，遥光都参与赞成；后来遥光也因谋反被诛。这真是所谓天理昭彰，报应施加毫不差错；凡是杀人以求利己的人，都可以从这里看到结果。○齐朝制度中典签的权力过重 齐朝制度规定，诸王出京镇守地方，年纪幼小的，就设置行事和典签来辅佐他们。一州的政务，以及诸王的起居饮食，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其中典签尤其与诸王关系密切。《齐书·孝武诸子传论》说，皇帝的儿子出镇州郡时，年纪都很小，所以由皇帝亲自选定的辅佐官来帮助他们。州国府第中的事情，必须先向上报告，得到许可后才能办理；饮食起居的一举一动，都必须上报请示。行事掌握实权，典签从旁牵制他们；地位虽高贵，行动却不能自主。这是宋朝遗留下来的风气，在齐朝更加严重。现在列传中所见，武陵王晔任丹阳尹时，才开始不设置行事，能够亲自处理政务。（《晔传》）随郡王子隆督理益州时，才开始亲自处理府州事务。（《子隆传》）可见起初他们都有行事，不能自行专断。蔡约任宜都王长史，办理府州事务。当时诸王的行事大多互相裁制，蔡约任职时，主官与辅佐之间却和睦相处。（《约传》）可见像蔡约这样能处理好关系的行事很少。刘暄任江夏王宝玄的郢州行事，处理事务过于苛刻。有人进献一匹马，宝玄想看看，刘暄说：“马有什么可看的？”王妃要索取煮熟的肫，刘暄说：“已经煮了鹅，不必再麻烦煮这个。”

译宝玄说：“舅舅实在没有一点‘渭阳’的亲情。”（《江┙传》）由此可见行事的威势和控制，也可见行事制度的弊端。典签帅的权力也是如此：武陵王晔在江州时，触犯了典签赵渥之，赵渥之上奏说他的过失，晔便被召回京城。（《晔传》）宜都王铿的一举一动常常受典签帅限制，自己想做的事大多不能实行。（《铿传》）南海王子罕想暂时到东堂游玩，典签姜秀不允许；他回来哭着对母亲说：“我想移动五步都不行，同囚犯有什么区别？”邵陵王子贞索取熊白，厨人回答说没有典签的命令，不敢给他。西阳王子明想送书给侍读鲍亻巽，典签吴修之不允许，于是只好作罢。（以上都见《子伦传》。）有人不甘心受其控制而擅自杀死典签，就一定会被以专擅的罪名治罪。例如长沙王晃受到典签裁制，便杀了典签；齐高帝大怒，亲手下诏赐给他杖刑。（《晃传》）鱼复侯子响被行事刘寅、典签吴修之等人上奏告发，武帝派台使前去检察，子响愤怒之下杀死刘寅、吴修之等人，后来因抗拒台兵而被诛杀。（《子响传》）因此典签的威势可以施行于州郡，权力重过藩王，权势逐渐积累到极重的地步，难以扭转。子响杀死刘寅等人时，武帝听说后说：“子响竟然反叛了。”戴僧静大声说：“诸王都应当反叛。”武帝问他缘故，他回答说：“诸王没有罪，却同时被囚禁；想取一节藕、一杯浆水，如果典签帅不在，就只能整天忍渴。各州只听说有典签帅，不听说有刺史。”（见《子伦传》。但《僧静传》记载，武帝派僧静前去讨伐时，僧静说：“王年纪小，长史管束得太急，他因为愤怒而没有想到后果罢了。天子的儿子即使错杀了人，又有什么大罪，为什么突然派军队向西进发？我不敢奉诏。”）竟陵王子良曾问范云：“士大夫为什么要去拜访典签帅？”范云说：“去见长史以下的官员都没有好处，去见典签帅却有十倍的好处，不去见他还去做什么？”（《子伦传》）所以明帝杀害诸王时，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典签杀掉的。他刚开始辅政时，为了防范控制诸王，先把密旨送给上佐。（《孔▯之传》）又命萧谌召集诸王的典签，约定不许诸王在外接触人物。（《谌传》）明帝要杀巴陵王子伦时，担心他手中有兵、能够抗拒命令，便询问典签华伯茂。华伯茂说：“如果派兵，恐怕不能立即拿下；把这件事交给我，不过是一个小吏的力量罢了。” 果然用▯▯逼迫他死去。（《子伦传》）又派裴叔业去杀南平王锐，防阁周伯玉想杀掉裴叔业，起兵匡扶国家；典签却呵斥身边人把周伯玉杀死，南平王锐于是被杀。权威逐渐积累，竟到了这种地步。据《南史·吕文显传》记载，按照旧例，府州所属各部议论政事都使用签。前面叙述所议之事，后面写某官某签，因此府州设置典签来掌管此事，典签本来只是五品吏员。宋朝末年，常常让年幼的王子出任地方镇守，人主都把亲近的左右之人任命为典签，一年中有好几次回到京城；人主总要询问他们刺史是否贤能，而刺史的任免往往就由他们的言辞决定。于是典签的威势可以施行于州郡，权力重过藩王。齐明帝知道这一点，开始规定各州议论政事不得派典签前往，典签的职权稍微减轻；但后来权势仍逐渐加重。《梁书》记载，江革任庐陵王长史时，当时年少的诸王所任行事，大多倾心依附典签帅；江革以正直自守，不与典签帅同席。大概因为典签本来是地位低微的人。然而官职虽小而权力很重，江革这样做，难道是到了梁朝时典签帅已经权力减轻，不再像齐朝那样把威势和赏罚都掌握在手中了吗？○南朝把射雉作为打猎 南朝的都城在金陵，没有可以进行大规模搜狩的地方，所以常常把射雉当作打猎。宋明帝射雉，到中午还没有打到，十分惭愧，说：“我从早晨到如皋来，竟然白走一趟，真可笑！”褚炫回答说：“今天节候虽然适宜，但云雾还没有消散，所以这些雉鸟心气骄盛，受到惊动也不肯出来。”明帝的心情这才舒缓，于是在雉场设酒宴。（《宋书·褚炫传》）明帝到岩山射雉，有一只雉不肯进入猎场。天黑将要回去时，明帝留下晋平王休祜等待它，命令不捕到雉就不许回来；休祜便骑马奔驰而去。明帝命寿寂之等人追赶，踢得他坠马而死。（《休祜传》）齐武帝永明六年，邯郸超劝谏不要射雉，武帝因此停止；过了很久，邯郸超最终还是被诛杀。后来武帝又将要射雉，竟陵王子良再次劝谏，武帝才停止。（《子良传》）东昏侯设置了二百九十六处雉场，遮蔽用的帷幕和屏障全用红绿锦缎制成，并设置鹰犬队主、媒翳队主等官职。（《齐纪》） ○南朝江东的世族没有功臣 六朝最重视世族，这一点已经见于《丛考》前编。当时有所谓旧门、次门、后门、勋门、役门之类，把士族与庶族的区别作为贵贱的分别，积久成习，沿袭下来，终于形成固定制度。陶侃地位卑微时，郎中令杨▯卓和他同车，温雅对▯卓说：“怎么能和小人同车呢？”郗鉴陷在陈午的贼军中时，有同乡张实先已依附贼军，前来拜见，竟然以平等礼节称呼郗鉴。郗鉴说：“我们同乡同国，按道义也不应相通，怎么可以助长祸乱到这种地步？”张实惭愧地退下。杨方在京城时，士大夫都厚待他；杨方自认为出身寒微，不愿留在京城，请求补任远郡，于是出任高梁太守。王僧虔任吴兴郡守时，听任百姓何系先等一百十家列为旧门，因此被阮佃夫弹劾。张敬儿斩杀桂阳王休范，凭功劳之高应当请求镇守襄阳；齐高帝辅政时，认为张敬儿的出身和地位本来较低，不愿立即把襄阳这样的重镇交给他。侯景请求与王、谢两家联姻，梁武帝说：“王、谢两家门第高贵，可以到朱、张两姓以下的人家去求婚。”当时的风气就是这样。即使有人出身寒微，奋发建立功业，官高位重，但他自己看待自己时仍不敢和世族相比。陈显达显贵以后，自认为出身卑微而地位过高，每次升官，常常面带惭愧和恐惧。

译他告诫几个儿子说：“我原本的志向并没有达到今天这个地步，你们不要因为富贵而对人骄傲。”又对几个儿子说：“麈尾是王、谢两家的东西，你们不必拿着它。”王敬则和王俭一同受拜为开府，褚渊开王俭的玩笑，说他们像连璧一样；王俭说：“老夫竟然要和韩非一同列传了。”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高兴地说：“我原来只是个破败讼狱沙小吏，如今能够和王卫军一同受拜为三公，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敬则传》）王琳被梁元帝猜忌，出任广州刺史；王琳私下对李膺说：“皇上只是猜疑我罢了，我的名望和实力有限，难道会和皇上争夺帝位吗？为什么不让我镇守雍州？我自然会放兵屯田，为国家抵御外来的侮辱。”（《琳传》）而且不只是这样，齐高帝在宋朝时，因为平定桂阳王之乱的功劳，加任中领军，仍然坚决推让给袁粲、褚渊；他在书信中自称‘下官’、‘常人’，说自己的志向并不远大。（《褚渊传》）等到即位以后，临死前留下的遗诏也说：“我本来是平民出身的寒族，想不到会达到今天这个地步。”（《本纪》）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把门第观念视为理所当然，连帝王也不能改变。可是江左各朝的皇帝，却都出自寒族。宋武帝本是丹徒京口里人，年轻时曾在新洲砍荻草，又曾因为替刁逵背负社钱而被捕，由此可知他出身寒微。齐高帝自称寒族，可知他并非高门出身。梁武帝与齐高帝同族，也不是高门出身。陈武帝起初寄居在义兴许氏家中，开始做官时任里司，后来又任油库吏，他的出身寒微也由此可知。其他建立功业、为国家效力的人，也都出自寒门。如晋朝的顾荣、卞▯、毛宝、朱伺、朱序、刘牢之、刘毅等，宋朝的檀道济、朱龄石、沈田子、毛修之、朱修之、刘康祖、到彦之、沈庆之等，齐朝的王敬则、张敬儿、陈显达、崔慧景等，梁朝的陈伯之、陈庆之、兰钦、曹景宗、张惠绍、昌义之、王琳、杜龛等，陈朝的周文育、侯安都、黄法▯、吴明彻等，都曾统率军队、平定祸乱，是国家所倚赖的人。而所谓高门大族，不过是从容地担任令、仆等官职，彼此以衣裙和鞋履相互夸耀；能够像王导、谢安那样成为国家栋梁的，连一两个也数不出来。其次，如王宏、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人，随着时势变迁而进退，辅佐新朝建立，保全自己的家世；即使朝廷更替、社会变易，他们的门第仍然如故，凭这一点成为世家大族，与庶族姓氏显然不同罢了。这就是江左风气和习尚发展到极端后的弊病。○梁武帝保全齐室子孙 宋取代晋、齐取代宋时，每逢朝代更替，总要把前代皇族子孙全部杀尽。梁武帝的父亲萧顺之在齐朝时，因缢杀鱼复侯萧子响一事，被齐武帝所厌恶，失意而死。因此梁武帝称赞齐明帝诛除齐武帝子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但这本来也是齐明帝的意图，并不是梁武帝能够主张的。后来梁武帝的哥哥萧懿又被齐明帝的儿子东昏侯杀死，所以朝代更替时，梁武帝也把齐明帝的儿子全部诛杀，以报此仇，所谓洗雪门第之耻。至于齐高帝的子孙还有存活的，（齐高帝、齐武帝的子孙已经被齐明帝杀尽，只有豫章王这一支还留存。）梁武帝便都加以保全并任用他们。如萧子恪做到吴郡太守，萧子范任秘书监，萧子显任侍中、吏部尚书，萧子云任国子祭酒，萧子晖任中骑长史。梁武帝曾对萧子恪等人说：“我当初平定建康时，人人都劝我说，时代既已更替，应当有所处置。我依照这话去做，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因为江左以来，朝代更替必然实行诛杀，损伤和气，所以国运不能长久。从前曹志是魏武帝的孙子、陈思王曹植的儿子，侍奉晋武帝，仍能成为忠臣。这就是你们将来的例子。你们不要再有把自己当作外人的想法，日子久了自然会知道我的心意。” 姚察评论说：“魏、晋改朝换代时，都压制前代皇族支系，以断绝百姓对前代的希望；然而刘晔、曹志仍然显贵于新朝。到了宋朝，竟使司马氏成为废姓；齐取代宋时，宋室亲属也全被杀尽，齐的国运不长，恐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梁承受天命后，萧子恪兄弟以及同族子弟都根据才能接受任用，显贵者遍满朝廷，君子因此知道梁高祖的气量远远超过前代。” ○陈武帝多任用敌军将领 陈武帝出身寒微，几年之间便拥有天下。他的将帅除了侯安都、黄法▯、胡颖、徐度、杜棱、吴明彻等人以外，其余功臣大多出自敌对势力。杜僧明、周文育曾起兵围攻广州，后来被陈武帝擒获；欧阳▯也曾侍奉萧勃，后来被周文育擒获并送交陈武帝；侯▯、周铁虎、程炅洗是王僧辩原来的部将；鲁悉达、孙▯、周炅、樊毅、樊猛是王琳原来的部将。他们有的在阵前被擒，有的因势力穷尽而来投降，陈武帝都释放并任用他们，把他们委以心腹重任，最终取得了他们的力量，成就了偏安的事业。他的气量宽宏，知人善任，本来就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侯▯占据豫章，自认为原来侍奉王僧辩，不肯入朝；等到部众叛离散去，有人劝他投奔北齐，侯▯认为陈武帝气量很大，一定能够容纳别人，于是到朝廷请罪归附。鲁悉达占据晋熙，王琳授予他镇北将军，陈武帝也授予他征西将军；鲁悉达两边的任命都接受，却都没有赴任。陈武帝派沈泰暗中率军袭击他，也没有成功。后来鲁悉达被北齐军队击败，才前来归附。陈武帝对他说：“你怎么这么晚才来？”鲁悉达回答：“陛下授给臣官职，恩德已经很厚了；派沈泰来袭击，威势也很深。我之所以自己归来，是因为陛下豁达大度，与汉高祖相同。” 陈武帝说：“你说得对。”由此可见，陈武帝的气量，当时早已因此取得人们的信任，所以能够驾驭群雄，借助他们成就事业。魏徵在史论中评价陈武帝说：“他的志向和气度宏大深远，胸怀开阔。有时从仇敌中选取人才，有时从逃亡者中提拔才干；掩盖他们收受财物的过错，宽赦他们冒犯尧帝的罪过，把他们委任为心腹和爪牙，他们都能竭尽死力。与三国鼎立时的英雄相比，也足以不对孙权、刘备感到惭愧了。”这样看来，陈武帝虽然偏安江左，确实也有帝王的气量啊。○齐、梁两朝台使的祸害

译《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说，宋元嘉年间，文书和赋税都责成郡县办理；孝武帝要求迅速，于是派遣台使，自此公私双方都受到劳扰。齐朝初年，竟陵王子良上疏说：“这些使者既不周详谨慎，有的贪图险僻难行之处，谋求承办这种差事。他们早晨辞别宫门，姿态立即不同；晚上住宿在乡村县邑，威势和恩惠便随意施行。他们胁迫阻拦渡口官吏，恐吓驿站传递人员。刚望见城郭，便飞快下达严厉符檄，只说自己是行台，却不说明督察什么；先斥责官吏，又拘摄各部门官员。红色标记的寸纸，一天送来好几次；四乡被征召的人，没有谁能分辨是冤枉还是正当。百姓惊恐窘迫，争着送上馈赠。今天酒足肉饱，就答应替他们上报；第二天礼物轻、财物薄，又重新责令征收计算。等到猪蒜逐渐积多，鹅栗渐渐充盈，远的就分送到别的境内出售，近的就托付给官吏百姓作抵押，反过来请求郡县，帮助百姓祈求宽缓。”这就是齐朝台使的祸害。《梁书·贺琛传》也有奏疏说：“如今东部地区户口空虚，都是使命频繁造成的。大州大县，承接使命的船只不只是十几艘；即使偏僻幽深的乡村、极远的县邑，也一定都要到达。疲弱困顿的县令只能拱手听任他们搜刮，强横狡黠的长吏又借此变得贪婪残暴，因此平民抛弃产业、流离失所的很多。” 这就是梁朝台使的弊病。因为田租、丁赋而动辄派遣台使分头催征，本来就不合治政体制；这些人借公事谋私利，骚扰得连鸡犬都不得安宁，本来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不过，像子良所说的猪、蒜、鹅、栗之类，被征索的东西还算细小。后世固然不至于因为文书和赋役就派使者去征求财物，但有时因重大案件特别命大官出外勘察，名为钦差；其中并非没有公正之人，能够廉洁自守，平反冤案、审定狱讼，但这样的人不可多得。不肖之徒却因此谋利，凭借权势索取贿赂，动辄达到数万金；百姓所受的牵累还算少，官府遭受的祸害已经很深。前明刘瑾窃取权柄时，科道官出使回来，按惯例要送上千金作为馈赠，还觉得这已经太少了；何况齐、梁台使只索取鸡、猪、果实、栗子之类，本来就不值得计较。外地官吏不可信，便派朝廷官员；小官不可信，便派大官，本来应当借此激励官吏、通达民情，结果增加的祸害反而更严重，那么还不如不派遣更好。后汉桓帝多次派遣黄门常侍和中使伯荣往来于甘陵。伯荣尤其骄横傲慢，所经过的郡国，没有不迎接送行、行礼拜见的。陈忠上书说：“使者所经过的地方，威势和权力极其显赫，震动郡县。王侯和二千石官员为了伯荣，独自拜倒在车下；礼仪体制僭越尊上，和君主相等。长吏害怕受到责罚，征发百姓修整道路、整治亭舍驿站，征役没有限度，老人和小孩相随而行，动不动就达到数万人。向他的仆从赠送财物，数量以百匹计算。百姓疲困倒地、呼号叹息，没有一个不捶胸痛苦的。”后代钦差的弊病，往往与此相似。○六朝多用反语制作谶言 自从反切的学问兴起，便有人用反语制作谶言。《三国志》记载，诸葛恪尚未被杀时，民间歌谣说：“诸葛恪，芦苇单衣篾钩落，于何相逢成子阁。”“成子阁”用反语读作“石子冈”。后来诸葛恪被孙峻杀死，尸体被丢在石子冈。《晋书·孝武纪》记载，晋孝武帝修建清暑殿，有识之士说“清暑”用反语读作“楚声”，这是哀楚的征兆。《齐书》记载，益州此前从未有诸王出镇；宋朝时有邵硕说：“以后会有王胜▯来镇守这个州。”等到齐武帝任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胜▯”用反语读作“始兴”，邵硕的话果然应验。又一次，文惠太子向齐武帝请求在东田修建小苑，“东田”用反语读作“颠童”；后来他的儿子郁林王即位，果然因昏愚而被废。《梁书》记载，梁武帝创建同泰寺，后来又在寺南创建大通门，取反语来与“同泰”相协调，于是改年号为大通，以符合寺名和门名。昭明太子在世时，有歌谣说：“鹿子开城门，城门开鹿子。”“鹿子开”用反语说就是“来子哭”。当时太子的长子萧欢任南徐州刺史，太子死后，派人追召萧欢回来参加丧礼，所以说“来子哭”。○哀策文 周代制度中，办理丧葬和追谥的典礼，以谥号和诔文最为重要。汉景帝时开始增加哀策。《汉书·本纪》记载，中元二年，命令诸侯王去世后，由大鸿胪奏上谥号、诔文和策文；列侯去世后，由大行奏上谥号、诔文和策文。应劭注说，这是赐予谥号以及撰写诔文、哀策。沿袭到晋、宋，仍然重视谥号和诔文。《魏志·郭后传》裴松之注中说，郭后去世后，有哀策文。《晋书·文明王皇后传》记载，晋武帝时，皇后成为皇太后；去世以后，晋武帝亲自写下皇后的德行，命史官撰写哀策文。晋武帝的杨皇后去世时，也命史官撰写哀策文，这些文章都载在本传中。愍怀太子被贾后杀害，后来追复皇太子之位，特意撰写哀策文；又有江统、陆机一同撰写诔文和颂文。李胤去世，皇太子命王赞为他作诔文，文章非常优美。《王珣传》记载，孝武帝去世时，哀策和谥议都是王珣起草的。宋文帝的袁皇后去世，宋文帝下诏让颜延之撰写哀策文，文章非常华美，宋文帝亲自增加了“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个字。孝武帝的殷贵嫔去世，命谢庄撰写诔文，京城中争相传抄，纸张也因此贵起来。到齐朝时，专门重视哀策文。齐武帝的裴皇后去世，群臣商议立石碑记事，王俭说：“石碑记事不见于礼经，如今既然已有哀策，就不必再立石碑了。” 于是停止了这件事。由此可见，齐朝以后专门把哀策看得最重要。如今在《齐书》《梁书》的各篇列传中可以看到，梁武帝的丁贵嫔去世，张缵撰写哀策文；昭明太子去世，王筠撰写哀策文；简文帝被侯景控制，后来去世，萧子范撰写哀策文。简文帝读后说：“如今安葬礼仪虽然有所缺失，但这篇文章仍不比旧日的文章差。”唐代宗的独孤皇后去世，命宰相常衮撰写哀策，仍然沿袭这种制度。○南朝陈的疆域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