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译按：宋朝对金朝，除岁币以外，每逢金使到来还另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减半，币帛也依此类推。这种惯例，朝廷中也知道，所以路伯达出使宋朝回来后，把所得金银上交，用来补助边防费用。（见《金史·路伯达传》）梁肃出使宋朝回来后，因为所得礼物很多，到推排物力时，自己增加了六十贯。（《金史·梁肃传》）金使到夏国时，夏国的馈赠多少，要看诏书有几道。完颜纲任赐予夏主生辰使时，章宗特意命令他携带三道诏书，以便加厚礼物。（《金史·完颜纲传》）《金史·路伯达传赞》说：接受岁币，是礼制；使者到来后举行宴享，也是礼制。可是接受他们的贿赂可以吗？这种事竟已习以为常，没有人知道它是错误的。出发时说是酬劳功效，回来时说是增加物力，上上下下只看重利益，这是什么道理呢？○和 议 义理的说法与时势的论断往往不能完全相合，因此不能把义理一概拘泥到底。义理必须参照时势，才是真正的义理。宋朝遭受金人的祸害，徽、钦二帝被掳，中原陷落，作为臣子本来应当日夜把复仇雪耻放在心上，这就是义理的说法。然而，在屡战屡败、积弱已久之后，面对百战而势力正盛的敌寇，风声鹤唳之际，盗贼遍野，金兵南下，即使航海也害怕被追赶；幸而金兵抢掠饱足后北归，不再南下侵扰。诸将于是能够剿灭或安抚盗贼，设置军府，使江淮以南大体可以自行立足。若想趁着这种偏安局面刚刚稳定之时，立即长驱北进，使强敌畏惧威势，收复土地并迎回徽、钦二帝，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所以秦桧尚未被任用以前，有见识的人早已考虑到议和。洪皓用“乐天、畏天”的话启发乌珠，这毕竟只是使臣在金国所说的话。绍兴五年，朝廷将派使者到金国问候徽、钦二帝，胡寅说国家与金人世代结仇，没有派遣使者相通的道理；张浚却说，出使之事是兵家所说的权宜机变，将来终究要归于议和，不可突然断绝，这说明张浚也并非从未有过议和的打算。陈与义说：“议和成功，难道不比用兵好吗？议和不成，就一定免不了用兵。”这说明陈与义也并非从未有过议和的打算。高宗对赵鼎说：“现在梓宫、太后、渊圣帝都在金国，如果不与金议和，就没有办法让他们回来。”这正是因为高宗切身考虑利害，衡量当时的形势，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半壁江山大体安定，太后得以回归，也不能说不是议和的效果。自从胡铨上了一道奏疏，把委屈自己求和视为奇耻大辱，他的议论既恳切动人，文章又激愤有气势，于是天下谈论义理的人纷纷附和，众口一词，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说法。然而，假如让胡铨亲自承担国事，他能保证取得恢复中原的功绩吗？不能。即使专门任用韩世忠、岳飞等人，能保证取得恢复中原的功绩吗？也未必能。因此可知，身处局外的人容易说空话，身处局中的人却难以办成实际事情。秦桧说：“诸位只是争取一个大名声就离开，像我这样的人只是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完罢了。”这句话不能因为说话的是秦桧，就连其中的话也一并废弃。后来隆兴年间又讨论恢复中原。吕本中说，大体来说，进献意见的人，与朝廷的利害完全没有关系；意见得不到回应，事情不能成功，就脱身离去罢了。朝廷的事情，谁来承担责任？汤思退也说，这些人的利害都与自己切身无关，却发表大话误国，以求获得美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国家和宗庙社稷的大计，难道能同儿戏一样吗？这两个人虽然也不过是沿袭秦桧过去的做法，但不能说他们的话不是切合时势的。纵观宋朝一代，燕云十六州沦陷于契丹，太祖、太宗长期想夺回它；自高梁河、岐沟关两次战败以后，战争不断，灾祸相连，边境百姓遭受极大苦难。澶渊订盟以后，两国享受太平无事的福分将近一百年。元昊跋扈，即使韩琦、范仲淹这样的名臣也不能制服他，最终也只能用岁币引诱安抚他，中原才得以安枕无忧。北宋强盛时尚且如此，何况南渡以后呢？况且南渡之初，并不是没有作战。富平一战失败，损失军队数十万，陕西土地也全部丧失，最后还是归于议和才结束。等到金亮背弃盟约，军队叛乱，金亮本人被杀，当时本来应该乘机进取；可是宿州又溃败，于是又放弃唐、邓、海、泗，最终还是归于议和。后来开禧年间用兵，更发展到增加岁币、把韩侂胄的首级装入匣中送给金国，之后才重新议和。这就是议和与战争利害得失的明显对照。等到宋与蒙古共同灭金，两国刚刚建立敦睦的邻邦关系，如果早早确定和议，坚守盟约誓言，本来不至于挑起争端、招来侮辱；可是宋朝忽然又想用武力收复三京，于是战争便由此开始。然而元太宗仍派王楫前来商议岁币，当时蒙古还没有打算统一天下，还可以用财帛诱导它。可是宋廷上下懈怠敷衍，把这件事置之不理，导致蜀地首先失守，鄂州也遭到兵祸。元世祖以皇弟的身份在鄂州统兵时，贾似道已经秘密派宋京去求和，元世祖于是撤兵离开。贾似道回来后，又把援救鄂州说成自己的功劳，极力隐瞒议和之事，不再履行原先的约定。元世祖仍派郝经前来修好，宋朝却把他囚禁在真州，不回一封信，也不派一个使者，于是终于走到了亡国的地步。宋朝作为一个国家，始终是靠议和而保存，不议和而灭亡。大概是因为宋朝本身兵力弱小，而它所遇到的辽、金、元三朝，都处于兴盛崛起的时期；上天所要兴盛的势力，本来不是人力可以争夺的，用议和来保全国家，仍不失为谋求保全的良策。可是那些道听途说的人只把议和看作耻辱，任意妄加诋毁，真是所谓只知道义理而不知道时势；听他们的话似乎正确，考察实际情况却是行不通的。

译考察宋朝南渡以后，也并非没有可以乘势取胜的机会。第一次是在金国废黜刘豫、把土地交给宋朝，而乌珠（旧史名为兀术）又起兵前来夺取的时候。宋军方面，刘锜有顺昌之捷，韩世忠围攻淮阳，有柘皋镇、潭城、千秋湖之捷，而且说：“敌军兵势最强的地方，请让我来抵挡。”岳飞有郾城之捷、颍昌之捷，已经进军到朱仙镇，派将领经营京东、西、汝、颍、陈、蔡各郡，并且说：“直接攻打黄龙府，和诸位痛饮罢了！”吴玠在蜀地，也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湾、腊家城之捷。假如乘着这样的势头，策励各位将领进兵，那么黄河以北虽然难以预料，陕西、河南的土地未必不能取得。可是当时君主和宰相正急于求成，仓促下令班师，于是形成了划淮河而治的局面，这是一次失误。第二次是在金亮在瓜洲被杀以后，金军溃败而归，中原大乱之时。南方有魏胜、李宝起义，北方有移剌窝斡叛乱；金世宗虽然贤明，刚刚即位，国势容易动摇；宋朝则由孝宗为君，张浚为相，两人都锐意恢复中原。假如当时有韩世忠、岳飞那样的人，凭借训练有素的军队，讨伐离心离德的民众，自然应当能取得很大的胜利。然而各位老将已经没有在世的了，只有刘锜一人，年老多病，濒临死亡；吴玠也暮气沉沉，振作不起。所能倚仗的李显忠、邵宏渊等人，声望轻微、才能浅薄，刚刚取得灵璧、虹县，到了宿州便大败，于是三京最终再也不能收复，这是又一次失误。把前后情况合起来看，前面是有将帅而没有得力的君主和宰相，后面是有得力的君主和宰相而没有将帅，这本来就是上天用来分隔南北的意旨。（明代邱濬曾经提出宋朝南渡后不得不议和的论说，被当时的儒者讥笑。如今这篇论说，难道不是在吹燃将熄的余烬吗？然而，真正通观古今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这一点。） ○西夏的番盐 《郑文宝传》说，各羌部很少种植，只用池盐同边境百姓交换谷物和麦子。后来粮饷运输被李继迁劫掠，郑文宝于是建议，请求禁止番盐进入边境，命令商人贩运安邑、解县两池的盐，来供应陕西百姓食用；这样戎人就会困乏，李继迁也可以不战而屈服。诏令同意了，于是设置禁令，私下交易的人处以死刑。实行几个月后，犯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戎人缺少粮食，屡次入境劫掠；而贩运解盐的商人多来自唐、邓、襄、汝一带，能够获得好价钱，关中、陇右百姓反而逐渐没有盐可吃。太宗知道这件事后，派钱若水去察看，于是放宽了禁令。这就是宋初允许番盐进入边境的先例。后来由于元昊强横放肆，便又禁止番盐，以困窘他。《孙甫传》说，元昊称臣，请求每年出售青盐十万石。孙甫上疏说，自从李德明时起，就已经请求放行青盐，先帝认为这会扰乱法令而不答应。等到再次请求，才召回他的弟弟作为人质，并答应了他。大概盐是中原的利益所在，西戎的盐味道胜过解池盐；一旦解除禁令，青盐就会流入民间，无法防范。梁鼎也上疏说，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说，边境百姓过去吃西夏青盐，价格非常便宜；等到禁绝青盐以困扰贼人，命令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地，再把解盐运到边境，解盐价格同番盐相差不远，所以番盐卖不出去。如今如果让解盐与内地盐价相同，百姓一定会冒险违禁，重新购买青盐，这就等于资助盗贼的粮食。这两种说法，都把禁绝番盐看作边境上的重要策略。考察《夏国传》，元昊既已接受宋朝归顺的条件，宋朝允许在保安军和高平砦设置榷场，只是不让青盐通行；可见宋朝自从对西夏用兵以后，就不再允许番盐进入境内。然而，在中原与边外分界的时候，本来不能不严格禁止。若是在内外统一的时代，则又不妨允许它进入边境：对番人来说，可以借此谋生；对边境百姓来说，又可以免于吃昂贵的盐，这也是良法。所担心的是番盐与中国盐的价格贵贱相差过于悬殊，那么时间一久就不可能没有弊端。○宋朝宰相多次改换官名 宋朝承袭唐朝制度，以同平章事担任真正的宰相职务。起初没有固定名额，首相任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次相任集贤殿大学士；如果设置三位宰相，则分别任昭文馆大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和监修国史。宋朝初年范质任昭文学士，王溥监修国史，魏仁浦任集贤学士，就是这种情况。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则是宰相加授的官衔。神宗实行新的官制，设置侍中、中书令，但不设置尚书令，便以尚书令的副职左、右仆射担任宰相；左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履行侍中的职务；右仆射兼任中书侍郎，履行中书令的职务。政和年间，把左、右仆射改为太宰、少宰，仍兼任两省侍郎。靖康年间又改回左、右仆射。建炎三年，吕颐浩请求左、右仆射都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中书两省侍郎改为参知政事，废除尚书左、右丞。朝廷采纳了。乾道八年，下诏说尚书左、右仆射可以按照汉朝制度改为左、右丞相，删去侍郎、中书令、尚书令等职，由丞相充任。这就是宋代宰臣前后名称不同的旧例。恐怕读史的人容易因此混淆，所以把它记录下来。“平章事”这个称呼起始于唐朝。考察《旧唐书》，高宗永徽元年，任命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为同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止平章事。皇帝对崔知温说：“郭待举等人任职时间还短，暂且让他们参与听闻政事，不能立即让他们同你们使用相同的名称。”从此，外司四品以下参与处理政事的人，便以平章为名。因此，平章事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宰相；后来才逐渐把平章事作为宰相的职务。宋朝沿袭了这一制度，有时特意设置平章军国重事，或称同平章军国重事，用来安排年老而有德望的人，文彦博、吕公著就是这样。开禧元年，韩侂胄任丞相，于是又加上平章军国事的名号。议论此事的人说，省去“重”字，表示参与的范围更广；去掉“同”字，表示所承担的职权更专。当时陈自强任右丞相，请求把韩侂胄的班次排在丞相之上，于是平章军国事一职又超过了丞相。后来贾似道也担任这一职务。德祐年间，王爚进升为平章军国重事，陈宜中为左丞相，留梦炎为右丞相；这是又在两位丞相之上特设此官，大概沿袭韩侂胄、贾似道的班位，而制度又略有改变。

译宋朝末年，平章位居丞相之上；元朝则丞相位居平章之上。元朝制度规定，中书省左、右丞相都由蒙古人担任，不授予汉人；汉人只能担任平章政事，也称为宰执，王文统、许衡就是这样。这又是平章位居丞相之下的明证。○宋朝的节度使 节度使本是唐朝藩镇的官名，宋朝初年仍保留这一官职，但没有具体职掌，专门用来安排有功勋的贤臣、年老的元老以及罢免政务的宰相。有时宰相、枢密使出任大府长官，也挂着这一官衔，称为使相。元丰实行新的官制后，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后来仍恢复节度使这一官名。例如文彦博以太师身份充任护国军山南西道节度使，退休就是这样。到徽宗时，在朝任职的宰相也兼任此官，例如左仆射蔡京兼任安远军节度使。南渡以后，功臣中担任大帅的人出任此官，并且有人兼任两镇、三镇节度使，例如韩世忠兼任镇南、武安、宁国节度使，张浚兼任静江、宁武、静海节度使。○世代担任宰相 连续两代担任宰相，汉朝推举韦氏、平氏，唐朝推举苏氏、李氏，已经属于少有的事情；宋朝则有连续三代担任宰相的。吕蒙正任太宗朝宰相，他的侄子吕夷简任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在哲宗时也任宰相，传赞称赞吕氏世家之盛，是古来所未有的。南宋则有史浩任孝宗朝宰相，他的儿子史弥远任宁宗、理宗朝宰相，史浩的孙子史嵩之（史弥远的侄子）在理宗时也任宰相。连续两代担任宰相的，还有韩琦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他的儿子韩忠彦在徽宗时也任宰相。考察韩琦，他本来就是名相，韩忠彦也没有丢失父亲的风范。史氏家族中，史弥远擅自废立皇帝，被认为是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史嵩之谋划起复，又被认为是不尊重父亲。家门虽然显赫，但名节有所亏损。至于吕氏世代累积功勋事业，光耀史册，可以说是极盛了。吕公著在重重承袭官爵之后，并不因门第高贵而自我抬高，反而更加能够守正不屈，成为当时著名的宰相，这是尤其无人能及的。○三次入相 《宋史·吕蒙正传》的赞语说，本朝三次入相的人，只有赵普和吕蒙正。然而吕蒙正以后，又有王钦若、张士逊、吕夷简、文彦博、陈康伯也都三次入相，蔡京更达到四次入相，《宋史》的说法还没有深入考察。现在把他们列在下面：赵普（乾德三年，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后来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平兴国初年，第二次入相，授司徒兼侍郎；八年，出任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第三次入相，授太保兼侍中。） 吕蒙正（太平兴国年间，授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淳化初年，罢为吏部尚书。四年，又以原官入相；至道年间，出任河南府判官。真宗咸平四年，又以原官任同平章事。） 王钦若（大中祥符年间，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与马知节争论而被罢免。不久又授任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久出任杭州判官。仁宗初年，又授任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张士逊（仁宗初年，由礼部尚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出任江宁知府。明道初年，第二次入相，升任中书侍郎，不久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宝元初年，又入朝任门下侍郎，封郢国公。） 吕夷简（由尚书授任中书同平章事，后来出任陈州判官。不久再次任宰相，封申国公；又出任许州判官。不久又以右仆射身份入相，升任司空。） 文彦博（平定贝州回来后，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被唐介弹劾而罢职，出任许州知州。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书身份入相；过了很久，出任河南府判官，以太师身份退休。元祐初年，召回任平章军国重事，每六天入朝一次。） 陈康伯（绍兴三十一年，授任尚书右仆射，出任信州判官。隆兴初年，又授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平章事，出任建康府知府。淳熙九年，授任右丞相。当时孝宗认为仆射这一名称不正，于是改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崇宁二年，以右仆射身份入相，不久免职，任开府仪同三司。大观元年，又授任左仆射；三年罢职，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回再次任相，每三天到都堂一次；宣和二年，命其退休。六年又被起用，统领三省。总共四次主持国政。） ○两次入相 张齐贤（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出任河南府知府。真宗初年，又授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昉（太平兴国年间，授任平章事，加授中书侍郎，不久罢职。淳化二年，又授任中书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任同平章事，不久出任永兴军知军。大中祥符五年，又授任同平章事，加授中书侍郎，升任右仆射兼门下侍郎。） 陈尧叟（大中祥符初年，以户部尚书、检校太尉任同平章事，不久罢职，领群牧使。第二年，又任检校太尉、同平章事。） 陈执中（先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降为给事中。皇祐年间，又以吏部尚书身份授任同平章事。） 冯拯先被任命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来出任武胜军节度使。又以吏部尚书身份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升任右仆射。贾昌朝在庆历年间以工部侍郎身份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大名府判官。嘉▯元年，又兼任侍中，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任枢密使。李迪在真宗时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来罢职，任郓州知州。仁宗时，又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曾在仁宗初年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青州知州。景▯二年，由枢密使再次被任命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富弼在至和二年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英宗时因足疾辞职，出任扬州判官。熙宁二年，任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苑纯仁在元▯三年被任命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颖昌知州。召回朝廷后，又被任命为右仆射，入朝任宰相。赵鼎先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出任绍兴府知府。绍兴七年，又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