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毛诗正义》 汉 郑玄疏 唐 孔颖达

序

《诗》是论述功业、歌颂德行的歌谣，是制止邪僻、防范邪恶的训诫。虽然它是顺应自然而自发产生的，却对生灵大有益处。人的六种情感在心中保持宁静，万物在外表激荡变化，情感因外物而触动，外物因情感而变迁。如果政治清明和顺，那么欢乐就会遍布朝廷和民间；如果时局悲惨污浊，那么怨恨讽刺也会体现在咏唱的歌谣中。创作诗歌的人借此抒发胸怀、排解愤懑，听闻诗歌的人足以堵塞邪念、顺从正道。诗歌抒发人的性情，和谐于音律，所以说“感动天地，震动鬼神，没有比《诗》更近的了”。这就是《诗》的作用，它的利益是巨大的。

至于哀乐的产生，深奥地源于自然；喜怒的开端，并非由人为造成。所以燕雀表现出啁啾鸣叫的情感，鸾凤展现出歌舞的姿态。那么《诗》的道理在起源上，与天地开辟相同；《诗》的实际应用，随着时运而变迁。上古时代道义质朴，所以讽喻的情感很少。中古时代政事繁杂，所以讴歌的道理迫切。唐尧、虞舜时才见到《诗》的初步形态，伏羲、轩辕时则无法推测其起始。此后历经夏、商、周三代，诗篇有三千首，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颂声逐渐消减，陈灵公兴起后变风也随之止息。先师孔子，整理遗留的文章，汇集其中的精华，去除繁琐重复的部分，上起周初，下至鲁僖公，四百多年间，六诗（风、雅、颂、赋、比、兴）完备了。卜商（子夏）阐发了他的事业，雅颂与金石乐器相和谐；秦朝统一后焚烧书籍，竹简木牍与烟尘一同毁灭。汉朝初年，《诗》分为四家：申公在鄢郢一带声名远播，毛氏在河间郡价值显赫，贯长卿在前代传授，郑康成在后世作笺。晋、宋、南齐、梁两萧氏统治时期，其道大行；南齐、北魏两河之间，这种风气没有衰落。

近代作义疏的，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軌思、刘丑、刘焯、刘炫等人。然而刘焯、刘炫都聪明颖悟、通达事理，既有文采又通儒学，在当代脱颖而出，驰骋千里，确实是众儒所敬服、举世无双的人物，在他们所作的疏中特别出色。现在奉诏删定，所以依据他们的著作作为底本。然而刘焯、刘炫等人倚仗才气，轻视鄙薄先代学者，对相同之处持异议，对相异之处持赞同，有时应当简略反而详细，有时应当详细反而简略，衡量其标准，难免有差错，核对其会通之处，时常有颠倒是非。现在删减其繁琐之处，增补其简略之处，只在于追求曲直得当，并非出于个人的爱憎。谨与朝散大夫、代理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人共同讨论，辨析详审得失。到贞观十六年，又奉诏与前修疏人以及给事郎、守太学助教云骑尉臣赵乾叶，登仕郎、守四门助教云骑尉臣贾普曜等人，面对敕使赵弘智再次详审订正，共成四十卷，希望对扬圣人的典范，垂训幼年蒙昧之人，所以在卷首写下序言，陈述我的见解。

◎诗谱序

《诗》的兴起，确实不在上古时代。

[疏]正义曰：上皇指伏羲，是三皇中最先的一位，所以称为上皇。郑玄知道当时确实没有诗，是因为上皇时代，整个时代淳朴，靠种田捕鱼为生，与万物没有区别。在上位的人说话没有人违背，在下位的人群居而不混乱，没有礼义的教化，刑罚的威严，做善事没有人知道是善，做恶事没有人知道是恶，内心既然没有感触，志向又有什么可说的，所以知道那时没有诗歌咏唱。

大庭、轩辕直到高辛，那个时代有没有记载，也说不上来。

[疏]正义曰：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将伏羲、女娲、神农三代定为三皇，将轩辕、少昊、高阳、高辛、陶唐（尧）、有虞（舜）六代定为五帝。德行与北辰相合的都称为皇，感应五帝座星的都称为帝，所以三皇是三位而五帝是六位。大庭，是神农的别号。怀疑大庭、轩辕时有诗，是因为自大庭以来，逐渐有了乐器，乐器的声音，随着人的言语成为歌词，这就是诗的萌芽，所以怀疑有诗。《礼记·明堂位》说：“土鼓、蕢桴、苇籥，是伊耆氏的乐器。”注说：“伊耆氏，是古代天子的称号。”《礼运》说：“礼的起源，始于饮食。用蕢做鼓槌，用土做鼓。”注说：“中古时代没有釜甑。”而中古指的是神农时代。《郊特牲》说：“伊耆氏开始设立蜡祭。”蜡祭，是报答田神的祭祀。查《易·系辞》称神农开始制作耒耜来教导天下，那么农业始于神农。两者相互推究，那么伊耆、神农都与大庭是同一人。大庭有鼓籥等乐器，黄帝有《云门》之乐，到了周朝还有《云门》，说明其声音和谐聚集。既然能和谐聚集，必定不是空弦，弦上所唱的，就是诗。只是事迹没有明确记载，所以总用怀疑的语气。查《古史考》说“伏羲制作瑟”，《明堂位》说“女娲的笙簧”，那么伏羲、女娲已经有音乐了。郑玄既然相信伏羲没有诗，又不怀疑女娲有诗，而以大庭为首，推究音乐产生的原因，发自人的性情，性情的产生，是自然而有的，所以婴儿小孩就有嬉戏跳跃的心情，玄鹤苍鸾也符合歌舞节奏的感应，难道是因为有诗才形成音乐，音乐产生必定由诗而来？那么上古时代，只有讴歌吟唱，即使有土鼓、苇籥，必定没有文字雅颂的声音。所以伏羲制作瑟，女娲制作笙簧，以及蕢桴、土鼓，必定不是因为诗歌咏唱。这样看来，当时虽然有

译音乐，或许没有诗歌。郑玄怀疑大庭氏时代已有诗歌，正是依据后世逐渐形成的文辞，所以怀疑有诗，未必认为土鼓、苇籥就代表有诗。如果这样，《诗序》说“情感在心中触动而表现为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于是长声歌唱叹息，声音形成文采称为音乐”，这是由诗歌才产生音乐的。这是依据后代的诗歌因诗歌而产生音乐，上古的音乐必定不是这样。郑玄的说法既然怀疑大庭氏时代有诗，那么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有诗了。而《六艺论·论诗》说：“诗歌，是弦歌讽喻的声音。自从文字兴起以来，质朴简略崇尚质实，当面称赞不算是谄媚，当面规劝不算是诽谤，君臣之间的交往像朋友一样，在于恳切真诚罢了。这种风尚稍衰，奸邪虚伪由此产生，上下互相触犯。等到制定礼制，尊崇君主贬抑臣下，君道刚强严厉，臣道柔顺服从，于是规劝谏诤的人稀少，情感志意不能通达，所以作诗的人用来歌颂美德而讥刺过错。”那文字兴起时既然还没有诗，制定礼制之后才开始有诗，《艺论》所说的现在诗歌用来歌颂美德讥刺过错，所以以制定礼制为界限。这里说的是有诗的逐渐发展，叙述情感歌咏，还没有规劝谏诤，所以怀疑大庭氏以来（才有诗）。由于主旨不同，所以所称述的也不同。礼的初始与天地一同存在，而《艺论·论礼》说“礼的起初兴起，大概与诗同时”，也是指现在所使用的礼，不是说礼产生的最初阶段。

译《虞书》说：“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向的，歌是用来延长诗意的，声音要依据延长的歌，音律要调和声音。”那么，《诗》的道理大概就体现在这里吧！

[疏]正义说：《虞书》指的是《舜典》。郑玄没有见过《古文尚书》，伏生把《舜典》合并到《尧典》中，所以郑玄的注在《尧典》的末尾。那注解说：“诗是用来表达人的志意的。永，就是长，歌又用来延长诗的意思。声音的曲折变化，也是通过延长声音来表现的。声音符合音律才算是和谐。”那《舜典》中任命乐官，已经讲述了歌诗，经典中谈论诗，没有比这更早的了，所以说这是《诗》的道理。“放於此乎”，意思是“适於此也”。“放於此乎”，出自隐二年《公羊传》。说“放於此”，是说现在诵读赞美善行、讥刺过错的诗，其道始于这里，并不是说最初创作讴歌始于这里。《益稷》记载舜说：“乐官用进献的言论，适时地宣扬它，合乎正道就采用它、任用他，否则就威慑他。”那里讲述舜告诫群臣，让他们用诗。是用诗来规劝进谏，在舜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大舜的圣明，任用贤能，当面进谏当面称颂，似乎没有什么忌讳。而说“情志不通，才开始作诗”，《六艺论》说情志不通，是根据现在的诗而论，所以说“用来诵读赞美和讥刺过错”。唐虞时代的诗，不是因为情志不通，而是直接面对面歌诗来互相告诫勉励，况且这是诗歌的滥觞（起源），与现在的诗不一样，所以《皋陶谟》说皋陶与舜互相应答作歌，这就是诗。《虞书》所说的，虽然是舜命令夔，但舜继承尧，明显尧已经用诗了，所以《六艺论》说唐、虞开始创造诗的雏形，到周代分为六诗，也是指《尧典》的文字。称为创造雏形，是说创造现在这种诗的雏形，不是讴歌的雏形。讴歌的雏形，则怀疑起源于大庭氏的时候。然而讴歌自然应当久远，它被称为诗，不知道是哪一代。虽然在舜的时代开始见到“诗”这个名称，但这个名称一定不是在舜的时候才开始的。称为诗的原因，《内则》讲述背负婴儿的礼仪时说“诗负之”，注解说：“诗的意思是承。”《春秋说题辞》说：“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这个词，就是志。”《诗纬·含神务》说：“诗者，持也。”那么诗有三个训释，承也、志也、持也。作者秉承君主政事的善恶，叙述自己的志向而作诗，作诗是为了持守人的行为，使人不致失坠，所以一个名称而有三个训释。

夏朝继承了虞朝，诗篇散失，没有遗留。

[疏]正义说：夏朝继承虞朝之后，一定有诗。只是诗篇灭绝，没有零星遗留。夏朝的诗篇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灭绝的。有《商颂》而没有夏颂，大概是周朝初年记录不到。

近到商王，没有风也没有雅。

[疏]正义说：商汤以诸侯身份施行教化，最终成为天子。《商颂》中成汤“在下国受命，建立他的福泽”，明显他的政教逐渐兴起，也有风、雅。商、周相接，年代不多，现在没有商的风、雅，只有它的颂，是周朝舍弃不收录，所以说“近及商王，不风不雅”，是说有而不取。

为什么呢？论述功绩、颂扬美德是为了顺承它的美好，讥刺过错、指责缺失是为了匡正补救它的恶行，各自在它的族亲中，作为法度的人就彰显，作为警戒的人就著明。

[疏]正义说：这是论述周朝不保存商朝风、雅的原因。风、雅之诗，只有论功颂德、讥刺过错这两件事罢了。党指族亲。这两件事各自在自己的族亲中，周人自己记录周朝的风、雅，那么法度足以彰显，警戒足以著明，不需要再记录前代的风、雅。颂则是前代至美的诗，敬重前代，所以收录它。

周朝自从后稷播种百谷，百姓遭受饥荒，这时才得到粮食，从此流传下这个名称。

[疏]正义说：从这以下到“诗之正经”，讲述周朝有正诗的缘由。说后稷种百谷的时候，众人都困于饥荒，这时才得到粮食。后稷有此大功，名声不朽，是后稷从尧时流传到后世的名声。《尧典》说舜任命后稷说：“帝说：‘弃，百姓遭受饥荒，你担任后稷，播种这些百谷。’”《皋陶谟》记载禹说：我“与稷一起播种，进献各种艰难的食物、新鲜的食物，百姓才得到粮食”。就是这些文字。

唐尧末年，中叶公刘也世代修习他的事业，以明辨百姓，共同财用。

[疏]正义说：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在夏朝时是诸侯。因为后稷在唐尧之时，所以接着唐尧来说。中叶，指中世。后稷到大王，公刘在中间。《商颂》说“昔在中叶”，也是指从契到汤的中间。《祭法》说“黄帝正名百物，以明辨百姓，共同财用”。明辨百姓，是说让衣服有章法。共同财用，是说让他们共同拥有财用。公刘在豳地教化百姓，使上下有章法，财用不缺乏，所以引用黄帝的事来说。

到了大王、王季，能够胜任顾念上天。

[疏]正义说：这是《尚书·多方》，说上天因为纣王的恶行，更寻求君主的意思，说：“上天寻求你们多方，大动威严，开启顾念上天。只有你们多方，不能顾念上天。只有我周王，能够胜任用德，只有

译“典神天。”注解说：“顾”就是视念。它的意思是说，天下的灾异威势，震动天下人的心，开启了那些能够以视念天的能力。各国都没有人能够承担这件事，只有我们周朝能够承担。那话是说文王、武王能够顾念上天罢了。大王、王季受到上天的保佑，已经具备了称王的迹象，这就是能够顾念上天的表现。

译文王、武王的德行，光辉灿烂地继承前代基业，从而将天命集于己身，于是成为天下的父母，使百姓有政教可遵，有安居之所。

[疏]正义说：《泰誓》记载武王讨伐商纣，众人皆说勤勉不懈怠，上天将要树立父母，百姓有政教可遵，有安居之所。意思是百姓得到圣人作为父母，必定会有明政，有安居。文王、武王之道相同，所以一并提及。

那时的《诗经》，国风中有《周南》、《召南》，小雅中有《鹿鸣》、《文王》等篇。

[疏]正义说：这是总说文王、武王的诗都记述文王、武王的政教，未必都是文王、武王时所作，所以《文王》、《大明》等篇，考察其文辞，都是成王时所作。

到了成王时期，周公成就了太平盛世，制礼作乐，于是颂声兴起，这是极盛之至。

[疏]正义说：当时是成王在位，功绩归于周公，所以《诗谱》解说成王的诗都一并举出周公作为文辞。制礼作乐，太平无为，所以与太平连言。颂声的兴起，并不都在制礼之后。所以《春官·乐师职》说：“等到撤宴时，率领学士歌唱撤宴。”郑玄认为彻者，是歌唱《雍》。这说明颂诗的创作，有在制礼之前的。

这些颂诗都源于这些风、雅而来，所以都收录它们，称之为《诗经》的正经。

[疏]正义说：这是解释周诗一并收录风、雅的原因。因为《周南》、《召南》的风，是王化的基础，《鹿鸣》、《文王》的雅，是初兴的政教。现在有了颂的成功，是由那些风、雅而成就的，依据成功的颂，推本溯源，那颂是由这些风、雅而来，所以都收录它们，称之为《诗》的正经。因为王道衰微时才作的，命名为“变”，这些诗称之为“正”。这些正诗，昔日武王采集之后，到成王即位之初，当时国史自行确定篇目，交给大师，作为常乐，并非孔子有所取舍。《仪礼·乡饮酒》中“乐工歌唱《鹿鸣》、《四牡》、《皇皇华》”，“笙师演奏《南陔》、《白华》、《黍》”，“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由仪》，合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燕礼》用乐与《饮酒》文相同，只有《采蘋》越过《草虫》之篇，其余在当今《诗经》中，全都次序排列。又《左传》及《国语》记载鲁叔孙穆子出使晋国，晋人为他歌唱《文王》《大明》《绵》，又歌唱《鹿鸣》《四牡》《皇皇华》，也各取三篇，风、雅分别演奏，明确它们先前自行次序排列，并非孔子确定，所以《诗谱》在此不提及孔子。那些变风、变雅都是孔子所定，所以下文特别提及孔子收录。《春官·大师职》郑司农注释说：“古代自有风、雅、颂的名称，所以延陵季子在鲁国观乐，当时孔子尚幼，未定《诗》《书》，却说‘为他歌唱《邶》《鄘》《卫》’，说：‘这是《卫风》吗’。又为他歌唱小雅、大雅，又为他歌唱颂。《论语》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所。’当时礼乐出自诸侯，颇有谬乱不正者，孔子校正它罢了。”这是司农的意思也与郑玄相同，认为风、雅先前已定，并非孔子为之。襄公二十九年《左传》，服虔注释说：“哀公十一年，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校正音乐，雅、颂各得其位，距此六十一岁。当时雅、颂未定却说为他歌唱小雅、大雅、颂者，传家依据已定录之。”此说不对。六诗的名称，见于《周礼》，岂是由孔子开始确定其名的吗？《仪礼》歌唱《召南》三篇，越过《草虫》而取《采蘋》，大概《采蘋》旧在《草虫》之前。孔子之后，简札开始颠倒，或者《草虫》有忧心之言，所以不用为常乐罢了。

后来的君王逐渐衰败，懿王开始听信谗言烹杀齐哀公。夷王自身失礼之后，邶不尊重贤人。

[疏]正义说：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寻”，解释变风、变雅的创作时节。变风的创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时，卫顷公当夷王时，所以先说这些。庄四年《公羊传》说：“齐哀公被周烹杀，纪侯谗害他。”徐广认为周夷王烹杀他。郑玄知道是懿王，因为《齐世家》说“周烹杀哀公，而立其弟靖，为胡公。”在夷王之时，哀公母弟山杀胡公自立”。说夷王之时，山杀胡公，那么胡公的立在夷王前了。听信谗言烹杀人，是衰微昏暗的君主。夷王上有孝王，《书传》不说孝王有大罪恶。《周本纪》说：“懿王立，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这是周衰自懿王始，明确懿王受谗言了。《本纪》说诗人作刺，能不认为懿王之时《鸡鸣》之诗作吗？因此知道烹杀

译这是周懿王。《卫世家》记载：“贞伯去世，儿子顷侯继位。顷侯用厚重的贿赂送给周夷王，夷王任命他为卫侯。”由此可知，卫顷侯是在周夷王时期。《郊特牲》说：“觐礼规定，天子不下堂而接见诸侯。”如果天子下堂去接见诸侯，就是天子失礼，这种情况从周夷王开始，说明是周夷王本人失礼。《柏舟》一诗说“有仁德却得不到赏识”，这是邶国不尊重贤人的表现。

译从此以后，周厉王、周幽王时期，政教尤其衰败，周王室严重败坏，《十月之交》、《民劳》、《板篇》、《荡篇》等诗篇纷纷兴起。各国纷乱不堪，讽刺怨恨接连不断。正义说：大抵变风之作，多出现在周夷王、周厉王之后，所以说“各国纷乱，讽刺怨恨接连不断”。《击鼓》的序言说“怨恨州吁”，怨恨也是讽刺的一类，所以连在一起说。五霸的末期，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好人谁来奖赏？坏人谁来惩罚？国家的法纪断绝了。

[疏]正义说：这是说周王室极度衰败之后不再产生诗歌的意思。“五霸”二字，有的写作“五伯”。《左传》成公二年记载：“五伯称霸。”《中候》提到“霸免”，注解说：“霸通‘把’，意思是执掌天子的事务。”那么，所谓伯，就是长，指作为诸侯之长。五伯，是指夏、商、周三代末期，王政衰微，诸侯中强者执掌天子的事务，作为诸侯之长，三代共有五人。服虔说：“五伯，是指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郑语》说：“祝融的后代，昆吾做了夏朝的伯，大彭、豕韦做了商朝的伯。”《论语》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左传》昭公九年记载：“晋文公称霸。”这五个人就是称霸的文献依据。这里说五霸的末期，正是指周代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之后，明确说明不在夏、商两代的伯之中。齐、晋最处在末尾，所以说五霸的末期。《公羊传》僖公元年记载：“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天下诸侯有互相灭亡的，齐桓公不能救助，就认为这是耻辱。”这说明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奖善罚恶。他们之后不再有霸主，不能奖善罚恶，天下的纲纪就断绝了。即使作诗，终究没有益处，所以贤者不再作诗，这是因为王室的恩泽枯竭了。《王制》说：“千里之外，设置方伯，二百一十国作为一个州，州有伯。”方伯就是指州牧。周朝的州长自称为牧，因为他们统领一方，所以《公羊传》称为方伯。说没有天子，没有方伯，是指没有贤明的人。

所以孔子收录从周懿王、周夷王时期的诗歌，直到陈灵公淫乱的事情，称之为变风、变雅。

[疏]正义说：周懿王时期的诗，是《齐风》。周夷王时期的诗，是《邶风》。陈灵公，在鲁宣公十年被他的臣子夏徵舒所杀。变风中《齐风》、《邶风》排在前面，陈灵公的事在最后，变雅则处在中间，所以郑玄举出始末。《史记·孔子世家》说：“古代诗歌原本有三千多篇，去掉重复的，选取可以施行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这说明《诗经》三百篇，是孔子确定的。按照《史记》的说法，那么孔子之前，诗篇很多。考察《书传》所引用的诗，现存的很多，散失的很少，那么孔子所收录的，不可能去掉十分之九。司马迁说古诗三千多篇，不可信。根据现在存世的以及散失的六篇，共有三百一十一篇，都是子夏为之作序，明确是孔子原来确定的，而《史记》、《汉书》说“三百零五篇”，是扣除散失的，以现存的篇数计算。《乐纬·动声仪》、《诗纬·含神务》、《尚书·璿玑钤》都说“三百零五篇”，是因为汉代毛诗之学不流行，三家诗不见《诗序》，不知道六篇散失，认为只有三百零五篇。谶纬都是汉代所作，所以说三百零五篇。这里说“直到陈灵公”，就是在鲁僖公之后。《艺论》说：“孔子收录周朝衰败时的歌谣，以及各国贤圣的遗风，从文王创立基业，到鲁僖公四百年间，共选取三百零五篇，合为国风、大雅、小雅、颂。”只说“到鲁僖公”，是根据《诗经》中首位君主来表述的。陈灵公不是陈诗的首位君主，曹昭公在僖公七年去世，即位时间在僖公之前，所以举鲁僖公来说明。《艺论》说“文王创立基业，到鲁僖公”，那么《商颂》就不在数内了。而认为周诗是孔子所录，《商颂》的篇数先已确定，论述收录则只举周代，计算篇数则兼取商诗，而说“合为国风、大雅、小雅、颂”，是因为商诗也是周朝歌谣所用的，所以得以称之。孔子删定，应该先后依次，而《郑风·清人》是郑文公的诗，排在郑昭公之上；《卫风·伯兮》是卫宣公的诗，在卫惠公之下，郑玄回答张逸说：“诗本来没有文字，后人不能完全得到其顺序，记录者直接记录，保存其意义而已。”那么孔子之后，才开始颠倒杂乱。

认为勤勉爱民、体恤功劳，显明地侍奉上帝，就受到颂扬之声，洪大的福泽像那样；如果违背而不采用，就遭受劫杀，大祸像这样。吉凶的缘由，忧愁欢乐的萌芽，清楚地在这里，足以作为后世君王的鉴戒，于是止于此。

[疏]正义说：这是说孔子收录《诗经》，只取三百篇的意思。“洪大的福泽像那样”，是指像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世代修持德行，达到太平。“大祸像这样”，是指像周厉王、周幽王、陈灵公，恶行加于百姓，被放逐或杀害。“违背而不采用”，是指不采用《诗经》的意义，那么“勤勉爱民、体恤功劳，显明地侍奉上帝”就是采用《诗经》的意义。这是互文见义的说法。

译运用《诗经》就会吉祥，不运用就会凶险。“吉凶产生的根源”，是说源于《诗经》。《诗经》中的规劝谏诤，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遏制恶念的萌芽，运用《诗经》就会安乐，不运用就会忧愁，这就是“忧愁与安乐的萌芽与渐变”啊。这两件事都清楚地体现在这里，所以只收录了三百一十一篇，希望当今的明君良臣，想要推崇道德、实现大治，能够考察借鉴前代的古制，从行事中观察成败。又痛恨当时博士解说《诗经》，既不能精审地研究考核，又不能看清其首尾脉络，在乡里讲授时没有清晰明白，在朝廷陈述时也不鲜明显著，所以将要叙述各国的地域划分，排列人物的先后次序。

译从周夷王、厉王往上，年数就不清楚了。太史的《年表》从共和元年开始，历经宣王、幽王、平王，从而得出春秋时期的先后次序，以此确立这部《谱》。

[疏]正义说：“从这以下，论述作《谱》的意图。《本纪》中夷王以上大多不记载在位年数，这就是‘岁数不明’。《周本纪》说：‘厉王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酷。又过了三年，厉王出逃到彘地。召公、周公两位宰相共同执政，称为共和。’《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开始，这一年是鲁真公十四年，齐武公十年，晋靖侯十八年，秦仲四年，宋釐公十八年，卫僖侯十四年，陈幽公十四年，蔡武公二十四年，曹夷伯二十四年，郑国当时还未受封，这就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又考察《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地。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去世。儿子幽王即位，十一年被犬戎所杀。儿子平王即位，四十九年，正值鲁隐公元年。’计算共和元年距离春秋初期有一百一十九年，春秋时期，年岁分明，所以说‘历经宣王、幽王、平王而得出春秋的次序，以此确立这部《谱》’。郑玄为三《礼》、《论语》作序，这部《谱》也属于序类，为了避免与子夏所作的序名重复，因为它排列诸侯世系及《诗经》的次序，所以称为‘谱’。《易经》有《序卦》，《尚书》有孔子作的《序》，所以郑玄避开这些，称之为‘赞’。赞，就是阐明，阐明自己作注的意图。这部《诗》不称为‘赞’，而称为‘谱’，谱，就是普遍，注解序次世数，事情得以周遍普及，所以《史记》称之为‘谱牒’，就是这个意思。”

想要知道源流清浊所在的地方，就顺着上下顺序去省察；想要知道风化美恶气泽所波及的范围，就横向观察，这是《诗》的大纲。提起一个纲，万条目就张开；解开一卷，众多篇章就明白，在用力方面就少，在思虑方面就寡，那些君子大概也乐于此吧。

[疏]正义说：这又是总说作《谱》的道理。记载魏国有俭啬的风俗，唐国有杀礼的风气，齐国有太公的教化，卫国有康叔的功烈。叙述其土地适宜的情况，显扬其始封的君主，省察其上下，知道众多源流所出的地方，识别其清浊。归属其美刺之诗，各自对应其君主的教化，横向观察其诗，知道风化的得失，识别其美恶，都是用来比喻善恶的。哀公十四年《公羊传》说孔子‘制定《春秋》的大义，以等待后世的圣人，以君子的作为，也乐于此’，郑玄采纳了那个意思。

周南召南谱中的周、召，是《禹贡》雍州岐山南面的地名。○正义说：《禹贡·雍州》说‘荆山岐山都已治理’，这是岐山属于雍州。《绵》篇说大王迁徙到周原，《閟宫》说大王居住在岐山南面，这是周地在岐山南面。《孟子》说文王凭借百里之地称王，那么周、召之地，共方圆百里，都名叫周，那召是周地内部的别名。大王开始居住在那里，到文王才迁徙到丰。《周书》称王季居住在程，《皇矣》说文王讨伐密须后，‘测量那平坦的原野，居住在岐山南面’，没有超出百里。那么王季居住在程也在岐山南面，程是周地的小别名。○现在属于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野田地肥沃。○正义说：《汉书·地理志》右扶风郡有美阳，《禹贡》岐山在西北，是周文王居住的地方。皇甫谧说：‘现在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迹，就是这个。原本有的版本写作杜阳。’考察《志》扶风另外有杜阳县，而岐山在美阳，不在杜阳。鄭玄在《禹贡》注中说‘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那么写作‘杜’的是错误的。《皇矣》说‘居住在岐山南面，在渭水之滨’，是其处险阻。《绵》说‘周原肥沃，苦菜甜如饴糖’，是土地肥沃。

周的先公叫大王的，躲避狄人的灾难，从豳地开始迁徙到这里，而修德行建立王业。商王帝乙初年，任命他的儿子王季为西伯。到纣王时，又任命文王主管治理南国江汉汝水旁边的诸侯。○正义说：因为帝乙是纣王的父亲，推究其年世，与王季同时。《旱麓篇》说大王、王季的事迹，说‘那玉瓒光泽明亮，黄流在其中’，是说王季受到玉瓒的赏赐。《尚书》称文王为西伯，应当是继承父亲的基业，所以知道王季也是西伯。殷代的州长叫伯，称为雍州伯。《周礼》‘八命作牧’，殷代的州伯大概也是八命。如《旱麓》传所说：‘九命然后赏赐秬鬯圭瓒。’《孔丛子》说：‘羊容问子思说：‘古代的帝王，把天下分成两半，由两位公治理，称为二伯。周自从后稷被封为王者之后，大王、王季都是诸侯，怎么能称为西伯呢？’子思说：‘我听子夏说，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九命的身份在西面作伯，受到圭瓒秬鬯的赏赐，所以文王因此得以专断征伐。这诸侯为伯，就像周、召分陕一样。’皇甫谧也说：‘王季在帝乙殷王

译在那时，（王季）被赐予九命之礼，担任西长，开始接受圭瓒和秬鬯。”大家都认为王季受九命，担任东西方之长。郑玄没有看到《孔丛子》这本书，《旱麓》的笺注中也没有提到九命，所以认为王季是州伯。文王也是州伯，所以《西伯戡黎》的注解说：“文王担任雍州的州伯，向南兼管梁州、荆州，‘因为地处西方，所以称为西伯’。”文王的德行优于王季，文王尚且是州伯，显然王季也是州伯。《楚辞·天问》说：“伯昌号称衰微，手持马鞭担任州牧。”王逸注解说：“伯指的是文王。马鞭用来比喻政令。意思是说纣王的号令已经衰微，文王执掌马鞭，主持政事，担任雍州牧。”《天问》是屈原所作，距离圣人时代不远，称文王为州牧，显然不是大伯。所以不采纳毛亨的说法。文中说“到了纣王时，又任命文王”，意思是文王既然已经继承父亲担任州伯，又被任命兼管南国江、汉、汝水旁边的诸侯。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汉广》的序言说“美好的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汝坟》的序言说“汝水边的国家，妇女能怜悯她们的丈夫”。文王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这些诗篇仍然赞美江、汉、汝水边，显然江、汉之滨先受到文王的教化。如果不是接受纣王的任命，他的教化无法到达那里，显然纣王任命了他。江、汉地区就是梁州、荆州，所以《尚书》注解说“向南兼管梁州、荆州”。后来教化广布，民众归附，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不一定都是纣王任命的。当时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却仍然服侍殷商，所以雍、梁、荆、豫、徐、扬的人们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召而跟随他。○正义说：既然引用《论语》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说法，所以根据《禹贡》的州名具体指出。雍、梁、荆、豫、徐、扬归于文王，其余冀、青、兖属于纣王，九州中拥有六州，这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禹贡》中的九州，是夏代的制度，到了周代，《夏官·职方氏》辨别九州的疆域，有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与《禹贡》相比，没有徐州、梁州，有幽州、并州，所以《汉书·地理志》说“周代借鉴夏、商两代而有所增减，将《禹贡》中的徐州、梁州合并到雍州、青州，划分冀州的地域设立幽州、并州”，就是这件事。《尔雅·释地》中的九州名称有冀、豫、雍、荆、扬、兖徐、幽、营。孙炎说：“这大概是殷代的制度。《禹贡》有梁州、青州，没有幽州、营州，《周礼》有幽州、并州，没有徐州、营州。”然而这种说法不同，不提及殷、周九州，却远指禹代，是因为孙炎认为《尔雅》的文字与《禹贡》不同，与《周礼》又相异，所以怀疑是殷代的制度，也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殷代改变了夏代的制度。《汉书·地理志》说“殷代沿袭夏代，没有改变”，班固不把《尔雅》当作时代的法则。又《周礼》中的冀州、幽州、并州，在《禹贡》中只是一个州，相连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所以从岐山横向划分。依据《禹贡》正经的文字，选取六州作为三分之二，按照《禹贡》的疆域，论述施行教化的地方，并不说当时就有这些州名。《序》中说教化自北向南，那么在岐山东西之南拥有三分之二的地方，是因为岐山在土中靠近北方。

译文王接受天命，在丰地建立都城，于是划分岐邦的土地。周、召两地，作为周公旦、召公奭的采邑，让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正义说：“文王接受天命，在丰地建立都城”，这是《文王有声》中的诗句。《地理志》说：“京兆鄠县，丰水从它的东南流出。”皇甫谧说：“丰在京兆鄠县东边，丰水的西边，文王从程地迁到这里。”考察《皇矣》篇说文王讨伐密须后，迁到鲜原，又从鲜原迁到丰地。而皇甫谧说从程地迁来，是不对的。丰地在岐山东南三百多里，文王既然迁到丰地，岐邦的土地就空出来了，所以分赐给两位公爵作为采邑。说分赐采邑，应当是平分，不知道哪边是东哪边是西。有人认为东边叫周，西边叫召，这件事没有出处，不能明确。知道是在文王住在丰地之后赐给两位公爵土地的，是因为《泰誓》篇中，记载伐纣时事，已经提到周公。《乐记》解说《大武》之乐，模拟伐纣的事迹，说“五成而分陕，周公在左，召公在右”，由此可知周、召两位公爵在文王时已经受封采邑。文王如果还没有住在丰地，那么岐邦本身就是都城，不能分出来赐给别人，由此可知分赐两位公爵土地是在建立丰都之后。况且《周南》《召南》，是文王的诗，却分别归属于两位公爵，如果文王不赐给采邑，不让他们施行教化，怎么能把诗归属于他们呢？所以知道这时赐给了他们采邑。既然把这首诗归属于两位公爵，显然是感念两位公爵的教化，所以知道让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说“先公”，是指大王、王季这样的贤人，文王继承他们的事业，文王自有圣人的教化，不一定非要用先公的教化，只是儿子应当叙述父亲的事迹，选取适宜当今的来施行，以先公为辞罢了。同时也兼行圣人的教化，所以有圣人的风范。这里只说“施行先公的教化”，显然是教化自己可知，因为《召南》中有先公的教化，所以特别提到。文王让两位公爵施行教化早了，不是在受封采邑之后。在这里说，是为了阐明诗归属于两位公爵的意思。说“己所职”，是指六州服从于自己的人。○武王讨伐纣王，平定天下，巡视诸侯述职，陈列吟诵各国的诗歌，来观察百姓的风俗。六州的人得到两位公爵的德教特别纯正，所以单独收录，交给大师，分开作为两国的诗歌。○正义说：宣公十二年《左传》引用《时迈》的诗说：“从前武王攻克商朝，作颂说：‘收起干戈，收藏弓矢。’”《时迈》的序说“巡视”，那么武王巡视了。《王制》解说巡视的礼节，说“命令大师陈列诗歌，来观察百姓的风俗”，所以知道武王巡视时得到了二《南》的诗。《谱》说“天子收录变雅，诸侯收录变风，礼节相同”，那么文王也采集诗歌。而必定知道是武王才得到的，是因为诸侯收录变风，只是想要观察百姓的情况，来知道自己政事的得失罢了，不能辨别贤圣的不同风范，确立一代之大典。文王还是诸侯，王业没有确定，必定不能分开确定二《南》，所以根据武王来说。武王普遍陈列各国的诗歌，不只是六州而已。而这二《南》的风，独有两位公爵的教化，所以知道六州的人得到两位公爵的德教风化特别纯正洁净，所以单独选取他们的诗，交付给大师的官职，让他们分开作为两国的诗歌。因为大师掌管六诗的歌，通达声乐的根本，所以知道交付给他们分开归属。○得到圣人教化的叫做《周南》，得到贤人教化的叫做《召南》，说两位公爵的德教从岐山施行到南国。○正义说：文王将要建立王业，以诸侯的身份施行王道，大王、王季是他的祖父、父亲，都有仁贤的行为，自己的圣人教化不能完全施行，于是选取先公的教化中适宜当今的与自己圣人的教化，让两位公爵混合施行。又六州的百姓，志向性情不同，有的得到圣人的教化，有的得到贤人的教化，因为接受教化的精粗不同，所以歌咏有等级。大师通晓声乐，精妙地识别本源，分别所感动的，作为两国，得到圣人教化的叫做《周南》，得到贤人教感的叫做《召南》，解释大师分开作为二《南》的意思。知道有这个道理，是因为序说“《关雎》、《麟趾》的教化，是王者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周公。《鹊巢》、《驺虞》的德行，是诸侯的风范，所以归属于召公”。因为圣人适宜做天子，贤人适宜做诸侯，说王者的风范是得到圣人的教化，说诸侯的风范是得到贤人的教化。因为周公是圣人，所以用圣人的风范归属于他，因为召公是贤人，所以用贤人的风范归属于他。因为六州本来得到两位公爵的教化，因此有天子风范的意义，一圣一贤，事情特别相似，所以归属于两位公爵。既然分开归属于两位公爵，以优劣为次序，先圣后贤，所以先周后召。不直接称“周”、“召”，而连说“南”，是想显示施行教化的地方。而且作诗的地方，如果不说“南”，无法显示这个意义。而且直接说“周”、“召”，恐怕主要是赞美两位公爵，这实际上是文王的诗而归属于两位公爵，所以周、召两国都叫“南”，显示所教化的地方，明确它与各国不同的缘故。这首诗既然归属于两位公爵，那么两位公爵就是诗的主人，如果有赞美两位公爵的，就各自归属于他们的国家，《甘棠》在《召南》，就是这件事。

译《周南》中没有赞美周公的内容，可能是当时没有创作，也可能是收录时遗漏了。于是舍弃了其余部分，称这两篇为《国风》中的正经。○正义说：武王广泛陈列各诸侯国的诗歌，现在只有《周南》《召南》这两篇留存下来，这明显是舍弃了其余部分。

译起初，古公亶父迁徙到岐山之下，选择建都的地点，姜女也一同前往。此后，大任思念并爱慕周姜，大似继承了她的美德，历代都有贤妃的辅佐，从而成就了太平治世。○正义说：这些事都记载在《大雅》中。郑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周南》《召南》两国的诗篇都以后妃、夫人的美德为首，《召南》中的夫人虽然特指文王的夫人，但先王的夫人也有这样的德行，所以引用诗文来逐一说明。文王为妻子做出表率，进而影响到兄弟，从而治理好家庭和国家。○正义说：这是《思齐》篇的文句。意思是文王先教化妻子，最终治理好家庭和国家。这阐明了《周南》《召南》两国的诗篇之所以以后妃、夫人为首的意图。因此，《周南》《召南》两国的诗篇以后妃、夫人的美德为首，以《麟之趾》《驺虞》结尾，是说后妃、夫人拥有这样的德行，兴起并辅助她们的丈夫，都能取得成功，以至于获得吉祥的瑞兆。○正义说：这是论述《周南》《召南》两国的诗篇编排次序的用意。“是故”一词，是承接上文生出下文气势的称呼。这里的后妃、夫人都是指大姒，一人有两个名字，各自根据所叙述的事情来称呼。按照礼制，天子的配偶称为后，诸侯的配偶称为夫人。因为《周南》体现的是王者的教化，所以称为后妃；《召南》体现的是诸侯的教化，所以称为夫人。只是以教化的感召来命名，并非区分先后之别。有陈述圣王教化的，虽然是受命之前的事情，仍然称为后妃；有解说贤者教化的，虽然是受命之后的事情，尚且称为夫人。两国分别称呼，而文王并不改变称呼的原因，是《召南》以夫人为首，后妃改称为夫人，足以知道贤者与圣者的教化不同，对于文王不必再另用不同的辞藻，所以《鹊巢》的序言把国君放在后面以彰显义理，都使用通常的称呼。圣王治理天下，符瑞必然到来，所以把《麟之趾》《驺虞》放在末尾，是想显示招致吉祥瑞兆的意思。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招致瑞兆，是假设为法则，所以才这样说。因为诗人创作，各自表达志向，《麟之趾》《关雎》《驺虞》与《鹊巢》，未必是同一人所作。《麟之趾》说公子的诚信宽厚，《驺虞》感叹国君的仁爱之心，借用兽名，另外作为起兴比喻，并非感叹瑞应，与前篇共同构成始终。只是君子的道理，做事可以作为法则，垂范后世，大师把它放在末尾，序言者申明其意，因而说《关雎》的应验，《鹊巢》的应验罢了。其实作者的本意不在于应验，而是让诗篇有龙凤般的文采，也将把它作为应验，不仅仅是麒麟、白虎而已。郑玄回答张逸说：“文王继承先公的基业，积累修养他的德行，从而招致风化。叙述他的美德作为法则。能够实行根本，就招致末端的应验，既然招致了应验，就假设为法则，这是实际上并没有招致。”这是《诗谱》对此篇的大致概括。而《周南》《召南》两风的大意，都是从近到远，《周南·关雎》到《螽斯》都是后妃自身的事情，《桃夭》《兔罝》《芣苡》是后妃教化所及之处，《汉广》《汝坟》转而说文王的教化，显示他的教化更加深远。《召南·鹊巢》《采蘩》是夫人自身的事情，《草虫》《采蘋》是朝廷中大夫的妻子，《甘棠》《行露》是朝廷中的臣子，大夫的妻子与夫人同属阴类，所以排在召伯之前，都是夫人教化所及之处。《羔羊》以下，说《召南》的国家，长江、沱水之间，也说文王的政教，这是教化更加深远之处。诗篇的大致情况，都以远近作为差别。《周南》前八篇说后妃，《汉广》《汝坟》说文王。《召南》前两篇说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氾》《驺虞》四篇说文王。之所以论述后妃、夫人详细于《周南》而简略于《召南》，是因为《召南》的夫人就是《周南》的后妃，既然在后妃的事情上已经详细，所以《召南》对于夫人就简略了。文王的德化多少不同，自然是因为作者有别，又采集的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说“后妃所招致”，《召南·羔羊》说“《鹊巢》的功效所招致”，《周南·桃夭》以上都是后妃自身的事情，文辞与后妃接连，所以说后妃所招致；《召南·羔羊》以前，不单单是夫人自身的事情，文辞与夫人不相连接，所以改说《鹊巢》的功效所招致。又《桃夭》招致后三篇有后妃的教化，《羔羊》招致后没有夫人的教化，也是因为《周南》后妃已经详细，对于《召南》夫人就简略了。招致，是施行教化于自己，由自己招致他人。《草虫》以下，不再是夫人自身的事情，也是夫人所招致的。《羔羊》，《召南》的国家教化文王的政教，是《鹊巢》的功效所招致，那么《汉广》文王的道义被于南国，也是《关雎》的功效所招致。序言者认为这两风都是文王的教化，太姒所赞成的。《周南》以《桃夭》到《芣苡》三篇为后妃所招致，《汉广》以下，事情较为深远，为文王所招致。《召南》以《草虫》到《行露》四篇为夫人所招致，《羔羊》以下较为深远，为文王所招致。各自列举其事，互相阐明。这两《南》的诗，是文王时所作。文王即位，到受命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年了，诸侯归从他大概也很早了。郑玄回答张逸说：“文王以诸侯而有王者的教化，最终得以受命。”这是在受命之前已经施行王者的德行。在这个时候，诗已经作成了。为什么呢？教化

译教化施于下，百姓便传述其志向，哪里需要等到颁布王号之后才作歌。武王采集这些诗歌的时候，周公和召公已经拥有爵位和封地，武王命令他们推行教化，于是将诗歌分别归系于他们名下，并不是因为二公有了封地，这些诗才开始创作。《周南》、《召南》共二十五篇，只有《甘棠》和《何彼襛矣》这两篇是武王时期所作。武王讨伐商纣时，封太公为齐侯，让周公、召公担任二伯。而《何彼襛矣》经文说“齐侯之子”，太公已经受封于齐；《甘棠》经文说“召伯”，召公担任伯之后，所以知道这两篇都是武王时期所作。不仅创作在武王之时，所赞美的事迹也是武王时期的。《行露》虽然叙述召公的事迹，但与《甘棠》不是同一时期。赵商认为它们是同时期的，产生疑惑并提问，所以《毛诗正义》记载：“赵商问：‘《甘棠》、《行露》，赞美召公的功绩，郑玄笺注认为应当在文王与商纣之时，不知召公怎能担任伯？’回答说：‘《甘棠》这首诗，召公自己说明，谁说是在文王与商纣之时呢？’至于《行露》篇，郑玄笺注说‘衰败混乱的风俗略微消退，贞正诚信的教化兴起’，如果是在武王时期，受到《召南》教化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衰败混乱的风俗已经消亡，怎么能说略微消退呢？所以说这是文王时期的事。《诗序》说‘召公审理诉讼’，是依据后来记录的意思，因此这样说”。而郑玄的这个回答，明确表明《甘棠》笺注中所说赞美他担任伯的功绩，是指武王时期。这两篇武王时期的诗，能够列入《召南》国风，是因为诗歌归系于召公，召公是诗歌的主人，因为主人赞美召公，所以就记录在《召南》中。王姬作为天子之女，降低身份嫁给地位较低的人，不违背妇道，《召南》多陈述人伦道理，事情与之类似。又因为王姬是贤德的女子，《召南》宣扬贤德的教化，而且作于武王之世，不能列入文王圣明教化的风中，所以记录在《召南》中。

译风的开端，是用来教化天下、端正夫妇关系的，所以周公制作音乐，在乡间使用它，在国家中使用它。有人称之为房中之乐，这是因为后妃、夫人侍奉她们的丈夫时，女史歌唱这些诗歌，以节制道义、确立秩序的缘故。○正义说：文中说“或”，是陈述不同的说法。郑玄之前的学者有这种说法，所以借此解释。《周南》《召南》的风诗说后妃乐于得到淑女，没有嫉妒之心，夫人的德行像鸣叫的布谷鸟，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妇有道义，妻妾有秩序。女史歌唱这些诗歌，用来讽喻后妃和夫人，以节制这种道义和秩序，所以使用它。《王风》说“君子喜气洋洋，左手拿着笙簧，右手招我进内室”，指的是路寝的内室。因为君主有房中之乐，那么后妃和夫人也有房中之乐。后妃和夫人的房中之乐歌唱《周南》《召南》，那么君主的房中之乐也歌唱《周南》《召南》，所以《谱》下文说路寝的常乐，是“风之正经”。天子歌唱《周南》，诸侯歌唱《召南》，采用这种“或”的说法作为依据。后妃和夫人使用它也是理所当然的。王肃说：“从《关雎》到《芣苡》，是后妃的房中之乐。”王肃认为这八篇都叙述后妃自身的事，所以是后妃之乐。那么夫人的房中之乐，应当使用《鹊巢》《采蘩》。郑玄没有说明，道理也许也是这样。

射礼，天子用《驺虞》，诸侯用《貍首》，大夫用《采蘋》，士用《采蘩》作为节拍。○正义说：在《召南》的篇章中，也是用于音乐，所以提及它。《礼记·射义》中有记载。又那里的注释也认为《驺虞》取“一发五豝”之意，比喻得到的贤者多；《貍首》取“小大无处，御于君所”之意；《采蘋》取沿着山涧采摘蘋草之意，比喻遵循法度，以成就君主的事；《采蘩》取“夙夜在公”之意，各自取各篇的意义作为警戒。“为节”是说射箭的进退应当与音乐的节拍相应。那里每篇只说一个字作为节拍，这里引用时省略了文字。现在没有《貍首》这首诗，周朝衰微，诸侯僭越并删去了它，孔子收录诗歌时没有得到它。记录礼乐的人，从后来保存下来，于是失去了它的次序。○正义说：说这个，是因为射礼使用四篇诗，而三篇都在《召南》，那么《貍首》也应当在《召南》。现在没有这篇诗，所以辨析它，说诸侯之所以删去它的原因。《大射》注说：“貍的意思是‘不来’。那首诗有射杀诸侯首脑不朝见者的话，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篇章。后世失传了。”那么当时诸侯不肯朝见天子，厌恶被射杀的话，所以抛弃了它。记录礼乐的人，正是指记录《射义》的人，因为《貍首》是乐歌的曲调，所以一并谈论音乐。《射义》注说：“《貍首》，是逸诗，下文说‘曾孙侯氏’就是它。”下文说：“所以诗说：‘曾孙侯氏，四正具备。大夫君子，以及众士。小人无处，侍奉君主。用来宴饮用来射箭，那么宴饮那么赞誉。’”说这是《貍首》的经文。那里虽然引用诗，没有“貍首”的字样，郑玄知道是《貍首》，是因为那里论述诸侯射箭的方法而引用这首诗，下面又说：“君臣一起，在射箭上尽志，以习礼乐，那么安定那么赞誉。所以天子制定它，而诸侯致力于它。”说诸侯用它作为射箭的节拍，知道是《貍首》的话。没有“貍首”字样的原因，是简略引用它的文字，没有说完它的话。

周公封在鲁国，死后谥号为文公，召公封在燕国，死后谥号为康公，嫡长子世代继承。○正义说：周公封在鲁国，召公封在燕国，《史记》都有《世家》记载。《周语》引用《常棣》作为周文公的诗，是周公谥号为文。《公刘序》说“召康公告诫成王”，是召公谥号为康。《閟宫》说“建立你的嫡长子，于是任命鲁公”，是嫡长子世代继承。《燕世家》说“从召公以下九世到惠公，正当厉王的时候”，那么是失去了世代次序，没有得到召公嫡长子的名谥，传国给后代，是嫡长子可知。其次子也世代守护采地，在王官，春秋时的周公、召公就是如此。○正义说：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于葵丘”，文公五年“召伯来会葬”，是春秋时的周公、召公。经传都说周公，认为是三公，不知道什么爵位。召公称伯，是伯爵，因为《左传》多说召公，所以说公。他们的旦与奭次子的名谥，《书传》没有记载。平王把西都赐给秦国，那么春秋时的周公、召公在东都接受采地，保存周、召的名号，不再是岐周的土地。《晋书地道记》说“河东郡垣县有召亭，周朝则未听说，现在是召州”是正确的。左边没有记载君主世系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因诗联系二公，所以最后说它，他们的君主世系，《世家》已经亡灭，而且不是这里所需要的。

问的人说：“《周南》《召南》的诗，作为风的正经是这样的。从此之后，南国诸侯政治的兴衰，为什么没有变风？”回答说：“陈列各国的诗，将要用来知道他们的缺失，巡视四方设立教化以决定升降。当时徐以及吴、楚僭号称王，不承奉天子的风化，现在抛弃他们的诗，是把他们当作夷狄看待。○正义说：因为列国

译政治衰败，变风兴起，南方的诸侯国数量众多，不可能完全不作诗。现在没有相关记载，所以提出疑问并加以解释。天子巡守时陈列诗歌，是为了观察各国的风俗，因此采集诗歌作为升降赏罚的依据。既然这些国家僭越礼制自称王号，不遵从周天子的威令，就不能对他们进行升降赏罚，所以不收录他们的诗歌。吴、楚两国僭越自称王号，《春秋》中多有记载。知道徐国也僭越称王，是因为《檀弓》记载：“邾娄考公去世，徐君派容居来吊唁，他的辞令中说‘过去我们的先君驹王’”，这就是僭越称王的证据。其余如江、黄、六、蓼等国，既被驱迫陷入那种风俗，又是小国，如同邾、滕、纪、莒等国一样，因此轻视它们的诗歌，不予收录在此。○正义说：《春秋》文公四年，楚国人灭掉了江国。僖公十二年灭掉了黄国。文公五年，楚国灭掉了六国并吞了蓼国。最终都被楚人所灭，是被驱迫陷入恶劣风俗的缘故。既被驱迫陷入那种风俗，就不能对他们进行升降赏罚，况且又是小国，政教狭隘浅陋，所以轻视它们的诗歌，不予收录在《国风》之中。邾、滕、纪、莒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也不收录它们的诗歌，并非只有南方的小国如此。至于魏国与桧国、曹国，当时比邾、莒等国大，所以得以收录。春秋时期，燕国、蔡国等大国没有诗歌，薛综回答韦昭说：“有时是不作诗，有时是有诗但不值得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