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九之一

译《灵台》。《绵》与《旱麓》《皇矣》都记述大王、王季的德行，这是向上追溯祖先的篇章。郑玄认为文王承受天命，国运兴盛隆昌，于是逆推本源追溯到祖父，取编排篇章之意，所以其余篇章不再详细论述。关于武王的诗篇，《下武》的序说：“继承文王。”明确以上述文王之事，而《下武》则是武王继承他。既然能够继承他的征伐功业，所以排在《文王有声》之后。序说：“继承征伐。”是说文王征伐崇国，武王接着征伐纣王。考察《大明》，是文王的诗，但经文陈述武王的事迹；《文王有声》，是武王的诗，但经文陈述文王的事迹，其形势正相同，而诗歌主旨相反，是由于作者用意不同。《文王》经文说“王的忠臣，不要忘记你们的祖先”，这是为了告诫成王；《大明》说“厚道地生出武王”，说的是武王的谥号，那么这两篇是成王时所作。《绵》说“文王恭敬地出生”，《思齐》说“文王的母亲”，《皇矣》说“上帝告诉文王”，这三篇都提到文王的谥号，那么都是在文王去世之后所作。《棫朴》说“济济一堂的君王”，《灵台》说“君王在灵沼”，都称“王”，那么是在称王之后所作。只有《旱麓》不称谥号，也不称王，或许是在称王之前所作。但经文中没有谥号的，或许是在其生存之时，或许是在其去世之后，不能确定。《下武》不称武王的谥号，是武王时所作。《文王有声》说“武王真是伟大”，提到他的谥号，那么是在他去世之后所作。

译小雅从《鹿鸣》到《鱼丽》，先排列文治以治理内政，后排列武功以治理外患。○正义说：这又解释了小雅编排篇章的意图。《采薇》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的祸患，北有玁狁的灾难，以天子的命令任命将帅，唱《采薇》来送别他们，唱《出车》来慰劳归来的将士，唱《杕杜》来慰劳归来的役卒”，那么《采薇》等篇都是文王的诗。《天保》以上的篇章，自然是文王的诗。《鱼丽序》文、武并提，那么《鱼丽》是武王的诗。《鹿鸣》至《天保》六篇，说的是宴饮慰劳群臣朋友，这是文治之事。《采薇》三篇，说的是任命将帅出征，都是武功之事，所以《鱼丽序》说：“文王、武王用《天保》以上的诗篇治理内政，用《采薇》以下的诗篇治理外患。”既然以治理内政为先，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君主能恳切真诚地使下属快乐，臣子能竭尽忠诚地侍奉君主，这是为政最紧急的事，所以以《鹿鸣》宴饮群臣嘉宾之事为首。群臣在国内就宴饮他们，出使归来就慰劳他们，所以接着是《四牡》，慰劳使臣归来。使臣归来君主慰劳他们，离去时应当送行，所以接着是《皇皇者华》，说的是派遣使臣。使臣出访，出去时派遣他们，回来时慰劳他们，那么派遣在先，慰劳在后。这里之所以先慰劳后派遣，是因为人的劳役，苦于上级不了解，那么已经劳苦就会怨恨；有劳苦而被了解，那么虽然劳苦也不会怨恨，这件事很重要，所以把它放在前面。况且使臣往返，本来不止一次，《四牡》所慰劳的，不一定是《皇皇者华》所派遣的使臣，这两篇诗的创作，也不一定是同一人，所以以事情轻重来决定先后。君臣既已融洽，邻国又和睦，于是可以宴饮宗族，所以接着是《常棣》，宴饮兄弟。兄弟既已和睦，又延及朋友，所以接着是《伐木》，宴饮朋友故旧。君主既能宴饮慰劳臣下，臣子也归美以报答他，所以接着是《天保》，说的是下属报答上级。内政既已治理好，就应当任命将帅征伐，以抵御夷狄的祸患，所以接着是《采薇》，派遣戍役。派遣时希望他们同心，归来时区分他们的贵贱，先以《出车》慰劳将帅，后以《杕杜》慰劳归来的役卒。文王的诗既已终结，可以继之以称王之后的事。因为文王治理内外有成功，所以武王沿袭他，得以万物丰盛繁多，所以接着是《鱼丽》。万物既多，人们得以赡养父母，所以接着是《南陔》，孝子互相告诫以赡养父母。孝子不只是能赡养亲人，自身又清洁，所以接着是《白华》，说的是孝子的洁白。万物丰盛繁多，人民忠孝，就导致时和年丰，所以接着是《华黍》，年成丰收适宜种植黍稷。《思齐》说文王的教化，先兄弟，后家邦，这首诗的次序，先群臣，后兄弟，那是说施行法度的事，先整顿家庭，后教化外部，是自近及远的道理。这里说的是为国的政事，本来应当先国家大事，后族人，所以宴饮群臣在先。又《鹿鸣》等三篇，都是宴饮慰劳臣子，是为政的大务，后世常歌唱它们，所以乡饮酒礼、燕礼都歌唱这三篇。《四牡》传曰：“文王率领诸侯，安抚叛国，而朝聘于纣，所以歌唱文王之道作为后世的法则。”是因为这件事重要可效法，所以乐歌常唱它。推论此理，那么乐歌《周南》、《召南》以及大雅，都歌唱它们的前三篇。《书传》多处说“升歌清庙”，是因为事情重要作为常歌，所以把它作为各篇之首。这是文王小雅，其事多在称王之前。查《书传》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微》是为伐昆夷而作，事在受命四年。《出车》、《杕杜》，是役卒归来而慰劳他们。《出车》经文说“春日迟迟，薄言还归”，在受命第五年归来。那么《采薇》三篇，事在称王之前。《鹿鸣》，宴饮群臣嘉宾，嘉宾之文，或许包括邻国的聘客，明显也是未称王时。《四牡》说：“周道倭迟。”传曰：“岐周的道路。”尚在岐周未迁都，也是未称王。《皇皇者华》，君主派遣使臣，是聘问邻国。如果称王之后，与诸侯礼节不同，不得作为邻国相聘的法度，那么也是未称王。这三篇的事，或在《采薇》之前，其创作时的节次顺序不可得知，称王之前创作，也是可以的。《伐木》说“陈馈八簋”，是天子的制度；《天保》说“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是追王改祭的礼仪，确定是称王之后。没有文王的谥号，或许当时就创作，或许崩后为之，未可确定。查文、武大雅经文每言文、武之谥，多在武王、周成王时创作。小雅唯有称王后之事，曾无言其谥者，又所论多为称王以前之事，知道不是先作为小雅、后作为大雅，因为六诗的创作，各有其体，咏歌因政事而兴起，体例也因政事而异，王政有巨细，诗有大小，不在于其创作的先后。此篇尚不以创作先后为次序，何况小大反以创作先后为异乎？况且查其事也不然。《绵》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而《采薇》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

译起初，《天保》篇说“禴祠烝尝”，这些事发生在称王之后。《天保》属于小雅，《绵》属于大雅，这显然表明不能根据创作时间的先后将二者分别归入小雅和大雅。只是作者各自有所拟议和陈述，叙述大政属于大雅的体例，叙述小政属于小雅的体例。体例因政事而兴起，名称因体例而确定。体例既然不同，雅诗便有大小之分，乐官审察其所陈述的内容，观察其不同的体例，然后加以区分和辨别。自从王室的恩泽枯竭而诗歌停息，暴秦兴起而音乐消亡，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没有传授，虽然大致轮廓依稀可辨，却无法用言语明确表述。《诗经》的编排顺序是先小雅后大雅，这里郑玄先论述大雅，是因为诗歌反映事理是逐渐深入的，所以先小后大。郑玄因为大雅叙述的是兴盛隆昌的事迹，所以先加以论述。

译这两部分《雅》诗逆顺的次序，关键在于极尽先祖贤圣的情意，彰显天道符命的辅助，仅此而已。○正义说：因为祖辈积累基业的美德，致使受命称王，如今《大雅》先陈述受命，后叙述祖辈，从下往上，这是逆。为政的方法，应当由近及远，如今《小雅》先内后外，这是顺。两《雅》逆顺虽然不同，其宗旨是一致的，都在于极尽先祖贤圣的情意，著明天道符命辅助罢了。公刘、大王、王季是贤者，即《绵》与《旱麓》等诗篇就是。文王、武王是圣者，即叙述文王、武王的诗篇就是。天道辅助的，即“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类就是。

又《大雅》从《生民》以下到《卷阿》，《小雅》从《南有嘉鱼》以下到《菁菁者莪》，是周公、成王时代的诗篇。○正义说：知道《大雅》从《生民》开始，是因为《生民序》说：“文王、武王的功业，起源于后稷，所以推举后稷配享上天。”明确这是文王、武王，后人看到文王、武王功业所起之处，所以推举后稷配享上天。文王、武王的后人，只有周公、成王罢了。《孝经》说：“从前，周公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所以知道《生民》是周公、成王的诗篇。《生民》既然如此，直到《卷阿》都是如此可知。知道《小雅》从《南有嘉鱼》开始，是因为《六月序》广泛陈述《小雅》的废缺，从《华黍》以上都说缺失，《由庚》以下不说缺失，明确这些诗篇的作者不同。《鱼丽》的序说是文王、武王，《华黍》说与上面相同，明确以上部分是武王的诗篇，《由庚》以下是周公、成王的诗篇。《南有嘉鱼》说“太平”，《蓼萧》说“恩泽遍及四海”，谈论当时的时事，是周公、成王时代就明确了。作序的人大概也因为事情显著明白，所以不说他们的名号谥号了。《由庚》既然是周公、成王的诗篇，那么《南有嘉鱼》到《菁菁者莪》由此可知，所以说“以下到《菁菁者莪》都是周公、成王时代的诗篇”。因为周公摄行王事，政令统属于成王，所以一并举出他们。《由庚》在《嘉鱼》之前了，不说从《由庚》开始，是根据现存诗篇来说的。郑玄之所以不计算亡佚的诗篇，是因为毛公在《由庚》之下接续《崇丘》。如果说从《由庚》开始，那么就不包括《南有嘉鱼》，所以不能这样说。既然不能以《由庚》作为成王诗篇的首篇，那么《华黍》就不能作为武王诗篇的末篇，所以上面说文王、武王的诗篇，不说直到《华黍》。它们编排篇次的顺序如此，大雅的次序，因为后稷是祖辈在先，文王、武王功业所起，人本源于祖辈，所以《生民》排在前面，表示尊祖。既然后稷有功，世代笃行忠厚，所以接着《行苇》表示忠厚。既然能忠厚，教化以及万物，使天下人醉饱，所以接着《既醉》表示太平。既然得到太平，又能长久保持不失，所以接着《凫鹥》表示能持盈守成。《凫鹥》只说祭祀神灵，没有持盈之事，而序文承接太平之后，因而说太平的君子能持盈守成，那么神灵祖辈安乐了，这是附会其事以作为篇次的意思。推究此理，明确其余都有次序编排的意义。既然能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所以接着《假乐》嘉美成王。既然嘉美他，又恐怕他怠慢，所以《公刘》、《泂酌》、《卷�》告诫成王。召公因为成王初临政事，恐怕不留意于治理百姓的事，所以先说《公刘》厚待百姓以告诫他。既然以民事告诫，想要他忠信，所以接着《泂酌》。既然有忠信，须求贤人辅助自己，所以接着《卷阿》。诗人创作，自有次序，所以其末章说“所作诗篇不多，只用来完成歌唱”，就是这样。小雅的次序，因为承接文王、武王政事平定之后，继位的君主，调和阴阳，养育万物。《由庚》，万物得以遵循其道。《南有嘉鱼》，乐于与贤人相处。《崇丘》，万物得以极其高大。《南山有台》，乐于得到贤者。《由仪》，万物所生，各得其宜。这五篇乐于，万物得其所，更相互印证，明确得到贤人所以养育万物。既然万物得宜，又能周遍海外，所以接着《蓼萧》。说万物得其所，四海蒙受恩泽，天下无事，可以宴请诸侯，褒赐有功之人，所以接着《湛露》、《彤弓》。既然看到因宴请而赐之，所以先宴后赐。既然有功蒙受赏赐，唯才是用，为天下所歌乐，所以接着《菁菁者莪》。其次序如此，其创作时节则难以明确。《生民》说“推举后稷配享上天”，是周公制礼之时，那么是摄政六年后作的。《行苇》说“曾孙为主”，周公摄政之时，成王为幼童，养老之事，是周公所为。《行苇》说成王为主，那么在即政之后了。《既醉》告太平，《凫鹥》言守成。周公摄政三年则致太平，既然已经太平，则有成功可守，作诗必在摄政三年之后，不能确定指其时也。《假乐》嘉美成王有显赫美德，任官安民，那么也是即政之后了。《公刘》、《泂酌》、《�阿》，同是召公的告诫。《公

译《刘向别录》说“成王将要临朝听政”，那么这些诗歌就在《行苇》、《假乐》之前了。《既醉》、《凫鹥》论述太平盛世、守成之业，也不排除在《生民》之前。既然《大雅》的创作有先后之分，那么《小雅》自然也是如此。《小雅》之中，都没有提到成王，也没有即位听政的事情，它们的创作大多在周公摄政时期，无法确定具体的年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札听歌《小雅》，服虔说：“从《鹿鸣》到《菁菁者莪》，歌颂文王、武王修明小政，平定大乱，达到太平，欢乐且有礼仪，这属于正《小雅》。”皇甫谧也说：“诗人歌颂武王的功德，如今《小雅》中从《鱼丽》到《菁菁者莪》这七篇就是。”那么服虔和皇甫谧都认为《小雅》中没有成王的诗歌。《左传》又说：“为他歌唱《大雅》。”服虔说：“陈述文王的德行，武王的功业。从《文王》以下到《凫鹥》，属于正《大雅》。”那么服虔又认为《生民》、《行苇》、《既醉》《凫鹥》是武王的诗歌。考察武王讨伐商纣，不久就去世了，不可能有天下太平、恩泽遍及四海的事情。《蓼萧》、《既醉》这类诗歌，都讲述太平盛世之事，怎么能说是武王的诗歌呢？即使《小雅》都是武王的诗歌，《六月》的序言为何会有废缺异文的情况呢？《生民》推崇后稷配享上天，《行苇》说“曾孙是君主”，《书传》中配享上天都说是周公的诗歌，曾孙都指成王，不能说是武王的诗歌。《华黍》、《由庚》原本相连，毛亨分别作序，导致篇章开头，使《华黍》排在上面，《由庚》退居下面，那么毛亨的意思也是认为《由庚》以下是成王的诗歌。不然的话，六篇亡诗完全可以聚在一起，何必分开呢？服虔的错误，违背了《诗经》的文意，失去了毛亨的宗旨，所以郑玄不赞同他的观点。

译传文说“文王奠定了基业，武王开凿了基础，周公将其建成”，这是说他们的治国之道相同，始终相互成就，比较并合并它们，所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被定为正经。○正义说：这段传文是用建造房屋来做比喻。说周朝的兴起，好比建造房屋，文王开始建造地基，武王开凿椽子和栋梁，周公在里面架设结构，这才成为房屋。这就好比说文王承受天命，武王继承他的事业，得以讨伐商纣王平定天下，周公实现太平盛世，制定礼乐来完成它，所以《中候》说：“昌（文王）承受天命，发（武王）执行诛伐，旦（周公）弘扬大道。”这就是始终相互成就，所以比较合并它们的诗篇，《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作为正经。凡是书籍中不属于正经的，称为传。不知道这篇传文出自哪本书。

它们用于音乐时，国君使用《小雅》，天子使用《大雅》，然而在飨宴宾客时有时向上选取，在燕饮时有时向下就取。○正义说：因为诗歌是乐章，既然说了《二雅》作为正经，就接着谈论用乐的事情。变雅虽然也播于音乐，或者没有固定的节拍所用，或者随着事类而歌唱，又在制定礼乐之后，音乐不常使用，所以郑玄在变雅下面没有说它们的用途。知道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的原因，是因为《乡饮酒礼》说“于是合乐《关雎》、《鹊巢》”，就不说乡乐。《燕礼》说：“于是歌唱乡乐《周南·关雎》、《召南》·鹊巢》。”燕饮诸侯的礼仪，称《周南》、《召南》为乡乐。《乡饮酒礼》，是大夫的礼仪，只说“合乐”。大夫称乡，能不用于乡饮酒吗？这是乡乐可知，所以不说乡乐。由此来说，就知道《国风》是乡乐了。《左传》记载晋国为穆叔演奏《文王》、《鹿鸣》分别歌唱，大雅为一等，小雅为一等。《国风》既然定为乡乐，按次序向上，明显《小雅》是诸侯的音乐，《大雅》是天子的音乐。况且《乡饮酒礼》，是乡大夫宴请贤能之人的礼仪。说宾客使用对等的礼仪，是平等的事情，配合自己的音乐，而向上歌唱《小雅》，是使用诸侯的音乐。那么诸侯以《小雅》为自己的音乐，而穆叔说“《文王》，是两君相见的音乐”，歌唱则两君也是对等的，明显歌唱《大雅》是使用天子的音乐。所以知道诸侯用《小雅》，天子用《大雅》。《乡射礼》说：于是合乐《周南》、《召南》等。注释说：不歌唱、不吹笙、不间奏，心志在于射箭，对音乐从简。不从简合乐的原因，是《国风》，乡乐，不可从简其正乐。大射，是诸侯的礼仪，所歌唱的，明显也是诸侯的正乐。经文说“于是歌唱《鹿鸣》三终，于是向下吹管《新宫》三终”，也不吹笙、不间奏，又不说合乐，明显也是从简音乐不从简其正乐，是《小雅》为诸侯的音乐，于此就明白了。自然《大雅》为天子的音乐可知。如果这样，《小雅》作为天子的政教，所以诸侯得以使用的原因，是因为诗歌原本缘于政事而作，臣子没有庆赏威刑的政事，所以不能有诗歌。而诗歌作为乐章，善恶用来作为劝戒，尤其美好的可以作为典法，所以虽然没有诗歌的，现在得以进而使用它，用来教化天下，所以说“用于乡人，用于邦国”，因为它的节文，使它有等级。《国风》是夫妇之道，生民的根本，王政所重视，想要天下普遍教化，所以《国风》为乡乐。《国风》本是诸侯的诗歌，乡人所使用，所以诸侯进而使用《小雅》。诸侯既然使用《小雅》，自然天子使用《大雅》。所以《乡饮酒礼》、《燕礼》注释说“乡乐者，是《国风》。《小雅》为诸侯的音乐，《大雅》、《颂》为天子的音乐”，是对的。那注释说《颂》也是天子的音乐，这里不说《颂》的原因，是因为这里因《国风》与《二雅》为尊卑等级，以显示其差降，所以其言不及《颂》。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举出正当使用的。然而到了飨宴宾客有时向上选取，燕饮有时向下就取，天子不纯粹用《大雅》，诸侯不纯粹用《小雅》，所以下面郑玄分别解说。

为什么呢？天子飨宴元侯，歌唱《肆夏》，合乐《文王》。诸侯歌唱《文王》，合乐《鹿鸣》。诸侯对于邻国之君，与天子对于诸侯相同。○正义说：郑玄既然说了有上取下就的道理，就自己提问并解释它，所以说“何者”来发端。知道歌唱、合乐如此的原因，《左传》说：“穆叔到晋国，晋侯飨宴他，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谢。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谢。歌唱《鹿鸣》之三，三拜谢。韩献子派行人子员问他，回答说：‘《肆夏》，是天子的用来飨宴元侯的，使臣不敢听闻。《文王》，是两君相见的音乐，使臣不敢涉及。《鹿鸣》，是君主用来嘉奖寡君的，敢不拜谢嘉奖？’”又《鲁语》说：“金奏《肆夏》、《繁遏》、，《渠》，是天子的用来飨宴元侯的。工歌《文王》、《大明》、，《绵》，则是两君相见的音乐。臣认为肄业及之，所以不敢拜谢。现在伶箫咏歌及《鹿鸣》之三，是君主用来赏赐的，使臣敢不拜谢赏赐！”由此两传论述，天子飨宴元侯歌唱《肆夏》，那么不是元侯的不得歌唱它。《肆夏》，是《颂》的族类，《颂》下唯有《大雅》，所以知道对于诸侯歌唱《文王》已。传文又说“《文王》，是两君相见的音乐”，是诸侯对于

译邻国的国君也歌唱《文王》，这与天子对待诸侯的情况相同。乡饮酒礼和燕礼中的合乐，其等级都低于升歌；歌唱《鹿鸣》时配合乡乐，由此可知，歌唱《文王》时应当配合《鹿鸣》，歌唱《肆夏》时应当配合《文王》。所以郑玄在此处的解释较为简约，但道理是清楚的。传文中说用金奏演奏《肆夏》，这里说歌唱，是因为凡是音乐刚开始演奏时，都要敲击金属乐器来伴奏。《周礼·春官·钟师》记载用钟鼓演奏《九夏》，《论语》说：“刚开始演奏时声音和谐盛大。”郑玄解释说：“刚开始演奏，指的是金奏。”晋国为穆叔初次歌唱《肆夏》，所以说金奏。所谓金奏，是指刚开始演奏音乐时必须先敲击钟来伴奏。《左传》说：“歌钟两套。”这说明歌唱必定要用金奏来伴奏，说金奏《肆夏》也就是歌唱它。《文王》、《鹿鸣》因为上面已有金奏的文字记载，不需要再说金奏，所以直接说歌唱。其实《文王》、《鹿鸣》也是金奏，《肆夏》也是乐工歌唱，互相补充说明，所以知道歌唱《肆夏》。这种歌唱在堂上进行，所以《礼记·郊特牲》说：“歌唱者在上面，是尊重人声。”而合乐则在堂下进行。所以《仪礼》注解说：“合乐，是指歌唱、乐器与众声一起演奏。”明确这是在堂下发出的众声。因为堂下的地位较轻，所以比升歌低一等。元侯，元是长的意思，指诸侯中的长者。杜预说：“元侯，就是牧伯。”牧伯与上公，属于大国，所以《仪礼》注解说：天子与大国的国君宴饮，升歌颂诗，合乐大雅。因为《肆夏》属于颂诗的类别，所以用颂来指代。牧伯作为元侯，那么其余的侯伯就是次国，子男就是小国，不是元侯，所以统称为诸侯，因此使用的音乐与两君相见的音乐相同。《仪礼》注解说：“两君相见，歌唱大雅，合乐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的国君宴饮也如此。”对于次国和小国，与这里的诸侯情况相同。这里先陈述天子对待诸侯的情况，因为诸侯对待邻国国君也是如此。那篇传文的正文先说两君相见，又说天子对待次国、小国也如此，所以与这里顺序相反。天子对待诸侯，将次国、小国归为一等。诸侯相互交往，与天子对待诸侯的文字相同，那么也将次国、小国归为一等。那么次国相互交往，小国对待次国、对待小国，都是诸侯对待邻国国君，同样歌唱《文王》，合乐《鹿鸣》。《礼记·仲尼燕居》说：“大飨有四个方面。两君相见，升歌《清庙》，下面吹奏《象》。”那是两君中元侯相互交往的法则。天子对待元侯，与对待诸侯不同，那么元侯相互交往，也与诸侯不同。诸侯相互交往，与天子对待诸侯相同，那么元侯相互交往，也与天子对待元侯相同，不歌唱《肆夏》，是为了避讳天子。由此可以明白，说诸侯对待邻国国君，其中没有元侯，是可以推知的。那些元侯对待次国、小国，也应当与诸侯对待邻国相同。天子用大雅，而飨宴元侯时歌唱《肆夏》；国君用小雅，在邻国时歌唱《文王》，这是飨宴宾客时向上取用的情况。

译天子、诸侯在宴饮群臣以及接待聘问宾客时，都歌唱《鹿鸣》篇，并配合乡乐演奏。○正义说：燕礼，是诸侯宴饮其群臣及聘问宾客的礼仪。经文说“如果与四方来的宾客宴饮”，用“如果”来辨别差异，那么是以宴饮本国群臣为正文，而兼及四方来的宾客，其礼仪是歌唱《鹿鸣》，配合乡乐。诸侯用小雅来宴饮群臣及聘问宾客，并配合乡乐；天子用大雅来宴饮群臣及聘问宾客，歌唱小雅，配合乡乐，这都是为了向下迁就。推论此理，那么天子在诸侯那里配合《鹿鸣》，也属于向下迁就的范畴了。如果这样，前面说“飨宾有时向上取用”，上面既然说天子飨宴元侯，歌唱《肆夏》，对于元侯的飨宴则是向下迁就。诸侯对于邻国之君，与天子对于诸侯同样歌唱《文王》的，都说是飨宴。飨宾应当向上取用，却说有向下迁就的情况，是因为在飨宾之中，天子对元侯歌唱《肆夏》，诸侯相互间歌唱《文王》，都是向上取用。根据多数情况来说，所以郑玄将向上取用归入飨宴。其实飨宴中也兼有向下迁就，配合《鹿鸣》就是如此。说有时向上取用，是因为天子对元侯配合《文王》，对诸侯歌唱《文王》；诸侯对邻国配合《鹿鸣》，这些都是自己的音乐，并非向上取用，所以说“有时”，表明并非全部向上取用。说燕饮有时向下迁就，是因为诸侯燕饮群臣及聘问宾客，歌唱《鹿鸣》，这是自己的音乐，并非向下迁就，所以也说“有时”。考察《仪礼》注说“颂是天子的音乐”，那么天子自然应当使用颂，而说飨宴元侯是天子上取，是因为诗作为乐，王者全部使用，只是郑玄从风为乡乐以上进行等级划分，使大雅成为天子的音乐，所以不得不把《肆夏》作为向上取用。这只是郑玄以等级差别来解释罢了，不能认为自己所使用的就是自己的音乐。为什么呢？元侯相互飨宴歌唱颂，与天子对元侯相同。诸侯相互间，与天子对诸侯相同；诸侯燕饮群臣及聘问宾客，又与天子燕饮群臣及聘问宾客相同，那么风、雅、颂都被诸侯使用了，难道都能说是诸侯的音乐吗？明白郑玄是以等级差别来说明的，就可以知道了。既然以等级差别来定，使天子固定使用大雅，诸侯固定使用小雅，不是这些的，都称为向上取用、向下迁就。《仪礼》的注全部论述《诗》作为乐章的意义，既然以风为乡乐，小雅为诸侯的音乐，而大雅之后仍有颂存在，所以因此说大雅、颂为天子的音乐。想要说明雅、颂全部作为乐章，所以与此不同。必定知道天子也有向上取用的，因为这篇《谱》文先确定国君、天子使用音乐，随即说有向上取用、向下迁就的事情，明白向上取用、向下迁就也应当相同。《燕礼》注说：“配合乡乐的，是礼仪较轻的，恩泽下达于下。”诸侯燕饮臣子配合乡乐是向下迁就，明白天子对诸侯配合《鹿鸣》也是向下迁就。诸侯对邻国之君歌唱大雅是向上取用，那么知道天子对元侯歌唱《肆夏》也是向上取用。如果这样，天子、诸侯都有向上取用、向下迁就，完全由尊卑使用的差别决定。却说飨宴有时向上取用，燕饮有时向下迁就，似乎向上取用、向下迁就以飨宴、燕饮为区别，是因为穆叔说：“《肆夏》，是天子用来飨宴元侯的。”《礼记》说“大飨有四种”，是两国君主相见的礼仪。《仪礼·燕礼》是诸侯燕饮群臣、宾客的礼仪，因此形成这样的文辞，所以天子、诸侯对国君都说飨，对臣子都说燕，以此显示尊卑礼仪的不同。臣子与国君区别其等级，使向上取用以飨宴为文辞，其实国君与臣子飨宴、燕饮都有。为什么呢？《周礼·掌客职》说：“上公三次飨宴三次燕饮。”这是天子对诸侯飨宴、燕饮都有。《鹿鸣》，是天子的《小雅》，而序说“燕饮群臣嘉宾。已经饮食他们”，笺说“饮他们而有币帛酬答，就是飨宴所用的”。这是天子对群臣飨宴、燕饮都有。《左传》说：“晋侯派士会平定王室，定王飨宴他。”又说：“晋士文伯出使周，王与文伯燕饮。”这是天子对聘问宾客，飨宴、燕饮都有。《秋官·司仪职》说：“凡是诸公相互作为宾客，致送飨食。”《左传》说：“鲁公与晋侯在河上燕饮。”这是诸侯相互间，飨宴、燕饮都有。《左传》说：穆叔出使晋国，晋侯飨宴他。”《聘礼》说：“国君对宾客两次飨宴一次燕饮。”这是诸侯对聘问宾客，飨宴、燕饮都有。左传》说：“季文子出使宋国送女，复命，国君飨宴他。”《燕礼》“燕饮自己的臣子”。这是诸侯对自己群臣，飨宴、燕饮都有。国君与臣子都有飨宴、燕饮，而郑玄区别其文辞，显示尊卑礼仪不同，作为向上取用、向下迁就的条例罢了。这里因为尊卑区别其文辞，那么其使用音乐，由尊卑作为差别，不由飨宴、燕饮作为不同。这飨宴、燕饮的文辞互相出现罢了，那么飨宴、燕饮使用音乐是相同的。况且燕礼燕饮邻国聘问宾客歌唱《鹿鸣》，晋侯飨宴穆叔歌唱《鹿鸣》的三章，穆叔拜了三拜，是其使用音乐文辞相同，所以《仪礼》注引用穆叔的话于是说：“那么诸侯相互燕饮，升堂歌唱大雅，配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的君主燕饮也如此。与大国的君主燕饮，升堂歌唱颂，配合大雅。”所说使用

译乐，与这种飨宴相同。这是天子、诸侯在国君飨礼、燕礼中共同用乐的事情。如果这样，用乐自然以尊卑作为等级差别，不因为事情的轻重而升降。《乡饮酒》、《燕礼》的注都说道：“乡饮酒礼升歌《小雅》，礼仪隆盛者可以进取；燕礼合奏乡乐，礼仪轻微者可以恩及下属。”似乎是因为礼仪有轻重，所以上者进取、下者就下。这与此处不同，那是因为燕礼是诸侯的礼仪，乡饮酒礼是大夫的礼仪，乐工歌《鹿鸣》，合奏乡乐，所以郑玄解释尊卑不同而用乐得以相同的意思，因而说因为礼仪隆盛可以进取，礼仪轻微可以恩及下属，所以用乐得以相同。那话是解释燕礼与乡饮酒礼乐不同而相同的意思，其实并不是因为飨礼、燕礼有轻重。此处用乐的差别，是以升歌、合乐为例。至于舞蹈，则《燕礼》说“如果舞蹈则舞《酌》”，这是诸侯对于臣下得以使用《颂》诗，与此处不同。又《郊特牲》说：“大夫演奏《肆夏》，从赵文子开始。”注说：“僭越了诸侯。”明确诸侯得以演奏《肆夏》。所以《郊特牲》又说：“宾客入门而演奏《肆夏》，表示平易以示恭敬。”注说：“宾客，是朝聘的人。”又《大射》、《燕礼》接纳宾客都说“到达庭院，演奏《肆夏》”，以及《周礼》注杜子春说“宾客来演奏《纳夏》”之类，都是说宾客刚进入及到达庭院，尚未行礼的时候，与升歌、合乐是不同的。

译这是其著录的大致情况，主要的校勘依据见于现存的书籍。由于礼乐制度崩坏，无法详细考证。○正义说：飨礼、燕礼中使用音乐，都是依据《礼》和传文推知。事情不能详尽知晓，是其著录明显简略，其主要校勘依据见于书籍。其余关于笙诗、间诗、管诗、舞诗的内容，无法言说，是因为礼乐崩坏，不能详细审察。所以《仪礼》注在“天子约诸侯于国君燕用乐”之下说“其笙、间之篇未详闻”，正是如此。查考《乡饮酒》及《燕礼》中升歌《小雅》，其笙诗、间诗的篇章也是《小雅》，那么这些笙诗、间诗的篇章理应与所唱的升歌相同。而说未详闻，是因为虽然知道它们同属《小雅》、《大雅》，但仍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篇，所以说“笙、间之篇未得详闻”。

《大雅》中《民劳》、《小雅》中《六月》之后的诗篇，都称为变雅，赞美与讽刺各自对应其时代，也是彰显善行、惩戒过失，属于正诗的后续。○正义说：《民劳》、《六月》之后的诗篇，都是因为王道衰微才创作的，不是制定礼仪所用的，所以称为变雅。这些诗篇兼有赞美和讽刺，都对应其时代，善的就赞美，恶的就讽刺，所以说“美恶各以其时”。又因为正诗记录善事，用来垂范后代。变雅既然美恶不纯，也一并采录，是为了善行就彰显它，让人自强不息；恶行就讽刺它，使人惩戒恶行而不为，也足以起到劝诫作用，是正诗的后续，所以收录它们。《大雅》说《民劳》，《小雅》说《六月》之后，那么《大雅》直到《召旻》，《小雅》直到《何草不黄》，都属于变雅。其中就有厉王、宣王、幽王三位王的诗篇，都对应其王，谥号自然明显；只有厉王，在《小雅》中谥号不明，所以郑玄在下面另外论述。如此，那么《大雅》从《民劳》到《桑柔》五篇，序言都说厉王。连同《小雅》《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四篇，都是厉王时的诗。又《大雅》从《云汉》到《常武》六篇，《小雅》从《六月》到《无羊》十四篇，序言都说宣王，就是宣王的诗。又《大雅》《瞻卬》、《召旻》两篇，序言说幽王；《小雅》从《节南山》以下直到《何草不黄》，除去《十月之交》等四篇，其余四十篇，只有《何人斯》、《大东》、《无�大车》、《小明》、《都人士》、�蛮》六篇不说幽王，在幽王的诗中，都是幽王的诗。《史记·本纪》说：“厉王即位三十年，喜好财利，亲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厉王，不听，最终任用荣夷公为卿士，让他执政。厉王行为暴虐，国人诽谤厉王。召公劝谏说：‘百姓无法忍受政令。’厉王发怒，得到卫国的巫师，让他监视诽谤的人，告发就杀掉。三十四年，厉王更加严酷暴虐，国人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用眼神示意。厉王告诉召公说：‘我能消除诽谤了。’召公又劝谏，不听。于是国人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就一起反叛，袭击厉王。厉王出逃到彘。周、召两位宰相执政，号称‘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在彘。”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厉王积恶有渐进过程，三十年时严重，三十四年更加暴虐，又过了三年出逃，三十七年才流亡到彘。《板》诗说：“善人载尸。”郑玄笺注说：“厉王暴虐而消除诽谤。”《荡》诗笺注说“厉王消除诽谤，穆公不敢直言王的恶行”，这是流亡彘地之前的事。《桑柔》是芮良夫所作，说“贪人败类”，与所劝谏的“荣夷公专利”之事，同为三十年后的事。《雨无正》说“周宗既灭，靡所止戾”，这是流亡彘地之后的事。这些是可以验证的。《国语·楚语》说“卫武公九十五岁了，作《懿》诗以自我警戒。”韦昭说：“《懿》，就是现在的《抑》诗。”那么作于平王之时。然而检阅《抑》诗，经文都指斥讽刺君王荒淫沉迷，但尚未失去政令，又说“哲人之愚，亦维斯戾”，那么此事在流亡彘地之前，消除诽谤之时。韦昭的话，未必可信。《民劳》，召穆公劝谏君王，让京师的百姓休息；《十月之交》，说后党专权，有权可专，有民可使役，那么此事在流亡彘地之前。《小旻》，告诫君王不要相继败坏；《小宛》，教诲君王不要辱没你的祖先，都是教导君王行善以引导百姓，此事也在流亡彘地之前。那么厉王《小雅》中《雨无正》一篇，事情在《大雅》之后，其余无法详细考证了。厉王《大雅》，事类大致相同，编排的意图，大概是认为君王本应牧养百姓，现在反而使百姓劳苦，所以先列《民劳》。百姓之所以劳苦，是因为君王政令反常，纲纪废缺，所以接着列《板》、《荡》，君王恶行严重。而《抑》讽刺君王荒淫沉迷，《桑柔》责备贪人败坏善行，都是恶行的次一等，所以又接着排列。《小雅》《十月之交》，因为谴责来自上天，小人专横恣意，恶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所以列为最先。因为恶行严重，导致覆灭宗周，无处安定，所以接着列《雨无正》。《小旻》讽刺君王谋划不善，《小宛》哀伤天命即将离去，论其怨叹较小，所以列为次等。《小旻》笺注说：“所讽刺的内容列在《十月之交》、《雨无正》之后为小，所以叫《小旻》。”这是郑玄解释篇章次序的

译这是《毛诗正义》中关于《诗经》中宣王、幽王时期诗歌创作背景及编排顺序的论述。以下是准确的现代白话文翻译：

（这是）我的意见。此前我查阅《小宛》篇，认为其所述之事发生在《雨无正》之前，如今却排在《流彘》之后，这是因为《诗经》的整体体例，虽然事情发生在先，但诗歌创作可能在后，所以大雅中歌颂文王、武王的诗多是在成王时期创作的。歌颂功德的诗可以列在后面，追述其美德；那么讽刺过失、讥刺弊端的篇章，也是后世仍然在讽刺其恶行。《史记·本纪》又说：“宣王即位，两位辅政大臣辅佐他，修明政治，效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遗风，诸侯重新归附宗周。三十九年，在千亩与戎人作战，王师被羌氏之戎打败。四十六年，宣王去世。”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那么宣王在三十九年以前没有其他过错，只有千亩之战的失败才是开始衰落的标志。然而小雅中有规劝讽刺的诗篇，其衰败之事是逐渐形成的，那么王德的衰落也是逐渐的。皇甫谧说：“三十年伐鲁，诸侯从此不再和睦。”大概周朝的衰落是从这时开始逐渐显现的。大体上，宣王时期的美诗多是三十年前的事，规劝讽刺的诗篇应当是在三十年之后。王德逐渐衰落，也允许美诗与刺诗同时存在，不能以固定的界限来划分。其中大雅六篇，小雅从《六月》到《鸿雁》以及《斯干》、《无羊》这七篇，都是在宣王德行兴盛时创作的。其事多发生在初期，因为宣王承受衰乱之后的弊端，百事草创，任用贤能，征伐安定四方，起初自然如此，也不能确定其具体的年月。从《庭燎》到《我行其野》，是王德衰落时才创作的，大多在三十九年之后。而在三十九年以前，诸侯不和睦，各自不朝见宗周，《沔水》等篇，或许也是那时创作的。而在三十九年之后，则王政大大衰落，讽刺诗成为常态，所以应当较多。《祈父》的传文说：“宣王末年，司马的职事废弛，被羌戎打败。”由此推断，其余的诗篇也多是在战败之后创作的。这些诗的次序，大雅因为宣王承受乱世，遭遇灾祸而恐惧，担忧百姓的根本，所以先列《云汉》。君王既然担忧百姓，天下又恢复太平，五岳生出辅佐之人，所以接着列《嵩高》。神生出贤哲，君王能够任用，又赐命封赏，所以接着列《烝民》、《韩弈》。既然能够赐命，任用贤哲，其力量可以征讨不服从者，以建立武事，所以接着列《江汉》、《常武》。这就是先担忧百姓，其次任用臣子，以征伐为后。而小雅与此相反，因为蛮荆、玁狁南北交相侵犯，急需出兵，以匡正中国，所以先列《六月》、《采芑》。虽然都是征伐，因为《六月》所见侵犯的紧急程度更甚，所以排在前面。《采芑》因为夷狄已经平定，应当修治车甲，大会诸侯，借机蒐狩，所以接着列。《车攻》、《吉日》因为属于田猎征伐之类，所以让它们排在后面。因为田猎选拔车徒、会合诸侯，又盛于随从禽兽、接待下属，所以又让《车攻》排在《吉日》之前。因此《车攻》的序言说：“宣王能够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恢复文武的疆土，修治车马，备齐器械，再次会合诸侯于东都。”意思是不仅外攘夷狄，又再次会合诸侯于东都，这就是编排此篇的意图。既然说征伐之事结束，外无兵寇，可以安定聚集万民，所以接着列《鸿雁》。然而宣王承受衰乱之后，百姓先逃散，怎么能不安定聚集，而要等到田猎的闲暇呢？说明起初就安定聚集百姓，得到他们的力用，才平定四方罢了。《诗经》不以事情的先后为次序。宣王是中兴的贤君，末年德行衰落，衰落有其渐进的过程，所以接着列《庭燎》，赞美他能勤勉，借此规劝他。规劝他不改则纠正他，纠正他不变则教诲他，教诲他不从则讽刺责备他，所以接着列《沔水》、《鹤鸣》、《祈父亲》。认为王的恶行逐渐增大，所以责备逐渐加深，这《沔水》、《鹤鸣》的创作不一定在《祈父》之前，只是按次序排列以显示其渐进罢了。君王既然废弛其官职，那么贤人逃去，所以接着列《白驹》。贤人既去，就知道礼教不行，那么家庭相互抛弃，所以接着列《黄鸟》、《我行其野》。宣王是中兴之君，不能始终都善，记录者虽然兼录恶行以示警戒劝勉，也贵在成全人的美德，所以最终以《斯干》考室、《无羊》考牧结尾。如果说始终之善，可见仁者的过错也不严重。《斯干》讲述建造宫室寝庙，生男生女，说明其初始之事。《无羊》类似，应当是同时可知。现在反而排在箴刺之下，可见宣王始终之善明显了。《本纪》又说：“幽王三年，宠幸褒姒。生子伯服。最终废黜后及太子，而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国人都怨恨。所以申侯与缯国、西夷犬戎共同攻打幽王。杀王于丽山之下。”司马迁只说最终废黜后，废去太子，不说废去之年月。皇甫谧说：“三年，褒人用褒姒自赎时，就与虢石父勾结而诬陷申后、太子，尹氏及祭公引导君王做坏事。八年，最终因石父的诬陷废黜申后，驱逐太子。九年，君王废黜高明而亲近谗佞，让虢公专任于外，褒姒固宠于内，王室开始骚动。”皇甫谧的话与司马迁的事相终始，那么幽王的恶行，自三年之后为渐进，八年、九年则是其极点，所以《郑语》说：“九年，王室开始骚动。十一年而被杀。”幽王大雅《瞻卬》说“哲妇倾城”，这是褒姒乱政之事。《召旻》说“蹙国百里”，

译这是王道衰落到极点的时期。各篇序言都说“大坏”，应当是在周幽王八年之后。《正月》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车舝》的序说“褒姒嫉妒”；《小雅·小弁》讲的是太子被放逐；《小雅·白华》讲的是申后被废黜；《小雅·鱼藻》的笺注说“幽王被褒姒迷惑，万物都失去了本性”，这五篇经文和注疏中都有被褒姒迷惑、废黜申后的事情，所以大多发生在八年之后。其余的没有明文可以证明，但大局是邪恶盛行的时候，发生在八年之后的，大概很多。《大雅》的排列次序，先排《瞻卬》，后排《召旻》，是因为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时说：“母鸡报晓，只有家道衰败。”而《瞻卬》痛恨“妇人长舌，是祸乱的阶梯”，所以排在前面。因为王后之言被采纳，政事荒废混乱，导致朝廷没有贤臣，国土日益缩小，所以《召旻》哀悯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至于《小雅》从《节南山》以下，到《何草不黄》，这些诗篇的排列意义，大概是以类别相聚，所以《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都是陈述古事来讽刺今事。其余排列的意义，既然没有明文，不可以主观臆测。这三王时期的变雅，好的诗篇不纯粹属于《大雅》，坏的诗篇不纯粹属于《小雅》，那么雅诗自有体裁的大小之分，不在于善恶的多少。《关雎》的序说：“雅，就是正。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有《大雅》。”这是随着政事的善恶，作为美刺的形容来端正事物。所端正的事物的形容有大小，所以分为二雅。因此，上面把盛隆的称为《大雅》，把政治的称为《小雅》，是它们的形容各有范围，而好的诗篇的体裁，大致已经不同，坏的诗篇之中，也不是没有区别的。详细观察它们的赞美，仔细考察它们的讥刺，《大雅》则宏大深远而疏朗，弘扬大体以明确责任；《小雅》则急躁局促，多忧伤而怨恨诽谤。司马迁以良史之才，所受的刑罚并非罪过，等到他刊述典籍，言辞多慷慨激昂。班固说：“推究他自我哀伤的原因，是《小雅·巷伯》之类。只有《大雅》既明达又智慧，以此保全自身，难啊！”又《淮南子》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是古人的道理又把二雅分为不同的区域。幽王时期的《小雅》有四十四篇，而《大雅》只有两篇，是从大体者少的缘故。厉王时期的《大雅》有五篇，而《小雅》只有四篇，是从小体者少的缘故。这是大小不相依从的。推论这个，那么二雅比拟它们的形容，象征事物的适宜，作者之初，自己确定体裁，作品既有体裁，只有通达的人能识别，那么就容许有《小雅》无《大雅》，有《大雅》无《小雅》的情况了。诸儒认为厉王没有《小雅》，就是依据这个缘故。但是文王、武王、成王，是正经；厉王、宣王、幽王，是变雅，小大之体，当时都有创作，所以采诗者并存，以显示二体本来从小大不同的区域，不是仅仅凭心意中分的。有人说变雅，美诗则政事大的入《大雅》，政事小的入《小雅》；刺诗则恶大的入《小雅》，恶小的入《大雅》。考察经文，完全没有验证。为什么呢？《小旻》、《小宛》，正是责备厉王，谋略邪僻，不采用善道，其恶本来小。在《板》中说“下民最终病苦，善人却像尸位素餐”；《荡》中说“收敛怨恨作为德行”，纲纪的大坏；《瞻卬》说乱由妇人引起，“罪网不收”；《召旻》说“实在要平定我的国家，每天缩小国土百里”，其恶本来应当大于作乐鼓锺，不与德行相比。《采绿》，妇人思念丈夫，是“怨旷”。又宣王安定聚集天下的百姓，征伐抵御四方蛮夷的寇敌，他的功劳岂止是封一个申伯为元舅，赐一个韩侯朝觐相比呢！这类情况很多，略举一两个，足以说明不是以善恶的大小来区分的。

译提问的人说：“《常棣》这首诗哀悯管叔、蔡叔背离正道，为什么把它列在文王的诗篇中？”回答说：“所谓‘哀悯’，是哀悯他们失去了兄弟间相互顺承的道义，以至于遭到诛杀。如果把它放在成王、周公的诗篇中，那就是彰显他们的罪过，而不是哀悯，所以采取隐晦的方式。向上推溯，是因为文王有亲近兄弟的道义。”○正义说：这是郑玄自问自答的解释。周公虽然内心哀伤管叔、蔡叔的不和睦，而创作了亲近兄弟的诗篇，表面上似乎只是自然地需要亲近，不想显扬管叔、蔡叔的罪过。因为周公的这种心意，含有隐忍之情，如果放在成王的诗篇中，那么学者就会知道这首诗是因管叔、蔡叔而作，这就等于彰明了他们的罪过，而不是哀悯。因此采取隐晦的方式，向上推溯归入文王的诗篇，借此表明文王有亲近兄弟的道义。如果说文王能够亲近兄弟，与他们宴饮，而创作了这首诗，看起来原本就不是因为管叔、蔡叔的缘故。周公是圣人，大义灭亲，说采取隐晦方式，也是借此来显示圣人的法则。为什么呢？因为管叔、蔡叔的罪过，不得不诛杀，是被大义逼迫而诛杀他们罢了。因为同气连枝的亲情，实在怀着哀悯伤痛，因此为他们采取隐晦的方式。而《诗序》说“哀悯管叔、蔡叔背离正道”，是因为周公的情意，想为他们隐晦，所以编次诗篇的人向上推溯，以此隐去其事。《诗序》叙述作诗的缘由，不得不这样说。武王的诗篇，又没有谈论宴饮的事，如果《常棣》夹杂其中，那么上下就不属于同类。而文王的诗篇，上面有《鹿鸣》宴饮群臣，下面有《伐木》宴饮朋友，所以《常棣》夹杂在中间，与它们同类，因此把它作为文王宴饮兄弟的诗篇。说文王有亲近兄弟的道义，把它作为乐歌，并不是说文王独自能亲近兄弟，其余的圣人不能。按照这种《诗谱》的说法，那么郑玄断定《常棣》的创作，是在武王去世之后，为周公、成王时期所作。王肃也认为如此。所以《鱼丽》的《诗序》下面王肃的传文说：《常棣》的创作，在武王去世之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之后，却列在文王、武王的正雅篇中，为什么呢？“为寡妻做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邦”，这是文王的德行。哀悯管叔、蔡叔背离正道，陈述兄弟间的恩义，所以把它列入文王、武王的正雅中，以完成宴饮群臣、宴饮兄弟、宴饮朋友的乐歌，这与郑玄的说法相同。《郑志》中的说法与此不同，回答赵商说：“在文王、武王时期，兄弟背离正道，有不和睦的意思，所以作诗来感化切责他们。到了成王时期，两位叔父散布流言作乱，罪过才应当诛杀，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不能确定这篇是成王时期所作。”赵商依据《鱼丽》的《诗序》而发问，当时郑玄还没有作《诗谱》，所以不能确定。说不能确定这篇是成王时期所作，意思是想要采纳这种说法但尚未决定。后来作了《诗谱》，就确定其说法为成王时期所作。

又问：“小雅中的臣子为什么唯独没有讽刺厉王的？”回答说：“有的。《十月之交》、《雨无正》、《_small_旻》、《小宛》这些诗就是。汉朝兴起之初，老师移动了它们的次序罢了。”○正义说：诗都是臣子所作，所以说小雅中的臣子。知道是汉朝兴起才开始移动的，如果是孔子所移动，应当显明地展示其义理，不应该把厉王改为幽王。这既然是厉王的诗，记录并作了序，而位置不依次序，明显是作序之后才移动的，所以说“汉朝兴起之初”。《十月之交》的笺注说：“《诂训传》当时移动了篇章次序，因而改动了它。”那么所说的老师，就是毛公。从孔子到汉朝兴起，传授《诗经》的人很多。唯独说毛公移动它，是因为毛公之前，没有篇章句读的训诂，没有理由擅自移动更改。毛公既然作了《诂训》，刊定先后次序，事情必定依据它，所以唯独说毛公。老师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六月》这首诗自己陈述了多陈说小雅正经废缺的事情，而下句说“小雅完全废缺，那么四夷交相侵扰，中原就衰微了”，那么认为《六月》是“宣王北伐”的诗，应当承接《菁菁者莪》之后，所以把这四篇放在下面，使它们排在《正月》这首诗之后。祸乱非常严重。既然移动了文字，改动了标题，义理顺承上下，讽刺幽王也过分了。”○正义说：说祸乱非常严重，是指《正月》是幽王时期，祸乱极其严重，那四篇诗也是厉王时期的祸乱恶行，所以排在《正月》之下，以恶行相跟随。说讽刺幽王也过分了，是指把四篇诗寄放在幽王的诗中，又把厉王改为幽王，有说幽王也有厉王的过恶的缘故。《六月》的《诗序》之所以多陈说正经废缺，是因为圣贤垂示法则，借事寄托心意，厉王暴虐，倾覆宗周，废除先王的典刑，导致四夷的侵削。现在宣王兴起于衰乱，讨伐四夷，作序的人认为应当如此，所以详细陈述其事。如果说厉王废缺了小雅之道，以致四夷交侵；宣王修习小雅之道，以振兴中原，可见用舍存亡在于政事，兴废在于人。如果这样，作序的人示以法则，其意深远。毛公必定要移动它，是因为宣王征伐四夷，兴复小雅，却不接续在小雅正经之后，颇为不合次序，所以移动它，显示小雅废缺而又复兴，中原衰微而又强盛，这也是大儒示以法则的缘故。根据这《六月》的《诗序》，如果上面原本没有厉王的四篇诗，那么《六月》自然承接正经的美善，没有必要陈说其废缺了。明显是因为其中夹杂了衰乱的王，所以郑玄在《十月之交》

译整理好文书并交付给他。

译《鹿鸣之什》。正义说：《周礼·小司徒职》说：“五个人编为一伍。”五个人称为伍，那么十个人就称为什，所以《左传》说：“以十人共同作战必定能取胜。”既然如此，什伍就是部队分别聚居的名称。国风以及商颂、鲁颂以所属国家来区分，诗篇较少可以合为一卷。而大雅、小雅和周颂篇数既然很多，不能混杂合并，所以将累积的篇章分开，每十篇为一卷，就用卷首的篇名作为什长，卷中的其他篇章都统属于它。说从《鹿鸣》到《鱼丽》共十篇，总称它们为《鹿鸣之什》，委婉地表示《四牡》等篇，都在《鹿鸣之什》之中，所以《乐师》注说：“撤席时歌唱《雍》，《雍》在《周颂·臣工什》中。”意思是《雍》篇在《臣工什》里。这是以卷首的篇名作为什长，来统领其余篇目的缘故。《南陔》下的笺注说：“毛公推演改动了什首，于是贯通了。这以下不是孔子原来的编排。”那么什首的篇目，是孔子所确定的。因为孔子论述《诗经》，使雅、颂各得其所，显然当时有所删定，篇卷的目录，是孔子所定的可以知道，所以郑玄说“这以下不是孔子原来的编排”，那么这以上就是孔子原来的编排了。知道这以下不是孔子旧编的原因，是因为《南陔》等六篇，子夏作序时，在孔子时代尚未亡佚，理应排在什中。现在亡佚诗篇之下，却说“有它的义理而亡佚了文辞，把它放在什之外，不计入什的篇数中”，显然这不是孔子原来的编排了。原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前，那么孔子什首的《南陔》，又成为第二，《彤弓》为第三，《鸿雁》为 fourth，《节南山》为第五，《北山》为第六，《都人士》为第七，《桑扈》为第八，以下正好十篇，连同大雅与颂，都是孔子原来的编排。《荡》及《闵予小子》都是十一篇，因为原本取十篇为一卷，一篇不足以单独作为另一卷的首篇，所以附在下卷的末尾，这也是归余于终的意义。毛公推演改动了什首，《鱼藻》十四篇也合为一卷，是取法于大雅与颂。如果这样，那么《鸿雁之什》仍然是孔子原来的编排。说它不是孔子旧编的原因，是因为毛公缺落了亡佚的篇章，以现存的篇数来计算，志在推演改动。而《鸿雁》偶然与旧编相合，并非毛公的本意，所以保留了下来。必定知道现在的什首是毛公推演改动的，是因为毛公是前代大儒，自作《诂训》，篇首的序言，是毛公所分置的，《十月之交》是毛公所移位的，所以知道什首也是毛公所推演改动的。说这以下不是孔子原来的编排，那么似乎什始于孔子所作，然而孔子以前，诗篇的数量比现在更多，古代没有纸，都用竹简，必定不能数十篇合为一卷，显然也是分别成卷可以知道的。既然分为卷，固然应当以十篇为别，已有什的名称了。只是孔子论述《诗经》，省去烦冗重复，再以现存的篇目为什，所以说“孔子原来的编排”，不必说孔子以前没有什的名称。之所以称这为什，是因为篇数累积很多，所以分每十篇为一卷，那么不满十篇的，就没有什的名称了。现在鲁颂四篇，商颂五篇，都不满十篇，没有什的名称。有的说有什，是承接这雅、颂之什之后而错误罢了。为什么呢？商、鲁不是周朝，诗篇如同国风之类，以国家来区分，假使超过十篇以上，也不适合分开，何况不满十篇，显然没有使用什的名称的必要。

卷九 九之二

卷九 九之二

《鹿鸣》，宴享群臣和嘉宾。已经用饮食款待他们，又装满币帛在筐篚中，以表达深厚的情意，然后忠臣和嘉宾才能竭尽他们的忠心。饮酒时赠送币帛，是酬币。进食时赠送币帛，是侑币。○饮，音於鸩，注同。食，音嗣，注同。筐，音丘房。篚，音匪。侑，音又。

[疏]“《鹿鸣》三章，每章八句”到“竭尽他们的忠心”。正义说：作《鹿鸣》这首诗的人，是为了宴享群臣和嘉宾。说君主对于群臣和嘉宾，既设宴饮以招待他们，陈列食物以喂养他们，又装满币帛在筐篚中来酬谢和劝酒，以表达深厚的情意，然后忠臣和嘉宾感佩恩德，都能竭尽忠诚之心来侍奉君主。彰显君主尊崇下属，下属报答君主，君臣竭尽诚意，所以是政治的美好。说群臣和嘉宾，群臣，是君主所宴享的，就称为宾。序言开头说“宴享群臣”，那么这首诗是为宴享群臣而作。经文没有群臣的文字，那么序言中的群臣，就是经文中的嘉宾，是一样的，所以群臣和嘉宾并提，表明群臣也是嘉宾。查《燕礼》说“大夫为宾”，那么宾只有一人而已。而说群臣都是嘉宾，是因为燕礼在客中设立一人为宾，让宰夫为主人，与他相对行礼罢了。其实君主摆设酒食，群臣都在，君主作为主人，群臣总称为宾。《燕礼》说：“如果与四方来的宾客宴享，就在大门内迎接。”四方来的宾客，只有迎接的方式不同，其他的宴享都与臣子相同，那么这嘉宾之中，可能包含四方来的宾客，所以《乡饮酒》、《燕礼》注说：“《鹿鸣》是君主与臣下及四方来的宾客宴享，讲论道义、修养德行的乐歌。”就是这样。知道序言中的嘉宾，不仅仅指四方来的宾客，是因为这首诗是为宴享群臣而作，经文和序言都称嘉宾，不得不认为是群臣，那么序言中的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