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二十五

译臣私下认为，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奉父母更大的；尊奉父母的极致，没有比用天下来奉养父母更大的。臣恭敬地想，皇上顺应天意人心，继承登上帝位，于是立即下令商议追尊兴献王以端正名号，迎接圣母来奉养她，这实在是孝子的心情无法自我抑制的表现。如今朝廷议论认为，皇上入继大宗，应当称孝宗皇帝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然而这不过是拘泥于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认为继承别人为后嗣的人就应当做他的儿子，不能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罢了。臣恭敬承受圣谕，知道皇上认为此礼事体重大，命令广泛寻求典故，务必符合最恰当的论断。臣由此仰见皇上纯厚的孝心。近来有人于是说朝议是正确的，恐怕不免胶柱鼓瑟，不合时宜，又结党同伐异，不合义理。臣实在不敢认为这样是对的。天下难道有无父母的国家吗？臣身列清明朝廷，激愤痛心，不得不为皇上明辨此事。《礼记》说：‘礼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产生的，只是出于人情罢了。’所以圣人顺着人情制定礼制，用来确定亲疏，解决疑惑，区别异同，明辨是非。汉代哀帝、宋代英宗，是定陶王、濮王的儿子；当时成帝、仁宗都没有儿子，预先立他们为嗣并养在宫中，这才是继承他人为后。所以师丹、司马光的议论施用于当时，尚且可以。如今武宗皇帝继承孝宗十七年，临近崩逝之时，廷臣遵循祖训、奉行遗诏，迎接皇上入继大统，难道不是因为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也是天下人的天下吗？臣恭敬诵读祖训说：‘凡朝廷没有儿子，必定兄终弟及。’孝宗是兄长，兴献王是孝宗的亲弟弟，皇上是兴献王的长子。如今武宗没有后嗣，按照亲属次序继承，那么皇上拥有天下，实在如同高皇帝亲自相互授受一样。所以遗诏直说：‘兴献王长子，按伦序应当即位。’起初并没有明白写作孝宗的后嗣。与预先立为嗣子、养在宫中的情形相比，公义与私情确实明显不同。有人认为孝宗的德泽在人间，不可没有后嗣；孝宗确实不可以忘记。假如兴献王还活着而继承帝位，今天恐怕弟弟也没有为兄长后嗣的道理。兴献王已经去世，称他为皇叔父，鬼神本来就不能没有疑惑。如今迎接圣母，如果称为皇叔母，就应当按照君臣之礼拜见，恐怕会有儿子不能把母亲当臣下的道理。礼制规定长子不得继承别人为后，何况兴献王只有皇上一个儿子；为了天下而继承别人为后，恐怕会有儿子自行断绝与父母关系的道理。所以从皇上的立场说，继承武宗而得到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可以说是继承孝宗；若说因此自行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就不可以。有人认为大统不可断绝，那么究竟是继承孝宗，还是继承武宗呢？统绪与嗣位不同，而且继承并不一定都是父死子继。汉文帝继承惠帝之后，是以弟继承；宣帝继承昭帝之后，是以兄长的孙子继承。如果一定强行夺取父子亲情，建立父子名号，然后才说这是继承统绪，那么古代曾有称‘高伯祖’‘皇伯考’的人，岂不都不能说是继承统绪了吗？有人以魏国诏书为例，说从诸侯进入奉承大统，就应当明定为人后的道理；却不知道曹叡当时尚未有嗣子，那道诏书大概是预先为外藩援立者而发，属于有意援引的私说，不是经常通行的典制，怎么能一概而论呢？所以说：‘礼以合乎时宜为大，顺次为次；不合时宜、不合顺序，就不合人情；不合人情，就不是礼。’臣私下大胆认为，今天的礼制应当另为兴献王在京师建立宗庙，使皇上得以充分尊亲尽孝；并且使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尊位与父亲相同，这样兴献王不失为父亲，圣母也不失为母亲。人必定各自以父母为根本，不应有两种说法；礼也只在内心体察实行罢了。如今不考察古代、体会大经，却拘泥于末世的旧例；不遵守祖宗明确的训诫，却沿用曹魏的旧章，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虽然如此，天子不应由臣下擅自议礼；如今皇上虚心宽宏，征询众人的意见，倘若认为朝议的礼制正确，名号一经确定便不可再改，而且将使天下后世的人都知道只把利益当作利益，因而自行遗弃父母，这难道不是永远申述孝思、以孝思为法则吗？臣私下认为，这种礼制是天地间永恒的原则，万代都应仰望；细微差错也会造成千里谬误，所以大臣上章、小臣进言，都是各尽其责。书经说：‘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正道上求证；有言论顺合你的心志，一定要从……’违逆内心的话，似乎是不忠，但未必都不是正道；顺合心志的话，似乎是阿谀，但未必都不是正道。臣愚昧，哪里敢引导阿谀君上，使自己误入不忠？又哪里敢昧于自己的职责不进言，因而使君主陷于不孝？惟愿圣明体察裁决。臣恳切听候命令，实在无比。◆忠恳一 邹缉 刘徤 王锡爵 ○邹缉 奉天殿发生灾害时上奏的疏文 △奉天殿发生灾害时上奏的疏文

译臣恭敬奉到敕书，得知本月初八日奉天殿发生火灾，皇上敕谕文武群臣，询问造成灾害的原因，命臣等逐条陈述，不得隐瞒，使大家知道警戒畏惧，以挽回上天的意旨。臣认为陛下敬畏上天、勤于抚恤百姓的心意极其深切，从来没有稍有懈怠；但群臣奉行时或许违背了最初的意旨，因此不能没有一些过失，致使百姓失去生计、无所安居，怨恨诽谤向上发生，上天收起慈怀，于是降下谴责惩罚。陛下心怀警惧，向群臣征询；只是臣愚昧浅陋，不足以知道导致灾害的原因，但凡有所见闻，不敢就此隐瞒，谨将耳闻目见采集陈述，冒昧上达圣听，伏望陛下稍加察看。臣切以为，皇上继承太祖高皇帝的统绪，建立两京，本来是为了给子孙帝王万世留下宏大的天下和万民尊仰的根本。自从开始营建北京以来，圣上焦心劳虑，将近二十年，工程规模浩大，费用不可估量；调度既广，征派也繁多。群臣不能深切体察圣心，以致安排不当，所需没有限度，搜刮剥削者很多；冗官滥员，内外大小动辄达到千百人，使他们坐在那里相互蚕食，耗费钱粮却对事情没有益处。因此耗尽百姓的膏血，仍然不足以供给工程之用；由此财用匮乏，没人知道该怎么办，百姓穷困无告，却仍不加以体恤。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无非衣服和食物；可是百姓以数百万人之众，终年在官府服役，既不能保全父母妻子、实现安享生活的愿望，又不能亲自到田地里从事劳作，使耕种不能按时进行，农业和蚕桑废弃；而征求还一天比一天加重，所取没有止境，甚至要代替官府输送桑木、枣木来供应烧火，又剥取桑树皮作为造纸原料，于是百姓连衣食也无从取得了。加上官府和胥吏横征暴敛，一天比一天严重，百姓生活困苦，满室都是忧愁叹息。比如前两年采办青绿颜料，本来不是当地出产之物，却动辄向上千户、数百户派征；百姓无法取得，便相继收集钞币，跑遍各处收购，每大青一斤要到一万六千贯；等到进纳时，又常常以不合规格为由拒绝收受，来回辗转，必须花费二万贯，才能进纳收受一斤，而这些东西的用量还不足以供应一根柱子、一片椽木的费用。后来已经派遣官员到出产地采办，但府县的采办仍然不规范，大概是因为工匠计算材料时只求多派，以便取得额外利益，而不顾百姓办理的艰难，这又是危害最严重的一种。可是这还只是采办一事，其他事情更是无法尽述。况且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人民是京师的根本。人民安定，京师就安定；京师安定，国家根本就稳固，天下也就安定。这是自然的道理。可是自从营建以来，办事的人不考虑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不谋求使他们安定，反而让一群工匠和小人假借威势，驱赶迫使百姓迁徙。命令刚发出，就要他们立即行动；力量尚未施加，房屋已经被拆坏。有的摧毁墙壁，有的砸碎屋瓦，使孤儿寡妇坐受驱迫，哭泣号叫，却无力应对。有时正值严冬极寒，有时正遇酷热大雨，妻子儿女暴露在外，无法自行遮蔽；仓皇逼迫之中，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迁到的地方，房屋刚刚修好，又再次驱赶他们迁往别处，甚至有迁徙三四次仍不能安定的。等他们离开以后，空出的土地过了一个多月，工程还没有开始。陛下爱民的本意原本十分深厚，而办工程的小人却如此严重地横加侵害百姓。陛下都不知道，这就是京师百姓受害而不能没有怨恨的原因。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的祸害深入百姓膏髓。朝廷每派一个人出差，便成了那个人谋求养活自己的办法，索取责取没有限度。州县官吏迎合奉承，唯恐来不及；间或有廉洁自守、心存爱民之人，不肯迎合办差，等他们回来，便加以诬陷，说他们不肯办事。朝廷不加审察，立即给他们治罪，使他们没有办法自我申辩。因此外地藩司、府、县的官员，听说钦差官到来，便望风迎接，唯恐落后；上下之间公然行贿受贿，毫无畏惧，剥削下属来媚悦上司，彼此如同交易。贪污成为风气，人们安然不以为怪。百姓积累的财物能有多少，而内外上下这样一同索取，怎么能没有怨恨呢？如今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各地，百姓遭受饥荒，水灾旱灾接连不断，甚至剥树皮、挖草根、簸取稗子来充饥；而官府没有储粮，不能赈济。老人和幼儿流离迁徙，跌倒在道路上，卖妻卖子以求苟且活命。百姓穷困、财物匮乏到这种地步，徭役却仍不停止，征敛也不停息。京师之内聚集僧道几万多人，每天食用官仓米一百多石，却使天下人连糠粃都不足，甚至要吃草木。这也是耗费粮食来养无用之人的事情。至于报效军士，朝廷给他们优厚的粮饷赏赐，使他们前来服役，他们却骄傲放纵，不履行常规差役，四处游荡往来，扰害良民。这其实是奸诈之人害怕返回原籍、承担科役徭税而无法忍受，假借这个名义谋求逃避，并不是真有报效之心，这种人怎么可以信任使用呢？朝廷每年命令天下有关官司织造锦缎、铸造铜钱，派遣宦官携带这些物品到外藩及西北买马，收购物资所花的钱常常达数千万，而实际取得的还不到其中一二；耗费中国、糜烂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钱币流出国外，自古就有禁令，如今却竭尽天下所有财物拿去给他们，这可以说完全失当了。马匹运来虽然很多，大多都是劣马，分给百姓饲养；马多而人少，饲养不周，等到马匹死亡受伤，往往又命令赔偿，养马户贫困不堪，甚至再次卖掉儿女，仍然不能偿还。国家所依靠的是人民；人民既已耗损，土地空虚，养马再多又有什么用？这又是危害极大的一件事。从前晋武帝把胡人迁到河南内地，群臣都劝谏，认为不可以，担心给后世留下祸患；武帝不听，后来终于造成五胡之乱。如今却允许达靼胡人进入中国，赐给他们鞍马、弓箭、住宅、牛羊、衣服、盛具，并准备供帐接待他们；这些人都是窥伺中国、充当奸细之徒，尤其不可允许。

译人没有不安土重迁、不喜欢远距离迁徙的，何况蕃夷的习俗本来就不同，天性也各异，难道肯背弃原来的主人、离开乡土而居住在中国吗？这其中必定有可疑之处，不能不加以察看。如今应当让他们来朝之后，立即遣返回本国，不必把他们留下来成为后世子孙的祸患。至于宫观祷祠之事，自古凡是拥有国家的人都应当深切戒备；汉武帝曾经竭尽心力追求长生，最终却没有任何应验，反而被后世讥笑，也应当废除并断绝。古人说，过度的祠祀没有福分，何况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耗费钱财、妄自开支、使国用没有限度，也是其中一种。以上数事，都足以损伤和气，下失民心，上违天意，怨恨的兴起，实在由此而来。奉天殿是陛下举行正朝的殿宇，用来朝见群臣、发布号令，是施行政令的地方，也就是古代所谓的明堂；可是灾害首先降临于此，其灾祸之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实在是非同寻常的变故。若不反省自身、责备自己，深入察考造成灾害的原因，大施恩泽，改革政治教化，以疏通洗涤天下穷困之人，就不能挽回上天谴责震怒的意旨。应对天意要靠实际行动而不是文饰。臣愿陛下立即下达明确诏令，遣散营造工程的工匠和役夫，停止劳役，使天下百姓能够实现父母妻子相安相养的愿望；停止在下番买马的差役，不要再派人出使四夷。外国来朝贡的人，赏赐财物后遣送他们回去，不要让他们长久居住中国。有愿意留下的，也应当命令他们出塞，等三四年后再慢慢议论。四夷归附朝贡，虽然足以成为中国的盛事，但让他们长久留在这里，窥见中国的虚实，恐怕不是今天适宜的做法，也不是日后的利益。他们都长着人的面孔却有兽的心肠，不知道恩义，只是贪求中国的财货罢了；一旦接待他们有所不周，必将成为中国的祸患。冗官滥员，应当裁汰，让他们回到乡里；其中有可用之才，也应暂时让他们回乡，等官职有空缺时再起用。选拔贤能，重新实行荐举，严格考核官吏。对贪赃腐败、损害政务、破坏法令、成为百姓祸害的人，在内由六卿大臣和监察御史，在外由按察司官员查核事实后治罪罢黜，不要再宽免。有廉洁能干、政绩显著的官员，允许保举到朝廷，酌情加以升迁提拔，使人有所劝勉。大体说来，敦厚教化、培厚风俗、激励廉耻、劝导善良，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善行受到劝勉，恶行受到惩罚，廉耻之道就会树立，奸诈贪污的风气自然停止。以前还有监生、生员告请以单丁身份侍奉父母，因而获罪、发配充军的，也请予以赦免，召回他们，使他们能够实现最初的愿望。其中也有先前已经申告侍奉父母，后来因父母去世而已经出仕的人，有关官司不加分别处理，一概查办发配充军；这些事情都有损于治理体制，难以给后世作为准则。至于宫庙祷祠之事，也应当废止断绝，不要听任其妄作。近来大赦天下时，法司拘泥于常规条文，对于罪行并不涉及天理、应该赦免的人，尚且仍然拘押，也请加重清洗，使他们改过自新。曾经做过京官的，就降调外任，不要恢复原职。减免租税，一切征敛和科派中不急需的事务，都请全部停止。饥荒的百姓，命令当地有关官府打开粮仓赈济；如果官仓粮食不足，就劝令大户人家拿出粮食赈济，由官府主持，等到丰收后再让百姓偿还。这些都是天下的大计，用来保全安定宗庙社稷，收拢人心，挽回天意，成为国家千万年无穷的命脉。全部实行这些措施，人心就会欢悦，和气就可以到来。民心既然稳固，国家根本就更加安定。要为天下苍生造福，建立子孙帝王万世的根基，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国家所依靠以长久存在的，是天命和人心；而天命所在，常常看人心来决定归附或离去。从来没有不得人心却能够保有天命的；也没有人心已经归附而天命却不归附的。要使人心和谐，必须敦厚教化，必须修明礼让，必须使百姓能够在乡里之中完成生养。教化推行、礼让兴起，人们就懂得父子君臣的教诲，懂得尊敬君上、亲近上级的道理；这样任用他们办事、驱使他们服役，即使劳苦也不会怨恨。生养顺遂、衣食充足，人们就懂得廉耻，想到与妻子欢乐，保护亲族，盗贼就会止息，争夺凌暴的风气也会消除。这样人心和谐归附，天命凝聚稳固，国家长久的利益，也没有超过这些的。奸人和小民中，有以诡诈术数、邪异道理迷惑百姓的，就应当抑制断绝并加以禁止，使他们不扰乱我朝百姓的教化。赏罚要信实，号令要统一，使人有所遵守，不至于疑惑。赏赐要有节制，不至于滥施恩惠；财物支出要有正常来源，不至于妄自耗费；这样国家根本充实，财用可以宽裕而不至于空乏。有关官司和百官，应当使他们足额得到俸禄粮饷，使他们有条件保持廉耻。天下百姓能够在田野乡里休养，而官司官吏没有贪婪残暴、侵害百姓的政令，那么灾害就不会发生，太平就可以达到。人心既和，天命有所归属，国家根本自然稳固；这实在是国家最重要的谋略，是保全天下、消除灾变的最大办法。至于负责边防守御的臣子，应当命令他们整修军队，谨慎察看烽火台和侦察哨，以防备盗贼；这也是他们应当在祸患尚未发生时考虑的事情。如今上天的意旨已经如此，灾变已经达到极点，不宜再进行建设，以加重百姓劳苦；应当返回南京，拜谒陵墓和宗庙，将灾变的缘故禀告先祖，保养圣躬，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数年之后，天意已经挽回，才可以开始建设；不应听信小人的话，再次兴作，以至于使陛下日后受到误导。那些小人不知道国家忧患的大计，只想谄媚逢迎、顺从圣意，以求侥幸获得恩宠罢了。如果再听信他们的话，认为这样没有害处，就会更加误导陛下，实在不是国家的利益。臣怀着无比恳切的忠心，冒着斧钺诛戮的危险，谨陈愚见来答复明诏，冒犯天威，实在恐惧至极，等待治罪；只愿陛下怜悯我的狂妄愚昧，稍加听察鉴照。○刘徤 陈述愚见奏疏 △陈述愚见奏疏

译先在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本县发来公文，通知臣知悉。公文节录说：恭敬奉行圣旨，优礼年高有德之人，朝廷已经多次下过敕旨了。刘徤等仍然命有关官司按时加以存问。谨此奉行。第二天，臣到我家，详细询问臣的情况；臣扶病面向宫阙谢恩完毕。臣私下想，我凭借蜉蝣般妄小的身躯，混迹于麟凤出没的郊野。殿阁之中，接连获得孤卿的官衔；品秩方面，年老之后又两次拜受问候使者的旌麾。天子的光辉照临绿蓑衣，甘露洒落在臃肿衰老的身躯上。从前平格或许还能勉强做到，今天我这个卑贱之人幸而得以一并获得。宠荣与乾旋交集，年老之时又遭遇困厄；将要危险，将要败亡，却又有悲伤和欢乐。卧病在枕上接受旨意，命儿子代为写信，像哀鸣的禽鸟一样效声，也像不选择声音的鹿一样。床头没有马卿留下的文稿，只能私下在窗下效法史鳅进谏。我私下认为，人君没有比安定国家更重要的事；安定国家没有比端正自身更重要的事。然而君主自身所谓端正，其大要在于敬畏上天，以此确定万年立国的根本；奉行祖训，以此永远确立万年垂统的根本；端正圣心，以此端正万年传家的根本；勤于圣学，以此澄清万年政治几微的根本。战战兢兢、勤勤恳恳，驾驭腐朽、行走薄冰，这是古今帝王留给子孙、使其安享太平的良谋，也是中兴英主能够自行求得老师时最先应做的政务。其次在于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斥退小人以安定君子。所谓君子，就是公正、清廉、正直、宏大，廉洁安静、光明磊落；他们的学问足以凭道义侍奉君主，他们的操守有着不可为便停止的坚定原则。他们如同衡量天度的权衡，处在决定国家大事的位置。任用这样的君子，他们所引荐援助的不是有道德的清流，就是掌握典章刑法的老臣。那些小人有的受到善行感化，有的逃到野外，天下政治就会日益趋向太平。所谓小人，就是阴险奸恶、嫉妒贤能善良、收受贿赂、招揽权势，口头隐密而内心藏剑，结交深厚的援助来巩固宠荣，向言路官员谄媚以图谋荐举弹劾，缺少廉洁、没有羞耻，侮辱道义、丧失良心。错误地任用这样的小人，他们一定会援引恶党来帮助奸邪，提拔邪佞来为自己增添声誉。那些君子甘愿老死在山林，不给名教留下羞辱，而天下政治便全都陷入他们的邪术之中。从前李林甫在鹰扬将军等位置上怀藏毒心，九龄等人却因他像挟兔一样掌握权势而惊惧；张锐沉溺于鼓铸之事，怀慎等人却贫困而死于蒸毛之苦。邪正进退的关键，国家的否极泰来，全都系于此。这是臣拳拳不已地认为应当进君子、退小人的第二条大义。再其次，伏望皇上守住藩邸时的初心，顾念长久宏大的国运，不要因安逸游乐而开启荒废放纵的根源，不要因贪图安逸而忘记忧虑勤勉，不要沉溺声色而损耗精神。不要沉迷嗜好，不要因沉溺禽酒而使心志昏乱；不要因为狂直、不知忌讳而成为言路的罪过；不要因请托谒见、暗中施行诡计而使号令中途停止；不要听信甜言蜜语，暗中让邪佞之人为自己博取声誉；不要接受谗言，以免受深厚伪诈的欺骗；珍惜赏赐财物以节省民财，停止土木工程以使民力得到休养；选拔将领必须是能够登坛拜将的人才，不要让徒有虚名、冒领爵禄赏赐的人混充其间；训练士兵必须选用勇猛敏捷、能闯关破阵的人，不要让消耗仓廪、使征输困乏的人蚕食军粮。治国之道与危机，应当始终存于心中；内修与外攘的大政，应当时时用来革新政治。这几件事姑且列举大概。从前愚臣在讲筵时，常常借这些作为讽谏的帮助；后来因进讲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私下感叹隋炀帝荒淫败国的政治，又上言说：‘炀帝所作所为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是禹、汤、文王、武王的子孙，也要灭绝，何况隋朝没有积累善行的根基呢？’ 我以狂妄之言冒犯，罪当万死；先帝从未有丝毫恼怒，后来又承蒙召入内阁，惭愧地参与政务，几位同僚都享有三寿之福，唯独我没有一点有益的帮助，于是退下后恭敬地写成一篇奏疏，想进呈以仰助皇上处理万机。恰逢将要休退，未能进呈。其大意是：请皇上随时早晚临御文华殿，秘密召见辅臣，密授圣旨；再让左右分头各授纸笔，命他们写出两京九卿长贰中的贤能，以及各省抚按藩臬中的卓异之人，就在各官职名下直写数语，务必出于真实见解，不要落入毁誉之计。又可不时从六卿长贰中，按次召见承宣布政使、巡抚、藩司、臬司来朝者，询问他们辖内属官中的贤能、州县牧民官中的优劣，以及军民最大的利弊、政务中应革除和应兴办的事项，用来答复圣上的询问，一律依照辅臣的办法，不做无益的虚文，以承顺皇上的德意。汇集众人的意见，缮写三本：一本留在宫中备皇上阅览，另两本分别交给内阁和吏部。凡遇繁重艰难的差事，除破格超擢外，更要衡量才干品级，分别委任，使其各负责任；没有被举荐的人，仍照旧按资历升迁，自会勉励自己。这样才能使才能配得上官职，官职胜任其事务；在无事时选用人才，在有事时得到任用。这就是古代大臣夹袋中记载人才的做法，古代贤君把姓名写在御屏上的用意，以及圣王清问下民的心意，也许都可以由此实现。我任职吃禄四十多年，闲居又有十多年，斗胆借这垂死之笔，稍稍赎回枉度一生的罪过；只是虮虱已经在沐浴之时出现，犬马之年也已迫近帷盖将陈之日，精神昏乱，言语狂悖，连石室中的秘藏也无法开启。帝王心印的宝箧，即使拿起涂改旧稿的笔，也自觉惭愧。承蒙先翁口授补写文章，我手持黄卷搜尽言语，却没有得到片言只字；徒然保存着白头老人的旧习，又哪里谈得上符合您的志向和心意？伏望您俯加哀怜，曲意采择，那么臣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臣冒犯威严，惶恐万分。○王锡爵 请皇上临朝并册立太子疏 催促内阁发出密奏疏 请传赐暖耳疏 确定国论之一——政体疏 申请举行泰交、任用人才原奏疏 问安劝谏疏 六疏之外的密奏 △请皇上临朝并册立太子疏

译臣以鄙陋之身，幸而得到皇上知遇，从民间起身而跻身辅弼之列。臣有疾病，皇上为我忧虑；臣有丧事，皇上加以体恤；臣愚蠢而不知止，年老而不能任事，以至陷入风波嫉妒的场合，皇上都怜悯我、体察我，使我得以保全。皇上对于臣，真如父母一般。父母的恩德，人应当拿什么报答呢？臣微薄的心意，只有一片赤心和苦口之言，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希望借此增益君德的光明，保全圣躬安康坚固，使百神没有怨恨悲痛，四海没有流言，也许可以报答知遇、补救过失的万分之一罢了。近来臣私下看到，从今年二月以来，皇上只出朝一次，为潞王殿下送行；又出行一次，到太庙举行时享；其余常朝日期全都传旨免除。经筵春讲直到现在也没有开讲。臣等还幸而每日因近侍散发奏本，能够略微听闻圣上的旨意，恭候皇上安康。若外廷百官只能在九天万里之外遥想圣容，耳目隔绝，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就会产生讹言。白天居处而推却政事，有人说不如向晚休息安稳；以酒醪推却疾病，有人说不如不服药而获得病愈的喜悦；燕婉承欢，有人说不如前有凝重、后有丞弼的严肃；珍玩陈列满前，有人说不如左图右史的乐趣。小人用来窥测圣人，外廷用来推测宫禁，臣不敢妄自揣知。但皇上如果想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没有比勤于临朝听讲、每天亲近外臣更好的办法了。这样，温和肃穆的圣颜、光明盛大的圣学，人人都能仰望圣上的风采、承受圣上的嘉问，天下就大为幸运。或者天气渐渐炎热，圣躬应当静养，那么宫中十二个时辰，可以用六个时辰休息，三个时辰游息， 一个时辰定省慈闱，两个时辰阅看奏章；停止曲宴，舍弃琐碎娱乐，专心涤除烦闷，使群臣明白知道皇上的心意在于尊重生命而不是厌倦政事，在于奉养慈亲而不是安逸享乐，天下也会大为幸运。又或者认为上天的职分由人代行，不必事事亲自操劳，那么就应深思社稷安危，早早决定根本大计，册立太子并出阁，直接从宫中发旨，然后把各项事务交给内阁和六部，把烦琐的议论当作刍狗抛弃，天下也会大为幸运。这三条办法，是臣以犬马般的愚忠所提出的，认为只要实行其中一条，皇上就有话可以向天下交代，臣等也有话可以向皇上交代。如今留在宫中的奏疏，动辄经过很长时间仍不批发，册立太子的吉期也迟迟没有明示。臣起初还意气盛壮，坚持皇上将要顺应人心的说法，用来抵御流言；到了现在，事实和形影都没有验证，心胆也感到孤独，因此私下以自身责问自己：臣这个么■〈麻外骨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可是近来的暧昧诽谤，尚且费尽力气才能自我申明；忿怒怨恨的话，又屡屡混杂在皇上的听闻之中。何况皇上配天而无穷的尊贵，以及洁白无瑕的美德，难道忍心让细小的疑端不能澄清，让万世的大业像九仞之山只差一筐土而功亏一篑吗？这样，皇上的腹心之臣遇到臣这样的鲁钝之人，不能得到一点弥缝匡救的帮助；而臣自从年老以来蒙受知遇，只换得保全身体、守住禄位，夜深自思，惶恐到这种地步，又有什么脸面忿忿然争论世上的毁誉是非呢？况且阁臣职位亲近、地位接近皇上，除了秘密辅佐治理外，别无其他职任；如今臣等只是占据这个位置、享受这份俸禄，却一连十天、数月不能接见圣颜，不能承受皇上的顾问，又有什么脸面扬扬自得地冒受荣宠，站在群臣之上呢？君主虽极其尊贵，天下虽极其广大，宫闱虽极其深邃，自古以来从未有凭恃安逸而不导致危乱、积累微小问题而不发展成显著祸患的。过去我皇祖世宗，有时也曾在西内斋居，与外廷隔绝；然而四十年间精神明察不衰，万机没有荒废，是因为他屏绝声色，吃粗饭、穿洗过的衣服，手不计算奇赢之利，身体不沉溺于驰骋劳作，心中不忘农事的艰苦；这就是他能够始终保持圣明神武、保全自身又保全百姓的原因。皇上既然想效法世宗，为什么不试着取来《宝训》《宝录》看看？当时边廷有警报、大臣升迁任免，以及考察古事、考核文章、祈求丰年、忧虑旱灾等事情，皇帝亲笔批示有时一天数次下达，口头宣谕有时同一个人一天往返数次。臣认为这样做，就不必急于接见群臣，君臣之间的血脉也就畅通了。穆庙在王邸时，人情也颇有危疑；然而加冠、出封之后，长幼秩序已经分明，宫闱之间没有隔别，子筦簟也没有私曲。皇上如果这样做，册立太子的根本大计也就不必再议了。效法祖宗若不师法他的心，而只先袭取他的行迹，世人愚昧，又有谁能在行迹之外相信他的本心呢？这正是臣替皇上惋惜的地方。况且如今天下多事，正不亚于世宗朝：外有各边苦于虏患，内地苦于盗贼，百姓苦于年成荒歉。皇上凭圣人的明察，天还未亮便思考忧患，还有什么不能悟到？凭圣人的勇毅，日暮不能按时进食仍思考政务，还有什么不能勤勉？何况帝王万世的大业、父子天性的至亲，难道还要等待外臣苦苦争辩劝勉吗？臣听说自古朝廷各有一代的家法，汉、唐的家法本来就不正，所以子孙能够在其中任意出入；至于我朝，立国的根本就在这里，那么守护它也必定要在这里。皇上即使有隐忍而难以割舍的疼爱，也一定不忍心把家法当作私情；臣等即使有承望迎合而不知羞耻的心，也不敢把家法当作交易。如今皇长子的伦序已经确定。皇上三年前明发诏旨，交付史官，传播天下；册立之事去年没有举行，还可以说年岁尚未达到；今年没有举行，还可以说潞王尚未就藩。过了今年便再没有可说的理由了，可是皇上仍然默默拖延，一天又一天，不早早下旨交给九卿、台谏议论，以顺应臣民仰望拥戴的心情，堵住道路上猜测揣摩的言论。这就是臣日夜捶胸流泪、甚至泣血的原因。祖庙本来有灵，忠臣本来有心，唯愿皇上念及此事。臣母子衰残的性命，如朝露一般不能长久；报恩还是负恩，决定就在今天，也唯愿皇上怜悯臣。臣恳切激动、冒昧惶恐到了极点。△催促内阁发出密奏疏

译昨天臣与同官臣某、臣某连续上了四份揭帖，恭候皇上裁可，至今已有数日仍未下发。臣不才，错误地承蒙皇上知遇，过去每有进言，都承蒙皇上迅速批答，从未停滞；如今却如此。况且所说的原本并没有结党附和众人，只是必然主张今年册立太子，这个道理容易明白，事情也容易处理，却一概同外廷各疏一起留在宫中。因而连日以来，人心更加汹汹，抱有非常忧虑和不可知恐惧的人，言论充满朝廷。臣既是皇上腹心之臣，也颇知皇上腹心之事；臣的忧惧与众人不同。臣所忧虑的是，皇上耳朵被言论烦扰，心中被思虑烦扰，有郁结而不能解除，有愤怒而不能发泄，甚至可能精神郁滞，睡眠饮食失调，这正是臣替皇上忧虑的地方。臣所害怕的是，皇上正在迟疑回顾，等待人心安定；但人心长久不能安定，可能使美意反而变成过失，使信任又变成怀疑，让匹夫小人得以窥伺宫禁之事，纵谈横议，进而把握朝廷的权力，这正是臣替皇上害怕的地方。臣如今进不能见皇上的面，退不能抵挡众人的言论；这就像父母有病，儿子却不能拿药，父母发怒，儿子却不能拿杖。臣自身有什么可吝惜的，臣的内心又怎能安宁？因此日夜侧耳睁目，等待圣明的批示下达；即使辱骂责罚交相袭来，也不敢说羞耻；疾病缠身支离，也不敢说困顿；七十九岁的老母病弱，住在京城百里之内，也不敢说私情；箱子里有皇上所赐的衣服，却不敢穿；匣子里有皇上所赐的金钱，却不敢用；考满逾期，也不敢报告；剩余的忠心想要进献，也不敢陈说。臣实在想，跋涉数千里，冒着严寒、忍受辛苦来到这里，如果不在这里使用自己的诚心，还能在什么地方使用？在这里不能说出自己的意见，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说？这就是臣饮泣呼天，行装已经束好，却仍恋恋不舍地留在朝廷一天，希望看到皇上宽和愉悦的神色，希望听到皇上的咳嗽声音的原因。臣的诚恳天地也会怜悯；也请皇上三思，臣召臣来的始终用意究竟是什么，臣勉强赴召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赶快采纳臣的愚见，俯赐批答，或者确切确定明年的日期，或者先颁布太子出阁的谕旨，使群臣的疑惑稍稍解除，朝廷的听闻不再喧哗。皇上欣然举起万年之觞，小臣也将庆贺君臣同堂、都俞相和的盛会。臣企盼、惶恐、迫切到了极点。△请传赐暖耳疏 臣伏见连日下雪以后，风寒异常，百官还没有蒙受恩典，传旨赐戴暖耳。圣主或许深居暖阁，不知道外面的寒冷；微臣经历过先朝的政事，对旧典颇为熟悉。祖宗二百年来，每年传赐暖耳，是在官阶等级之外表示体恤，所以百官得到衣服不必谢恩，而得到暖耳却特意谢恩。这同燔肉、醴酒一类，物品虽微而礼意重大；古人借此观察君主的取舍，验证政事的勤惰，不可忽视。大体说来，人臣若有不公不法的罪过，宁可严厉施加谴责惩罚，也不可无故轻贱厌弃。若无故轻贱厌弃，那么重道义、知廉耻的人就会日益疏远，而进谗谄媚、当面奉承以及供人驱使、任人豢养的人就会日益亲近。臣私下对此感到害怕，所以不怕琐碎，专门写揭帖上奏请求。伏望皇上稍稍想到寒冷伤足的痛苦，不要因为爱惜饩羊而废弃礼制。臣感到幸运，四方听闻此事也会感到幸运。△确定国论之一——政体疏

译臣因病请求退休，承蒙皇上特地下谕勉励挽留。臣所有的一点犬马余忠，谨慎蓄积着，等待在青蒲席前答对。至于关系国论和政体的事情，臣愿同大小臣工剖开心胸、洗涤思虑，共同成就荡平正直的政治，请允许臣颂述意见而陈说。臣有幸与诸臣站在一个可以直言不讳的朝廷，侍奉圣明的君主，以至于人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话，所说的话也不因官职高低而受限制，都能扬眉吐气地议论天下之事，难道不是极其盛大的局面吗？然而，言语太轻浮就会浮泛，太繁杂就会混乱，太固执就会偏颇，太深刻就会苛刻；在这极盛之中，也并非没有很值得忧虑的地方。臣所忧虑的，不是为臣自己，也不是为诸臣，只是想到上下彼此相信，政事才可以修治；彼此相重，议论才可以被采纳。如今言论不断而渐渐被轻视，轻视不断而渐渐被厌弃，使君父把外廷的奏论看作商贾小人的争辩，因一个人而怀疑众人，因一件事而怀疑一切事情；上下之间，再没有彼此相信、彼此尊重的意思。以后即使有忠言正论，也将被阻隔而不能进入，这是臣所忧虑的。古人说有对立就会争斗兴起，争斗兴起就会结党。虽有圣明君主在上，不至于像前代那样造成党祸，但朝中的议论已经分成两派，恐怕因水火般的争斗而形成偏袒左右：这一方把那一方当作邪党，那一方又把这一方当作邪党，使天下士人的智慧和力量耗费在彼此窥伺上，声名毁损于彼此诋毁；即使一方一方地取用、一胜一负，朝廷也只能用到一半的人才。如果两方相持最终两败俱伤，不仅人才全被毁坏，也会严重损害国体，这是臣所忧虑的。上面有裁决处分，而下面未必服从，形势必然会争执；下面有所争执，而上面未必明察，形势必然会处置；处置了仍不服，争执反而更加不明，处置者越发处置，争执者越发争执。下面把违忤上意当作高尚，上面把收回成命当作可耻，上下互相激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就像水，波浪刚刚起来便用石头击打它，它跳得反而更高；又像石头，刚从火中出来就用水浇它，它毁坏得反而更快。这也是臣所忧虑的。大体说来，数年来的议论，开始于彼此矫正，后来因彼此激怒而形成；事情未必因此公平，所以有一个“激激”的说法，本身就意味着不平。那边既然不平，这边又彼此矫正；前面的弊病虽被矫正，后面的议论又产生了。议论多次更改而难以穷尽，法令多次更改而难以遵守，事情多次更改而难以看到成效，用人多次更改而难以考核其成就；政事不能修治，纲纪不能振作，都从这里开始。如今这种习气已经形成，极其严重，难以扭转；既不能用过度激烈的办法压制，也不能像堵塞河流那样严厉阻拦，不如加以疏导，使人能够发言，再使言论归于统一。臣私下认为，批答奏疏应当慎重，听取采纳应当公正，甄别人才应当优先，查勘核实应当审慎。过去皇上曾经严禁越出职分发言，臣认为不必禁。古人所忧虑的满庭议论，只是因为没有人承担责任罢了。如果言论有所归属，事情能够集中办理，那么即使满庭议论又有什么妨害？臣请求把一切章奏都交给各部议论，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可以实行的就实行，应当停止的就停止。根据言论追究事情，根据事情考核功绩，明确坚持原则，丝毫不徇私。让天下的议论都归入条理而汇集到六部，六部批答奏报辨明黑白，最终归于皇上一人裁决。好的言论得到采用，足以成为助益；妄言被搁置，也不会造成损害，那么朝廷反而只会担心议论太少。这就是所谓批覆奏题应当慎重。孔子说：“君子不因言语而擢用人，也不因人的缘故而废弃其言。”在这两者高低取舍之间，实际上彼此相互为用。可是臣看到近来听取言论的弊病，往往不问所说事情本身，先揣测发言者的用心。因此上面越轻视言论，下面越把借言论取势看得贵重。结果，上面不能胜过下面，奸邪不能胜过权贵，而听取言论和任用人才最终都不能得到公平。臣认为乡里有乡里的评议，官场有官场的箴规；即使那个人不贤，朝廷自然有黜陟他的权力，又何必在听取采纳时先逆着他的意思深挖呢？从今以后，请一律遵从孔子的说法：只论言论，不预先认定发言者必然卑贱；只论其人，也不预先认定其言必然尊贵。使士人断绝越过界限求取名位的希望，他们就没有必要发言；由公朝开启广泛接纳的道路，就没有什么可以激怒他们，气自然会平和。这就是所谓听取采纳应当公正。天下人的品行不齐，外在行迹相同而内心不同，言语相同而行动不同，确实不可不辨别。但一定要先任用其中贤能的人，再慢慢简别不贤的人；赶快彰显他们的长处，较宽地责备他们的短处，然后众人的心才会惭愧服从，舆论自然平和。然而臣又看到近来被长期弃置的诸臣中，有些人本来心地淳厚、行为驯谨，卓然超出流俗之外，却有的多次推举而不获答复，有的一经斥退便不再起用。朝廷既不能完全取得真正人才来任用，天下又可以借此作为议论的端绪，这就是所谓推波助澜，越想澄清反而越混浊。不如完全抛弃过去的嫌隙，按次序特别表彰任用他们；这样或许可以举用正直之人，而邪曲自会错乱；忘掉个人恩怨，众人自然安定。这就是所谓甄别应当优先。朝廷的任用和罢黜多依凭举荐和弹劾；只依靠自己，耳目就不广；只依靠众人，毁誉又容易混淆。近年以来，几乎到了朝廷没有完人、人人没有完行的地步。发言者认为事情一定有，辩护者认为一定没有，当事者不再穷究有无，只是加以调停酌量处置。若事情果真是假的，那么就是近在辇毂之下仍有不能昭雪的冤屈；若事情果真属实，既然已经被朝廷听闻，难道会有不施行的法令吗？近来法纪放纵松弛，劝善惩恶的制度不能建立，人才缺乏，推举任用又不能满足需要，弊病大多由此而来。请下谕廷臣：今后议论一个人，必须确切列明年月，明确指出佐证，交给有关部门查勘，务求真实可靠。事情属实的，自然依理依法承受；事情虚假的，相关人的心迹也会自行显明。被弹劾者的虚实既已确定，弹劾者的是非也自然明白。这就是所谓查勘弹劾应当审慎。以上这些，都是为了疏导言论、又使言论归于统一；至于臣如何自处、如何对待别人，也斗胆向皇上陈明，并告诉天下，与士大夫重新开始。把威权和福禄归还朝廷，把政事归还六部，这是先臣徐阶的话，也是臣一向牢记在心的话。然而部臣的题覆、阁臣的票拟，都是为了同一件事。侍奉同一个君主，办理同一件事情，怎么能自行分成彼此呢？唐介曾说：“身在政府而事情不能预先听闻，皇上有所询问时，拿什么来回答？”臣既然错误地处在这个位置上，一切政务怎么能完全不参与知悉？然而事情各有主管，也不是臣所敢擅自专断的。大的改革、大的利弊，也不妨共同商议。按照臣所见，未必全都正确；各部院应斟酌事理提出奏议，不必全都迁就臣。

译按照各部院所见，其中偶尔也有不正确之处，臣等就事理加以斟酌，请皇上裁决，也不必全都迁就各部院。事情有可行和不可行，事情过去便停止争论；言论有相同和不同，言论说过便停止争论。总之只求达到最公正、最恰当，共同成就国事罢了。史书称诸葛亮任相时，汇集众人的思虑，广泛采纳忠益，把自己的过失公布给天下，并对属官说：“诸位如果能够指责我的过错，事情就可以成功。”臣虽然不敏，请允许我奉行这句话。从今以后，难道敢说自己没有过错吗？如果有过错，就应当让天下明白看见，也让天下明白改正；别人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谈，臣就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接受。臣一向有见识浅陋、性情狭隘的名声，未必一旦之间就能变成宽宏大度的人；只是如今亲身承担政务，尝过苦楚而知道苦楚，私下计议，认为朝廷所共同治理天下国家的，只有皇上、臣以及百官。心需要耳目，耳目需要手足。如今手足互相仇视，耳目之间又互相仇视，心也同耳目手足互相仇视，身体便承受这种病患。臣实在不忍因为臣等的争执，使祸患转移到天下国家；也实在不忍把天下国家的事情当作臣等的私事，使扶持国体、调和人情的劳苦，反而全部交给君父。况且天下有真正正确的，也有真正错误的；正确之中有错误，错误之中有正确，不加讲论反而自然明白，越讲论反而越不明白；不争论自然可以确定，越争论反而越不能确定。因此臣愿先把自己置于不讲论、不争执的地位，以成就大臣、小臣共同肩负侍奉君主的忠心。事情的治理或混乱，应当由臣承担责任；臣的是非得失，应当交给天下评判。已经有不恰当之处，就应当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别人有不确切之处，也不妨舍弃别人而遵从道理。除此以外的琐碎争辩，如果不是严重扰乱时政、极大迷惑人心的事情，请一概按照诸葛亮的话处理。这就是臣报效国家、忠于皇上的职责。只是臣又□惟臣等以二三名寒士参与政务，只凭借皇上的知遇，所以地位尊隆；只凭借皇上的明断，所以事情能够办成。这就像星辰，依靠天而高悬，依靠日月而发光；位列上方时便有光芒，坠落到下方后就同石头没有区别。假如宫禁隔绝于深严之中，圣上威颜远离咫尺之外，即使在铃阁之下，也同外廷臣子一样，有什么机谋能够使国家安康？凭借什么依靠又敢于主持政务？况且君臣隔绝、上下不相交，潜伏的祸患和隐伏的忧虑，难以一一说尽。即使皇上神圣明断，群臣不敢窥测，若把这种做法作为法则，后世一定会有人承受它的弊害。天下看见臣等充数在辅弼的职位上，却终年得不到皇上的一次接见，怎么能不轻视我们？宫廷与外廷隔绝，茫然不知道政事从何而出，怎么能不怀疑？皇上的喜怒有时不可预测，大家便乘着不可预测之处而怀疑；奏章有时得不到答复，大家便乘着没有答复而怀疑。阁臣处在被轻视、被怀疑的形势中，每天都战战兢兢，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怎么能够舒展四肢来辅佐圣政于万分之一呢？伏望皇上勤于批答，以显示圣明裁断；平和喜怒，以调适圣上的情志；不时临朝听讲，以谋求政事治理、解除壅塞蒙蔽。臣等也得以依托皇上的恩光，奉承隆重的圣旨，尽自己的恳切愚忠。如果仍然政事不能修治、朝廷不能治理，那么请治臣等的罪，以彰明臣等的怠慢。唯愿皇上对臣的话稍加留意。臣上月已经进呈一份请求召见的揭帖，正屏息等待答复，只是特别担心仓促面对皇上之时，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所以私下取《周易》泰卦君臣交泰的义理，略陈重要事务如下。君主与臣下相交，大臣与小臣相交，主管事务的人与进言的人相交，都是共同成就泰道、确定国论、统一政体所需要的。臣惶恐屏息，极其盼望。△申请举行泰交、任用人才原奏疏

译臣先前上了两篇关于泰交、任用人才的奏疏，都承蒙皇上俯察臣的愚忠，温和地批答，臣感到蒙受知遇和眷顾，铭心刻骨。可是接连数月以来，臣引颈盼望举行这些事情，却仍然没有实行。臣俯身自疑，天下人也因此怀疑臣。臣起初只甘心承受这种怀疑罢了，后来又想到辅弼的职责，应当直接把君主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也应当直接用自己的心去匡正君主的心。这就像树立表杆就一定会显出影子，手持契券就一定要取得偿付，不能只用议论来敷衍责任、吞纳意见来表示自己宽广。如今皇上有英明独断的圣德，臣却不能加以阐扬；有压制喧嚣、制止争竞的盛大心愿，臣却不能加以宣布。甚至反而连累皇上损伤威严、迁怒于人，使纷乱更加严重，那么臣作为皇上股肱一体的意义又在哪里？还敢支吾推诿来辜负皇上的知遇眷顾吗？如今请求皇上临朝、请求任用被废弃诸臣的人，并非没有连篇累牍地上章，只是臣私下遗憾他们的言辞不够详细，而且发言过于激烈。为什么呢？皇上虽然静养多年，但朝廷并没有一份奏章不被阅览，下面的情形可以说已经通达；官员没有一项职业不被举察，贤才之路可以说已经开启。只是朝讲长久停止罢了。或许有人认为亲自批阅奏章、亲眼过目，就已经是励精图治；而垂衣拱手片刻的从容，未必立即关系到纲纪的兴废。可是进言者偏要另找疑端，把怠政归罪于皇上，皇上当然会厌烦而不听。他们又把被废弃诸臣没有立即任用归罪于皇上，皇上当然会发怒而不听。一次不听，怀疑者就更加怀疑，激烈者就更加激烈；其根源都在于没有深入了解皇上。一个普通人、一个平民士人，尚且可以因为别人是否了解自己、是否听取自己而判断对方是否可信；如果天子不被臣民了解，那么凡是发号施令以及庆赏刑威的权力，都会日益轻薄亵渎，又凭什么来控制天下呢？如今百姓不害怕上帝，却害怕有司，并不是有司的权力高于上帝，而是上帝的皱眉和微笑难以知道，有司的喜怒却容易知道；正因为远处的人难以了解，近处的人才容易了解。皇上却不听从近处的人而独自听从远处的人，难道是因为在斋宫决事有皇祖的成法可依吗？皇祖从民间承继大统，早年英明声誉和睿智决断已经震慑人们的耳目，所以晚年深居大内，而人们明白知道，并没有因不了解皇上而产生疑惧。如今皇上虽有天纵之才，与皇祖相同，却生长于深宫之中，出匣的光芒已经有一半被张居正遮蔽了。等到张居正事败，先前朦胧的情形还没有分明，皇上已经拱手被称为神君了。天下还有谁能了解皇上呢？即使其中皇上询问得周详、御笔写得灿烂，除了臣等二三名亲近大臣之外，也很少有人能够亲耳听见、亲眼看见，天下又有谁能够相信呢？皇上纵然自信实际上从未怠惰荒废，绝不会陷于琐碎无能；然而即使圣人舜，也还有倦于勤政的时候；即使有成汤留下的谋略，也还有风灾的警告。皇上能保证在临御千万年之后始终都像今天一样吗？千万世的圣子神孙又能全都像皇上吗？万一励精图治的念头稍有松弛，把静养当成惯例，那么天下百姓一线相连的命脉，就难免内在寄托于宫闱的意向、近侍的喉舌；平时总担忧发生变故，实在令人寒心。如今进言者动辄以君臣隔绝、权力旁落为疑虑。现在不过只是相似罢了；沿着这条路而不改变，后来必定渐渐成为事实。刚刚相似时，人人都敢发言；等到成为事实，人们就将不敢发言。臣正为此忧虑，所以对于因进言获罪的诸臣，每逢有人上揭帖为其辩解，我实际并不是为了博取宽厚好善的名声，而是常常担心国家万一到了无人敢言的时候，预先培养他们敢于发言的勇气。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趁现在泰运正盛之时，使宫廷与外廷相联，杜绝祸患的根源呢？难道一定要等到权力真正旁落以后才去挽救吗？况且如今天下士风十分浇薄，议论也太多端了。事情起初实在是因为二三位君主，有亲身承担其事的人，内心洞然无疑，安然没有怨恨；旁人却故意分离歧异、挽袖挥臂，描绘异同的形状，牵引枝节、深究根柢，拼合成水火不容的嫌隙，这种情形是可以看清的。如今皇上只察看影子而不察看形状，只知道众人所依附的人是党人，却不知道被众人依附的人未必是党人；只知道请求任用被废弃诸臣的人是结党附和，却不知道任用他们正可以破除朋党；只知道任用他们必然会借势作为援助，却不知道不任用他们反而会让他们借助声望作为援助；只知道严厉处置可以明示多言的警戒，却不知道不予处置反而可以默默夺去好言之人的利益。压制喧嚣、停止争竞，各有适当的时候。譬如污浊的积水，应当堵塞使它急怒冲决；清水则必须疏导。小火炬的火，可以扑灭；积聚炽盛的火，则必须宣泄。如今一概把人视为党人，只知道扑灭、堵塞，不再疏导、宣泄，使不是党的人承受真正党人的牵累，真正的党人反而被驱赶进不党之人的交往中；这就是近来朝廷聚集争讼日益增多、吏治因此更加混乱的原因。如今天下东西交相争战，南北一同荒歉，财力困乏、百姓穷苦，士兵疲惫、粮食耗尽，实际政务又有缺失，确实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只是临朝和用人这两件事，表面看来似乎空泛而不紧急，但天下实际政务都等待着由此而兴办；否则一道命令发出，人们就争相揣测其中用意；一个人被任用，人们就争相用言论来排斥他。即使皇上发布黜虚崇实的谕旨，也只托为空言，而臣等更万万无法辅佐最后的议论了。因此今天臣不怕多言，再次请求皇上把臣关于君臣交泰、任用人才的两篇奏疏稍加留意，斟酌施行。若百官和各府衙都能同臣等一起仰见圣容，亲自听闻圣论，那么壅塞蒙蔽的疑虑从哪里产生？若使被废禁的诸臣中有一类人能够实行实际政务，听取公论来推举选择，有贤能的得到进用，有能力的得到任使，那么彼此异同的嫌隙从哪里构成？又使天下人知道臣等的进退关系到忠心，议论能够实行自己的志向，而不只是以体貌受到宠爱、以爵禄受到羁縻，那么窥伺阻挠的机会从哪里形成？如果皇上不愿依照通常临朝的制度，也请偶尔临御便殿，召臣等和部院大臣从容咨询；既彰显圣德，也可以借此察知臣下的忠诚与奸佞。如果皇上不愿因为施恩而废弃雷霆般的威严，也请惩罚与其人相称、与其事相当，到此为止。若偶然触犯而引发盛怒，就等怒气过去后慢慢思考；

译若本来是因为他人的言论激发而发怒，那么言论一说完，就亲自收回成命。如果让乙替甲受谴责，且又因事情而加重谴责，只会恰好向人显示其中规律可测，教人更容易触犯。善于使用威严的人，不应当这样做。臣不必远引他例，就说皇祖晚年亲笔札谕部院、谕告天下大事的文书，不少于给阁臣的文书；又常命部中抄录释放和贬谪诸臣，列名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而获准停止处分的只有六人。何况罪行还没有达到贬谪程度的人呢？皇上如果永远说要效法祖宗，那么以往的事情就可以考察了。臣身处帷幄，口中熟悉调和君臣如盐梅之事，所说的确实最委婉、最详尽、最真实、最痛切，同外人没有切身体会、张口便说的人不同；所请求的也都最容易、最简略，是衡量今日能力所能实行的，同外人责难求全不同。至于其中用人一事，臣本来主张分别人才品级，听凭皇上裁取，同外臣偏袒支持进言的人不同。皇上不必先把臣等视为市恩树党之人，因而一概怀疑臣等。昨日玉牒修成，承蒙皇上特旨要给臣加官、荫及子孙，臣连续三疏恳切辞谢，才得以免除。臣因而又想到皇上天高地厚的恩德，既然只要能够使臣身上荣耀，皇上尚且不惜超越众人、打破常格来赐予，那么又何惜允许臣一见皇上、实行臣的一条意见呢？臣亲身患病、身体衰老，子孙单薄，功名富贵之事已经结束。与其让臣本人接受官爵，不如使臣的志向得以施行，使事业成就于官职之中；与其把恩典推及尚未成年的子孙，借此报答君王，不如多多举荐天下已经任用和尚未任用的贤才，与他们共同报效君王。伏望皇上听取臣的话便付诸实际施行，不要再用温和的泛泛批答来敷衍了事，使臣这次出外任职不至于徒然，臣也不至于辜负自己的职责。臣所盼望的臣心、世道和人心，都系于这一举，臣恳切祈求、激切至极。△问安劝谏疏 臣昨日承蒙天恩垂问，感激万分。已经在前三天面向宫阙拜表恭敬致谢，派孙子携带上呈。后来京师忽然有消息传来，说皇上玉体在二月中偶然略感风痰，睡眠饮食稍有损伤，臣又忧虑疑惧万分。随即又传来停止矿税、释放系狱人员、起用废官的消息，臣又惊喜万分，面向北方叩首祝祷说：“这正是万年天子消灾保福的第一要义。”后来果然听说传谕之后，圣体出了一身汗便痊愈了。此时料想已经向郊庙报告庆贺，临朝接见群臣，这真是普天之下最大、最令人快慰的事情。臣愚昧而早年承蒙参与近密，深受恩私，难道敢在万众讴歌之中独自不说一句道喜的话吗？臣听说，卑贱的臣子、平民女子的义烈可以激励风霜，志士勇夫的精诚可以贯穿金石。上天厚爱而生的君主，难道一念之间的转变、呼吸之间的变化，会不与上天的和气相符合吗？四海共同拥戴的君主，难道万年的福禄寿考会不与四海的颂声相应吗？臣本来就依据天人感应的道理推测，知道皇上不服药而病愈，必然不待蓍草龟甲占卜便可以确定。臣这个樵夫般的愚见，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可以进献。臣私下认为，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过去为什么妖气灾异接连上奏，变乱频繁发生？如今为什么民间歌谣一致，天心安乐？皇上极其神圣明察，可以由此类推。山矿税诸使纷扰遍及海内，逆徒狂酋彼此公开传布伪造的檄文，借此把皇上当作名义。皇上难道没有听说吗？既然听说了，那么即使把群奴枭首斩杀数万段来偿还，也不能弥补国体所受的伤害；哪里比得上今天雷轰电扫、万魔迸散那样光荣？此前朝堂之上，大臣洒泪忧虑，小臣直言争辩，严重时甚至狂妄激烈，几乎如同辱骂。皇上难道没有听说吗？既然听说了，那么即使把一切奏疏留在宫中不予处理，也消除不了圣心的郁结；哪里比得上今天上面安然和乐、四门洞开那样畅快？臣本来就以人和推测天和，又以圣体推知圣德，知道皇上一定不会反悔收回成命。只是海滨偏远，乡里风俗喧嚣讹传，近两夜以来，流言屡屡兴起：有人说圣谕已经传出，随即又改悔；有人在城池四门到处张贴匿名榜文，煽动蛊惑人心。臣私下按道理推测，矿税如果不停止也就罢了，既然停止，明旨一下，各衙门已经立即发出，外乡远郡也已经实时传到，哪里有可以再次收回的道理？人情正当长久困苦、无聊无助，内心孤弱、气力衰竭之时，尚且还能勉强忍受。等到让人感到快意的事情就在眼前、赞美之辞已经传出口中时，却又马上把它夺走。连已经送到嘴边的食物都收回，已经作出的诏命也收回，难道还会有不引起喧哗、像沸腾的鼎水一样的道理吗？这种得失利害，实在明白得很。难道圣明的君主会有不知道的，而愚民却无端妄言，只是在自造口业吗？还是其中另有愚昧的考虑呢？凡是朝廷便利百姓的政策，必定使一群小人感到极不方便，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至于矿税，更是他们荣身肥家的手段，所以把它当作性命一样，舍不得一朝夺去。他们必定表面上假托孝顺、进奉的名义，暗中却施行谄媚逢迎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大利。’有人说：‘这是已经定下的命令。’至于上面导致天和受损、灾祸降临，他们便说：‘圣上的小病已经痊愈，不必烦劳忏悔。’下面扰乱百姓、激成变乱，他们便说：‘有关官署自然能够剿抚，不值得深深忧虑。’凡是说这些话的人，皇上如果不忍割舍这种难以割舍的宠爱，误入其中一步，所造成的损害就不会小。臣如今暂且不谈遥远的忧患，只拿近来的事情来验证。当圣体不适时，诊察调理，必定询问太医，而不会询问眼前那些以孝顺进奉为名的人；查验药方、制备药饵，必定取自药库，而不会取自各地烧炼采办之物。皇上试着由此痛定思痛，就足以知道：除了身体日常的饮食之外，其余全都是多余之物。即使积聚黄金如山、装载珍宝满车，到了缓急关头，也不能拿其中一匕一筷来救急。譬如灰尘从眼前掠过，完全没有轻重可言；又如粪土沾在身上，正应当洗涤，哪里还可以为搜刮聚敛而心烦、为经营谋求而身体疲倦，抗拒上天的震怒去争逐细小的利益，汇集百姓的愁苦来充实自己的袋囊呢？臣听说上天的心意仁慈，会先向人君显示小灾，而把大的警告远远潜藏起来。社稷宗庙所系的国家，不可以拿来试验。即使卑贱的普通男女，也有可能胜过我们。所以臣希望皇上趁着上天休止灾害的机会、圣明决断改弦更张的时日，把一切谄佞之人完全屏退，果断消除狐疑，豁然同天下一起重新开始。这样，臣就会看到圣上的心境日益安宁而无事，朝堂日益肃静而无喧哗。把彰显宏大光明之德的文字镂刻在玉板上，让神宝献上万年的祥瑞，这难道不是美善吗？难道不是盛大吗？臣这个身处蓬蒿之中的远臣，为避嫌疑、谨守职分，已经十年不敢谈论朝政；如今蒙受皇上念及旧日的恩典，正赶上革新政治的时机，感激和欢喜交集到了极点，才偶尔进献一言。但愿皇上暗中采纳臣的忠言，不要公开发表臣的奏疏，以便完全保全臣不越职分的本心。臣怀着犬马般的一点诚意，实在愚拙而辛苦；天下也将因此大幸。臣不胜欣喜歌颂、祈求恳请之至。六疏之外的秘密奏疏

译臣听说古人所称的报恩，有活着衔环报恩、死后结草报恩的说法；如今臣所蒙受的恩德，实在不能不衔草、不能不结草来报答。只是臣早晚气息危弱，生死即将永诀，平日积存着乡野之人的一点微薄贡献，如果不趁现在稍稍报效万分之一，臣私下恐怕死后魂魄也会怀恨，永远没有瞑目的时候。臣记得同官干慎行尚书、冯琦，都曾在病危将死之际进献危切而明白的言论；如今臣胸中的热血尚未冷却，难道忍心就这样漠然置之吗？如今凡是谈论时政的人，都说税差尚未撤除、奏章长期留置、九卿和科道官员的缺额没有补充、因建言获罪而被废黜的人没有召回，并认为这些是最关系天下治乱的事情。但臣却认为，这些都是廷臣以及臣等已经说过的、皇上再三答应要罢除、答应要发出的事情。群臣所等待的是皇上的旨意；皇上既然已有旨意，自己发出就是了，又还要等谁呢？臣恭敬地读到圣谕中‘边疆多事，朕躬日夜焦劳’等语，但臣私下认为，今天所忧虑的并不在边疆，而在朝廷；不在外寇作乱，而在人心。人心离散，又不在一时，而在平日。年复一年，只要侥幸相安无事，便可以彼此相安而不必多言；如今滇南、辽左接连不断地报告变乱，臣家乡附近的浙江直隶一带也遭逢大灾大乱，已经不像一个地方了。要感动上天、感动人心，并没有别的办法，只希望立即把近年来屡次下达的诏旨早日付诸实践并努力实行；救灾在此，治理乱政也在此。臣姑且没有工夫援引远事，先拿近事来验证：比如册立太子这件事，王家屏请求而没有实行时，人们都认为他忠诚；到了有一天举行册立，满朝都歌颂大圣人的作为，却没有一个人敢来分取功劳，这难道不是不实行时善名归于臣下，实行时善名归于君上吗？比如建言这件事，艾穆等人争相指出它的缺点，邹元标等人争相称说它的长处，这难道不是任用时名声在皇上，不任用时名声在臣下吗？比如税使这件事，陈奉的罪恶超过干越，杨荣楚地百姓的怨恨深于滇南；然而陈奉本人和楚地都保全了，杨荣本人和滇地都衰败了，这难道不是早些处理时权力在朝廷，拖延以后权力就在乱民手中吗？比如行取，过去三年一次，为什么安然无事？如今八九年一次，为什么反而喧哗？这难道不是早处理时公论由上面决定，迟处理时私下议论在下面混淆吗？这些道理反推便可得到，不必等臣来说明。凭皇上的神明和天纵之才，从前一两件大事，什么时候最终阻滞而不实行过？但总要等到希望的人疲倦、进言的人厌烦、纲纪完全败坏、怨恨仇雠积满，皇上耗费许多怒气，又替大臣耗费许多辩白，最后不得已才实行。这就像膏雨长久停留不下，黍苗先行枯槁；霜雪又来得太晚，螟蝝已经在苗中滋生，酿成祸乱的根基，其中不可胜数的后患就难以尽说了。然而皇上还把它看成可以缓办而无害的事，于是竟至于没有什么不缓办。恰好有人传来户部告急的奏疏：仓库没有数万的储粮，军队没有半年的军饷，这是二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极其困窘、极其危急的时刻。东南水灾又来报告了，太仓又将缺少一年的储粮，边军又将缺少数年的军饷。朝廷内外人心汹汹，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如果倭寇乘虚而入，边疆和腹地全都混乱，户部、兵部能够空着手抵御敌人吗？内帑的储藏能够始终关闭而不发放吗？即使发放出来，又能救济事情于万一吗？臣曾读史书，读到唐德宗凭借多年积存于琼林、大盈库的财富，仍不能平息百姓因只能吃粗粮菜饼而产生的怨恨；由此可见，聚敛财物不如散发财物，而散财早时，极少的钱也能发挥如山丘般的作用；散财晚时，即使山丘般的钱财，也不能发挥一丝一毫的作用。臣先前所说迟早缓急的道理，在这里也是极紧要的事情。臣又常常看到近来朝廷各种政务杂乱琐碎，总是由于皇上怀疑外臣多怀有二心，例如近日南北党争和行取纷纷之事就是这样。然而怀疑某个人，就应当公开查究这个人的是非，不应因为某个人而连带怀疑他的事情；怀疑某件事，就应当直接穷究这件事的得失，不应因为一件事而牵连到件件事情。圣明的君主在上，以至于事事都可疑，而天下仍然没有一件事可以办理；那么钱粮的征收、武官的升迁任免、内臣的奏劾，为什么偏偏早晨发出、晚上就急忙批下呢？即使是尧舜一样的圣人，谁能没有过错？关键在于迅速裁决、迅速施行，即使有瑕疵，最终也不过像日月偶尔被遮蔽；如果迟疑留置而不决，即使万分周全、万分恰当，也常常会处在风雨昏暗的时局中。祖宗的恩德不可以长久依恃，宗庙的神灵不可以长久保佑；惟愿皇上反复思考，谨慎又谨慎。臣如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以这一番蒙昧迂拙的言论，虽相隔万里也可以当面谈心，虽如寸丝也可以弥补衮衣的缺漏；但还有没有发挥尽的地方，先前已经附在首疏的秘密揭帖中了。皇上如果一并检阅采纳，赶快赐令施行即可，不必见到臣本人，而臣也可以稍稍抒发眷恋宫阙的情怀。由于承受了圣谕中说圣躬焦劳的话，又正逢这种燃眉之急、急须扑灭的时刻，忧虑不能不深，言语不能不直；这也是臣作为股肱之臣、体恤圣上的情谊所应当如此。所有忌讳都不敢回避，所有谴责都不敢逃避。古书上说：鸟将死时，叫声悲哀；人将死时，说话往往善良。我只希望皇上因为臣将死而怜悯臣，就把这篇奏疏当作臣的遗表。臣不胜悲泪哽咽之至。《皇明文征》卷二十五 ●《皇明文征》卷二十六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疏二（忠恳二） ◆忠恳二 吕坤 冯琦 ○吕坤 直陈天下安危、圣躬祸福疏 △直陈天下安危、圣躬祸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