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四十七

译我从十五岁立志求学时起，就喜爱六书之学，以《说文》为依据来折中取舍，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远处寻求、近处取用，旁搜曲证：《说文》以前，有大禹岣嵝之碑、周宣王岐阳之鼓、吕氏《考古图》、宣和《博古图》、郭忠恕《汗简》、薛尚功《鼎韵》的古文；《说文》以后，有吕忱《字林》、顾野王《玉篇》、陆法言《集韵》、唐玄度《九经字样》、张参《五经文字》、徐铉《系传》、林罕《小说》、张有《复古编》、黄公绍《韵会》、郑樵《周伯温》，以及杨桓、戴侗、赵古则关于六书的论著，我全都翻阅研究了。我又曾向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乔公希大、永嘉林生应龙学习，他们也都以这种学问相互切磋。李文正公年轻时喜爱周伯温篆书字形的茂美，放笔临摹，晚年才察觉他的训诂多违背《说文》而有错误，想留给后学加以订正，却没有空暇。太原公曾汇集各家的篆书，按韵分类，却没有加以取舍。林生也著有《通雅逸古编》，内容广博，却没有裁定。我谪居以后空闲时间很多，于是取《说文》遗漏的内容、各家擅长之处、师友所听闻的见解以及自己思考所得，汇集刊刻成编，以古文、籀文为主。至于小篆，旧籍已经写得很清楚，我得到它们后可以略去。如果字形相同、解释重复而不删去，必定是因为其中有刊正补充之处。书成后命名为《六书索隐》，按韵编排收录，是为了便于翻检。于是申述前面的说法，作序并附记道：伏羲观察图画而画卦，文字由此产生；虞舜依照律吕调和声音，音韵由此产生。神圣的皇帝，作为万世的君主和老师，留下了这两种教化。到周公出现，文字方面制定六书，诗歌方面讲明六义，文教盛大而完备了。古代著名的儒者大贤，以及后来的骚人墨客，没有不通晓这些的。秦代的官吏尚且能够诵读《爰历》《滂喜》，汉代的儿童没有不通晓《急就》《凡将》的。到了后汉，许叔重著《说文》十四篇，分为五百四十部，以《苍颉》篇为依据，收录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这就是秦篆的完整面貌。其中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字，籀文一百四十五字，轩辕、周代的遗迹还保存着。重文和异体字六百二十二字，上面有孔子、楚庄王、韩非、左氏的说法，下面有淮南王、司马相如、董仲舒、卫宏、杨雄、京房、刘歆、杜林、贾逵、桑钦、传毅、官溥、谭长、王育、尹彤、张林、黄颢、周盛、逯安、欧阳侨、寗严、爰礼、徐巡、庄都、咸宗等人的解释；他们都尊崇古人而不夹杂自己的臆见，可以说为小学作出了贡献。自从程元岑的隶书、史游的章草、锺繇的行楷出现以后，文字日益讹误。梁大同年间，顾野王著《玉篇》，共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九字，用小楷书写；籀文古文十有九讹，已经很令人遗憾。唐上元年间，南方一个狂妄的处士孙强，又增加俗字，例如把竹字头下的尚写作“笋”，把升高山写作“杪”；这不过是儿童的见识、俳优的嬉戏，哪里值得玷污竹帛呢？其中有些以文字学著名的人，如李阳冰，是违背古意而欺骗世俗；陆德明则随从俗讹而改变读音，我都不取。宋代有郭忠恕的高雅、杨桓的博洽、张有的精审、吴才老通晓音读，黄公绍深深追溯字源。至于郑樵，则任意妄加驳斥；戴侗，则放纵笔墨凭影臆造，这又是文字学的不幸。元代还有熊朋来、赵古则，能够窥探班固而采撷精英、寻求实证。至于周伯温这个人，见闻既浅陋，经学又不通，像蚍蜉撼树，像蜗牛在沙上爬写，文字学的重大不幸，又比千年来郑樵造成的更严重十倍。如今这门学问几乎废弃、声响断绝，谈性命的人不过抄袭程朱的□魄，工于文辞的人只会拾取《史记》《汉书》的艰涩字句；给他们看字形的深奥，他们就用《苍雅林》一类书来滋生繁衍字形，反而还不如秦代的刀笔吏、汉代能写奇异字体的儿童，又怎么能望见古人的门墙呢？我因此有所感慨，想以古文、籀文为祖，以许氏《说文》为宗，把各家的长处分别注在下面。但因年老，精力不足，又因为图籍散失，不能遍览，只能选取精华，保存要领，编成这一卷。真正深通六书的人，请仔细玩味它，就会知道它是会通并发挥古人的学说，而不是把各家说法雷同抄袭。所收的字，希望不要嫌少；它们足以成就文章、确定字形，纠正俗说、恢复古意。所注的意义，希望不要嫌多；它们足以训释经书、校正正史，订正诸子和汇集的文献。有人看了说：“这固然是技艺，可是对道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回答说：“技艺就是道。孔子谈性与道，并没有离开文章；只是子贡还没有把它们合而为一罢了。”司马子长更加不明白这一点，作《孔子世家》时竟说：“孔子晚年喜爱《易经》，韦编三绝。”难道他把孔子当作扬子云，把《易经》当作《太玄》，而把《诗》《书》《春秋》当作甘泉宫的四篇赋吗？扬子云如果领悟这一点，那么内心积藏的美好根基，哪里会出自雕虫篆刻，又何必后悔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呢？如果一定认为《太玄》是最高境界，认为识字之学不值一提，那么孔子到了随心所欲的年纪，难道也曾屏弃《诗》《书》、焚烧《春秋》，然后才做到不越过规矩吗？书写成后，我把这些话一并记在卷首。我的同道中有喜欢高深空论而厌恶下学功夫的人，听到我的这些话，想必会嘴上反驳而心里赞同吧。○王世贞 《古今法书苑》序 △《古今法书苑》序

译伏羲画出八卦，人的文明由此萌芽；圣人取用卦象来代替结绳记事，仓颉观察鸟兽足迹而完全泄露了文字的神奇，于是分析出六书：指事、象形，以及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又旁列异名，用来考察百官，治理亿万百姓。光辉显赫的六经，便以此为依据、以此为验证。这里叙述文字的源流，作为第一。仓颉创造古文，简省后称为籀文，意义并未违背；籀文简省后成为小篆。到秦隶兴起，次仲把篆书八分割取，保存其中二三成。仓颉以后，秦隶又简省为汉隶；隶书由方转圆，到今天又稍加修饰，丰润华美达到极点。锺氏把它分化为章草，史游有所创制，伯英最为杰出。伯英又放纵变化，穷尽形态；今草在其中有所损益，并形成稿书、行书，不流滞也不板滞，它的观赏性日渐微弱，实用性日益接近，却离表达本意越来越远。这里叙述书体，作为第二。用笔如天，流动的美如地；阴阳既已产生，便建立起形势。有物便有法则，随着字体一同达到；舒展却不松缓，紧密而无边际，骨力总是胜过肉丰，法度才配合心意。这里叙述书法，作为第三。汉代本来分书法为九品，李肩吾据此评定，张怀瓘又沿袭这一体例，直到长文，仍加以完备论述；虽然未能尽见、尽知，贵在尊重前人的见闻。这里叙述书品，作为第四。籀文、李斯的小篆已经遥远，而元常、伯英首先出类拔萃；到了右军，才集书法之大成。献之有武健之美，邕有平易清和之美；唐代犹如《国风》，宋代则如《黍离》；他们没有君子，又从哪里取得这些成就呢？这里叙述书法评论，作为第五。丑陋书体的议论起于萧梁，参照袁昂的说法，众家论述更加详备；如总、芾等人，纷纷难以计量。他们以相似来求取有无，其中含有抑扬褒贬，仿佛施粉敷脂而又看见雌黄。这里叙述对书法评论的模拟，作为第六。崔瑗、张芝如玉，逸少比作金，以及锺繇、索靖，光辉照耀艺林。中等书法只能悦目，上等书法能够会心；一旦会心便产生爱好，低下的作品只能供人听闻。连城之价的书法可以请求天子赏赐，中等人家十家也抵不上半幅纸。这里叙述书法估价，作为第七。临池学习书法的人，历代不断，使技艺精妙而登堂入室；其次也能升堂，再次远隔藩篱，近处窥见宫墙。有的人吟咏追求永字八法，有的人感叹遗留下来的墨迹；传播声名于诗歌，抒发文采于文章，像少陵、昌黎那样，都使这一事业增光。这里叙述文章，作为第八；诗歌，作为第九。右军清正真实，却被书艺掩盖；为什么载入国史，而赞语独独称颂呢？因为凝聚心意、追随手法，千古以来都令人倾慕。僧虔作书法纪略，彦远广泛缀辑，宣和分列书体，到了陶氏才完备。这里叙述书法传记，作为第十。绢帛纸素不能保存千秋万代，书迹流落人间而无人收集；崇尚文治者看见珍爱它们，玉府把它们聚藏起来；遭遇劫掠润饰之祸，兵火便成为它们的仇敌；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河图、天球。这里叙述书迹，作为第十一。往昔神禹铸造九鼎，以及细小的钟器，有蛟脚、鹄头、紫金、浵瀜等文字形体；商代质朴，周代文饰，刻画如雕虫，包括大篆、小篆，于是取其宗旨来叙述书迹的金文，作为第十二。大禹已经把文字刻在岣嵝山，周宣王又有岐阳之狩；峄山、琅琊的刻石逐渐改变了前人的遗迹。受禅、劝进等文字，后来开启了隶书。然而想起太丘之人，是因为廓清中原而受到推重；征西将军则卧了三天也不忍放下笔。兰亭真迹聚讼纷纷，淳化阁帖争相摹刻。七尺之躯的百姓，不用奔走便纷纷传播。这里叙述书迹的石刻，作为第十三。子墨客卿说：世上能够尊重书法的人，认为这六种意义精妙灿烂，能同日月一起光明；能够像山岳耸立、河川流行，像飞走、夭乔那样吗？那些急于学习书法的人，把它看得等同于粮食布帛，又会说统一文字的作用能够遍及中国、施行于蛮夷吗？那些轻视书法的人，认为它只是微小的一种技艺罢了；一生耗损精神却对当时毫无益处吗？这些说法全都不对。这里叙述《古今法书苑》，作为第十四。◆音律 宋濂 杨慎 ○宋濂 《太古正音》序 △《太古正音》序 我年轻时学习琴，曾经学习过，却苦于没有善于弹琴的老师同我讲论。虽然时常按谱运指，排遣郁闷、舒解愤懑，心里却总觉得不满足。后来听说冷君起敬以善琴闻名江南，当时学习琴的人都奔向他的门下，我尤其仰慕他，想如果能听他弹奏一次，便可以偿还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等到进入国朝，我已经奉命出仕，冷君也随后来到。当时天子正重视郊社、宗庙祭祀，忧虑乐音没有恢复古制，便和一两位儒臣谋划改革的方法。冷君确实奉明诏制定雅乐，我则参与执笔制作歌辞，多次有机会同冷君讨论辨析。冷君闲暇时抱琴为我弹奏几曲，我闭目听着：凄清啊，像秋日的清寒；充盈啊，像春日的温暖；空旷啊，像悲鸿在吟叫，而鹳、鹤、鸾、凤追随应和。铿锵啊，像水汇聚于万重山谷，上面瀑布直泻而下，松树桂树间的风声彼此应答、交相冲击。恳切啊，像虞、夏时代君臣上面规劝、下面讽谏，却不伤害感情，也不激怒对方。和乐啊，像汉文帝时代，天下富足，田野中的老人乘车曳履，嬉游谈笑，不知不觉天已晚了。我因疲倦而忘了睡觉，不知不觉心气平和、精神舒适。过了十天，余音仍绵绵在耳，我确实知道它的美妙，想跟着学习，可我已经老了，不能再勉强自己。后来冷君拿出他编次的琴谱，题名为《太古正音》，给我看，并说：“你听到的都出自这里，未听到的也可以按谱学习。你可以为它作序吗？”我对此有所感慨。音乐作为教化，作用实在重大。古人除非居丧或服饰有特殊规定，否则乐声从未离开身边，用它来收摄忿怒乖戾之气，通达神明之德，它的辅助作用难道是小事吗？后世距离古乐越来越远，也越来越遗忘，如今保存下来的古乐像琴这样的已经很少，士大夫又很少有人能够弹奏，也很少有人能够欣赏。即使像我这样有志于学习，尚且有年老而没有听闻真传的遗憾，何况资质不如我而又不学习的人呢？实在是因为有琴器而没有琴谱，有琴谱而制度又不完整。如今冷君独不把自己的技艺私藏起来，而要让人人都能按谱学习，难道不是古人的用心吗？但我担心人们看见它容易学习便轻视它，所以说明我愿意学习的心意，以显示这门技艺的艰难；又叙述我所听到的，告诉世人，使人知道冷君用心研究琴艺已经很久，并不只是空谈而已。冷君名某某，是本郡人，现在任协律郎。○杨慎 《转注古音略》序 △《转注古音略》序

译周官保氏所掌的六书，最后是转注。他的解释说：一个字有多个读音，必须辗转注释以后才能明白。虞舜典籍称它为和声，乐书称它为比音，小学家称它为动静字音，用训诂确定读法，就说读作某音。例如“于戏”读作“呜呼”，说是引用证据来比拟，就说某字读若某音；徐邈的读法、王肃的读法，也是这种情形。《毛诗》《楚辞》都称为叶韵，其实没有超出保氏转注的意义。《易》注疏说：“贲有七音”，实在是最早阐发这一条例。宋代吴才老作《韵补》，才开始形成完整的编著，旁通曲贯，上下贯穿千年；朱晦翁作《诗传》《楚辞考订》，完全遵从他的学说。魏鹤山论《易经》《易传》都押韵，详细写在《师友雅言》中。学者虽然稍稍知道尊崇诵读，却仍认为叶韵是叶韵，转注是转注，这就像只知道二和五而不知道十。我从十五岁起研究六书，不敢把古人现成的编著当作自己的捷径。尤其反复从根基和枝节上分析，把条目纳入叶韵贯通之中；有时古人晦涩的地方，今人才能阐发，过去的错误，后来才能订正。所以我知道思考不能嫌精细，探求不能嫌深入。古人常说：音义如果得到它的音，就得到它的义。用这种方法阅读深奥的篇章和隐秘的典籍，就会像冰融化一样豁然明白，像太阳照耀一样清楚。我又把自己精粹的成果同古人的成编互相参照，删去繁重之处，补上遗漏，希望不至于重复雷同，同时也有助于讽诵讲说。于是作《转注古音略》，大体上详于经典而略于文集，详于周、汉而略于晋代以下。只是那些文人押韵，有时苟且求得流畅以便利文辞，而在意义和古音上实在没有根据，如沈约所谓“雌霓”就是如此，又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如今所采录的，必须对经书有所补益，必须在古代文献中有所考证；凡能扶助微学、扩大异义的，才取用它。不是只为炫耀博学而徒然增加卷帙罢了。如今古学大为显明，应当会有看见它而喜爱它的人，不必再到后世去寻找扬子云。◆藏书 熊过 祝允明 ○熊过 《山东李氏书目》序 △《山东李氏书目》序 求学的人广泛依据前人的见闻，睿智圣哲的言论可以考察、可以看见。孔子说：“诵读《诗》，阅读书籍，就同古人相处；用雅正的语言谈论《诗》《书》，执掌礼仪；绝铁灭漆，易道才显明。”有人寻求一百二十国的珍贵书籍，有时靠着灶边的残简听人诵读；斋戒后面向北辰，拜告上天说：“《孝经》《春秋》《河图》《洛书》，谨慎地已经齐备了。”他们爱好古道、勤奋求学，竟如此殷勤。大概三元八会的文字不可穷尽，梵语佉□卢，有的从左写，有的从右写，书写皮革而横向排列；河图的绿色文字、税辞离志，也都各随所宜而使用，为什么要舍弃它们呢？如果说任凭内心而自以为满足，那么在积蓄德行方面，同孔氏相比又相差多远呢？明朝兴起直到如今，文风郁郁盛美，文章已经显著。后世读书人参与这种文教，携带书策发表言论，各自标新立异来惊动上层听闻；谈论性命，其次才做词章，废弃前人的学说，不遵守师法。于是古代典籍也散失而无人收集。山东人李伯华对此愤慨，收集散失的书籍，加以登载、选择。上天所明示、大地所藏，圣人所作、贤人所述，人们秘藏的书，下至街巷中的议论，没有遗漏；撮取书名，举出要旨，校订后收藏起来。熊子到燕地时，他把事情的缘由告诉我。我答谢说：“太幸运了！”起初汉代田伏、申培、辕固、高堂、胡母等人各自阐明五经，传下经学的萌芽，作为先师。这些人都是齐鲁、山东一带的人。你想继承他们的事业，思考已经废绝的缺失，难道只是要留下崇尚教化、喜好学习的风气吗？然而编集书籍常常极其艰难，散脱的竹简、腐烂的篇章，有时终于散失灭绝，难以综合整理，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自刘氏以来沿袭而下，郑氏上溯而上，都是盛大的选编。人们仍然对它们有所遗憾，为什么呢？因为内容博大，却不明白分类体例。书有好几种，一家或数家合为一类，所以说殊途同归。读书的义理永远不能满足；明白这三点的人，各自认识自己的职分，这才是治学的方法。握奇之道，彼此交互使用；然而分部排列，就有八种阵法。由此看来，难道不能由一端推知其他三端吗？于是李子把他的书加以次第编排，依照品类汇聚，十分谨慎。从前我看到当代掌故的来源，没有不感叹其纲纪错乱的。我想建立藏书目录，适逢天子没有空暇，停止徐御史的议论，事情也就作罢。那些专门抱残守缺的人私下很喜欢这种做法，而通达博学的人却大为失望。谁知道在文明的时代，学术仍然郁结而不能发扬，竟到了这种地步呢？唉！后世有人厌弃自身见识浅陋，想在文章方面博通而穷尽变化，得到李子的藏书并俯身阅读，功劳难道会小吗？李子说：“您因为山东传经的事业来勉励我，我实在不敢忘记。您是蜀地出身，苏先生确实是贤者，曾经记述庐山李氏的藏书；那么您也来说说山东李氏吗？”我叙述其中的宗旨，让它刊刻后收藏在名山。○祝允明 《甘泉陆氏藏书目录》序 △《甘泉陆氏藏书目录》序

译已故浙江参政式斋陆先生文量，凭借高雅的品德、博大的学问、伟大的才干和高明的见识，在宪宗、孝宗两朝之间建功立言。他一生收藏的书籍很多，去世以后，他的儿子乡贡进士安甫汇集编列书目，把已经得到的书也一并归入其中，总计经、史、子、集各类书若干卷，拿来给我看，请我作序。那些喜欢高谈阔论的人，认为皋陶、夔、后稷、契不必读书便能成为圣人，便把藏书看作多余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书是由道产生的，道本源于上天，由圣人发明；皋陶、后稷本是圣人，道由他们发明，书也由他们发明。皋陶、后稷不等待读书才成为圣人，却希望人人都成为圣人，这不可能没有书。如今人们不能都像皋陶、后稷那样，却想舍弃书，这就是要舍弃道；道难道可以舍弃吗？况且皋陶、后稷的圣德，见于《典》《谟》；孔子删定旧册而成书，既然有《典》有《谟》，又怎么知道皋陶、后稷当时不曾有书呢？人饥寒时需要食物和衣服，生病时需要药物，富足时需要珠玉奇玩。食物、衣服和药物用来使身体存活，珍宝玩物用来娱乐耳目。懂得使身体存活更为重要的人，尚且能够舍弃珠宝来换取食物、衣服和药物，所以稻米、豆类、皮衣、粗布、参、苓、豕希、勃等都可以收取。何况懂得修养自身、希望与天地玄黄相配的人，都是有才之士，难道反而应当舍弃书吗？所以，人不能都成为圣人，而圣人不能没有书。我不是圣人，却不能舍弃书；不能没有饥寒，便不能舍弃食物和衣服；不能没有疾病，便不能舍弃药物。何况药物只能使身体存活，身体虽然活着，却可能仍是不肖之人，仍等于没有真正活着。书用来修养自身，身心得到修养，道便树立起来；这样，即使活着时能与天地同其广大，到了晚上死去也没有遗憾。书与药相比，难道只是同等之物吗？所以善于积蓄的人，与其积蓄珍宝玩物，宁可积蓄食物、衣服和药物；与其积蓄食物、衣服和药物，不如积蓄书。式斋先生的书，是他亲自积蓄、亲自阐发的；他的德行、学问、力量和见识所建立的事业已经如此，这样看来，他虽然不及皋陶、后稷，也应当算是他们的门徒了。至于他用这些来教导安甫，安甫便借此增进自己的德行、学问、才干和见识，与先生十分相像。他日所建立的事业，应当接续前人的脚步、继承前人的声誉；这正是积蓄书籍而实行其道最明显的证明了。唉，怪不得他如此珍爱、看重这些章表文章。试录 薛瑄 霍韬 薛瑄 《天顺元年会试录》序 《天顺元年会试录》序 如今皇上承受天命，光复皇位；改元的春天，正好遇上会试之期，天下士子拿着荐书前来参加考试的，大约有三千多人。礼部左侍郎臣干等人以考试官的身份请示，皇上命令臣薛瑄、臣原前往主持此事；同考官臣溥、臣贤、臣泰、臣正、臣佖、臣恂、臣世资、臣节、臣淳、臣镛，监试御史臣烈、臣鉴以及各位办事人员，无不早晚恭敬承办。考试共分三场，取文章合乎程式的若干人，又选择其中尤其精粹的文章汇编成录。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得到贤才更优先的；培养士人必须以正学为根本，而所谓正学，不过是恢复人本来具有的本性而已。本性恢复了，便能明白根本并适用于实际；大的方面可以承担经世济民的责任，小的方面可以整治百官事务，无论到哪里都能处理得当。因此，三代大小学校和培养士人的方法，都以恢复本性为根本；它们得到贤才、实现治理的成效，大概是可以考察的。汉、唐以来，正学的传绪衰微，培养士人不以恢复本性为根本，往往沉溺于杂学、术数、记诵和词章的习惯，根本认识不明，实际运用不周；即使偶有杰出才干，也不过是随着所学去求取功名罢了。他们同三代的贤才相比，究竟如何呢？到了宋代，道学诸位君子出现，他们论述培养士人的方法，才都以恢复本性为根本。虽然他们的学说当时不能全部实行，却确实是在等待盛世。深思上天眷顾皇明，列位圣主相继登临，大力兴建学校，慎重选择师儒；培养士人的方法，必定以三代以及孔子、孟子、程颐、朱熹关于恢复本性的学说为根本。因此九十多年间，海内海外文教兴盛融洽，士人的习气纯正，全都出于天理民彝的正道；杂学、术数、记诵、词章的习气被削除磨灭，不再有前代的陋习。虽然说科举以文章取士，但文章必须以义理为根本，能够阐明本性的体和用的人，才开始列入选取之中，不是那些没有根本、只讲词章的人可以相比的。所以他们得到贤才、实现治理的成效，足以追比前代的盛况。如今各位士子承受朝廷以正学教养士人的恩德，既然凭借有根本的文章列入选拔之中，今后将要在朝廷面前接受考察，更应当以明体适用自我勉励，随着器量才干接受任用，以忠于国家，以爱护百姓，以辅佐皇明盛世相继、恩泽累积的治理，使正学得到贤才的成效前有光辉、后有流传，这难道不是伟大的吗？【薛文清关于复性之学的著作可参看此处】霍韬 《嘉靖八年会试录》后序 《嘉靖八年会试录》后序 皇上命令臣璁、臣霍韬主持考试。进入考场以后，臣璁上前，和各位办事人员说道：“替圣明的天子寻求真正的贤才，正在这次差事；怎么能不慎重呢？士子中有带着文章图谋侥幸的人吗？有十人五人结群剽窃学说、随声附和而毫无顾忌的人吗？把他们黜退，以惩罚不敬谨的人。有糊封试卷混乱而造成泄漏、遗失弊端的吗？有代人誊录却不谨慎，或遗漏或讹误的吗？怎么能不防范，以免遗漏人才呢？帘外的各位办事人员，务必慎重。”又说：“学术不正，心术就不端正。士子中有剽窃《庄子》《老子》诸子之书和野史，卖弄博学、标新立异的人，把他们放在一边，不要阅读。诗的变体、礼的繁琐曲折，其中也有大道寄寓。若专门拿这些来考试士子，就像《春秋》按事类编排那样，把圣人经典割裂了。应当遵循朱子规定的考试标准来考试士子。帘内的各位办事人员，难道不应慎重吗？”当时我没有说话，后来选得士子，编成名录献上。于是我公开说道：“我们各位办事人员知道怎样侍奉君主吗？贤才，是社稷的臣属。圣上为社稷求取人才，我们这些臣子却贪图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功劳，得罪社稷，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所以许多士子进用了。圣明天子并不是把他们任作私人的臣属，我们这些办事人员岂敢说‘这些士子是由我荐进的，是我的门生，我要借此收买私人的恩惠’吗？” 又说：“你们这些士子已经被选进来了，应当服事各位官员，恭敬谨慎，发誓尽心；对下要保护百姓，对上要保卫社稷，图谋报答圣明天子，使帝室得到公正的辅佐。臣下没有德行却擅自举荐人才，曲意逢迎、互相偏袒而获罪于社稷，这些士子就是社稷之臣，务必要慎重。”唉，难道不应该慎重吗？【霍文敏不允许被举荐的士子称举荐者为门生，这篇序可以看出这一点】奏疏 杨廷和 张邦奇 任瀚 利瓦伊桢 邹观光 黄辉 杨廷和 《余肃敏公奏议》序 《余肃敏公奏议》序

译肃敏公去世，到现在已经三十三年了。他的嗣孙、南京锦衣指挥承恩，取出他的奏议，汇编成册，按类别编排，分为六卷：巡抚类三卷，本兵类三卷，总督类三卷，并附有附录，总共一百二十八篇。他的孙子、翰林编修承勋，又替这些奏议订正讹误，赶紧请工部尚书李士修公刊刻流传。尚书大概是公的侄女婿。公是一代名臣，正直而不流俗，廉洁而不近求名。他的功业在朝廷、恩惠泽及天下，人人都知道。至于他筹划的周详、奏请的委婉曲折，如果不看他的奏议，也许未必能一一了解其中的始末。如今距离公去世已经很久，而奏议才开始流传于世，本来就是有待于后世贤能子孙。公刚去世时，他的儿子锦衣指挥宜具撰写公的事迹，嘱托我写行状，以请求太史氏为他作墓志铭。他所叙述的还不到公事迹的十分之三四。当时我正在史局任职，便摘取公前后的奏牍和往日从公那里听到的事情，写了下来。丘文庄公看后说，这已经足以概括公的一生。我自己还认为不够；如今取出奏议阅读，果然如此。公曾对人说：‘臣子事奉君主，应当随着具体事务尽力；凡是有所建树，即使眼前很小，也必须作百年之计。’ 他又说：‘大臣为国家谋划，遇到关系重大的利害事情，应当以自身承担，千万不要经营交往、收买恩惠，为将来逃避怨恨、保全自己留下余地。’他镇守延绥时，怨恨诽谤纷纷而来，公不加顾虑，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改变，终于取得成功。直到今天，人们仍从中获利，而且对公的德行赞颂不衰。根据他的话可以求见他的志向，根据他的奏疏可以考察他的功绩，大概没有一件不是相互应验的。公确实是一代名臣。我出生得比公晚，不能为公效力，而公却最喜爱我。公往年遭逢父母丧事，辞官归乡，取出藏书中给乡人任职所需的文字，唯独把《大明律》《诸司职掌》交给我，说：‘这些以后可以派上用场。’公真是深知我，只是惭愧自己年老而一事无成，没有办法报答公罢了。虞雍公曾把乡里前辈文献没有流传给后生看作自己的责任。我在内阁时，想搜集范景仁、张德远二公的奏疏奏议，录下流传，却没有来得及。公，就是这两位公一类的人。如今这部集子得以流传，我又能够为它作序，也可以有话向乡人交代了。张邦奇 《宿少卿奏草》后序 《宿少卿奏草》后序 唉！这就是嘉州宿少卿的奏草。天下人传诵它，国史也记载它。侍御史衡阳刘公巡视蜀地的闲暇，替它校正并重新刊印；后来又命令邦奇为它作序。宿君起初任户曹，凭借这篇奏疏，后来却被排斥废弃以至死去，可以说是受尽羞辱了。然而人情却如此看重、推崇他，难道不是天意吗？古时候，在上位者凭借天道统治下属，在下位者也凭借天道事奉君上。因此君主的喜怒不能任意行使，臣下的宠辱也不值得顾虑。喜怒不能任意行使，庆赏和刑罚就能各得其当，天下人因而受到劝勉和惩戒；宠辱不值得顾虑，人的自身和声名便能树立，天下人也因此受到激励而改变。否则，爵禄赏赐加身反而像枷锁拳打一样屈辱，贬斥排逐反而比登高受尊更加荣耀，我们将把百姓置于何地呢？宿君奏疏中所说的六种祸患、三项根本，当时如果真能实行，难道只有朝廷得到幸运吗？即使一时的狐鼠之徒，他们造成的祸害也不至于如此惨烈。然而不必指望它在君上那里稍有实行，却反而能使它盛行天下，流传无穷。所以说：难道不是天意吗？因此，荣辱是君主的权柄；而君子对于荣辱，有时不在君主，而在自己。说不在君主而在自己，并不是违背君主，而是一定要以天道事奉我们的君主，不敢改变这一原则。正因为以天道事奉君主，即使自身受到羞辱，朝廷仍然可以得到荣誉；何况遇到合适的时代而推行自己的道呢？我没有才德，误任西蜀官职，负有彰明善恶的责任。谨借宿公的奏草，阐发侍御史刘公的志向，把这些话作为今日的告诫。任瀚 《玉堂表奏》序 《玉堂表奏》序 大学士松谷陈公曾在良辰来访我。江门、钧台相对而坐，置身烟云之中，谈论鱼鸟之事，又谈到九朝以来的风雅文章，称述其中数十家著名的作者。我问公所著述的文章，原来有《玉堂表奏》数十篇，已经很久没有流传于世了。我十分忧伤，认为这是一个缺失。公告别以后，立即命令他的儿子玉垒太史搜集文章，铺陈成三卷，并且嘱托我在卷首写一篇小序。我打开书函读了两遍，心情清爽，仿佛在宾帝之所听到群臣都俞应答的声音。他陈述利害，尤其刚直果断，充满凛冽的风霜气。我在世宗朝，看过省中老臣的奏疏很多，却从未见过像公这样正直坚持原则、声名震动皇上听闻的人。公在朝廷也实在是极其忠诚而辛劳啊！庄皇还在潜邸时，依靠公在经筵侍讲，所受补益非常多。等到他登上天子之位，君臣相处十分和谐，凡是有需要裁决的事情，就像转动石头投入水中，没有不能进入、不能奏效的。因此两朝开创、匡济的功业，只有公的名声最为显著。如今昭陵的弓剑已经沉没，老臣旧臣多被放归江海，而公爱护君主、筹划国家的念头始终光明坚定，大概没有一天不在承明、虎观之间；在朝廷上辅佐大臣进修宰相事业，退居后著书立言、表明志向，以求建立不朽之名。像松谷公这样的人，真是一时的伟丈夫啊！奏疏中称留在宫中而不予答复、却对国家有利的有四篇，已经起草却尚未上奏；替言官请求宽宥的有一篇，这些都出自别人所避忌、不敢谈论的事情。如今一并刊刻流行，作为后来人的规范。玉垒回朝后，取出家刻本悬挂在象魏。皇上将下诏命秘书省收取归入他的官署，用来宣示皇上的宠信。到那时，掌管典故的人必定会有人为公特别撰写一篇甚至不止一篇文章，又哪里还需要我的话呢？利瓦伊桢 《万历疏抄》序 《万历疏抄》序

译如今皇帝治理天下已经很久了，年高德重的老臣仅有少数还在；那些守持经义、依据古道、敢于直言而详核论事的臣子，像投鼠忌器、探取骊龙之珠一样，不能安居其位，自身也难以保全，后来的士人没有可以承受、效法的传统，于是纷纷混乱，无法取得正确标准。侍御史吴公出身毗陵世家，是贤德后裔，熟悉朝廷典章，通晓国家大体，想用来揭发末世风俗的隐微弊病，取法古代先民。适逢他巡视云中、上谷，在公事稍闲时，便修整历代遗文，访求旧事，一直搜集到如今；总计各位臣子的封事若干篇，数十万字，分列为五十类。首先是关系君主自身的，其次总论各种政体；又分为臣职、官邪、民隐，归属于六卿所管事务；远方事务之后，是制御四夷的内容；最后以向皇帝上书的奏疏结尾。这也是四十年间朝廷内外得失的汇集。我家乡义兴的陈公正在巡视河东、陕西，便共同校订刊行，并把它交给我作序。我只是一个世俗小吏，见闻浅薄，不能充分阐明此书；然而四十年间，在国家空乏的时期充任官员的耳目，私下所见所记，大体有三次变化。嘉靖末年，执政者贪墨而善于阿谀，巩固自己的宠信，群蚁逐臭，天下混浊紊乱。自壬戌至万历，共十年而经历了三朝。有的继任者崇尚清静，奖赏恬退，重视名节义理，却使空谈废弃实务；有的轻率地施用喜怒，急于纷纷更张，重视意气，却过于刚硬而容易折损。于是执政者综合考核名实，约束下属如同捆扎湿柴；他们心思深沉而勇气内敛，窥探者无法摸清底细，只能捕风捉影，牵连扩散。这是第一种变化。言路闭塞，闭塞在于上位者骄傲专横而且日益习惯独断国事，不愿把太阿之柄倒授给别人；执政者没有一个不取代三公、没有一个不改变旧有节制的，以此满足众望并惩戒前车之覆。臣下多说“都俞”，少说“吁咈”；皇上既然没有遇到违逆心意的言论，便认为臣下驯顺谨慎，于是当时的言官也屈从迎合。内心并不真正亲善，外表却显示包容，勉强以笑语相互退让；朝廷内外的奏章充满公车，皇上只是谨慎地表示知道，稍有触犯圣听便罢免而已。这是第二种变化。言路闭塞，闭塞在于泄沓靡弱。皇上长期废置郊庙祭祀和朝讲，轻视大小臣僚，任职不立即任命各署，以致官署荒芜如茂草；奏疏上呈，十篇中常有九篇得不到答复，甚至形成常态。懂得驾驭人的人于是借此获利，说沉默足以容身，越进谏越容易触犯君主，偶尔在巷中遇见君主也就够了；粗疏轻浮、不急于作为而安静正直地伏地进言又有什么用呢？人们不适应政务，不加考察便把非正之心强加给别人，什么时候横行的政治和受害的百姓才能停止？祸福悖逆地来去，怨恨归于上位，而下位者逃避自己的责任。这是第三种变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言路闭塞，闭塞在于昏睡迟钝而又巧于隐藏，导致人心和世道日益败坏。譬如把质朴正直的人拿去询问市场官吏如何踩猪，所得答案会越来越差。若不追溯根源，衰败的潮流就无法挽回；若不沿着督脉查找病因，药物也无从投下。四十年中，真情和虚伪若隐若现，事势发生剧烈变化。根据这部抄本大略可以得到这些情况，借此转移人心，除去诐邪淫荡、遁逃隐蔽的祸害，维系世道，使它归于平安康正直的道路，确实有所凭借。我想到古人忠君爱国而不止息，反复进言必求君主听从：有赵普怀抱奏牍，范镇、吕诲、王拱辰接连上奏，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同心协力，希望共同渡过难关；又有归登附名上奏，崔植、刘覃相继进疏，梁焘、刘安世互相攻击弊政，多方积蓄前人的言论，斟酌时势，作为殷鉴和准则，事情并不遥远。又有侯霸收集遗文、条列善政，吕祖诲、赵汝愚汇集名臣奏议。两位先生编这部抄本，心意或许就在这里吧？我无才无德，又患病不能任职，请求赐还骸骨、归田养老，私下以此相比于隐居放言的古义。关于大略就是这样，年老疲惫而妄自发言，别人理解我或责怪我，我岂敢不听从命令。邹观光 《太平山房疏藁》序 《太平山房疏藁》序

译忠臣直士，是上天用来开启圣明的工具。虽然如此，其中的缘故却难以说清。上天难道没有意愿使天下太平吗？即使世间的邪恶气氛使日月昏暗、江河倾覆，也一定会有不怀二心的臣子，冒死竭尽自己的智慧。上天难道有意使天下太平吗？自古以来直言极谏的人，君主能够完全听取他们的劝告吗？能够采用他们的意见而使他们自身显达吗？能够让他们终身不受压抑吗？唉！天地间的正气，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幸运的是，君臣都能够显扬自身，成为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人，他们的话同《典》《谟》《训》《诰》一起光耀。不幸的是，有的人只有自身获得荣誉，其中最严重的成为龙逢、比干，其次成为长沙、潮阳一类的人。他们的话虽然也在世间不朽，国家哪里得到什么利益呢？我读尔瞻的奏疏草稿时，叹息不已，私下感慨国家宏大、厚重、敦厚、至善的教化，既然有尔瞻这样的人，却反而让他困居山林而老去，这是为什么呢？尔瞻自从入仕后被贬戍，任给谏、吏部官员，直到南兵部郎，经历了困顿与通达、显达与隐晦，绝不是一篇奏疏所能全部陈述的。他论说正言、婉言，途径不止一端；他的言论涉及君德、官常、士风、民间疾苦，近则当前策略，远则万世规划，连续不断、浩浩荡荡，足以让人共同听见、看见，已经没有什么需要我再说的了。我熟悉尔瞻很久，把他的奏疏奏议合在一起阅读，才知道尔瞻的言论本于学术而发之于文辞，并不是偶然袭取义理而已。如今那些忠诚正直、直言敢谏的人，有的被名声所驱使；尔瞻的危言谠论，却把鼎镬看得像甘甜的糖一样。然而他的赤诚纯厚坚定，就像婴儿尚未长成孩童时那样，没有任何造作，即使独处幽暗之中，也可以质问鬼神。因此他的言论忠诚而恻隐，和蔼而没有文饰；年轻人即使因风采而激昂，最终也可能因此改正错误。尔瞻从被贬的身份起身，不到执政者的私宅拜访，不依仗权势，不建立党羽，践行道义、坚持正理，自始至终只有一条道路。所以他的言论恳切正直、刚劲明朗，经历百般挫折也不回头。狷介的人，能够针砭清除污浊，可以同他一起坚持正道，却很难同他体察事物和人情。尔瞻性情刚直、操守独特，憎恶邪恶非常严格；但只要有一个士人得到他的推许，他又唯恐后来听到此人有不善，便尽力为他包容隐讳。他亲近仁者、爱护众人，不拿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所以他的言论正直忠厚，从不揭发隐伏之事来换取毁谤。盛大名声之下，实际往往难以相称；有的人高傲严厉，难以谦下待人。尔瞻连蛮夷都知道颂诵，妇女儿童都知道仰慕，却常常害怕声名太高，苦苦自我抑制损减，早晚勤勉警惕，好像唯恐赶不上。因而他的言论谆谆反复、笃实周到，务求采纳舆论而不固执于偏见。士人一提出建议，便沾沾自喜、轻视一切；尔瞻任职于各曹时，考虑到自己的职责，虽然是文书也必亲自办理，虽然是细小事情也必详细察看。所以他的言论能够明察官吏的弊病，洞见百姓的疾苦，隐含深切的痛苦和思考，仿佛疾病正在自身。理学诸儒中，主张顿悟的人贬低修行，重视修行的人又把超悟看作旁门，各自树立旗帜，仿佛聚众争论。尔瞻认为顿悟是真实的，却请求以修行作为实际；他尊奉余姚、增城一派，并使之成为正统；同时又能深入造诣、自有心得，不只是建立门户、抬高自己。因此他的言论纯粹精深，最终归于树立诚意；同那些好作乔诘、言语无当的人相比，何止有天壤之别？国家培养士人二百年来，伏蒲折槛的人本来不乏；但像他这样表里纯白、言行完全相合，如钟山之玉，日夜琢治而光泽不变；如青霞之镜，沉入九仞深渊而神理更加真实的人，大概很少有可以与他匹敌的。人只要能实行道义，哪里能违抗命运？皇上并非不了解尔瞻，难道尔瞻会忘记君臣之义，只顾务求洁身吗？既然从九死一生中把他起用出来，难道又要让他的才用被天意禁锢吗？这是人为的，还是天意如此？古今最著名的奏议，没有超过陆宣公的。他当初被召到翰林回答皇帝的询问，升任考功郎中，拜为谏议大夫、知贡举，不能说不得志；但一次被窦参嫉恨，又一次被吴通玄、裴延龄嫉恨，贬到忠州后，便再也没有振作起来。换了时代以后，名臣如苏轼、范祖禹、吕希哲，才请求把陆贽的奏议放在座位旁，反复熟读，仿佛亲眼见到陆贽本人。到了淳熙年间，在经筵进读时，先命令每天诵读五篇策论，又命令讲读之臣每读完半帙便在相应处作标记；此后陆贽公的奏议光照天地、揭示日月，最终也不能说他没有遇到知遇。如今尔瞻的奏疏都在这里，与苏轼所说的“论述深切合乎事情，言语不离道德”相比，大概不知道谁高谁低。如今虽然没有全部施行，怎么知道后世有一天不会把它当作元祐、淳熙时代那样珍贵的龟鉴呢？不过，我的话说得过头了。皇上本来已经一再贬斥过您，却最终又重用您；上天尤其厚待我朝，早晚会召见尔瞻、赐给他环佩，难道还要卑屈地说必须等待另一个时代吗？我的话说过头了。至于把仁爱当作自己的责任，责任重大而道路遥远，尔瞻一定不会只像敬舆那样为了躲避毁谤而每天检阅方书罢了。黄辉 《李霖寰辽东奏议》序 《李霖寰辽东奏议》序

译我读李公巡抚辽东时的各篇奏疏，感叹说：‘如果没有公，辽东还会存在吗？然而哪里只是辽东呢？辽东的边角已经哭泣很久了。从前听边地人说：“辽东没有边塞，只有用城垛画给胡人看罢了。”沙地在日光下荒凉昏暗，马蹄踏着蓬草根，膻腥之风遮蔽天空，寒冷的磷火白天流动；狗变成了野兽和腐尸，仰视路人。当时单是人和胡虏之间就已经如此了，何况祸患又牵连到倭寇呢？辽东一旦迅速被胡虏侵扰，天下便无从预备；天下出兵救援朝鲜，辽东就只剩下十二三分力量。又把辽东当作枕席一样轻轻越过，天下的军队气息才刚刚接到辽东，而头上有负荷、肩上有担当、腰间有束缚，尚未僵死只差一根头发。因此辽东还能保存到今天，是右屯的守军坚守的结果。胡虏看待右屯，不亚于看口中的虱子，驱赶几万骑兵直奔三里城下，围攻八九天却不能攻克；他们能够甘心退去，是因为镇武之战夺取了胜利。假如镇武没有功劳，那么我军更加败散，胡虏更加深入，右屯以西就可以坐等被蚕食了。我尚且不能保全辽东，又哪里有闲暇顾及朝鲜？朝鲜如果全部失陷，倭寇又将成为另一个胡虏。再过几年便没有辽东了。那么，镇武之功，就是天下之功。”当初公到辽东时，辽东已经不能像一个有生命的人；公替它请求军饷，辽东才有了腹；公替它请求战马，辽东才有了脚；整顿士卒、训练勇力，辽东才有了手；把士卒分派到各处戍守，辽东才有了血脉；明确侦察哨所、严格侦察间谍，辽东才有了耳目；核实功劳和罪过，必定赏罚分明，辽东才有了气力。公有时像父兄，有时像师帅，亲自安抚、督促、激励，成为辽东的心胆。因此辽东才成为有生命的人，而胡虏则成了犬羊。七月到任，十月便挫败胡虏，何等神速！东面的胡虏受挫，西面的胡虏逃走，再也不敢窥伺侵入。小首领不久请求互市，往往把胡虏的情况传报给我军，使我们能够根据缓急预作防备。从此以后，各路救援朝鲜的军队，经过辽东就像经过内地；最终扫平倭寇在东面的朝鲜，朝鲜于是无恙，也成为辽东的屏障。所以我说：‘镇武之功，就是天下之功。’当胡虏将要入侵时，公招募能够取得胡虏毡裘和首级的人，立即赏给五十金，特别允许骑马穿过幕府中道而出；公目送他们，宠遇十分优厚。观看的人围得像墙一样，都精神振奋、血肉沸腾，共同说道：‘公说只要一战就能保全我们的辽东，即使死也要去做，何况未必会死呢？’因此作战时人人都十分勇敢。右屯修复以后，公便引领守将登上台阶，慰劳他们的辛苦，几乎要向他们下拜。作为父兄、师帅，难道不应当这样吗？这正是辽东人所希望拥有的心胆。公曾说：‘办事只讲求实际效果罢了，纷纷修饰外表、装点视听，有什么益处？’ 有句话说：‘救火的人家，哪里有闲暇去擦拭自家的大厅？’所以公任事三年，可以没有奏疏；但一旦上疏，必定直抒胸臆、纵横贯通，委婉曲折而反复申说，探究事情的根本和实际情状，再加以谋划。一件件文章都符合文理，如同用手指着给人看。笔下还没有写出的地方，意思已经先行畅达，使人读文章还没有读完，心中早已赞同。过去赵充国上奏金城方略，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房玄龄陈述事情，千里之外也如同面对面交谈。若把两人的事迹合起来说，那么文字方面左丘明最善于谈论战事和政务，司马迁次之；若把两人的文章同他们的事迹相比，赵充国、房玄龄亲自陈述的事情如同镜中显影，左丘明、司马迁善于描写人物，连神情也一并表现出来。我曾经遗憾不能把几位君子合成一人，如今差不多在公身上见到了这一点。公年轻时出身，文章和政事都很出色，声名倾动一时。主持辽东武试，很快便立功于天下。不久又因赐剑之事被贬谪到播州，但那本来只是挫败胡虏余势罢了。皇上正倚重公如同倚靠长城；从今以后经营治理的事业，哪里只是辽东、播州呢？我唯独对公谈论辽东的一句话深有感触：‘没有一年不发生灾祸。胡虏俘获我们的百姓，还知道设法使他们安定；我们实在拥有百姓，却没有人怜恤他们。让他们留在我们这里而死，不如被胡人掳去而活着。’ 这句话，痛切而深刻，都是别人不知道说、不能说、又不肯说的事情；即使痛哭流涕，也不过如此。唉，天下就是一个辽东，公难道只是替辽东说这些话吗？称号 孟洋 郑洛书 孟洋 《讷斋》序 《讷斋》序 射箭的人拿着弓、按着箭，到了将要发射时，先拉开弓而向后退引。鸿鹄将要飞起，直上云霄，却先收敛翅膀伏下。君子说话不过是迟缓谨慎罢了。慎言，是求学者的要务。默默思考来审察辨别，藏蓄积累以便充分发明。若把射箭者的退引叫作回还，把鸿鹄的伏翅叫作停止，那就错了。君子有四种情况不说话：没有通晓就不说，没有顺理就不说，没有精审就不说，没有实践验证就不说。广博便能通晓，明察便能顺理，选择便能精审，践行便能取得验证。君子具备这四点，即使想不慎言，也做不到。因此，潜心探求，是周密认识言辞的基础；虚心向下请教，是辨析的媒介；沉静思索、周密推度，是发声的节制；藏身于事、努力实行，是言说得到印证的凭据。缺少其中一点就危险，缺少两点就昏昧，还凭什么需要说话呢？河流曲折回旋以后才能流远，山势由低缓升高以后才能高峻，言语经过沉默修养以后才能完善。所以慎言，是求学者的要务。有德的人言语少，多话的人实际内容少。譬如拿着燕石在楚国人的市场上夸耀，而卞和却退避一旁，独自守护自己的璞玉。如今在黑夜里，星宿排列，银河灿烂，三尺童子仰头观看，也不会惊怪；春天打雷，却能震惊百里，听见的人如同听到钟鼓之声。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同。白天出现星星、冬天发生雷鸣，即使盲人和耳聋者也知道这是异常。君子心中有道，只有在合适的时机才发言；审察事机而通达明白，观察事理而顺应万物，举近以概括远方，反省自己而验证他人。自己看来明明白白，别人看来却沉默无声。因此说，等到时机成熟以后再说话，人们就不会厌烦他的言语。我见过慎言的人等到时机成熟才发言，却没有见过不慎言而能够善于说话的人。小的辩说会损害大的智慧，巧言会使人的诚信废弃；子贡言语屡屡说中，孔子却感叹那是他的不幸。宰予很能说话，却因言行不慎而遭到责罚，说的就是他不能慎言。仲尼的弟子中，只有颜回、曾参差不多达到了这一点；孔子说‘颜回像愚人’，又说‘曾参鲁钝得像愚人’。这些话，说的就是慎言。鲁，是迟钝的意思。难道这两个人没有说话的能力吗？言语不能不慎重，实在太重要了。话说出去不能收回，传入人心也不能夺回。《尚书》不是说过吗：‘唯有口中说出善言，才会带来美好；口中说出恶言，就会兴起战争。’ 《易经》说：‘相差虽有毫厘，错误却会达到千里。’怎么可以不慎重呢？白圭关于谨慎言语的告诫，慎言的人可以免受祸患了。范子把自己的斋号命名为“讷斋”，是用来警戒自己的。言语上的朋友都赠给他诗；无涯子作了这篇序。郑洛书 《虚谷》序 《虚谷》序

译我的朋友姚君在明以“虚”自命。我说：“天不能命名，道不能命名，所以把它命名为‘虚’。你能守持一而不杂吗？能不失去它吗？能保持浑朴吗？能保持蒙昧吗？能保持空明吗？能忘掉法则和形象吗？能抛弃糟粕吗？”姚君说：“我从中有所取法。上面不在山，下方不在溪泉；这里成为口，那里成为腹。山林中有高低错落，万物的声音愤怒长鸣，有的叫，有的号，有的突冲，有的咬噬；有的领唱，有的应和，大小相和，声音调调刁刁。把这些声音收敛藏起来，便成为寂静空旷。这其中有什么可取呢？我从谷中取法。”我于是相信姚君的“虚”了。谷的空虚，包含谦逊而能容受的意义，也包含感应的机理。能接受却不能感应，便像枯槁的梧桐，君子不能如此；能够感应却不能回应，便像雏鸟的叫声，君子也不这样做。君子有名声，却不能成为名声的尸体；有所谋划，却不能成为谋划的府库。五种本性在运行吗？七种情感在发动吗？是谁推动它们运行？这机括难道不在自己吗？飘飞的瓦片是人世间吗？云是为了下雨吗？雨是为了成为云吗？用气息把它吹成风，最终归于太空吗？那些法则和形象并非没有糟粕，本来就应由人来实行、由天来发出，以知觉相合，以太玄通达。它的运动正直，它的精微具有神妙。神，是生命的根本。有法而又不拘泥于法，随着时势来行事；有尺度而又不拘泥于尺度，随着事物而相合。去除成见执著，离开固定形态，使常道的光辉照耀天下，最终又返回无名状态。我不知道我的“我”如何成为我自己，又哪里知道谷如何成为谷？能够这样，才是虚的最高境界。我借这篇序将这些话归还给在明。愿在明倚着几案斋戒，仰天长啸，坐忘一切。图绘 杨士奇 周瑛 萧鸣凤 杨士奇 《万木图》序 《万木图》序 《万木图》这幅画，是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建安人杨荣勉仁，为彰明他祖父达卿先生的德行，给后代人看的。先生有孝行，做善事、施行义举，总是急切勤勉，却不喜欢把施舍当作自己的名声。他认为接受别人施舍的人，常常会有惭愧羞耻、觉得受辱而内心不安的感觉。施舍给别人，却使他的内心惭愧羞耻、觉得受辱而不能自安，那仍然等于没有施舍。一定要使接受我施舍的人觉得这是他本来应当得到的，仿佛与我无关，并且使他的内心安宁，这才差不多可以。元朝末年，战争、饥荒接连发生，百姓困苦、贫穷、受冻、挨饿，没有食物，甚至互相吞食来苟且求生；即便父子夫妇彼此相望，也不能互相保护救济，各处都是如此。当时先生储藏的粮食非常多，准备开仓赈济，便指着某座山，向众人喊道：‘有谁愿意帮助我出力栽树吗？栽一棵树，我给你们若干粮食。’愿意帮助我出力的人，先给他粮食。于是大家争相愿意出力，前来请求粮食；先生把他们全都供给饭食以后，便按照原先所说的，愿意栽多少树就给多少粮食，不登记、不记住他们的姓名，最终也不考察他们的功劳，却救活了数不清的人。先生乐于施舍，是多么忠厚、周密、委婉而完备啊！过了几年，树木郁郁葱葱，高大茂盛，全都长成了有用的木材。先生指着树木告诫他的子孙说：‘没想到今天竟然茂盛到这个地步。你们不要只顾为自己谋利；将来有人修建学校、佛寺道观、桥梁和渡船需要木材，就把木材给他们；有贫穷的人想建房屋、死后想做棺材却没有木材，也给他们。不要只顾为自己谋利。’于是所施舍而带来的利益就很多了。当时福建行省左丞阮德柔听说后，认为这件事很高尚，命令工匠绘制《万木图》来表彰他。缙绅君子多作文章或诗歌来记述、歌咏这件事。后来这些文字都在战乱中散失了，但他的子孙牢记并奉行训诫，直到今天没有违背。然而还希望后世子孙都能牢记奉行、不违背，所以才继续绘制这幅图。唉！当初先生只知道施舍粮食，也只知道要使接受施舍的人内心安宁，哪里计算过后来会栽成多少树呢？而接受施舍的人必定尽力，不能苟且偷懒。这大概是天理存在于人心，不能自已的缘故。先生所存的心就是这样，可惜他只在衰乱艰难忧患的时代、田野乡间施行善事，最终只是以平民身份过完一生。否则，假如他遇到太平时代，得到一官半职而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所施加的利益难道不会更加广泛吗？如果他的后人世代继承他的训诫，推广这份善心而不停地实行，那么他们施加的利益自然也会更加广大。因此把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人。周瑛 《省耕图》序 《省耕图》序 近来山东各郡发生饥荒，公私储蓄都没有准备，百姓大量饿死。天子念及国家的根本，派遣大臣巡视；幸好上下共同献计，公家和私人共同出力，百姓才得到救济。接着议论者认为，天下各郡县都应增设治理农业的官员，以汇集政务、成就事业。皇帝下诏说：‘可以。’于是郡中增设判官，县中增设县丞，藩司、宪司各增设参议、佥事一员，专门主管农政。我的朋友朱有严担任归安丞。有严本是儒家子弟，曾读书而知晓古今政治的得失；后来参与督府事务，掌管文书，精通吏事。到达归安以后，他便选择那些与农政关系重大的事项，全部提纲挈领、分条列目，颁布给当地乡民，并同百姓共同遵守。每年春季三四月间，及时的春雨刚刚停歇，布谷鸟开始鸣叫，他就常常乘一条小船到湖上去，有时乘轿子轧轧地行走在田间小路上；遇到百姓，不行上下尊卑的礼节，只求把实际情况传达清楚。见到勤劳的人，他说：‘你只管勤劳，上天明明照临，最终会得到丰收之年。’见到懒惰的人，他说：‘你不要懒惰；不耕种，不收获，就不能缴纳王赋，不能供给应有的常规赋税，最终会受到刑戮。’见到饥寒的人，他说：‘你又饥又寒，就像切割我的肌肤；我壶中饭食的余下部分可以给你吃，我筴笥中储藏的衣物可以给你穿。’ 如果实在不得已，我就替你把这件事上报给司、府，请求赈济财物。”你回到归安，安置在附郭县任职。百姓熟悉官府事务，起初听说增设官员来治理自己，十分忧惧；等见到您善于安抚教化他们，又非常喜悦。于是四境之内，懒惰的变得勤劳，勤劳的受到勉励；贫困而饥寒交迫的人，感激您的话，就像饮下醇酒、身披绵衣一样温暖。然而不久田野大为开垦，公私积蓄随处都有储备，您的声誉也在上下之间日益显著。唉，农业政务关系重大啊！从前成周时代，设置官员三百六十人，在乡、遂都设有官员，用来全面了解百姓及土地的宜忌，以此制定法令；又按邑、闾征收赋税，察看年成的丰歉来收取，使百姓粮食平均，并救济他们的急难，因此百姓不会诉说饥荒，即使终于发生饥荒，也有储备可以救济。后世在守令之外设置官职，其他职务都很详备，却不设置农官；偶尔有贤能的守令用心经营农业，其他人则漫不经心。一旦发生急难，百姓便相互枕藉，等着死去，就像山东的饿殍一样。因此，设置农官怎么能认为不重要呢！朱君任归安县丞时，曾作《省耕图》给我看。我认为他重视农业这个治国根本，所以不推辞，替他写下这篇文字。至于在督课农业之余，能够领略湖山的情趣、花木鱼鸟的情态，那就有诗人吟咏的诗篇在了。萧鸣凤 《南畿地理图序》

译《南畿地理图序》南畿土地广大，事务繁多，制使、抚按分别治理各自辖区，只有提学由一名御史总管。南畿的地理，本来就应当有一幅完整的地图；在提学察院这里，似乎尤其不可缺少。我鸣凤承乏任职于此，开始命人绘制，并刻在石上。大体说来，南畿的形势，关键在长江、淮河两条水系：汉水向北流入长江，黄河向南迁徙而流入淮河，最后都向东注入大海。因此南畿是四渎流经的地区。钟山沿江而上，凤阳、泗州与淮河盘曲交结，都是堪舆家所说龙脉尽头、水流汇聚的地方。我朝祖陵在泗州，皇陵、中都在凤阳，孝陵、都城在金陵；江淮山川的秀美，全都集中于此。这难道确实是上天保佑圣人，用来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基业之地吗？再看天下的后势：南畿控制长江，于是皖城成为要塞；扼守淮河，于是寿春、旴■〈日台〉成为要塞；俯瞰黄河，于是彭城、颖亳成为要地；闽浙处在侧翼压迫之下，青兖、陕洛、江广又当着咽喉要冲，这是拥有天下的人必先经营的地方。这难道确实是圣人承受天命，用来开创统一而无疆的事业之地吗？如今观看这幅地图，审察形势的关键，推究根基棋布的缘由，就知道南畿的人民和物产，确实是国家腹心元气所在。凡是治理这片土地的人，难道可以没有慎重的心意吗？所以由此谈论风俗，就会知道我朝祖宗培育教化深厚，必定可以称它为天下首善之邦，这样说并不惭愧。教化之事本来不可不敬慎。由此计算财赋，江南不过弹丸之地，却尤其供军国所依赖，能够不穷竭的还有多少呢？民力本来不可不节省。由此比较丰歉，宣州、歙州各溪流入长江有通有塞，吴中巨大水泽的下流有开有闭，徐、楚地区因黄河迁徙远近而有旱涝，京师又因漕运迟速而有盈亏；水利本来不可不讲求。由此考虑常态与变故，都城广大而兵力难以普遍部署，长江险要而防守操练难以废弃；盗贼在乡里流窜却没有防备，就容易引起警报；海滨盗匪聚集日久而不加防范，就容易被轻视；武备本来不可不修整。由此推而广之，触类旁通，掌握事情的开端，本来就将防止弊端、救治未然；但不如医治根源。这是职分所应思考的道理，也是咨询谋议的好处，大概一定有彼此启发之处。对于国家腹心元气，难道只能算是小小的补益吗？既然如此，这幅地图虽然同古代记叙大禹治水、说明职方的著作相去很远，但心术并没有不同；由此也可以推知彼时。倘若有人从中得到启发，他一定会有所感悟。志书 任瀚 许应元 苏浚 任瀚 《顺庆府志序》《顺庆府志序》顺庆处在剑门、白帝、夔、涪、渝、阆之间，也是果州旧治所在。天下有事时，夔州、剑门等州先行戒备，唯独果州可以从容自保，不受战事牵动，因为它不是要害之地，所以没有斥堠、垒壁、亭障、徼塞之类的设施名称。先主刘备下三峡窥伺吴国，出栈道阁道抵御魏国；唐明皇、僖宗前后幸临蜀地，也都取道潼关、渝州，而果州因为是偏僻郡县，不能承受一次翠华黄屋巡幸，皇帝巡行也到不了这里，所以没有宫阙、台榭、明堂、京观、楼橹之类的建筑制度。郡城位于天地西南，山川灵秀深奥，广大而郁积，曾经产生忠义、瑰伟、神明之士，往往名闻天下；但人的贤能和物产的奇异不可能同时集中，所以没有璆铁、银镂、赤洫、玄砥、■〈金丱〉璞、砮砂、竹箭、丝枲、文羽之类的贡物。像这样的地方，编写郡志本来应当简明而容易辨识；但长期没有修志，难道不是因为缺少用金石考核事实的工作吗？将要做长吏的人，也不能不被出仕任官和羁旅漂泊的心情牵制，因而惶惧地觉得没有闲暇。朱侯博学多闻，政绩修明，又为风雅所推重，认为我曾任记室之职，对于郡志理应有所记述，却不知道我其实不能写这篇文章。我曾因射箭伤人，终身不再碰箭，世人难道反而不能谅解我吗！如今这部志书的草稿原本出自郭睿，题名、编次又经朱侯和师儒共同裁订，其中没有一句是我说过的话。孔子说：“我想考察夏代的政教，所以到杞国去，却不足以考证；但我得到了《夏时》。我想考察商代的政教，所以到宋国去，却不足以考证；但我得到了《坤干》。”如今各国的史书早已亡佚，怎么知道后世的人不会从这部志书中有所取用，并庆幸它像《夏时》《坤干》那样仅仅保存下来呢？我常常依据、撰述《华阳国志》，乡■〈尚阝〉都依赖它；但它不通晓史书体例，又多有参杂附会之处，人们以此为弊病。陈著作陈寿是本郡人，有卓越才华，曾撰写《三国志》《耆旧传》，却唯独略去郡志，不记载近世之事。吴使君伯通虽然写过一部志书，却又自己认为不满意，不愿公布流传于当时，后来又散失了。由此可知，山川人物的显晦，古今文章的流传与不传，仿佛都有定数，不是人力所能强求；何况国家兴废成败中那些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呢？我既为郡志完成而高兴，又为前代那些著作者生不逢时而悲伤，所以不能不说这些话。过了这里我将离去，游历海上，从此不再同世人说什么。许应元 《苍梧军门志序》《苍梧军门志序》

译少司马括苍应公写成《军门志》后，交给我许应元说：“你替我写一篇序，说明其中的意思。”我已经推辞过，后来想到自己文辞不佳，便不能推辞，于是接受书稿并完成了校订，叹息说：“唉，意思深远了，忧虑又是多么深重啊！如今天下谈到夷狄之患，北方是胡人，南方是疽，即两广的夷人。然而胡人的情势近在眼前，防备却常在千里之外；两广的形势远在万里之外，而祸患却在宫墙之内。为什么呢？胡人居住得极其遥远，他们想入侵中原，大都要经过数百上千里的空旷之地，然后才能到达边塞。若烽堠侦察确实严密，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声息而预先防备，所以说祸患在千里之外。边塞距离京畿，远的有数百里，近的也不过一两天路程，羽书可以早晚送达，所以近来常能借助天下的力量防备胡人，所以说祸患在眼前。两广是南方边远夷人的交错之地。山海溪峒中的蛮人，与各郡土地犬牙交错、彼此相接，一同耕作又争夺食物；他们固守险地，任性暴戾，不亲近、不讲说辞，只要能得到利益就不顾死亡。从古以来，这些人不是上德之君所能怀柔，也不是强武之力所能轻视的。他们像野兽聚集、鸟雀散开，亭、隧、隔塞之类的设施无法施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甲、盾、剑、箭也来不及仓促备办。而两广百姓没有一年不受到夷寇惊扰。然而天下知道胡人的祸害，却还没有看见两广的忧患，是因为胡人近而两广远，所以说它的形势在万里之外，而祸患却在宫墙之内。两广的夷人并不是有能力危害中原，但一天不作防备，岭海之间就会震动。”宪祖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开设都府、建立旌节，在苍梧屯驻重兵，授予大臣临机处置的权力，为万世制定深远的规划。然而石画之老屡次建立讨伐的功勋，士绅大夫竭力施展洞察幽深、谋虑远大的才智，勇武有力的将士也贡献擒获敌人的力量；士马甲兵盛大显赫，远近皆知，武技强劲、行动敏捷，在军伍中操练纯熟。这部志书所说的，也确实如此。然而应公反而把这些当作忧虑，为什么呢？唉，这正是应公忧虑的原因。先王施行武力，本来就说过：“勤勉体恤百姓的隐忧，并消除他们的祸害。”两广用兵频繁，两广百姓的力量长期困乏；侵扰盗窃的忧患逼近，而军队的供给又不能停缓，这正是坐等困弊的情势。《诗经》说：“那些旗帜多么鲜明，为什么不飘扬？忧心忡忡，车夫也疲惫不堪。”旗帜仪仗的盛大、委任托付的重大，本可以看作荣耀，但君子却因此忧虑。因为忧虑，所以考虑周详；考虑周详，所以事情办得好；事情办得好，百姓就能预先安定；百姓预先安定，武备的节度就会振作，这就是取胜的筹算。因此应公两次击败敌人，而百姓并不知道有多么辛劳。唉，内心的忧苦疲惫，哪里还顾得上询问呢？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要修志呢？传记中有这样的话：“《采薇》废弃了，征伐就会有缺失；《出车》废弃了，功业和军力就会有缺失；《杖杜》废弃了，军队众多的意义就会有缺失。”司马官揖让进退的制度还存在，但三代仁义之师，在后世仍很少能看到大概。记载牧民形势、驾驭战马的篇章流传下来，于是攘除夷狄的功业，便在《春秋》中有了记载。何况盛世之所以开始忧勤而终于安逸快乐的道理呢？怎么可以废弃？怎么可以缺少？废弃和缺失的事情多了，最后就会导致万物不能顺利生长，四方夷狄交相侵扰。因此先王重视它。既然如此，应公急于修志，难道又是厌恶它有所缺失吗？唉，意义大概确实深远啊。苏浚 《安南志序》《安南志序》安南处在粤东、粤西和滇南之间。粤东、滇南从海道进入，粤西从陆路进入，所以颁布历书、传达檄文以及上表进贡，大多取道粤西，这是因为那里地势便利。正德、嘉靖以来，南方黎族与莫氏两位首领互相争强据守，都想取得中国的典章来增加自己的分量，而国家也察看他们的情势，随宜应对，只是羁縻而不使关系断绝罢了。近来莫氏中衰，黎氏又兴起，旁观者的议论几乎充满朝廷。大多数英锐之士以汉、唐设置郡县为名义，认为一定要利用鹬蚌相争的形势，扫清涨海的尘垢，想把夷地改变为华夏之地，并以此为满足。老成之臣警惕宋、元的前车之鉴，又牢记高祖留下的训诫，想用夷人治理夷人，如嘉靖年间的旧例。我听说，古今的情势相差并不太远。传书说：“上等的办法是顺应它，其次是整顿它，最下等的办法是同它争斗。” 治理与夷人的交往，大概也是这样吧。西汉时宽缓而以文法约束，并且顺应当地习俗，所以百姓安定。东汉时用礼法引导，又担心使用兵威，所以百姓疑惧。到了汉朝末年，官吏苦害百姓，百姓也苦害官吏，几乎不可收拾。唐、宋以后尤其更加严重。贪官从山泽物产中谋利，把安南当作奇货，剥山取利、竭泽而渔，随之而来的便是虎狼般的反噬。那些号称强干有力的人，喜欢用功名树立自己，今天招募，明天征收赋税，斩首的功绩还没有听说，捉襟见肘的困境却已经显现，百姓怎么能不穷困而成为盗贼呢？元代姑且不论，我朝的威德远胜西汉，可是取得安南却不能守住，那么其中原因就值得思考了。西汉时在交州设置官员，刺史一人，郡守三人，县令并不多。我朝却列为三司，分成十七个府、州、县，而且以百数计，又用宦官镇守。那些人难道都能饮冰茹蘖、舍身为公吗？从掌故中听说，参政冯贵已经有贪墨的声名，中官马骐尤其严重。最初施政就这样，后来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百姓纷纷投向夷人，是形势造成的。从前合浦郡贪官很多，珍珠转移到交趾；孟尝任郡守后，珍珠又回来了。唉！如今这个时代，怎么能把这样的人全部派到南交去，使夷人不敢轻视中原呢？边备 郑晓 郑洛 郑晓 《皇明北虏考序》《皇明北虏考序》

译高皇帝使四海永远清平，传发檄文驱逐胡人，魏国、鄂国的将领在前面追击，宋国、凉国的将领在后面蹴逐。那时，胡人却仍然潜伏在我们的边境，残害我们的官吏百姓，突袭我们的将校。皇子、元侯分封建府，环绕三面边疆，选拔训练士卒战马，周密防守，曲尽备御；羽檄向南飞驰，几乎没有一天空闲。高皇帝留下训诫，时刻防备西北，谋虑深远。靖难以后，胪朐受挫，五位统帅没有回来。文皇帝勃然大怒，手持斧钺四次出征，虽然曾践踏敌虏庭帐，降服名王，俘获车辆牲畜，但我方财力也因此极度窘迫。到晚年仍然议论继续用兵，朝廷大臣竭力阻止。皇帝的意志更加坚定，司徒被囚禁于后宫，本兵在私人宅第自缢。榆木川的变故，虽然后悔又怎么追得回来。宣宗时曾出巡近郊，大规模搜阅讲习武事；喜峰口之战，不过是对山戎略加讨伐而已。正统十多年间，贡使来往，彼此以好言相待，竟把和亲比作汉代后妃，把所送财物等同于宋朝币帛。胡人的野心由此滋长，觊觎非分之事。又加上宦官势力张扬，柄臣首鼠两端，城垣防线已经溃败，羁縻控制也不谨慎，最终导致六军失去行列，将相抬着尸体回来，车马被遮蔽，四郊到处都是堡垒，三座皇陵撤去祭祀，京城几乎动摇。幸赖上天神灵保佑，景皇帝知人善任，文武大臣在艰难中竭力效命，禹王的疆域很快恢复，尧帝的封域也如旧。敌虏也四散混乱，叛乱、弑杀接连发生，我们才得以安宁整顿。然而他们的文书言辞桀骜，使者骄横凌辱；我们稍稍表示包容宽大，用不加治理的方式对待他们罢了。天顺年间，我正怀念平城之警，敌虏又遇到呼韩邪单于内部的嫌隙；虽然他们有侵掠，我们也能够抵御。到了成化年间，各部首领竞相兴起，分部争雄，各自占据水草丰美之地，残害我们的边郡。河套沃土被弃置，成了敌虏的巢穴。威宁之战的胜利，足以称为快慰仇敌。然而面对这些谗言，反而有人说这是贪图功劳，文吏便乘机舞文弄墨，边防将帅因此离心解体。不仅大宁、兴和、开平已经不再属于我方，朔方、河南也不是《职方》所记的旧疆域了。河西、辽东塞外的城郭诸国，以及保卫边塞的奚夷，也渐渐离心背叛。于是沿边万里，到处驻扎将士，官员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分散，财力越来越匮乏，中原越来越困顿。因此弘治初年，颇为搜集过去的文牒，说洪武、永乐年间都曾派使者到穹庐，甚至屡次颁发诏书敕令，赐给他们绮绣，以官爵封号笼络他们。如果驾驭得法，他们贪恋我们的诱饵，我们加强自己的防备，亭堠不受惊扰，耕种放牧各自便利。过几年，敌虏将会消耗衰钝，而我方更加富足强盛，这是可行的计策。当时获准实行，大同三年，三次进贡所费才十多万金。大同东西五镇都没有敌虏之患。不久议论者又说，敌虏进入边塞，经过关隘，叩击关门，便能了解我们的地利、窥探我们的兵力；普化、也先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因此我们关闭关隘、拒绝进贡，专心整顿内部。己未、庚申年间，妖氛缠绕昴、毕二宿，上谷、云中惨遭荼毒。孝宗发愤，召见公卿，立即商议征讨。刘大夏当面陈述利害，只派柳棘之师，坐享《采薇》《杖杜》所说的功绩。否则，几乎要重蹈庚寅年的旧事，给己巳年留下忧患了吧？但当时君臣和睦，人民物产丰盛；遭遇这次外患后，更加勤于内政，四海安宁，百姓不知道战争。到了正德年间，河东、陕西、雁门以北每年都有敌虏之患，隐瞒失败、冒领功劳，上下相互欺骗蒙蔽，整顿边防、攘除敌患都没有办法，人心思乱，盗贼四起，宗藩再次发生变故，哪里只是众人背叛，这叫作亲人离散。如今皇帝亲具神圣资质，正值鼎革之时，顺应形势，以威严施治，教化融洽于内外；这些蠢笨的丑虏，又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但善于忧虑的人认为，近来各部敌虏解开仇怨、结为友好，轮番入侵，使我军疲于奔命；而且他们进退分合颇有纪律，又接纳我方逃亡之人，巧妙地充当间谍，混迹市井，甚至窥伺京畿。往年敌虏越过大同，翻过雁门，经过太原，劫掠上党，闯入平阳，残害渔阳，困扰辽东，最近又越过紫荆关，逼近居庸关，甚至进入古北口，侵犯都城了。关中、陇西距离京城已经很远，即使杀掠人畜数万，也没有上报。于是忙忙碌碌地议论将领、议论兵力、议论粮食、议论互市进贡、议论战争防守、议论赏罚，也不过是在讨论那些细小的事情罢了。唉，三代盛时，漕运还没有到达江南；五代以来，蓟北连夜巡更都没有实行；汉代有卫青、霍去病开拓疆土，唐代却因安史之乱而收缩国土，哪里比得上我朝山川形势周密联结，已经取得天然险要；营寨、镇戍彼此联络，也把人的谋划发挥到了极致；节制贡赋，常有充足的财力；统摄纲纪，又没有专擅命令的官吏。大概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比今天更强盛的时代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要特别加以留意罢了。有人说：周宣王在襄地修治猃狁，重华广施恩德，四方夷狄都来朝见称王。又说：是谁辅佐重华？是皋、夔、益、稷。是谁辅佐周宣王？是召公、张仲、山甫、吉甫。这样说是有道理的，确实是有道理的。郑洛 《谕虏俗言序》《谕虏俗言序》

译国家接受北狄的归顺，开放关市，从辛未年开始，到如今已经十五年。我自己卯年带兵出征，会同俺答从西方牧地回来。不久俺答死去，黄酋即位，变革纷杂。又有穹庐之人窥伺，环绕边路关塞。单于以及左右贤王每天派大当户来向我们乞求，试探我们，探问疑虑，反复试探，种种情状都有。我认为北狄难道就是犬羊吗？他们同人性相近，是可以翻译沟通的。如果守关的人厌恶腥膻，对琐碎事务有所简慢，心存疑虑，向他们显示狡诈，就可以羁縻敌虏。幸好一旦没有事情发生，他们又会说什么安抚呢？这是我的职守，哪里敢忘记职责？所以每当大首领的使者到来，我就把他们引到阶下的译官处，让他们陈述请求，向他们宣示我们的恩威，每天喋喋不休地说上数万字。夷人没有听懂就不停止，不低头服从也不停止。曾有一天从中午一直到太阳偏西都没有时间吃饭，这件事记在《纪略》中。只有单于或屠耆等同宗、同族、兄弟子侄，不便当面约束的，才用书信告谕他们。书信顺着他们的俚俗，译起来容易；不嫌篇幅长，想让他们听进去；不谄媚，也不欺侮。即使不时出现含蓄言辞和隐约语意，也都以真实情况为根本，用从容整肃的态度，顺着事情必然发展的情势，所以敌虏也没有反对的话。忠信笃敬的原则，即使对蛮貊也可以实行，圣人的训诫真是深刻啊！六七年以来，有时拒绝他们没有止境的请求，有时压下他们不安分的谋划，有时他们距离很近却因疑惧而动荡，我们离开后他们便安定下来，疑惑恐惧也随之消除。桀骜的人被驯服，犯罪的人低头服从。他们向我们乞求，好比狐狸垂涎高处的鸟，却终究不能奋飞攫取；试探我们的人贪爱汉地财物，好比群蚁聚集在腥膻之物旁，驱赶它们也不肯离去；探问、怀疑我们的人，好比鸱枭，却都怀着求和的声音。唉，谁说不是这样呢？这次事务，依靠的是宗庙社稷的威灵和天子的圣明；又有执政者坐在帷幄之中，与圻父共同主持，授予边疆大臣临机处置的权力。因此我恭敬地奉行天子的明命，永远专心承担这一职责。否则，以我这点才能，哪里做得到呢？我读史书时看见汉廷遗留给单于的书信，而单于的书信也都保存着。如果把和亲相比较，把天子称为丈人，每年运送币帛，争着进献财物，那么他们难道不会认为盛世时汉廷如今所作的谕告，和名王向我们谦卑称臣的言辞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吗？况且板升过去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如今大奸猾的人在龙庭之下，难道只有一个中行说吗？敌虏正把他当作心腹，倚为左右手，而这个奸猾之人竟不能煽动敌虏写一封尺二牍来加害我们。这难道不是天朝神灵恩宠太重，夺去了他的心志；而我们用来谕告他们的言辞，恐怕也不可不说得恰当吗？我已经记述抚驭敌虏的大略，闲暇时又取出那些告谕敌虏、内容有要领的文字，各自附上番文，有时并列记载事情的原委，编成一册，题名为《谕虏俗言》。所谓“俗言”，是什么意思？不是公文告示的言辞，而是准备刻在幕府之中，用来告知同事，叙述事情的原委。“繄”就是“如此”的意思。至于警戒没有发生的祸患，像在下雨前修补房屋那样预先筹谋，保全和养护元神，并回应天子的神圣恩宠，那就有皇帝极其严明的命令，臣下也有固定的法度了。我每天都想着同边疆的几位同僚共同谋划这些事；这里不过是闲谈，又何必多说呢？《皇明文征》卷四十七 《皇明文征》卷四十八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序五（赠送） 赠送 宋濂 刘崧 孙作 陈循 丘浚 罗伦 王鏊 罗玘 林俊 杨廉 李承芳 李梦阳 顾璘 王守仁 何景明 熊过 殷云霄 湛若水 邵宝 舒芬 丘养浩 王梅 廖道南 唐顺之 任瀚 宋濂 《送东阳马生序》《赠龙泉簿蔡君序》《送东阳马生序》我小时候就爱好学习。家里贫穷，没有办法得到书来阅读，常常向藏书的人家借书，亲手抄写，计算着日期按时归还。天气非常寒冷，砚台里的水结成坚冰，手指不能弯曲伸直，也不因此懈怠。抄完后，赶快把书送还，不敢稍稍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很多人愿意把书借给我，我也由此能够遍览群书。成年以后，更加仰慕圣贤的学说，又担心没有博学的老师和有名望的人可以交往，曾经赶到百里之外，跟随乡里的前辈，拿着经书向他请教。前辈道德高尚、声望尊贵，门人弟子挤满了房间，却从未稍稍放下他的言辞声色。我站在他身边侍候，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下身子、侧着耳朵恭敬请教。有时遇到他的斥责，神色更加恭敬，礼数更加周到，不敢说一句话答辩；等到他高兴了，便又向他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最终还是获得了许多教益。当我跟随老师学习时，背着书箱，拖着鞋子，在深山大谷中行走。严冬凛冽的寒风中，大雪深达几尺，脚上的皮肤冻裂了也不知道。到了住处，四肢僵硬，不能动弹。侍女拿热水浇洗我，用被子围裹覆盖，过了很久才暖和起来。住在旅店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没有鲜美肥嫩食物的享受。同住的学生都穿着绫罗绸缎，戴着红缨和珍宝装饰的帽子，腰间佩着白玉环，左边佩刀，右边挂着香囊，光彩鲜明，像神仙一样。我却穿着破旧的棉袍和破衣服，处在他们中间，丝毫没有羡慕艳羡的意思，因为内心有足以快乐的事情，便不知道口腹和身体的供养比不上别人。我的勤奋和艰苦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我虽然已经年老，却没有什么成就，仍然幸运地跻身君子之列，承受天子的恩宠光辉，跟随在公卿之后，每天陪坐，充任顾问；四海之内也错误地称道我的姓名，何况才华超过我的人呢？如今诸位学生在太学学习，县官每天供给廪米和钱钞，父母每年送来冬衣、夏衣，不再有受冻挨饿的忧患了。坐在高大的屋舍之下诵读诗书，不再有奔走劳苦。司业、博士担任你们的老师，没有提出问题却得不到告知、有所求却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凡是应当有的书籍，这里全都汇集了，不必像我一样亲手抄录，向别人借来以后才能看见。学业有不精通、品德有不成就的，不是天资低下，就是用心不如我专一，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东阳马生马君在太学已经两年，同辈人都很称赞他的贤能。我到京师朝见时，马生以同乡后辈的身份来拜见我，写了一篇长信作为见面礼，文辞流畅通达；同他辩论，言语温和，脸色平易。他自己说年轻时在学习上用心十分劳苦，这可以称为善于学习的人了。他将要回去拜见父母，所以我特意把求学的艰难告诉他。说我是在勉励同乡后辈学习，这就是我的本意。诋毁我是在夸耀自己际遇显达、向同乡后辈炫耀的人，难道是了解我的人吗？《赠龙泉簿蔡君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