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之四十五

译臣解缙年轻时侍奉太祖高皇帝，早晚都带着笔墨纸张等待圣上的兴致。皇帝尤其喜欢作诗歌，睿智的思绪英发，神妙的文章勃然兴起，如雷轰电逐，片刻之间便创作完成；玉音充沛流畅，一口气写下数千上百字而毫无阻滞。臣解缙总是立即草书在一幅又一幅纸上，笔还来不及停下、顾不上点画便进呈上去，只是稍加点定、数一数韵脚罢了，有时连一个字也不改。因此我常常喜欢诵读古人铿锵响亮、光明灿然的作品，尤其厌恶咿咿呀呀、猥琐鄙陋的诗文，认为那是衰世的作品，不值得观看；而天下作诗的人，很少能真正得到诗歌的旨趣。有一个叫宗泐的诗僧，常常把自己苦心精思、认为得意的诗一百多篇进呈给皇上，皇上一览还没有读完，便每天把它们全部和韵作诗；其雄浑深厚、开阔伟大的气势，俯视宗泐的诗，就像太阳之于萤火。大概像宗泐这样的作品，尤其不足以承当圣上的心意，圣人与贤人的气量相差悬殊，本来就是这样吗？近来我在内廷供职，有幸看到先皇亲自御览的书籍，见到其中题作《顾录诗集》的两篇，大概是先皇曾放在身边、深深得到圣心的作品。臣解缙急忙取来阅读，看到其中有凌驾一世的胸怀，却说没有人了解自己；有洞察万古的志向，却说圣人也可以追及；说麒麟凤凰可以驯服亲近，九天可以安然行走，帝王居所可以趋近而进入；说亿、千、百都不过是片刻，日月可以抚摸玩弄，星辰可以挤压投掷；说风云可以吸吐，雷电可以驱使奔走，造化和鬼神可以呵斥命令。至于他用来立身自持的，大概要同天地长存，与历代圣人并列为一类。这就是为什么太祖高皇帝喜爱他的诗而不肯放下；天下有见识的人认为它如云行水流、与万物无所争，而不了解的人却认为他狂妄愚蠢。然而这些人都不足以真正了解他，只有高皇帝了解他，臣解缙了解他；从今以后，后世也还会有人了解他，并感叹再也不能见到这样的人了。顾录字谨中，是松江人。起初以太学生的身份掌管太常寺簿书，太祖高皇帝举行郊祀时，他有担任执事的荣耀。后来有了才名，多次被人排挤诋毁，太祖高皇帝怜悯他，保护并保全了他。我平素见过他进呈的诗。如今他被提升为蜀王府教授。我与他一向相知，却从未相识；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一见面就像平生好友一样欢洽，倾心谈论诗歌，他又把自己的诗集给我看，所以我依照上面的意思为它作序。李梦阳 《林公诗序》《熊士选诗序》《林公诗序》李子读了莆田林公的诗，感慨叹息说：“唉，我从这里知道了诗歌可以观察人。”石峰陈子说：“邪曲的人难道能说端正的话吗？平庸软弱的人难道能说刚健的话吗？急躁的人难道能说冲和的话吗？偏私的人难道能说平正的话吗？显露的人难道能说含蓄的话吗？这样又怎么能观察人呢？”李子说：“这叫作言语，却不是所谓诗。诗，是人的镜子。人的内心一发动志意，必定表现在言语中；言语延长，便形成声音；声音形成声律，声律和谐便有应答；声音延长便有节奏。言语不能完全衡量志意，先以篇章发露出来，然后诗才产生。所以诗并不只是说话。因此，说端正话的人未必有端正的内心，说刚健话的人未必有刚健的气质，说平正话的人未必有平和的声调，说冲和话的人未必有冲淡的思想，说含蓄话的人未必有隐微的感情。仔细体察感情，探究声调，研究思想，观察气质，凭这些来观察内心，就没有人能隐藏自己。所以说：诗，是人的镜子。”从前司马相如哀悼二世时，言辞端正，但忠诚的成分却少；他在《子虚赋》等作品中用词，气势刚健，但正直的人反而责怪他；他险峻地写谢灵运游山，气调冲远，但恬淡的人却厌恶；他贪爱白居易古风一类的诗，语调平正，但自负的人又以此为病；他放纵地写潘岳闲居，言辞含蓄，但真率的人又认为这很丑陋。那些虚伪的东西，虚伪之人不能与之同乐；放纵逸荡之人不能与之共办功业；贪婪之人不能与之保全自身；险诈之人不能与之匡正君主；言语不尽其意之人不能与之担当光明正大的职任。五种弊病兴起，诗道便衰落了。因此后世对于诗产生疑惑，诗也变成了人们自我炫耀、雕琢玩弄的东西，除此以外一无所有。于是感情迷乱，声调失当，思想受损，气质分离，违背内心而言说，声音与声律不合，诗也就灭亡了。陈子说：“既然如此，那么你为什么对林公的诗发出叹息呢？”李子说：“林公这个人，以道义端正自己的行为，标举古道而前进，他具有端正的内心；以行动成就政事，执守义理而不屈服，他具有刚健的气质；以政事表现思想，排斥喧嚣浮华，他具有深沉的思虑；以言语铺陈志意，不夸饰、不浮泛，他具有平和的声调；以志向决定行动，退隐避世也没有悔恨，他具有真挚的感情。因此，玩味他的文辞，可以看出端正；考察他的气质，可以看出刚健；研究他的思想，可以看出冲和；探究他的声调，可以看出平正；细察他的感情，可以看出真实。所以他出仕时，有尽忠职守的忠诚、匡正救助的正直和建立功业的敏捷；退处时，则能保全自身而心境安宁。这就是林公的诗。”陈子听后，欣然起身说：“唉，我由此知道了林公的诗，也进一步知道了诗歌可以观察人。”林公的诗共有十二卷，一千八百篇，都是同乡山齐先生编纂的。《熊士选诗序》

译熊士选是丰城人，名卓，字士选。弘治丙辰年考中进士，任平湖知县。他担任监察御史时，被刘瑾贬黜。回到家乡时，被贬黜的共有四十八人，我也在其中。刘瑾把他们的姓名下诏公布天下，称为党人。刘瑾被诛杀后，朝廷起用我为江西官员；我经过丰城，到曲江岸边访求熊士选，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我先到他的墓前哭祭，又收集整理他的遗诗，得到六十篇；这些诗都精细华美，于是抄录下来，使它们收藏在他家中。李子说：我对于士选的死亡，因祸福变化的迹象而感到疑惑。大概是因为我没有掌握关键事实，实在不能完全解释，也无法推测。那些明白显著的往来变化，大概就是这样。从前我在曹署任职，有幸暗中侍奉敬皇帝。当时国家承平已经一百三十多年，政治体制宽和富裕，百姓生养繁殖，斧斤深入山谷也砍伐不尽，马牛遍布田间道路。即使普通民户，也把钱财看得如绫罗一样，粱肉多到腐烂，可以说治理达到了极盛。然而那时天下没有盗贼和战争的警报，百官在朝廷任意舒展，入朝则振动佩玉，出朝则车马鸣响，进退和治乱都不牵挂于心。大概有空闲时便饮酒聚会，考订文史，朋友讲学，群体吟咏，深入探索幽微、剖析隐奥，于是都能尽力从事博大之学，唉，那也真是盛极了。当时士选担任御史，每天与四方士人交游，声名光彩显赫，很有获得□□□辉之望。治理达到极盛之后就会接着发生动乱，名声太高也会招来毁谤。丁卯年以后的事情，我实在难以说了。当今皇帝已经诛灭乱贼，使天下返归正道，民众的心志蒸蒸向善而不作奸，又号称一次治理盛世，这也符合治乱往来的规律。可是如今盗贼反而日益不安定，学士大夫相互放下祭祀礼器而议论战争。假如上天让士选活到这个时代，使他承受托付、接受重任，他一定会像山岳挺立、猛虎跃起，在同辈中显露才华，直到死去才罢休。可悲啊！古人说：“胜负的征兆有时可以推定，关键在于观察道理。”大概说的是祸福、治乱必然相互转化。士选以前遭遇党祸，已经很惨了，如今又突然死亡，难道只是没有遇到命运转折的时机吗？考察往来变化的人，没有不依据关键事实的。关键事实清楚以后，才能验证征兆；征兆得到验证以后，治乱的道理才能显现，祸福也才能彰明。如今既然没有遇到那个转折时机，那么我又能依据什么来推测这种往来变化呢？所以说：我对于士选的死亡，因祸福变化的征兆而感到疑惑。然而盗贼平定已经指日可待，他这个人却已经永远不在了。我怎么能不悲伤呢？所以既收集整理他的遗诗，又再次用这篇文章加以哀悼。顾璘 《高吾诗集序》《高吾诗集序》兵部左侍郎武陵陈公曾在高吾山修筑房屋，在其中读书，自称高吾子。东桥顾璘到他的县邑考察风俗，前去拜访他；他热情接待，谈起旧交，三天也不忍离去。于是我为他说明“高吾”的意义，说：“人只因为不尊重自身，所以不知道我的高处，这样最终就会处在低下的位置。知道尊重自身的人，如果没有仁，就不能广泛地爱人；没有义，就不能树立方正的操守；没有礼，就不能整饬自身；没有智，就不能发明思虑；没有信，就不能坚守节操。只有这样，才能卓然成为万人仰望的人。大概只有把自己看高，才能在万物之中使自己处于高位。”陈公说：“确实如此吗？我总是战战兢兢地收敛自己，不敢轻慢年轻人，即使对平民百姓也存有敬意，还担心自己在道义上有所失误，哪里知道什么叫尊重自身呢？”顾璘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君子求道，担心自己不能在万物中尽到道义，所以压低自己而接近百姓；他对待自身，担心自己不能以道义为贵，所以抬高自身而与天地相配。只有把自己降到最低，才能穷尽道义；只有把自己提高到最高，才能尊重自身。降低自己和提高自己，是同时运用、彼此成就的。您何必推让呢？”陈公从做士人直到位列公卿，没有不以古人为期许，所以无论任职何处，都能超出常人。因为他建立功业显著，所以必定不断进升到诸位郎官之上，于是士大夫尊奉他为领袖；因为他操守坚定而严峻，所以必定退居到众多山林隐逸之下，于是百姓把他看作甘霖而仰望。若不是陈公自己提高自身，怎么能巍然达到这样的境界呢？陈公笑而不答，便拿出自己所作的一卷诗交给顾璘，请他作序。我捧读诗集，看到它的声调和体裁，正是所谓以古人为期许而超出万物之表的作品。虽然创作地点各不相同，但终究都是高吾山所陶养、所发露出来的。于是题作《高吾诗集》。陈公名洪谟，字宗禹，与顾璘同为弘治丙辰进士，现任兵部侍郎致仕，居家闲住。任瀚 《孙山甫督学诗集序》《孙山甫督学诗集序》嘉靖初年，五星聚集于东璧，圣明之德使国家中兴，天下的文章和道术到此时都兴盛起来。四十年来，铺陈精华、发挥文采的人，朝廷内外到处可见。淮海孙山甫凭借辞章文翰起家，入黔中史馆，升任谏议大夫。皇帝命他督学关西，他善于培养士人，与邃庵、渔石齐名。甲子年春天，他调任剑南，开始巡视各部，来到江门钧台拜访我。我避居空谷，久已听闻孙君娴雅温厚；如今相见，亲切得仿佛平生好友。第二天，他的属吏到来，带着他南游以后所作的各种体裁诗五百多篇，和我相互印证认可。我扫开石上尘土，拨开云雾，读了一遍又一遍，叹息说：“自吴大帝以后，列国散亡，像淮海这样的诗，气势茂盛而具有江左风流；其意味隽永、气韵宏畅，即使鲍照、谢灵运等人也不能超过。”起初我读李献吉的诗，觉得像女娲捣炼五色石补天，驱使百灵，雷电日月星辰一同运行在炉冶之中；读何仲默的诗，像黄钟悬挂，钟磬发声，伶人乐工供职之官无不按宫商、谨守节奏；读张愈光的诗，像巨灵神劈开太华山，黄魔神劈开瞿唐峡，险峻奇怪、曲折难解，虽不合绳墨，却必定知道出自鬼神之手而没有斧凿痕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千人〕 如今我读山甫的诗，便像七十二位君主封禅泰山，远望沧海，仿佛出现在有无之间；海市蜃楼般的台阁盘旋于烟霭云霞之中，景光呈现出万般形状，使人悠然生起超出烟霞、如同仙灵的思绪。按照孙君这次选编的诗集，应当与高子业、顾华玉的格调和力量相当，确实足以挫败建安诗人的锋芒，磨破六朝诗坛的营垒。可惜这两位已经埋入荒草，不能看见了。我听说龙吐出气便成为云，云的灵异，是凭借龙而来的；然而并不是云有能力使龙成为神物。人吐出气便成为声音，声音的精华便成为诗人；难道是诗能够使人成为圣贤君子吗？俗语说：“拿明珠去弹射飞鸟和腐肉，明珠一去就不会回来；周鼎铸成倕的形象，反而咬伤他的手指。”这是说明高明的技艺不能经常持守。淮海本来就想成为圣贤君子，他内心蕴藏着神明般的才思，思想如河水奔流；我担心他有时会试用这种高妙技艺，所以用这些话来约束提醒他。王世贞 《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西陵董媛少玉诗序》《胡元瑞绿萝馆诗集序》

译自从我成年便喜爱谈论诗歌以来，和我在海内交游的豪杰俊才，没有不拿诗来进献的。随着年岁增长，我渐渐看到他们的论著；那些豪俊自己喜欢施行自己的诗作，很少有人不请我作序。我既不能巧妙地奉承，也不能让人人都尽意赞美而以为艰难，思量辞谢他们，几乎要烧掉笔砚，最后才为胡元瑞作《绿萝馆诗》序。元瑞说：“您可以肯定做到的事有一件，我最遗憾的事有两件，您没有辜负我的地方也有两件。您真是幸运啊！我献上自己的敝帚，希望得到您一句华美的评语，这件事可以肯定做到。您答应我，并立即施加恩宠于我；但如果您一旦变卦，这就是我最遗憾的事。即使我虽晚年仍有幸遇到您，却不能始终承受您的恩惠，使后世怀疑我们不同时代、彼此不相称，这也是我最遗憾的事。假如您过分称许我，而我竭尽脚力、步步追随以求实现您的赞许，没有受到您的批评指摘，那么我便会戒惧地把您当作磨刀石；如果我没有这样辜负您，您又会把我看成什么样呢？”于是我对元瑞说：“不要这样催促，请暂且停下吧。”然后为他作了这篇序。我从我的二弟那里结识元瑞，不过半年左右；元瑞把诗进献给我，我每次读到，都没有不击节三叹的。上天并不吝惜给人以才华，可人偏偏只取用其中平庸的部分；元气流行本来没有选择，却有人只取它浑浊、软弱和依附的一面。古人不把诗歌的格调秘藏而不给后人，却有人只取其中下等、中等的部分；上天也不吝惜把声色供给我们的诗歌，可声音却取那些如苍蝇般嘈杂的，色彩却取那些昏暗黝黑的。形象每天与我接触，我却淘汰其中精华英秀的部分；感情从我心中发出，我却不取合于肺腑的部分。这样来作诗，又这样向人夸耀说：“我善于作诗，我善于作诗”，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元瑞才华高，气势充沛；形象必定与意旨相副，感情必定因法度而畅达。他吟唱起来，声音合于宫商而能透入金石；摄取景色，色彩淡泊如星汉而舒展如云霞。向北追求开元、大历的格调，没有不相合的。我曾对二弟说：“在我之前的作者，能够涵容洪大与纤细、亭毒与万物同体，所以我推重李献吉；但不能不承认他有沉滓断绝、凌空而行、如卿云灿烂的一面，所以我又推重昌谷；但不能不承认他有轻薄如鸣鸾佩玉、以万象为唾沫的一面，所以我推重仲默；但不能不承认他过于柔弱雕刻，像雕羽刻叶、舍弃陈旧而追求新奇，所以我固然推重子业；但不能不承认他催促鞭策风云雷霆，把险峻当作绝妙，所以我固然推重子相；但不能不承认他疏阔融通而又超出常规，几乎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却仍时时可见孤特的造诣。我的后继作者，大概就在这个人了。后继作者，确实就在这个人了！” 拿今天的事实来验证，这难道不是完全相合而没有差错吗？”不久有一位子规先生，曾经称赞田光说：“智慧深沉而勇敢。”沉不深，就不玄妙；不沉，就不坚固。进入其中深沉幽邃，表现出来却自然，完成之后又纯粹浑然。好像大钧陶铸万物，却看不见工匠的痕迹；好像美玉在夜里发光，却磨灭了雕琢的痕迹。这才是晋代百篇、西京和建安的美盛之处吧？这部诗集已经建立了这样的基础，但还没有完全达到。我听说您的邦君有意了解您，请他刻印这部诗集，并把我的话作为质证。《西陵董媛少玉诗序》周元孚氏以节操气概冠绝一世，前后两次上疏，两次获罪，即使被贬谪也仍然直言不改，事情还没有结束。他对于星历、弓箭、剑术无所不通，精通而尤其喜爱作古文辞，即使当世的作者也没有能够远远超过他的。起初，他的妻子是安人汪氏，美丽而贤惠，为元孚生了五个男孩，且都抚养成人。汪氏不久去世，元孚悲痛，不想再娶配偶。过了很久，他因一个奇异的梦有所感动，于是向董氏求继室，得到了少玉；少玉是董氏女儿的字。她的兄长是侍御淑王。少玉嫁给元孚后，立即能够抚养他的五个儿子。她口中说汪氏已经离开人世，拜见公婆后，又能像汪氏生前一样侍奉公婆，并且帮助元孚管理奴仆，处理家中大小事务，没有一件不如汪氏。元孚心中惊异，问她能不能读书。她说：“只认识一些字罢了。”然而她见元孚时时诵读唐诗，也就跟着诵读唐诗，凭记忆记下的有一千首左右。她又问元孚：“诗就只有这些吗？”元孚说：“《诗经》三百篇是它的祖宗。”于是她更加诵读《诗经》三百篇，以至于汉、魏、六朝各位名家的作品，没有不诵读的；这才渐渐拿出自己的奇才来，与元孚相互唱和酬答。元孚更加惊异，对她说：“如果你的诗写成了，我一定为它作序并刻印，使它流传后世。”少玉莞尔说道：“我是您的妻子，又是您的妻子，妇人何必凭诗歌流传后世呢？” “如果把这些诗传出去，便说是您夫人的作品，天下谁不会说是出自您的手笔？为什么还要刊刻呢？”元孚佩服他的话，于是作罢。元孚才华高超、气势雄健，有时才力不能完全施展；何少玉壮年而早逝，但诗作清润婉秀，往往发于真情而止于义理，也有不完全受闰■〈巾达〉约束的地方。他得意时，常常精神恍惚，竟不知自己已经失误而亡。何少玉因病体羸弱去世，死时才二十九岁。元孚搜集她遗留下来的诗篇，大多已经散失，现存只有若干首，于是刊刻出来，请我作序。我读后说：“元孚难道没有看过《诗经》三百篇吗？《二南》以下的诗篇，多出自贞妇贤媛之手，删诗者大概只记录她们的话，未必都考察作者其人，因为这些诗可以讽谏、可以言志罢了。到了汉代，才开始有人能举出作者姓名；其中只有司马相如的妻子文君、栔氏之淑，才可以和她们的夫婿相抗衡。文君不合礼法的婚姻暂且不论，淑也寥寥不能算有几章，怎么能奢望少玉呢？少玉的声调虽然止于唐代，却并不落在宋元之下。假使上天再给她一些年寿，她有超越唐代而上的成就，就会咄咄逼近元孚；世人甚至会认为元孚的诗有些出自少玉之手，元孚会甘心吗？”少玉其他妇德方面的事迹，在元孚的序以及冯开之太史所作的传中尤其详尽。○徐中行 《闽中十子诗序》△《闽中十子诗序》

译如今洪武、永乐年间，闽中有十位诗人，都以唐诗著称，大多是元代遗留下来的才士。十个人能使诗名传遍一郡，已经不少了。不过，其中诗名显著的，大概也只是概略见于此。像龙池、孤雁、林子羽所作的诗，声名很高，却没有收入诗集，这又凭什么称说呢？高彦恢品评、汇辑唐诗而得到正声，大概近于此道。他在海内受到一致尊崇；他的序文原本称引林子羽，难道取材很多吗？不过彦恢和安中、景明因诗结为布衣之交，所以彦恢称“漫士”，安中称“樵者”。樵者、漫士都掌管翰林典籍，而漫士又能作无声诗，因此如同偏师善于出奇制胜。樵者年过六十，已经老了，却还曾应试而名列诗科高第，真是老而弥健！景明多次辞却荐举征辟；他读《陈抟传》时说：“大明已经照临天下，我一笑归返华阴。”因为和陈抟同姓，便借此作寓言，言辞谦逊而内涵清正，最终结社终老，各人的志向就是这样。孟扬父总管与郑孟宣一同在行省幕府任职，孟宣以击剑闻名，曾逃亡后归来，降低身份做到助教。总管受到强行征召也不肯起任，终于自杀。孟扬通达有节操，被授为检讨；当他和安中编纂《永乐大典》时，同受解缙器重。安中平安归来，做了樵者；孟扬刚正不屈，却因属于解缙一党而死，他自己写的诔文多么悲痛啊！当时修纂《永乐大典》，称闽中有“三王”；孟扬、中美担任总裁，中美后来修撰《闽志》，《闽志》所载的儒者品行，和这两个人相比怎么样呢？然而闽中谈论诗歌的人，大多以子羽为宗。子羽由训导起家，任膳部郎后免职归乡；他让门生二玄询问晋陵浦舍人所作的诗，二玄带回诗稿，子羽看过后便舍弃了它。浦舍人的名声因此大盛，并不只是闽中人以他为宗。周玄征任祠部郎，作有《揭天谣》等篇章，喜欢写长吉式的语言，使师承的声调稍有变化。黄玄把家从将乐迁到闽中，终身恭敬地侍奉他的老师，老年仍任训导；他说：“遥望宫阙却无人知晓，归乡后惭愧自己没有才能。”这是感叹自己学业没有成就，难道是因为任郎署之职便算显达吗？和二玄同门、著名可考的共有六人，其余没有传记。至于按察副使唐亨仲，年轻时和同郡的黄济结为诗友；黄济也没有列入十子之中，那么闽中诗人就不止十子了。十子中，有一人凭岁贡入仕，二人凭乡试进入，一人中进士；还有五人没有在元朝做官，以平民身份接受荐举征辟。后来闽中又有《三君集》，收录郎中郑君、主事郭君子长以及布衣傅君木虚。不过，郑、郭凭进士身份显名，傅君要和景明相比就很难了。那时游扬声名的人很多，而后来荐举征辟已经不再实行。我初到闽中时，有三位儒生拿诗来拜见：袁景从、马用昭以及子长的儿子建初，他们都是和木虚交游的人。这才知道将要选编《十子集》，只是尚未有暇完成。建初跟我学习作诗，后来黄生北上，只留下几页诗稿，所以我嘱托这两位学生略加选编，流传于世。闽地向来人才很多，这几位学生也可以说是其中的概略表现，难道不是吗？景从通过乡试却没有中进士，亨仲的弟弟用昭凭任子身份游学太学，孟扬、中美也没有考中他们所参加的科举；他们都风采翩翩却怀才不遇，能不对《十子》有所感慨吗？假如荐举征辟的制度还在实行，难道就没有接近这些人的人才吗？如今这一久废的制度不能恢复，即使在科举、贡生、太学生中，难道不能选拔一两个人，让他们窥见宫廷秘阁吗？后来建初辞去贡生名籍归乡，恰好两位学生因此请求我作序，我又深有感触，于是论述了他们所处的时代。◆《文编》方孝孺 解缙 徐一夔 顾璘 霍韬 林时 张时彻 欧阳德 任瀚 皇甫汸 孙升 吴国伦 利瓦伊祯 余寅 雷思霈 林右 ○方孝孺 《苏太史文集序》《张彦辉文集序》△《苏太史文集序》天下的事情，凡是出于智巧所能达到的，都是浅近的。寂静无为而力量充沛、无穷无尽，发自智力达不到的地方，认识成就于技巧不能做到之处；若不是接近神妙的境界，谁能做到这样呢？所以工巧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神妙却不是学习所能达到的。只有内心与神妙相通的人才能做到。神妙确实会聚于心，就像龙施云布雨，只取来极其微小的一滴，却可以覆盖八方、滋润万物。什么也没有得到的人，就像抱着水瓮灌溉，靠机械来注水，做起来劳累不堪，而所能达到的地方仅仅在几丈之间。庄周著书、李白作诗，放纵自由，任意而行，毫不拘束；即使不能完全如意，难道是他们通过学习才做到的吗？是他们的心默默与神妙相会，所以不必运用智巧，而天下所有的智巧都不能超过他们。假使这两个人有意用智巧去创作，就不可能都如意，在智巧方面也会受到局限。庄周、李白，是文章中达到神妙境界的人，不是一般工于文章的人所能企及的。文章若不能达到极工，便不能称为神妙；但神妙又不是单靠工巧所能达到的。这两个人写文章时，尚且不知道作品是从心中流出而应手写成的，何况他们自己能知道其中的神妙吗？他们自己尚且不知道，别人又怎么能够仿效呢？仿效古人文章的人，并不是真正能写文章的人；只有内心领会神妙的人才能做到，但这也很难。庄周去世以后将近两千年，能领会他的旨趣而写成文章的，只有宋代的苏子罢了。苏子之于文章，就像李白之于诗，都是达到神妙境界的人。我年轻时喜爱苏子的文章，却遗憾不能领会他的旨趣，认为如果能领会他的旨趣，文章就可以努力学习。二十多岁时，我游历金华，见到太史苏公的文章，知道苏公是苏子的后代，感叹说：“真正得到苏子旨趣的，大概就是他了。”三年以后，苏公把自己的文章全部给我看，我更加惊叹，这才知道苏公果然领会了苏子的旨趣。他的文章顿挫开合，却不至于放纵奔驰；反复铺陈，却不至于繁复堆砌；对于天道深处、深渊底蕴，没有不探究的；对于道德的奥妙、政教的实质，也没有不穷究的，但从未运用智巧去刻意写成。智巧对于文章不能没有，却不可刻意使用；虽然从未刻意使用，却也从未完全没有，这大概就是所谓神妙吧？如今写文章的人竭尽智巧去学习它，却不能得到它的旨趣，所以文章不是拘谨呆板，就是浮诞粗野；不是过多，就是不足；连求得工巧都不可达到，何况神妙呢？苏公的文章，不是当今流行的文章，而是得到了苏子的旨趣。李白的诗、庄周的书，都是这样的道理，只是不能用语言传授。孔子说：“懂得变化之道的人，才懂得神妙所作的事情；懂得神妙所作的事情，道就会从我自身流出。文章还有什么能够用尽的呢？” △《张彦辉文集序》

译从前，文章和政治相通，这只是概括地说。究其根本，文章的实际内容与作者的品类相同。战国以后，只从著名作者来说：庄周为人有包容天地、囊括万物形态的胸襟，所以他的文章宏大博杂而放纵，飘飘然如云游龙，飞腾而不可拘守。荀卿恭敬而崇尚礼法，所以他的文章敦厚严正，如同大儒老师，衣冠伟然，揖让进退都合乎法度。韩非、李斯为人峭刻酷虐，所以他们的文章缭绕深切，排比纠缠，联缀辞语、类聚事例，如同法吏审理案件，务求把意思说尽，使人无从措手。司马迁豪迈不羁，宽厚平易正直，所以他的文章精粹如恒山、华山，浩荡如江河；曲折周密，像家人父子谈话那样亲切，不崇尚藻饰，却终究不可仿学。司马相如有侠客和美丈夫的仪容，所以他的文章绮丽曼妙、美盛都雅，如清歌绕梁，合乎节拍而可听。贾谊年轻而意气奋发，慷慨地思求建立功业却不能实现，所以他的文章深厚笃实而有谋略，悲壮而激切。扬雄拘谨自守而自信，木讷少有风骨，所以他的文章拘束谨愿，模仿窥窃，艰涩不畅；虽然用心劳苦，却实在离道很远。再往下，从魏晋到隋代，文风流丽淫靡，浮薄急促，几乎到了没有文章可言的地步。只有陶元亮凭借冲淡旷达、天然质朴的资质，从肺腑中发出文章，不事雕琢；他阐明道理通达，描写事物准确，稍稍接近古风。韩退之在中唐兴起，才开始大力振兴文风。退之是俊杰，善于辨析论说，所以他的文章开阳辟阴，奇异绝妙、变化多端，震动时如雷霆，淡泊时如《韶》《濩》，卓然成为一家之言。同时代还有柳子厚、李元宾、李习之这一类人。子厚为人精致敏锐，习之志向远大、见识深远，元宾性情激烈而善于持论，所以他们的文章都各自类似于本人。五代的弊病，比魏、隋之间更严重。宋朝兴起，到欧阳永叔、苏子瞻、王介甫、曾子固时，文章才完备起来。永叔厚重深沉而清洁，所以文章委婉曲折、平和，不作斩截诡怪的姿态，却有雍容不尽的余韵。子瞻身材魁梧、胸襟宏博，气势高昂、力量雄健，所以文章常常惊世绝伦，不写柔婉亲昵的细语。介甫胸襟狭窄而少有包容，简约沉默而有裁制，所以文章能以简约取胜。子固俨然是儒者，所以文章纯粹明白、纯正无杂，出入于礼乐法度之中。南渡以后，真希元、魏华甫以典章文物为文，陈仝甫以纵横家的学问为文；此外各凭文章显名的很多。到了末流，文章又衰弊了。元朝兴起，一百年间以文章自立、显名的人接连不断，世人称道的有姚宽甫、虞伯生、黄晋卿、欧阳原功。宽甫敦厚庞大而有威仪，如同身旁佩玉，所以文章沉郁隆厚。伯生高大奇伟，谈论古代故事和遗留下来的制度，整天说不完，所以文章铺陈丰赡、没有边际，不可作为准则。晋卿谨慎守礼，所以文章守持格局、遵循法度，考据切实恰当，不放纵而严密。原功博学多识，所以文章繁富众多而不迫促。到了今天，潜溪先生出现了。先生凭借诚实笃厚、和易坚毅的资质，凭借宏大深奥、玄妙深远的见识，发而为文。原功称赞他的文章如淮阴侯统率百万军队，百战百胜，志气丝毫不受震慑；又如列子驾驭长风，飘然飞举，不沾尘土。他用文章鸣响一代盛世，追踪古代作者而与之并列，近代无人可以比拟。由此看来，从古到今，文章的不同大体像人的不同，难道不是这样吗？不过，不同的是文辞，不可不同的是道理。譬如金石丝竹，声音虽然不同，却同样是发声；江、淮、河、海，水体不同，却同样蓄水；日、月、星、火，形体不同，却同样能照明。人的文章不同，也只是像人的形貌不同罢了。天下之道不可不同，根本在于人心是一致的。所以立言而众多的人，只是文章的从属；阐明道理而不求标新立异的人，才属于道的范围。人写文章，难道是故意要写得不同吗？人的形体各不相同，声音、笑貌也各不相同，言语本来不能强求一致，也不必拘泥于一致，只要道理明白就够了。然而道理并不容易明白，文章达到极致的人，未必道理也达到极致。这就是文章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唉，道理和文章都达到极致的，难道只有圣贤吗？圣人的文章写在各部经典中，是道得以流传的凭借；贤人的文章盛行于伊洛之间，是用来阐明此道的。但他们的文章从未相同，他们的道却从未不同。学习他们的道而在文章上求取表现，是善于学习文章的人；承袭他们的辞句却忘记道理，就不值得和他谈论了。然而这难道是容易的事吗？世上有人自称不学习古人的辞句，却剽窃拼凑、搜罗怪异，杂取艰深的词语，错杂铺陈成文，以此装饰自己鄙陋的意思，甚至到了无法断句的地步，使人诵读却不明白他的意思，还认为文章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人纠正这种弊病，于是松弛怠慢、不加思考，编集陈说、沿袭旧说，混杂而不加修饰；更严重的，还把乡里谈话、街巷俗语、猥亵嘲笑的词句写进书册，认为这就是阐明道理，结果把文章和道理割裂为两件事，彼此互相诋毁。又有人看到这种情形，便放言攻击，认为古代的道理不能用今天的文章解释，今天的文章也不应学习古人的辞句。这三种做法虽然不同，却全都错了。不师法古人，不是文章；只师法古人的辞句，也不是文章。能够写成文章的，难道不就是学习古人的道理吗？道理明白，气势就昌盛；气势昌盛，文章自然达到境界。文章自然达到境界，就是所谓与作者的品性相类而不违背道理。人的高下各不相同，文章也随之不同，不能强求。曾经持这种说法，私下观察天下文章，归入这三种情况的很多，但无愧于古人的也有一些。从前我住在京师，跟随潜溪先生学习，得到勾曲张君彦辉的文章阅读。他的语言疏朗爽利，像陶元亮；善于持论，像李元宾。我猜想他本人一定雅正严整、和易平和，是个君子。虽然从未见过他，却一直记在心中。今年有幸见到他，果然和过去的想象相合，而且又看到了他的全部文章。他的辞句不拘泥于古人，务求出自自己，没有艰深或鄙俗的弊病，往往本于圣贤之道，大概接近这种文章了。如果当今之人精进而不懈怠，又有什么难的呢？这就是我不能不感慨而发言的原因。不过，文章之道广大深远，我又哪里足以真正懂得它呢？” ○解缙 《虚舟集序》△《虚舟集序》

译永乐初年，奉诏修纂收藏在金匮石室中的典籍；接着又有修纂《大典》的命令，内外儒臣和从四方聚集到京城的平民士人有数千人。要说其中博学通达、洞悉古今，学问广博而思虑深远，像我们太史三山王君孟扬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然而孟扬为人眼高于四海，气节高峻如万仞峭壁，把其余琐屑之士看得不值一提，因此声名虽然日益显著，毁谤也随之而来。我正打算推荐他代替自己，却没有实现。而且孟扬把功名看得淡泊，常有抗拒浮云般功名的志向，希望息止机心，与万物无争，所以他的集子取名“虚舟”，也可以看出他的志向。我私下评定他的人品，应当在苏长公一列；文章奇伟浩瀚，也和苏长公相似；至于诗，则凌驾汉唐，即使眉山见到，也未必不停车叹赏，想着避开炉灶而把这里的火燃起来。我这样评论孟扬，别人未必知道。孟扬在翰林任职三年多，不愿把自己的长处显露给别人；但一旦遇到知己，和他谈论古今成败、人物贤否、政事得失、治道兴衰，便目光如破晓的曙光，辩才如悬河倾注，真像超越千古而独立于世。孟扬本来就不愿专以文章扬名。越石父说过：“士人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困厄，在了解自己的人面前才得以伸展。” 我难道有负于孟扬吗，还是我果真有负于孟扬呢？他亲手在京城门外拿出文集，来征求我的话，于是我恭敬地写下这些话来答复他。○徐一夔 《郁离子序》《陶尚书文集序》△《郁离子序》《郁离子》，是诚意伯刘公在元朝末年所著的书。刘公的学问足以探究天地人的奥秘，见识足以通达万物的情理，气概足以压倒三军统帅；他以此自许，卓然立于天地之间，却不知道自己和古代豪杰相比究竟如何。二十岁时已经考中进士，有志于尊奉君主、庇护百姓。当时，他的君主不把天下大事放在心上，任官又不选择人才，只按常规安排职位，使他噤声而不能有所作为。不久南北纷乱，刘公慨然产生澄清天下的志向。当时藩镇和边防长官正致力于治军，征召刘公参与谋划；刘公锐意想以功业自我表现，多次提出重大建议，都是匡救时局的长策。然而有人喜欢因循守旧、满足于苟且，把这些建议压下而不实行。刘公于是弃官离去，隐居在青田山中，发愤著书。这就是《郁离子》写作的缘由。“郁离”是什么意思？“离”是火，是文明的象征。运用这个名称，是因为书中的文章郁郁盛大，寄托着盛世文明之治，所以称为《郁离子》。全书共十卷，分为十八章，分散成一百九十五条；多的有一千字，少的有一百字。书中详尽论述端正自己、谨慎细微、修治弊绝、远离私利、崇尚诚信、衡量敌情、审察形势、任用贤能、治理百姓等问题，以仁义道德的美善为根本，阐明吉凶祸福的征兆，考察古今成败得失的踪迹。大体上，这是为了纠正元朝的弊病，带有激愤之情而发的议论。它包罗万象，洞彻解释各种疑惑，辨析广博而奇异，善于比喻却不失正理。突然读它，觉得锋芒凛然，如同太阿剑出匣，仿佛不可以轻玩；慢慢思考，便觉得它的言论确实可靠，清清楚楚，如同药石必能治病、五谷必能疗饥，是不可缺少的。难道像管仲、商鞅的功利之说，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说，张仪、苏秦的权诈之术，孙武、吴起的阴谋诡计一样，言论违背圣人，专门以智谋计数相互夸耀，却不知道自认为错误吗？看到这部书的人，都遗憾刘公没有得到重用，哪里知道这是天意有所安排，要把他带到新兴的朝代去呢？皇上在龙兴之时起兵，刘公终于凭借宏大的谋略、伟大的方略辅佐新朝兴起；到功成论赏、分割土地封爵时，便承受五等爵位，和元勋大臣一起得到丹书铁券，永远共享荣誉，这不是盛大的吗！” 史传中有句话说：“楚国虽然有才士，晋国才真正任用了他们。” 说的就是刘公。起初，刘公著书，本来希望施用于天下后世，哪里料到自己亲身就得到任用呢？不过，刘公的事业都具备在书中，这就是元朝灭亡的原因；刘公的书又在事业中得到体现，这就是皇明兴起的原因。唉，一个人的被任用或被弃置，关系到天下国家的大事，那么这部书难道只是区区一家的言论吗？徐一夔。我早年曾接受刘公教诲，后来在金陵官寺拜见刘公，他拿出这部书来教导我。我惊叹于前所未见，却惭愧自己不能完全领会其中要旨。如今刘公已经去世，他的儿子仲璟担心书稿散失，因为我与刘公有相从交好的情谊，便让我为它作序。可是我徐一夔哪里敢为刘公的书作序？然而能够把名字附在书册末尾，也是一种荣幸，于是不推辞而作了这篇序。刘公名基，字伯温，是栝苍人。至于他的言行详情和官职功勋次第，都具载于国史，这里不再记述。△《陶尚书文集序》

译国家兴起，必定有杰出的人物和博学之士，乘着革新的机遇，以雄伟的文辞、巨大的笔力出来铺陈张扬，用神采华美的文章润饰宏大功业，声势铿锵而有声，光彩炳耀而有光，使天下的道德功业高出汉唐之上；让各郡国听到它，知道朝廷的伟大；四夷听到它，知道中国的尊贵；后世听到它，知道今日的盛况。这样之后，才看得出文章的作用，原来并不是末技。唉，有志于此的人，在六经之间耗费精神，在诵读简册之下苦心思考，他们的劳苦大概也很深了。他们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华美吗？也是将要效力于国家，不使文章沦为没有实际作用的器物罢了。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谁呢？像当今礼部尚书陶公凯，大概就是做到这一点的人吧？陶公资质性情超过常人，才华很高，学问很广，见识又卓越深远。所以他写文章，多的有一千字，少的有一百字，下笔源源不断，看不出艰难的样子。他曾游历吴、楚，适逢当时正排斥南方士人，怀有才学却无从施展，因此所写文章多有激愤感慨。后来遭逢战乱离散，估量自己无处施展，便离开仕途居住深山，教授经书来奉养双亲；所以他的文章多含蓄隐约。如今皇帝平定海内，想改变只习武事的风气，派使者四处出访，聘请起用隐居山林的士人。使者到台州找到陶公，陶公不敢坚决推辞，出来应国家的需要。当时皇上正命儒臣编修《元史》，知道陶公在文学方面老练成熟，便让他参加编修。书成之后，他在大本堂任教，不久升为应奉翰林文字，没过多久又破格升任现在的官职。凡是考察古代礼制文章的事情，陶公多能提出意见并作出裁定。适逢翰林院有空缺，朝廷唯恐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华，于是命他兼领院务。那时天下已经大定，朝廷致力于宣导恩意、称扬功德、推叙勋阀，以彰明礼乐制度和文化典章。凡是诏令、封册、歌颂、碑碣等文书，大多出自陶公之手。陶公自己想到，文章的作用大概就在这里，于是措辞、陈述义理都各自合乎文体。这样，陶公的文章便充分发挥了一代的实际作用。所以我认为，文章写得好不好，取决于作者本人；文章能发挥什么作用，则取决于作者所遭逢的时代。我早年也曾有志于此，因为过去和陶公有同乡之谊，几次跟随他讨论著述文章的末流，哪里料到还未老便先衰，学问日益衰落，气力日益耗损，于是终于不能有所成就。如今在京师见到陶公把所作文章全部拿出来给我看，又征求我的话作为序首，于是替他编次评论。后来的读者，希望知道我的话并非虚妄。○顾璘 《谢文肃公文集序》△《谢文肃公文集序》有人问谢文肃公的文章怎么样，顾璘说：“这是醇厚之气积聚而成的。”文章的盛衰，和时代气运有关，又从作者本人那里发出；没有气运便不能聚集，没有人物便不能推行，难道是小事吗？从前周朝强盛时，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相继兴起，那些谋议、训诫、雅诗、颂诗的辞句，古雅深厚，仿佛有圣人的门徒在其中执笔，怎么会这样美好呢！幽王、厉王以后，辞令日益繁多，《黍离》《板荡》一类篇章，气势衰索了。这些不是行人、史官矫饰欺诳、眩惑众人，就是被拘禁的臣子和被弃置的士人借哀思悲鸣来舒解愤懑。即使国家又能依赖什么呢？所以观察文章体势的险峻和平易，可以知道时代气运的盛衰，而人才也由此产生。只有我皇明圣祖、神宗体察大道、敦厚教化，到了宪宗、孝宗两朝才真正盛大。礼乐声教所施的恩泽，醇厚广大而深沉充沛，正是天地间一次大的盛会。当时有鸿儒宿学出现其中，体察并发扬正义，抒写宏大的文辞，以润饰政治、培植道统，这与时代多么相合啊！如丘文庄公、程篁墩公、吴文定公、李文正公以及谢文肃公，连同如今仍在世而未列述的人，都是馆阁的希望、儒林的宗主。考察他们的德行义理，深浅厚薄又怎么样呢？顾璘持这个看法仰首赞叹，已经很多年了。近来我镇守台州，文肃公的孙子必祚拿出他的遗文若干卷，大概是文正公亲手选定的。这些文章文明刚健、宏阔博大，根基在经传；以纲常人伦为宗旨，以剖析事实为作用，以抑扬邪正为志向，以遗弃声名利禄为情怀。诗和文章旨趣相同，都合乎抒发感情而止于义理的准则；锻炼驰骋，无不自如。大概他所承担的志业独自高远宏大啊！唉，谢公在朝廷，急切地努力尽忠，常常担心有愧于俸禄；在家中，急切地努力行义，常常担心有愧于自己的生命。因此刚得到进用便往往退让，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勤勉；推到极致，即使周公、召公也不过如此。难道不可以说是圣人的门徒吗？所以顾璘说：“醇厚之气的积聚，是把时代和人物合起来说的。”冒犯越分的罪过，我无处逃避，只希望同道之人能够了解我罢了。书名仍叫《桃溪净稿》，沿用旧名。刻印于学宫。○霍韬 《王文恪公集序》△《王文恪公集序》

译文章能够流传，第一靠人品，第二靠学力，第三靠才格。凭人品流传，是因为这个人为世人所尊重；凭学力流传，是因为他的学问可以为世人所师法；凭才格流传，是因为文章由奇特的才华产生。世上凭才华使文章流传的人，我见过；才华和学问兼备的人，我还没有见过。才华和学问兼备，大概是有的；但人品、学问、才华三者兼备，我大概还没有见过。所以说：文章的流传，靠的是人品、学力和才格。三者都具备，是上等；具备其中两项，是次等；只有一项，又次一等。守溪先生早年的辞气，如风帆驾驭波涛，如骏马奔驰原野，如银河注入大海，如长虹横贯天汉，如闪电驰走列缺，如疾■〈风贝〉呼啸六合，可以说是雄健了。晚年则如脱落枝头的花英，崇尚淡泊、尊重质朴；像大羹不调味，大烹不割解，玄酒不加曲，大音不借弦，古钟石磬不是俗耳所能谐和，实在是雄健而古雅。所以说：王公的文章可以流传，这是才格，第一项。先生早年向苏氏学习，晚年向韩愈学习，最后以程朱为折中。因此看《怒惧箴》，知道王公在心性之学上的功力；看《慈湖记》，知道王公辨析异端的能力；看《昭穆对》《观尊亲议》，知道王公明白天伦。看《教太子》，知道王公慎重对待天下根本；看《讲学》《观亲政》《观边事议》，知道王公有安定济世的胸怀；看《历代官制》，知道王公考察古今、通权达变的见识；看各种序记、各种东书、各种碑铭、各种诗歌，知道王公贬黜浮华、崇尚古朴的大略。这些足以流传了。所以说：王公的文章可以流传，这是学力，第二项。王公和寿宁侯原来交好。寿宁侯戚密，椒宫中的大臣和无耻之徒都争相依附他。王公自从寿宁侯显贵以后，便不再和他通报姓名。君子说：这是王公的耿介。武皇帝时，刘瑾权势横行显赫，无耻之徒又争相趋附。王公坚决离去；有人说，离去就是触怒刘瑾，或许会招来不可预测的祸患。王公说：“我不能得到自己的职位就离去，哪里还顾虑祸福呢？”天下于是知道有大臣的刚烈。所以王公出仕时，人们说这是瑞麟威凤出游；他任官时，人们说这是景星庆云出现；他归乡时，人们说这是冬日雪中的松柏显示秀色；他去世时，人们说这是夏鼎周彝得到收藏。王公实在没有辱没名臣之名。所以说：王公又可以流传，这是人品，第三项。又说：才格、学力、人品，都是相互依赖才得以成就的。三种美德只具备其中一种，尚且可以名闻当世，何况王公三者都具备呢？有人问：“王公如果在孔门中，应当怎样？”渭厓子说：“王公如果进入孔门，应当列在子游、子夏之间。关于性善的回答，可以取法孟氏；关于人心、道心的论说，可以取法程朱。” ○林时 《刻亶爰子集序》△《刻亶爰子集序》亶爰江子、西玄马子和我三个人，是朋友。江子才华很高而喜欢奇异，他的志趣超然，像蝉蜕离开尘垢之外，又如凤凰飞翔在千仞高冈之上；所以他的学问探究幽微、索求隐奥，刻意追求古人的旨趣，而有些人未必能完全理解他。从前韩昌黎致力于去掉陈旧的言辞，苏子瞻称赞他的文章振兴了八代衰败的文风；至于江子，则更进一步，连那些他人不愿舍弃的东西也要去掉。假如江子长存于世，后人会称他为韩子吗？恐怕未必吧。扬子云作《太玄》，以《易》为准则，刘歆讥笑它只能用来盖酱瓿，桓谭却认为它一定会流传；如今这部书本来就光彩显著地存在。假如江子长存，人们会称他为扬子吗？恐怕也未必吧。我读他的文章，发现它取法《易》，摹拟《书》，效法《诗》，取意于《礼》，又参合老庄，出入于《左氏》，没有不宏大深厚、浑融奥妙的，深沉博大，仿佛具有作者的志向；由此可知他的才华。文章，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道理，是统摄文章的。因此《易》有十翼，《书》有四体，《诗》有三纬，《礼》有列记，文章虽然不同，道理却相同，后世都据此述作。如果拘执一点而废弃其余，轻视根本而把末节等同起来，也不过是技艺罢了。这难道不是过分矫饰时俗而接近背离道理吗？” 这并不是我今天才这样说。从前我和江子讨论此事，意见一半相同、一半不同。后来他所写的各篇文章问世，令人惊异、使人惊叹；等到御史台的任命下达，他决定以称病为由归去。江子于是也稍稍收敛自己。不过，风雨霜露都是天的现象，地势的高低、流水和山峙都是地的形态，文章怎么能强求一致呢？只要看它所说的道理怎么样罢了。所以说：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句各自指向它所要指向的地方。这部集子连同诗作总共四卷，诗也追求雅正、摒弃凡俗，和文章相称。新安黄生谦是江子的门人，抄录刊刻以便流传，只是再加上音训，那么大义就完全显明了。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要因为文字而损害辞意，不要因为辞意而损害志趣，要用自己的意志去迎合、探求作者的志趣，这才是得到了《诗》的真意。”说的就是这个吗？江子在正德丁丑年考中进士，名列高第，历任翰林修撰，去世时才三十六岁。唉！上天降生人才本来就不多，又不能让他们长寿，因而不能完成自己的志愿；像江子这样的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可悲啊！难道只是贾谊值得汉人哀悼吗？” ○张时彻 《丰南禺摘集小序》△《丰南禺摘集小序》

译南禺公去世，坟上草木将要成行了。我读他的遗文，大为悲伤。南禺公天赋灵异奇特，才华显著卓绝。他议论事情，谈锋纵横迸发；铺陈文辞，华美的辞藻随手写成。九流百家，没有不涉猎其边际的；七步成诗、八义成章，也不足以夸耀他的敏捷华丽。因此士林把他比作凤毛，艺苑把他比作脱缰的骏马。那些仰慕他的声誉、希望稍稍接近他的人，都是这样。然而他性情不合世俗，行为有时违背常情。片言符合心意，便立即推心置腹、倾肝相交；稍有触犯便含怒，立即拿起矛戟彼此交□。有时还把嫫母称赞为美女，把兰草荃草斥为恶草，旁若无人，很少顾忌。了解他的人认为这是激烈怪异，不了解的人却认为这是荒诞虚妄。因此非难褒贬间或发生，彼此转相诋毁讥刺。出门没有和他争席的人，居家也没有向他表示敬意的人。他穿着破旧的鹑衣蓝缕，却甘心守着原宪式的贫穷；灶突潮湿不能生火，像子桑一样闭门。童仆哭泣断绝而逃亡，宾客经过门前却不进去。他终身困顿不得志，直到最后，真可悲啊！凭他的才华，如果遇到合适的时代和机遇，入仕本应翱翔于金马门，成为词林表率；坐享大官俸禄，退居后谈论道理、讲习学艺，主持文坛盟会。那时还会有许多人像回声追随影子一样归附他，如同扬雄门下求教识字、列子门下馈送浆水的人。为什么竟到了青蝇成群聚集，却再也没有人稍加培植他的地步呢？由此才知道，把汉初四杰比作江河，是在责怪轻薄之人的妄自讥笑；推重李白、杜甫的光焰，却把那些轻率议论看作蚍蜉撼树。这不只是我为南禺公感慨罢了。南禺公一生著述很多，其中大的有《五经传》《有世统》。内容博洽，见解精深，读者应当自己体会。至于其他诗文，装满了箱笥，尚未编次，大多散失。他的孙子应大稍稍搜集整理，我得以拿来阅读。选取其中典雅驯正的诗，刊刻流传给同道之人。至于全集，则留待真正懂得文章的人来整理。○欧阳德 《任宫坊集序》△《任宫坊集序》任子初次考中进士时，奉行大封的诏令，陈述政务，忧虑时局、感伤风俗，愤恨顽劣、嫉恶如仇，写下数千字恳切直率的文章。当今皇上嘉奖他的忠诚，亲自把他擢升到高等名次，他才开始脱去布衣。一时之间，他的声名隐然震动京师。罗子达夫、程子舜敷、杨子实卿、唐子应德，都是任子的朋友。我因这些诸位朋友，得以追随在他身后，多次读到他的诗文；过去他所忧虑愤懑、屡次向皇上陈述的事情，往往都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我每读一篇，未尝不慷慨叹息三声。任子操守坚定、不断磨炼自己，他结交的人必定和自己相类；对于那些在官场沉浮、投机取巧，削方为圆、圆滑周旋，表面坦荡而内心深藏，迎合他人心意、争强斗胜以求取世俗资本的人，他都像对待仇敌一样憎恶。因此他从考功主事起，经荐举补任太子司直、国史检讨。官位上升很快，眼看朝廷将重用他，却最终不能安居其位。他所交往的几位朋友，也先后因直言获罪。我抱病卧居山林，只能抚然叹息，不知该怎么办。过了一两年，我从蜀中人士那里听说，任子闭门读书，家中有无一概不问，部使者来到也不能见到他的面。他时常和幽居之士、文人学者游览山水，铺写文采、锻铸辞章，文章更加精工、更加丰富。忧愤之情渐渐化为无言。有人说，任子大概是和世俗互相抹摋，却把这种处境用文章来玩味吧？”}], 这是因为他的气质少有与世俗相争、无所被迫而斗争的地方，所以精神得以涵养，平和安定而不外露吗？文章是内心情感的声音：心用来驾驭气，气用来昌盛文辞，文辞用来表达志向，志向用来约束行为，而功德也因此树立。所以，媚世之士，因为志趣随群而行止也随之改变，文辞淫靡，不能与众人和谐，也不能进入德行之门。玩世之士，因为志向通达，所以行为不受约束，言辞无边无际，可以用来怡悦性情，却不能用来救济外物。愤世之士，因为志向矫激，所以行为孤峭，言辞泛滥，可以用来震动世俗，却不能用来兴化教民。以仁为志，以道为本，浑然与万物同体，旷然遨游于天地之间；和谐却不随从，耿介却不乖张；忘却个人的好恶，因时应物而没有常态。因此，他的文辞纵横而不放荡，端正而不逼迫，严厉而不凶猛，优美柔和而不松弛，这都是因为志向精纯专一的缘故。君子说：志向与其随群，不如矫异；矫异而能返归正道，应该可以成为树立德行的根基。既然他已经通达于道，差不多了吧。任先生起初的志向已经奠定了根基，更何况每天都有新的造诣呢？他的德行一旦树立，功业一旦崇高，将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他的诗文一定会流传，今天已经流传到远方，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文辞值得喜爱。于是他的外甥李先生把它刻印出来，首先刊刻《大廷之对》，大概是取法于他当初的志向，仿佛是在说：深造自得，正是从这里打下基础的。任先生名瀚，字某，是西充人。李先生名某，字某，当时任少参，与任先生同在江藩。任先生的志向是：任瀚。《禺山文序》。《禺山文序》。张愈光的声名在海内显赫了四十年，如今却穷尽奇异诡谲之思，傲视一世。他的文章，自六苇以来，便没有这样的文章；在檀弓、柏梁之间，可惜生得太晚了。穆然啊，真壮观！我看他的道在空同、箕山，他的志向在湘累；他的忧患、遭受罪责、衰老而接近死亡等经历，都在江夏。然而他所记述的事情，大多宏大壮烈、旷达高远，并不写成怨愤凄惋的辞句，却能使我读它时，仿佛据坐松树、梧桐之间，面对万山沟壑，听见悲哀的瀑布奔流，以及虎豹、猿狖和百怪发出的清冷声响。难道就是韩愈所说的“鸣乎，善于鸣者”吗？有人说宋代不如唐代，唐代不如汉代，汉代不如春秋战国，这就如同江河之水不能挽回而流向山中，只能感叹时代罢了。于是我见愈光苦心经营他的文章，根本不问其为人，哪里还来得及相信他生在东汉、西汉之后呢？文章没有古今之别，哪里有时代的限制？孔子、孟轲不过是衰周时代的老儒生，没有听说他们所作的文章降格于夏商，反而超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等诸位君子之上，这一点如何说明呢？一个人圣明，他的文章就成为经典；一个人贤能，他的文章就成为史书；既不贤又不圣，他的文章就会流于粗野。古代那些湮没无闻而今世不显的人，以及今世辛苦创作而后世不能流传的人，都只是粗野之人的言语罢了，怎么能怪罪时代呢？我看愈光作文像程子，作诗像李白；他的学问取法古人而又进于圣贤，即使我不知道他像谁，也必定不会成为粗野之人的言语，辛劳创作而不能流传后世。什么时候回到昆明，见到新任太史，请替我哀悼他的困厄，并把我的话拿去问他。皇甫汸。《梦泽集叙》。《陈石冈集叙》。《梦泽集叙》。

译《梦泽集》，是齐安王先生的作品。先生名廷陈，字稚钦，号梦泽子，因而用号命名这部集子。他的父亲南墩公王济，在孝庙时考中壬戌进士，任吏部郎。王公生下先生时，先生聪颖超过常人，幼年便能作文，起初完全出于天性灵性，并非借助老师传授。黄童世人称为无双，倚相当时被称为能读书，这些都是楚地所产的人才，先生确实很像他们。吏部公十分疼爱他，常说：“王家的千里马，又见到这个孩子了。”刚满二十岁便在乡试中举，到了丁丑年参加春官考试，两场都取《礼经》第一；廷试时被擢为高等，选为庶吉士，与东浙汪应轸、江晖、关中马汝骥、许宗鲁、任丘旷灏、大梁林时、曹嘉、西蜀余承勋、楚地颜木以及王先生一起，才华横溢，文章光耀上天，铺陈文采以辅佐国家；人才之盛，文雅有序，这一科首屈一指。江先生作文喜欢探求深奥隐秘，夹杂古文奇字，意旨既幽深，语言又艰涩，使读者错乱迷惘，甚至不能断句，只好闭口惭愧地停止阅读。王先生每有作品写成，总是大声叫人拿给别人看，说：“有谁能增删一个字，我愿意拿千金作赌。”恐怕就像《吕氏春秋》中的千金一样，终究无人能够得到。他又喜欢议论讥评，因此人们多半表面服从、暗中怠慢他。一年多后离开翰林馆，授任吏科给事中。适逢毅宗皇帝将要南巡，朝廷群臣都进谏劝止，奏章一天比一天堆满驿传，不只是言官如此。汪先生于是激励众人到宫阙下，上书宰相熊峰石公。熊公主持馆阁教育，严厉地劝阻他说：“如果祸患不可预测，老夫的力量也不能庇护你。”早晨他作《乌母谣》，大书在玉堂的墙壁上，言辞触犯石公，使石公非常惭愧。他的放纵诞妄，大多如此。此前，嫉恨他的人把他在馆中讥评的言论添油加醋地传到政府，政府因此怨恨他；奏章上去后，果然借吏部之手把他调补为州郡属吏，最终得到裕州。那种卑躬屈节、委曲顺从的姿态，他不愿学习；诉讼文书堆积成山，也不是他所喜欢的。到任后，他治理崇尚严峻刚直，不畏惧强权，依法惩治贵戚，有鹰击般的作风。他拜谒御史时也不稍稍贬损自己，却被诬陷为攀附权势、以文章构成罪衅，于是使锺仪戴着楚囚的帽子被拘系，使邹阳在梁国狱中按剑自守。可悲啊！今上继位后，施加深厚恩惠，宽容地接受并曲意宽贷诸人，诸位渐渐升迁复职，只有王先生仍被罗网牵累，遭到摈弃。颜先生所受的祸患尤其严重，以至于遭遇同党禁锢，而荣耀却归于另一类人；离去者一同沉沦，进用者反而如柴薪堆积，世人都为此惋惜。此后过了十二年，我在己丑年考中进士，在都门认识了昆仑山人。山人就是张诗。他很熟悉诸位先生，间或向我谈起梦泽的事情，因此我听到了详细情况。我也勉强有些当时的声名。诸位先生引我同他们结交，我没有一次不伸长脖子想见王先生的。何况我也恃才任性，和他有相同的遭遇。不久，我因触犯权贵，幸赖天子宽宥，被贬为黄州理官。这次任职，我不以降职为遗憾，反以能够继承苏长公的职位为荣耀；不以赤壁为快乐，却以能够见到梦泽子为幸运。到任不久，便冒雪去拜访他的居所。当时王先生已经很久没有进入官府，我便安排自己作为外员从别馆居住。王先生也不嫌弃，前来拜访我；刚一见面，便像平生故交一样欢喜，以杯酒接待我，又赠给我文章，这些辞章都载在集中。王氏家业承继青箱，仕宦相联，世代身居朱绶，是楚地的世家。王先生又让他的儿子槩、弟弟和侄子跟随我交游。唉！先生为何在众人中直到白首，却一见我便倾盖相交？我又为何在众人中几乎被他们迫害，却唯独受到先生怜爱呢？颜先生虽清秀高雅而未曾相见，但他的芳名书信也常常听到。先生隐居将近二十年，放下对爵位服饰的留恋，以琴书娱乐心志，深思古人，专心精研著作；多次辛苦地被举荐，却以赴朝廷征召为可耻。看他写给中丞、监察陈先生的信，像嵇康写绝交信给山涛；以及寄给余懋昭、舒国裳二人的信，像杨恽写信答复会宗，从中就可以想见他的节操气概了。先生此时收敛英华、藏起锋芒，谦逊自持、坦然行事，不以才华傲视他人，反而用道术诱导别人。假如他早年便磨炼品行，完全可以从容取得卿相之位；然而也正因此，未能像晚年那样宣泄耿介之气、抒发孤愤之情。我本来知道，他的书是在离开赵地后写成的，赋是在归还卭地人爵位时完成的；荣誉声名哪里会有穷尽呢？他终究不会因为这些而交换掉那些。楚地是人才众多的地方，也是辞赋的渊薮。屈原被上官大夫诋毁，宋玉遭登徒子诟骂，祢衡被曹瞒杀害；然而他们的志向却同日月争辉，言辞则与天地同样长存。先生又有什么可惭愧的呢？这部集子中，乐府和古诗可与潘岳、陆机并驾齐驱；再往下比拟阴铿、何逊，五言、七言律诗可与沈佺期、杜甫并肩；参用卢照邻、骆宾王的风格，文章效法《左氏传》《国语》，又兼有班固、司马迁的笔力，足以不朽。全书诗赋十一卷、文章六卷，共十七卷，自成一家之言。旧版在家塾刻印，幼弟云泽君王廷瞻在淮阳重刻，侄子三湘君王同道又在吴中刻印，于是吴地刻本更加精良。两位先生都以进士身份任理官，善于审理案件，号称神明。任职淮地的那位因贤能而授任河南道御史，任职吴地的那位也已经受到征召而出行。三湘说我最深知梦泽，命我为集子作序。唉！甲寅年秋天，我有滇南之行，取道齐安，访问先生旧居，见到他的儿子和孙子，抽泣拭泪，作诗悼念他。如今又为他作序，这就是为了使他生存于后世。我承蒙与他有敬礼、赏鉴、订正文章的交往，死后又辱蒙彦升托付笔札之事，不敢推辞。三湘是不忍辜负梦泽罢了。我的话哪里足以使这部集子增光呢？《陈石冈集叙》。

译嘉靖庚子年，我的朋友陈子约之以宪职在梁地督学，后来在淇水之上去世，归葬棺衬于越中。当时太史唐应德因上书措辞失当而免官，祠郎熊叔抑又因供职时触犯上意而获罪。这两人不远行数千里，带着沾湿的絮酒进入甬地，望着灵帐流泪，抚慰孤幼的遗孤，在素帛中搜集遗稿，又在名山寻访遗文，然后才相互告别离去。我正在守丧居庐，没有来得及同行，曾写诗寄托悲情。不久，唐先生删定他的著述，编成若干卷，于是请荆令某人付梓，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他又说：“从前先士安借助声望得宠，太冲先生难道偏偏没有不同吗？”我不敢推辞。序文说：圣明的君王彰显德行，志士为名节而死，所以神龙昂首，幽暗的云彩如景象般蒸腾，寒蝉开始鸣叫，清凉的风变得凛冽。当他生逢有利可为的时辰，恰逢掌管文教声名的盛会，处在崇尚文章的朝廷，又遇到同时代的明主。凡是通晓经术的士人、缀辑文辞的作者，谁不是铺陈精华、敷衍文采来光耀国家呢？己丑年，天子有渴求贤才、侧席而待的心意，宰相有开阁延士的风度，于是解下官印讲习文艺，飘动冠缨而体味道理，彼此情意相合如埙篪，言语芬芳如兰芷，人才济济，号称得人，海内都向往倾慕。枚乘、东方朔、司马丘明、司马相如相继在汉廷升进，陈琳、刘桢、应玚、徐干一同在魏室登用；仅仅坐而议论，难道就值得夸耀吗？在那时，陪侍燕饮、登台歌咏，家家都追慕《大雅》；跟随泸第公出行，户户都兴起新声。一字写得精工，听到奇妙之处便侧耳；片言说得巧妙，看见繁丽之处便心中跃动。京城纸价因此上涨，箫笛曲谱也渐渐流入禁宫。像陈先生这样，年龄刚比终童略长，才华可比贾谊，雕琢的文章华美交织，藻饰的才思纷然展现；顾盼之间英气卓立一时，尤其是文艺苑囿中的杰出人物。然而人的好恶容易改变，盛衰反复无常；在不及防备的间隙，构成了触怒权贵的祸端，于是造成这次长沙之行；他一去，金马门便不再容他，只能沉沦失意。陈先生于是稍稍收敛锋芒，最终遵守法度约束自己，但仍寄托兴致于山川，在岁月中抒发愤懑，周游驰驱于各地，在羁旅中宣泄情感，著述更加精工，难道能说身在外地就没有奇作吗？转眼之间，不到十多年，当初情意相合如埙篪的朋友，已经遥远得像参星和商星；当初言语芬芳如兰芷的交谊，也分散得像浮萍断梗。先生最终长逝，化为异物；南皮的良友聚会只留下悲怆的踪迹，北海的人才零落令人伤心，大概就是为此。如今考察诵读他的遗稿，早年如铸成初唐四杰，晚年如熔铸二张；笔力劲健可比陆机，才华高逸可追谢灵运，绮丽如游燕之作，充沛如入洛之篇，情韵隽永如浮湘之什，兼备吴越、瓯闽之间的风格，完全可以流传而不朽，与那些湮没无闻的人不同。可惜深沉的思虑被官府文牍纷扰，迅疾的羽翼在险路上折断，雄伟的才华困顿于短促的光阴，劳苦所得的声名也违背了中寿的期望。假使凤池还没有失去光辉，给他年岁让他完成所能达到的境界，难道仅仅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这就是命运的深奥之处，也是萧、刘之所以互相议论，董氏史官之所以共同悲叹的原因。唐先生会相信我的话吗？于是占卜式地写下此序，并把诗附在篇末。孙升。《王氏存笥稿序》。《王氏存笥稿序》。世人称说三秦多豪杰，是因为那里山川极其奇异。自从空同李先生以论著高居一代，华州槐野王先生接踵而起。这两人都可称为人中豪杰。王先生被授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入关省亲祭扫封树之地时，恰逢关中发生大地震，王先生死于家中。唉！王先生生于二华山的深处，所谓岳降神灵，果然不是虚言。然而地面裂开、山崩地陷，又与他的出行相会，难道不是地脉断绝而人杰凋萎吗？我和王先生同年考中进士，任史官，每天聚集在著作之庭，唯独与王先生意气相投。退朝后总是一起到住所，拿着文章互相讨论，半夜也不停，成为常事。有事便让童仆带着书册来，务求彼此攻讦校正，优点缺点都不掩饰。至于评议古今得失，正是王先生最为熟悉的领域，我总觉得他的话很有滋味。若有不合我心意的地方，王先生早已批评驳斥了。王先生作文取法司马迁，作诗取法汉魏，写近体诗取法盛唐，尤其宗法杜甫少陵。平日喜欢深沉思考，务必使文章合乎法度，结构符合规范之后才修饰文辞。起初，王先生文辞华丽，学士们往往称赞他。等到学业更加精深，去掉雕琢浮饰，崇尚玄远朴素，听到的人反而议论纷纷，各执可否两端。王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众人的议论混杂纷乱，我尚且不能自我坚定；使我专心修习古道而不再左顾右盼，是您的力量。”向王先生请教文章的士大夫日益增多，王先生不喜欢低劣的议论，一定要作品合乎作者的规范，然后才接受文稿。他曾写信与我约定说：“文章要想不朽，这是盛大的事情；如今应酬繁多而无暇发挥见解，如果不能有所发明，凭什么取信于后世？希望仿照古诗的篇目，与您共同创作，务必竭尽精神心思，达到汉魏诗篇的水平，再共同评定是非。将来形成一家之言，就把这件事载在卷首，也许可以留下足以征验的文字。”王先生去世后，我私下担心他的著作不能保存；如今在他的书笥中得到遗稿，丝毫没有散失，只是没有找到所谓仿古诗篇，那是有志而未能完成，真可惜啊！但把现存的作品全部读过，也已经足以流传了。我不聪敏，哪里能够评定他的文章？只是王先生已有成说，我不愿违背，所以替他编辑编次，得到文章若干卷、诗若干卷，题名为《存笥稿》，这是王先生自己命名的。孙升说：“我观察作者之林，他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有的人能作文遣词，但诗歌声势不振；有的人凭近体诗受到推重，古体诗却显得不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并不是空话。唯独空同先生能够兼具各种体制，王先生前后相继进入堂奥，也都能独占一席。即使关中人才贤士很多，这两个人又哪里容易得到呢！”王先生学识广博，见闻丰富；同他拍掌谈论政事，四方疾苦、九边要害，也可以坐着筹划解决。只是他未能享尽天年，功业尚未开始，实在是命运如此。王先生的品行事迹载在本传中，这里不详细论述。现在所论，是作者的志向，大致如此。吴国伦。《苏门集序》。《苏门集序》。

译高子业做官任按察使，死在楚地。他的朋友陈约之曾刊刻《苏门集》，留给楚地人。二十年后，门人亢子益在梁地重新刊刻。只是收藏在楚地的，楚人人人都传诵；收藏在梁地的，连荐绅大夫也不认为珍贵。大概亢子把刻本带回家属那里，他家屡次贫困，不能守护，后来甚至被放债的人夺去，因此藏匿不传将近二十年。我再次到梁地，才和陆道函谋划，赎回此书，使它重新流传。唉，子业差不多可以不朽了！中州谈论文艺的人，大都说子业是在七先生之后兴起的。但自献吉、仲默以下，要想与他们并列，就很难了。子业作诗，后来锺惺称赞他，说他在诗方面超过文；李梦阳评论文章，说他在文方面超过诗。如果这两种说法并存，那么优点和缺点本来就各不相掩。我的朋友徐子与从前任汝南太守时，曾登上平台，拜谒唐代三贤祠，慨然叹息说：“高常侍能与李白、杜甫齐名，是因为一时际遇相同。献吉、仲默一同驾驭上等快马，在中原奔驰；高子业虽然也能并驾，只是放慢缰绳稍后到达罢了。况且中州同样产生三贤这样的名人，难道还要分古今吗？”这篇记文已经上报，蔡中丞请求增加祭祀三人，使六贤合祀，朝廷答应了。然而后来终于被乡里人暗中阻挠，罢去子业而把李、何二人列入五贤祠。我看李川父所作《五贤祠记》，说中州七先生之外，还有多得数不胜数的贤才，唯独把子业置之不谈。唉，子业身后尚且如此不得志，士人之间要彼此知遇实在困难，又怎么能责怪放债人之流呢？道函说：“这部集子已经再次流传，子业不必依靠祭祀来求得尊崇。若不是这次刊行，玄珠就会沉没，谁还能使象罔去寻找它？既然从烧过的枯桐中得到了它，就只能到弃灰的道路上去寻找了。”希望我为这件事作序，作为后世的凭证。序文写成后，灌甫宗正又为李氏之事留意。我将接着设法办理。利瓦伊祯。《邢子愿全集序》。《邢子愿全集序》。如今各地的文章家都高谈两京文章，轻视六朝文章，却不知道六朝文章本来就不容易写。名家评论六朝文章说：“藻饰华美之中有抑扬顿挫，语言虽然像璧玉相合，意义却像串珠贯联。”如果不是读尽五车书、笔下包容万般变化，就不足以谈论这种境界。又说：“即使让文考、灵光、简栖、头陀这样的作者来写，令韩愈、柳宗元拿起笔来，也一定会黯然失色。”某人有六朝人的才华却没有他们的学问，某人有六朝人的学问却没有他们的才华，才华与学问兼备，之后才能写出六朝文章。若不是长期修习、确实有所领会，怎么知道其中道理呢？国家文治昌明，几乎可以与三代相等。自从二三位作者相继去世，文坛空虚，竟没有人物。邢子愿在山东崛起，海内士人都倾心归向他，正如岱宗在五岳中最高，正如东海上成为大风的表率。他的文章出自周、秦、汉、晋诸家，远非六朝文章所能穷尽。即使现在把子愿看作六朝文人，他也仍是丘寿王所说的“天下少有双全，海内难有第二”的人物。六朝人评论文章，没有比《文心雕龙》更好的；即使有作者，也没有谁能够改变它的原则。试取子愿的诗文，参照彦和的评论，总括来说，在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丽辞、练字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境界。在典雅、深远奥妙、精练简约、显豁附会、繁富绮丽、雄壮华美、新颖奇特等方面，也都具备各种美质。分别考察他的品类：论宗经，感情深厚而不诡异，风格清正而不杂乱，叙事真实而不荒诞，义理正直而不迂回，体制简约而不芜杂，文辞华美而不淫靡。论明诗，文采比正始更繁丽，力量比建安更柔和；情感极尽、形貌逼真，以描写事物；文辞穷尽、力量追求新奇，有时把木片分开也能成为妙处，有时以流丽自我炫饰，各有曲折恰当之处。若拿他与古代作者相比，贾谊的俊逸发越，扬雄的沉静幽深，刘向的简易平实，班固的雅正深厚，张衡的深广通达，阮籍的倜傥不羁，嵇康的俊逸侠气，陆机的矜持庄重，他都能心手相应、表里相符，具备完整的优点。天授的才华，加上后天的学问，囊括千古，驱使百家，在文苑树立标杆，传播到四方异域；名声之下确实没有虚士。近来后辈扩大先辈的说法，说仿作两京文章容易，写成真正的六朝文章困难。真正能写六朝文章如子愿这样，难道不难吗？我曾把邢子才比作子愿，只是特意取他们同姓罢了。子才是北方的六朝人，容易在那里成为雄长；如果让他与江左诸君并驾齐驱，或许也只能如韩陵片石一类而已。山东有子愿，而南北文坛都推让佩服他，不约而同地说同样的话，难道不难吗？子愿每次有所撰著，都凝神构思、沉吟推敲；高明的工匠不会把未经加工的材料示人，所以他的遗集与弇州、太函、冯元敏、邹彦吉诸公相比，仅仅保存了十分之一。先生又精通六书，作品中多有古文奇字，常常亲手校勘，交给家中刻工、仲子以及女婿史民部余审定。余先生推辞说不能胜任，便把这件事交给冐伯麟、喻叔虞、茅止生，让他们共同参校讨论，然后誊写到可以刊刻。于是叙述我平日的评鉴如下：这就像象牙白髦、残鹄酸■〈虫隽〉膗这样的珍品，世人很少能够驾驭，也不一定都合口味，只有有见识的人才知道其中滋味。地下的修文郎，大概可以欣然阅读它，如同雌霓读书一般。余寅。《刘子威先生文集序》。《刘子威先生文集序》。

译从前我曾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我国建立以来，文化事业兴盛，根基深厚而昌盛，殷切的文教光明显著，看起来超过西汉长安不止百倍。多么盛大啊！那种精神与天地交融，在山川间显耀，充满四方疆域，又从我们这一代人中流露出来。本来应该有这样的人，上追先民，足以与古代作者相当，可如今却不过三四位罢了。西汉长安建都还不到百年，太史公司马迁、司马相如就已经这样雄视天下。我国二百多年，像这两位的人有几个？其他如董、贾、邹、枚诸公，也各自凭借宏大的才华奋发而起，可我们这一代人却总是轻视他们。更不用说考察当今，能有几个人像他们呢？我唯独认为刘先生最为卓异。先生能够胜过西京文章，却又不只是胜过西京文章。上至左氏、三闾大夫、南华老人、韩氏的孽公子，凡是今天的人不能到达的绝境，先生全都能兼备，并且交错发挥出来。西京以下的文章，难道只是先生余力所及之事吗？世间那些深藏的记载，不值得进入先生的眼目。假使天上有藏在霞宫、丹甲等处的典籍，先生也全都能铭记在胸中；假使地下有藏在汲冢、豕覆、釜中等处的典籍，先生也全都能铭记在胸中。先生为什么不只是超越千古，而且他的文章也实在难以言说。他文章的开始因循体制，铺陈时由于充实，最终则因顺应变化。文章没有不从最初学习开始的。它必定有磅礴的气魄、广大奔放的气势、宏大高昂的见识、峻拔奔涌的纲纪、疏宕超越的步调、曲折奇诡的流转。然而一旦得到这种境界，文章推进就迅疾；若未能得到，通常便舒缓。一旦达到这种境界，就会忘却一切；若尚未达到，便仍然有所谋划。刘先生岸然挺立、刚直不屈，潜心磨炼志气，力量极其纵横；对细微机兆浑然忘却，专一地不急于张扬，收拢万端于凝聚之中；细微之处达到他的心意，忽然便如闪电流行；锋刃交错，仿佛白昼也为之寒冷；光芒惊骇夺目，却并不残缺伤人；又如神鼎铸成，奸邪怪异无不显露。文章的气势常常飞动，不能拘束。用滋味调和它，所以既可斟酌于皇宫御膳，也可以使草野中的瘦弱之士受到感发，振作不止。用声调使它悠长，宏大的内容不至倾覆，细微的内容不被淹没，建立格调而合乎法度。既然已经完成，仍仿佛尚未到尽头；片刻之间充满我的心意，最终又归于无形。我看古人善于诡奇，发展到诡奇便常常不再变化；善于放逸奔荡，发展到放逸奔荡便常常不再变化；善于寄托讽谏，发展到寄托于风谣便常常不再变化，终于没有别的变化了。因此，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最终凭借一种品格而近于圣贤。这没有别的原因：古人因不求兼备而能保全长处，今人因贪求兼备而丧失完整。所以，今天的文章可以作为镜鉴。论文章的创始，强；论达到极盛的气势，弱；论穷尽变化，强；论精微义理，弱；论峭拔，强；论玄妙变化，弱；论纤细裁剪，强；论洪大鼓荡，弱。刘先生的文章之所以卓异，难道不是因为前三方面都具备，而后四方面也能够安置其中吗？我又私下感到疑惑：如今天下人大都崇尚他们那一派，嘈杂地鼓噪；他们以声势喧闹地倡导，使天下人也跟着喧闹奔走，不顾这种声势过盛而损害真实。刘先生仿佛根本听不见这些人的声音，默默修养，坚定珍视自己，不凭借外缘求取世间声名，却因此声名流传得更加久远。有人说：“为什么要轻视名声？今天树立的标志，将成为后世的楷模；恐怕刘先生并不在此列。”这哪里是看见了我的刘先生呢？假使让千年前的人和千年以后的人共同评论，您认为谁会处在什么位置？在扬雄的时代，有谁认识他的文章？如今桓谭的评论，难道就一定可信吗？所以我说，刘先生是千年一遇的人，不应只由我们这一代来评断。所谓显扬刘先生，并不是徒然夸饰而已。至于我和您的骨骸，哪里能够等待后世的评论呢？雷思霈。《袁中郎潇碧堂集序》。《袁中郎潇碧堂集序》。

译六经之外，还另有一个世界：庄周近似《易》，荀卿近似《尚书》和《礼》，左丘明近似《春秋》，屈原的《离骚》近似《国风》《雅》，他们都是楚人。古人能够在六经之外崛起，自作文章；如今却只在一字半句之间寻求两汉、盛唐的风格，是多么浅陋啊！道学先生更加酸腐，见到独创而有神情的句子，便推拒它，说是“文士家的话”；见到根本探究义理的言论，便再三退让躲避，说是“异端家的话”。这难道是把六经的意义穷尽了吗？为什么竟如此小看六经呢？真实，是精诚达到极点；不精纯、不真诚，就不能感动人。勉强装出的笑容不会使人欢悦，勉强凑合的关系不会使人亲近。只有真人，才有真言。所谓真，便是见识极高，才情丰富；说出人们想说的话，说出人们不能说的话，说出人们不敢说的话。说出人们想说的话，即使人心中明白却无法举出表达，他的笔力和口才也能使人豁然开朗、笑逐颜开，受到鼓舞而不能停止。说出人们不能说的话，即使是千古未决的公案、无法触及的境界、难以描写的感情，也能用片言解释清楚，如同风雨绵延数千里而不枯竭，如同江河奔流。说出人们不敢说的话，就是把世人几乎都忽视的事忽然说成神圣，把世人视为神圣的事忽然说成平常。道理不一定是古代一向存在的，言语也不一定是人们曾经说过的。后世若有人懂得我的解释，那是后世之人为我作证；后世若没有人懂得我的解释，那就是我为自己作证。中郎的诗说：“不要拿古人来和我相比，同床异梦，彼此毫不相干。”正因为能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和文章。就像山有云，水有波，草木有花，种种色彩，千变万态，从来没有穷尽，也没有人知道它们为何如此，只要任凭我的真率本性而已。从前有人见到前辈，询问他的文章，说“像两汉”；又询问他的诗，说“像盛唐”。两汉的文章终究不是我的文章，盛唐的诗终究不是我的诗。中郎的文章，是中郎自己写成的文章，是明代的文章；中郎的诗，是中郎自己写成的诗，是明代的诗。假如有一个人称赞他：“您的文章真像两汉，您的诗真像盛唐”，那个人脸上就会露出喜色；又有一个人称赞他：“您的文章是一代的文章，您的诗是一代的诗，直接超越汉唐而在它们之上了”，那个人的欢喜就会增加百倍。由此看来，不能自成一家之言，而要借古人来掩饰自己的短处，正是勉强装笑、勉强凑合一类。假如一定要像古人才能算好，那么号称一代作者的人反而会遮蔽前代贤才，为什么听到后一种赞美，喜悦反而增加百倍呢？中郎胸中没有尘俗之气，以慷慨大略来玩味世事、经历世事，也超脱世事。他治理世务而有美好的节操，品格高标，不加入牛、李两党的争斗，不甘受舒、温之流的习气影响，具有白居易、苏轼的风范。他所写的各种著作，往来出入于这两位君子之间，但归根到底是用性命之学印证大智慧，具备雄辩的才能。像鹅王辨别水中的乳汁，像乳象罔探取玄珠一样，中郎独自懂得其中的契合，恐怕古人也没有多少能够比得上。他是楚人，如今刻印的《潇碧堂集》有若干卷，或许就是在庄蒙、屈原、宋玉之外，又另行建立了一个世界吧？林右。《逊志斋集序》。《逊志斋集序》。像水流一去不可阻止的，是趋势；习惯形成后不可改变的，是风俗。随趋势一同前进、与风俗同流的人，是普通人；知道趋势和欲望所趋向的地方，却能坚定地以圣贤自守，不沉溺其中的人，是君子。他不但不被趋势和风俗浸染，而且一言一行所达到的地方，都会使天下的趋势随之确定、天下的风俗随之改变。譬如狂风迅雷，震撼天地上下，没有大的事物不被摧折，没有幽深的地方不被 penetrated；即使有强硬顽固的东西，也会自行弯曲而安定，委靡在它的威势之下。这不是圣贤豪杰之士不能担当的事情。周朝末年，孔子的门徒已经去世，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天下。孟子在平民之中慨然兴起，修明仁义之道，于是杨墨之说仿佛衰落了。孟子之后，经历秦汉，又遭受焚书坑儒的灾祸，天下学者看不到完整的经书；老、佛之徒却鼓吹私说，鼓动天下，天下人都相互拜师尊奉，说：“这就是当今的圣人。”结果三纲沦丧，九法败坏，其祸害比杨墨更严重；即使凭韩文公的雄才，最终也不能使天下改变。到了宋代程、朱诸子出现，彻底扫除陋习，顿时把天下引回大道之中，天下人猛然醒悟而改变，说：“我们的道本来就在这里。” 这样以后，老、佛之说便没有用了。唉！当它们肆意宣扬邪说，趁着我们的道没有人维护，在其中残害正道时，根系盘结、枝蔓散布，牢牢扎入人心，漫延得无法拔除。假如天下没有产生程朱，天下人就会整天昏昧无知，像盲人在黑夜行走，怎么能够看见青天和白日呢？所以说，能够确定天下趋势、改变天下风俗的，非圣贤豪杰之士不可。有像云一样的大船，才能驶向无边的大海；有乌获那样的力量，才能背负千钧重物；有天下无双的才干，才能剖析天下的事务。才干不足以担当天下，却想剖析天下的事务，就像乘小船驶向大海、驱使软弱的人背负重物一样，不必等有见识的人说明，人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要忧虑天下趋势不能由我来确定、天下风俗不能由我来改变，只应忧虑自己没有涵盖天下的学问。像郭林宗、王道一类人，忙忙碌碌于衣冠礼仪之间，尚且能使天下人仿效他们，何况我佩服学习圣贤之学，却说天下趋势不能由我确定、天下风俗不能由我改变吗？可惜当今的学者却不是这样，更何况他们听闻前朝的旧习，私下把现成说法拼成文章，把老、佛之说混入其中以显示博学，志气污浊卑下，议论低劣浅薄，拘谨琐碎，再也没有大人君子的气象。我的朋友方加希直奋然起身说：“这哪里足以称为学问？不以伊尹、周公的心事来侍奉君主，就是在伤害君主；不以孔子、孟子的学问作为学问，就是在伤害自身。发表言论、持守观点，完全以至理为根本，合乎天道；自程、朱以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学者。天下有志之士没有不推重他的言论，甚至将要全部放弃自己所学而追随他。唉，这难道不是豪杰用心的地方吗？平常之士世代都有，豪杰之士却不多见；而在我的朋友希直身上见到了，又岂不是我的愿望吗？希直的文章，我已经评论过了。譬如春天的气息刚刚到来，真液般的色泽充满广阔天地，飞翔、潜游、活动、滋生的万物，各自都显露出生机，天下人没有不相信的。这只是其中一件事罢了，概括说来，他的根本长处并不在这里。不过，文章是用来表达志向的；不观察他的文章，凭什么知道他的志向所在？所以我又为他的文章作序。洪武三十年秋八月，同郡友人林右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