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二十七

译臣听说朝廷援引杨溥的旧例，起复李贤。臣才疏学浅，前些时日在大廷接受皇上询问，蒙受圣恩，亲自把臣置于首选，臣常常感奋自励，想着报答皇上的奖拔知遇。凡是圣学的大要、君道的急务、朝政的缺失、纲纪的废弛、官吏的贪酷、生民的愁苦、风俗的弊坏、士气的萎靡、兵戈的扰攘、饥荒的接连发生，臣都想提挈纲领、疏理条目、陈述实情、探究根源，写成万言书献上，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报答陛下的知遇。但臣任职不久，历练不深，而且朝廷大臣、百官群吏之中，必定有人忧虑臣所深深忧虑的事情，说出臣想说的话，实行臣想实行的政见。臣是一个从疏远之地突然得到进用的人，恐怕犯下冒昧进言、越职干预的罪过，所以心里虽有忧虑，口中不敢说；口中虽想说，也一时没有机会。这是臣的罪过，也是臣的本分。近来李贤遭逢丧事，朝廷下达起复的命令，臣私下认为，李贤是大臣，起复是大事，关系到人伦纲常，关系到风俗教化，是天下所瞩目、后世所鉴戒的事情。左右侍从、给事中、舍人、御史等官员，必定有人不顾流俗、竭力陈述正论、扶持纲常；因此臣沉默因循至今。臣以前既不敢上前陈说这些事情，如今又不加以议论，便成了苟同取容之徒，这固然不是陛下求臣的本心，也不是愚臣报答陛下的夙愿。越职而违背义理，是君子所嫌恶的；没有共同商议便各自进言，圣人也不赞许。然而先王的制度规定，时政有过失时，即使普通百姓和各种工匠也可以执持谏言，何况臣充任近侍，蒙受的恩典又深又重。臣恭敬读到圣策，其中说：“朕从早到晚忧心不懈，想要端正大纲，举张万目，使人伦在上位彰明，使风俗在下民中厚重。”陛下这句话，真可以为天地建立人民的准则，为万世开启太平。然而要端正大纲，没有比彰明人伦更优先的；要彰明人伦、厚重风俗，没有比孝敬父母、敬爱兄长更优先的。孝悌是上天的常道、土地的正义。国家没有孝悌就不能成为国家，家庭没有孝悌就不能成为家庭，人没有孝悌便成了禽兽；中原没有孝悌便成了夷狄。所以先王制定礼制，儿子为父母服丧时，君主即使命令征召，三年之内也不呼唤他家的门。寻求忠臣一定要从孝子中寻求。做臣子的，没有不孝敬父母却能够忠于君主的；做君主的，没有不教臣子孝敬父母却能够得到臣下忠诚的。从前子夏问三年丧服期间遇到战争之事是否可以免除丧礼，孔子说：“鲁公伯禽曾经有这样做的人。”如今把三年丧期中的李贤起复，是因为有战事之事吗？如果是这样，臣从未听说过这样的道理。如果是因为国家大臣而起复，那么礼制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规定。这似乎与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不同，也似乎与陛下当初策问臣子的本意不合。如果是因为旧例规定大臣应当起复，那么做君主的应当用先王的礼制教导臣子，做臣子的应当依据先王的礼制侍奉君主。臣不必远引其他事例，只请用宋代来说明：宋仁宗曾经援用旧例起复富弼，富弼的奏词说：“何必遵循旧例来延续前代的错误，只应当依据礼经来实行今天的正确做法。”仁宗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宋孝宗曾经援用旧例起复刘珙，刘珙的奏词说：“身处安土的中国，没有门庭受到寇难，若冒用金革之名来谋求私人的利禄赏赐，是不应该的。”孝宗没有违拂他的心意。这两位君主都没有拘泥旧例而强行起复臣子；这两位臣子也都没有遵循旧例而苟且顺从君主。因此功德泽被当时，声誉流传后世，史官把它写入史册，士大夫传诵不已。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君主能用孝道教导臣子，臣子有可以推移到侍奉君主上的孝心。从此以后，再没有礼义可言。史嵩之援引旧例起复为丞相，王黻起复为执政，陈宜中起复为宰相，贾似道起复为枢密使。这几位君主，没有不援引旧例起复臣子的；这几位臣子，也没有不援引旧例顺从君主的。然而百姓因此困苦，天下因此动乱，社稷因此倾覆，给当时留下祸害，给后代留下臭名。原因没有别的，只是君主没有用孝道教导臣子，臣子也没有可以推移为忠君的孝心。《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陛下想让李贤承担天下的重任，如今四方多有忧患，因而起复他吗？那么仁宗时契丹也未尝不强悍，孝宗时金人也未尝不强盛。陛下如果一定要让李贤主持天下事务，而不是只处理宫门内的私事，那么李贤即使不被起复，也可以通过言论发挥起复的作用。使李贤对于天下事务知道什么就一定说出来，说了就一定说尽；陛下对于李贤的言论，听到就一定施行，施行就一定竭力。这样李贤虽然没有起复，也等同于起复。假如李贤对于天下事务知道却不说，说了又有所隐瞒；陛下对于李贤的言论听到了却不施行，施行了却不尽力，那么李贤即使起复，也等同于没有起复。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臣、百官中没有贤士。君主好比盛水的盂，臣子好比水；盂是圆的，水就随着成为圆形，盂是方的，水就随着成为方形。君主喜欢劝谏，臣子就跟着正直；君主喜欢阿谀，臣子就跟着谄媚。臣下正直，就多有违逆圣旨；违逆圣旨多了，君主的恶感就会产生；恶感产生，俸禄便不能保全，自身也不能安稳。谁肯不保全自己的俸禄、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臣下谄媚，就多顺从圣旨；顺从圣旨多了，君主的宠爱就会产生；宠爱产生，恩宠就更加牢固，职位就更加安稳。谁肯不巩固自己的恩宠、不安稳自己的职位呢？陛下如果确实能在退朝后的闲暇、清静安适的休息时光里，稍稍放下君主高贵尊严的威势，亲近正直诚信、学识广博的人，敞开心怀嘉奖采纳，降低礼节尊崇贤者，讲论圣学的大要，阐明君道的急务，询问政事的得失，察看百姓的利弊，访问人才的贤能与否，考察古今治乱，询问风俗的盛衰，咨询边防的缓急；以众人的见解作为自己的见解，以众人的知识作为自己的知识，对顺从己意的言论加以审察后斥退，对违逆圣旨的言论容纳而接受，使群臣都陈述谋略、众贤都得到任用，那么李贤想说的话，别人也能说出来，又何必违背先王的礼经、拘泥前朝的旧例，损害大臣的名节、亏损圣明的清明教化，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呢？朝廷的举措、大臣的进退，天下人都在观察，史官也会写入史册。清议即使不能在朝廷实行，天下仍然存在；公论即使不能在今天实行，后世仍然存在，不能不警惕，不能不谨慎。

译李贤的起复，还可以说是因为他肩负天下重任，应当遵循前朝旧例。可是近年来，朝廷把夺情起复当作常规，士绅把起复当作美名，吃稻穿锦的人接连进入朝廷，而依据礼制、守持经义的人寥寥无几；连草荐土块所象征的丧礼都不知道，这样的人与天下的重任有什么关系？与前朝旧例又有什么依据？前朝除杨溥以外，从未听说起复某人担任某官。如今起复的官员为什么这样多？说他们具有高明谋略、深远思虑，足以裁断天下的大议吗？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有所发挥？说他们能够折冲御侮，足以平定天下的大难吗？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有所作为？说他们具有正直节操、刚劲气概，足以激励天下士人的风气吗？为什么没有看到这样的表现？说他们有深厚仁德和恩泽，足以浸润天下民心吗？为什么没有看到施行？说他们的忠言谠论足以补救朝政的缺失吗？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敢于进言？陛下为什么要选取这些人来起复呢？臣意料他们平日阿谀媚附权势，预先为自己留下后路；等到遭遇父母丧事时，便一定曲意编造谀词，欺蒙皇上的听闻，不是说此人办事合理、可以夺情，就是说这件事有旧例、应当起复。一旦得到批准，便欢喜地上任，从没有像富弼那样坚决请求、像刘珙那样恳切辞谢的。名义上说是夺情，实际上是贪恋职位；名义上说是起复，实际上是留恋俸禄资秩。况且妇人为公婆服丧也是三年，孙子为祖父母服丧按礼制有期服；夺情对于丈夫原本与妻子没有关系，起复对于父亲原本与儿子没有关系。如今有的人照旧住在官舍，妻子儿女也不移动，却向天下号称：“本来想服满丧期，是朝廷不允许。”即使三尺高的孩童，我恐怕也不相信这话。做父亲的盼望儿子报答自己，难道会想到竟至于此吗？做儿子的报答父母之心，难道忍心做到这种地步吗？自己都能枉曲的人，从来没有能够使别人正直的；忘记父母的人，从来没有能够忠于君主的。陛下为什么要选取这些人来起复呢？富弼遭遇母丧，韩琦说起复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事，但富弼最终没有被夺情。史嵩之遭遇父丧，太学生多次攻击他，人数达到数百人，史嵩之最终也请求服满丧制。如今大臣起复，群臣不加以议论，反而跟着为之编造理由，是为了给自己预留后路；群臣起复，大臣不认为这是错误，反而跟着促成此事，也同样是为了给自己预留后路。大臣无所忌惮，群臣还有什么可惭愧的？群臣已有先例，大臣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如今的大臣，实在是韩琦、富弼的罪人；如今的群臣，又是太学生的罪人。上下形成风气，纷纷随波同流，以至于公开没有起复的旧例，私下却策划隐瞒服丧。遇到大赦的例子，就隐瞒服丧以接受封爵；遇到可以得官的例子，就隐瞒服丧以等待选任；遇到可以考中科举的例子，就隐瞒服丧以应试；遇到可以转任升官的例子，就隐瞒服丧以等待迁调；遇到可以求取贿赂的例子，就隐瞒服丧以赴任。臣不忍心看到圣明的时代，风俗的弊病、纲常的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爱亲之心，孩童都有；缩短丧期的说法，即使下愚之人也以为可耻，何况身穿冠裳、听闻圣贤之道的人呢？只是因为贪图利益，竟至于忘记父母。孔子说：“这种事都可以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的呢？”又说：“在上位的人有什么爱好，在下位的人一定会更加爱好。”陛下如果对于先王遗留的礼制，遵守祖宗制定的法典，用礼义来对待他们，不用爵禄束缚诱使他们，用廉耻来激励他们，不用名位引诱他们，使积久的习弊一下子彻底消除，那么忠孝之心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过去即使忘记父母的人，如今也会成为孝子；过去即使怠慢君主的人，如今也会成为忠臣，这也是理所必然、势所必至的。天子，是用孝道治理天下的人；大臣，是辅佐天子用孝道治理天下的人。臣希望陛下不要被群臣的议论迷惑，出自圣明的决断，召回内臣，准许李贤依照富弼的旧例守制，依照刘珙的旧例服满丧期；已经起复的人，一律命令他们追回服丧；尚未起复的人，一律准许服满丧制。即使有战争之事，也应当遵从墨衰之礼。朝廷端正了，天下就会归于一体；大臣有所等待，群臣就会效法。人心和天理不可磨灭，谁肯甘心做不孝子，厚着脸皮做不忠臣呢？纲常由此端正，人伦由此彰明，风俗由此厚重。臣这番话一说出来，触犯者都会违逆众人的怒意，群臣的猜疑也将纷纷而来；他们不是说臣是狂妄书生、妄加议论，就是说臣是迂腐儒生、空谈旧礼；不是说臣故意偏激以求取名声，就是说臣妨碍时势、不能通权达变。近年以来，人们常常用这些话来堵塞言路、挫伤士气。然而臣早晚惶恐不安，只怕上负朝廷，下负所学，被天下人议论，给后世留下笑柄。因此冒死为陛下陈说这些话。○杨守随 《弹劾刘瑾疏》△《弹劾刘瑾疏》

译臣曾听孟轲说：“扶正一个君主，国家就可以治理。”又听周穆王说：“实在要依赖左右前后的在位之士，来匡正我的不足。”然而教化推行、法令建立，必定由君德端正开始；奸邪之人的进用，也常常成为君德的拖累。奸佞邪僻之人足以迷惑心志、改变意向，日积月累，最后会造成废弃法令、阻塞教化，灾祸一旦兴起，后来便有不可言说、不可挽救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形，明智的人应当及早辨别、预先防范，何况如今苗头已经显著，事情已经形成，势力已经壮大呢？这好比毒疮生在肘腋之间，既不能在未化脓以前消除毒气，又不能在已经化脓以后荡除污秽，必定会成为心腹之患。因此今天的事情，臣不能不痛哭发誓至死，为陛下把它彻底说清。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在东宫培养德行时，英明焕发，具有超过常人的天资；早晚勤学，具有追求圣人的功夫；亲自礼敬师儒，具有尊重圣道的志向；辨别君子和小人，具有不受迷惑的明察；不亲近身边的谄佞幸臣，具有刚正的操守。天下臣民仰望陛下，把您看作当今天下太平的希望。先皇帝将要升遐时，召二三位大臣到寝宫，面命嘱托，谆谆教诲他们尽心辅佐；这是臣等共同听闻的，也是陛下亲自见到的，那些话至今还在耳边。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大体遵循旧典，间或推行一两项新政，深得人心，天下称颂，认为先皇帝的道德功业可以媲美周成王、汉文帝，而陛下的德行超过周康王、汉景帝，宗庙社稷十分幸运，臣民也十分幸运。为什么几个月以来，左右近臣不能敬谨承受陛下的德意，反而把先朝的良法美政全都改变，把先朝的近臣和贤辅全都诬陷并斥退，使政事日益违法、日益败坏，天下百姓哀号，不知道手脚该放在哪里？怨恨叹息的气息，竟导致灾异发生：上天发出雷鸣，大地发生震动，五星在夜空中侵犯失序，星辰显现在错杂之处，彗星直穿北斗，太阳在年初发生日食，桃李在深秋开花，雷击奉天殿鸱吻，暴雨毁坏留都的皇墙；古今罕见的灾害，在数月之内交相出现。人事在下感应，上天便在上显现变化，难道陛下独独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吗？如今陛下早晚共同相处的是什么人？共同交谈的是什么言论？共同实行的是什么事情？不要以为深居清穆宫禁之中，别人就无法知道。冏命说：“侍奉御前的群仆，没有不是正直的人，以便早晚承受辅弼君主的责任。”吕氏认为，陪侍、仆从和近身侍御之人，后世把他们看作卑贱品类而不加选择，却完全不知道君主早晚与他们相处，气质和习性必定会由此迁移、受到陶养。所以周公作《立政》时，感叹懂得忧劳、体恤民情的人太少。如今内臣刘瑾、马永成、张永、丘聚、罗祥、魏彬、谷大用、王岳等八人，各凭奸险的本性和机巧谄佞的才能，希望通过引导、谄媚来诬上欺下。起初还只是寻找间隙来满足私欲，后来竟放纵心志，肆无忌惮。当时人把他们称为“八虎”。只有王岳还稍知畏惧人言，略有退避；刘瑾尤其威猛凶狠，像长着利齿、善于噬人的猛兽。虎能咬人，人人都知道，可陛下却偏偏同它们聚居游乐，还亲近信任、宠爱保护它们，这正是所谓养虎而自贻祸患。如今这八虎天天用放纵游乐的事情引导陛下，天天用谄媚奉承的话讨好陛下。有时在西海子举鹰捕兔，有时在南城内攀登险峻高处；有时穿胡服招集骑射之士，有时装扮成神像充作龟趺。宫禁中的锣鼓声传到远近，宫中的火炮声昼夜不绝。搬演杂剧，混淆贵贱而不加区别；假借降神的巫术，混乱尊卑而不分明。引车骑而亲自充当执鞭赶车的差役，这是宣尼孔子所不肯做的事，如今却做了。排列市肆而亲自参与商贾之事，这是鲁仲连所不忍做的事，如今却忍心做了。他们巧妙装饰、施展各种技艺，希望迎合宫中深处的欲望。即使陛下天资英敏、圣性刚明，自有主宰而不被摇惑，然而处在鲍鱼店和兰花室之间，听着齐地街巷的言语、楚地的方言，我仍担心陛下不能不被他们潜移默化、暗中夺取本心。近来太阳已高而大朝还没有临朝，漏刻已尽而宫中寝殿还没有驾临，难道真是万机繁多，竟没有一刻空闲吗？陛下请认真想一想，今日向往圣贤的学习、尊重道统的志向，果真像从前那样勤勉吗？所任用的果真都是君子，所贬斥的果真都是小人吗？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果真都遵循祖宗的成法和先帝的遗意吗？不要以为四方臣民只会听从命令，人人都不能议论、不能违抗。事情既然已经不合常理，就应当改正；可是这几个人正仗恃皇上的亲幸，掌握天下权势，任意施行暴虐，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杀台谏，拦截实封奏章，使言论不能上达；又以花言巧语迷惑圣听，使皇恩不能下达到底。大开贿赂之门，擅自专掌赏罚之权；传奉任命的官员竟多达百千人；招募武勇之士以及五六岁的儿童，又招引有谋略的人才。作为爪牙，他们全都同金貂紫绶的奸邪之人结交；作为心腹，又滥赐玉带蟒衣。有的奏请盐引，私下从事贩运；有的奏请讨取地场，大兴土木；有的索取官库银两；有的冒名摊派织造所需的钱粮。义子、男宠、赘婿，全都贪得金紫官服的荣耀；宠爱的士卒和幸臣童仆，也都享有貂珰宦官般的尊贵。依附他们的人升禄加官，违逆他们心意的人贬爵夺职。罪行重的人只要贿赂丰厚，反而能够升官；功劳多的人如果没有重金行贿，反而会被贬职。内外臣僚只知道趋附刘瑾的权势，天下百姓只害怕刘瑾的威势。从前，受过先帝顾命托付的几位大臣，如今也有暗中交结、默默依附并泄露机密的人了。从前，南北群臣都发誓痛恨他们，如今却有人替他们出谋划策、主掌文书，迎合时势。况且他们多次更换边境掌管武略的臣僚，大幅改任各省镇守官职，究竟想做什么？事情已经再明显不过。伏望陛下远鉴汉、唐、宋的祸患，近观曹吉祥的旧事，以杜绝后患，防止其他变乱。臣上月曾会同府、部、院、司的公卿僚佐，具本竭力陈述他们的罪行，伏在宫阙之下，等待圣裁。中官传旨，命臣等宽免；臣等俯伏在地，至于以死请求，直到日已偏西以后，才承受处分的旨意。臣等高呼万岁而退，以为一定会依法正典刑，再没有疑问了。

译没过几天，却传旨让他们各自担任职事：有的负责操练团营，有的办理两厂事务；有的佥书司礼监，有的署理掌印；有的总理御用事务，简直是倒拿太阿剑，把权柄交给他们。这些都是兵权、财权和机密政务所在之处，是政事的根本区域。《大雅·荡》诗所谓“蟊贼在内作乱，昏暗谄佞之臣没有共同辅政，纷乱邪僻，实在使我的国家遭受祸害”，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表面上把他们远远放逐，暗中却亲近他们；名义上疏远斥退，实际上却亲信他们。政权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奸邪之心就更加得逞。如今天下的怨恨正深，形势的危急已经十分严重，而且大肆杀戮，大肆贪污淫乱，大量输送财赋，大举征收赋税。国库因官府而枯竭，民间财力因百姓而匮乏，边境武勇因征战而疲惫，上下互相谗毁，神人共同愤怒。然而刘瑾的野心正放纵而未止，刘瑾的罪恶正成熟而不悔改。由过去来推测今天，可以根据今天来估量将来。人的欲望很少有自我满足的戒心，小人更没有知止的念头。观察事情的发展，如果不趁现在扑灭，后来必定会出现无法言说的事情和无法挽救的局势。《易经》说：“踩到初生的霜，坚冰就要到来。”阴气刚开始凝结，怎么会很快就发展到水冻成坚冰呢？这也是说，顺着这种趋势逐渐发展，最终就会达到那种地步。因此周公在《畜》卦第五爻告诫说“畜养猛兽，利于防止其露出利牙”，在《姤》卦第五爻告诫说“用杞柳包裹瓜果”。今天的事势，正属于这一类。伏望陛下独断乾刚，大施涣号，把这几个人逮送法司，明正典刑；远远鉴戒延熹年间已经发生的过失，不要使臣重蹈蕃武已经覆灭的旧辙。难道只是臣一人的幸运吗？还请查明内宫，凡是列在“八虎”名下以及同他们亲厚交好的人，全部放出宫去，以断绝祸患萌芽。另行选用廉洁谨慎、端正恭谨的人，来担任左右使令的差役，那么所谓左右仆从和驾车御者无不是正人，出入起居无不恭敬，发布号令、施行政令无不完善了。这样就会看到君主的德行自然没有不正的，法度自然没有不明的，治理教化自然没有不清的。内心可隆盛如唐尧虞舜，德业可媲美三代，又哪里还需要谈论成王、康王、汉文帝、汉景帝呢？这是天下万世的幸运。臣实在承受不住这迫切忠诚恳切的心情。林俊 弹劾僧人继晓、梁芳的奏疏 弹劾僧人继晓、梁芳的奏疏

译臣认为，人君的德行没有比听取并采纳意见更大的，臣子的罪过没有比欺骗蒙蔽君主更大的。今年以来，灾异接连发生，两京地震，陵寝震动，日食月食相继出现，野熊进入市中；这种明显的警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丑虏侵犯梁地，侵扰我北方边境，边民骚动，戍卒忧叹怨恨，实在不能不加以忧虑。臣愚昧地认为，这还只是手足上的疾病。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陕西尤其严重，人民流徙到别的郡县以及荆襄等地，每天以数万计；严重的全县无人，稍轻的也十室中走了七八室。仓廪空虚，无法救济，树皮草根也已经吃尽，饥民倒毙道路，恶臭熏天；路上听到这些情况的人，没有不流泪的。然而巡抚、巡按以及三司等官员，享用着当地的肉食，既然知道旱荒，本应提前奏报，静候圣裁，却茫然无知，漠不关心。情势到了如此地步，仍然左顾右盼、迟疑徘徊，只专门设法蒙蔽朝廷，看见百姓饥饿却不加体恤，轻视国家而看重自己，所以不肯上言。事物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民间深藏的祸患难以预料；这实在是腹心的危急疾病，医治它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不能稍有延缓。近来大学士万安等人提出，允许生员等人缴纳米粮，这固然是救荒的一条办法。然而，如果想让这些人轻装运送，那么当地就会空虚贫乏，无法买到米；如果想从其他地方转运，又会困于劫掠，道路难以通行。臣恐怕拖延下去就来不及办成事情。如今的办法，应当下达宽恤百姓的诏令，加重欺骗蒙蔽朝廷之罪，以收揽人心；立即派遣有才干力量的大臣以及科道、部属中廉能的官员，分别携带内帑钱财，像流星一样奔驰前往临清等处；听从当地情况，哪里路近方便，或有解送到官的粮食，或有邻近州县的积蓄，就由官府雇车装运，兼程前进，随到随地赈济，那么尚未死亡的余民，或许还能够得到救助。但臣还有一番话。孟轲说过：“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我所厌恶的事情还有比死亡更严重的，所以有些祸患我也不能逃避。”臣一旦把这番话说出，就可以发泄天地神人的愤怒，使圣祖、神宗的心意感到痛快，彰显陛下是圣明而能听取意见的君主，奠定万亿年无穷无尽的福祉。万一触犯圣旨，祸患也不过止于臣一身罢了；臣难道会吝惜一身的祸患，而不替陛下陈说吗？臣听说修炼方术的说法荒诞怪异、没有根据，佛教、道教的教说虚幻妄诞、没有可取之处。因此这些事不见于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而其虚妄之处却屡见于唐、宋儒者先贤的论说，史册考察也清楚可见，不能抹去。谨按，僧人继晓本是一个奸险的小人、市场上的无赖；从前曾冒充会邪术，欺骗楚府，等到事情败露被逮捕，却又逃跑以逃避罪责。他不但没有改过自新，反而更加放纵荒诞，暗中住在京师，多方钻营，错误地蒙受圣上宠爱，接连得到特别恩典。连五尺高的儿童都咬牙唾骂他，他却还敢肆无忌惮地迷惑扰乱圣明的听闻吗？他动用内库银数十万两，修盖大镇国永昌寺。臣仔细想来，陛下聪明圣明，决不会主动做这种事，这一定是继晓这个小人倡导荒诞之说，说寺庙一建成，圣上的寿命就会更加绵长，国运就会更加昌盛，百姓寿命就会更加长久，边疆就会更加安宁，以此来诱惑陛下。却不知道把可以使用的钱财拿去供给无益的费用，国家的财计将日益削弱；凭陛下超过三王、胜过五帝的资质，却走唐宪宗、梁武帝的旧路，圣明的声誉将日益受损；下面的人争相效法、侍奉佛教，圣明的政事将日益败坏；居民被迫迁徙，劳役不停，民众的怨恨将日益兴起。即使真如继晓所说，先王的政事也决不会这样做，更何况那万万没有这种道理，反而会造成大害呢？从前卫懿公喜爱鹤，有的鹤能够乘坐轩车；卫国将要作战，领受铠甲的国人都说：“让鹤去吧！鹤实际上有俸禄和官位，我怎么能去作战呢？”喜爱鹤这种事，似乎还没有造成伤害，但失去人心尚且到了这种地步。伏望陛下由此类推。臣认为如果不斩杀继晓，将来的祸患就无法说清了。然而，纵容他的人，是梁芳。梁芳颠倒是非、阴险狠毒，任用邪佞，排斥忠良；辅佐他的人很快得到美官，触犯他的人动辄遭到放逐。梁芳欺骗蒙蔽朝廷像赵高，奢侈如同石崇，几年之间，借进贡、买办为名，盗取祖宗一百余年积存的府库财物，几乎耗尽，家产堆积如山，还嫌不够多。他所到之处扰乱风气，汪直也不能超过他。如今又推荐继晓，暗中请求修盖寺院，虚耗内库财物；外间传言说，他的本意并不是肯做这件事，而是被陛下逼迫，只得勉强服从，这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想让陛下独自承担谤议。臣子有善行就称颂君主，君主有过错就归罪于自己；如今梁芳想文饰自己的奸邪，却把过错归到陛下身上，仅这一件事就已经不能不诛杀他了。况且天下就像人的身体，贤才是元气，财用是骨肉，小人是疾病。梁芳耗损元气，削弱骨肉，又把疾病引入其中，臣实在为国家身体的危险作出断语，认为把梁芳碎尸万段，也不足以抵偿其万分之一的罪过。臣的德行不足以取信，职务也不是言官；若袖手旁观、默默无言，可以保住官位，但臣却不自量力，竟同这两个专权奸臣争论是非，真像蜗牛用角相触、飞蛾扑向火焰，已经不能说是明智了。然而臣想到，牛负责耕田，狗负责看守，哪怕是卑微的走兽，也要靠劳作来取得食物。臣靠陛下供养已经七年了，近来又因年资劳绩，蒙受增加品秩的恩典，感激惭愧，无地自容。半夜思考这些事，眼泪不断流下，想到人主深居九重，国家的利害怎么可能全都知道；而祖宗在天之灵，也在期待臣等通过进言把情况告诉陛下。如今内有大臣，外有百官，以及街巷平民，也都为饥民的死亡痛心，恨不得吃梁芳、继晓的肉；最终不敢把这些话进呈给陛下的，只是舍不得官位，害怕死亡罢了。假如臣也不说，陛下终究不会醒悟，祖宗在天之灵会把臣等看作什么人？天下后世又会把臣等看作什么人？执笔的史官必定讥笑臣等，恐怕还会牵连陛下。过去魏国任座回答魏文侯“我是什么样的君主”的询问，因为直言而触怒文侯；等文侯问翟璜，翟璜说：“您是仁君。君主仁厚，臣子才会直言。”先前任座的话很直，文侯却高兴了，命翟璜召任座，亲自下堂迎接他，把他作为上等宾客。臣不敢奢望超过任座，但又怎么忍心让“不直”的名声成为陛下仁圣之德的牵累呢？臣确实不怕死，只希望陛下留心听取阅览，仔细谋划并一定施行，那么就是祖宗的光荣、社稷的福分，也是臣民万世的幸运。如果臣所说不对，甘愿接受公开诛戮，以证明自己没有欺骗蒙蔽。杨最 劝谏停止修炼养生的奏疏 劝谏停止修炼养生的奏疏

译八月十二日，礼部接到圣谕，其中说：“东宫暂时命令监国，事关重大；仍请奏报请求朕暂且放下政务一两年调养，或许可以亲自处理政事，一切恢复如初，绝不敢再次贪图安逸。”钦此。朝廷内外大小文武臣工听到后，没有不惊骇的。圣谕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推究其原因，是陛下得到了一位方外之士，想借调摄修养之名行事。况且古代圣帝明王，没有超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陛下想要效法的，也没有超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尧、舜、禹、汤、文、武的德行和功业，见于经书，载于史册，清楚可考，从来没有想让东宫监国而自己托言修养的。尧、舜尚且不肯让禹代替自己，汤、文王、武王也没有这样做。陛下何必这样呢？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圣道，并不是不知道修养可以成仙；禹、汤、文、武亲身实践圣道，也不是不知道炼道可以成佛。这几位圣人虽然知道这些道理，却不能轻易改变而去学习；不能轻易学习，也不能轻易得到。正因为不容易得到，所以不去学习。难道是说尧、舜的时代没有□□，尧、舜的智慧不能学仙吗？有学习成仙的方术，也有成仙的人，只是所居之地不同，所治理的事情也不同罢了。皇宫内院，难道会有白日升天的人吗？从前孔子曾经遇见老子，向他询问礼，出来后对弟子说：“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吧！”龙就是仙。孔子并不是不知道老子成仙之道不可学习；既然不可学习，难道可以得到吗？臣在仆马之门任职，听到皇上的诏谕，开始时惊骇，后来感动而悲伤。臣忝列群臣之末，难道可以沉默而不说吗？臣对皇上的忠诚，有如周昌说话结结巴巴地直谏，实在不敢奉行此诏。伏望皇上端坐清静安和，恭敬默思治道，以纯正之心契合上天之心，以孝敬之念感通玄妙之意。一日两日，万机即使劳损视力，也应当亲自处理，不要耗费精神来调摄；不亲近声色，保全恢复先天元气，不求仙便自然如仙，不希求长寿便自然享有万有千岁。黄白之术、金丹之药，恐怕不可以服用，恐怕会损伤元气和本性。这就是臣所说居处之地、所理之事不同，正是指此而言。至于监国，事体重大，臣也不敢议论，自有五六位大臣以及九卿、科道主持议定。何况陛下神武聪明，自有定夺。臣现在只说，三代以上直到汉、唐、宋的诸位君主，不仅不足以效法，甚至没有闲暇逐一谈论。希望陛下在九重宫中的闲暇里，肯稍微留意此事，这样或许可以使臣像杞人忧天的忧虑，成为一条可以备用的韦带弦绳，略尽一点帮助。臣冒死昧昧进言，内心实在战栗不已。冯从吾 请求整顿朝政的奏疏 请求整顿朝政的奏疏

译臣没有什么才能，只是以一个书生的身份，冒昧列入仕籍，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臣私下看到皇上不亲自郊祀和庙祭，不临朝讲学，卓奏和契合奏章多被留在宫中不发，臣实在有杞人忧天般的忧虑。然而不敢请求，是认为在朝诸臣已经公开争辩、明显进谏，连篇累牍，或许万分之一可以感动圣心，又何必用臣的话呢？只是诸臣进言如此恳切，而皇上听得却如此冷淡。多次请求亲临飨祀，皇上仍像往常一样派官员恭敬代行；多次请求临朝讲学，皇上仍像往常一样静居深宫调摄；多次请求发出章奏，皇上仍像往常一样把它们留在宫中不发。难道在朝诸臣竟没有一句话合乎皇上的心意吗？还是皇上开始勤勉而后来懈怠，即使诸臣进言也不予理会呢？臣私下猜想，皇上的心意不过是认为过去励精图治，天下却没有看到什么好处；近年来静居调摄，天下也没有看到什么损害。既然如此，何苦舍弃安逸而趋向劳苦呢？却不知道人君的举动和士人百姓不同：士人百姓长久不料理家庭，家事就会废弛，祸患小而容易消除；人君长久不治理天下，天下的事务就会废弛，祸患大而难以挽救。皇上试看看丁亥、戊子以前，四方夷族归顺，海上风平浪静，天下是怎样的景象？这就是励精图治的成效如此；到了己丑、庚寅以后，南方倭寇报警，北方虏族背弃盟约，天灾和人祸接连不断，天下又是怎样的景象？这就是静居调摄造成的祸患又如此严重。中外事务繁多，人心忧虑不安；如果现在还不谋划，长此以往还能安定到什么时候？难道一定要等到一天不举行朝讲，就有一天的祸患；一天不发章奏，就有一天的祸患，然后才值得忧虑吗？况且今天皇上自认为是什么样的君主呢？皇上想成就神圣的名声，却让天下看不到太平的景象，那么名实不相符合，谁会相信呢？何况如今正逢朝觐之期，万国的冠服之臣都聚集在宫阙之下，都想一睹皇上的清明光辉，却竟然无法如愿，那么他们必定互相对视而疑惑，因疑惑而议论。他们不会说皇上是沉溺于酒宴而通宵欢饮，便会说皇上是迷恋美色之娱而整日迟睡。否则，朝政为什么会废弛到这种极点呢？即使皇上近来颁下敕谕，说圣体不适，或许可以再次借静居调摄之名，稍稍掩饰安逸懈怠的过失，却不知道皇上静居调摄已经不是一天了。如果认为真是疾病，就应当戒酒戒怒，以谋求保养生命；如果只是一时厌倦早起，难道也能把它托称为疾病吗？那么宫中鸣钟击鼓，声音传到外面，天下人心难道可以欺骗吗？况且皇上每天晚上必定饮酒，每次饮酒必定喝醉，每次喝醉必定发怒。酒兴正浓之后，左右近侍只要一句话稍微违背心意，就会被杖打致死。这样既不是静居调摄，又荒废朝政，即使诏旨森严，恐怕也不足以使天下人信服、使后世相信。臣看见前些年皇上禁止传递章奏，除非是奏报圣旨，否则不许传播。臣料想皇上不过认为臣下的章奏多有不知避忌的地方，恐怕一经传播，天下人就会传诵这些章奏，必然议论皇上的举动，所以姑且把它们留在宫中，以抹去痕迹。却不知道今天诸臣来朝，皇上仍然静居调摄，他们纷纷议论起来，比章奏传播出来时究竟少还是多呢？一个人的举动，四海的观望都会随之而来，难道在章奏传播与否吗？想要抹去痕迹，反而彰显自己的过错，难道皇上没有想到这一点吗？臣希望皇上不要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不要认为人们的议论不值得体恤，不要认为眼前的安逸可以依靠，不要忽视将来的危乱。一定要趁这次大批臣僚聚集、弹劾之日，赶快出来视朝，以回应四海臣工的期望；不要吝惜这片刻阅览奏章的劳累，发出臣的奏章，以彰明君主一人能够纳谏的圣德。还希望皇上节制饮酒以涵养性情，戒除怒气以驾驭左右近侍。至于今后诸臣的奏章，无论是否奉到圣旨，都准许照旧传播；这样圣德就会更加光明，圣度就会更加宽宏，天下太平的治理就可以指日而待了。世道幸甚，臣也幸甚。敷陈 李梦阳 李梦阳 上给孝宗皇帝的书 上给孝宗皇帝的书

译臣听说，人君不担心世上没有直言进谏的臣子，而担心自己不能采用他们的意见；臣子不担心自己的话不能上达天听，而常常担心人君听到后不高兴。直言进谏的臣子，性情朴实，不懂得避忌；看到事情积累的弊端，内心确实激愤，正义显现在言辞之中，所以他们的话恳切直接，不拐弯抹角，像药石一样有益，却很少加以掩饰。因此做君主的往往不乐意听。即使听到了，也不乐意施行。英明的君主却不是这样：认为臣下的话恳切，是因为不是为了自身；认为话如药石，是因为不是为了博取名声。于是引导他们发言，使可行的意见得以提出，再把它落实到行动之中。因此下面没有壅塞蒙蔽的奸邪，上面没有过失错误的政令，治理教化和洽，百姓就能受到福泽。臣私下思量，陛下正是真正的明君英主。臣怎么知道呢？陛下效法祖宗已经到了极致，敬奉天地也无以复加，整饬勤勉、延请询问，唯恐还做得不够。可陛下仍然说政事治理还没有更新，正直的言论还没有听到，忧思恳切，仿佛将要失去什么；内心空虚，始终不能自安。于是下诏公布诚意，广开道路，劝谕臣下尽心进言，以乐于听取来诱导他们，唯恐知道情况的人不肯说，进言的人不肯说尽，难道这不是远远超出常情吗？所以臣说，陛下确实是真正的明君英主。然而治理教化没有普遍和洽，百姓没有受到福泽，为什么呢？想来是疾病和祸害造成了这些结果，而陛下没有察觉；并且它们的渐变也不能任其发展。天下的形势好比人的身体：想使身体安宁，没有比去除疾病更好的；想使身体有利，没有比消除祸害更好的；想使它最终完整安定，没有比让渐变不能继续发展更好的。天下的疾病有两种，却不加以去除；祸害有三种，却不加以排除；渐变有六种，却不使它们无法滋长。反而急切地问：“为什么不安定？为什么没有好处？为什么不能善终而完全安定？”这同不服药却希望疾病痊愈有什么不同？唉，真是可怕啊。容易失去的是形势，难以得到的是时机。如今看见可怕的形势，又遇到可以进言的时机，如果仍然闭口退缩，以保全自己、苟且求取俸禄为打算，就是怀着不忠之心欺骗陛下。臣谨据所见，冒死分条陈述，希望陛下怜悯察看，俯赐阅览。两种疾病，第一种叫元气之病。什么是元气之病？就是有疾病的征兆而还没有外在形状，好比内在损耗潜伏着尚未发作，自己却以为安然无事；这就是病在元气。臣私下观察当今士气，很像这种情形，所以说是元气之病。孔子说：“国家有道时，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 如今的人不喜欢别人进言，见到别人拱手深深作揖、口中支支吾吾不吐露言辞，就自以为老成；又不喜欢别人直率，遇到事情圆滑机巧、委曲周旋，就认为善于处世。因此彼此转相仿效，很快形成风气。做士人的没有关于公义的是非之言，后来的年轻人承袭错误、沿袭弊端，再也不知道言语行为应当真实了。这样还可以说没有疾病吗？况且大臣是百官的表率，也是百姓所仰望的。如今大臣先是不喜欢别人进言，又厌恶别人直率。谏官本来可以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如今大臣受到弹劾，就率领廷臣争辩以求取胜，还对人说：“我不是一定要做官，只是要把是非曲直弄清楚罢了。”等到争得所谓“直”了，又安然做官，这是什么道理？过去大臣父母去世服丧，除非有诏令，否则不能起复任职；如今大臣服丧期满便自行起复了。这样还可以说他们有礼义廉耻吗？没有礼义，奸佞之人就会进用；缺乏廉耻，国家就没有防线。奸佞之人进用，就会因循苟且、互相欺骗诋毁；国家没有防线，纲纪就不能振作。臣私下认为，这些弊病如果不治理，必然逐渐积累到不可救药。所以说：四方夷族还没有入侵，百姓还没有离散，刑政还没有败坏，疆土还没有受损，而国家已经危险、君主已经忧惧，这就是臣所说的元气之病。第二种叫腹心之病。什么是腹心之病？就是一旦攻治便困难，不攻治又会危及自身。臣私下估量如今的形势，内官就是腹心之病。要除去内官，他们性情阴险、贪婪如狼，地位又逼近君主，并且结党相连，难以剪除，所以臣认为这是腹心之病。仓、厂、场、库是钱粮的要害之处，如今全由内官掌管。陛下是认为这些人忠实可靠、可以任用吗？还是认为成例不能废除呢？如果成例确实不可废除，每处安置一两个也就够了。如今少的有五六人，多的有二三十人，这是为什么？况且一只虎带着十只羊，势必没有一只羊能保全；何况十只虎对着一只羊呢？如今某某有司揭发了他们的奸邪，幸而陛下洞察实情，外间议论都说：“这一次必定不会赦免，至少也会放逐斥退。”如今已经几个月了，仍然搁置不办。人情对于隐蔽的事情往往有所遮掩，对于公开的事情却容易轻慢；他们的奸恶尚未揭发时还稍有畏惧，如今奸恶已经揭发，却不依法处置，也不放逐斥退，他们还有什么害怕的，怎么会不更加胡作非为呢？古人说过：“宦官有罪不可赦免，有职位空缺不可再补充，进言说明这一点很难。”如今皇城之内，登记在名册上的宦官有几万人，也太多了。陛下又命礼部选取十五岁以下、净身的男子五百人，打算用来做什么呢？人情谁不想求取富贵？如今田野小民无缘无故尚且阉割亲生儿子，希望得到任用，何况现在已有诏令，何况还有名位。唉，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灭绝人类，就一定会伤害天地和谐；伤害天地和谐，灾害就一定会到来；灾害到来，五谷就不能成熟，人民就会离散。上天的规律在上面受到扰乱，下面的人心充满怨恨，而阴险狡猾、贪婪如狼的人在其中无所顾忌地妄行，国家却不危险的，少有。臣所以说，内官就是腹心之病。陛下如果确实能在这个时候提拔良善正直之人，奖赏忠诚耿直之臣，斥退无耻的大臣，进用像卢扁那样的良医之佐，那么一定可以转疾病为安宁，化祸患为福气。况且陛下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困难而不去做呢？如今议论的人一定会说：“他们没有指明具体事实，某人忠诚，某人正直，某人无耻；泛泛而言，难以施行。”却不知道上面的人如同风，下面的人如同草。提拔一个君子，君子就会进用；即使有小人，也会相继受到感化而向善。况且人不幸得了病，选择医生来治疗，是因为爱护身体。如今某某有司幸而揭发他们的奸邪，这也就是国家的医生。如果一概搁置不办，就是医生能够治疗，而上面却不肯让他治疗。况且陛下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困难而不去做呢？

译如今如果真想使腹心安定，没有比铲除内官的权力更好的办法；想铲除内官的权力，没有比有罪不赦、有职位空缺不再补充更好的办法。《传》说：治理尚未形成的疾病，不要等到疾病已经形成才治理。如今既然已经患病，却还不治理，实在令人不解。已经有三种祸害。第一种是兵害。什么是兵害？臣认为，就是空耗粮食却没有补益，只有虚名而缺乏实际。强固根本，正是为了削弱枝叶。如今京城的军队，按卫所计算，有七十多个分卫，分为三营：一叫神机，二叫三千，三叫五军。大概披甲挽弓的人有数十万，本来是想用来强化根本。然而到了正统己巳，不过才几十年，调取出来的竟只有十二万人，也已经很少了。于是有了十二团营之名。团营到现在也不过几十年。近来派遣将领北伐，调取出来的不到三万人，而且他们的腰间箭具、弓刀还不齐全；骑兵则牵着露骨的瘦马，又临时设置鞍辔。兵员数目并没有比以前减少，供养他们的人却增加了。一下子狼狈到这种地步，是什么原因？官府不体恤军队，豪强权势多有侵占，使远处的逃亡，近处的隐藏；任职者不据实上报，粮籍也不注销。又因为壮丁各自在营中养家，老弱之人一出动就充当应点之数，所以供养的人增加，而能够使用的人减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所以臣说，兵害就是空耗粮食却没有补益，只有虚名而很少有实际。驣骧四卫，难道不是如今所谓的内兵吗？外官既不参与核查他们的人数，征役时又不挑选任用其中的壮丁，因此其中的人大多豪富而意气骄横。内官又是阴险狡猾、贪婪如狼的人。让豪富骄横的人由阴险贪婪如狼的人统领，这种祸害难道还能忍心说吗？况且锦衣卫是君主的爪牙之司。如今内官家中的人和子弟，都是团营兵中的精锐；内官又参与掌握这些兵，陛下为什么偏偏对此不寒心呢？古人说：“任官只看贤能，赏赐只凭功劳。”如今团营的把总、号头等人，有谁不是内官的私人呢？他们家中的人和子弟，又有谁不是诡称、冒充官员而得到任用的呢？竟然还让他们排列在重要位置，作为爪牙吗？俗谚不是说：“萌芽不砍除，将来会折断斧柄；小火星不扑灭，燎原大火怎么办？”这说的是贵在预先防范。陛下如果在此时查照往年李玉的事例，仍然设置总兵官，让他参与掌管内兵；又禁令团营把总、号头等职位，从今以后不得安置内官的私人。于是命令诸位左右近臣说：“凡是诡称、冒充官员的人，如果自首，只听凭罢免，不再追究。” 这样，威严就能树立，恩泽也能流布，这就是在祸患尚未显形时消除它，是最好的谋划。第二种是民害。什么是民害？臣认为，就是征敛过重而百姓贫困，又有贪污者居于官位，使恩泽不能下达。臣听说，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建立家业；人没有一点依靠，本来就不能生活。如今百姓中贤能聪慧的百人中不过一二个，愚蠢的人十个中常有七八个；他们又苦于无所依靠，而有关官吏不加体恤。征敛时不问贫富，服役时不问能力强弱，只说：“这是你的职责。”因此富贵者也被剥削，贫穷者只好借贷；借贷还不够，就只好卖掉儿女；卖儿女仍然不够，就必然逃亡。一旦抛弃父母，舍弃亲戚，背井离乡，愁苦怨恨之声冲上天空，就必然会有水旱风雹等灾害；逃亡的人不能回来，留下的人又被锁拿牵连，就必然会有无辜暴露在外的尸体。臣所以说，民害就是重税造成的。内府供用有固定数额，本应有固定账簿。如今油、蜡、皮张等物料，比弘治初年的费用多了将近十倍，这是为什么？大概是下面效法上面，获取剩余的人没有不想再多取的。如今既然比以前多了十倍，那么户部、工部的科派必定又增加一倍；下面的州县必定又增加一倍，百姓缴纳时还要加上所谓“秤头”等额外数量，也必定增加一倍；再经过内官，又必定要有贿赂，这样就更加倍增了。唉！百姓日益贫困，而征敛日益积重，当权者不肯把苦情上报，有司趁机肥沃自己的家产；这样还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真是后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陛下以前确实曾下诏慰问存恤百姓，然而账目数额没有减少，科派没有省减，额外加收照旧，贿赂公开进行而没有顾忌；这就是所谓只有空名而实际造成祸害。臣所以说，贪污者居于官位，恩泽不能下达，正是这种情况。第三种是庄场对京畿百姓造成的祸害。臣恭敬看到洪武某年诏书说：直隶抛荒的田地，听凭百姓开垦，永远不再征科。百姓既然亲自开垦，就不能说不是他们的田地。然而如今皇亲之家听任并依靠豪强，光棍投献田地、主使侵占，说这不是百姓的田地；把田地请求于朝廷，朝廷也说不是百姓的田地，于是全都赐给皇亲之家。皇亲之家既然奉天子的命令把它作为自己的财产，便擅自强夺田土，铲平坟墓，毁坏房屋，砍伐树木。于是百年土著百姓家产荡尽、失去职业，抛弃父母妻子，方圆千里之内全都骚动不安。皇亲是同国家休戚与共的人，俸禄不能说不丰厚，尊贵不能说不到极点，却只为区区田地损害百姓、动摇国家根本，难道是不愿同国家共享安乐吗？唉，实在太过分了！从前鲁国马厩失火，孔子出来，只问了一句“有人受伤吗”，大概是把人看得尊贵、把马看得低贱。如今蓟州的牧马草场却同百姓争夺田间小路和田亩，一尺一寸地剖分土地，臣私下感到悲哀。这岂不是把人看得低贱、把马看得尊贵吗？草场不过是几千顷土地，如今已经三次派遣官员办理此事。百姓连年因被拘传而受累，又互相牵连，妨碍荒废本业，耽搁谋生；男子不能拿犁耕作，女子不能上机织布，只好卖男卖女，弱者辗转而死，陷于泥涂的人已经过半了。唉，这岂不是把人看得低贱、把马看得尊贵吗？臣虽然没有完全知道事情的始末，但私下估计，如今的情势绝不可能是百姓侵占官田；即使有这种事，所应办理的也只是官租，并不像皇亲之家那样把田地占为己有。如今根据勘查文书四至界限，和百姓争夺的土地仅占十分之一二。臣认为应当搁置不问；况且把百年、数百年的土著百姓一日之间驱逐出去，陛下忍心这样做吗？王畿是天下的根本，如今因为几十、几百顷土地失去百姓的心，伤害阴阳的和谐。臣本来知道陛下不忍心，请陛下怜悯百姓，听取臣的愚见，敕令户部查考景泰六年勘官冯谨奏报中的事理，把前项田土仍旧交给百姓耕种并征收租税，只把空闲草地用于牧马，以求便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译第六种是渐变。什么叫六种渐变？第一种是匮乏的渐变。什么是匮乏的渐变？臣认为，是因为战争接连不断。然而又苦于浪费；如今各边用兵，用将则庸碌，用兵卒则疲弱，耗费钱财却没有功效，拖延日子而损害威势。钱粮官员低头供给，不敢提出异议。筹划不能接续，军吏就以此推诿，为自己解脱。因此仓廪不足，不说是军队耗费造成的，却说是钱粮官办事失误造成的；钱粮官又不说是自己失误，而说是没有米却要煮粥，于是开始有了和买的议论。和买仍然不够，于是有了挖运的成例；挖运又不够，于是请求内帑银两。臣刚到户部时，太仓库的银两还有七十余万；如今消耗将近一半了。然而请求钱财的人仍未停止。由此逐渐积累而不能停止，即使想不匮乏，又怎么可能呢？如今疆土并没有比从前更加狭蹙，也很少有大敌，并不是有匈奴、突厥那样的强寇。竭尽天下的力量来供应边境，每天仍然不足，原因是什么？正是耗费钱财而没有功效，拖延日子而损害威势造成的。钱就是泉，意思是流动。钱财散到上面，便聚集到下面；公家的财富削减，私人家室就充盈。如今京城内外，千座观、万所寺也都日益兴盛了。顾且不说那些左右侍臣，谁不是营造寺院的人呢？动辄哪一项不是以数万计？俗话说：“十进一出。”如今既然有数万钱流出，那么流入的钱就绝不止数万，这一点很明显。上行风教，下民就像草一样随风而倒。如今正值春气和暖，耒耜都在田野，陛下却不打开仓廪救济他们、不补助他们的不足，反而遍察寺观，敕令拨给费用加以修葺，这就是引导百姓供奉佛教。那些得到数万钱的人，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建寺呢？有智慧的人应当察知细微变化。如今钱财流入私人家室，又流出用于建造寺观。假如突然发生水旱灾害，兵事兴起，向内取用便已经匮乏，向外征敛便会使百姓困穷，臣不知道陛下将从哪里筹措。因此说：“又有一种严重的浪费，正在这里。”第二，是盗贼逐渐滋长。盗贼逐渐滋长是为什么呢？臣认为关键在于百姓贫困。盗贼并不是不知道犯法应当处死，只是他们认为，从前本来就没有饭吃，如今盗窃而得到食物，即使死了，难道不仍胜过饿死吗？从前本来就没有衣服穿，如今盗窃而得到衣服，即使死了，难道不仍胜过冻死吗？从前受到租税和官府的管束，如今盗窃而获得自由，难道不仍胜过被追捕、拘系、鞭打吗？天下无论智愚、强弱，全都低头捧心来侍奉我，是因为有法律约束他们，而且害怕死亡。如今既然死亡反而胜过冻饿、追捕拘系和鞭打，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所以以臣愚见，私下推测当前的事势，不只是要忧虑盗贼，必将还有大祸。所说的大祸是什么？是已有发生动乱的征兆，却还没有动乱的形态。如今天下没有不臣服的邦国，四夷没有不来朝的国家，百官奉行职事，筐篚贡物年年送到。太仓里有陈红腐败的粮食，武库里的兵器朽坏而不用，又没有方圆二三千里遭受水旱灾害。然而聚众呼啸、杀人，劫掠县城、焚烧村庄，抢夺妇女的事情，每天都能听到。假如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发生水旱灾害，武库缺乏兵器，太仓粮食耗尽，百官不奉行职事，夷狄从外侵扰，国内发生警报，那么事势又会怎样呢？所以说：“已有发生动乱的征兆，却还没有动乱的形态。”唉，这也足以令人寒心了。臣认为应当趁现在赶快选用贤能的官吏，救济饥饿和寒冷，以安定民心；又秘密命令整顿城池和军马，以应对缓急变故。安定时不忘记危险，是霸主的谋略；有备才能无患，是圣王的政道。何况如今承平日久，百姓不知道战争，万一有意料之外的警报，难道会没有像平原、睢阳那样的情况吗？所以臣说：“推测当前事势，不只是要忧虑盗贼，将会有大祸，正在这里。” 第三，是名器逐渐败坏。名器逐渐败坏，臣认为是因为升降官爵失去制度。英明的君王悬置爵位和赏赐来等待天下贤才，是要奉行上天之意而治理百姓。因此说：“五服各有章法，这是上天命定的，并不是我的私意。”又说：“在朝廷授予爵位，要与众人共同商议，表明至公无私。”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宁可舍弃百万费用，却吝惜授予一个郎官，意思也就在这里。如今求官的给官，求恩荫的给恩荫；贬黜他父亲，却提升他的儿子；贬黜他祖父，却提升他的孙子。臣不知道陛下将从哪里筹算。恩荫是用来报答功劳的，也是用来表示劝勉的。如今被贬黜者反而提升他的子孙，那么有功的人还凭什么受到劝勉呢？所以，爵位升高不足以激励人，赏赐耗费也不足以劝善，攀附钻营的风气一旦盛行，廉耻名节之士就会日益减少。况且陛下这样做，对您有什么好处呢？大学士万安从前侍奉先皇帝时，丑行污秽已经昭然显露。陛下即位之初，曾命令内官逼他脱下牙牌，把他驱逐出去。如今却给他的儿子恩荫，授为丞官，臣不知道这是报答呢，还是劝勉呢？况且陛下这样做，对您有什么好处呢？香草和臭草放在同一器皿中，谁还肯知道香草；廉洁和污浊一同受赏，谁还肯做廉洁之人？陛下如果认为天下这么大，何必吝惜这一个官职，那么所谓收藏破旧衣物、爱惜繁缨的说法，难道都不对了吗？只是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因此臣说：“名器逐渐败坏，是因为升降官爵失去制度。”第四，是法令逐渐松弛。法令逐渐松弛，臣认为是由于错乱法纪和轻视法令造成的。错乱没有比放纵罪行更大的，轻视没有比助长奸恶更严重的。从前舜做天子时，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孟子认为舜应当让士师把他逮捕。舜只好背着瞽瞍逃走，因为法律是天下公有的，是从祖宗那里接受来的。法律掌握在士师手中，士师不能独断；法律出自天子，天子也不能独断。因此士师可以逮捕天子的父亲，而舜不可以偏袒自己的亲人。从前有人侵犯王体，擅自抢夺夷僧的货物，损害并侮辱国家体面，传为外国笑柄，案件已经完备，按法律是不赦的。陛下怎么能赦免他呢？如果认为他无罪，那么既然已经追索赔偿了他的货物价值；如果认为他有罪，却没有听说有罪而赦免的道理。有罪而赦免，就是放纵罪行。放纵罪行，奸恶就会滋长；奸恶滋长，政事就会错乱；政事错乱就会损害百姓；轻慢百姓，法令就会被轻视；法令被轻视，法律就会松弛。这是古人最忌讳的事，而如今却被忽视了。

译最应当忌讳的没有比刑罚更大，最应当警惕的没有比徇私更大。为什么呢？刑罚是代天施行的讨伐，公正是上天的道理。君王不能把上天之刑据为私有，所以惩罚一个人而使千万人畏惧。俗话说：“不要以为相距尺五之近，后来就无法补救。”因此臣认为，王礼所施的赦免，正是法令逐渐松弛的开端。第五，是方术造成迷惑的逐渐蔓延。方术造成迷惑逐渐蔓延，臣认为如果清除它不坚决，那么诱惑就一定会侵入。自古帝王享有长久国运，是因为敬畏上天、忧虑百姓，并不是因为供奉佛教。身体康健、少有疾病，是因为清心寡欲，并不是因为奉事神仙。况且陛下难道没有看见梁武帝、唐宪宗吗？梁武帝奉佛最虔诚，然而遭遇的祸患最惨；唐宪宗奉事神仙也最虔诚，然而寿命却最短。这是明白的效果、重大的验证，清清楚楚可以考察，而如今营建寺院道观、请求赐额，陛下都不制止。近来又下诏修葺那些倾圮废弃的寺观，臣不知道陛下究竟从他们那里取得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所谓真人，是太虚无为之道的称号。如今那些饮酒吃肉、粗俗鄙陋的道士，陛下却像敬神一样敬重他们，尊称为真人。又有法王、佛子等人并肩乘舆登山，进入宫中享用珍贵食物，穿着锦衣。陛下即位时下诏说：“僧道不得举行醮事，煽动迷惑人心。”堂堂皇帝的诏言，四海都在传诵。陛下神明睿智的心性，过去并不赞同这些事，如今却又这样做，臣因此知道一定有人在诱导您。清除它不坚决，诱惑就一定会侵入，这就像锄草没有锄尽，反而使它的势头更加滋长。陛下为什么清除它不坚决，反而使它滋长呢？诱导者一定会说：“我们的道术玄妙，法术又灵验。”如今上天的变异屡屡出现在上方，百姓在下方哀号，边境战报还没有胜利，仓库又很匮乏。如果真人、国师的道术真能庇护国家，法术真能保佑百姓，陛下为什么不就试验一次呢？况且他们能够设一场醮、施一道法，使天变平息、哀号的百姓安定吗？这本来是绝不可能的事，但陛下没有察觉，反而听信他们的诱导。这就是臣日夜悲痛的原因。第六，是贵戚逐渐骄横放纵。贵戚逐渐骄横放纵，臣认为是防范他们的堤防决口了。水的堤防只靠土，国家的防范只靠礼。水堤决口就会溃散，礼制决口就会侵犯上级。从前高皇帝制定皇亲法令说：“皇亲之家不得干预政事。”臣曾俯身恭读，感叹这真是圣王不可改变的论断。等退下后考察其颁发俸禄、排列爵位，又使他们极其尊贵富有；再考察他们的器物规格、田地和奴仆等级，又不使他们逾越制度。臣因此又叹息说：“这就是所谓礼制的堤防。” 皇亲与国家是最亲近的关系，本来不应有隔阂。如今反而制定礼制来防范他们，臣认为这正是为了保全他们、使他们安宁。如今陛下最亲近的亲属没有谁比得上寿宁侯，最应当保全并使之安宁的，也没有谁比得上寿宁侯。然而陛下却不严格用礼制为他设置防范，臣恐怕他的堤防不久就要溃决了。下级衰替，上级就会受到侵凌。如今寿宁侯招纳无赖之徒，与他们共同获利而残害百姓，公然夺取人的田土，擅自拆毁人的房屋，强行掳掠人的子女，开设店铺，拦截商货，又占有并种植盐课之地，横行江河，张挂、鞭打黄旗，势头像飞虎一样。这能说是没有衰替吗？衰替就会侵凌，侵凌就会逼迫，逼迫过甚，法律就会施行。况且如今侧目而视、咬牙议论的人，谁不是对寿宁侯含恨在心呢？河川决口，所造成的伤害必定很多；万一法律施行，即使陛下想保全他、使他安宁，能够做到吗？臣私下认为，应当趁现在谨慎地加强礼制防范，那么用来厚待张氏的恩意就达到极致了，同时也是防微杜渐、剪除祸患萌芽的办法。◆经世 周用 ○周用 治河疏 △治河疏

译臣听说古今称赞圣人治水，必定说到大禹。大禹治水的功劳，没有比治理黄河更大的。自从宣告治理成功，直到周定王五年，黄河才改道。中间从龙门到碣石入海，黄河不成为中原祸害，大概有一千七百年。然而大禹治水的具体事迹，没有比《禹贡》记载得更完备的，其中记的都是成功之事；大禹自己说则是：“我疏通九条河川，使它们通达四海，疏浚田间沟洫，使它们通达河流。”孔子称说大禹，又说：“竭尽力量治理沟洫。”圣人所做的事，遗留万世而不泯灭，本来应当不是语言所能完全描述的；但大禹自述和孔子称赞他的内容，只说“疏浚田间沟洫”“竭尽力量治理沟洫”。那么经历一千七百年而黄河不成为中原祸害，实在是大禹尽力治理沟洫所赐。因此从大禹到殷朝盘庚，所说的五次迁都来避开黄河冲毁沟洫，大概只是沟洫稍有损坏。稍有损坏还没有迁徙。到周定王时黄河改道，沟洫就更加损坏了。改道还没有决口。到秦朝废除井田、开辟阡陌，沟洫就荡然无存了。秦朝国运没有延续到汉朝，黄河便在酸枣决口，又在瓠子决口，到了决口的程度就严重了。经历汉、唐、宋、元，黄河改道、决口的事情多得无法记载。今年治理黄河花费若干千万，明年治理黄河又花费若干千万，大概只是把决口堵住罢了。治理沟洫的政令却没有听说。就今天的黄河来说，每年冬春之间，它从西北蜿蜒流来，本来也没有看见大的危害。等到夏秋淫雨连绵、洪水到来时，排泄不及，沟洫受到震荡冲激，在这时最为严重。考察前代传记，黄河在夏季改道、决口的占十分之六七，在秋季占十分之四五，冬季大概没有多少，这就是证据。数千里长的黄河，挟带五六月的淫雨洪水，从高处倾泻而下，却仅仅依靠河南开封府兰阳县以南的涡河和直隶徐州沛县之间一百多里的河道来约束，并把水排入淮河，它不至于横流决溃，实在是侥幸中的万一。如今的黄河，就是古代的黄河。它从今陕西西宁到山西河津，就是所谓的积石、龙门，汇合泾、渭、澧、汭、漆、沮、汾、沁以及伊、洛、瀍、涧等名川的水，又承受每年五六月的淫雨，古今并没有多少不同。为什么偏偏大禹能够使它安稳地流在东北旧道上，经历千百年而不改变，后世却连几十年也不能保全呢？由前面所说来看，这完全是由于阡陌毁坏、沟洫没有修治，原因十分明显。仰仗陛下即位以来爱护养育百姓，无微不至，所以关于请求开垦荒田的奏疏屡次蒙受批准。这样看来，今天开始修治沟洫的政事，以继承神禹使大地平坦、上天成序、万世永远赖以受益的功业，臣实在有所期待。况且黄河发生改道、决口的变故，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洪水尚未流入大海时无处容纳。沟洫的作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防备旱灾和水灾罢了；它用来防备旱灾水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容纳水罢了。所以从沟洫直到大海，作用都是容纳水。天下的水，没有比黄河更大的；天下有沟洫，天下就都是容纳水的地方，黄河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容纳？天下都修治沟洫，天下就都是治理水患的人，黄河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治理？水患没有不能治理的，那么荒田还有什么地方不能开垦？一举便能兴起天下最大的利益，平定天下最大的祸患，以此施政，又有什么不可呢？臣私下看见河南府州县靠近黄河的地方，多年来亲自遭受冲刷决口的祸患，民间田地裂坏破碎，不能形成田垄，耕种的人不能下种，下种的人不能收获，只是白白耗费劳力，不能减轻饥饿；加上按额征办税粮、催收租税仍和从前一样，中原百姓困于河患，实在无法生活。至于运河以东，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州县的地方，虽然有汶、沂、洸、泗等河流，但它们与民间田地之间的支沟、田脉并不相互贯通；每年泰山及【原文“狙猍”疑为山名，字有讹误】诸山发水时，漫溢成为大水，冲毁城郭，漂没房屋，使耕种失去生计，也和河南的河患相同。有时不幸遇到旱灾，又从来没有修缮陂塘、渠堰来蓄水等待雨水，于是导致齐鲁之间一眼望去尽是赤地；这时蝗虫、蝗蝻四处出现，草和粮食全都吃尽，东西南北纵横千里，天灾流行，往往有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沟洫没有修治的缘故。假如沟洫已经修好，哪里只是山东、河南现在凋敝困苦的百姓能够获得衣食、得以生活，前些日子从四方流离迁徙的百姓，谁不愿意重新恢复产业、开垦田地来谋求温饱呢？从前招徕他们却不来，如今挥手让他们离开也不会走，百姓从中获得利益，怎么会不兴盛呢？臣认为善于挽救时局的人在于抓住大纲，善于恢复古制的人不必拘泥于陈旧形式。臣所说的修治沟洫，并不是说要把每一亩、每一条遂、沟、洫都完全按照古制修建，只是各自依据水势、地势，顺着地形的纵横曲直，使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从小处流向大处，从近处流向远处，逐级蓄满、逐级前进，不使水势震荡冲击，最终引入大海罢了。臣又想到，远大的【原文“远□”缺一字】事业不可以侥幸求成，美好的功业不能用杂乱的方法施行。沟洫之政经历千百年，痕迹湮没，最终没有能够实行，追究它的原因，难道没有缘故吗？孔子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只看眼前小利。”古今事业做到一半而废止，大多都是由于这个。臣愚认为，要修治沟洫之政，虽然说不拘泥于陈迹，然而时代不同、形势有异，也必须有所作为并因时变通。现在略举大纲：比如整治疆界里数以考核工程；比如集中人力以帮助劳役；比如免除荒田粮税以使流民复业；比如专门委任官员以责成成功；比如坚持既定原则以考察众议。各项细目，臣不敢一一详述。议定以后，应依次进行，不要因为求速而任意改变，也不要因为小利而产生阻挠。如今黄河雨水和旸日适时，又恰好遇到诏令开放荒田，机会一再出现，正是可以乘势而为的时候；应先从河南、山东开始，其次涉及直隶。历年和近日黄河改道、决口的地方，要由一日推广到一月，由一月推广到一年，由州县上达司府，由腹地推广到边方。在下有臣工彼此协力，在上依赖圣明俯赐主持周旋。如果没有成效，臣甘愿伏受欺罔之罪。臣早晚苦心思考，认为治理黄河、使百姓富足的办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所以不揣量自己的迂腐谬误，冒死上奏让陛下知道。◆求贤 李承勋 袁洪愈 赵贞吉 ○李承勋 崇尚理学疏 △崇尚理学疏

译臣听说自古盛世，不仅在位的臣子竞相建立功业，也一定有高尚之士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退隐山林；从岁月上看，似乎没有可以记载的功劳，然而治理国家的道理实际上依赖他们来讲明。至于守持一节的士人，行为有时超过中道，但他们的高尚风范和清白节操，也足以使贪顽者受到廉正感化、使懦弱者立定志节。严光出于汉代，使一代人的气节受到振作；程颐出于【原文“未”疑为“宋”，有讹误】代，使一代道学得以彰明。这是其中最盛的；其次如秉、放、魏野之流，他们在道德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当时的君主和宰相极尽礼遇，实在是为世道人心着想。把他们写入青史，成为千载美谈，从未听说有人以礼遇过重来非议他们。臣恭惟理学已经大为昌明，追溯伊洛学派的流传，以求洙泗学派的源头，这样的人并不少。本朝一百五十多年间，治国制度完备，贤才接连出现。如今皇上凭借上等的资质，建立中兴功业，如果尊崇理学、褒奖遗逸之士，在今天施行，足以教化天下；记在史书上，也足以彰显圣明教化。已经授官而尊贵显达者，以及臣所不知道的人，臣不敢烦渎圣听，除此之外，请允许臣说说我所知道的人。江西崇仁县处士吴与弼，具有刚正之气，有卓越才华，专心致力于学习，勇于担当道义；从隐微的道德性命之学，到显著的礼乐刑政之事，都深入考察探究，真正知道其中要旨，而不止是耳闻口说的知识。他把这些存于内心，实行于家庭乡里，教导四方前来求学的士人，举动都以古代圣贤为法。天顺年间，英宗皇帝采纳大臣的推荐，特意征召吴与弼赴京，授予左谕德，他坚决推辞不接受。本朝在东南倡导、阐明理学，从吴与弼开始。江西余干县处士胡居仁，年轻时跟随吴与弼学习，他的学问以主敬、穷理为根本，广泛通晓群书，而践履笃实。他折衷古今得失，一概以理为依据；不合礼的事情，即使在闺门深处、隐微之处也不去做。晚年涵养深厚，温和而不随波逐流，刚强而不激烈。可惜寿命不算长，又专心于内在修养，不求声名显达，所以名声并不十分彰显，只留下《居业录》和文章数十篇流传于世。他的议论温厚纯正、深远，简明而恰当；尤其驳斥禅学的论说最精湛，多有扩充前贤未曾阐发之处。翰林院检讨陈献章，是广东新会县人，年轻时考中乡试，听说吴与弼在江西讲学，便产生了求道的志向，远行千里跟随他交游；回来后广泛从经书中求取学问。时间久了，他觉察到心中隔膜不通的弊病尚未消除，便静坐沉思，多年不把外物放在心上，后来才豁然如冰融化。大概是内心获得涵养，再用这种涵养来观察事理，事理没有不能融会贯通的；用它来应对事务，事务没有不合宜的。成化年间，宪宗皇帝采纳大臣的推荐，征召陈献章到京，授予原来的职务，仍听任他回家养病、侍奉母亲以尽奉养。时间久了，自然变得温和纯粹。人们只看见他晚年的温和，却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中年时守持坚定；又有人只看见他中年时操守简约，却不知道这是由于他早年用功广博。户科给事中贺钦，是辽东广宁后屯卫人。他从小学习，便懂得求取自己的本性，获得性理诸书；读得越多，越相信古代圣人的本意，认为根本在于亲身实行，经书不能只从事于诵读和讲说。后来任户科官，听到陈献章的名声，便前往拜访。陈献章告诉他，喜欢声名不能进入道，只有从修治身心入手才是真学。贺钦心悦诚服，于是决意把这句话作为准则，始终奉行。后来因进言论事不合时宜，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回家奉养，专心克制自己、修养自身；对于经书所说的道理，精心思考、默默体认并亲身实行。乡人来跟随他学习，他一定教他们朱子《白鹿洞规》，把它作为学习经书的关键；总括《小学》等书，作为日常使用的规矩准绳。乡人受到教化，强暴的人变得恭敬，愚顽的人遵守教诲。弘治初年，孝宗皇帝采纳大臣推荐，起用他为陕西参议，他因母亲有病而辞职。他进言四件事，都是当时忌讳而不敢说的话。以上四人都是臣深深了解的，所以才敢举荐他们告诉陛下，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再加以评定品第，或者赐给他们谥号，或者录用、恩荫他们的子孙，使天下后世知道圣朝治化的隆盛和人才的众多；这对于移风易俗，也不是没有帮助。○袁洪愈 推荐王敬臣疏 △推荐王敬臣疏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之儒，不要做小人之儒。”所谓君子之儒，就是真儒。为什么呢？因为他求之于自己而不求之于别人，崇尚行动而不崇尚言语，致力于实际而不致力于虚浮。如果求之于别人而不求之于自己，言语超过行动，名声胜过实际，那就是小人之儒了。小人之儒不过是虚伪罢了；尊崇儒学却得不到真儒，只是在教天下人行伪而已。臣看长洲县岁贡生员王敬臣，从小熟习《诗》《礼》的教诲，稍长便学习圣贤之学。他读书一定落实到身心，亲身实践一定把孝悌放在先。他亲自咀嚼食物来奉养祖母，拿出妻子的嫁妆来资助妹妹出嫁；对贫困的人，分出空房让他们居住，计算每日饮食供给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家中已经不足。门下接受他学业教导的人，他用求诚之学教导，用孝悌之道教导，只怕别人不能行善。侍奉亲人的礼节，大事小事都完全做到，始终没有懈怠；检点修养自身的功夫，早晚都不懈怠，尤其严格慎独。广泛通晓五经，讲求研究从不厌倦；具备各种善行，容貌却像愚拙之人；温和简易而不随流，正直诚信而不自负。他承接伊洛学派的正统，实在是圣明时代的真儒。像王敬臣这样的人，难道只能始终困顿于庶民之列，与草木一同腐朽吗？乞请敕令有关部门下去查访。如果臣所说不谬，或者特意举行召见他的礼仪，或者专门授予他翰林职务，他一定能够铺陈道义、辅佐谋略，对于圣明的政治所增加的助益，难道会少吗？这只是臣根据自己亲眼看见的情况来进言罢了。天下做真儒的人，或许不止这一人；其他大臣也都知道应当举荐的人。○赵贞吉 求真儒疏 △求真儒疏

译臣在本年四月二十一日恭敬看见皇上忧念百姓遭受旱灾、伤害而流离，于是亲自祭祀郊外祈雨，百官陪同拜祭。臣当时感激奋发，退下后思考时政。然而臣的智虑短浅，见闻浅陋，不能一时把各项事情全部列举，谨取其中最大的一件向陛下陈述。臣所说的大事，就是广泛寻求真儒。如果果真寻求真儒，那么天下的事情自然有人承担，又何必等臣来烦渎禀告呢？臣听说治理政事在于用人，即使有圣明君主，也一定要凭借贤能辅臣，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资质，正值中兴的时运，孜孜求治，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志向不是不勤勉，却没有收到大为响应的功效；人也不是没有任用，却很少取得任用贤能的效果。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大小臣工都不怀有报答君主之心，因循偷安，流行的风气日益萎靡，辅弼和师保的职责被压抑而不彰明，论道经邦的职务荒废而没有修治。日积月累，再也没有奋发振作的气象。陛下想驱策这些人，使他们达到勋华那样的境界，岂不是很难吗？如果仍然安守旧常，不广泛寻求真儒来任用，臣恐怕圣心永远不能得到慰藉，太平事业也永远不能建立。况且聘请征召贤才的典制，是祖宗旧有的章法，以至历代圣主也都有明文法令。英宗朝曾举荐江西儒士吴与弼，宪宗朝曾征召广东贡士陈献章。何况上天特意生出圣明之主，使他应时治理天下，实在是大有作为的君主，那么为什么不会产生闻名当世的臣子，与他相互呼应、相互求取呢？所以说：云一定跟随龙，风一定跟随虎。圣明已经兴起，贤哲必然欣然出现。如今迟迟没有遇到贤才，难道不是寻求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吗？文艺科举和有司的格式，可以旁搜博取中等人才，却难以坐等那些不经召请而自来的贤士。因此一定要有渭滨访贤、傅岩求相的事情，才足以符合武丁、文王大有作为的时运。臣请用商、周的事情来说明。过去周文王承接累世隆盛的基业，继承太王、王季的盛德，西土的君子本来应当已经满朝，安抚百姓、统一天下的大业，却一定要交付给渭水之滨的钓叟；商高宗在殷道正隆盛之时即位，遗老旧臣本来应当足够任用，盐梅、舟楫这样的重任，却一定托付给傅岩筑墙的贤人。当时两位贤人并不是有意希求迎合世俗，殷、周的制度也不是另外没有选取士人的科目，只是两位君主特意超越常格任用他们。这样的选拔，得到两位贤人，是君臣相遇的机缘；他们便放下钓竿、放下筑墙的工具，登上宰辅之位。不用一个早晨，就知道大业可以安定；不用低头看衣带以下，就知道正学可以阐明。君臣相逢，心机发动而精神相交，充满天地之间，光耀万代。所谓只有非常之士，才能建立非常之功；只有非常之君，才能任用非常之士。因此，不以文王、高宗的事迹来要求我皇上，是臣下辜负圣明；不以吕望、傅说来对待天下士人，是臣下欺骗、埋没豪杰。陛下如果以两位君主为广求贤才的榜样，那么哪里不能感动，哪里不能响应；以三位贤人为得到人才的标准，那么哪里不能精确选取，哪里不能得到真正贤才。辛劳于求贤，安逸于得人。得到一个像吕望的人并任用他，得到一个像傅说的人并任用他，那么什么愿望不能实现，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俗话说：要走远路，必须驾驭良马；善于做工，先要拿着锋利工具。真儒，是治理天下的良马，是平章政事的利器。如今岁月容易流逝，百姓希望得到治理的心情已经很迫切。陛下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困难而不去做呢？况且群鸟零落，不如一只鹗鸟；众多庸臣轻快往来，不如一位贤臣。贤者被国家任用，以道侍奉君主，以正道匡正万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体，把国家天下作为一念。所以阴阳没有调和，水灾旱灾接连发生，大臣就为此忧虑；四夷没有宾服，军务衰败，大臣就治理它；百姓流离，府库空虚，大臣就救济他们；风俗衰败邪恶，人才偏邪，大臣就率先整治；贪婪之徒公然作恶，残酷官吏没有铲除，大臣就加以治理；各种制度没有建立，四方没有和谐，盗贼一同兴起，大臣就承担责任。因此说：真儒是治理天下的良马，是平章政事的利器。古代圣哲君王用来运转天下的工具，就是这样。如今陛下上面赞美唐尧虞舜，下面以商周为乐，而治平天下的愿望还没有得到满足，难道不是所用的工具还不完备吗？难道陛下也会认为世上没有这样的人吗？燕、齐之国尚且还有管仲、乐毅，炎汉、刘氏王朝的末年也生出了诸葛亮，何况巍巍盛朝正当中天而立，四海内外，难道没有一个怀抱辅佐君王之才而隐居的人吗？◆自劾 王守仁 黄体行 ○王守仁 自劾疏 △自劾疏

译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敢于直言；上面容易被了解，下面就容易治理。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恩泽却被阻塞而没有宣行，怨恨积累而不能听闻。臣等竟没有一句话，这是甘心做阿谀取容之人；对上不能彰显君主的圣明，对下不能解除百姓的疑惑。恭惟陛下神明英武，自从居于春宫以来，万民都仰望您的德行。等到登上大宝，四夷都向慕风化。不幸奸贼刘瑾窃取权柄，流毒生灵，暗中谋划僭逆，几乎危及郊社。幸赖祖宗和上天之灵，使张永等人及早揭发他的奸谋。陛下奋发施行雷霆般的决断，诛灭党羽，清除凶恶污秽，恢复祖宗旧章，体恤百姓疾苦，任用贤能、修明政事，与百姓重新开始。天下没有不欢欣鼓舞的，都说陛下本来就是爱民的君主，从前只是被奸贼刘瑾毒害；知道陛下本来就是有作为的君主，从前只是被刘瑾蒙蔽。大家日夜踮足伸颈，盼望太平。无奈长期暴虐所造成的创伤还没有恢复，余威煽动之下，妖孽接连兴起，近两年了，越来越放肆横行；战争持续不解，百姓日益困苦，贼势彼此相连，几乎遍及各处，财物匮乏、粮食耗尽，早晚都形势汹汹。臣等身居大臣之位，不能想出一策来缓解祸患，不能解开一重束缚来使倒悬的百姓苏醒，抚心反省，自己知道罪过，实在无法穷尽言说。至于罪行暴露于天下、在道路上受到指责辱骂，尤其难以掩饰的重大罪过有三件，请允许臣自己陈述大略，以伏受罪。朝廷用来发布政令，政令用来成就事务。陛下每月临朝，除了朔日、望日以外不过一两次，难道不是因为臣等在下面分掌职务，只要政事没有废弛，不临朝又有什么损害吗？然而群臣百官希望时常一睹圣颜却不能实现，就忧虑彷徨，逐渐懈怠；远近百姓于是怀疑陛下不再顾念他们的困苦，怨恨日益兴起；四方盗贼也认为陛下从未有意铲除他们，因而更加猖獗。天刚亮时临朝不过片刻，陛下为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之所以如此，实在是由于臣等不能充分陈述天下汹汹的情况，使陛下觉悟，这是我们的第一大罪。陛下每天在后苑训练军事，鼓噪声震动城内外，难道不是因为盗贼未平，想要奋发威势、讲习武事吗？然而这本来是将帅士卒的事情，也不是宫禁中适宜做的事。何况如今太子之星尚未显耀，震位仍然空虚，却在牵掣中劳费体力，在驰逐中耗损精气，使群臣惶惑、两宫忧危；关系宗庙祭祀的根本大事并不急迫，在这种情况下，臣等不能竭力劝陛下蓄养精力、保养精神以延续皇储的吉庆，思考祸患、预先防备，以谋求燕翼子孙的长远计划，这是我们的第二大罪。如果每天亲近儒臣，讲论道德，涵泳义理，用来培养根本、开发志意，那么耳目会一天天聪明，血气会一天天和畅，能够穷尽天地的变化，体察万物的情理，从容自得、心神舒展，与古代先圣先贤为伍，这也是天下最大的快乐。陛下如果知道这一点，就会终身以此为乐，片刻也不能舍弃，哪里还有闲暇顾及游玩的乐趣呢？如今陛下即位以来，临幸经筵还不到四五次，却以骑射劳顿之事为乐，都是由于臣等不能充分陈述这种至乐，来替换陛下所喜好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第三大罪。陛下有尧舜般的资质，臣等却不能引导陛下达到三代之治，使天下百姓头痛皱眉，彼此相告归罪，心怀愤恨如同汉、唐末年，臣等即使死了，罪过也有余。恭请陛下从今以后在天刚亮时临朝，振作精神谋求治理；端坐垂拱、保持深沉宁静来调养天和；端正《关雎》的风化，培育《麟趾》的祥瑞；每天驾临经筵，讲求治国之道；以义理的愉悦作为悦心之乐，去掉游宴败坏法度的行为；正视臣等不称职的罪过，让我们辞职归田，起用有年德、有长期声望的贤人，与您共同承担天职，使天下明白知道陛下忧虑怜悯百姓的本心，只是由于臣等不能极力直言切谏才到了这种地步。从此以后，务必休养生息，不再有所骚扰；亲自修习圣学，以树立天下的大根本；其余不良习染，依次洗涤清除。那么民生自然会顺遂，就像阳气到来而万物进入春天；盗贼自然消灭，就像白日升起而魑魅魍魉消失。对上可以承继祖宗宏大的福泽，对下可以留给子孙后代相传的基业，近处可以慰藉臣民的忧惶，远处可以回应四夷的仰慕。臣等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感激迫切、颠仆待罪的心情实在不能胜言，谨将这些上奏让陛下知道。○黄体行 应诏陈言疏 △应诏陈言疏

译近来上天显示警戒，灾祸波及寝宫。陛下忧虑惶恐，深深地敬畏谨慎，敕谕群臣，诏告天下，敬畏上天的心意，没有比这更深的了。然而之所以恳切地求取直言，大概是因为灾变不会自行产生，只是由人招致的。只是宫禁深邃，若不广泛采纳群臣的言论，就不能完全知道实情。大小臣工敬慎地承受圣意，发誓遏止自己的忠诚以求报答。于是大臣进言，接着科道官也进言。他们不陈述百姓的隐患，却指责切劾陛下自身，言辞不约而同。这并不是有所忌讳而故意宣扬陛下的过失，也不是天下百姓全都安宁而只有陛下自身没有尽到治理之道。大概陛下一个人，天下都仰望您的行为是否端正，这实在关系天下治理或荒乱。群臣有话要说，不归到陛下自身，又归到谁呢？如今十天一月过去仍不见施行，臣实在愚昧，不能明白这是为什么。陛下即位到现在九年了，前五年，逆贼刘瑾窃取权柄，敢于制造叛乱的阶梯，百姓惶惶不安，害怕没有生路。幸而国运仍然深厚，元凶终于被擒。唉，也危险了！然而危险而有支撑，这还可以算是一个转机。陛下难道能够有所作为吗？六年以后，逆贼刘瑾遗留下的余毒越来越炽盛，至今没有停止。大概从百姓那里搜取的东西已经穷尽，于是百姓无法生活，形势无所归宿，只好彼此率领着投入盗贼。一旦刘六、刘七一伙挺身而出，亡命之徒便争相响应。北关一声呼喊，聚集的盗贼便成了山丘；鼓动星星之火，烧遍南北原野，几乎无法收拾。幸而国运仍然深厚，天兵压境，江神帮助顺势作战，贼人的船只随风飘散。唉，也危险了！然而危险没有一直危险下去，这又可以算是一个转机。陛下难道能够有所作为吗？如今川江一带的余党还没有全部平定，接受招安的凶恶盗贼，有时又重新叛乱。这正是陛下兢兢业业、警惕奋勉的时候！陛下却不谋划这些，听任番僧、义子、边军之类相互把事情当作儿戏；皇店、内市、打球钱以及没有名目的征税，也都由此产生。又相信几十个童仆，让他们护卫圣驾，暗中出入外市，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平民百姓家中即使有千金之子，尚且知道自重其身，坐在高堂上也不靠近堂边。何况陛下一身，是天地祖宗的付托，是天下万方百姓的归依；与那千金之子的轻重根本不同，怎么能把自身交给童仆之手，来招致意外祸患呢？即使如今幸而没有出事，所受损害也已经很多了，这是臣深深替陛下惋惜的。如今这种心意一旦放纵，各种事情都会荒废；朝廷礼仪废弃而不修，宫中寝居疏懒而不临幸，威严和声望受到损害，却不知道储位空虚也不加考虑；上天降下灾变，特意显示与自身相关的严厉警告。陛下起初虽然警醒明察，但最终还是受到蒙蔽；即使有大臣、科道和各部属官的言论，仍认为是在冒犯、扰乱圣听。前面进言的人，您虽接到奏报却不施行；后面进言的人，则留置不报。难道不是因为把群臣都看作外人吗？君臣之间形势阻隔、情意疏离，任意把他们的奏言抛置一旁。人的感情，没有比母子更亲的，没有比夫妻更密的。仁寿宫、坤宁宫是陛下最亲近、最亲密的地方，群臣的话尚且不值得听，两宫的话难道也独独不值得听吗？臣本是一介儒生，侥幸考中甲第，在孝庙末年窃居禄位，在陛下初年入选为官，所承受的国家恩惠确实深厚。起初想稍微效尽愚忠，只是八十岁的老母还在堂上，依靠臣为她送终，按情理实在难以许身报国。如今老母不幸已经去世，臣还顾恋自身、甘受耻辱，不替陛下把话说尽，那么这具身体即使活着，也不过是一具行尸。伏望陛下特别澄清圣明的思虑，大大改变圣断，想到今日的天下都是祖宗辛勤劳苦得来的天下，不可以稍有轻忽；今日的百姓都是祖宗辛勤劳苦养育的百姓，不容稍有变易。请驱逐番僧，屏退义子，遣散边军；凡是皇店、内市、打球钱等对天下无益、对百姓无补而又不是君上应做之事的，一概废止。撤去行殿而深居宫中，把那里作为诞育皇储的地方；停止游幸而早朝，以杜绝暗中转移政柄的门路；召亲王入朝辅政，以断绝奸邪窥伺的道路。这样，群臣的意见就能依次施行，而陛下自身也端正了。陛下自身既然端正，百姓将有所依靠而得以安定；川江余党听到这个消息，自然会悄然解散，重新叛乱的剧盗也会转而安定。陛下此时就可以安居宫中，收获长久清平的治理了。假使不听群臣的话，仍然重蹈覆辙，天下将来的事就难以预料了。即便如此，君主对于臣下，如同父亲对于儿子；父亲有过错，实在也是儿子的责任。陛下偶然陷入有过错的境地，而臣尸位素餐的罪过，也有不能逃避的地方。乞求将臣放归田里，以答复上天的谴责，臣万万不敢后悔。冒犯天威，臣无比警惧战栗。请求退职 王家屏 王家屏 请求罢职奏疏 第二疏 请求罢职奏疏

译臣听说汉代臣子汲黯曾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是要让他们一味顺从谄媚、迎合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况且既然已经身居其位，即使爱惜自身，又怎么能顾及朝廷受辱呢？臣每次想到这句话，都惕然自省，暗自庆幸遇到当今明圣的皇上。如果朝政没有缺失，皇帝的德行没有过错，那么臣即使顺从君上的旨意，也不是谄媚；保持沉默，也不能算迎合。可是近来九阁重重关闭，五位深居宫中，心中怀抱宴饮安逸的毒害，兢兢业业的心志暗中衰替；郊庙不接受祭祀，仁爱孝敬的念头日益疏远；朝堂上下不相交接，君臣之间的情谊隔绝；天灾物害的警告不能传入圣听，民生国计的忧患也不在圣虑之中。皇上试着反省这颗心，是敬慎，还是怠惰？对于治国之道，是得到，还是失去？臣充任辅弼，既不能委婉地引导、秘密地规劝，防止君主的欲望尚未萌发；又不能公开争辩、显明进谏，扶持即将毁坏的国家枢机。空占职位而尸位素餐，早就应当退避了。之所以迟疑未去，只是因为承受的恩典太深，一点一滴也没有报答，希望竭尽愚忠，逐渐匡正政事。如今数月之内，请求举行朝讲没有答复，请求元旦接受朝贺没有答复，请求大计时临朝也没有答复，臣犬马般的微薄诚意不能感动、挽回天意，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至于升立储君的大典，九庙神灵共同关注，天下万方的期望尤其殷切；即使册立日期还可以稍稍等待，但预先教育储君的举措实在应当早日筹划，科臣所说并没有错误。皇上即使厌恶其烦扰，驳回奏疏也就够了；即使严重一些，罚俸也就够了，何至于降职调任外地呢？诏旨一发出，远近都惊疑不安，使道路上纷纷产生猜议，宫闱中的谗言构陷交相而起。这对于损害圣德、动摇国本，并不是小事而已。臣冒昧请求宽宥，但没有得到允准；而且皇上又迁怒于申救诸臣，一概加以谴责贬谪。臣实在不忍心让明主蒙受拒绝劝谏的名声，让清明的朝廷施加横暴的刑罚，让部科官员遭受无妄之罪，让宗社积蓄不可预测的忧患。反省自身虚浮庸劣，始终惭愧没有能够匡救；如果再犹豫不决而保全禄位，污浊苟且地容身，正是汲黯所说的顺从谄媚、迎合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给朝廷带来羞辱的人罢了，即使死了也还罪有余辜。愿求圣恩，赶快准许臣罢职归乡，使臣保全晚节，臣感激祈求至极。第二疏 近来因科臣李献可等上疏请求预先教育储君，蒙受诏旨降罚。臣不顾自己轻微鄙陋，冒昧将诏旨封还。臣认为事情涉及宫闱，不应盛怒，以免损害天伦亲爱的感情；言论出自台省官员，也不应严厉斥责，以免堵塞忠谏的门路。这是替圣德考虑，替国体考虑，并不是替李献可一人考虑。臣揭帖请求宽免，未蒙允准。正准备退下再写奏牍，重新倾吐一片□诚，而科道诸臣中申救李献可的人，如钟羽正、张栋、陈尚象、邹德泳等，又已经获罪。两天之内，严厉的诏旨接连发出：有的夺去俸禄，有的贬谪官职；刚下一道调任南京的诏旨，又下一道调任外地的诏旨；刚下一道降为边方杂职的诏旨，又下一道削籍为民的诏旨。以至于孟养浩受廷杖一百，那就更加惨酷了。雷霆般横加打击，风日也显得凄冷阴暗。全朝的士绅、远方的外吏，凡是看见的人无不丧气，听到的人无不伤心。实在没想到圣明睿哲的君主会有这样的举动，太平清明的时代会有这样的景象。追究这场祸端的起因，实在是从臣揭帖营救李献可开始的。臣怜惜一个直言不阿的士人，反而连累众多杰出人才；争取减轻惩罚，反而招致放逐的重典。臣成了善类的罪人，清明时代的戾气也由此而生。因此臣自陈愚钝刚直，上疏请求罢职归乡，希望能够感悟圣心，消融圣怒，使天色忽然放晴，赦免诸臣，让他们恢复原来的官职，努力谋求报答。这样，他们开始虽因臣而一同受累、遭受无妄之灾，最终却因过错得到宽赦，获得重新做人的道路。臣即使退居田野，也还可以借此一去向诸臣谢罪。哪里料到臣席藁多日，却没有得到处分。向同僚询问，才知道替臣具呈的揭帖奉到圣旨，说臣求取名声未能如愿，借口有病而故意装病。刚听到这话，臣惊惶震恐，所负罪责更加深重。臣私下想到，名声并不是臣所希求的，真正的名声也不是臣敢于放弃的。臣所希求的，是希望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而臣成为尧舜那样的臣子；这种名声，流传千载而有无穷荣光，所以才值得希求。如果触犯圣颜、触犯忌讳，抗争而坏事，被谴责罢职归乡，这又有什么名声值得希求呢？如果一定说臣不希求名声，那就应让臣身居尊官、家中享有厚禄，君主的德行有过错却不去挽救，刑政败坏混乱却不能匡正维持；这才可以说是不希求名声的臣子。这样国家又将依靠什么呢？再让臣抛弃名声而不顾，迎合君意以取悦，阿谀奉承以求容身，那么即使是许敬宗、李林甫那样的奸佞，也没有什么不能做的。这是九庙神灵暗中诛罚、天下万世共同唾骂的行为。这样岂不只是得罪李献可、钟羽正诸位大臣而已，难道还应当有一天站立在尧舜那样的朝廷中吗？伏望皇上察知臣愚直鲁莽，事情本来就是由臣开始的，特赐臣罢免，以表示惩罚首先挑起此事的人；同时召回遭到降谪的诸臣，以解除株连的负累。这样或许能使善类不受冤枉，群臣的情绪不致动摇。臣感戴皇上天地般的生成之恩，即使衔环结草也难以报答。申诉冤屈 沈束的妻子张氏 沈束的妻子张氏 请求代替丈夫入狱的奏疏 请求代替丈夫入狱的奏疏 臣的丈夫沈束，侥幸考中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任直隶徽州府推官，后来又奉命征召，选授礼科给事中。沈束因愚昧的性情，冒昧妄言进谏，确实应当万死；承蒙皇上宽宥，投入狱中等待治罪，至今已经十四年。沈束上有老父，下无子女，孤苦伶仃，生活无所依靠，只有留下臣一人寄居旅舍，早晚辛苦做女工来供给饭食，艰难万状，度日如年。臣夫的父亲今年八十七岁，衰老疾病逐渐侵袭，生命如风中残烛，养生送死所需的东西更没有可以托付的人。臣这个孤苦的寡妻，顾得了这边就顾不了那边：想回去奉养公公，丈夫在狱中的粥饭便没有资财供给；想留下来供养丈夫，公公又已经在旦夕之间等待死亡。丈夫沈束长久因这件事受累，臣实在不敢再顾念私家。臣深切看见圣朝仁恩广大，众人都得以安心活着，难道唯独臣这一门穷困颠沛，要被遗弃在天地覆载之外吗？臣常常自念，哪里是吝惜一死，只是之所以忍受苦难苟且延续生命，实在是希望天地有曲意保全的仁慈，雨露般的恩泽无不降临。如今臣的公公已经到了垂死之年，臣夫却还没有重新获得生还的日子，臣愿意用自身代替丈夫受系狱之苦，暂且容许臣夫送父亲度过年终，随后仍然回狱等待治罪。这样或许能让臣夫重新见到父亲，稍稍伸展父子之情；臣把公公托付给丈夫，也可以保全夫妻之义。那样臣全家感戴天恩，万代铭记，图谋报答永无穷尽。《皇明文征》卷二十七 《皇明文征》卷二十八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举业（制义、制策） 制义 王鏊 李廷相 唐顺之 瞿景淳 王锡爵 杨起元 李廷机 王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