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四十九

译铁将军曾经跟随新建伯征讨洞徭，能够记述新建伯作战的方略，也能够谈论往年征讨交趾的旧事。适逢辰州、沅州的苗人叛乱，都御史姜公准备率领六万人平定苗乱，先派将军前去察看情况。各山谷的险易，征调和会合的期限，草料粮食的多少，犒赏的条目，适用的器械，都把详细情况报告上去。都御史因此极力称赞他。后来都御史到了辰州，而清浪参将的职位空缺。当时将军以有名望的都指挥身份任职，于是都御史替他向皇上奏言：都指挥本来就是有才干的将领，可以托付大事；况且临阵需要将领，不宜从远处选择，请立即任命都指挥为参将即可。皇上深以为然，于是下达了清浪参将的任命。清浪的任命下达后，六万战士以及从全楚转运粮饷的十几万人，都认为早晚可以攻破苗人。乔子说：苗人并不容易攻打。我听说苗人难以攻打的原因有五条：他们山林险阻，占有地利，这是第一条；我们的军队不熟悉山地作战，这是第二条；溪水、瘴气和雾气使人进入后十有九人患病，这是第三条；借助当地土兵，军机必然泄露，这是第四条；敌人坚守而粮饷将尽，战事却难以再次发动，这是第五条。所以说苗人并不容易攻打。若穷尽搜索，便要担心他们设有埋伏；拖延日久，便会使我们的军队疲惫衰弱；相信土兵，军机便不能保密；商议夹攻，又会因邻近援军而不能协调；如果只是让军队暴露在雾露之中，日夜守着空山，我私下认为这不是办法。追捕老鼠的本领，骏马不如狸猫；攀登高处的敏捷，老虎不如猿猴。难道是它们的力量达不到吗？只是形势有便利和不便利罢了。况且穷困的苗人所能做到的，不过是趁隙偷窃掠夺，像狐狸和老鼠那样狡猾而已，不应当劳烦天子的军队和官吏。何况军队一集中他们就逃跑，军队一撤他们就出来，这样征讨便没有停止的时候，费用也没有尽头。自宣德、正统以来，已经征讨过多少次了；他们从来没有产生必死的恐惧，正是因为多次试探过我们的兵力。这并不是用来培养威势、提高国家防御的办法。我认为持重不发兵，才能使他们无法测度我方；轻率试探而又没有成效，只会向他们显示可以侥幸取胜的机会。因此，善于进攻不如笨拙地防守，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费用。如今沅州的麻阳，是逼近苗人祸患之处，应该在这里占据要害，增加戍守的防备；又仿照西北边境的做法，多设置烽燧，从障堡下直到城中相连，使障堡下的百姓一看到烽火升起就赶紧进入堡垒收容防守，而城中立即出兵攻击他们。这样苗人即使前来，也不会造成危害。如此一来，苗人将计穷力竭而来投降。又不要杀害投降者来侥幸邀功，不要为了谋利而破坏信用，苗人便不足以平定了。将军的雄才大略盖世，如今正受到倚重来征讨苗人；我私下估量攻守利害，大致如此，请将军试加采择。若将士勇武，士兵顺应天意，依靠天子的圣明，竭尽全楚的力量，协调川、贵两地成熟的谋划而举事，那么其中的成效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赵恒 赠吴溪谢君守广州序 赠吴溪谢君守广州序 吴溪谢君从乙巳年以进士身份担任南度支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到这时被任命为广州知府。同僚们认为我了解谢君，又和他是同乡，便请我写几句话为他的赴任赠行。谢君从小学习古人的书，能够通晓其中的意义，并想把它们用于实际。做度支官以后，他每天和自己所了解的人一起讲求天下的事务，慨然抱负着经世致用的志向。他说，天下的祸患，哪一种比积蓄储备不足更大呢？有拥有千乘的城邑，就必须有千钟的储藏；有拥有万户的城邑，就必须有万钟的储藏。何况治理天下，却没有数十年的积蓄储备呢？积蓄储备不足，皇上的用度就会匮乏；皇上的用度匮乏，国家就会贫困。国家贫困，上下之间便没有条件亲近和睦；这样，如果盗贼不在内部兴起、戎狄不从外部进攻，那就是木头上长出了果实而已。要使盗贼不在内部兴起、戎狄不从外部进攻，没有比积蓄储备更重要的。积蓄储备充足以后，才能使百姓和睦并让他们拥戴君上。百姓都和睦而拥戴君上，然后用来守备就坚固，用来作战就强盛了。我们国家兴起时，天下户口有若干，如今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开垦田地的数目有若干，如今增加到原来的两倍。然而天下的积蓄储备为什么今昔相差竟这样悬殊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考察奢侈和节俭的根源罢了。要考察根源，只在于谨慎对待收支的数目罢了。现在收支的数目，是一年之内的事情；而想使国家拥有数十年的储备，必定要从一年开始。每年的收入有定数，而支出没有定数。假使把没有定数的支出按照有定数的收入来确定，这就叫节俭。一年节俭，未必立刻看得出来；但如果由此经过几年而使积蓄充足，也必定从这里开始。假使把有定数的收入按照没有定数的支出来确定，这就叫奢侈。一年奢侈，未必立刻看得出来；但如果由此经过几年而使积蓄耗尽，也必定从这里开始。所以先谨慎考察收支的数目，然后才可以讨论奢侈节俭的根源；考察清楚奢侈节俭的根源，然后才可以讨论国家财用增长或削减的计划。于是，他推究国家一百八十年来财用增减的原因，把它写在书中，作为《度支志》。大意是使人读了这部书便知道：像这样可以叫作节俭，像这样就是奢侈；像这样可以叫作谨慎收支，像这样就是不能谨慎收支。他又说：我这部书所谈的，都是为君上积蓄储备而言的。《诗经》说“千座仓，万座箱”，就是这个意思。又说“于是积蓄，于是入仓，于是包裹干粮”，这是为百姓的积蓄储备而言的。这些，是我的书中还没有谈到的。古代治理百姓的人，并不是能够逐家逐户赏赐供给他们，而是心中只想着让天下人从事耕种；织布也按照年成丰歉各自储藏，所以君上有数十年的储备，百姓也不可没有数十年的储备。即使遇到荒年，也不必等到拿出君上的所有来赈济，百姓自己也不会缺乏。如果在年成正常时过多取用，到了荒年再赈济，那么积蓄储备就会亏缺；积蓄储备亏缺，就又要加重赋税。因此，我替谢君阐述主张，只说节省军费而不说增加军队，只说裁减官员而不说增设官员，是想由此推广实行，使百姓自己储备，而不必等到拿出君上的所有来赈济。读古人的书，而古人在书中表现出的见解就是这样。近来北方戎狄侵入境内，腥膻之气逼近京畿。议论政事的人不顾天子忧虑怜悯百姓的心意，争相主张招募军队、排列堡垒，却不知道这已经比过去多了几十倍。即使竭尽内库的储备，仍不足以供养战士。为了忧患而求取财物的使者，每天纷纷奔走于天下，内地百姓骚动困苦。谢君的主张，难道也有值得采纳的吗？否则，大司徒早晚率领属官，顾不上吃饭睡觉，寻找可以立即停止并实行的事项，依次向朝廷请示。人人都说不能没有谢君，可谢君如今已经到郡任职了。按照谢君的主张，足以治理天下，却只治理一个郡吗？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按照谢君的主张治理广州；如果想治理天下，除了谢君还能有谁呢？赵釴 马太史孟河东封序 马太史孟河东封序

译按照制度，分封藩王每年举行一次；今年秋天，马太史手持节册，和同列侯一起，册封山东诸侯王。过去诸侯王遇到朝廷派遣使者，常常在使者到来之前派人侦察；得知是史官便高兴，因为认为遇到了人才。使者持节到达郊外，诸侯王设置卤簿仪仗迎接；使者下车，诸侯王骑马跟在使臣后面，使臣也骑马到达王国城门。诸侯王先从小路驰往使者驻节的地方，等候使节到来，在道路左边跪迎；等使臣经过，才起身。朝见完毕，进献慰劳使臣的礼物，按仪式设宴。宴会结束后，必定进来询问国事，而使臣通常态度严肃。诸侯王的母亲有时也来应答国事问题，多半迟疑徘徊而退下。这不只是失去接待使臣的体统，也是轻视治理国家的意义。如今马太史出行，诸侯王看重他的文章，没有不争着迎接的。太史和诸侯王交谈时，必定询问国事；每次询问，必定先谈倭寇，其次谈虏患。我希望太史不要说：‘这些都是外部事务，不值得谈论，应当谈内部事务。外部事务不过是肢体上的疥癣之疾，汤熨一到，大体就能消除；内部事务却在膏肓之上、之下，治理得当就能调和，治理不当就会耗损，不能留到以后再治。’诸侯王一定会起身追问，于是便说：‘所谓内部应当治理的，就是分配禄米这件事。’我高皇帝广建诸藩，使枝叶和根本相互辅佐；但又深刻鉴戒汉、唐以来的做法，直接取法于虞舜，把国土给他们却不让他们私有，以土地来统一亲疏关系，使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共同辅佐，选择贤良而加以规制，使他们安坐在百姓之上享受俸禄。这种考虑实在深远，然而哪里知道后来人才有限，不足以供养诸侯国呢？即使不谈数十世、百世以后，如今周国、韩国的禄米一年还不能支取一半，往往都说困乏，长久下去将怎么办？臣子不敢提出新的事情，都熟视无睹而不发言。皇上又顾念亲亲之情，不忍意欲改变诸侯王的制度，这只是自己替自己打算罢了。办法将从哪里产生？办法确定以后，上面不使国家困乏，下面不使百姓困乏，法令既已施行，供给俸禄也会充足，这就是百世屏障辅弼的利益。内部治理好了，外部便可以没有大的忧患；诸侯王一定会惊讶地询问办法，我会说：‘这本来就是从内部产生的。’过去宗室中曾有人以分封和婚嫁为题提出意见，他的论点是：亲情有时会穷尽，恩泽有时会停止；也是想要通权达变、善于治理，并非不能果断实行，只是主持事务的人不敢坚持请求皇上采纳。如今诸侯王议论此事，竟然没有人提出意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后来的结果，只看过去的情形；不知道自己地位低下，只看现在的尊贵。古人说：‘敬重他所尊敬的，爱护他所亲爱的人’，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尊贵的人常常君临天下，恩泽遍及四海，到了九代之后，祭祀也将停止。作为后代，难道不能扩建几尺见方的房屋来奉祀他吗？为什么要把祭牲、丝帛、俎豆等私有化，割舍无穷的爱慕之情呢？亲情和礼制到了这种程度，不敢再超过限度；但对于自己的亲属，却把恩爱看得更加重大，从一代延续到百代，漫无止境。这就使对后代的仁爱反而超过了奉养先祖的孝心。因此，事情拖久了就应当议论。山东诸侯王世代守护齐鲁，熟悉礼教，难道没有能够考虑百世、认为这个办法可行并向皇上请奏的人吗？这也是世运中的一个时机。否则，即使没有外患，内部每天都耗损空虚，后来又如何支撑呢？这就是从内部自我消耗。希望太史把这件事说出来；我只和太史谈这些。过去我见太史在中秘读书时，就慷慨谈论当世之事，作《九边记》来表达志向。张相公龙湖看见后称赞说：‘马生是奇异的人才，可以给予大任，不只是会文章的人。’假使当时能够按照太史所说的去做，哪里还会忧虑虏患呢？太史学问广博、道义高尚，又天生具有辅弼文饰的才性，往往行事异于常人，必定不会像其他出使诸侯国的人那样拘谨琐屑。因此我为他写这些话，希望他因此登上狙猍山，登临日观峰俯瞰沧海，经过尧墟、舜井，遍览灵光、沂水、泗水之间，同各位故老贤士交谈；他为天下谋划的见解，一定会有超出我这些话的地方，这是我不能知道的。他回来后一定会有所论说。李攀龙 送宗子相序 送袁履善郎中谳狱广西序 送宗子相序

译王元美曾经和我谈论天下士人，说子相和梁生、徐生相比，可以说都是骐骥般的少年，一天可以奔驰千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过了很久，梁生去了南海，徐子与金陵诸人不再往来，元美去了吴郡，天下的交游几乎都散尽了。于是子相又因病离去，难道诗歌对于人来说，竟能使他拥有的一切都不能施展吗？子相曾经说过，朝廷可以让天下没有擅长文章的人；如果这样，那么灵鸟就不必在岐山鸣叫，麒麟也会变成梼杌。这话说得很正确，所谈的是万古以来的同一件事。正当我们这些人模拟题目、构思文章、集中思虑时，灵感有时忽然到来，有时忽然消失，只能在迎接和等待之间经营；已经竭尽才力仍然得不到一句话，耗尽终日的力量仍然得不到一个词，尚且不能自行停止，又哪里顾得上其他事情？更不用说唐虞朝廷上君臣相得、相互唱和的盛况，即使只是次一等的情形：朝会时不必坐在末位，宴饮时能够参与，忧虑时政得失，以文章为主而委婉规劝，说话的人没有罪，听话的人足以警戒，通晓世事变化而又怀念古代风俗，这些又有什么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何况与古人契合，在一朝之中明白提出意见，确实得到古人的心得和志意；一封书信价值千金，读来令人赞叹，长歌而手舞足蹈。超过这个境界以后，便没有人能够知道它了；不必言说便能得到信任，这就是把深意寄托给知心的人。若对方不能举一反三，那就屏住呼吸、回避他罢了。既然用力过强来勉强别人，别人反而更加厌恶；既然用言辞取信于人，别人反而更加怀疑。他心里会想：与其让不了解我的人来试验我的本领，难道不是宁可罢休吗？难道还会有愿意让我施展本领的人吗？若没有这样的人，岂不是可悲吗？他们会以为我是竭尽才力、耗尽一日的功夫才得到这些，而他们哪里会轻易听懂呢？这就是最大的不敬，却有什么可顾惜的呢？站在百世之上，使百世以后的人听到声教而奋发，这就是早晚相遇；四海之内只有一个这样的人，那就像有两肩相并而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不能免除好名的嫌疑，那么即使沉沦在下级官吏之中，我也仍然保有这颗不朽的心；只是怎么能不合义理而妄求侥幸，等待不可期待的富贵，凭借心术的微妙和精神所达到的境界，沾沾自喜地游说大人物以成就名声呢？诗歌可以抒发怨愤，一有叹息，就有歌咏；言辞危峻，性情便高峻清洁；语言深沉，意气便悲烈激切，能够使人产生孤臣孽子被摈弃而不被容纳的感受，产生逃离尘世、断绝世俗的悲哀；身处污泥而不被污染，如蝉蜕离开污秽之外，这就是诗。按照子相看待天下的方式，又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呢？此前吴舍人也曾对我说，子相在这件事上并不是这样；凭子相的才干，在吏部任职，何必担心不能很快做到卿相？而他却如此曲折周旋，这就是世俗的看法：认为竭尽才力、耗尽一日所作的文章没有用处。哪里知道这是遵从自己的爱好呢？只是有一种人，实际上并没有耗尽一日的力量，却错误地写诗来窃取声誉；不了解他的人接受他的期望，和他并列称誉；后来被稍微聪明的人看穿，于是又过分矫饰而失真，不再区别真伪，把天下的贤者一概如此看待。这样一来，子相也难免受到怀疑，不过如此罢了。可是难道这是诗歌的罪过吗？只是子相离去以后，人人都知道他有些事情不肯做，本来可以不必离开；如果这样还要怀疑子相，那就是人有不值得信任之处，诗也就难以说清了。送袁履善郎中谳狱广西序

译天子已经诛杀大司马丁某，又把王职方下狱。百官应当在秋季议论并上报判决时，职方被押送到宫阙之下，接受文书责问，却不肯服罪。负责审理此事的人将奏章转移给刑部官吏，准备重新弹劾他；这时天子伤悼百姓肝脑涂地，又痛惜谋划国事的大臣，即使皇威严厉、怒气赫赫，谁能猜测他的心意呢？履善曾经仰面对着屋子叹息说：‘从前邓公向汉景帝谈及鼌错，说鼌错的计划刚一实行，最终却遭受大刑，既堵塞了忠臣的言路，又替诸侯报了仇。臣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可是皇帝又说“我也悔恨这件事”，这可以说是爱护君主吗？’北方虏人残杀我们的百姓，大司马惊惶失措，竟至于不敢派出一名骑兵；其他将领带着重兵从镇所来救，却坚守营垒观望，始终没有发射一支箭。这样的人怎么能不一并斩杀呢？职方地位低微，两个重臣已经足以回应天下的怨愤。假使又诛杀一个职方，那就是匈奴已经大肆残害百姓，趾高气扬地任意施为后离去，而朝廷又把他们遗留的毒害加到我们的臣子身上，使他们彼此庆幸计谋得逞，认为正因为边疆战事，朝廷竟亲手杀掉办事的大臣；他们还会接受‘天子仁圣，爱护京畿百姓胜过一位大司马；厌恶匈奴怀有奸诈、入侵境内，胜过二三个办事大臣’这样的名声。众人为什么这样糊涂，没有邓公的见识呢？即使先前职方审讯文书中所列的是应处死刑的法律条文，也不是我可以擅自取用的，难道不可以把它作为成案而置之不顾吗？委曲求全的人臣将顺天子的德意，宣扬君主的英明，竭尽全力去做，并不是想要阿谀逢迎、回避祸患罢了。我听说大司马丁某自以为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北方虏人进犯城下时，职方多次请求出战，他却不准。在此以前，职方曾发檄文给各道驻守障塞的官吏，及时侦察北虏的出没，先后上奏几十篇，又比法律要求的审判奏文更加详备。履善并非没有亲眼见过大司马接受斧钺刑具、被悬首于槀街，三司使议论此案稍稍宽缓，又在朝廷庭院施行笞刑；执掌法律的官吏本来人人都感到危险，使我直到今天仍然心惊胆战。职方一定不会有侥幸了；如果重新弹劾时从轻减免，难道是要冒犯天子的嫉恶之怒，去做那种无益于国家、又不敢直谏的人吗？履善一向年轻，这次出使，即使宰相替他考虑，认为他魁梧奇伟、言辞出众，举荐他出来，一天之内便会在公卿之间声名显赫。广西难道不就是汉代的百粤之地吗？过去王然于向滇王晓谕，让他入朝；可是劳浸、靡莫等人都是同姓，相互扶助，不肯听从。如今思田地区的土官宗岑氏大多归附，羁縻关系自行解除，这些人就同样成为负险固守者。若用戈船沿江而下，将军从零陵出发沿漓水而下，桂林各地便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如今苗夷凭借武力阻断道路，盗贼又侵扰荔浦等郡。驰义侯借助巴蜀的罪犯，征发夜郎的军队，沿牂牁江在黔、郁之间进军。即使苍梧的秦王曾帮助逆臣吕嘉，又何至于像近来大藤峡的蛮人那样凶暴剽悍呢？那些居住在海滨和西南的夷人，往往由译者带领来往进贡。官府向他们索取财货，使沉在水中、栖息陆地的珍宝，紫贝、翠羽之类的玩物，不能呈现其原有的奇异华美来装饰宫殿帷幄；宝贵的毛织物、火鼠毛织成的衣物、驯服的禽鸟、封进的野兽等贡赋，也不能充满内府。有关官吏一加治理、按剑相视，他们便依凭险峻深远的地势。中原军队前往骚扰，又遇到下有水潦、上有浓雾，毒气蒸腾湿润，辎重阻隔断绝，弓弩和箭镞湿涩，不能久留，所以声教有时难以施行。即使县道官吏过分严厉地督责大奸猾之徒，认为他们会挑起事端、生出祸乱，事情也往往中途停止，反而助长他们不受约束的心。发檄文召集酋长豪强，让他们出来作战，于是尸体便横陈城内城外。而且这些人又都是从中国迁徙来的百姓、流亡的亡命之徒，把他们驱赶到刀刃之前，官府也不太怜惜。那些人虽然语言不通、愚蠢粗野，但看得清利害祸福。我方从他们那里索取财货，而译者却穿着赭色囚衣；我方每天寻求战争，而敌人却因覆灭军队而获罪。他们看见道路上满是被剃发加钳的囚徒，其中又没有自己的族类，怎么能不私下拍手嘲笑，说中国人愚蠢呢？等到使者五年一次审理案件的期限到来，他们难道不会也惴惴不安，担心冤屈的人得到申雪吗？可是我方却向他们索取财物，每天寻求战争，甚至还要审判定罪，反过来逮捕他们。于是使者懒于制作爰书，不肯逐一辨析；否则便反而以夷狄国家的重大事务为借口，不愿轻易改变原来的处理，最终使被拘押的人因我方而被牵连，不再希望活着出去，也不再顾惜什么。为什么要极其畏惧荒远夷人的意志而控制他们的命运呢？蛮夷扰乱华夏，过错就在于听任这种做法。中原内部奸猾，小事章奏尚且如此，又凭什么称得上善于审理案件呢？履善曾在京畿审理囚犯，当时正像黎阳的越石父、卢生一样。他曾把狱中上呈的文书给我看，我已经觉得很奇异了；后来又谈起广西的事情，其中很多和王职方所说的相类似。王世贞 送赵汝师太史还朝序 送赵汝师太史还朝序

译故相江陵公遭遇父丧，皇上下诏要求他夺情起复，仍然处理政务。有人说这不是皇上的本意。正因为不是皇上的本意，众人更加惴惴不安，一个接一个地相互观望，没有人敢公开说这件事不对。然而九卿和言官之中，甚至有人上疏请求让他留任。当时赵太史汝师，是江陵所培养的士人，他叹息说：‘这些人即使有胸无心，闭口不说也就算了；却反而把白说成黑，这对于国事又算什么呢？’不久又说：‘我哪里忍心立即辜负江陵公？姑且等等，希望江陵公还能够上疏请求归葬。’后来每天上朝，江陵公因父丧而神色悲哀，没有复职归葬的意思，于是赵太史又叹息说：‘我不忍心辜负江陵公，却终于忍心辜负天下。’况且李南阳做宰相时，曾在公车署选拔罗彝正为第一人。南阳遭父丧而被夺情，彝正便攻击他、强力争辩，清楚地说明当时的道理。彝正的打算是：如果侥幸被听从，那么南阳和天下人的父子关系都能保全；不幸不被听从，那么天下人的父子关系也不会和南阳一起毁灭。大约一百二十年来，朝廷内外的大臣，除非遇到战事，没有人被夺情起复，这正是彝正努力争取的结果。如今江陵公是师尹之臣，是天下人借以议论的对象。假使不听从江陵公归葬，很容易；但为什么要让天下人的父子伦理在一百二十年后又重新丧失呢？然而先生心意匆忙，不想出仕。我于是劝他说：‘不能这样做。皇上不惜承认自己误听，以伸张先生的高尚情谊；先生却傲然回应，这就是不恭敬。况且之所以弹劾江陵公，是因为他没有尽到为人之子的责任。先生如果不出仕，他们将会认为只知道有父子而不知道有君臣。’赵先生说：‘好，请让我准备行装。’我又说：‘先生所阐明的是礼，而不是出于不得已；谨慎，不要把它当作已经完全拥有的东西。先生也知道罗彝正吗？他食贫而难以进仕的操守已经具备，只是促使他早早退隐，回到金牛山，想用国家的法度整饬自己的宗族。他死后名声仍不能免于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那种执着。’赵先生说：‘好，请不要只以一个方面自满。’我又说：‘虽然如此，先生也不要终于什么都不去做。我不敢把证据说得太远，就拿嘉靖末年天下攻击分宜宰相的事来说，仍然像尊崇蔡京一样。等到那些人从百死中被起用、穿上大臣的服饰，往往很少有人能完全实现自己所学。况且江陵公刚开始进入翰林院时，正直敢言、坚持正确意见，也属于先生这一类。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这是因为显贵以后竟然失去了本心。’赵先生说：‘好，请不要舍弃它而任意走向歧途。’ 可是先生心意匆匆，并不想出行，我便对他说：“不要这样做。”皇上不怕承担过错，想借此伸张先生的高尚情谊；如果先生傲然接受，便是不恭敬。而且，当初之所以弹劾江陵，是因为他不尽子道。先生若不前往，他就会以为世间只有父子之情而没有君臣之义。赵先生说：“好，请准备行装。”我又进言说：“先生所阐明的是礼，而不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千万不要把它说成是出于不得已。”先生也知道罗彝正吗？他安于贫困、难以出仕的操守，不过是为了追求高尚而长久退隐，归隐金牛山，才想用国家的法度整饬他的宗族。他死后名声仍不能免于议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仍然有所作为[此处文意有疑]。赵先生说：“好，请不要只满足于一个方面。”我于是又进言说：“即便如此，先生也不能完全否定它。”我不敢离开这一事实太远：嘉靖末年，天下人攻击分宜宰相，也不过像当年攻击蔡京一样。等到他从九死一生中起身而任职于大官之列，往往很少有人能够彻底完成自己所学的事业。况且江陵当初进入銮坡时，他那种侃侃而谈、坚持正义的议论，也属于先生这一类人。怎么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呢？是因为地位尊贵之后，便终于丧失了原有的操守。赵先生说：“好，请不要舍弃它而使这条道路陷入混乱。” 我于是又劝他说：‘名声，是别人忌恨你的旗帜；意气，是争斗的萌芽；好恶，是别人窥伺你的孔隙。先生本来没有这些，只需再加以戒备就可以了。忍让，是藏匿机变的深渊；宽厚，是让事情停息的府库；迟缓，是承受计策攻击的目标。确实知道先生有所宽裕之处，再加以勉励就可以了。’赵先生说：‘好，请把这一切都作为教诲接受。’我退下后对客人说：‘赵先生被我四次询问，四次都能回应而不穷尽，这一定会大拜为相，而且不会只是虚有其名。’ 王樵 送杨学训序 送杨学训序 太行山从西面而来，遮蔽幽州、蓟州，向东延伸；它北面的高冈层层叠叠，成为华夏和夷狄之间的界限；向南数千里是一片平坦如手掌的平原，常山各郡就好比京师前面的庭院。这些地方受到朝向光明的教化尤其深切，逐渐接受文教也尤其深厚。我曾经说，太行山、洪河之间，聚集了深厚气质的人，所造就的器物和人才都淳厚朴实、容易正直，能够笃实地行义；这种教化形成以后，经历十代百代也不会改变。魏地的风俗节俭，魏是禹、舜的旧都。节俭哪里足以概括舜、禹呢？只是因为它离开根本还不远，教化还没有衰败，所以仍然有舜、禹遗留下来的风气。唐地的风俗勤劳节俭、质朴深沉而且忧虑深远，唐是尧的旧都。勤劳并且思虑深远，哪里足以完全概括尧呢？只是因为它离开根本还不远，教化还没有衰败，所以仍然有尧的遗风。这是因为凭借接近根本的质朴气质而逐步达到中和。容易的是在质朴气质还没有消散时等待它；一旦质朴已经散失，再想挽救它使其返回根本就困难了。尧的时代，百姓明白通达；舜、禹的时代，三德、六德直到九德全备，各种德行无不在当时得到施行。这就是所谓凭借接近根本的质朴气质而达到中和，是教化的功效。常山各郡对于今天，正如唐、魏对于虞、夏一样。邢台的杨君任我们县的学训，任职四年多，升迁到真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真定是常山的属县，邢台、真定就是所谓如同国家前庭的地方。做官而不远离自己的乡土，任职而不改变所从事的事业；关于道德仁义、诗书礼乐的教导，采用已经在我们县试行过的做法，和当地乡人共同讲习实行，那么这种教化就会更加可信、更受尊重。处在受光明照耀、受教化尤其深切而接近的地方，我看太行山、洪河之间聚集的深厚气质，以及笃实于所自得的义理，都会进而达到唐虞时代九德都能施行的境界，以回应圣朝求取人才的心意，这难道不在于杨君吗？这难道不在于杨君吗？张居正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译荆州征收商税，比其他地方最少；它处在吴、楚上游，船只像鱼鳞一样聚集，是著名的会聚之区。后来渐渐变得冷落寂静，商旅很少到来。周汉浦刚到任，便申明并执行法规，整顿长期积弊，平抑物价，体恤没有财力缴纳赋税的人，对照旧额务求从轻宽免，百姓都称颂他。张子说：‘我曾经和周子谈论最初设置商税以及后来逐渐衰败的情况，大略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使商人流通有无，使农民努力从事根本的农业。商人不能流通有无来便利农民，农民就会困苦；农民不能努力务农来供给商人，商人就会困苦。因此商农双方的形势常常像秤一样保持平衡，到了彼此困苦时，就没有办法相互救济了。’后来，富民豪族没有人肯顾念农民，农夫连粗劣的藜藿都吃不饱，而大商人掌握多余的财富，役使贫民。执政者以此为忧，于是计算他们的储蓄积累，逐渐取用超过正常需要的盈余来帮助公家的急需；但财多的不过几万，财少的仅仅一万多，也不一定要取足。关键在于摧抑浮华过度的行为，把他们驱赶到田亩上去。近年以来，外部修筑亭障、整治边塞来抵御骄横的虏人；内部又有宫室营建的费用，国家每年用度大都数百万。天子节衣缩食，公卿筹划财计，常常担心不能完全供给。于是征调和繁多的科派急于救济，征收商税的使者也多半追求增加赋税以迎合圣意，赋税有时甚至超过定额。所以我认为，如果想使物力不至于枯竭，就不如减少征调，以使农民富足并资助商人；如果想使百姓的日用不困乏，就不如减轻关税和市税，以使商人富足并使农民获利。周子说：‘如果这样，国家用度不足怎么办？’张子说：‘我曾诵读《盐铁论》，看到汉武帝元封、汉昭帝始元年间，天下困苦疲敝到了极点。当时在位的人都极力主张实行商税专利，而文学之士却从节约根本、崇尚节俭方面劝说他们；他们的话似乎迂阔，但昭帝实行之后，最终取得了成效。所以古代善于理财的人，淘汰浮华过度的支出，而不一味追求增加收入；节制漏洞和浪费，而不任意开辟财利来源。不幸到了匮乏的地步，仍然应当筹划长远，以培植国家的根本，厚待百姓。’贾生说过：‘生产财富的人很少，耗费财富的人很多，天下的财力怎么能不穷尽？’如今不致力于除掉根本原因，却同小商贩争利来增加收入，不是更加困难吗？周子听了我的话，内心认为正确；即使我自己也说，只有周子可以谈论这样的道理。不久，周子的榷税事务完成，代替任期归来。同乡的大夫们在江边为他饯行，请我写话作为赠言；我因生病不能作文，于是记下他之所以提出这些议论的缘由，大致如此。许孚远 赠同郡六子序 赠同郡六子序 庚辰年，我们湖地的士人在南宫参加考试，获赐进士出身的共有十三人。首先到吏部参加选官的有八人，其中一人董子伯，考虑可以得到仪曹郎；其余七人应当任县令。有一人臧子晋叔，特意上疏请求皇上，乞求接受荆州的教职。其余六人：莫子子充得任江夏，孙子应章得任武进，沈子汝修得任句容，凌子孟昭得任南昌，姜子中甫得任光山，闵子仲升得任安福。这六位，认为自己刚刚放下笔墨便要办理政务，而且还要做百姓的父母官，这条道路极其艰难，于是彼此一同咨询、询问、揣度、谋划，惶惶不安，不能放下此事。孚远于是斟酒告诫他们说：‘诸位不要过分忧虑，也不要有太多要求；天下的事情，能够做成与否也只在自己罢了。因此，树立自己的端正品格，在于志向；政事治理的通达或阻塞，在于学问；事业规模的大小，在于器量；起居做事的勤勉或懈怠，在于精神；性情行为的缓急，在于自我克制和修治。志向端正而行为方正，就像形体和表仪相应；否则勉强装作，也不会纯正。学问明白而政事通达，就像水有源头；否则便会成为众人谋议而没有准则。器量宏大而能应对万物，就像大海容纳百川；否则勉强去做，也不会宽裕。精神凝聚、意志坚定，各项事务自然兴起，就像阴阳二气资助万物；否则就会被物欲陷溺而不能舒展。省察偏颇、排除蒙蔽，面对各种事情都能恰当应对，就像手持明镜照见各种形态；否则好恶偏邪，就不能协调。像这样，是应当向别人求取呢，还是应当向自己求取呢？我又观察到：女子刚刚成年出嫁为妇时，举步小心拘谨；过了一些时候掌管家庭，有的就傲慢地斜视公婆了。借住在旅店时，得到一顿饭便露出施恩的脸色；相处久了熟悉起来，就会向主人提出很多要求。读书人凭借文章学问起家，一旦承担起治理百姓的重托，只怕自己不能胜任，所以身处忧患时像临近陷阱，寻求善道时如饥似渴。等到他高高在上地居于百姓之上，权柄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些在他身边逢迎的人无不把他当作父母和神明来奉承。于是他的声音神色便会傲慢自得，有把人拒之千里之外的气势。唉，这就是所谓富贵改变人的祸患。老子说：‘厚重是轻浮的根本，宁静是躁动的主宰。’君子整天行走都不离开承载辎重的车子，意思是始终怀着戒慎恐惧之心，常处在冲虚、淡泊的境界中，镇静安详，以此来役使各种活动。君子一定要遵循这条道路，然后才能免除被习俗改变的祸患。诸位要努力啊！俗语说‘三次折断胳膊，便成为良医’，我曾经做官而折损过自己的胳膊，冒昧地把这句话诵告给诸位。叶春及 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 大将军戚公请告归登州序

译中国的忧患，北方有胡人，东南有倭夷，像荆棘一样丛生。秦代的长城从临洮延伸到辽东，绵延万里，挽弓的百姓不敢向南放牧。后世忌讳谈论这件事，却修饰夸大秦人的功劳，派遣奸佞男女携带五谷和各种工匠去成就倭夷；后世遭受他们的毒害，又议论他们的罪过。我国朝廷防御胡人，建立九镇；从山海关以东背靠大海的郡县，到淮、浙、闽、广修筑城池、设置守军，直到珠厓，都是为了倭寇。这样可以说是圣人深谋远虑吗？魏、鄂、宋、凉等地转战追击败军，在万里之外建立功勋；勇武的虎臣和善于统领将领的人，都是从高皇帝在长陵北伐、犁平敌人王庭，使他们从临武归降而来。假如节制和代理诸臣之中有一个人可以任用，哪里会有榆木川那样的事情呢？倭夷从洪武年间本来就以剽悍凶猛为祸，正统年间终于造成残害。那些挑动事端、披甲作战的人，竟然没有谁能够挫败他们的锋芒。报效国家说的是什么？嘉靖壬子年，倭寇大举入侵淛地，从东西江南北一直到闽、粤，全都遭受他们的祸害。督府多次更换，羽檄四处飞驰，竭尽府库储藏仍不足以供给粮饷，招募勇猛剽悍的人仍不足以布置军阵。几万人的军队，贼人常常只用一支长矛就能把他们赶走，天下大为震动。大将军戚公当时以参将身份分守台州，创设鸳鸯阵训练军队；经他节制的士兵，没有一个不能以一当百。贼寇侵犯台州，公将其歼灭，随后调任闽中。贼首方璧在福清牛田交战，被公歼灭；逃往兴化，又被歼灭。贼寇因此遭到重创，终于平定，闽、浙两地免受兵锋箭镞之害，人人都想祭祀戚公以报其功。当时，公的声名大为显扬，天下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戚公。隆庆初年，匈奴入塞，诏令防备蓟州。公说：“只靠禁军，军纪便会放纵；召募士卒，则如乌合之众；征发民夫，则道路疲敝；分兵戍守，则徒然坐困饥饿。应把边郡良家子弟按照浙江军队的战法分合调遣、轮番训练，三年后才可以谈论作战。”所以公镇守边地时，从未希求一战之利，这就是所谓有节制的军队。匈奴叩塞请求臣服，难道只是因为呼韩邪单于的时运胜过谋算才这样吗？用在南方是这样，用在北方也是这样。假使他遇到高皇帝，封万户侯又哪里值得一提呢？某位边防将领说：“如今的将领很难做。古代《司马法》说，边关以内以外的事务听从将军，甚至使万乘之尊屈意来成全将军的威权；这种情况今日哪里还可能有？掌管文书的官吏实际握有权力，将领稍有不合命令，官吏就能依法议论他。而且不只是这一点，将相之间协调和睦，事情才能确实办成。所以陈平、周勃彼此交好，天下并不因此贬低二人，因为他们都是为国家效力的。近来宰相抛弃宾客，大将军于是有人议论其惶惶南逃，还是把以前的过错算在他头上。仓公治病，因地而异；公熟悉南北的形势，所以也想振兴衰弱的局面。越地本已强盛，又要使它更强，就像千里马被缚住了脚。公认为这样做才合宜。公说：“不是这样。我承继先人的事业，束发从军，幸蒙上天诱发我的本心，所向往往能够成功；所有功劳，都是皇上的神武以及朝廷内外大臣推助之力，我本人有什么功劳呢？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武夫，却做到上将的位置；祖父、父母、妻子、子女都受到优厚恩泽，功名显耀于三边，难道还不满足吗？身披甲胄四十年，筋力已经耗尽；在南方又被瘴疠侵害，即使仰慕马革裹尸的名声，对国事又有什么益处？从前我曾同武夷君约定：‘南方平定坞夷，北方安定胡虏。’如今将要戴上黄冠重新出游，却久久不能实现。武夷君若来讨问，我拿什么解释呢？登州靠近三神山，仙人往来其间；我将回去安置妻子儿女，跟随黄冠道人，或许可以实现安期生的志愿。国家的人才像彭蠡、阳乌那样，难道还少吗？我的门生叶子说：‘三代以后，人的品格唯独最为繁多。’张良说功成之后不居其功，于是跟随赤松子而去。没想到千年之后，戚公继承了他的芳美行迹。公所说安期生的意思，实在深远。能射中杨柳叶一百次的人也要停息，大鹏飞行九万里后向南，也要在六月休息。” 这就是大自然造化的深奥玄机，也是豪杰超卓的见识。张良虽然辟谷而勉强起身，高后尚且正在抚摸大腿；像廉颇、赵奢和安期生那样的事，公难道能够做到吗？公只管戴上黄冠去吧。○归有光 送孟与时任成都司理序 送孟与时任成都司理序 安定人孟与时与我同年考中进士，只因我的年纪稍长，他常常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我。我喜爱古文辞，但不同于世上那些写古文的人；唯独与时从内心推重谦让我，这确实是他的本意。与时通过选拔任成都推官，我也在越中任县令，我们将要分别，却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给与时的。推官是郡中的司法长官，儒者能够详细讲述前代关于刑法的论说。我读《尚书》古文说：“敬慎啊，敬慎啊，只有用刑要加以忧恤。”这是当今流传的孔氏之书中的话。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把“恤”写作“谧”，汉代儒者沿传这一说法；太史公《本纪》又说：“只有用刑要保持安静。”这里的“静”就是“谧”。自古论说刑法，取其要旨，只有“静”这一字最为重要。这是圣人的精微话语，我因此把它告诉与时。我生在吴中，只因应试经行齐、鲁、燕、赵的郊野，曾经向往游历西北，却没有机会到达。与时从安定来，前往长安，又翻越太行来到京师，如今又到蜀中任官，走过卭竹九折坂，观览剑阁、石门的胜景，岂不是很壮观吗？从前王介甫初任大名司理时，韩魏公任长官，曾告诫他说：“你年纪轻，应当读书，不宜只专心于吏事。”但王介甫其实从未停止读书，只因这句话怨恨韩公不了解自己；然而韩公的用意却是好的。所以我尤其希望与时在处理政务之余，不要忘记学习古人的功夫。孔子说：“居住在这个国家，就侍奉其中贤能的大夫，同其中仁厚的士人交友。”过去张文隐公曾对我说：“如今的人才，只有赵孟静在史馆，实在难得。”嘉靖二十九年，虏骑逼近都城，公卿在内廷集会，先生独自提出重大建议，直到在朝廷上斥骂阿党之风，气节凛然，有些地方连汲长孺也比不上，京师人至今还能谈说此事。赵先生的先世……，我因此受到文隐公的知遇，赵先生也因此了解我。只是没有机会相见的人，彼此相知难道在于见面与否吗？然而我怀念先生已经很久了，也感叹与时能够见到先生，并且为与时得到这样的老师而高兴。○李承箕 赠吴献臣赴成都序 赠吴献臣赴成都序

译心中不惶惑不安，不忙于迎来送往，浑厚而端正恭谨，他存养本心就是这样。只跟随正道，不拘泥于旧迹，不随同流俗，他做每件事就是这样。矫健严正，不畏惧万般强暴，不欺凌一个弱者，他与世相处就是这样。这是治理之世的大人。这样的人处在治世，职位一定高，俸禄一定厚，人人都把他当作榜样而仰望依靠。以峥嵘自许为高，以辨析明察自许为明，他存养本心就是这样。讲仁爱却温柔软弱，行义却孤立拘执，他做每件事就是这样。世人熙熙而来，攘攘而往，他与世相处就是这样。这是浊世的大人。这样的人处在浊世，职位一定高，俸禄一定厚，人人都把他当作榜样而仰望依靠。我曾认为，不拥立弥子瑕而得到卫国，也不与善于射箭的人相比而捕获禽兽。古代圣贤，都是这样开始、这样终了，这样处于富贵、这样处于贫贱。我将同他们一起在仁义中醉饱，在声誉中光明，遨游于霄汉，出入于古今；舍弃这些，便无处施展自己的力量了。吴君献臣以成化丁未年进士身份任顺德知县八年，升任四川成都府同知。成都辖有三十一个州，受到人们景仰追随的地方，想来也一定很多。况且如今正是治世，献臣难道不会成为治世的大人吗？僚属武宁人张如玘请我写文章赠送给他，我恰好旧日认识献臣，便写下这些话。◆贺最 罗玘 欧阳德 ○罗玘 贺监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贺监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御史的官品是正七品。他位列侍从官，谁与编修相同？都给事中。属于部寺的官员，谁与大理评事相同？太常博士。外任的普通官员，谁与推官相同？知县。这些都是由进士出身而任职的，其他官员不在此列。然而推官、知县的品级虽相同，他们的升迁本来就是御史决定的，贬黜也本来就是御史决定的；他们在外任时，形势就是如此。在朝廷中，御史与他们地位相当；但评事局限于审理案件，博士拘束于祭祀，并不能通晓天下事务。编修能够记载天下事务，却不能议论天下事务；都给事中能够议论天下事务，却不能推行天下事务。能够议论却不能推行，只有御史如此。唉！难道可以只按品级来论定御史这一官职吗？既然不能按品级论定，就不应被资历拘束；既然不应被资历拘束，又为什么要按考绩来评定呢？不过，升降黜陟是天子的权力，御史可以在外执行；朝廷中的大臣认为某人贤能，又能告诉天子使其升迁，这也就是御史使其升迁；认为某人邪恶，又能告诉天子使其贬黜，这也就是御史使其贬黜。可是对于御史自身，却唯独没有这样的权力参与，那他又凭什么去责求别人呢？这种权力势必要归于御史；御史与普通官员的考绩一样，也有优劣，也有升降，然后外任官员的升降才不敢夹杂私情，必然公平，人人也都说公平。朝廷官员的升降也不敢夹杂私情，必然公平，人人也都说公平。天下政治走向治理的开端，实际上就从这里开始。那么御史的考绩，难道能同普通官员的考绩一样吗？天下的政务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唉！如今天下本来每天都在经历这种制度，却不知道；即使御史本人也沉没其中而不自知。关于御史考绩的文章已经很多了，却也没有人为此发言。我昏昧，又哪里敢公开直说呢？胡君名惟峻，是我的同年好友。我曾私下谈起这一点，胡君说确实如此。等到胡君任御史满三年，台中的同僚一定要我写文章称颂他的考绩。胡君的优异考绩自有考功官可以评定，人人都能知道。但如果能使人知道御史的考绩关系天下大政，那么就会因胡君的考绩而开始明白这一点。这是我厚待胡君之处，也是我记载天下事务的职责。○欧阳德 大廷尉魏公浅斋考绩序 大廷尉魏公浅斋考绩序

译大理寺承古代廷尉的正职，负责复核刑部的判决，审察案件是否定案，纠正其中的过失，纠察错误违背之处；如果评议不当，即使只应处笞杖，也不能随意加于百姓身上，本来是为了互相补益。后来复核反而彼此成为祸害。从前我在南雍任职，多次听说南大理寺长期如此，常有人惊叹说：“某案判得太疏漏，我纠察得很严密；某案判得错误，我纠察得很准确。”疏漏会容纳奸邪，错误会传播暴虐；若不是这样，奸邪暴虐岂不更加滋长？过了一会儿又遗憾地说：“某案本来就应驳回，后来竟然听从了我的意见。”部院属官则遗憾地说：“某人喜欢标新立异而驳议，本来应当采纳的。”又惊叹说：“我守法而不偏颇，驳议多次，最终竟没有人能改变我的意见。”双方各自坚持论点，尖刻相对，好像互相仇敌。问案件当事人究竟谁对，他们却都不知道，原来双方都以彼此为害。风气开始于相互激发，形成于彼此煽动；然而统率属官的人施行公开诚实的原则，难道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吗？我在家闲居数年，又承蒙担任掌管奸邪案件的御史台官，而浅斋魏公任大理卿时，部寺属官中有曾向我学习的人。我料想那种风气还和从前一样，本来打算有所告诫。后来他们偶然来问我意见，却与从前不同了。寺属官说：“我虚心听取部里的意见，意见正确就服从；有错误就加以驳正，只求得到正确结论罢了。” “人难道一定认为自己没有错吗？”部属官说：“我虚心听取寺里的意见，驳议恰当就改正；不应驳议而被驳了，就重新讨论，归于恰当而已。这难道一定在于我吗？”事情彼此分歧，心志却相通，如同鸟翼相合、门户相启。问案件当事人谁有错，他们也不知道，原来双方都认为对方正确。由此我知道部寺中有许多贤能之人，是因为魏公率先以身作则，所以能够使属官都归于正道。起初，魏公由行人选补为御史，升任大理寺丞，多次任御史中丞，巡抚汴地、督理储粮，晋升为九卿之长；所任大都属于宪职法曹，严厉而能宽恕，明察而能含蓄，宽厚博大而不急于苛细察访。所以他所到之处，属官都受到督察而归于休善，没有人以诡激相互标榜。这样看来，说魏公在南都任职时百姓很少有冤屈，官吏很少失职，难道不是实情吗？罪恶没有比求胜更大的，善行没有比彼此相爱更大的。争胜就会违逆，违逆就会争讼，争讼就会诉讼。所以说：“天与水相违而运行，君子由此明白诉讼应在做事之初谋划。”意思是相违是诉讼的开端。彼此相爱就会谦下，谦下就会和睦，和睦就会同心。所以说：“天与火相合而为同人，君子由此区别族类、辨明事物。”意思是以同心来使异者相合。诉讼开始于彼此违逆，而审理诉讼的人若反而求胜、以违逆其类来助长诉讼，诉讼就会日益繁多；若反过来以谦下待人、扩大仁爱，公正确立、和气通达，即使彼此不同也不违逆，诉讼便无从发生。因此魏公任大理卿三年，将要向皇上奏报政绩，君子说：“近处看，这是魏公的政绩：案件得到公平处理，百姓很少蒙受冤屈；远处看，则是和气相互熏染，公道广布，诉讼的根源断绝。”我曾观察天下形势，大抵争胜之心炽烈以后，和德就衰薄了，因此险诈强横彼此倾轧，这不只发生在百姓之间。我曾自我反省，希望洗除私我，达到广大同一；有职位的人应当亲自承担这一责任并学习它，只是我还没有做到。趁魏公任职之际，因他的同僚凤冈沈子请求，申明大司马诸公的意思，把我愿意学习的道理作为赠言：以近处的政绩为根本，而以远大的目标相期。◆贺寿 王世贞 申时行 于慎行 ○王世贞 奉贺少师元辅华亭徐公寿序 大司寇景山钱公七十序 为孝廉顾道通追寿父母序 奉贺少师元辅华亭徐公寿序。

译少师、元辅华亭公辞去宰相职务已经五年，享年七十；第二年正逢圣天子改元万历，门生王某才得以在堂上捧酒，献上一句颂词。在这以前，众位荐绅大夫为公祝寿，都歌颂公的功劳，认为嘉靖年间天下的命脉几乎断送在奸邪之人手中，而公默默地延续了它，直到今日百姓安宁无事；这样说来，天下人享受公仁德长寿的恩惠，已经有三代了。公怎么可以不举杯呢？我私下认为，各位荐绅大夫能够知道公的功劳，却不知道公为什么能建立这样的功劳，这才是最难的。所谓嘉靖年间的奸邪之人，凭借县官所享有的非同寻常的宠幸，凌驾于公之上，肆意作奸。公表现廉洁，他们就说公是在用自己衬托他们的贪墨；公表现公平，他们就说公是在用自己衬托他们的险恶；公推崇贤能，他们就说公是在收买人心；公直言不讳，他们就说公是在为众人议论树旗。公以各种方式窥伺、构陷，他们又多方活动来巩固宠幸，在宫内交结以培植援助。公虽然委婉周旋，却不能完全收敛自己的聪明来躲避他们的嫉妒。公以孤独的真诚、朴实的忠心，只求皇上相信自己而不遭祸患；天下贤士大夫暗中有所依靠，得以自安而不担心大难，这就是公所经历的第一件最难之事。天子既然因鉴别并处置“壬人”这一典章中的说法而任用公，又提拔公担任首辅，那么那些与公同心并听从公的人，只是顾虑他的威势有时难以预料，而圣明之处又会有奇特的发挥。有时天子表面上赞同他，以此来试探我；有时又用隐约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的意图。公对于人才和政事，总是委婉周详地斟酌，宁可违背人主一时的旨意，也不敢违背天下公认的是非。天子有欣然接受并反复推究的，有像不得已而暂且接受的；公的志愿才开始实现十之八九，而朝廷内外得到治理，这就是公最为艰难的第二件事。肃皇帝病势危重之时，旧日政令和典章中有些不能废除、必须变革的事项，如果由人主发出，就会被说成接受了改易父亲的请求；如果由人臣提出，就会被归咎为图谋更换君主。公奉旨依据遗诏施行，天下一致受到感化而归向正道，因而当时不能以改易父亲、更换君主的罪名来议论此事。肃皇帝的圣德因此更加光明，胜过成汤；然而修治旧怨的臣子仍能乘机动摇人心，这就是公最为艰难的第三件事。庄皇帝即位之初，进言之路更加广泛地开通了，然而那些追求锐利声名的人，各自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争相攻讦官府、挟制御史而自负。人主的私人有时出来与他们抗争，公向内看，便忧虑朋党相互比附；向外看，便忧虑事情过于激烈，于是常常把握两端而作出公允裁决，使国家的体制和威势同时得到伸张而不偏重一方；然而那些强悍的臣子仍然不能不借此修治旧怨。这就是公最为艰难的第四件事。汉代以前的事，姑且无暇论述。至于唐、宋两代，受到长期委任而且声名德望最为隆重的人，没有超过房梁公、韩魏公的。梁公始终侍奉一位君主，所以能够顺势施展自己的才能。魏公侍奉三位君主而没有遭到猜疑，所以能够直行其志而取得信任。若确实把公拿来同他们相比，公所面对的难易本来就不能同日而语。即使交口称颂公的功劳，轮番计数也难以数清。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公的功劳为什么这样大。肃皇帝在位时，士人中有谁不因壬人而败坏风气的呢？公在宫廷近臣之中振扬高尚的节操，使贿赂从数千里之外便自行消失，风气从此才渐渐树立起来。边将中有谁不因壬人而离心离德的呢？公执政以后，不但没有债帅，而且对于清廉贫困、无法自存的人，还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钱财资助他们，使他们感动哭泣，甚至舍弃自己看重的声名；边防形势将会一天比一天振作起来。言路中有谁不因壬人而缄默不言的呢？公委婉地触犯皇帝的威严而加以抚慰保护，使他们仿佛解除束缚、得到暗中保护，终于感奋而以身殉职，国家的是非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明白。公家的和私人的财物，北方供奉胡虏，南方供奉倭寇，上面供奉六宫，下面供奉权贵之家，有哪一处不是空空如洗的吗？公执政六年，才逐渐使财物回到府库。还没有结束。天子想要更改的事情有三件，公三次加以守护，使国家的根本稳固，黄台之咏也就停止了。天子晚年曾三次想巡幸楚地，公三次加以阻止，车驾停止前往，苍梧那样的事情也因此平息。这两件事，是房梁公、韩魏公都不可能做到的。如今卿大夫安心戴着冠冕，士人安心穿着宽袖衣，男子安心务农经商，女子安心从事纺织，哪一个不是受到公的恩赐呢？公在嘉靖、隆庆年间造福天下，使天下在万历年间得到安宁。所谓万历，就是国运长久无边，本来就是公长寿的象征。公怎么可以不举杯呢？可是公自己却若有所不得意地说：“你不要姑且安慰我。我过去在政府任职二十多年，依靠肃皇帝的英明圣德，才得以摆脱谗言，我本来没有一天忘记退隐。我幸而退下来了，却差一点不能拥有这样的山林生活；又依靠庄皇帝的仁厚圣明，才脱离灾难，如今仍然惴惴不安。我又哪里知道什么功劳呢？”我拜了两拜说：“我正因此要郑重地为公祝贺。天下把功劳归于公，而公自己不知道功劳，这正是公之所以为公。公在位时，没有一天忘记退隐；公如今已经退隐，天下难道能有一天忘记公曾经出仕吗？假如有英明的君主思念公的功劳，像周天子召太师尚父那样召公回来，亲自袒衣割牲，在先师堂上向公询问政事，那么即使公年九十，拄杖入朝，又怎么能最终一直享有这样的山林生活呢？”公说：“说得好。你的话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了，过二十年再来。” 到那时来探望我，作一首压制我的诗，我们彼此勉励就可以了。我再次拜谢，接受他的话，写下这篇序，然后返回。大司寇景山钱公七十序

译王子说：人们谁不喜欢被任用呢？但任用而不成熟，反不如不任用的作用。如今五金在炉中锻炼、铸造成材，可以做钱鏄、釜鬲、戈盾，人们很高兴它们每天都能发挥作用。金属若贵重，便铸成清钟、大镛、夏敦、殷彝、五父之鼎，陈列在明堂的台阶上，一年也不试用一次。还未使用，就已经使那些每天发挥作用的器物破败了。这些器物之所以贵重，正因为一年不试用却年年更加受重视；经过改朝换代、变更祭祀，天下人都一致敬重它们。吴地本来是大国，论人文贤士大夫，号称天下第一。然而从我幼年时起，只知道有故太宰朱恭靖公；到成年后入朝任职，才知道有如今的大司寇钱公。这两位公，都是不必靠实际任用来显示作用的人。我先说恭靖公：世宗初年，朝廷要褒奖、升进大臣，吏部尚书职位有空缺时，朱公任南京吏部，几乎应当得到这一职位。恰好有一点不合皇帝心意，他便上奏请求退休。有人说朱公为什么不稍等一下，为日后大拜作准备呢？朱公笑而不顾，说：“我若以善于拜官为好，不如以善于归隐为好。”天子舍不得朱公离去，便特意改变礼制为他传诏，又重新给他俸禄，使他仍列官籍。朱公在家食禄和在官任职，三十年如一日。朱公闭门谢绝世事，不写奏章宣扬美行来改变世俗听闻。然而一年多以后，郡邑内外的人都默默受到感化，卿大夫不敢在国士面前装饰自己，士人不敢在学校中装饰自己，商人不敢在市场上装饰自己。父老们相互告诫子弟说：“如果走邪路，怎么面对朱公呢？”子弟们也相互告诫说：“我若走邪路，固然不愧为我家的老人，却怎么能不愧对朱公呢？”又过了一年，天下士大夫每天互相打听吴中，以朱公是否还在世来衡量世道的轻重，而朱公更加退让谦逊。他的品行从介士、平民一直到垂髫儿童，都平等地同他讲论，从不凭借自己的显达压过别人。这又是三十年如一日。朱公由状元及第，做了三十年尚书而归乡。归乡后又过了三十年，等到见到后来的甲子年状元时，海内把这件事艳称为奇瑞。然而如果衡量朱公的功劳和才能，他前期显达、为世所知的作为，哪里比得上后来不被任用却发挥作用更大呢？钱公考中进士，进入铨曹，多次升任两都的司法官，和朱公相比，任职稍显繁剧，但也将近三十年后请求归乡。归乡时正值世宗末年，朝廷不能给他充分的俸禄和官职待遇。然而不到一年，天子施行大赦恩典，给他进一品的阶秩，称为贵显，比朱公更加尊贵。钱公请求退身虽然稍晚，但脚步强健，运用聪明才智的能力丰富，不亚于朱公五十岁时。公虽然曾困顿，历任外职，仿佛沾染了世俗习气，但内心仍如赤子。他深沉默然却容易显明，恭谨退让而质朴，举止没有一样不同于朱公。如今的士大夫、学官和商人固然不能像朱公当时那样质朴易于教化，但也渐渐懂得仰慕向往。钱公每天改变声称、每月更加显贵，人们评论二公的名望德行，前后相继在世宗、今上初年相互辉映，便不知道谁更为重要；但他们的重要难道只在吴地吗？《易》说：“鸿雁渐渐飞到陆地上，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作为仪表，吉祥。”驾牛、乘骏马，开始在轭下发挥力气，最终在皮革上发挥形体的作用。世间固然不应轻视年长者，但他们的作用难道会浅小吗？钱公如今七十岁，乡里的大夫士人设宴为他庆贺，我替大家致辞说：“请公为我进七杯酒，安然缓步，快乐自得。”天子沿袭世宗的制度，公在家食禄而又任官，三十年如一日。这样看来，二公的作用确实很大。为孝廉顾道通追寿父母序

译凡人的感情，不需假意装饰，便会从本性中流露出来。贤者常常承担自己的过错，不肖者常常承担自己的不足。自从先生的礼教施行以来，有不足的人总是苦于勉强追求，有过度的人总是苦于受到抑制而不能伸展。然而这正是先王的礼教，虽然本来在于调节资质、使之适中，它的用意似乎仍在于伸展而不在于压抑。所以子女侍奉父母，父母活着便尽力供养，生病便尽力医治，去世便尽力哀悼，以为这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可是供养不停，竟至于卖掉自己的子女；医治不停，竟至于割下大腿肉；哀悼不停，竟至于在墓旁结庐。先王还认为这接近于厚道，因而表彰他们。卖掉子女而没有后代，割股而伤害生命，庐墓而终身守墓，这些行为甚至违犯了对活人的大训；然而先王仍认为这是过度，而不认为是罪恶。陈于陵不肯食用母亲的粮食，许世子不亲自尝父亲的药，原壤唱歌，宰予想缩短丧期，他们本来只是侥幸免于一时的法律惩罚。但圣贤探究其中隐微之处而加以责备，使其流传万世，为什么如此严厉呢？所以对这一件事用法律，对另一件事用言语；子女对于父母，宁可承担过度，也可以这样做。我的朋友孝廉顾道通，一天穿戴整齐来拜访我，拜了两拜，神色庄重地请求说：“我的双亲抛下不肖而去世，实在是在壮年。先父北山，是笃行的君子，只是他的名声传播不远，不能超出乡里；母亲多么贤淑美好，教诲人的影响也很近，不能超出屋檐门闾。当时我还年幼，不敢求请大人物和长者为他们作铭文或表章。这样已经三十年如一日了。计算我父母的年纪，如果还在今年，应当七十岁。假如父母今年七十岁，我虽然贫穷，也一定会向四方求取醴、齐、醒、盎来装满酒杯；一定会向四方求取肴、胾、膻、芗来装满祭器；一定会向四方贤士大夫求取歌咏、诵述、序记来充实厅堂。但如今这些全都不可能了。所能送来充实酒杯祭器的东西，估计不能使我的父亲复生而享用；至于歌咏、诵述、序记，它们的文辞义理足以时时寄托我的思念，它们的美好和流传足以使枯木复苏、骨肉再生，使父母不朽。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肖希望向先生请求。”我惊怪地对他说：“所谓祝寿，是祝愿老人长寿、头发变白、牙齿重新像儿童一样的年岁；为他们祝寿，通常说崇冈茂陵、川升日至之类的话。如今把堂上祝寿的话送到坟墓中的祭祀上，难道不是不合适吗？”道通拜谢不止，说：“先生说得正当，我没有办法反驳。先生虽然这样说，却一定能够用什么话安慰我地下的亡亲，并寄托我的余思。” 我坚决推辞，不肯答应。道通的朋友曹生在旁边劝说道：“我们吴地薄俗，在孩子出生悬弧设宴时，常常逃避宴席；等到孩子成年，便只管索取酒肉钱财来偿还；临死换棺时呼喊离去；收拾行囊送葬的子弟哭着前往，醉后归来；墓上的树长到合抱，便拿钱去赌博。这些做法，哪里比得上顾君年老之后还仰慕父母呢？稍微厚道的人大多做佛事，称为冥间布施，依靠僧人道士，花费钱财奔赴京师，购买空衔而回来，把它刻在丰碑上；这又哪里比得上顾君的明白呢？为什么不请先生写文章，寄托他的仰慕呢？”曹生的话就是这样。唉！顾君的请求确实不合常规，而我答应下来也确实过于宽泛；只是因曹生的话有所感触，似乎还合乎先王所看重的厚道，暗中附会于卖子、割股、庐墓之事，于是写成这篇序还给顾君。○申时行 寿宫傅王公七十序 寿宫傅王公七十序

译太子太傅、娄东王公今年癸卯年满七十岁，按照礼制，正是开始称大夫、办理退休事务的时期；而公辞去政务归乡，已经十年了。我生在公之后一年，公归乡又早我三年。他在文词馆、政务职位任职时，我都跟随其后、与他并肩，没有不相同的地方。有人错误地推举我，把我附会于公，认为我们两人仿佛是天作之合。但我自己衡量，哪里敢期望赶上公？公的文章著作，是文坛的宗师；他的纯厚德行和高尚品行，笃实地施于家庭，并传播到海内，使君主亲自宣示玉音，当面奖赏他的忠孝。他居乡时过分谦抑自己，乘柴车、穿破衣，仿佛逃离空虚之地。地方长官和大夫都争着想得到公的一句话，把它作为典范。入朝则使朝廷更加受尊重，退居则使乡邦更加受尊重；这些都是公所拥有而我所没有的。我哪里敢期望赶上公？只是自从取得官籍以来，我同公周旋相处，从壮年到老年，熟悉公最深，了解公最深，没有谁比得上我。但我私下奇怪，公从前在文词馆时，多次称病请假，请假常常满三个月，在内阁时也是如此；皇上常派医生到府探视，停止供应尚方珍贵药饵，一年中多次慰劳公。当时公疲惫得像不能承受衣服，困乏得像不能拿起匙箸；正值暑天却穿棉衣，不到寒冷时就穿皮裘，往往发出忧虑生命的叹息。我多次到榻前好好安慰公，退下后也未曾不替公担忧。如今公已经在国家中功成退居，从前的病苦忽然如同脱落一般消失，气力更加充足，精神更加旺盛，视力、听力、步履都超过壮年时；那么公究竟凭借什么才能这样呢？大概公平生的操守和建树都取决于正直，以恬淡持守，以淳厚平和涵养；其中有一种立定天命而不受命运支配的道理，别人无法窥见。正直之士处在国家是非利害的冲突中心，不屈不挠，独立而无所畏惧，难道不是卓异而伟大吗？然而如果不以学问为根本、不渐入义理，内心便会被意气激发，外在便会追逐名声，最终往往破裂而败事。大臣则不应如此。众说聚集、争论纷纭、各种情形如棋局般发生时，就不得不容纳忍让，以疏解群情；君臣之间难以持守，宫廷又容易隔绝时，就不得不委曲周旋，以疏通门户。只有处在中正平和之中，立于冲淡寂泊之地，使国家趋向有利而自己不参与其中，这就是不一味吐露、不一味忍让的大臣最高德性。公任礼部侍郎时，一群趋炎附势的人以夺情为名阿谀当权者，公投笔不署，直到拂衣而去。后来起家辅政，二三个小臣借事制造祸衅，动摇国本；大臣低头噤声，没有人敢出气，公上疏坚决揭破他们的奸邪，以辞职相争，相关人员相继被斥退，善类才开始安定。公只用两次进言，就端正纲常、扶持国体，好像在山隅搏虎、在城墙上射隼。他的议论和风采，使人不敢轻慢地看待。立朝正直，没有超过公的人。然而公却自感不足，退让得像怯弱，常常谦退自处。等到公继承我的职位主持政务，便一概实行含容广大、包容纳受、雍容调和的办法。我曾读公《泰交》一疏，想消除朋党私情，杜绝闭塞的渐变，使天下归于荡荡平平。文章直剖心肝，把道理明白地展示给天下。建立太子的议论兴起时，向下坚持争论，皇上就更加疑虑；皇上坚持己意，下面就更加激烈。公从中权衡，先请求让太子出阁，以端正“东宫讲学的礼仪”。皇上不难俯从，众情才稍微安定。后来又援引汉代旧例，请求“使中宫以母亲的仪范对待长子，兼顾嫡长子的名分，堵塞宫闱的间隙”。建议虽未立即施行，但“皇上的意图终究会因礼制而夺去主宰神器的权重，国家安稳如泰山”。这些本来都是公以感化讽谏、调护斡旋而成的。公处在大臣最难处置的位置，面对国家的急务，却气色平和，言辞委婉周详，完全不像公在抗言争事时那样刚直激烈。难道公一旦折断车轴改作车毂、改变弓弦而用皮革，自失其原来的步伐了吗？公大概是用恬淡醇和来调和正直，使正直的外在表现得到融通。把仲山甫柔和美善的原则，同老子冲虚的作用结合起来，以此治理天下，以此修养自身。这就是所谓立定天命而不受命运支配。《诗经》不是说过吗：“安静恭敬地处在你的职位上，喜爱这正直之道。神明听见了，就赐给你大福。”公的许多福分，是神明在保佑他。已经建立的便利，天所保佑的福泽，若这样厚重而不断增加，如恒山般长久、如登高般上升，难道会有终止吗？公居住在岩观里，像熊蹲坐、像虎行步，俨然是洛社中的英杰；又想在岁时邀请我到花下，举行真率的聚会。我将整理衣冠，携带杖履跟随公前往。公所在海滨的父老都惊叹这是盛事；这正是上天借“以始终的缘分使我附属于公”。相信我们两人确实如同天作之合，这是多么深厚的幸运啊！于是我登上公的厅堂，斟酒为公祝寿。○于慎行 贺太宰梦山杨老先生九十存问叙 贺太宰梦山杨老先生九十存问叙。

译梦山先生辞去太宰职务归乡后，过了十二年，到辛丑年，皇上因册立太子这一大庆而多次加上慈圣之号，恰逢先生八十岁零五岁，便命两台部使带着黑色的羊、酒，奉皇帝之命亲临慰问。太宰又过五年，到丙午年，皇上因皇孙出生再次加上圣号，广施恩典；先生已到九十岁，皇上便派近臣捧着玺书向东而去，率领长吏、三老亲临慰问太宰，比第一次礼数更加隆重。海岱原野之间，荣光浮在空中，欢声载满道路；鲁地老人们摸着额头赞叹说：“这不只是先生的年寿啊，大概是国家气运灵长，凝聚成为仁德和长寿，而先生恰好享有了它的盛美。”然而我过去在朝廷侍奉先生，曾跟在列卿之后撰文为先生祝寿，只能叙述他统率、均衡、表率的大概，却不能说出他的功劳。如今我随先生在乡野交游十六年，才知道过去先生的功劳是如此巨大。一天先生写信问我：“自从我和你归田以来，朝廷有十件大事，都关系到治乱，你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吗？”我把他的话看作银河般遥远，思考了几个月，也没有所得。想到其中只有一件最重要、最重大的事，难道就是十件事中的一件吗？自古以来建立国家，本来一定要有宰相；但本朝难道独独没有吗？” 其实是有宰相，只是不以宰相之名出现。执政在内掌握宰相的权力，却不能把它施行到下层；太宰在外承担宰相的职务，却不能把它上达君主。这两个官职合在一起，就有宰相的尊重，而没有宰相的困难。两个官职合为一体而彼此亲近以共同取得权重，不可以；彼此戒惧而互相轻视，也不可以；一方过分受重、一方过分受轻，更不可以。因此必须有宰相来成就这种权重，向上才能取得君主的信任，向下才能取得众人的拥护，朝廷的体制才尊严。先生任大宰八年，难道没有同二三位执政者协调得恰到好处吗？先生任太宰八年，天官的政务有暗中被政府阻碍的吗？政府的权力有公开在天官面前施行的吗？政府、天官所提出的请求，有没有不获皇上答复、也不能取信于下的吗？即使略有这种情形，也只是微小的事情。为什么如今阻隔得这样严重呢？天官所进退的人，十件中有八九件被搁置；政府所陈请的事，十件中只得到二三件答复。有人预料某事一定会被搁置，等到答复下来，人们反而怀疑；有人预料某事一定会获准，等到被搁置，人们又怀疑。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天官没有政府，政府没有天官。这样看来，掌管边防、监察、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员，今天请求任用一名监司，诏令说可以；明天请一位守相，诏书说可以。早晨入朝、傍晚便来报告，傍晚入朝、早晨便来报告，掌管爵禄的人害怕在这里失去机会，却便于在那里得到机会，姑且屈从自己的职守而迁就这种做法，那么我恐怕这种风气会逐渐蔓延。过去东汉末年，各州割据的豪强互相上表奏报，没有受命便自称牧伯。唐朝中叶，藩镇擅自掌握兵权，各自任命属官和辖区郡守，这就是所谓“自以为诸侯而出”的情形。如今难道又有这种苗头了吗？天官不能掌握机密要务的关键，却反而想毁坏制度的整体，使官职随意变动；政府不能伸张铨选衡量的请求，却又想另辟途径，使道路更加纷乱，不能如此，却借口于皇上，大家一起随波浮沉，求得一个适当结果来交差，于是朝廷的体统便轻薄了，怎么能不把权力归于下层而造成倒持权柄呢？所以自从先生归来以后，我才知道先生的功劳很大。先生在朝时，事情并非没有互相抵牾之处，先生用和谐调处的风气来化解；也并非没有过度结党之事，先生用正直加以纠正。所谓和谐，并不是柔媚取容，而是为了共同成就事业；所谓正直，也不是刻薄峻峭，而是适当地引导偏差。这大概就是先生和几位执政相互辅佐、共同成就其威重的情形。自圣上登极至今将近三十年，向八座旧臣中以九十岁闻名的人问候，已经有五六位了；更有年近百岁而活到先生这样的。先生的面色一天比一天红润，精神一天比一天旺盛，安然入睡，忽然醒来，〔OCR字〕然有所表示，像湿灰突然明亮起来，显出如初升太阳般的光彩。即使活到千百岁而不止，若不是国家长久昌盛的气运凝聚成仁寿，又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过去商朝强盛时，有位大臣伊挚担任阿衡，活了一百多岁；周朝强盛时，有位大臣公望担任尚父，也活了一百多岁。商、周两代的国运因此延续，所以阿衡、尚父的年寿，也象征着商、周的年数。然而阿衡告老还乡时，留下了“一德”的训诫；尚父受封于东海时，丹书才得以陈列。年高的旧臣与君主、国家共同承担祸福，难道一定要在朝廷任职吗？如今皇上派使者来问候先生，先生应当上书致谢，并借机陈述先前概括的十件事情；其中最重要、最重大的，应当详细说明给皇上。凭借老人家的尊贵资望，安居而转动璇玑，使有道太平的国运将与商、周比肩兴盛，甚至超过它们。古人歌颂君主说：“三位长寿者结为朋友，寿命如山冈、如丘陵。”所以先生的年寿，就是国家的年寿。皇上得到这样的贤臣，也因此得到长久的国运，谨此祝贺。贺生 李攀龙 李攀龙 《贺大中丞孟公生子序》《贺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译隆庆己巳年，大中丞孟公才第一次生了儿子。第二年，左史许殿卿从孟公任所来到这里，对我说：“中丞公已经六十二岁了，才第一次生子，这真是差一点就得不到了啊！所谓‘佹得’，就是几乎得到。‘几’这个字，是说能得到、不能得到还无法确定。人类延续的道理，自最初有人类以来，广泛繁衍族类、接受姓氏，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同系着的绳子不断。若有一天在我这里突然中止，不说宗庙祭祀断绝、社稷后继无人，即使不能建堂筑室、不能播种收获，甚至等同于制作木偶陪葬，还被题作‘三不孝’，那么谁能不惶恐地希望几乎得到一个儿子呢？用弓袋祷告祭祀来求子，用熊罴之梦来求子，即使没有成功，也不能算错。即便是不肖之人，不告知父母便娶妻，以权宜办法求子，甚至宁可抛弃爵禄，用余生去交换，以求侥幸得到，那么谁能不惶恐地希望几乎得到一个儿子呢？”攀龙说：“儿子不是靠‘几乎得到’便能得到的；以这种‘几乎’的心态而得到儿子的人，其方法应当是从真正能够得到儿子的地方获得。孟公对于人伦之道，是一位温厚宽和的长者；乡里大概把他看作石相家的人，这也是我和殿卿一向所了解的。三十岁时游历京师，他的朋友亲近他说：‘既然已经抱上儿子，那么凭他的厚德，一定没有承载不了的福分。’” 他出任缙云县令时，百姓把他看作父母，说：“一定会有子嗣，而且子嗣也一定贤能；凭他的仁德，必定会有后代。”四十岁时，他镇守陇右，秦地百姓和越地百姓对他没有两样，说：“不用占卜，商瞿膝下的子孙已经绵延不断了。”五十岁时，他以大中丞的身份督抚河南、北直隶，权贵豪强都收敛行迹，百姓有所依靠，无不称赞他说：“公如果确实爱惜自己，将来退食独处、卓然自立，只怕那些登门求见者肩挨肩、脚跟接脚跟，连道谢和请教礼法都忙不过来，怎么办呢？这正说明您的威望深重，而气势必然能够平息。”他为什么能在梁、楚之间获得这样的声誉呢？然而他始终还没有儿子。这些是殿卿亲眼见到的，而我从楚地、越地听到的，到如今人们还互相问道：“公身体无恙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生儿子呢？”莫非已经能够御女了？不然，咳嗽一声便有名分的，能有几个人呢？又不然，将要入馆受教的，能有几个人呢？乡里人早晚窥伺他家门，看有没有悬挂弧矢；一旦看见，家家都带着羊和酒去祝贺，可是不久便又停止了。这一年他六十岁，牙齿和头发还像平常一样。他从缙云、陇右以及黄河以南以北，历经数十年，仪态始终没有改变。人们谁不替公几乎就要得子而高兴呢？如今公已经六十二岁，才终于生了儿子，我本来就认为，按照他的德行，应该由他自己得到儿子。人们这样预料他，越发相信这件事一定会实现。难道最终只是说差不多能够得到吗？正因为曾经担心得不到而闷闷不乐，后来终于将要得到时才格外畅快；这种畅快之气所平息的，必定是贤能的子嗣。而且，富贵是上天的报偿，正如以金相答谢；越地、河南北以及乡里人从前对公的期待，到这时才算实现。这样一来，公敦厚仁慈、宽厚待人、培养威望并保持庄重的德行才算完成。这才是可以带着羊和酒前去祝贺的时候，所以我替殿卿把这些情形详细列述如下。◆记事 张时彻 ○张时彻 王义士序 △《王义士序》我曾经读过史传记载，因此知道古人义行的壮烈。那些细小琐碎的事，大多无法详尽知晓。尤其著名显著的，如范巨卿赶赴张元伯的葬礼，王少林安置金彦的尸体，戴平仲送还石敬平的丧事，刘子相杀掉驾车的牛来救济知交故友的困乏，罗道琮在野外哭泣并捡回亡友的遗骨，刘轲因感于异梦而为书生修治坟墓，周仁荣借用新宅来安置死去的友人，陆子璋接受遗书而为徐原修起坟墓，孙长逊打开厅堂来成全刘融的殡葬，张安祖亲手营造并为元承贵收殓遗骸，侯无可奔走千里来使田颜死后能够瞑目。这些全都是仁慈之心自然流露，能够感通幽冥，足以作为天地间表率的事。像如今所称的王义士，难道不属于这一类吗？义士名芳，字德远，是太佁人。他与慈溪费生并非同一地域所生，也不是素来有过会面，更不是有书信往来的交情；然而两人在旅舍交谈投合，便结为坚如磐石的朋友。当时费生病重而困顿，别人都不愿接近他，王义士却带他一同乘车，给他饮食，抚慰他、按摩他，为他禳解、治疗。不久又替他洗去污秽，不感到厌烦。可是费生最终还是没有起身，想来大概正应了“坠桥而无人救”的梦，实在奇异。王义士于是放声长号说：“天啊，这是夭折的命运啊！” “为什么要让费生离开父母、抛下妻子，孤零零、凄凄惶惶地死去呢？”他让费生枕着自己的大腿，哭悼他；借来被子和棺材为他收殓；租赁浮屠寺安置他的遗体；带着棉絮和酒为他举行祖道祭奠。当时，黄头军士都为之缩颈，过路的人没有不流泪哭泣的，大概都是为义士颠沛流离、悲苦惨痛的遭遇而伤心。旅舍中的偶然相遇，并不是肺腑至亲；替人便溺、洗涤污秽，也不是同游相从者应尽的责任；借钱借物为人收殓，更不是亲友所托付的事；替他抚摩眼睛直到闭目，牵引棺柩上路，也不是仓促之间一时激动所能解释的。费生究竟凭什么从义士那里得到这样的厚待呢？如今读到这篇传记，难道会没有人因此扼腕长叹、放下书站立起来吗？费生的父亲娄诣来见我，哭着说：“可怜我的儿子啊！义士委曲周全地替他收殓救恤，即使我娄瀛在场，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可是我娄瀛又没有办法报答他。只有请学士、大人赐下一篇文章，那么我的儿子在九泉之下也应当踊跃起来，而我娄瀛不忘义士，也就是不忘我的儿子了。希望先生怜悯这件事。”我同情他的心愿不能实现，便替他论述记载这件事，使将来修撰国史、为独行之士立传时，或许可以有所凭据。◆赠夷 陶望龄 ○陶望龄 赠大觉禅师郁班麻序 △《赠大觉禅师郁班麻序》

译三玄庵主郁公自万历初年起因入选奉诏，前往虏廷宣扬中国的威德，传达佛法的大旨，没有失职；因功劳而获得官秩。从他奉命出使俺答，到黄台吉，至今往返于各酋长之间十一回，称号也从都纲觉义升为大觉禅师，共升迁三次。他说：“我刚出塞时，官府为我制作大红袈裟，四人抬轿，张着伞盖，香炉在前面引路。将要到达虏帐几十步时，地上全都铺着红毯，又铺设白色缭绫。使者捧着所赐的经书、佛像，踩着这些铺设物前进。进入之后，布置成西方净土的样子，虏王伏地膜拜，九次叩首，过了很久才起身。起身接受诏书完毕，又九拜，态度非常恭敬。礼仪结束后，恭敬地询问皇帝是否万安，以及辅臣、府部大臣以下是否安康，又问中原佛法有没有兴衰变化。使者一一回答，并且推演说明善恶因缘果报的道理；护生是最好的善行，杀戮、砍伐、抢掠、偷窃是最重的罪。行善的人升入释梵诸天，天生为人；作恶则堕入边地夷落，或堕入泥犁地狱，所受果报没有穷尽。酋长听到这些话，便咬牙、指点、咋舌，数万胡骑围绕在旁听讲。大酋长作梵呗歌唱，跟随应和的人声如秋潮撼动山岳；他们列队下拜，额头撞地，像万把杵同时发出咚咚声。酋长原先供奉的西方佛像有数尊，都是金银制成的；每到驻地，都用洁净的帷幕、香和花加以庄严。悬挂所得的汉地装饰、细绢巾帕、脱落的缭绕结饰，纷纷杂陈，几乎挂满了。” 使者刚到时，供奉酥沺茶一盏；供佛、饭僧时，都摆设大块肉食。使者辞行后，虏人攀留依恋，十多天不让出发；使者以王命规定的行程告知他们，他们便说：“师父们是佛门弟子，难道也要受国家法令约束吗？”使者回答：“中华的国法高于佛法。”使者四人，每人馈赠数十匹马作为礼物，这种数量大体上是惯例。北方虏人残暴贪食，长期从事盗窃、侵略和驱掠；嘉靖年间，俺答酋长尤其暴虐，震动京城。勇猛的将领和熊罴般的军队磨利箭镞、张弓备骑，面向北方，却不能出兵。没想到一旦他们称臣为仆、保证边塞安宁，几个穿黑衣的僧人只凭旁行四句的空文，便使他们像亲近的猴犬一样跪拜、弯腰、低头，像教训童稚那样驯服，这是多么顺服啊！传说只有天下至圣之人的声名教化能够施及蛮貊，凡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尊敬亲近他的。在天地覆盖、日月照临之间，凡属有血气的生物，直到细小的虫鸟，与那些结发跣足而自称人类的相比，也远远不能相提并论。怎么会使他们如此尊敬亲近呢？这不正是所谓不可思议、神圣至极的力量吗？我听到麻公讲述这些事，为圣人的教化远播而高兴，也为佛门弟子对边疆谋略有所帮助而高兴，于是整理记录他的话，作为祝寿文章。” ◆赠内 徐祯卿 ○徐祯卿 与室人序别 △《与室人序别》徐先生将要远行，已经收拾好行装，便同妻子告别。妻子说：“先生要走了，请让我赠送几句话。”先生说：“说什么呢？”妻子回答：“先生从前苦于困顿受辱，如今又苦于羁旅行役；但您正当壮年，身体强健，可以振兴事业、谋求声誉。大丈夫把志向放在四海之外，使傲然的身姿高踞云霄尽头，难道不是快乐吗？怎么能反而留恋乡里的街巷和庭院呢？”然而我听说，京师是各地人士争夺声名利禄的地方，只有沉默才能保全自身，只有隐晦不显才能保全名声。处身谦下可以使别人不嫉恨，居于人下可以使别人不与你争夺。唉，你一定要谨慎啊！”先生说：“你的话确实如此。你想让我没有内顾之忧，就应当尽好妇人的职责；你想让我不急于求取富贵，就不要厌弃贫困困迫；你想让我不挂念离别，就不应当流泪哭泣。”话说完，妻子大笑。先生于是出发了。●《皇明文征》卷五十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题（纪载、书画、宫室） 引（论学、论文） 跋一（颂圣、纪载、行谊） ◆题（纪载、书画、宫室） ○纪载 朱右 宋端 卢廷选 朱右 题写《唐仲友补传》题写《唐仲友补传》唉！世间本来就有用貌似合理的道理欺骗人的事，君子有时也会被蒙蔽。古语说：“不预先猜疑别人行诈，也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信。”我读了《唐仲友补传》，私下颇有感触。当初，唐仲友在乾道七年任台州知州，当时朱熹上表举荐他任浙东常平官，唐仲友发放粮食赈济饥民，抑制奸邪，安抚弱者，又创建中津浮桥来帮助人们渡过险阻，百姓至今仍依赖他的恩惠。永康人陈亮凭借纵横家的权术与唐仲友不相容，但他也从未真正信奉程朱之学。陈亮想不到压制唐仲友的办法，于是设下计谋，表面上像是在赞美他。讲习性理之学的朱子于是信以为真，巡视所属地区经过陈亮家时，陈亮乘机散布流言陷害唐仲友。高文虎任通判，又凭借旧日的怨恨倾陷他。嫉恶之心，在君子中本来是很普遍的。于是朱子竭力排斥弹劾唐仲友，竟至于六次上奏章，朝廷的议论最终也没有作出决定。元代修撰《宋史》时，说唐仲友是被朱子斥责的，于是不把他的事迹载入史册；这难道也不是朱子的本意吗？《春秋》依据事实直笔书写，善恶自然显现。如今史官宋濂为他补写这篇传记，真是用意深远啊！宋端 题写《崔清献公言行录》题写《崔清献公言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