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四十六

译《皇明文征》卷四十六。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序三（政学、史乘、书籍、纪录、汇考）。政学。程敏政。席书。何孟春。杨继盛。海瑞。王世贞。王锡爵。陶望龄。程敏政。《道一编序》。《道一编序》。朱、陆二人的学说，起初不同，最终相同，这一点从他们的书信中可以考察。不明白的人往往尊崇朱子而排斥陆子，难道不是因为拘泥于他们早年尚未确定的言论，便得出二人终身不同的结论吗？还是受门人记录的影响，而不以朱子亲笔的书信来校正呢？如今考察这些材料，二人志同道合的话写在祭文中，反躬修身、进入德行境界的话见于义理跋文。他又多次亲自责备自己学说支离的过失，同时在自己的高等弟子杨简、沈焕、舒璘、袁燮等人面前盛赞陆学对自己的功劳，对他们诚恳敬佩，使求学者能够不断从中取益，扩大公正无私之心，从未有过因异同而产生的芥蒂。这大概就是朱子以及后学所不能完全测知的地方吧？我在斋居闲暇时，不自量力，取《无极七书》《鹅湖三诗钞》编为两卷，用来说明他们学说异同的开端，也就是所谓早年尚未定论的部分。另取朱子书信中涉及陆子的内容，编成三卷，并附上陆子的学说。开始看，确实像冰炭一样相反；中间看，便觉得疑信各半；到了最后，则像车辅相依，关系密切，而且深深取法于孟子所说的“道性善”“收放心”两句话。读到这里，才知道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陆子之学，几乎超过了南轩、东莱。那些不加考察便斥责二人学说为“共同正确”的人，固然不了解陆子，难道又真的了解朱子吗？这就是我不得不编纂此书的原因。编后附录虞氏、郑氏、赵氏的学说，认为他们对朱陆之学大体得到了真相。至于其余纷纷杂说，大概不值得收录，也没有时间收录。于是总题名为《道一编序》，把它收藏起来。席书。《鸣冤录序》。《鸣冤录序》。《鸣冤录》，就是记录陆氏的冤屈并为他鸣不平的书。宋室南迁以后，朱、陆两位先生，一位在建阳倡导学说，一位在江右倡导学说。一时间，名士们争相到他们门下求学。当时朱氏正在注释六经，为后世制定训诫，认为万物必定各有其理，而理必定可以穷尽，穷尽之后才可以入道。陆氏认为这牵缠于文字义理，颠倒了根本和末节，只会使人穷年累月而始终无所归宿。上天赋予我的，万物都已具备，哪里还有闲暇向外寻求？朱氏因此称它为“禅学”。当时游学考亭的人，正同象山门人争论高下。一听到这句话，便喜欢谈论、乐于诵读，按月记载、逐日抄录，一直流传到今天。朱氏的书在世上广泛流行，科举业和经学著作，不是朱氏传注便不取用。于是经生学子，小时候学习它，长大后诵读它，都说“这是陆氏的禅学”。山林中的老儒，馆阁里的名儒，也都说“这是陆氏的禅学”。凡是听说陆氏的人，就像斥责杨朱、墨翟，排斥佛教、老子那样，甚至把他看作污秽之物。偶尔没有觉察的人，终身在迷与悟之间徘徊，却不知道回头。等我做官到各地，得到陆氏的语录和文集，把他的话读了三遍，拍着胸口叹道：“唉，真是冤枉啊！谁说陆先生是禅学呢？”我又拿来读，发现它不但不是禅学，而且像是在启发蒙蔽、提携聋者，其中的道理还深深触动了我的心。我又因而叹道：“我晚年才走出迷途，真是幸运！我要拿着陆氏的书，遍告天下士人。”只是书中文字颇为繁多，看见的人懒得阅读，肯读的人又往往读不到终篇，最终很难彻底醒悟。于是我摘取他书中问答语录的要旨，每类编成两篇，题名为《鸣冤录》。让人读不到一天，看见其中没有所谓三乘空寂之语，也没有六道轮回之说，必定会说：“真是冤枉啊！世人的传言难道都可以相信吗？”从这时起，才开始轻视耳闻而看重亲见。唉，这就是我道统所受的冤屈啊！刑狱中的冤案，只能陷害一个人；道术上的冤屈，却使天下人的心像喝了醇酒一样而不知道自己已经醉了。即使想不替它鸣冤，又怎么能够停止呢？自从孟氏之后，道统渐远，伊洛之学的言论湮没，而心学首先传承下来。刚有一个觉悟的人，同门之中便发生争斗，就像孙膑、庞涓同拜鬼谷子为师，却各自操持矛盾，争着做两国的雄杰一样，也实在令人奇怪。等到朱氏晚年有所悔悟，自恨早年盲目废弃心学，可惜《易》学的流弊已经形成，他的书也已经流行，无法追回挽救。后来的君子不探究他晚年的论说，却把他中年的著作奉为师法，甚至超过六经、《语》《孟》，借朱氏的本心使它无法向后世申明。受冤的不只是陆氏，我考亭夫子朱氏含冤于九泉之下，也很深了。所幸斯文尚未丧失，这颗心也没有死亡。近来有两三位豪杰，曾经申明这一道理，以追究后来的流弊，但相信的人很少，传疑的人却占大半。这就是编录此书来鸣冤的原因。君子若因它的鸣冤而有所感动，为它彻底洗雪冤屈，就会知道登上岱山、远望东海。道在这里，而不在那边了。录文说：“鸣冤，大概是有所激愤。”也借此提出问题，使人看清是非。○何孟春 《余冬序录》序 △《余冬序录》序 魏国的董遇喜欢读书，跟随他学习的人常常苦于没有时间。董遇说，应当利用“三余”：冬天是一年中的空余时间，夜晚是一天中的空余时间，阴雨天也是空余时间。过去宁越问他的朋友怎样才能免除耕种的劳苦，朋友说：“没有比学习更好的办法，学习三十年就可以免除。”宁越请求只用十五年，说别人休息时我不休息，别人睡觉时我不睡觉，学习十五年后，周威公便以他为老师。宁越大概就是利用每天、每时的空余时间而自我努力的。汉代东方朔上书，自夸三冬所学的文史已经足够应用，可见他在年幼聪慧时便已经这样了。晋代皇甫谧自己说家里贫穷，白天苦于劳作，晚上又只能疲倦地甘愿睡去，三个时段都要操劳，书卷蒙上尘土，书箱也无暇打开，只有到了隆冬末尾才得到十天时间。求学的人有的兼用夜晚睡眠的时间，有的甚至顾不上觉察日夜，由此可知北齐李铉家中也一向贫穷，常在春夏从事农事，冬天才入学，三个冬天都不置枕头，每次睡觉只是稍稍假寐而已。士安皇甫谧和宝鼎董遇，连白天和时令的空余时间都未必有暇利用来努力学习。我的年少时期便出仕做官，俸禄足以自给，虽然忙于王朝政务，却未必没有“三余”的空隙；可是本性反而懒惰，每当应当打开书卷时，总是惆怅而止。嘉靖甲申年，我因议论政事被调任南部，事务稍微清闲，便整理旧稿。乙酉年冬天闰月，旧稿已经整理成一部书；第二年我又因养病回到山林，白昼更加漫长，四肢不从事劳作，这颗求学之心实在难以宽恕。第二年，我便命儿子仲方取出旧稿，编纂整理；这一年也正好是丁戊子年冬天的闰月。我的求学，也不过是利用闰月而已。书编成六十多卷，按照岁阳编排次序，于是题名为《余冬序录》。与古代贤者利用一年中的空余时间相比，我连春天的空暇都不能不白白度过，更何况是利用一天、一个时辰的空暇呢？保存下来的□，希望能为后来前来求问的后生提供谈论的材料，也算代替我在病中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杨继盛 《苑洛先生志乐》序 △《苑洛先生志乐》序

译世上谈论经学的人，必定称说六经。然而五经各有专门的学业，只有乐已经失传绝迹。谈论治国方法的人，必定把礼、乐并举。然而议论礼的人，除了遵循上天所定的秩序、不可更易之外，还要深求新奇可喜的说法。至于乐，却被废弃而无人讲论；完备的德性有所衰微，风俗有所败坏，常常都由此造成，实在可悲啊！可是律吕与天地相始终。它还隐藏而未显现时，上天既然已经生出哲人来创制它；那么到了它已经晦暗的时候，上天难道忍心任其湮没吗？阐明它的责任，大概必定有所寄托。先生从做秀才时起，便怀有古乐散亡的忧虑。他参加岁试时，听督学虎谷王公说：“律吕之学如今虽然失传，但创制它的人既然出自我们人类，那么人类本来没有不可知晓的道理，只是还没有喜爱古学的人用心研究罢了。”先生于是警醒反省，退下来广泛钻研群书，凡是涉及乐的内容，没有不加以参考的。他专心好学，即使生了疽而很快痊愈，自己也没有察觉。后来他终于得到其中的学说，于是写成《直解》。然而关于实际运用的内容，他还没有全部弄清。从此他苦心精思，有时从古籍旧文中豁然领悟，有时在内心精微的体会中神会，有时从众说纷纭之中看出正确之处，仿佛上天有意启发他的内心，最终能够观察到其中的深奥。于是有了《志乐》这部著作。“志”这个字，是先生自谦的说法，并不只是记载而已。因此，律产生声音，钟产生律，司马迁已经记载过了；但对于律为经、声为纬，以及递相发明、体十用九的明确说明，他还没有涉及。九分之律管积数为八百一十分，班固已经记载过了；但对于圆管分方、旋宫、环转、乘除以及规图的图式，他还没有涉及。六十调、八十四声，蔡沈已经记载过了；但对于起调的条例，以及正调、变调、全、半、子、倍相互配合使用，调均的首尾、长短相生等交相显现的内容，他还没有涉及。至于六变、八变、九变的用法，《周礼》已经记载了；但用黄钟祭祀天神，用蕤宾祭祀地祇，用太簇享祀人鬼，以此体现造化自然；又把黄钟一均的完备体系布置在朝廷宫闱，这实在是古今绝唱，却又有超出《周礼》的地方。大纲小目，无论一节还是万般变化，都能信手拈来，处处相合。音乐之道，至此可以说尽备了。还只是“志”吗？至于先儒、今儒的图说和论述，全部记录而不遗漏，这固然是先生亲近善道的用心；但也是希望学者能够考察其中的得失罢了。正当这部书开始刊刻的那天，九只鹤在先生庭院上空飞舞了很久。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此书感通所致。按照“观仰秣出听”的说法，鹤前来飞舞本来也是应当的；而先生得到音乐的正道，这难道不是它明显的验证吗？古人说，黄帝制定律吕、伏羲画卦、大禹排列九畴，功劳相同。然而卦画经过程朱等几位先生才开始显明，律吕得到先生这部书才开始明白，那么他的功劳应当不在那几位先生之下，哪里只是“小小的补益”呢？唉！太和之气存在于成化年间的宇宙之间，所以先生由此而生；太和之气存在于弘治年间的宇宙之间，所以这部书由此开始；太和之气存在于嘉靖年间的宇宙之间，所以这部书由此完成。可见它的写作确实不是偶然的。后世有志于音乐的人，如果能够讲求并实行它，那么太和之气将存在于万世的宇宙之间，先生的功劳到这时就更加伟大了。然而不苦心钻研它，怎么知道这部书的正确？不能得到其中的学说并精研它，又怎么知道我杨盛的话不是出于偏袒呢？唉！我杨盛不聪敏，虽然学习它，却还没有做到。讲求它的责任，深深寄望于同道的君子。○海瑞 《政序》三篇 △《政序》三篇

译做官任职，辨明自己的志向，关键在于一开始。马头向东，是要去燕地；马头向西，是要去秦地。母亲说：“姑且先去那里吧。”把事情推到前途再慢慢商议，正是使事情陷于困顿的方法。世间最愚笨的事物，神灵却因此使龟壳知道吉凶，使喜鹊知道风，使蚂蚁知道雨，使海鸥知道时机；小民也知道自己的上司。知道上司，不靠言语，也不靠容貌，只是默默感受、默默回应罢了。这还是作用较浅的情况。至于达到无所感、无所应的境界，才算深刻；但那样一来迁徙变化又太快，不能等待。即便如此，使用这种方法的人自身离开之后，百姓仍然会受到他的教化。治理百姓的方法，在于减少事务；有些事情减少后无法处理，保存原样也可以。如果增加事务，就承受不了它的骚扰了。偏远乡村的百姓，把官府看得如鬼神，把胥吏皂隶看得像虎狼；一张公文所到之处，没有空手而回的人。那些人住在一间屋里，他们便借这间屋子向邻里征敛，获利非常多。胥吏皂隶知道其中的情形，便加重索取；索取得越多，他们向邻里征敛的也就越多。这样层层转递地造成骚扰，日益严重。凡是推行政令、禁止事物的方法，不能只要求小民遵守，也不能只要求大家族遵守，却不能不要求府中的属吏和胥徒遵守。善于驾驭下属的人，就像统率军队一样，眼睛注视旌旗，耳朵听着金鼓；想向左就向左，想向右就向右。不过，平时又要厚待抚恤他们，赏赐充足，打开粮饷供给，把行善作为他们的利益，同时威严总要胜过单纯的亲爱。小民可以用平易的态度亲近他们，大家族可以用礼节加以约束。若以威严逼临他们，彼此感情就会隔绝不通，这只会使胥史更加牟利，使禁令更加阻塞。凡是做官而至于贪污货财的人，身边必定有小人引导他。这些人办事敏捷而恭顺谨慎，以取得我的欢心；估量到可以进言而我不会变脸色时，便乘机叩头说：“死罪，我想献上忠言。某项应当没收的财物有若干，无知的人把它白白丢弃了，正好让狡猾的胥吏饱私囊，不能这样做。”如今某件事可以用贿赂办理，绝不会有人知道。也有人借口家僮来传达说法。到了这种时候，能够变脸色而按法查办他们吗？难道不是姑息忍让吗？廉洁与贪婪的道路，就在这里分开了。衣冠士人中，也有人善于改变他人的操守，所以交际往来不能不谨慎。平素就树立廉洁操守的官吏，才有能力为别人申直冤屈。为人申直冤屈，可以感动天地的仁德，不能不努力。廉洁若不是平日建立起来的，即使明知别人有冤屈，也不敢为他伸张。不知道还可以原谅；知道却不敢伸张，这是终身的遗憾。亲自治理百姓，没有比县令更合适的；县令要成为循良之吏其实很容易。然而他有所不敢，是害怕同监察官意见相左。那么应当怎么办？答案是：监察官并不严苛。对于君主，他不尊重；对于上天，他也不敬畏。我治理百里之内的百姓，是受君主之命而治理他们的。受命于君主，我敬畏君主；受命于上天，我敬畏上天。他也应当与我一同有所敬畏。他若不敬畏君主和上天，反而要同我作对，我又怎么能屈身侍奉一个不敬畏君主和上天的人呢？古人有句话说：“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那么，遇到有才干的监察官又该怎么办？我想减少事务，他却喜欢使政令繁多；同他争辩便会意见相左，不争辩百姓就会受扰；奉行他的命令，力量又不足；不奉行，又会被说成不爱民。应当说：“一定要这样做吗？谨慎地执行而不要扰民吧。体察上下各方的情形，顺着形势加以有利引导，小心翼翼地做也就可以了。并且以不扰民的原则来等待不得已而来的骚扰，百姓也就不会受害了。”大体说来，君子爱护百姓，就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我所说的，都是我平日所忧虑思考的。如今父母为子女做事，往往也有超出通常情理和通常思虑的地方。能够超出通常情理和通常思虑来爱护百姓的，才是百姓的父母。其二 学者对内用来修养自身，对外用来治理百姓。爵位，是借以治理百姓的工具。所以衣服本来是用来温暖身体的；如果反过来用身体去温暖衣服，就是愚蠢。爵位本来是用来庇护百姓的；如果反过来用百姓来庇护爵位，就是悖逆。古人中有抛弃自身、忘掉家庭而急于救助百姓的。何况爵位所看重的还不如身体和家庭吗？爵位是外物偶然寄托于人的东西；身体是生来就有的；家庭又是随身体一同拥有的。因此爵位不如身体和家庭重要。身体和家庭已经很重要了，但古人为了百姓仍把它们看轻，这是为什么？因为还有比家庭和身体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并不是只有百姓才值得看重，而是内心不可解脱的道义更加重要。所以说，君子不能用本来用以养活人的东西去伤害人。又说，杀死一个无罪的人而取得天下，也不去做。爵位同样是君子借以养活百姓的东西。拿一个人的爵位同天下相比，就像马身上附着的一根毫毛。如今因为爵位的缘故，坐视我的百姓困苦、饥饿、受冻、蒙冤受抑而不加救助，就是拿养人的东西去害人，就是杀害无辜来争夺马身上的一根毫毛，难道不是错误的盘算吗？在那一边得到的不过一根毫毛，在这一边失去的却如丘山一般。从古以来，做官的人没有不说要守住职位的。如果没有进攻者，为什么还要谈防守？今天和古代一样，没有不受攻击的官职；而县官众多，是攻击集中到的地方。所以一定要有墨翟那样的防守，公输般的攻城技术才会穷尽。然而防守没有器具，难道只会坐困，而且还会开门引敌进来。因此想要守住官职，就必须准备防守的器具，也不能不早作谋划。有人问：难道是要使自己陷于困境吗？回答：不是。尧舜时代，天下没有失去安身之所的百姓，守官者处在荣耀之中。桀纣时代，天下没有得到安身之所的百姓，守官者处在耻辱之中。如今皇上爱护百姓的心意，早晚勤劳而忧恤百姓，综合考察名目、核验实际，奖赏良吏、惩治贪官，可以说已经孜孜不倦、战战兢兢了。虽然还没有看见唐尧虞舜时代的百姓，却已经看见了尧舜一样的君主。既然如此，百姓仍有失去安身之所的，是因为主管官吏还没有完全响应。响应的时机就在现在。《易经》说：“亲比则吉，后来者则凶。”譬如脊令鸟，飞翔时就会鸣叫；云随龙而行，风随虎而起，也都是各自遇到了时机。只管守住你的官职，不必担心不能获得荣耀。这就是“比吉”的道理。至于沿袭旧规而不改变，安于旧习而不觉悟，把古训和谋略当作儿戏而不忧恤，认为矫正和纠正是可以试行的，就像头已经转向而脚却不跟随，心里想做而身体却不实行，这不是天道。一定会有跟随它的人。一定会有跟随它的人。我担心的是，亲比之道不能抢先实行，反而瞠目成为后来者。其三

译有人说：农夫辛勤劳作四肢，获得五谷的利益；商人冒险轻身，却看重厚利；追逐仕途的人辛苦操持清白，重视名声、利益和厚禄。因此官职不显贵，俸禄就不丰厚；俸禄不丰厚，父母亲属就不高兴；于是族党嘲笑他，交游讥讽他。您却教导人把母亲看作名声高贵，而母亲所祈求的是通达显贵，结果只不过是拿官位去苛责百姓罢了。这是必定不能实现的道理。回答说：我本来就厌恶利益足以使人智慧昏昧。仁者安于仁，智者以仁为利，这才是君子的利益。所以说，心是神明出入的孔窍。房屋有孔窍，是为了通达光明；试着用一根芦苇堵住它，即使在正午也什么都分辨不清。如今我正依赖这一个孔窍来发挥作用，却总是生起计较利禄的私心，这就像撒糠迷住眼睛，使天地四方都颠倒了。难怪吏治日益败坏，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窘；眼看圣明的君主在上面忧劳，却不能在下面做一个良吏来响应。治理百姓而不仁，不是忠；侍奉君主而不忠，不是孝。却拿族党和交游的嘲笑讥讽作为托词，难道族党交游竟比父母更严厉、比君主更尊贵吗？所以学者不能不知道轻重。把君主、父母同族党、交游相比较，君主、父母更重要；把官位、俸禄同我的心神光明相比较，官位、俸禄更轻。把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同我一人的生命相比较，那么一人的生命仍然轻，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重要。古人如果能够使千千万万人活下来，就会委屈自身去做；即使损害自身，也会去做，这是因为他们审慎地辨明了轻重。以市场交易的态度处世，是君子所引以为耻的。君子之所以不同于那种人，就在于他的内心。假如政绩有了声誉，任命下达到我这里，我凭借自己的勤勉敏捷换取朝廷的官位俸禄，这是理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如果我又在其中存有私心，那同市场交易的态度还有什么不同？又凭什么去鄙视那种人呢？所以说：耕种，其中本来就包含着饥饿；学习，其中本来就包含着俸禄。君子忧虑道而不忧虑贫穷，认为一旦有了忧虑俸禄的心思，就会陷入谋求食禄；不耕种而学习，正是谋求食禄的精巧方式。既然如此，学习而期待俸禄，就是农夫中的伯夷；做官而专心追求显达，就是市场中的首领。君子以此为耻，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有人说：百姓的利益本来有一定的标准，国家的赋税本来有固定的经常之法，遵循它并督促实行，就没有轻重失当；节制喜怒，就没有滥用刑罚；委曲周旋、俯仰进退，是为官处事的常情。为什么一定要靠官位来庇护百姓呢？回答说：按照你说的，这是没有推究根本，却先求整齐末节。你也知道喜怒放纵会造成什么，滥刑又是怎样产生的吗？滥用刑罚产生于喜怒，喜怒产生于委曲周旋、俯仰进退，委曲周旋、俯仰进退产生于官位。官位一旦被看得过重，就不难把百姓当作庇护官位的工具；既然把百姓当作庇护官位的工具，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乡里有父子二人背着布匹远行，遇到盗贼要杀他们的儿子，父亲便伸长脖子承受刀刃。连脖子都不吝惜，何况那布匹呢？如今治理百姓的人，重视布匹而轻视儿子，并不是真的轻视儿子，而是因为把百姓看成不是自己的儿子。我们这些替天下治理百姓的人，必须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儿子而偏爱他们，这样天下百姓的生命才能得到保全和发展。○王世贞 《胡子衡齐》序 △《胡子衡齐》序 胡子的书说：“《衡齐》已经完成，长洲县令曾凤仪氏把它刊刻出来，嘱托不才王贞为它作序。”胡子为什么把书题为“衡齐”？“衡”，就是平衡，用来平衡高低，使它们恰当；“齐”，就是调和，用来调和各种味道，使它们融合。胡子写作《衡齐》的大意是说：“我们儒家同其他学派争论时，总是站在自己的长处上而求对方失败，把对方视为异端；对方也站在自己的长处上，求我们失败，讥笑我们没有达到境界。不平衡之后才会争斗，争斗而不能调和，就会造成祸害。”他们所说的佛、老、杨、墨、申不害、韩非，都各有坚持自己的理由；我加以衡量而使之平正，再调剂而使之和合，那么都可以为我所用。洙泗之学以后有濂洛之学，濂洛之学以后，我们儒家内部又相互争论，彼此不求正确，只求胜过对方：“有人说尊崇德性，有人说道问学；有人以主静为本，有人说致良知，有人说随处体认，有人说体仁；源头本来相同，后来流派渐渐不同。”我加以衡量而使之平正，再调剂而使之和合，那么它们的源头仍然清澄如一。因此题为“衡齐”。孔子的话，纯粹的成为《鲁论》，稍有杂合的成为《家语》；其中有问答，也有自述，都是门人记录下来的。孟子的话，有问答，也有自述，都是他本人著录的。荀子、杨子、文中子，也都是本人著录的。庄子、列子，虽然由本人著录，有时也假托为问答。后来周子、张子，直到明代的薛子，都是本人著录的；二程子、朱子，直到明代的阳明子，则都是门人记录的。胡子写作《衡齐》，是本人著录而间或假托为问答的。亲自著录，难道没有用意吗？圣人设立卦象来穷尽意旨，意旨还不能穷尽，便用系辞来尽量表达它的话。大的以道建立言论，次一等的以言语阐明道。以道建立言论的叫经，以言语阐明道的叫传。胡子的《衡齐》，属于传；它所要表达的“衡齐”之意，就是阐明道。它阐明道，是要使人向善、规范世俗。意在阐明道，有什么妨害于著意？如果意不在于阐明，又对道有什么益处？胡子的用意实在审慎啊。虽然如此，它的辞藻难道没有过分修饰吗？孔子解释《易》时说：“修饰文辞而建立诚意；诚意既已建立，修饰文辞又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呢？”况且胡子的学问是心学，返求于内心而如果有所契合，那么即使同葱岭、苦县的学说相同，也不必避讳。其中难道还有什么抵触吗？返求于内心而如果有所契合，那么即使同关洛、闽越的学说不同，也不必害怕。至于把它当作羽翼吗？即使采纳稗史、街谈巷议，也不推辞。可以借来作为弹劾攻击的材料吗？即使《齐谐》《虞初》那样的诡奇之说，也不嫌它荒诞。因此，他的辨析像张仪、苏秦，却不是为了逞强卖弄；像孔丘、姬非，却不是为了刻薄逞能；像蒙庄，却不是为了放纵；广泛采纳艾侨、向秀之说，却不是为了淫杂。所以说：他的旨意深远，辞藻文雅，言语曲折而切中要害，所叙事情铺陈广博而含意隐约。胡子大概近于这样的境界了吧？我与胡子先后在朝廷做官，却没有相遇，只听说胡子在东南倡导道学，天下有志之士仰慕追随他，如流水奔赴；但胡子却不树立门户，只求阐明道而已。可是我始终担心，天下后世会因为胡子的辞藻修饰而只从文辞上求取他的学说。那么，研究胡子的学说，应当怎样做呢？返求于内心，像胡子对待先贤那样求得契合，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衡齐》之中的衡量之道。○王锡爵 《蔡虚斋先生密箴》后序 △《蔡虚斋先生密箴》后序

译如今御史中丞詹汝钦氏已经替同乡先贤蔡文庄公上疏请求追赐谥号，又因此刊刻他的《密箴》来流传，并请我作序；我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说法。有一天，我记得自己任史官时，少保赵文肃先生曾偶然召我讲学，我没有答应。先生说：“你轻视讲学吗？”我恭敬地回答：“小子哪里敢这样。”我之所以如此，是厌恶凭借气质禀赋和嗜好欲望驾驭学问而行，也厌恶只讲显露、不讲隐密。先生说：“什么叫显？什么叫密？”我说：“胜过别人叫显，战胜自己叫密。”话还没有说完，先生便起身欣然说道：“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了。”当时我暗自高兴，年少时偶然窥见一斑，骤然得到先生的肯定。后来涉猎学问、周游世间，直到今天二十年后，才大大悟到我当时所说的“密”还很粗浅。所谓《密箴》，讲的是自立、自反、自爱，却不说战胜自己。共五十条，大体都是人在独坐独卧时，用来治理心气、去除妄念、去掉事务，以沉默少过为行为准则，并没有战胜他人的方法。所以汝清自称小人，自我责骂为喋喋不休、浅薄聒噪，自我警戒不可衰老，自我悔恨学识博杂，自我戒惧，知道争胜会带来祸害。蔡先生去世后，他流传于世的书只剩下解经图说，成为后生学习的先导，却很少有人传述他的《密箴》。而当时那些共同标榜门户、纵情辩论并自我夸耀的人，他们的著作洋洋洒洒，令人喜爱，学者直到今天还奉为宗师。然而这只是争胜之义，不是内省隐密之义。争胜之义可以使君子屈服，内省隐密之义可以使小人惭愧。世道衰落而趋于下流，与其使君子屈服，不如使小人惭愧。惭愧之心产生于自身不能胜过自己；知道自己不能胜过自己，才可以说是在为自己而行，而所谓胜者并不是自己。年少凭借强壮而取胜，辩论凭借口才压倒木讷，躁动凭借外表来装饰宁静；天下的事情一旦落入争胜之中，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因此自从我这个小子读了《密箴》，请求终身不敢说自己胜过别人，也请求终身不敢说自己战胜了自己。○陶望龄 《潜学编》序 △《潜学编》序 黎州征君邓潜谷先生专心求学、嗜好古学，隐居而有德却不炫耀自己。他著有《诗》《尚书》《三礼》《礼记》《绎春秋》《通函史》《皇明书》，各有数十卷或上百卷，都已刻版流传于世；另外还有数万字文章，编成《潜学藏副》，尚未刊行。他的高才弟子旴江左公景贤，以侍御史身份奉持符节巡视两浙，到了会稽，从帐中把这部书授予郡理何君三畏，又让教谕项君元濂校订并刊刻。陶望龄奉命作序。序言说：古代的学问，其方法简约，涵盖统摄却广大；所成就的内容精深，探求有根本，会通有归宿，就像园丁种树，根、茎、尺寸、枝、干、花、实都具备。学习本来只是为了求道；道分化为具体事务，事务记载下来便成为文章。六经，记载的是古人的事务。它们起初特别像后世诏令、教令、笺疏的篇章，乐语、途歌的声调，方舆、职官的记载，掌故、仪注的文书，编年大政的记录，太筮稽疑的书籍，以及朝廷所载、民间所传的内容；圣人由此看见天下人的实情，认为精微真实的道理就寄寓在其中。所说的就是所用的，所用的就是所阐明的；施行它而成就事务，就称为道；把它说成文章，就称为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卷〕 道德、政事、文章这几条道路，通常都出于同一个根本；取用它有要领，所以不烦琐；实行它有方法，所以一旦形成，后世便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三代以后，道统丧失，方法背离，但汉代诸儒仍然传授一经，依据它铺陈言论、执持议论、断狱决疑；那时政治醇厚坚实，文章典雅，尤其接近古代，像故国旧家的遗存，守护祖先的宗庙器物，沿袭他们的衣冠服饰，其中的法度、规模和气象很值得述说。道统又继续衰落，于是朴实求学的人专门解释训诂，辞章家专门工于藻饰，儒林与文苑划为两条道路，更哪里有闲暇讨论道德、政事的异同呢？明朝兴起后，专门以经术设置科举，而帖括、俳偶之文所达到的境界更加低下。弘治、正德年间，修饰文辞的作家大量兴起，抛弃陈旧腐烂的文章，重新倡导古学；于是古文与经义之文，又明显分成两类。然而唐宋大家取法、搜集材料，都以六经为根本；金陵、眉山一带的人虽然名为文章家，但精心研讨、创造构思，其勤苦超过老儒，因此他们的著作含蕴深厚、浩博广大，往往值得诵读。近世君子，写经义文不过如羔雉，做古文又只是剽窃掠取；专精程度不及汉儒，博大程度又远远逊于唐宋。近世既没有时间治理经学，也没有时间写古文，更无暇从六经求取根本，像集市上喧闹污浊的水流，积累浅薄，流传浅陋，轻佻鄙陋；经术和文章之道到这里，便一同遭受了它们的弊害。潜谷先生依循道理，根基确实扎实，然后才研绎六经；通晓六经，才会通贯史书；研习经史达到融洽，才铺陈写成文章。他的文章意旨流动、义理通达而合乎文法；立意足以建立万行，而余韵又超出通常形态；庄重的言语、雅正的声调，最终归于真情。就像蚕丝有头绪，布帛有幅度，绵絮有温暖，珠玉有光泽。大概自明朝兴起以来，能够写出六经那样的文章，是从先生开始的；景贤先生早年曾负墙苦学，发扬五业之篇，聆听三长的高雅论说，亲自禀受法度声律，精妙地舍弃捕捉表象的工具；师生之间的契合，在事业中得到了充分施展。所谓探求有根本、会通有归宿，在这里得到了验证。古代先王教导百姓，告诫他们尊敬老师，以此显示敦厚。景贤巡视治理吴越，亲自率先推行美善教化，振兴幽隐之士，选拔贤良、惩治奸邪，用来激励、磨砺并警醒人们。他把先生的道理全部施行，所制定的章程设施，都称说先师；敬意如同先师亲临，严肃程度超过亲手遗留的墨迹；每次出入，都把这部书随身奉持，又刊刻传播，以嘉惠后来的求学者。使天下读先生书的人都能看到他的全部学问，从而扭转风俗的浇薄，使人归于敦厚，意义实在盛大。我敬仰先生的风范，也喜爱景贤的义举，因此恭敬地为此作序。◆史乘 何乔新 程敏政 杨循吉 姚镆 ○何乔新 《忠义集》序 △《忠义集》序

译宋朝统治天下三百多年，以仁厚建立国家，以诗书造就士人，以节义激励士大夫，所以士人和百姓受到感化而奋发，都知道舍生取义是美好的事情。等到宋朝遭遇变故而将要灭亡时，有为宗庙而死的，有为社稷而死的，有为君主而死的，有为城郭疆土而死的。下至山谷中的儒生、里巷中的妇女，也都秉持义节，发誓至死不受侮辱。唉！汉、唐末年，哪里曾有过这样的情形呢？南丰水村刘先生埙、如村刘先生麟瑞，生在宋元交替之际，害怕忠臣、烈士、贞妇被湮没而无人传述。水村作《十忠甫史诗》，如村作《昭忠逸咏》，都是依据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大概属于野史一类。他们的同乡赵秉善把两位先生的作品合编成一部，又附上汪水云、方虚谷等君子感伤时事、悼念往事的诗作若干首，总称为《忠义集》。当时元朝统治天下，忌讳谈论宋朝的事情，诸儒只是私下互相传抄这部集子。经过世代久远，遗老几乎凋零殆尽，后生不知道前辈面对麦秀黍离时的悲痛，这部集子也几乎要同尘埃、虫鼠一起在破旧箱箧中毁坏。上舍生赵君玺是两位先生的同乡，从老农家中得到这部集子，读后感到悲伤，于是校订、补正其中的讹误和缺漏，拿来给我看。我接受后阅读它，看到文履善回答孛罗的话、谢君直写给留梦炎的书信，不禁慨然长叹；看到吴楚材回答录事诘问的话、朱浚对兵士所说的话，汗毛都悚然竖起。我恨不得生在与他们同时的时代，帮助他们一同怒骂。看到刘锐的幼子跪拜接受药物，以及王士敏把诗写在衣襟上发誓至死不改，我又流下眼泪，不能自已。唉！宋朝三百多年教育培养士人的成效，在这里可以看见了。于是我把它整理为七卷，抄录并收藏起来。浙江参宪王君廷光看到后，叹道：“这部集子所记载的，很多是《宋史》遗漏的内容，不能让它失传，应当把它刊刻出来。”于是嘱托我为它作序。唉！忠义，是人的大节，根源在天性，具备于人心。凡是立身天地之间、名为人的人，谁没有这种天性，谁没有这种心呢？只有不断存养而不丧失它，才能养成浩然之气；一旦遭遇事变，面对白刃、踏入鼎镬也不恐惧，像这部集子所载的那些人一样。先生曾说：“读《出师表》而不流泪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忠；读《陈情表》而不流泪的人，这个人一定不孝。”我说，读这部集子而不叹息流泪的人，还可以称作人吗？廷光辅佐外台，作风刚劲凛然，诚恳地想刊刻这部集子；他与它的深厚契合，也正在于此。○程敏政 《宋遗民录》序 △《宋遗民录》序 我曾经读到宋代王鼎翁、谢皋羽、唐玉潜三人的事迹，为之悲伤。而且他们的姓名没有载入史书，平生著述又在兵火以来大多散失。只有在彼此唱和、互相称述的诗文中，仍可从各家别集中考见。我在斋居闲暇时，便收集编纂它们来传世，又把同一时期与他们志趣相投的人附在后面，共编为十二卷，题名为《宋遗民录》，作序后收藏起来。于是说：“唉，实在太过分了！没有等到士人受到厚待，却得到士人这样的报答。”江南、江北都已失陷，帝王的子弟都做了臣民；那些勤王救难的卿相，也被俘虏甚至死去。然而这三个人都是平民，做过文丞相的门客，起初从未享有很高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却独独拳拳不忘宋朝。有的人想在君主还活着时替他战死，以成就他的名声；有的人想在君主死后使他的志向得以存续，以彰明他的志节；有的人想在国家灭亡后保存其祭祀，使已经断绝的王气延续下去，以求竭尽自己的忠心而不辜负君主。天理和民间常道因此得以不灭。这样以后才知道，宋朝遗留下来的谋略和教化是美善的，而士人以深厚的忠报答国家，这可以作为拥有天下国家者的借鉴。我曾见前代亡国的君主，暴虐到了极点，他们的臣下仍有并列着头颅赴死、甘愿经历九死而不悔的，却从来不曾同国家遗留下来的谋略有关。这实在是因为君臣之义截然有定，而秉持常性、喜好道德的良心不容自己停止。然而也有人把自己作为纲常之人的身份，以及君父之国，放弃交给别人，只求偷生苟活，侥幸在一时获得富贵，还自以为得计。这虽然根源于这些人的智愚、贤与不肖，但国家遗留下来的谋略和教化也可能有未尽之处。这就是秦、隋的君主，一经败乱，便像破裂的瓜一样无法挽救；而靖康末年，忠臣义士接连死去，又相互扶持，使国家延续了一千一百五十年之久。国家灭亡、君王被俘，仍然有像文丞相这样的人，挺立着自己的纲常之身，百折不屈，赴死如归，以向天下后世彰明大义。至于这两位先生的志向，在这里实在令人悲痛。直到今天，人们还常常因为他们的姓名没有载入史书而引以为憾。然而我曾私下观察三人的事迹，从而理解了他们的内心。当国运已尽、世事改变之后，他们在残山剩水之间彷徨徘徊，孤独而愤激，悲声长号，仿佛没有地方容纳自己的身体。只要有可以出力的机会，即使面对刀刃也在所不辞。环顾四周，他们并非不知道自己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粒粟，却因为纲常大义寄托在身上，所以宁愿像管宁、陶潜那样安于贫贱而不后悔，实在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天理和民间常道不可磨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五十年〕 然而考察他一生的行迹，不过是想求得不辜负自己的本心罢了，难道一定要别人已经知道吗？他们的志向，已经在青天白日之下光耀铿锵，即使经历万世，光彩也常新，不会同沧海桑田一起消逝。本来就不是像世上那些浅薄庸夫，建立一点微小功劳，必定要等把它铭刻在鼎彝、琬琰上，然后名声才可以长存。由此看来，这三个人，难道会把史书是否记载当作增损吗？我孤陋寡闻，只能常常从残编断简中拾取来伏案阅读；他们的言辞刚劲如风雷，光彩如日星，而黍离麦秀的感慨充溢于言语意境之外，实在使人不能读完，往往因此毛发竖起，涕泪交颊，仿佛在九京看见了他们本人，凛然富有生气，想要跟随他们交游却不可得。何况与他们同时交往的，又都是慷慨悲歌之士，有的相互唱和，有的为他们称述，都足以激发人的忠义之心，振作末世的萎靡风气。百代以后，读到他们的文章，想象他们为人的人，一定会把承担天理民彝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同他们在百代之上心神相通。这样说来，拥有天下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以此为鉴吗？篇末又附上元主是宋朝后裔的说法，一方面依据故老的传闻，一方面参照史传的记载，明白可靠，可以使后世信服而没有疑问。这大概又是为了慰藉三位贤者在地下不忘宋朝的心，而宋朝留下善谋的福报，也将在这里显现出来。杨循吉 《金小史》序 《金小史》序

译女直，是东夷中最微弱的一支。趁契丹氏内乱，在海边崛起，不到一年，便占有辽国一半土地。宋朝没有谋划妥当，却同它联合。天祚帝被擒，徽宗、钦宗二帝也不能幸免。于是犬羊般的匪徒污秽中原，伪楚、假齐相继成为傀儡皇帝。赵氏百年故土，被侵蚀掉十五之九。朝廷宽仁的恩泽，一旦荡然无存。天下最大的变故、生民最大的痛苦，哪里有超过这个的呢？只有建炎年间的天子在归德奋起，中原百姓都抱有收复石社、故土归还的希望。然而奸臣秦桧阻挠成功，各位将领丧失斗志。岳飞一死，才真正抛弃了半壁天下，退居临安，仅仅成为一个附庸。有人说：这不只是秦桧的意思。徽宗回国，钦宗归来，却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如果真是这样，宋朝实在是自己毁坏自己，罪过难道只在金国吗？从此以后，敌虏的势力日益强盛。南渡的君臣甘心向吴乞买之辈北面称臣。让他们称君、称父、称伯、称叔，仍然不能满足。完颜亮窥伺长江，直到灾祸殃及自身才停止。当时号称讲经说道的士大夫有多少？然而眼看着君父受辱，每年捐出数十万，跪拜侍奉他人，竟若无其事。他们还有什么脸面？韩侂胄虽被杀，仍然还有恢复的志向。只是他的为人庸碌罢了。按实际情形追究，难道不都是他的罪人吗？君子认为有一个管夷吾，就足以使齐国兴盛。宋朝如果真有人才，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这样看来，宋朝终世不能说不是空谈儒学的人误了它。幸赖上天明鉴，灾祸流毒终于没有落空。完颜亶、完颜景亮等三名酋首，依次在部下手中丧命。偏将、小卒，杀他们如同杀狗猪一样，没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可是蔡州城被焚毁，落入宋人眼中，百年的仇恨才使人心感到一快。然而礼乐衣冠，被金人窃据得太多了，这又哪里足以赎清他们的罪呢？从今天看来，尚且能使谈论此事的人气塞胸中，那么在当时应当怎样呢？有人说：完颜亮是从海陵王完颜阿骨打那里承受了凶暴的根源；否则夷狄只要势弱便会逃走罢了。即使没有完颜阿骨打，也会发展到这一步，为什么只归罪于他的家人呢？秦桧主和，就归罪于秦桧；韩侂胄出兵抗战，就归罪于只会拱手空谈的人，说他们无罪，那么宋朝不能振兴也就应当了。自古以来夷狄哪里懂得礼义？他们所畏惧的只是战争罢了。今天说储粮，明天说练兵，说一句持重，恰好成为宋朝君臣的遮蔽物。直到把社稷完全败坏了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这样看来，金国能够完成它的暴虐，是由于人，而不是由于天。循吉我考察往事，总是为之悲叹，认为金国所涉及的中原之事关系极大。我私下因为旧史浩繁，不便阅读，于是摘取其中兴亡的大事，又旁采其他记录，编缀成书。历时三年，才得以完成，命名为《金小史》；削去金国的帝王名号，不记载它的政事。斥责伪号，厌恶它窃取中国名分；但凡涉及宋朝的事情，即使细小也不舍弃。此书本来是为中国写的吗？唉！从当时看来，完颜氏是皇帝、盟主、上国；从后世看来，则是夷狄、禽兽、大盗贼。所以循吉写这部书，是为了痛恨并揭露金国的罪恶，发泄自己的愤懑，并不是替金国作书。姚镆 《改定元伪淮阳宪武王碑》序 《改定元伪淮阳宪武王碑》序 我读《金史》，看到张柔蹙金、张弘范覆宋，没有一次不掩卷叹息，痛恨他们父子帮助恶行、残害本国。张柔本是宋朝遗民，不应当出仕金国却出仕了，已经失去立身之道。后来在军中竭力作战，不久被蒙古人俘获，不能立即死节，又被敌人任用，还替金国率兵作战。金国灭亡后，他又移兵进攻宋末的残余势力，他的罪过大概不容于死。张柔死后，张弘范继承其行径。张弘范忘了自己原先是华夏之人，不思念沈劲、李湛那样的忠节，反而使父亲的罪过接连扩大，竟敢倾覆宋朝。他的罪过上通于天。当初张柔首先制造叛逆谋划，在亳州整治军队；张弘范又使之成功，所以亳州有张氏庙，而张弘范的庙碑则是元朝伪学士虞集撰写的。大体上夸张宣扬蒙古君主的威德和张氏的功勋，却不知道张柔父子的滔天罪恶，实在是万世华夏人的痛恨所在。后世君子如果忘了元朝是夷狄，那么虞集的话似乎还不算过分；如果不忍心看到宋朝被夷狄灭亡，那么虞集的褒扬夸美，真是一字一泪。难道忍心读完吗？只是虞集同张柔、张弘范等人处在同一时代，也没有什么值得深罪的。过去我太祖皇帝曾禁止泉州人蒲寿庚、孙胜夫的子孙世代列入士籍，大概是惩治他们先世引导胡人倾覆宋朝的罪过，所以始终把他们视同夷狄。张柔、张弘范的后代，本应列入这种禁令，却得到免于论罪的待遇，难道宋景濂等人都曾经失身于元朝，却没有人阐发这个道理吗？为什么当时朝廷的议论偏偏遗漏了这一点？我担心读碑的人不能察觉，所以特意改正其中的伪称，删去过分的赞美，为修撰《宋史》的人立下一条义例。有良知的人看见这篇文章，一定会因此改变观念。假使世上掌管战争的人，不把杀伐当作功绩，而把辨明华夷、君臣之义看得重要；撰刻金石的人，不把能写文章当作工巧，而把辨别顺逆邪正的分别当作贤能。这样既诛责已经死去的人，又警戒将来的人，或许能使人对这篇文章有所感发。书籍 丰坊 周复俊 丰坊 《世统》本序 《世统》本序

译有人说，经书用来记载道，史书用来记载事，事情和道理果真是两回事吗？我听孔夫子说过，从学习浅近的事物入手而达到高深的道理。子思也说，顺着人的本性而行就叫作道。所谓本性，就是天理；所谓道，就是人事。人事遵循天理，才叫作道。所以古代谈道的人，从来没有不从事情上加以验证的。谈道却遗弃人事，那就是老子的虚无、佛家的空寂罢了。所以说：‘我想把它写成空洞的言语，不如把它表现在具体事情上来得深切明白。’空洞的语言听起来美好，却没有实践履行的实用；具体事情有踪迹，可以作为判断取舍道路的依据。因此《诗》《书》已经删定，《礼》《乐》已经整理，还必须借鲁国史书修成《春秋》，使它成为《诗》《书》《礼》《乐》的实际功用，一定要通过具体事情验证，然后才真实。经书和史书果真是两回事吗？六经因为孔夫子而醇正，各种史书出自浮浅之士而驳杂，这并不是经史本身有二，而在于作书的人不同罢了。所以善于学习的人，必须先通晓经书，然后才能考察史书；先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处理事情。这是根本与枝末、先与后的次序，不能把它们看成两回事。古代的史官，大事写在简册上，小事写在布帛上，所以有太史掌管简册。简册是纲，就像《春秋》的经文。因此内史掌管布帛，布帛是目，就像《尚书》以及内传、外传一类的体例。外史掌管列国的史书，小史掌管百家的学说，四种职掌齐备，史法也就完备了；自黄帝以来从未改变。吕政毁坏上天所授的典籍，典籍因此灭失，史官不再设置，他们的职掌也就散失了。汉朝兴起，司马迁作《史记》，开始确立纪传体；纪传体确立后，太史的旧法便亡失了。荀悦改变纪传体而作编年史，编年体产生后，内史、外史、小史的职掌便混杂了。此后如班固、郑玄、崔寔、应奉、应劭、蔡邕、刘珍、侯瑾、鱼豢、谯周、韦昭、薛莹、王沈、陈寿、华峤、司马彪、皇甫谧、陆机、束晳、王隐、张勃、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朱凤、孟仪、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檀道鸾、徐广、何法盛、刘义庆、谢灵运、范晔、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萧衍、陶弘景、萧方、沈约、崔浩、萧子显、江淹、许亨、陆琼、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龄、李百药、姚思廉、李延寿、温大雅、许敬宗、张太素、令狐德棻、牛凤及、刘知几、徐坚、韦述、吴竞、柳芳、马总、萧颖士、韩愈、杜佑、郑暐、刘餗、高峻、赵凤、姚顗、刘朐、孙光宪、徐铉、王溥、梁、周翰、杨伟、王钦若、章得象、吕夷简、王洪、孙甫、陈彭年、宋庠、初、欧阳修、薛居正、王洙。吴充、刘恕、章衡、刘敞、刘攽、范祖禹、苏辙、张商英、林虙、胡宏、吕本中、唐仲友、曾慥、李焘、罗泌、李心传、陈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陈栎、欧阳玄、吕思诚、宋濂、王袆、陈桱、胡粹中、梁寅、丘浚、金燫等人，著述虽然繁多，却都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只有宋代司马光的《通鉴》叙事有法，熔铸贯通，自成一家之言，确实超越了诸家。但对是非的公正判断，还要等待朱子。朱子的《纲目》阐明天人之道，昭示鉴戒，揭示细微变化，确实得到了圣人传授的道理。只是此书由师渊完成大体，而晦翁亲自撰写的文字很少，所以纲文多有烦琐，不够谨严；目文记载太过简略，无法考见事情的始末，学者常常以此为憾。至于四史的体例，大概还没有涉及。道生年将老去，仍然有志于此。二十岁时做官，来不及完成学业，但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家中原有藏书万卷，刚入仕便把全部俸禄用来购书，又积累到万卷，于是称病辞职回家，断绝家务，简少交游，锁起书阁来读，互相参校考订，白天学习，夜晚思考。从远古洪荒以来数千百年的事情，像用绳串联、用数字计数一样清楚，如同今日亲见，于是整理旧日事业，编成十篇，开始有了头绪，命名为《世统》。《统》就是君位传授承继的历数。先辨明统绪的正伪，然后君位传承的长短、政治的得失、君主的昏明、臣子的忠奸，都可以加以评论。纲以《春秋》为祖，严格褒贬；目以《左氏传》为宗，彰明事情本末。每一代结束，必定叙述礼乐、官制、赋税、刑法、历法、文章、食货、后妃、列国、诸臣，又兼有《史记》《汉书》传志的体例。这样一打开书册，史法就完备了。虽然它未必有助于明道，但总之必须用事实加以验证，这难道不是不同于虚空之谈吗？书稿完成后，子孙或许可以凭此谈论学问，我不敢把它拿给别人看。有人讥笑我说：‘抛弃官职著书，劳心致病，不是很愚蠢吗？不过是拿去盖酱坛罢了。’我听了便笑着说：‘天地之间，万物最终都要归于灭尽，区区幻化的形体尚且不是我的，何况身外之物呢？既然知道必然灭尽，又无可奈何，那么也不过随从自己的爱好罢了，哪里还用忧虑其他事情？’时在玄默年，执徐月，日在奎宿，作此序。周复俊 《元史弼违》序 《元史弼违》序

译元朝的先祖，我不知道究竟起源于何处。夷狄不建立文字，族谱世系没有记载。如果声教没有传播到那里，九重翻译也达不到的地方，即使有禽鸣鸟迹，也不能传到中国。中国人无法辨识，所以他们的世系就没有详细记载。那还要追溯到多么遥远的犬狄时代啊？有个叫孛端乂儿的人，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其母阿兰一胎生了三个儿子，幼子就是孛端乂儿。族类日益繁衍，部落逐渐分裂，有的叫合答吉，有的叫散肘，有的叫吉狎，又称札剌氏。世代居住在乌垣以北，这就是蒙古。他们同鬼罗、乃蛮、九姓回鹘、故城和林接壤。传到第九代为也速该，他攻打塔塔儿，俘获其酋长铁木真，便用这个名字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大凡夷狄各族出生以后，放纵奔散，如羊猪散在野外；聚居时又像蛇虺盘伏在洞穴中。他们只有男女之别，没有上下尊卑。势力强盛的人就推举他，衰弱衰耗了便抛弃他。有长幼却没有父子之亲，儿子成年后便奔走分取土地；稍有不平，父子便聚集丑类，拿起兵器弓箭相互厮杀，必定要有一方获胜才停止。即使获胜，对父亲也照样让他倒伏在胯下，捆绑、拖曳、屠杀，把他看得像狐狸兔子一样。对尊长尚且如此，对同类还有什么可说的？何况是异域之人呢！至于蒙古，形体孕育于沙砾之中，禀受金行之气，所以姿态凶狠贪残，凶暴狡诈淫乱残贼。他们屠杀华夏城邑，灭绝百姓人家，岂止万亿？同金、辽相比，祸害尤其惨烈。大概是《小雅》衰废，四夷交相侵扰；元气衰弱，各种疾病便一齐发作。这个蠢笨的胡元兴起，难道只是因为人才智力强盛吗？还是由于宋朝中叶以后，君主昏暗、臣子奸邪，苟延残喘到了末年，天怒人怨，华夏风气逐渐衰微，敌虏气运转而强盛，所以才造成这样的局面。加上中国有才智的人甘愿做鹰犬，啃噬我们的衣冠，有的在帷幄中为它筹划，有的作为爪牙发挥武力，所以它出兵长驱直入，前军所到之处城邑崩溃破碎，都像有人在旁边推助它一样。等到僭越之事平定天下、雄图已经完成，枭雄之心更加膨胀。幽燕、嵩洛之间号称儒学俊杰的人，反而替它润色文章、张扬功业，必定要使它的君主超过殷周、比肩尧舜，这是多么荒谬啊！试说它的后妃幽居、臣下献纳美女、妖僧宣淫、宫寝互通门籍之时，三纲沦丧，九法败坏，难道不只是手足倒置、给贾太傅留下悲哀而已，岂不是纯坤的大灾变吗？光明的圣代洗涤腥膻，皇祖下诏修撰《元史》，亲自授命儒臣：不要虚饰美化，不要隐瞒罪恶，并执笔连缀成篇。私自把胸中的想法填塞进去，公然肆意欺骗，天子的言语得不到尊崇，家风也全都废坏了。俗话说：‘豺狼同什么人亲近？’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乐于夸大其词。愚蠢的我早年承受先人的训诫，却未能继承他的志向；后来在滇藩任职，休沐闲暇很多，于是考察往代史书，为腥秽滔天而愤怒，痛切地把它写出以警醒后世，并旁考远古的遗绪，叙述次序与改革，把其中的美善和讥刺，清楚地写在篇牍中了。唉，千载以来是非的公论，不能永远被掩盖；诸位臣子记载中的谬误，又哪里数得清、责罚得尽呢？只是再次申明纠正违背事实的地方，以昭示后世罢了。纪录 桑悦 李廷梧 唐龙 费寀 侯一元 李攀龙 王世贞 桑悦 《金文靖公北征录》后序 《金文靖公北征录》后序 永乐八年十二年，太宗文皇帝亲自征讨北方敌虏，出兵两次。临江金文靖公实际承担了帷幄谋划的重任，撰写《北征前后录》。江右大参、儆庵舒城秦公崇化，已经亲自作序为它发端，又命我用文字加以申说，并让龙泉令、嘉兴人姜学夔刻板传播，使它流传不朽。我恭敬地读了两遍，整理衣襟说：‘自古帝王亲自统兵，如周宣王讨伐淮北夷族，拨乱反正，叫作定师。定师是因为有治理之道。汉高祖平定平城之战，轻率挑衅强胡，叫作漫师。漫师必然受挫。隋炀帝、唐太宗喜好铺张、贪图功名，都有征伐高丽之举，叫作荒师。荒师用于荒淫的君主便造成祸乱，用于英明的君主也会遭受挫败。此后，如宋太宗财力尚未充足，便想收复燕云，叫作棘师；棘师便不能支撑。到了我朝太祖高皇帝，圣明神武，扫荡漫天的敌虏，叫作涤世之师。太宗文皇帝仁厚勇武、奋发有为，迅速拔除祸根，使沙漠永远清平，叫作继武之师。涤世之师，功业贯通百代帝王；继武之师，恩泽流传后世子孙。我曾经惊讶太宗文皇帝以万乘之尊，竟不怕追逐敌虏的危险。’ 如今看这部记录，才知道圣上在潜居未即位时，对于敌虏土地山川的险要，已经熟悉并练习过；至于焚烧龙城、犁平胡虏边塞的策略，也早已全部胸有成竹。况且以正义兴师，铁骑百万，如江河涌流、山岳耸立，丑陋的敌虏还敢侵犯吗！传记说：‘言语没有文采，行动就不能流传长远。’ 文靖是身经百战、善于谋略的老将，这部记录的完成，是当代无可匹敌的著作。百年太平，边境尘埃不起，正可以在这里得到验证。倘若宫禁之中有伊尹、傅说，边疆之上有廉颇、李牧，又修养文德来巩固中国的防卫，那么我可以希望天下后世不至于没有这部记录。于是写下这些话。李廷梧 《嘉兴守杨公政迹录》序 《嘉兴守杨公政迹录》序

译从前我任桐乡县令时，听说阳城杨公担任郡守，县里没有贪暴奸邪，郡中没有败坏的政务，百姓都勤勉务农；凡是想从官府谋求利益、妨害农事的人，都被赶走。几十年来，凡是有利于政务的事情，追究其源流，必定出自杨公；百姓一齐到庭陈述事情原委，也一定说‘杨公怎么怎么做’，其他守令都不能相比。后来我入朝任官，更加从士大夫中听闻杨公的品行事业。至于墓道有碑、郡志有记、名臣有传，那更是天下共同传诵、不可掩盖的事情。杨公凭什么能得到人们这样的称誉呢？那种最广大、最刚正的气，谁没有呢？然而能够善于涵养并充实它，就可以充塞天地、比肩日月，出入幽冥，卓然立于万物之上；有些人不能这样，是被欲望诱惑了。杨公自从初次做官以来，便舍弃妻子儿女，减少嗜好欲望，坚定志向、砥砺操守，清介而不与众同流，所以胸襟通达，正气常存；面对昏暗污浊不会惊惧，解开纷乱错杂不会混乱，调和甘苦、平定震撼也不会动摇。不是合乎义理的事，即使有万钟俸禄也不足以使他富贵；不是合乎正道的事，即使是王公大人也不足以使他尊贵。他流布的恩泽，又足以滋润众生。凭借数代积累，人们只看见他方正严肃、整齐峻厉，像岩石高耸、峭壁直立，不可轻慢，却不知道他用来持守涵养这种正气的工夫，实在不是一日之功。他真是天下的伟人啊！然而杨公在郡中任职超过九年，明知自己不被赏识，征召也没有到来；居于他上位的人不但没有听说提拔推举，反而有人嫉妒陷害、排挤压制，还跟着落井下石。等到任期考核期满，才有浙江宪司的提拔；虽然升任中丞，却又接连被斥退。天下四百多个郡中，能够用柔媚言语、巧饰智慧来装作恭顺的人，往往席位尚未坐暖，便一个接一个进入要职。他们考察自己的政绩，曾经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杨公一二分，但升降快慢却如此大不相同，难道与是否遇合有关吗？虽然如此，杨公离开后，百姓思念他而不忘，于是刻石记载，歌颂他的声音，还把文字藏入匣中，以表示不忍删削的意思。现在又有这部《政迹录》。从今天人心的情况看，当时人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以杨公得到百姓爱戴达到如此程度，难怪当时不能容纳我。上舍生陈诏把这部录本拿给我看，请我作序。我因此详细说明杨公为什么能系连百姓的思念。唉！陈生编录这些，或许是有所感慨吧，或许也是有所讽谏吧。唐龙 《循吏私录》序 《循吏私录》序 正德己卯年，江西缺少监察官，我应当前往任职。适逢逆王朱宸濠在虔州作乱，刘斯民焚毁了百姓的房屋。军队兵马强盛，往来道路骚扰不安；征收的粮饷转运不息，野外到处兴起征发，于是百姓困敝，每天都处在濒临危亡的境地。各府的政务，像乱麻一样。到任以后，实在不堪承受这种情势，急忙向君子请教说：‘我听说治理有常法，今天的事情，应该先做什么？’回答说：‘百姓困苦，官吏邪恶。大的方面是救济百姓的隐忧，正理官吏的习气罢了。可是听说这两件事有先后，应当先做哪件？’回答说：‘官吏失职，百姓就失业。百姓好比羊，官吏是替他们放牧的人。古代牧人善良，所以羊得到恩泽而肥壮；如今牧人残暴，羊便纷纷倒毙。怎么能不跳跃呼号呢？难道不应该把纠正官吏习气作为急务吗？’我说：‘听从您的教诲了。’于是发布檄文，以法绳治那些贪污货财、败坏政务的人；他们不悔改，就督责他们；仍不悔改，必定斥退，绝不宽贷。君子说：‘人的本性有善有恶，习气有高下，政令有观察和惩戒。所以烹杀封父那样的恶人，可以举强国；赏罚分明，才懂得治理。你的政令过于偏重惩罚，而劝善似乎还很简略吧。’我说：‘这是我的过错，没有处理周全。’于是让有关官司记录那些过去任官时奉行循良之政、死后还留下遗爱的人。于是广信府录事同知曹琥、吉安府录事推官陈茂烈、建昌府录事推官罗江，以及泰和县知县陆震、安福县知县庄典，都被记录下来。人们谈到他们的政绩，都说：‘他们清介廉洁而有节操，恩惠深厚而平和，正直挺立而不屈曲，明察睿智而不昏暗，秩序严肃而不衰替。’ 问这些地方的百姓，他们都说：‘起初使我们安定，好像筑墙一样牢固；到如今政教流行，我们思念他们，就像思念父母一样。’我说：‘美好啊，广大啊，恩泽深厚啊！我幸而能够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些郡县原先已有祠庙，于是让人砍木制作牌位，增加祭祀。那些看见官吏而感到惭愧的人忧然说：‘同样都是百姓的父母官，他们死后还能享受百姓的祭祀，难道我活着反而被百姓抛弃吗？’但愿贿赂不再显露，私欲不能施行，搜刮剥削不会增加，刑罚公平而赋税节省，虚伪行为远离，奸邪无处容身，百姓安适自在，隐伏的弊病每天都能痊愈。最终仍不醒悟、不知劝勉的人，是不仁之人，是百姓的祸害，难道上天会不早早除掉他们吗？这部录只记五五人，是因为慎重。又因为亲耳亲眼所见所记的事情容易使人看见、容易使人感动。何况在此以前的人已经载入祠祀，此后的人尚未盖棺定论，并不是故意简略。附录高■〈号上土下〉易春，是因为他同官吏习气有关。特别记录刘源清，是因为他极其忠义。特别记录夏尚朴，是因为刘翀尊重士人的品行。忠义显明，士人品行兴起，然后官吏的习气才不会偷薄，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劝勉吗？费寀 《崔氏忠义家训》卷序 《崔氏忠义家训》卷序

译正德己卯年，南昌发生变乱，叛军起兵侵犯正道，向东进攻金陵，又害怕被皖地军队从后追击。他们屠杀南康，攻破九江，便乘胜率领百万人包围皖城，约定接受投降后才停止。当时指挥使崔文守城有功，击退贼兵，声威赫赫。我曾经高兴地为此作歌。不久，崔君不把这件事看作自己的功劳，拿出《忠义家训》一卷，请我作序。我看了各位大夫所写的传记和记文，才知道崔母宋夫人在危难之时曾呼唤崔文教诫他说：‘做人臣的道义，有死而没有二心。你的心意和力量，都要用来保卫你的疆土。即使有不测，我也和你的妻子一同去死，不能让你的先人蒙受羞辱。’崔文毅然把母亲的话禀告主帅，犒劳士卒，登上城墙率先迎敌，抵挡贼兵锋芒。贼臣、皖人潘鹏诱骗守城投降，崔文用大义斥责他，亲手杀了他家中的一个仆人，把尸体肢解悬挂在城上。知道无法诱降后，敌人的进攻更加急迫。崔文乘间发射火炮，声音震动林木，突然率三千死士出击。贼军惊愕，争相登船，死于战斗和溺水的以千计。从此贼军不能得逞，郁闷地连夜向西逃返，而皖城因此得以保全。我只是疑惑，妇人女子平时所听到的不过是闺门内的事情，怎么能够明白忠义之理达到这种程度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逆王朱宸濠凭借宗室长期积累的威势，作恶将近二十年，一旦实行这种叛逆行为，没有人不认为他十件事有九件会成功；那些置身中间、盘算利便的人，即使士大夫也有不能免的，何况妇人呢？他的母亲却从容地劝告儿子，不使他产生像徐庶那样心意动摇的说法，竟能树立这样的功勋节烈，难道不是难以置信吗？过去齐愍王被淖齿杀害，王孙贾失去国君，回去告诉他的母亲；母亲只责备了他一句，他便召集七十人跟随，保全莒城，拥立齐愍王的儿子。汉王陵侍奉高祖，项羽把王陵的母亲作为人质留在军中，她伏剑而死，以成全王陵的志向。这样看来，崔文从母亲训诫中得到的教导，又有什么不同呢？唉！作为人臣却怀有二心的人，听到这件事就足以感到惭愧了。因此君子应当大力赞美此事，我也乐于为它作序。侯一元 《待罪日记》序 《待罪日记》序 做官而廉洁，做臣子而正直，做学问而喜好道义，这几项难道不是士人节操所应当追求的吗？何况兼具这些品格的人呢？我从古林何公身上，独独看到了其中的端倪。他处在严酷的环境中，世上廉洁的人本来就有一些。至于贪婪的人窃取政权，举世混浊，自己已经濒临危险，性命只在片刻之间，却仍然坚决推辞有人送来的财物；亲老年高，家中空无所有，却仍然远远谢绝可以积聚的财产。这所谓‘窃脂不谷’，难道不是他的本性吗？攻击宵小之人，有时还要借助某种手段，那就不是正道。像日记中会见、请见的各位官员，却都没有凭借外力。然而很少有人不把射杀隼鸟当作功劳，而想为它解脱；何公却不是这样。他上书数千百言，一心恳切地谈论君心受到侵蚀、国脉受到损伤、民情陷于困厄。到最后，才极力指斥大奸，仿佛说：‘这个人贼害我的君主和百姓，使我的国家困病，不能不加以惩治。’他哪里曾斤斤计较于奸佞是否被疏远、自己是否受到贬谪呢？这就是把天下作为尺度的人。他一向深通理学，所以开始时精诚纯白地向上天呼吁，继而敛容等待事情的发展。士女成千上万，精诚感动异物，彼此环绕鸣叫而不悲伤；占卜者知道吉凶，狡诈之人也献出诚意，汤王的罗网已经张开，却没有人为此欢喜。这就是学问的力量。然而有人说，何公在患难中得到力量，于是又豁然明白了把一切归于一理的道理。这难道同阴晴、昼夜在眼前交替有什么不同吗？周王的赤舄、华阴的大鸟，也都是这样。所以何公能够廉洁、正直、学习道义，不被外物动摇，而有意追求这些的人都没有谁能赶得上他。难道不是因为他的真诚吗？过去士大夫之间常说，攻击严氏的人没有能够保全的；何公攻击严氏尤其厉害，比诸公更激烈，却独自保全了，大家以为奇怪。后来听说，当时有人替严氏谋划，认为不应该让严氏向何公逞志，而严氏自己也有所收敛，于是事情才停止。唉！船在江流中触礁，船主尚且不发怒；心胸狭窄的人夜行，把石头当作敌人射去，箭头竟射入石中。谁说像何公这样纯诚而不嫉妒的人，不能感动外物呢？世上的君子想要勇往直前而不伤害自己，就可以看看何公。有人说：‘何公没有私意，这当然可信；那么为什么还要写日记呢？’回答说：‘这是求道之人用来磨砺自己的工具。自东莱吕氏以来就有这种做法，所以每天记录，每年汇总。纯正吗？就勉励自己；有二心吗？就改正自己。所以说，瞬间要有存养，呼吸之间要有涵养。何公一生的事情，哪里有不可以记录的？难道只有这短短的待罪期间吗？我的门客、少守蒲侯的弟子，是何公的门人，学习何公的学问，立志追随何公的志向，偶然把这份记录给我看。正好遇到我生病，于是我授意他的弟弟麟把这些话写下来，用来劝勉世上那些想要廉洁正直、学习道义的人。李攀龙 《按察李公永慕录》序 《按察李公永慕录》序

译李公十一岁时，太孺人去世；过了两年多，赠中书君也去世了。父母去世后若干年，李公考中进士，授任中书舍人，改任监察御史，升任现在的官职。他仍然每天不安，就像赠中书君、太孺人还有什么愿望未能实现，而自己还没有立即奉行命令一样。赠中书君、太孺人已经去世了，为什么还像父母有所希望而自己没有立即奉命呢？人情在十三岁以前，父母仍然像刚刚把孩子抱出怀中；虽然仍像刚出怀抱，却看着成人已经很近。精气鼓舞，不能适应变化；感情凝结在爱上，爱凝结在悲上，于是便成了悲。小时候在襁褓中亲近膝下，认为父母永远如此；一旦回头看自己，形影孤单，再回头看父母，就像树木栋梁、几案筵席一样空寂。回头看自己最终没有兄弟，无法谋求发扬先德、向世人传述美名。想到如今无法作为，而过去又无法预知，事情就不同了。呼吸所不能达到的地方，瞻仰依恋却能达到；瞻仰依恋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感通又能达到。按呼吸说，气息将断；按瞻依说，形体已绝；按感通说，形势也已断绝。它们类别相同，却不再是襁褓中亲近膝下、把父母当作永恒存在的情形。这正是精气鼓舞而适应变化的开始，也是李公由此深深陷入悲痛、感情不能随时间改变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因此，他整天说话，不忘记自身的忧患，把它当作父母的忧患；整天行事，不忘记自身的祸患，把它当作父母的祸患，于是回顾时必定这样说，行动时必定这样做。李公过去巡按山东、河南时，仿佛看见父母端坐在应有的位置上，想着要得到贤能之人；每天上朝必定有推荐的奏疏，仿佛听到父母的声音，想着要为蒙冤的人申诉；每天上朝必定有辨白事实的状子。他罢免的监察司、太守某以下若干人，他奏请逮捕、论罪、处死的某某若干人，没有不迟疑徘徊、像即将向父母奉命一样。回顾父母，确切地把他们看作仍在世；确切地把他们看作仍在世，便使他们的精神由此获得生命。这不是把没有形体的父母寄托在堂上、使其俨然存在吗？这不是不需要以菽水奉养，却能朝夕承欢于父母吗？人的精气善于感应，一旦凝结在悲痛之中，这种悲痛就是永远追慕父母的意义。人情最切近的莫过于不能见到父母；若有人拿不是自己父母的人来欺骗他，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偶然得到了父母。年老而失去父母，那是无可奈何，只好把自己废置而任凭父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偶然失去了父母。小时候在襁褓中亲近膝下，活到十三岁，认为父母永远如此，那么有什么是得不到、又有什么不是会失去的呢？霜露降下以后，凄凉悲怆地踏着它，并不是说它寒冷。自身承受国家恩典并同享荣誉，回头看自己仍然孤苦，回头看父母，仍然像空看树木栋梁、几案筵席一样空寂。因此便有了虽然重重承受国家恩典，却仿佛与荣誉毫无关系的人；这正是曾参不愿接受杀牛奉养、季路所叹惜枯鱼之类的心情。李公两次掌管宪司，在不同台署中风格相同。我从远处看他，觉得清冷寂静，知道他是一个七尺之孤；亲近而私下观察他，发现他的言语行为没有被忧患所伤。由此知道他把感情凝结在悲痛中，回顾父母，使父母的精神得到生命。对于李公来说，正是言行已成而容貌却未必知道；这就是编录这些事情、用‘永慕’命名的原因吧？王世贞 《戚将军纪效新书》序 《戚将军纪效新书》序

译闽中的汪中丞派人来说：‘戚将军用兵如神，他所著的《纪效新书》，您难道不能写几句话吗？’我过去曾同王宪使谈论、叙述戚将军用兵的情形，说：‘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已经如此；又说，戚将军善于使用众多兵力，也已经如此；又说，戚将军善于利用失败，已经如此；那么可以说，戚将军善于利用胜利。’问他善于使用兵力的情况，他说：‘朝廷自从急于处理海防事务以来，调集天下的力量来压制敌寇。东南一带，大致十名越地士卒不能抵挡一个倭寇，而戚将军从县中副将起家，带领一千多名乌合之众，捣毁倭寇巢穴并斩杀他们，就像割除野草一样。即使不谈戚将军善于使用少数兵力，如今各边的大将所带兵力不过三千，势力不足以做其他大事；唯独戚将军由大将一直统率到数万人，他精神意志所统摄调度的部队，使人感到仿佛出于一人之身，这更不用说善于使用众兵了。戚将军派出的士卒，有时不幸偶然遭遇敌人而报称失败，戚将军却更加照常整治军队，往往利用敌人的漏洞来迷惑敌人；敌人松懈、露出机会时，他暗中鼓舞我军士气，突然投入战斗，以成就大功。所以戚将军的失败，往往是胜利的开端；而其他将士见到小胜，志气就小小膨胀，见到大胜，志气就大大膨胀，每天聚集华丽鲜明的服饰来显示胜势，看到属下也争相用谀辞取悦上级，于是贪图松懈，因此他们的胜利往往成为失败的开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于是戚将军更加照常整治军队，即使不幸敌人获胜，也不能凭借胜势压倒我军；我军获胜，敌人也不能凭借自己的失败来欺骗我军。如今戚将军从县中副将屡次升迁，直到大都督，佩带两枚印信，统制三道，大小战役有数十至数百次，杀敌俘敌以万万计，被称为东南名将而无可匹敌。戚将军于是拿出一部书交给我说：‘这是我所著的《纪效新书》。’我得到后读它，全书共六百卷？从编组队伍直到水兵篇，共有十八篇。精深的部分揉合贯通而无间，运用方法无形无迹，像庄子的言论那样精微玄妙；粗浅的部分教授技击，考察营垒，区分水军和陆军的布置，细密周全，像陶朱公经营生计那样有条理。它明确赏罚，确定章程，严明精核而坚定果断，像韩非议论法术那样；看到敌寇便刺击，隐现出没如神出鬼入，像季主、君平那样预知。于是我起身叹道：‘假使戚将军确实得到朝廷任用，向北染红塞海，封狼居胥，取得万户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这难道只是东南的事情吗？我曾经奇怪，汉武帝时代攻下朝鲜、扫平滇、笮、瓯、闽、南越三地，行动迅速得像举手捕蝉一样，最难对付的只是匈奴；可是大将军、骠骑将军率轻骑穿越大漠，多次取得胜利。这难道全都出于上天的幸运，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充足吗？’ 真是绝妙啊！可是太史公叙述他从俘虏中被封官以后，只在门外略略提及而没有完整记载；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个人的文章奇绝天下，却因奇异的命运而郁郁不平，不愿让武士看见他的长处罢了。读到他在市中时，想用孙武、吴起的兵法教骠骑将军，骠骑将军不肯接受，说：“不必学习古代兵法，只看谋略怎么样罢了。”这以后才知道骠骑将军和大将军的微妙差别。他本来长于技艺而短于法度；如果不是把全部才华都出于天幸，那么后世又从哪里看出他的长处呢？像孙武、吴起、司马穰苴、韩信、诸葛亮，发挥他们的秘藏而成为一家之言，事业已经进到这个地步了。他们深微的旨趣和奥妙的义理，往往使披甲戴胄的武士看见了却不能学习，使执笔作文的人能够学习却不能运用。仅仅以卑下的眼光施加名实之辨，哪里能够废弃戚将军的著作呢？虽然如此，兵法是阴暗的权谋之道，却把它公开说出来；古语说：“我能前往，敌寇也能前往。”戚将军或许也稍稍隐匿了自己所剩下的内容吧。将军名继光，是东莱人；中丞名道昆，是徽州人。福建的功业与戚将军共同成就，而中丞又掌握文坛的重要权柄，急切地想凭借我的话来彰显戚将军。王宪使名道行，不认识戚将军，却独自推重戚将军的贤能，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汇考 王世贞 ○王世贞 《万姓类谱》序 《古今谥法通纪》序 《内阁辅臣年表》序 △《万姓类谱》序 先王根据人的出生赐予姓，分封土地并命名氏族。那么，所谓姓，是用来统摄族统的吗？所谓氏，是因为尊贵而开始用来区别的吗？杨用修解释《尚书》时，引用黄东发的观点，认为：五帝时代，百姓没有姓，贵而做官的人才开始有姓。“百姓”的平等治理，是用来把他们同黎民在变化中的状态区别开来的。又有解释说，“姓”由“生”和“女”组成，姓就是女子出嫁后用来区别身份的名称。所以有姚、妫、姒、姬、嬴、■〈女畐〉、姞等姓，它们的左旁都是“女”。自从命氏的说法流行以后，周代的王族、诸侯的公族以及卿大夫的别子，往往各自另立姓氏。隋唐以前的聪明人，也常常轻率地凭自己的见解改动姓氏，背离其源流。有因义理而改的，有因读音而改的，有因字形而改的，有兼因读音和字形而改的，有仰慕古人而改的，有担心困难而改的，也有因一件事而改的。这样随意改动，才过两代，除了士大夫先生，谁还知道源流？他们彼此残害、互相成为禽兽般的乱伦者，又有谁能加以阻止？如今人们对姓氏的辨析真是过分了：区别姓氏来通婚，区别源流来尊宗，区别祖先来成族。刘姓的郡望最多，有二十五个王；其次是二十一个张姓郡望；再次是十四个李姓郡望；又其次是十一个。然而并不是因为郡望不同就彼此通婚。不相通婚本来是如此。可是彭城没有谱牒，弘农、琅琊没有谱牒，太原、清河没有谱牒，南阳、赵郡没有谱牒，陇西各家都只按照自己的郡望尊奉宗族。虽尊奉宗族而关系稍远，如果没有谱牒贯通始祖，就不能算作同族。成为同族则关系亲近而有所区别，通婚则关系疏远而更加严谨。如今人们对姓氏的辨析真是过分了，即使先王在世，又能对此增加什么呢？大概自唐宋以来，姓氏谱牒不下几十家，而吴兴凌大夫才开始把它们合为一部。它分别说明各姓的源流和郡望，逐条著录排列；凡是能够凭姓氏显名的人，都附在其中。凌大夫说：“我不是为了炫耀繁华，而是想让那些探寻源流的人自然而然地不彼此残害，坚定自守而不至于成为禽兽般的乱伦者，这对于世道或许有一点补益吧！”即使如此，拿这部书来考察古今显赫之人的姓氏，称它为《姓史》也是可以的。凌大夫名某，壮年时辞去郡守之职，回乡著书，成一家之言；这也是其中卓异的一部。△《古今谥法通纪》序

译谥号，是用来尊崇名声的。君主有尊号，也有谥号。《春秋题辞》说：“号，是功绩的表记；谥，是品行的踪迹。”所以尊号中有美名，而品行中也可能有恶行。谥法，是《春秋》的义理：一个字褒扬，就如同华美的衮服；一个字贬斥，就如同铁钺加身。孟子说过：“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世以后也不能改动它。”而且谥号中也有美恶同用一字的，如灵、武、共、庄之类。所以说：“这就是《春秋》的义理。”皇被称为太昊、庖羲氏，炎帝被称为神农氏，这是尊号。黄帝称为皇，帝尧称为尧，帝舜称为舜，这是谥号，都是改朝换代以后追尊的。君主有谥号，从黄帝开始。夏代崇尚忠而没有普遍施行谥号，只有大禹；商代崇尚质朴而制度不完备，只有成汤。后世有两个谥号，从成汤开始。商代诸帝以甲、乙为氏，岂不是很质朴吗？然而武丁有“武”号，又加上“宗”，称为“高宗”；大戊称为“中宗”，都是用来表彰功德的。君主有庙号，从中宗、高宗开始。西汉称“宗”的，只有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到了东汉，君主都称宗了。君主没有不立庙号的，从东汉开始。癸被称为桀，辛被称为纣，都是改朝换代以后追贬的。周代有幽王、厉王，是他们的臣子不得已才加上的，所谓到南郊称天而为君主议定谥号。秦始皇下诏天下说：“不要让臣子议论君主，不要让儿子议论父亲。”想从始皇开始一直实行到千世万世，然而不到三代国家和宗庙就已经毁灭了。幽、厉的谥号不能改，秦代的制度不能废，都是有其道理的。商汤灭掉墩国，自称说：“我非常勇武。”天下于是称他为“武王”。楚国有义帝，也沿用了这种称法。君主有尊号，从商汤称“武王”开始。周代追尊王季为王，却不称谥号。汉代沿袭此例，生前没有享有天下而死后冒用君主谥号，从魏曹氏开始。周代制度规定，卿大夫有爵位，所以有谥号；士没有爵位，所以没有谥号。吴、越不以君主谥号相称，是夷狄之道；秦、楚不以臣下谥号相称，是华夏制度尚未纯备。齐、晋、卫的谥号，只到卿为止。大夫以下没有谥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等级相当于天子的士。鲁国的谥号涉及大夫，为什么呢？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代，使用王者的礼制。郑国不为臣下加谥号，是因为它是伯国；宋国是公国，却也不给臣下加谥号，这是什么缘故？我以前没有听说过。战国时期，各国君主很快废除了臣下的谥号，天下也都这样做了。然而有的人死后没有谥号，生前却有称号，如武信、文信、武安、刚成之类，这是厚待生者而轻视死者。后世封爵不以土地而以德行，从战国开始。西汉有谥号，是因爵位而有；东汉也因爵位而有，但更加谨慎。因此西汉承袭侯爵者没有不加谥号的，东汉即使新封侯爵，也有不加谥号的。晋朝渡过长江以后，下诏规定公卿中没有爵位而贤能的人也可以赐谥号；无爵而有谥号，从晋代开始。《白虎通》说：“夫人没有谥号，为什么？因为没有爵位，所以没有谥号。”然而《春秋左传》记载蔡共姬有谥号，为什么？是因为她贤德。却不知道周穆王时代盛衰变化之际，贤淑的妇人已经先有谥号了。妇人有谥号，从周穆王开始。太子属于元士，士没有谥号，所以太子也没有谥号。晋惠公改葬世子申生时，给他谥为“共”，后世沿袭下来；太子有谥号，从晋国申生开始。臣下有三个谥号，是卫国公叔贞惠文子一人。明代沿袭这一制度，又增加了两种情况：方士犬生在生前预先被赐予谥号，卫侯给北宫贞子、析朱成子加谥号；这两种制度都是卫国的弊病。处士有谥号，从符秦给张忠公、公孙永加谥号开始。至于私谥，则从《春秋》所载黔娄开始。《春秋》记载出奔后在别国做官的人有谥号，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类。崔杼谥为“武”，栾盈谥为“怀”，他们本人已经被杀戮，家族又被灭绝，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是原来的臣属追赠谥号，还是左氏编造的呢？宦官有谥号，从北魏开始。方技之士有谥号，也从北魏开始。公卿大夫的祖父有谥号，从元代开始。王世贞说：“我哪里忍心说呢！我哪里忍心说呢！”谥号到了元代已经泛滥到极点，这就是用胡虏的制度来装饰汉人的文辞；况且那些人连衣冠都不顾惜，又何必使用文饰呢？所尊崇的是什么名声和事迹？有什么品行可言？明朝兴起后，才逐渐制定统一的制度。皇帝以后，从太子以下，凡亲王一谥，郡王、公、侯、伯以及文武大臣二谥；亲王、郡王只要不是获罪，最终没有不加谥号的。邵王的支子，即使做到将军、中尉，即使贤能，也不给谥号。新封的公、侯、伯只要不是获罪，最终没有不加谥号的。承袭公、侯、伯爵位而不贤能者，以及文武三品以上而不贤能者，不加谥号；三品以下若不是大贤，也不加谥号。这不也是文质相称、制度井然吗？然而统一赐谥的原则也一天比一天改变了。因此我详细记述有关人物、事迹和言辞，共若干卷，并为它作序，希望后世掌管国家大政的人能够有所考察。△《内阁辅臣年表》序

译内阁本来是翰林学士的职任。起初高皇帝渡过长江，披荆斩棘，每天都忙得无暇应付；后来渐渐跟随诸儒生学习经书。当时弘文馆学士宋濂最受宠幸，承担帷幕之中的机密事务，丞相以下无人敢与他相比。后来皇帝更加厌倦亲自处理政务，提升学士刘基、丞旨同以及宋濂。宋濂又最受宠幸，能够陪同皇帝起居，他的职务大致是记录皇帝的言语行动，充当顾问。皇帝又时时把旨意交给他，让他起草诏书，宋濂独自多能恰当地完成。过了很久，皇帝仿效宋制，又设置华盖、谨身、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都设大学士，品秩为正五品，征召通晓经学的长者，按次序递补升任。适逢丞相胡惟庸败亡，中书六部的尚书承担天下政务，大学士被称为近臣，却不为他们设置属官，也没有具体职掌；天子正亲自操持威福，也没有把裁决权托付给他们。到文皇帝继承大位，才在文渊阁召集侍讲等七人，每天入值左右，关系更加亲近。皇帝同他们商议的事情，群臣都很秘密。升为大学士后，岁时的赏赐同尚书一样。仁宗、宣宗朝因太子经师的恩遇，屡次加官至三孤，地位更加尊贵。宣皇帝崇尚文治，抑制宦官内廷权力，大小事务都交给大学士。杨士奇私下取旨办理政务，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因为没有及时被召见，便轮流入内参与处理六部尚书的事务，与杨士奇地位相当。大学士陈山等人有的参与、预闻某些事务，难道不是因为没有专门职掌，而由皇帝亲自决定轻重吗？论说内阁职掌的体制，最初尊崇内阁是在仁宗、宣宗时期，到景帝、宪宗时大权才开始集中，如今看起来，内阁已经显赫得真正像宰相了。内阁大臣按礼制本来极其尊贵傲倨，可是他们面对各部门并没有沉重的相互压制，凭什么能相称呢？他们的喜怒借用皇帝的旨意，所以皇帝不嫌他们逼近自己；威福都出自皇帝的意思，所以臣下屏息畏惧；政令先由六曹上报，所以他们不能不参与；再取皇帝诏令施行，所以众人不敢非议。贤能的人担任内阁大臣，虽不显露痕迹却能治理好国家；不肖的人担任，就会在败亡尚未显现前造成混乱。这取决于君主的选择。起于永乐壬午年，内阁大臣的姓氏和任职年月都有详细考证，见相关记载。《皇明文征》卷四十六 ●《皇明文征》卷四十七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序四（书学、音律、藏书、试录、奏疏、称号、图绘、志书、边备） ◆书学 徐一夔 杨慎 王世贞 ○徐一夔 《六书本义》序 △《六书本义》序 古代六书的法则都由官府掌管，成周时代保氏的职务就是用六书教育国子；文字的设置以统一文字为盛事，所以又有外史掌管传达文字名称，行人掌管说明文字名称。汉代沿袭这种制度，太史考核学习文字的儿童，能背诵九千字的就可以任史官；官吏百姓上书时字写得不正确，就加以纠正，这说明六书由官府掌管。文字不是末技小艺。大的方面，有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的道；其次，有古今成败得失的记载；又其次，有九流一家的学说、杂家的言论；再其次，有官府文书、家族谱牒、钱粮、诉讼、米盐等琐碎事务的记录，没有一样不依赖文字，因此一天也不能废弃。文字的法则有六种：象形、指事、谐声、会意、假借、转注。六书的运用有子母相生的类别，有形声清浊的区别，还有五方言语的差异。使用它的人容易流于讹误错乱。自从官府失去掌管文字的职责，大夫士人只求简便，就有把指事当作象形的，把会意当作指事的，甚至把转注当作假借、把会意当作转注，错误更加严重。于是六书的意义不明白，义理的精微之处也有失去本来面目的了。越地人赵撝谦深以此为忧，取许叔重以下各家的论著，考察它们的得失，推究子母相生的关系，使各字归入所属类别；校正五方的语言，以四声加以规范，并用子母相生的例子统摄全书；制定凡例来提纲挈领，绘制图说来概括要旨，分为十类，写成十二篇，厘定为三百六十部。这样，六书的意义就明白了，六书的使用也没有讹误错乱的忧患了。唉，大夫士人对于六书，就像麻线、丝绵，没有不拿来做衣服的，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种植养育；稻米、粱米、鱼肉，没有不拿来做食物的，却有人不知道它们出自耕种畜牧。习惯使用却不加考察，这本来就是人情的大致情形。撝谦没有像古代外史、行人那样的官职，却能在众人忽略的地方用心用力，他的用心是多么专一啊！撝谦是宋代宗室的后裔，志向诚朴而安于恬淡；他的经学造诣深厚，诸子百家没有不阅读记诵的。他写作文辞，抑扬反复，能够充分表达自己想说的话而不背离正道，看他所著《六书论》就可以知道了。至于《六书本义》，更是他用心最深的著作。当时国家校订韵谱，征召他到京师，稍稍考察了他的学问，提拔为中京国子监典簿；不久因病辞职，于是能够竭尽全力完成这部书。书写成后，征召我为它作序。虽然，我本来也是习惯使用文字却不加考察的人，哪里能够发掘出撝谦的深意呢？他再三请求，我姑且记下他用心专一这一点罢了。○杨慎 《六书索隐》序 △《六书索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