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五十一

译以上是黄文节公手书《韩昌黎桃源行》一首，大概是崇宁六年十月所写。考察黄公的经历：元祐年间被罢免太平州知州，任管勾洪州玉隆观，因为曾经触犯赵丞相赵挺之，转运判官陈举便迎合赵挺之的意旨弹劾黄公所作《荆州承天观塔记》，说其中有幸灾乐祸、诽谤国家的意思，于是黄公被除名，编管宜州。黄公三年间从鄂州经过洞庭、潭州、衡州、永州、桂州，三年五月才到达贬所。既然说是十月十八日，那么黄公到宜州已经半年；第二年九月黄公去世，也只有一年。唉！黄公以六十岁之年横遭贬斥，郡守又从中阻挠，以至于不能居住在城内，他的困苦实在到了极点。然而看他题跋李资深书法时曾说：“我在子城租赁房屋，屋顶漏雨，旁边又受风吹，没有任何遮盖，人将无法忍受这样的忧患。我自己想，我家本来就是农桑之家；如果没有参加进士考试，那么田地中的房舍也应当是这样，又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黄公这样乐天知命，不把得失放在心上，所以能以文章书法自我娱乐，书法到了老年反而更加精妙。宜州没有好笔，黄公常常用三钱买来的鸡毛笔写字；这张纸如果果真也是用鸡毛笔写的，那么黄公书法的精妙就更加无人能及了。黄公曾经亲口说：“元祐年间，我和子瞻、穆父在宝梵僧舍吃饭，写了几张草书。子瞻再三称赏，穆父一句话也没有说，只说恐怕还没有见过藏真的真迹。”我心里暗自不平。后来到了黔中，得到怀素的《自叙》，仔细看了几天，恍然有所领悟；落笔后便觉得笔势超凡奇异，这才知道穆父的话并没有欺骗我。这样看来，黄公的书法从黔中以后就已经追踪怀素，不必等到宜州才达到这种境界。虽然黄公之所以名重当时、流传后世，难道只是因为书法吗？只是由他的书法想到他这个人，因而寄托对百年人物的追思罢了。杨士奇 跋胡忠简公封事稿 跋胡忠简公封事稿 以上是我们郡宋代胡忠简公的封事稿，后面有周文忠公、杨文节公的题跋。胡忠简公的孙子胡搢将它刻在融州真仙岩。刘长吾得到它后，把它赠给我。胡忠简公的笔法出自颜鲁公，大概是因为忠义的性情彼此相契。揭文安公说，这件书法原本是左司郎中、丰城人范浚舜文所作，准备上奏，拿给胡忠简公看。胡忠简公说：“写好奏章上奏，就免不了被贬到南方；你有年老的母亲，不能因此连累母亲。”我却把它上奏了，于是有了新州的任命。我近来在内府查阅志书，看见《丰水志》记载范浚的事情说：“范浚任户部检详时，想和胡铨相继论奏和议，胡铨首先抗章，范浚实际上从旁劝助。胡铨被逐后，范浚又赠送路费为他送行，从未说这件书信是范浚所作。”《丰水志》写于宋室南渡以后，应当得自事实；不知道揭文安为什么这样说。然而揭文安说：“庐陵胡氏、杨氏都是国家的元气。”所以把他所作的《杨氏忠节祠记》附在这幅帖的后面。杨荣 跋晦庵先生遗墨卷后 跋晦庵先生遗墨卷后 以上是宋代朱夫子晦庵先生亲笔书写的三篇文字。看他撰写张魏公墓志铭时，与其他书中记载不同，不能不对此后悔。至于他所修的《通鉴》，经过十年才完成，然而仍然急切地想向别人求正，由此可知前代贤人对于作文、著书这两件事，是如此不敢轻忽。后来的士人仓促妄作，看到这里难道能不加以谨慎吗？这卷遗墨如今收藏在何彦澄家，何彦澄偶尔请我题识。我把玩之后，于是写在卷末，把它归还给他。练子宁 跋《笑隐遗墨》△跋《笑隐遗墨》笑隐禅师的文章和节操品行都卓然自立。我在方外友人家得到一幅张清夫所赠的诗，笔力和词气很有苏文忠公的遗风。战乱以后，它流落到农家；有一天我偶然看见，已经被老妇人拿去做鞋样了。我急忙命人把它完整保存下来，只损失了一两个字，于是用钱买下带回。由此想到文与可所说的“袜才”，难道只是说绢帛吗？西山就是休上人，他年轻时游历江湖，曾经得到笑隐禅师的知遇。听说我收藏了这件东西，很喜欢它，于是把它送给了我。○钱习礼 书写颜鲁公《争座帖》△书写颜鲁公《争座帖》颜鲁公刚强正直的姿态，表现在端正的楷书中；英俊奋发的气概，显现在行书、草书里。如今看他写的与右仆射郭公讨论鱼开府座次的帖稿，其中所说的右仆射，大概就是郭英又。鱼开府就是鱼朝恩。郭英又在唐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和裴冕一起在集贤殿接受任命，担任右仆射。唐代以宦官担任观军容使，是从鱼朝恩开始的。朝恩担任军容使，实际上是从监军起家的；英又统领陕西军，起初本来和朝恩共事已久，关系亲密，属于旧交，所以在菩提寺行香时的座次，大概一直沿袭为惯例。颜鲁公退下后写信给他，反复据理辨析，斥责这种做法不对，毫不宽容。当时鱼朝恩倚仗宠幸而骄横傲慢，看他冒居国学大司成的职位，登座讲《易》，又以鼎折覆餗讥刺宰相元载，便可以知道他是宦官中最为凶悍狡黠的人了。颜鲁公锐意申明朝廷的礼仪等级，以此折服他的僭越行为，并且以盛满将倾来告诫英又，到了极其恳切的地步，使英又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言论；难道后来还会发生崔旰那样的祸患吗？史书称颜鲁公在肃宗至德初年，国家事务正处于草创混乱之时，担任御史大夫，却已经能够像太平时代一样整顿百官次序；从这篇帖中考察，差不多可以想见他的风采。安禄山在河北叛乱，二十四郡大多溃败投降，只有颜公在平原最先出兵，挫败叛军锋芒，使玄宗惊叹说：“我不知道颜真卿是怎样的人，竟然能够做到这一点。” 唐朝的中兴，四方的义举，都是由颜公首先倡导的。世间传说，这封信频频写给那些能够抵御邪气、端正品行的人的手迹，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倪谦 跋李瑢书 △跋李瑢书 右边是朝鲜国王李裪的第三子安平君李瑢所写的字，是我出使朝鲜时得到的。朝鲜远在三韩之外，属于边远之地，却能有这样的书法造诣，由此可见文化并不受地域限制。我恭敬地把它奉给内翰钱先生共同欣赏鉴定。○程敏政 跋西门汪氏收藏的名公翰墨 题范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后 △跋西门汪氏收藏的名公翰墨

译右边这四十八幅名公手迹，是已故西门处士汪尚古先生收藏的。宋代端明殿学士眉山苏文忠公和兵部侍郎襄阳米公元晖各一幅。苏帖中称为仲车先生的，是节孝徐公。太师徽国朱文公三幅，是吏部献靖公行状的初稿；我曾见过它的清稿，和这几幅一样都用乌丝栏，可见朱先生做事即使是草稿也不马虎。丞相吉国程文清公一幅，是奏稿。我曾在槐塘见过丞相家收藏的几十卷日记，已经断裂不完整了，这大概就是其中一卷。将作监簿西城吕公沆一幅，是自寿诗。吕沆任右文殿修撰，是竹坡吕午的儿子。竹坡得罪史嵩之，西城得罪贾似道，都因此被罢废，士人舆论很推重他们，《宋史》都有传。建德路总管虚谷方公回一幅，称吕公为内机学士，就是西城。元代中书左丞乌古孙公干卿两幅，是杨仲弘、黎芳洲的词。干卿名良桢，号约斋，字写得流丽，介于子山、伯机之间。仲弘字伯谦，浦城人；芳洲名廷瑞，江右人，都是诗坛巨擘。奎章阁侍书学士青城虞文靖公一幅，是汪用衡诗序；行款歪斜，字体模糊，大概是他失明时所作。序文称，汪用衡的五世祖叔耕也出自西门，就是所谓的柳塘先生；他师从朱子，又和西山交好。礼部尚书宣城汪文节公、聘君师山郑公玉、环谷汪公克宽、礼部员外郎黟南程公文、国朝参政金陵端公复初、歙县郑公久成、提举吴门朱公德润、太子正字四明桂公彦良、教谕会稽屠公性、翰林编修金华苏公伯衡，共十幅，都是写给吴季实、吴季充的。季实名国英，居住在歙县凤凰山，跟随环谷学习，官至长洲学谕；季充是他的弟弟朝英。师山、环谷、黟南都是我郡的大学者，而文节公的祖先也出自婺源鳙溪；当时文章和节义的盛况，可以想见。朱德润字泽民，以绘画闻名于吴中。复初帖中说“令旨到府，有吉安之委”，大概是吴元年的事，第二年戊申改元为洪武。郑久成后来改名士恒，字居贞，后来又以字行世，居住在歙县长龄桥，任河南参政；至于伯衡、彦良，或许起初都是文章方面的巨擘。驸马和阳王公克恭，翰林侍讲学士风林朱公升，徽州知府江右权公纬河。南李公讷、推官徐公逊、刘公昭父以及某公良枘，共六幅，都是写给唐仲实的。仲实名桂芳，号白云，是故筠轩山长元的儿子，任徽州路教授；父子二人都以文章著名，风林的诗中也称道他。杜君，就是元代待制、清碧先生杜本。克恭实际名继，卫国公邓愈镇守徽州时，爱惜贤才、礼待士人；李公的帖中说自己任职地方，勉强能够应付，只是担心百姓贫困、不能承担赋役，还十分恳切地向仲实请教政事。徐公字敏夫，号静学，词作也豪迈俊逸，令人喜爱，是当时贤能的副守。风林和环谷诸老前后相继，适逢开国之运，成为帷幄中的元老重臣；文章之道的穷达，难道本来就有定数吗？昭父不知是哪里人。我曾见江敬弘《斐然集》，其中记载他和会稽唐肃等人在濠梁结诗社，怀疑就是这个人。樵墅韩公廉和彦良两幅，都是写给婺源马氏的；其中称作敬斋的，是马肃，行医而且能写诗，官至江西医学提举。樵墅也出自婺源，诗、画、字号三方面都很出色；其中称为则贤的，是马肃的儿子。泉州路总管郑公灊、徽州通守何公翔、卿荣泽丞余公镛以及揭公枢、郑公斌写给仲实的，共七幅，都是写给吕旭的。吕旭字德昭，是西城的后裔，号菊篱，官任延长教谕。仲实后面的一幅，就是题跋这卷的人，由礼部侍郎朱公同代为书写。详细考察这些材料，便知道前面苏、米、朱、程四幅帖本来出自吕氏；揭枢是豫章学士文安公的孙子，朱同是风林的儿子。潜本来写作“潜”，字彦昭，号樗庵，是居贞的父亲。余镛字子韶，号尚友，居住在休宁凤湖。郑斌的名字也见于《朝野诗选》中，难道也是长龄的郑氏吗？小山张公久可、翰林修撰鲍公颖、进士董公仲可，共三幅。小山是四明人，另号醒吟居士，以乐府闻名当世。鲍颖字尚褧，居住在歙县棠樾，是师山的门生。刘公翼南一幅，写的是“琴趣”二字。翼南号拙庵，任礼部属官；大概尚古先生博学能诗，尤其擅长弹琴，所以翼南写下这两个字送给他。左都督、追封定边伯沐武襄公昂一幅，大概是武襄镇守云南时，曾专门写信派使者迎请先生，准备传授琴艺诀窍；先生当时听说后以生病为由推辞，也没有前往。先生名讳为德，字以名行；先生的曾祖妣太夫人，是从侄先尚书少保襄毅公的姑母，正统年间我曾拜见过她。我出生得晚，来不及见到先生。先生的孙子时春继承了收藏。这些书帖每逢相互摩挲赏玩，便禁不住感慨其中留下的手泽。而当时那些老成的前辈早已消逝殆尽，因此略微写下他们出处的梗概，附在卷尾，使观看的人有所考察；至于那些名迹在人们耳目中已经显著流传的，也就不再一一详述了。△题范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后 范文正公的学问，不知道师承于谁。然而他每逢做事，都能抓住关键而不流于泛泛，得到了圣门相传的学术方法。比如他在韩愈的文章中独独选取《伯夷颂》来书写，暗中树立起使懦弱者立志、使贪婪者廉洁的志向，这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如出一辙。其他较小的事情，如弹琴只记得《履霜》一曲；较大的事情，如从《经礼》中摘取《中庸》的义理传授给横渠张子，更是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既然如此，如果学习却不知道抓住要领，还想在天下后世建立伟大功业，哪里看得出有这样的可能呢？我经过姑苏，前往祠堂拜谒，遥想敬仰他的风采和功业，禁不住深深怀念。拜谒的第二天，范公的嗣孙从规带着这幅《伯夷颂》真迹来到船上，我得以拜读观赏。谨附上我的一点浅见。○李东阳 书写宋代诸贤墨迹后 书写东莱先生亲手授予的稿本后 △书写宋代诸贤墨迹后

译右边是宋李忠定公的一张手书，李忠献公的一张，赵忠简公的一封书札，另外还有一幅小帖，以及吕太保安老、李参政泰发的书信各一幅。它们是姑苏沈启南氏收藏的，由吴太史原博带到京师，我得以看到。唉！天下没有不用君子而能治理、不用小人而会混乱的情况。宋朝衰败，并不是没有君子，而是忧患在于不能任用；然而那些君子也有过失。秦桧是首恶，天下由此陷入混乱，像李忠献这样贤能的人，实际上却参与推荐了他。李泰发虽然和秦桧持不同意见，直到祸患临头而死，起初也不能没有参政之职带来的屈从；这是他的遗憾。吕安老并非纯粹的贤才，又仇视诸贤，没有什么值得深入评论的。李忠定再次被罢免，正是由于李忠献。赵忠简虽然和李忠献意见相合，却屡屡被谗言离间，直到完全改变自己原来的作为；这样说来，所谓君子也不能同心协力，反而自寻矛盾的祸患，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国家势力不能昌盛，是因为小人的祸害还没有消除。朱晦庵说，能够明白大义、认识事理的，只有忠定公兼具这两点。即使张、赵二人各有长处和短处，吕、李以下的人，器量也可想而知。然而假使他们的志向和主张能够施行，大臣小臣都得到任用，也都应当对世道有益。如今看他们的尺牍短札，谈的全都是国家天下的大事。最终却使他们困厄阻塞、穷困潦倒，抱着未实现的志愿而死去。国家灭亡，世代更替，只有他们的言辞独自保存下来。可悲啊！△书写东莱先生亲手授予的稿本后 右边是东莱先生为张孟远所作《送张孟远序》的稿本一通，过去收藏在孟远外孙潘日敏家。元代末年金华的几位名士，如胡汲仲、柳道传、吴正传，都有题识，由此知道确实是先生的手笔。但纸墨已经磨损，开头一行已无法断句；每行下面的一个字都横向截去，只能依照意思来断读，勉强成篇。可是胡汲仲却称孟远为孟阳，不知依据是什么？查考孟远名杰，在意义上较为接近；难道是另有别字吗？还是胡汲仲写错了？在它前面有一位朱崈，自称宋朝遗民，说自己幸好出生在三四十年以前，得以讲明诸位老先生的学说，因而感叹后世年轻人看待咸淳年间，简直又隔着一个宇宙。他还和日敏相识，两人都不书写年号，而写甲申，即元世祖二十一年。这时宋朝已经改朝换代，但宿儒故老仍然对文轨变迁、衣冠遭受涂炭感到痛惜，不忍心把自己列入那些轻薄浅露、裸露张扬的人之中。先生遗留下的风气和善俗，在这里还没有泯灭。等到时间久了，连这种风气也丧失了，便只拿前朝的旧物相互夸耀，这又是为什么呢？艾都宪德润收藏的古书画非常丰富，近来得到这篇帖子，唯独把它视为珍宝。偶尔拿出来给我看，我对此也颇有感触。至于先生的文章和道德，是天下后世共同知道的，这里就不敢多说了。○祝允明 跋东坡草书《千字文》跋重刻宋太学生陈公少阳书写的草稿石刻后 △跋东坡草书《千字文》北方边地有个乡夫，住处靠近大阅兵的场地，每隔一段时间就看见大将军率领几百名士兵进入场地比试打猎。几名骑兵张弓发箭，纵马盘旋几圈，鼓声响便前进，钲声响便后退，片刻就停止了，说：“作战布阵像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乡夫便弯桑枝、折柳条来模仿，自以为相差不远。有一天，这位将军统率十万大军出塞横行，匈奴的军队像鱼丽阵、鹤列阵一样，忽然聚散开合，变化如神；各种戈矛弓箭的装备，以及击刺、前后向背的战法，和先前那些固定的套路完全不是一回事。乡夫看见以后，这才魂飞魄散、惊惶失措，知道兵法原来是这样的。如今学习苏东坡书法的人，原本没有见过他草书的法度；如果让他们观看这篇帖子，怎么能避免惊惶失措呢？这帖收藏在练川沈文元那里，他拿出来共同观赏，我便写下这段话。什么时候我们一起请延陵先生这位阁老指正，他一定会教导我们二人。△跋重刻宋太学生陈公少阳书写的草稿石刻后 陈公一死，光辉照耀千古。史书记载他对高宗所说的话，包括留下李忠定、斥责汪黄、下诏亲征、治罪不进兵的将领，以及不要以金陵为幸地这两件事。后来他又说，李忠定请求建都江宁，最初的奏议是错误的，应当采纳后来的主张；这就是这篇书信所说的。如今人们看他捶碎谏鼓、把宦官割成肉片，直到准备车载其尸等待诛戮等话，怀疑他所说的一定尖刻激烈、近于攻讦。看这篇稿子中陈述事情的体要，曲折周详、流畅明白，难道会是那样吗？史书说八月壬午日采用黄潜善的建议杀死陈东；这篇稿子写于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正是壬午。这样看来，起草记录进呈和遭受祸难竟然是同一天。信中的言辞义理明白透彻，和他谈笑着收押官吏的话一样，都表现出神情气度深沉澄澈，真是善于处置临死之事的人啊！信中说：“倘若蒙受陛下威严命令而死，我实在甘心；只怕遭到权臣毒手而死，那我死也不能瞑目。”所以他把一切都说尽，以求得生死的裁决，希望父母所遗留的身体不至于含糊不明地死去。于是，他的死果然实现了平素的心愿。这篇书稿石刻收藏在镇江郡学，四方学士还很少见到。太学生孙育思和把拓本摹刻到木板上，以便流传，他的志向值得嘉许，所费力气也很大。这是天下共同的良知。我和赞助者一起促成了这件事，刻成以后便略记其缘由。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吴郡祝允明题。○冯梦祯 跋孙尚书仲益尺牍七条 △跋孙尚书仲益尺牍七条 我曾经过震泽的一座僧寺，看见那里有孙尚书觌、字仲益的几封手札，石刻的书法很像大苏公，于是在石刻下面徘徊了很久。如今用卿给我看的七封手札，和石刻书法没有两样，混在其他法帖中根本无法辨认。帖中提到东坡先生的只有一处，而有一半内容谈到德固；他的操守正直、为人厚道，都仿佛可以看见，不只是尺牍写得工整、书法写得精妙而已。开头两帖有许多战笔，像是晚年所书。我从毗陵人士那里听说，尚书实际上是大苏公的遗腹子；孙老从苏公遗弃的婢女那里出生。尚书害怕当时的禁忌，不能公开说明自己身世，但家谱详细记载了事情始末，那么尚书书法的渊源，大概确实有所来由。◆图画 宋濂 刘崧 吴讷 祝允明 蒋冕 王世贞 ○宋濂 题《伊尹古像卷》后 △题《伊尹古像卷》后 我曾经读孙季昭《示儿编》，其中说，史书所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中的“放”字，应当作“教”，因为二字篆文相近，所以讹误了；他的论述非常高明。句曲外史张天雨能够采纳他的说法，写在伊尹古像后面，确实是深知正理的人。不过，汲冢竹书的记载又为什么和这里不同呢？○刘崧 题《宣和山水画》后 △题《宣和山水画》后 观看宣和年间的这幅画，仿佛江湖之水突然暴涨，浸没平原；又仿佛林木将要腐朽，枝条和树干正在摧折剥落。它大概正象征着强敌有滔天的气势，而国家根本怀有日益憔悴的忧患吧？一时用来娱情的画作，却使千年之后的人为之流泪。○吴讷 书写《先圣先贤图赞》后 △书写《先圣先贤图赞》后

译右边是宣圣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赞文，由宋高宗撰写并亲自书写；画像则是龙眠李公麟所画。高宗南渡后，在杭州建立行宫。绍兴十四年正月，才把岳飞的宅第改建为太学；三月，高宗亲临太学，首先写下宣圣赞。后来从颜渊以下，也都分别撰写赞辞，以表达褒扬尊崇之意。绍兴二十六年二月，把它刻在太学的石碑上，并附有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记文。秦桧说：“孔圣以儒道设立教化，弟子都没有邪杂之念。背离儒道的人，如今士大夫的习气有的或许还没有纯正遵循儒术，却反而奔逐于狡诈、权变、诡谲的言论，企图侥幸求取功名利禄。”他的意思大概是针对当时主张恢复中原的人说的。唉！靖康之祸，徽宗、钦宗蒙尘受辱，汴都沦陷。当时的臣子正应当卧薪尝胆，图谋恢复；可是秦桧竭力主张和议，排斥各种谋划，把当时一切忠义的言论都指斥为狡诈权变之说。先儒朱熹说他倡导邪说来误国，倚仗敌虏的势力来要挟君主，他的罪过上通于天，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说的正是这种情况。从前龟山杨先生在世时，曾建议罢除王安石在孔庙的配享，明白事理的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只是一个书生，幸蒙圣明皇帝任用，充任风宪官。如今在仁和县学得以看到这块石刻，发现秦桧的记文还和图赞并列保存，于是命人把他的文章磨去，希望邪僻的言论和奸邪污秽的名声，不再夹杂在圣贤图像之后。不过想到它流传已经很久，所以谨慎地记录这件事，使后来观看的人有所考察。○祝允明 跋王右丞画真迹 △跋王右丞画真迹 唉！魏晋六朝的绘画遗迹，我已经无法见到了。到了唐代，本来应当以辋川山水为宗祖。山西有王摩诘的四景图，山水石本不过方尺多一点，薛尚功等人的题识遍布其上。绘画之事哪里是金石所能完全表现的，也只能保存大致的形貌罢了。由此可见，在当时它已经极其稀少珍贵，所以才设法刻琢保存，更何况到了今天呢？如果能够见到它，难道不是人生一大幸事和快事吗？近来听说有一轴在亲军黄君那里，前些日子终于得到捧阅。大内后宰门有一根涂着丹漆的巨大木柱，一直用来支撑北门，不知已经多少年了。成化年间，木柱偶然倒地，破开后发现原来是夹竹的木柱，里面藏着三卷画，其中一卷就是这幅。听说进呈给皇帝后，皇帝亲自看了一遍；第二天左右近臣请求问明应归谁掌管，当时亲军伯的父亲在司礼监侍候皇帝，于是皇帝把它赐给了他，亲军这样说。画用细绢，宽一尺二寸，长四尺多，前后完整，末尾下方用正书写着三字：“王维制”。○蒋冕 跋《卫灵公观马图》△跋《卫灵公观马图》《卫灵公观马图》一幅，上面有“子昂”二字，还有“赵氏子昂”印章。懂得鉴定的人说是魏公的真迹。画中一人戴乌纱巾、穿白衣，正在长杨树下乘凉，是灵公的五位美姬之一；旁边跟随一名还没有成年、戴士人巾帽穿士人服装的人，怀疑是后世所谓女侍中一类的人。两名圉人牵着缰绳，面向马头站立，身上都佩着剑；又有一人扶着马臀替马梳理尾巴。马是黄色的，缰绳和嚼子都用金饰装饰。摹画工整精致，天机流动，确实不是魏公不能画成这样。只是画中的事情不合经典，我还没有来得及深入考察古代传记，不敢凭空决定它是否真实。不过私下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卫灵公身上，或许确实有可能。昭公二十年，卫灵公遭遇齐豹之乱，逃亡在草野之间。恰好齐国公孙青来聘问，带着良马给灵公看，灵公接受后用它作坐骑。过了九年，就是昭公二十九年，昭公在干侯，季平子没有归还那匹马。卫灵公献上自己所骑的马，名叫启服。卫灵公在昭公七年进入《春秋》记事，到哀公二年才有干戚之变，前后四十三年。同时代做诸侯的并不少，他们的马见于《左氏传》的，有的有记载，有的没有；唯独卫灵公的马出现过两次。他所畜养、用来赏玩的马，应该不止这些。史书遗漏而没有记载的事情，还很多。这幅图所画的马，我不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不过其中的事情足以作为后世的鉴戒，有不可不知道的地方。早在这以前一百年，卫灵公的七世祖文公，就曾经留心于马。墉地的《风》诗人歌咏他说：“内心忠实深沉，母马有三千匹。”卫文公并不是把马当作玩物，而是以真诚之心施行善政，所以成效达到了国家富足，马匹也这样繁殖兴盛。卫灵公不能仰承祖先的正道治理国家，却不知道应当像驾驭朽烂的绳索那样战战兢兢，反而纵情享乐、懈怠傲慢，眼里只看马。不在搜狩的时候观看，而在游玩闲暇的日子观赏；不让贤人君子随从，却让身边受宠的小人陪伴。看这幅图，还可以想见他沉溺禽兽、荒废政事的姿态，难道不是和他的祖先懿公喜爱仙鹤相同吗？这样说来，魏公画这幅图，并不是没有用意。这幅图如今由某人收藏，偶尔拿出来给我看，因此我在画的上方写下这些话。○王世贞 题《八仙像》后 △题《八仙像》后

译所谓八仙，是锺离、李、吕、张、蓝、韩、曹、何吗？不知道他们聚会的由来，也不知道画八仙的由来。我所见过的仙人遗迹和图画史料已经很详尽了，元代以前却没有一笔画过八仙；即使我朝如冷起敬、吴伟、杜堇等稍有名气的人，也未曾有意涉及此题。难道是一些狂妄庸俗的画工，把街巷中杂乱鄙俗的传说拼合起来，认为这八位仙人分别代表：老年是张果，少年是蓝采和、韩湘子，将军是锺离权，书生是吕洞宾，尊贵是曹国舅，患病是李铁拐，妇女是何仙姑，以各自占据一个方面，来作滑稽的观赏吗？以至于近来紫姑、灵鬼之类，往往冒充真人，又抬出这八位仙人来蛊惑世人，更是可笑。这八位仙人中，我能够考证七位，对其中一位有所怀疑，因此写下来。锺离公名权，字云房，曾经以裨将身份跟随周孝侯，在齐万年之乱中战败，跳入终南山，遇到东华王真人而得道；到了唐代才第一次出世，度化吕纯阳，自称“天下都散汉”。吕公名嵓，字洞宾；他的父亲吕让曾经考中进士但未被录取，后来遇到正阳真人而得道。他在五代和宋代显化的事迹最为显著，又和正阳真人一起度化刘海蟾，已经度化了王重阳，并且亲自度化了何仙姑、张珍奴中的张氏。张公名果，隐居在恒州中条山，唐开元皇帝召见过他，他和叶静能等诸位仙人相类，但张公年辈最长。他自称尧时曾任侍中，叶公秘密认出他说：“这是天地混沌初分时的白蝙蝠精。”皇帝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放他归山；天宝初年，他尸解而去。蓝公不知道是哪里人，常穿破旧的蓝衫，系黑色木腰带，一只脚赤着，另一只脚穿靴；醉时拿着三尺长的大拍板，边走边唱：“蓝采和，蓝采和，人生在世能有多久？红颜如春日的树木，光阴如一掷即过的梭子。”后面的歌词大多不能全部知道。他到了濠州，忽然把靴子、腰带和拍板都扔掉，乘云而去。韩公名湘，是昌黎先生的侄孙，年轻时学习道术，潦倒在他乡，很久以后才回来。正赶上昌黎先生生日设宴，昌黎因他迟归而生气，韩公说：“不要生气，请允许我献上一点小小的技艺。”于是顷刻之间开出花来，每片花瓣上都用金字写着一联：“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昌黎没有领会，打发他离开；后来昌黎果然被贬到潮州，走到蓝关时，韩公前来迎候，昌黎才明白其中意思，于是吟成三韵补写在原诗前后，最终告别。曹国舅，苗善时的记载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只说他是宰相曹彬的儿子、皇后的弟弟，年轻而姿貌俊美，安静恬淡，皇上和皇后都很器重他。有一天他请求出家，云游四方，皇帝赐给他金牌，说诏书到达之日就如同朕亲自前往。他走到黄河，船夫索要渡船钱，他直接拿金牌抵付，吕纯阳看见后警醒他，于是曹国舅拜谢纯阳而得道。考察起来，皇后只是侍中曹彬的孙女，所谓金牌之事，大概都是街巷中的鄙俗传说。如果曹国舅的事情确实如此，那么他应当画成戴青巾的少年，不应画成留胡须、戴翼善冠的样子。何仙姑是零陵市民家的女儿。吕纯阳给她一只桃子，她只吃了一半，从此不再饥饿，很能谈论吉凶祸福；年老后解化而去，这也是苗善时所说的。考察其他野史，却说何仙姑晚年又枯瘦又憔悴，她所说的吉凶也不很灵验。赵道一《仙鉴》则说，吕纯阳所度化的是赵姑，名字中有“何”字；另有一位姓何的仙姑，在开元年间羽化而去，那应当在吕纯阳之前。至于李公，各方外传和地方官志都没有记载，只有从扶乩的话中听说。他名元中，是开元、大历年间的人，在终南山学道四十年，阳神出舍时被老虎残害，后来占据了一个刚刚死去的跛脚乞丐的身体，事情就无法考知了。假如锺离公、吕公在世间游历，一定会和东华真人、带着海蟾的王重阳等人结伴，凑成八位；假如张果先生要选择朋友，也一定会找赤松子、安期生；再其次才是靖能公、远张、洪崖、胡长仙之类的人凑成八位。他们一定不屑于勉强拼凑这些人，自己逍遥于上清仙境，也一定不会辛苦奔波，唯独听从一张符箓的命令，受尘世凡俗的役使。我写下这篇跋，即使因此受到扶乩神灵的责骂，也毫不在意。◆告身 刘崧 杨士奇 李东阳 程敏政 ○刘崧 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锺绍安赐修职郎诰》△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锺绍安赐修职郎诰》右边是宋咸淳二年赐给袁州分宜主簿锺绍安的修职郎敕诰一通。这大概是度宗即位的第二年，因需要接受恩命来提高官阶品秩的人所得到的诰命。锺绍安不过是一个县属小官，恩典的施加却连微末低下之人也不遗漏到如此地步。至于诰命措辞的意旨，更是宽厚博大、忠诚厚重，具有盛世王言的体制，本应足以感动人心、挽回世道。然而当时掌握权柄、身居宰辅的人，却只是消解眼前日益窘迫的忧虑，按照惯常的官秩去充当羽仪、粉饰和供役的工具罢了，这是为什么呢？锺氏的第四世孙锺廷方拿出来给我看。我恭敬地阅读之后，只能更加感慨异代孝子忠臣的遭遇。距今大概已经九十八年了。○杨士奇 题宋欧阳修撰写的告身后 △题宋欧阳修撰写的告身后 宋代陈东、欧阳澈都因进忠言而被杀，高宗朝以后，高宗对此感到后悔；这道诰命就是褒奖抚恤他们的诏令。起初是被小人蒙蔽，后来追悔的言辞虽然恳切，却已经来不及了；然而重蹈覆辙仍然可以作为后人的警戒。可是没有过多久，胡铨、韩紃因谈论和议，何兑因称道马伸保存赵氏的功劳，梁勋因说金兵一定会来、应当有所防备，都被流放到远方；即使没有被杀，也和死差不多，哪里看得出他们真的吸取了教训呢？唉！国家的祸患，没有比杀害忠言更大的；臣子的灾祸，没有比因进忠言而遭害更惨的。忠言被杀，距今已经三百九十年了；即使流传千年，也不能让人读到它时不感到悲痛。○李东阳 跋苏子由告身 △跋苏子由告身

译右边是宋苏文定公苏辙的告身一通，乃大观二年徽宗铸成八宝后，大赦加授中奉大夫的告身，收藏在霍山苏氏后裔文斌家。景泰元年，文斌去世，他的妻子仵氏守节不嫁，把三岁的孤儿虎底抚养成人。成化四年，祖传产业被邻人侵占，仵氏带着虎，拿着这份诰命到巡抚都御史王竑处申诉。王公看见卷轴已经断裂，只剩下旧绫上的诰词、三省官名和尚书省完整的印章还在，便对仵氏说：“这是你家的世代恩泽，不可以丢弃。”仵氏拿一匹绢，托六安卫张千户替她装裱。张千户诬称它是抵押物，索取数千两贷款本息；仵氏有事前去申诉，他就总是派人拦阻。后来仵氏去世，虎年幼无力申理，张千户又把这份诰命分给范千户，用它换了六斛粮食。指挥使张时颇通书史，把它遮掩收藏起来，后来得到此物。弘治十三年，张时经过庐州，知府马君金向他说明这件事，于是张时把它送给马金。马金带到南京重新装裱修复，寻找苏氏后人却没有结果。到了弘治十八年，才找到苏虎，于是取出告身归还给他。唉！故家世族的文献，以制诰最为重要，因为国家的典章任命都在其中。然而唐代中期已经有人用一份告身换取一场醉酒；像宋朝全盛时，这道诏书刚刚颁下，没过几年，所谓八宝便几乎成了俘获之物。到了千年以后，朝代久远更替，连子孙的坟墓也都失去了原来的故里。这件东西能够保存下来，实在是屡经丧乱变故，多次从抢夺盗窃者手中逃脱，后来才得以留存，难道能说不艰难吗？既然如此，物品的存亡得失本来确实有定数；而巨卿珍惜古物、喜好德行，把天下共有的东西视为公物而不据为私有，这一点也不能磨灭。所以我既然记述了所建的三苏祠，又在这卷末题写这些话；苏氏的后人，从今以后要永远珍藏它啊！○程敏政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学士院庄夏诰后 △跋宋嘉定十三年直学士院庄夏诰后 宋代制度规定，凡是官府公文，官职高的人署名在左；制诰则官职高的人署名在右。公文是官府之间往来的文书，署名和观看的人都面向南方，所以排列官衔时可以用左右表示尊卑。制诰是臣下接受君上的命令，署名和观看的人应当面向北方，诰命措辞在前，所以排列官衔的人都在它后面。只有中书省的牒文，形式略像告身，实际却不相同。宋代已经有人误认二者了；张驾部汝弼又因此产生疑问。我担心观看这份诰命的人会因为张驾部的说法而认为它是赝品，所以特意加以订正。◆杂跋 刘崧 王袆 高启 杨士奇 ○刘崧 跋《西台恸哭记》后 △跋《西台恸哭记》后 方文丞相文天祥在海上被捕时，我们郡里有个王鼎翁，是丞相的同年。于是写文章作为祭文祭奠丞相，又亲手写了几十封信，派人把它们张贴在大道和客舍，让丞相经过时能够看到，以此表达自己的决绝。等听说丞相在燕市被杀，他又写了一篇酬答之文，设灵位面向北方，哭泣着祭奠。至于庆幸丞相得以成仁这件事，丞相如何自处，本来就不需要依靠他人的言语；可是像鼎翁这样仁人的用心，又是多么深厚啊！后来有个张毅翁，是丞相的门客。当初他和十位义士跟随丞相赴燕，丞相死后，张翁用百金赎回丞相的头骨，徒步走了七千里，背负着完整的遗骨回来安葬。有一天经过梅溪，曾氏和刘惟吉、颜省身以及我的祖先实存府君四人，当晚在见山堂聚会。见山堂在梅溪上，距离丞相宅第一舍多一点。曾氏是丞相的外家，堂名叫见山，是寄托对丞相的思念。那晚举酒三次，张翁亲自作了一阕《摸鱼子》，三人同声唱和，其中有“千年华表，会有鹤归来”的句子。每唱一两遍，便声泪俱下，直到呜咽得不能自持，才彼此掩袖离去。这首词至今还可以考见，可惜新编的传记没有来得及收录，世间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看张孟兼所注释的《谢翱皋羽西台恸哭记》和《冬青树引》，这才知道鼎翁的生死祭文、毅翁的《摸鱼子》，大概彼此怀有同样的感情，前后发出同样的声音。因此把从祖先那里听来的两件事记在这里，附在卷末，使人知道当时忠义之士非常多；他们在荒僻寂静的海滨所表现出的感激、悲愤和惋惜，并不只是皋羽一个人而已。○王袆 书写《代祀马援颂》后 △书写《代祀马援颂》后 起初，王君担任廉使出使安南，奉皇帝旨意，带着若干两白金，准备牲畜祭品，代替皇帝在横州乌蛮滩祭祀马援。到达那里后，看见马援庙宇破败，于是拿出剩余的白金，命有关官署修缮。工程完成后，才举行祭祀，大概是为了把事情办完。廉使回朝后，把修庙的事情告诉朝廷大臣，有人说这不是皇帝原来的旨意，便阻止此事，不敢让皇帝知道。到了洪武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丁卯，皇帝驾临大本堂，太师韩国公以及礼部、太常、翰林诸位大臣都在场。王廉使趁着奏对的时候，详细说明修缮马援庙的事情。皇帝说：“马援当时杀戮蛮族过多，所以蛮人的习俗至今仍不共同祭祀他。替他修缮庙宇，确实是正确的。”于是朝廷大臣都认为这件事是对的，称赞王廉使善于出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两〕 ○高启 跋《眉庵记》后 △跋《眉庵记》后 右边这篇《嘉陵杨君眉庵记》说，眉毛对于人的身体没有实际用途，所以取它来作为自己的号。美丽的女子很多，人们嫉妒她们的蛾眉；贤能的士人，人们仰慕他的眉宇风采，却不说他的口鼻耳目，难道眉毛在人体各部分中就轻微不重要吗？人体各部分都有用处，眉毛安处在额头之上，虽然没有直接施为的事情，却实在是人们瞻望趋向的地方。它和君子有相似之处。世人正把奔波劳碌视为忠诚，把明察苛细视为智慧；对于安静持重、能够成为国家依靠的人，却认为是没有用处。杨君对此也有所感慨吗？我读了这篇文章，不禁为之长叹。杨士奇 《橘亭幽兴集》跋 《橘亭幽兴集》跋

译这是一册《橘亭幽兴集》，内容是古代棋法。我朋友邓存诚多次同我下棋，我总不能胜他。存诚把这部集子传给我，从此我便很能胜过存诚了；然而也只是胜过存诚而已，并没有因此胜过其他人。我起初还不会下棋，授官翰林后，晚间退值闲暇时，有时和光大相聚，把下棋当作游戏。光大机敏聪慧，棋艺渐有造诣，我赶不上他。当时同僚中会下棋的人很多，便按照棋艺造诣的深浅高下各自配对。日彰和仲益是一对，光大和宗毅是一对，用行和民则是一对。崇璧和果之、用之和我，也各自为一对。希范不如果之，却稍胜过我，只是喜欢坚持自己的观点，毫不屈服。日彰曾开玩笑对我说：“我的棋艺好像坐在十一层塔顶，您的棋艺大概在百尺深井底吧？”我说：“您尚且比不上李憨子，我难道还胜不过林和靖吗？”仲熙说：“既然比不上李憨子，又何必说胜过林和靖呢？”不过仲熙的棋艺仍在我之下，而他专心喜爱下棋，超过我们几个人，遇到闲暇就来找我。用之和我，有时邀请我们两人到他家，关起门来下棋，还催促妻子备办酒食款待客人。我因有病戒酒，他便用粔籹代替酒，通常一直到傍晚，有时直到夜里二更才散。可是仲熙从未赢过一局，也从未因为输棋而不快乐；大概像他这样只爱好下棋而不把胜负得失放在心上的人，只有仲熙一个罢了。我曾作诗嘲笑他说：“一年里若要数输棋的日子，正好从新年一直输到除夕。”当时又有喜欢下棋却不会下的，如思幼孜；会下棋却不肯下的，如伯厚。我们身居近侍之职，承受国家的荣耀恩宠，却在闲暇时不能及时进修来表现自己，反而甘愿这样自我放弃，还让后生小子看见并仿效，荒废学业、败坏德行，这都不是小过错。然而在国家太平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在职务之余，能够从容闲适、任情自娱，都是君上的恩赐，怎么可以忘记呢？所以既自我责备过错，又把这件幸运的遭遇记下来。考古 李一本 杨慎 李一本 跋《芦山县樊敏碑》跋《芦山县樊敏碑》这通碑立在道路旁边，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千多年了。在宋代以前，它被误认为是《魏受禅碑》。《大明一统志》说：“因为碑上的字漫漶剥蚀，不可考察，所以被耳闻目见所迷惑的人都不加注意。”我奉檄在这里任职领取俸禄，多次经过那里，见它荒没在荆棘丛中，被莓苔侵蔽，也认为确实如此。弘治己未年仲冬，我便和门生白应清、烙琰、陈宣、宋万全等访求古迹，偶然在碑旁休息，于是捆起细竹做成扫帚拂去尘土，忽然看见碑上字画隐约显现，笔意都醇厚古朴而且非常奇异。随从上前说：“这真是商代彝器、周代鼎器重新出现了，恐怕是奇异的遭遇吧？”我们立即把碑磨洗干净，寻找纸张和蜡，依法摹拓，得到墨本三份。大概是根据字画的同异来考订校正，然而模糊得无法辨读的地方也超过了一半。后来把它带回，放在书斋中，便用隶书本参校，又参考众人的辨认，对于能够认出的字只得到十分之九；有疑误的地方就在旁边加点作注，等待博古者来订正。又考察《古文苑》中记载的樊毅、樊安等碑，也都是灵帝、献帝时期所作，它们的遣词造句、叙事布局与这篇碑文的文势相似，或许是当时司马迁一类的人写的。《文选》所收的都是秦汉以来的古文，而这通碑却独独没有被收录。《古文苑》又是在补充《文选》的基础上编成的，却也没有收载它。难道是因为这里偏僻处在遥远荒僻之地，所以人们没有见到、不了解它吗？还是被表面相似的耳闻目见所迷惑，因此没有收录它呢？唉！这通碑虽然古代没有被收录，幸好碑文没有残泐毁坏，延续到今天，得以附入县志，使它永远流传，也算奇异了。不只是这个县的光彩，实在也是斯文的幸运。然而世上编修志书的人，如果只凭耳目所接触到的材料，却不广泛考察以求审慎，那么即使有《石鼓文》，能够不至于湮没无闻的又有多少呢？杨慎 跋《越绝》跋《越绝》有人问：《越绝》不署作者姓名，为什么呢？我说：姓名都在书中，只是读者没有深入考察罢了。你没有看它末篇的话吗？说：“以‘去’为姓，得到‘衣’才成为他的名字；有‘米’覆盖在‘庚’上，禹向东征伐，死后葬在那个地方。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姓名，而是借助同类事物来表明。文章的遣词造句已经确定，出自邦国贤人。”这就是用隐语显出他们的姓名。去掉“衣”，就是“袁”字；“米”覆盖“庚”，就是“康”字；禹葬的地方，就是会稽。这便是会稽人袁康。他所说“不直接说出自己的姓名，借助同类事物来表明”，其中的意旨已经很清楚，是想让后人知道。“文章的遣词造句已经确定，出自邦国贤人”，大概说明这部书不是袁康一人所作。“以口为姓，承之以天”，就是“吴”字；“屈原与他同名”，就是“平”字。和袁康共同写这部书的，就是吴平。不然，这些话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有人问：“这两个人是什么时代的人？”我说：“东汉人。”怎么知道呢？我说：“东汉末年，文人喜欢创作隐语，《黄绢碑》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例。孔融又用‘渔父屈节水’、‘潜匿方’等语，把自己的姓名隐在离合诗中；魏伯阳用“委时去害”“与鬼为邻”等语，把自己的姓名隐在《参同契》中。孔融和魏伯阳都是汉末人，所以文字风格略为相同。那么这部书是在同一时代写成的，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问的人高兴地说：“这两个姓名隐藏得很微妙，经过您的说明，现在才显露出来。谁说后世没有像扬子云那样的人呢？” 诗卷 张孟兼 李东阳 王鸿儒 杨慎 陆粲 何良俊 张孟兼 题《宋仲珩归省卷》后 题《宋仲珩归省卷》后 我的朋友宋仲珩，是执丈太史公的次子。他天性聪敏、学识广博，从小就擅长书法。他在京师侍奉太史，恰逢建造奉天殿，宫禁中下诏征求书写殿额的人。当时我以仪曹郎的身份任职，便把仲珩的姓名上报，请他谨慎书写。尚书杨公把他的作品进呈后，既符合皇帝旨意，皇帝又问起他们父子的贤能。不久，仲珩奉敕撰写若干首古诗，皇帝阅后大加称赞。皇太子和晋王也知道仲珩擅长书法，时常拿出杂篇文章让他书写。唉！以仲珩这样年少的年龄，便享有当代书法家的声名，声名上达天听，得到皇帝亲口褒奖，这种荣耀际遇真可以说是千载难逢。就像祥麟威凤出现在盛世，人人无不争先恐后地快意瞻观；荣誉、美名和显爵，俸禄与恩宠加于自身，大概都是毫无疑问的。如今仲珩奉太史公之命回乡省亲，中朝士大夫都作诗为他送行。前御史中丞刘公为诗卷写了序言，我作诗之后，又在卷末写下这些话送给他，以作留别。希望乡里的俊秀人士，看到这卷诗后，都能以仲珩为榜样而更加自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李东阳

译题张沧洲遗诗后 书《鸡坛清话》卷后 书陆中书所藏卷后 题张沧洲遗诗后 唉！亨父先生已经不能复生了。他遗留下来的诗文，职方量读给我听时，我流着泪观看。诗文清新古雅、超拔不凡，没有一个字流于俗陋。即使偶然抄录在杂集中的作品，也像是精心选择之后才得到的。世上果真有仙人吗？我的亨父一定已经成仙了。可惜我不能亲自见到他。书《鸡坛清话》卷后 今年我作了《止诗》，用诗来警戒自己。鼎仪拿诗来，约定说：“既然有《止诗》，也希望你停止作诗。”今年春天我想停止作诗，但到春天结束仍没有真正停止，便请求把《止诗》拿来作为停止作诗的依据。我这部《止诗》本来应该寄给那个要我停止作诗的人；我请援引张汝弼的旧例，用一只鸡和一斗酒作为罚物。我私下料想，几天后一定会有人捆着鸡、带着酒来。鼎仪本来就没有停止作诗，也没有承认这个约定。两个月后，我病愈起来游览大德观，被鸣治、师召二人督促，作成联句四章。鼎仪听说后，写信来宣布处罚。我说：“罚我本来应当，但不宜只先罚我一人。若是您本来就没有承认盟约，我也没有独自遵守盟约的道理。”鼎仪坚持不改，于是我带着鸡和酒去接受惩罚。当初鸣治、师召二人见到我被督促作诗时说：“只管作吧，如果有人事后议论您，我们两人负责应付。”到这时，果然拿猪红三斤、蛤蜊几十只来相助【前辈节俭到如此地步】。明仲听说后说：“这是一次佳会。”便推掉其他事情前往。亨父也被鼎仪邀请来，共有六个人。鼎仪于是盛大地设宴款待宾客，大家分韵赋诗，痛饮直到大醉。所谓胜负、奖赏和惩罚，都已经无法分辨，也不必再分辨了。过了几天，明仲夜里回来，乘着醉意作了序。他的文章虽然写得好，但事情有些不合实情。我把事情的始末摘录出来，写在卷后，使喜欢考证的人有所依据。书陆中书所藏卷后 唉！我的朋友静逸陆先生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儿子中书舍人陆爰，把我过去同他往来的几十封书信辑成一卷。这些书信大概从我们初次做官以来、将近五十年的往来，都收录在其中。我展开卷子仔细观看，突然竟不知道这是哪个人的笔迹。于是抚摸着卷子感叹说：“人从年轻到老年，变化竟然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在我年少而骤然进用时，文章粗率简略，不知节制，本来不能同静逸并驾齐驱；只是彼此意气相投、志趣相合，即使在仓促匆忙之间，也没有相差太远。至于静逸对我的规箴、劝诫和切磋，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尤其多。按时间考察事情，这些信件确实也有不可舍弃之处。何况卷末还有一封信，是静逸已经来不及看到的。它涉及生死存亡、聚合离散之际的情形，哪里说得尽呢？我家私人稿本中所保存的不过一两封，中书君却能够全部收藏并抄录，没有遗漏。这固然是他在接受庭训、传授文章之外的一件事，但他深切怀念旧友、嗜好文章、喜爱学习的情谊，也保存在这里。我刚开始观看时，不免有宋景文想烧掉年轻时作品的意思。慢慢想来，才知道他的志向不可违拗；而且我又害怕自己到了老年，所得和进步已经没有多少，实在不值得校勘比较。于是替他在卷首题写、卷末作跋，惆怅地把卷子归还给他。王鸿儒 题解大绅先生《送行诗序》卷后 题解大绅先生《送行诗序》卷后 这是一卷诗，附有解大绅先生的序和书法。它是通许时公从陕西右参政被召到京师、后来又调任江西时，众人为他送行所作。当时正值文庙嗣位之初，皇帝首先索求大绅，见到他后便把他安置在身边，十分信任，升任侍读；几个月后又升为侍读学士、奉训大夫。第二年晋升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奉议大夫。又过一年，却因谗言构陷而离开朝廷。这篇序称他为翰林学士兼春坊大学士，由此便可见其时间。大绅具有经世济民的才能，是贾谊、陆贽一类的人物；他的余技表现在书法上，笔势翩翩，如鸾鸟高飞、鸿鹄翱翔，清丽遒劲，自然合度。评论者认为他的书法得到古人临池的遗意，只可惜他生前没有深入研究书法的运用，士林至今仍为他惋惜。考察这次作诗的人，从柴广敬以下共十人，都是曾棨榜中的进士，属于当时选入翰林院读中秘书的二十八人之数。柴广敬是余姚人，为人纯厚谨慎，学问广博，官至员外郎而卒，抑庵先生很为他惋惜。王训，字询谟，庐陵人。杨文贞公称赞他质朴敦厚、温和宽平，学识广博而品行端正，可以成为贤良之臣、清正的地方官；由此也可知道他的为人。汤流，字如川，泰和人，容貌魁梧奇伟，孝顺恭敬而仁慈友爱，同人交往十分和善；虽然有时说些轻浮戏谑的话，但爱人敬人的气息自然流露。周忱，字恂如，吉水人。他自称年少，请求参加内阁读书；当时名额已经满了，皇帝下诏再增加名额。宣德年间授工部侍郎，总理东南财赋，使国库充裕、百姓便利，他制定的办法至今没有改变；后来以尚书身份致仕，去世。李时勉，号古廉，安福人。洪熙、宣德年间任翰林学士，正统年间任国子祭酒，被王振构陷获罪，几乎遭受刑罚，何后请求归乡，士林都很推崇他。彭汝器，安福人，年幼时便有盛名，曾代替兄长从军戍守，适逢赦免而归，于是登第，入选秘阁。杨相，字之宜，泰和人，是文贞公的侄孙。他幼年聪慧，九岁时每天读《四书》《五经》一万多字；十五岁考中乡荐，永乐二年会试第一，殿试也名列二甲第一，死于刑部主事任上。刘子钦，吉水人，擅长举子业；以省元身份参加京城会试，成绩又在前列，但最终官位并不显赫。周述，字崇术，吉水人，曾棨榜第二名，也是孟简的堂兄弟。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他幼年聪颖非凡，二十岁中进士，任翰林庶吉士，历任官职至吏部尚书，死后谥文端；在朝廷任职总共五十多年，朝廷许多重大制作都出自他的手笔，唯独时公的履历，我没有能够考察到。如今看这卷中的诸位先生，都是当代著名的卿大夫和大儒，其次也都是才华出众、品格磊落的人，而他们都同邝时公周旋交往、始终不舍，那么时公的贤能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时公的孙子、恩县教谕良弼，因为校勘文章来到山西，想到我有幸与他同乡，便拿出这卷给我看。我羡慕感叹之余，不自量才德浅薄，便在卷后写下这些话。杨慎 跋《张愈光结交行》跋《张愈光结交行》

译禺山张先生张愈光，头发越来越短，才华却越来越高；年纪一天天衰老，诗名却一天天盛大。他近来作《结交行》，共七百八十八字，记述天下交游的名士，写他们的升沉以及对今昔的感慨，大概有高允《同征》、杜子美《八哀诗》遗留下来的意旨。他又作六言诗三十首、七言律诗八首寄给我这个小子，这又有元稹、白居易、苏台、皮日休、陆龟蒙、松陵诸家的丰富；而体裁高古，则远远超过他们。其他触景生情随口吟成的诗，更不可以一一数尽；其中有的诗甚至善于讥刺诋毁。有人说：“这不是太多了吗？况且养生为什么要靠诗呢？”杨先生解释说：“养生怎么可以废弃诗呢？魏伯阳的《参同契》一书，实际上是建安文学的先声；阴长生的自叙三咏，是《诗经》风雅之后的佳作。至于昌虚中，更不用说；钟离子既然讲养生，怎么可以废弃诗呢？”又有人说：“治理政事为什么要靠诗呢？”杨先生解释说：“治理政事怎么可以废弃诗呢？重华作歌，皋陶作诗应和，神禹有训诫，五子又加以阐述；治理政事怎么可以废弃诗呢？”又有人说：“圣人之学为什么要靠诗呢？”杨先生解释说：“学习成为圣人怎么可以废弃诗呢？孔子删定《国风》《雅》《颂》的诗篇，树立温柔敦厚的教化；楚狂接舆唱歌，孔子便想同他交谈；鲍龙跪在石上吟咏，孔子便赶忙向他下拜。学习成为圣人怎么可以废弃诗呢？”您实在有三寸不烂之舌，我也姑且问一句：难道有愚蠢的仙人、哑巴的道学家吗？我听说过有“青钱学士”，却没有见过“黄■〈扁瓜〉少师”。假使把伏猎、弄麞之流同鸾凤并列，那么屠羊、牧豕的人也都可以做夔、龙了。这样一来，那些人的话便堵住了禺山的疑问。于是我把它释放出来，并在座右铭上写道：“诗啊，明白了；诗啊，明白了！诗啊，明白了；诗啊，明白了！”我以此忘情，以此养生；以此治理政事，哪里还有所谓治理政事？以此学习成为圣人，哪里还有所谓学习成为圣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陆粲 书大理卿胡公遗诗后 书大理卿胡公遗诗后 宣德初年，吉郡胡公胡槩以大理卿身份巡抚南畿，威望非常著名。评论者有时讥讽他过于苛刻，但我很早就听当地长者说：当时天下刚刚安定，江南人口众多，乡里百姓繁杂；百姓大多靠剥取民众、搜刮百姓来致富，而豪强大族的行为又多有逾越礼制之处。朝廷对此忧虑，赐给胡公玺书，其中有祛除民害的话。胡公也认为，杂草会侵害禾苗，不能不锄除，所以他治理政事崇尚严厉。虽然所诛罚的人未必都完全罪当其罚，但一时之间那些兼并土地、强横植党的人几乎被清除殆尽，奸邪之徒改变心意，小民得以安居乐业。过了一百年，他的名声仍然显赫，使人敬畏仰望，田间农夫和官府差役都知道胡卿。像胡公这样的人，比之汉代官吏，大概就是赵京兆尹、扶风太守一流吧？自从承平日久、法令逐渐衰敝，流俗的议论便把容忍养奸、姑息蠹虫说成宽厚。执政的人安闲自得、简约自持，每天坐在官署中，默默计算岁月，得到美职升迁便离开；如果稍微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所兴革，众人便喧哗，流言和诬文纷纷而来，上下互相构陷，一定要把他排挤出去。更严重的，还要陷害他至死才觉得痛快。唉，真可悲啊！假如胡公处在今天，恐怕自身都不能保全，哪里还能指望他的功名像这样显扬呢？胡公著有《芝山公余二集》，都没有流传于世。这首诗只有几十字，大概是他初次做官时为我们乡里人所作。我偶然得到机会读到它，于是借评论胡公的事迹，私下记下我从中感受到的这些意思。士人中有志于当世的人，或许会因我的话而叹息。何良俊 书《世泽隆思卷》后 书《世泽隆思卷》后

译我从小束发读书以来，每当读书之余，便喜欢请长者来相见，询问前朝的旧事。凡是郡县的政令施行、田地收成增减，以及乡里之间财力盈亏的缘故，我都从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事实中取得，不愿把道听途说编入记载。长者们说：国家自太祖、成祖驱除残暴势力以后，仁宗以来，历代圣主都遵守成法、修明治理。其间虽经历土木之变，但景庙监国时以及英宗复辟时，都增加修养文德。当时民力没有耗尽，朝廷还担心惊动四方，安抚整治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奔走在道路上。朝廷内外的臣工敬承皇帝的德意，只谨慎遵守条文，不愿轻率激进、擅自发动机宜，因此上下都顺服。朝廷凡有重大政令，只用文书下达到藩省，藩省再用文书下达到郡县，郡县督促赋役长办理。赋役长坐在里门，按甲乙次序呼唤百姓，众人便立即集合，事情随即办成。因此百姓能够供给衣食、养育子孙，终身不见官府的，大概十人中有六人。如今圣天子想兴起尧舜之治，特别关心百姓，但民力日益耗竭，国用日益窘迫，四方拖欠的赋税日益积累。郡县认为赋役长不足以信任，便登记编入民户，逐户列名。条文教令一天比一天繁多，法网一天比一天严密，百姓十人中只有一人在家，九人在官府；鞭打和拘系的差役多得如凝固的脂膏，官吏像面对秋天的苦菜一样日夜焦劳，事情最终却仍得不到治理。前后两种治理办法固然从来没有改变百姓而另行治理，然而简约的办法容易遵循，急迫繁密的办法难以使人安定，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有见识的人一定能够看出其中逐渐形成的变化。长者们称赞贤能的郡太守，有常山樊公、稷山王公、鄢陵和宜春前后两位刘公；称赞贤能的县令，有高安陈公、临朐冯公，以及我曾经侍奉过的官员。郡太守还有汶上路公、顺德前后两位何公、长沙熊公；县令还有永丰聂公、石首方公。樊公通晓熟悉政务，处置官事如同治理自家，他所兴建的事业，正是所谓施德于百姓、造福百世。稷山王公以清廉正直著称；鄢陵、汶上以及后来的何公以宽厚长者闻名；宜春刘公和前一位何公以精明敏捷著称；长沙熊公以文教显名。至于高安陈公，处理事情果断坚决，只要是他所坚持的，即使巡抚、巡按也不能改变，可以说严峻果决。临朐冯公清廉谨慎，远非流俗可比，一心为民，是近代所没有的。永丰聂公有志于功业，具有常山樊公的风范，又兴办学校、劝勉士人，几乎想超过他。石首方公遇到事务从不推诿躲避，是高安陈公一流的人物。这些都是声名显著、广受称颂的人。然而自正德以来，监司的权力逐渐加重，凡是巡行所到的地方，藩省大臣即使是白发苍苍的老成之臣，也都恭敬拜起、弯腰行礼，唯恐不够谨慎。郡太守以下的官员上朝趋行，长跪行礼，和奴仆差役没有区别。长沙熊公在任郡守时，只作长揖便退，傲然平视御史，御史不能忍受，终于以弹劾使他罢职。巡抚所到之处，胥吏们都有固定的贿赂；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意，便挖掘挑剔、搜罗指摘，无所不用其极。临朐冯公任县令时，却毅然说：“亭中的百姓都是我的子弟。割子弟的肉去喂鹰犬，难道是治理百姓的人所该做的吗？”他始终不肯这样做，于是也被调离。临朐冯公恰好任职在华亭水灾歉收之时，按惯例可以上报灾情。华亭有东西两个乡，西乡怕水灾，东乡怕旱灾；百姓的户籍有固定归属，但土地的产出却没有固定所在，一遇水旱，便以开荒为名，想方设法规避赋役。当时有人要以开荒上报，冯公说：“开荒对百姓有五项好处，但奸诈欺骗的弊端却有一百项；我不能用一百种弊端换五种好处。既然会成为奸诈欺骗的囊袋和依托，就不准许。”于是大受巡抚张公的刁难。然而我听说临朐冯公被拘捕时，甚至不能养活自己，县中的荐绅怜悯他的贫困，替他筹办饭食。唉！从今天看来，能做到这样，难道不可以说太难了吗？古人说廉吏难做，并不是虚话。从前沈瓒任丹徒县令，因为廉洁而不事奉权贵左右，谗言浸润日久，终于被锁拿押解上去。沈瓒见到天子，为自己申辩说：“臣只是因为清廉，无法奉承权贵，所以获罪。”皇帝问权贵是谁，沈瓒便用手板向四面指着说：“这些穿红衣的贤臣都是。”皇帝知道他无罪，便恢复了他的官职。至于临朐冯公，后来事情终于得到昭雪，调任萧县，提拔为尚书郎，历任官职，最后以按察副使退休归乡。他有四个儿子，都以文章闻名海内；其中两人考中乡试，两人考中甲科，历任官职都有声望和政绩。这样看来，上天对冯公的报答是很厚重的。谁说廉吏果真不能做呢？辛亥年，华亭百姓都说：“前任县令冯公为了百姓受到折辱，却没有一点畏惧躲避。如今县中多年拖欠赋税，想在一时之间全部征收，百姓因而相继死亡。如果有肯像我们的冯公那样，为百姓承受折辱的人，百姓的性命或许可以稍稍得到苏息吧？”于是他们在学校商议，向巡抚、巡按申报，共同把冯公奉入名宦祠，每年祭祀他。唉！做官的人，不难获得上级的赞誉，难的是得到下层百姓的心；不难在一时得到民心，难的是在身后仍系住百姓的思念。我们的冯公离任已经四十多年，百姓仍像在一日之间那样思念他，为什么呢？《礼记》说：“桃李不说话，树下自然形成小路。” 大概是我们的冯公一心为民，也确实是他的诚意感动了百姓。我公履历的详细情况，郡中的士大夫所作的记述，大都能够说清楚。我的意思只是叙述政务和治理逐渐变化的情形，以及冯公之所以使百姓长久思念他的缘故，把这些告诉在位的官员。《皇明文征》卷五十二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记一（楼殿、名迹、御赐、学宫、官署） 楼殿 何乔远辑 彭韶 张岳 何乔远辑 太祖高皇帝《阅江楼记》宣宗章皇帝御制《广寒殿记》太祖高皇帝《阅江楼记》【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