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六十二

译唐代贞观年间修撰隋史的诸位大臣，唯独遗漏了名儒王通。宋代郑樵编写《通志》，写到隋代为止，也没有为王通立传。议论此事的人不责怪郑樵疏漏，反而责怪这部史书被郑樵误导。既然如此，难道这部史书不是一定要修撰的吗？维骐冒昧撰写《王通传》，等待君子采纳。王通字仲淹，他的祖先是太原祁人，遭逢永嘉之乱，向东迁徙，后来才在河汾一带定居，世代以儒学为业。王通的六代祖王玄则，更因儒学显名，仕于宋，最后官至国子博士，曾经撰写《时变论》七篇，详细说明教化和风俗推移的道理。江左人称他为王先生。王玄则以下，世代连续做官，也都有著述。王隆是王通的父亲，继承王先生的学业，教授门徒一千多人。隋开皇初年，以国子博士身份在云龙门待诏。王隆因蒙受皇帝赐对，进言说：“陛下虽然具有尧舜般的资质，最终却会因不学习而受到拖累。”奉诏撰写《兴衰要论》七篇，出任令长乐，调任猗氏、铜川，任期满后没有再出仕。开皇四年，王隆的夫人经过山梁，踩到巨石而怀孕，这一年生下王通。开皇九年，江东平定，王隆叹息说：“王道没有条理，天下为什么能够统一呢？”王通在旁侍立，当时十岁，面带忧色说：“皇上失去治国之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哪里有什么恒常呢？”这声叹息，大概是忧虑皇纲不能振兴，百姓因聚敛而劳苦，天下将要发生动乱吧？王隆对此感到惊异，于是把《元经》的事情告诉他。开皇十八年，王隆闲居宴饮时唱《伐木》，召王通说：“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凭借朋友而成就的；在三种关系的道义中，老师占有一项。小子，你要努力啊！”王通于是到四方游学，大概曾向东海李育学习《尚书》，向会稽夏琠学习《诗经》，向河东关子明请教礼，向北平霍汲学习正乐，向族父仲华考究《易经》，六年不解衣而眠。仁寿三年，王通举行冠礼，慨然想要救济百姓，向西前往长安。隋文帝召见他，于是他上奏《太平策》，尊崇王道，推重霸略，共有十二条策略，以端正政治根本为第一。奏策下发给公卿，大家都不高兴。王通知道自己的谋略不会被采用，作《东征之歌》后归去，说：“我思念国家啊，远游来到京城；一定会遇到帝王啊，他能隆重礼遇平民。于是怀抱古人的心志啊，将要建立太平的根基。时代不同，事情变化啊，志向和愿望都违背。唉，道不能实行啊，垂下翅膀向东归去。皇纲不能振作啊，劳苦自身向西飞来。”再次征召他，他没有前往；大业元年，又一次征召，他仍然没有前往。司徒杨素劝他出仕，他回答说：“我有祖先留下的破旧房屋，可以遮蔽风雨；有少量田地，可以准备稀粥；读书谈道，足以自得其乐。希望明公端正自身来治理天下，使时令调和、年成丰收，这样王通受到的恩赐已经很多了。”王通编撰六经，九年才完成。他说：“我续写《尚书》，以保存汉晋的真实情况；续写《诗经》，以辨明六代的风俗；修订《元经》，以裁断南北朝的疑惑；赞明《易》道，以申述先师的旨意；订正礼乐，以彰明后王的过失。” 王通十五岁起就收授弟子。他的老师有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允、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这些人都面向北方接受王通辅佐君王的道理。前来往返求学的人，大概有一千多人。隋朝末年，王通的教化在河汾兴盛起来，和谐盛大。大业十年，尚书省召他署理蜀郡司户；第二年，又以著作郎、国子博士的职位征召他，都没有前往。大业十三年，江都失守，王通卧病在床，叹息说：“上天将要开启尧舜的时代，而我不能参与其中，这是命啊。”他召来薛收说：“我梦见颜回称述孔子的命令说：‘回去休息吧，大概夫子召我了。’何必一定要长寿呢？”过了七天便去世了，年仅三十三岁。王通讲学之余，背着农具亲自耕作。有人劝阻他说：“一个男子不耕作，就会有人挨饿，而且耕作本来是平民的职责。”杨素送给他食物，他说：“含着干粮、喝着藜菜羹，我哪里用得着这些？”县令想扩建他的房舍，他说：“我不能让别人劳苦而自己安逸。”乡里人受到感化，争相为他修缮房屋。他死后，门下弟子议论说：“仲尼去世以后，文章之道不就在这里吗？” 《易经》说：“黄色下裳，大吉大利，文德蕴藏在内心。”于是谥号为“文中子”。然而他续写的《经世》没有流传下来，只流传《中说》，大概是因为其中多为他与弟子的问答和格言。弟子说：“福郊。”又说：“福畤。” 评论说：王通是隋代名儒，大概属于楚国荀卿、汉代董仲舒一类的人物。王通说：“我从孔夫子那里受到无边无际的恩德，他的弟子竟然说仲尼去世以后，文章之道不就在这里吗？”杜淹又援引司马迁尊崇孔仲尼的体例，撰写《中子世家》，那就尊崇得过分了。总的说来，《儒林传》怎么可以遗漏王通？有人说，太尉长孙无忌怨恨他的弟弟御史长孙凝，所以故意压抑王通；却不知道王通自身树立功业、著书立说，已经足以流传不朽，不需要史官的宣扬。从王通的事迹来看：君子只须致力于自我修养罢了，哪里需要依附那些通达权贵的人，才能使声名流传后世呢？名臣 崔铣 李默 王维桢 张邦奇 利瓦伊桢 崔铣 吴尚书传 吴尚书传

译吴廷举，字献臣，嘉鱼人。洪武年间，他的祖父戍守梧州，于是全家隶属军籍。成化癸卯年，十九岁时在乡试中举；丁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广东顺德知县。他操守清白如水，爱护百姓如同子女。减轻赋税，平息诉讼，于是刻印《家礼》并加以实行。都御史屠滽传檄召吴公到都察院督府，和他说话十分温和。吴公说：“我越境奔走来听命，本来应当有地方上的重大事务；请发布命令，让顺德暂时承办。”屠滽于是想修建家庙。吴公说：“守土官除非奉行旧例或承受新的恩典，否则不敢役使一个人，也不敢动用一分公款。”说完便辞别出来。屠滽命其他县完成此事。市舶太监发银子购买葛布，吴公立即用这些钱买了两匹，说：“就把这些作为样式；如果不合您的意，请把钱退回。”况且葛布是雷州出产的。太监大怒，拿钱离去。御史汪宗器厌恶吴公，说：“他专门抗拒上官，在市舶事务上还能有什么作为？”吴公拆毁淫祠，裁汰寺观，把木料用于修筑堤坝、书院、贤馆以及修缮学宫。御史巡察并会同核对他的清廉，连竹木碎屑都逐一列明斤两。乡绅的两个儿子犯了盗罪，一并论处死刑。吴公保全了其中的小儿子，在他家门上标明“盗”字。后来小儿子改过自新，便哭着诉说：“公念及先人廉正直行，所以保全后代；如今盗字还在我门上，实在大大辱没先人，请让我接受死刑。” 吴公替他撤去了门上的标记。御史随即捕盗，命令盗贼自首；盗贼贿赂知县，于是毁掉门上的表记，前面的事情也不再追究。盗贼说：“盗窃而死，是我应得的，不敢诬陷廉洁的县令；即使施以严刑，也不会改口。”这时吴公身穿囚服，手戴刑具，每天到审讼之处申辩，所用费用没有一文是私人的。盗贼的供状上报后，御史十分惭愧，命令释放吴公。弘治丙辰年，屠滽入朝任吏部尚书，调吴公为成都同知。一年后因服丧回乡，服丧期满起用，改任松江知府，上疏请求整顿军政两件事。广东盗贼兴起，马端肃、刘忠宣推荐他升任兵备佥事，征讨十三村的池水盗并将其平定，改任兼理盐法。正德己巳年，逆宦刘瑾正掌权，天下镇守太监肆意横行。吴公弹劾太监潘忠二十条罪状，又上奏说有诏令取用省库钱财解送京师，实际上都是不正当的费用：“一种名义上说是进贡给内廷，另一种名义上说是司礼监的打点钱，实为贿赂刘瑾。”他又上疏陈述便宜行事之策，潘忠也把这些事上报。吴公被定罪审问，却查不出罪状，只因违背权臣意旨，回械首吏部前主事宿进等人便谋划抹杀他的功劳。天官张彩取来阅读他的全部稿件，内心赞赏他的才干，便向刘瑾进言。吴公戴刑具十二日后，被释放，发往雁门充军；过了两个月遇赦。刘瑾也被诛杀，吴公晋升云南副使、江西参政。讨伐桃源盗贼时，用兵已经一年，统制大臣多次更换，只是他们的私人军队互不协力，费用以万计。吴公一向很有智谋，勇敢而不避艰难，遇到盘根错节的事情，反而更加喜欢果断处理。他此前多次使用精锐部队取胜。这次却设下奇计求取胜利，不穿铠甲，轻装出入，向盗贼晓谕并责备他们使其解散，反而被盗贼俘获。他们把吴公带入贼寨，严密护卫以炫耀威势，劫持吴公来要求招抚。吴公仍像先前一样责备晓谕他们，言辞和神色丝毫不屈。过了很久，他侦察到盗贼内部的关键情况，于是借助其中势力最大的人来谴责盗贼，又对势力较弱的人许以利益，命令他们让自己的仆人娶盗贼的女儿，于是擒获了盗贼首领。吴公亲自出面，击鼓一次便将盗贼平定。晋升广东右参政，制定番舶进贡和交易的法规，平息驿递差役的弊病，长期的忧患终于消除了。岭西猺獞作乱，朝廷命他兼任兵备副使，经营处理湖南饥荒。吴公以副都御史身份赈济灾民；辰州土官彼此仇杀，吴公订立盟约使他们和解。又上疏陈述六件事，暗中防备宁王朱宸濠的变乱。当道者没有采纳，朱宸濠果然反叛。君子说：“若采用吴公防患于未然的谋略，就没有忧患了。”朱宸濠曾派使者送给天官陆完金简，说：“应当赶快调换孙燧；代替他的人某某都可以。”吴廷举坚决不许这些人前来。朱宸濠失败后，巡逻者将使者捕获。世宗即位，召吴公任兵部右侍郎；他上疏触犯辅臣，改任南京工部，又改任南京户部，晋升右都御史、大理寺卿。在南畿，他挫抑豪强，扶植贫弱，禁止私设驿站，停止妄兴土木。吴公身材高而瘦，脸像削尖的瓜，衣服破旧，衣带都磨穿了，从不修饰外表；但神采英俊刚毅，志向诚笃雄伟，言语行动都必定自信，很少有人能改变他。他把金钱利益看得像粪土，妻子儿女即使忍受饥寒，他施舍别人也从不计较有无。晋升南京工部尚书后，便上疏请求退休。退休两年后去世，居所低洼狭小，门巷狭窄得连鸡也飞不进去；城外没有田地，只有寄放墓地的十余亩。去世那天没有衣服收殓，也没有棺材安葬。都御史姚镆替他筹办丧事。靖州土官带金钱来感谢他的恩德，他却不肯接受。到了这时，那些人都来吊唁哭泣。他一生重视友谊，见到贤士即使职位在自己之下也忘了自己已经身在太学。南城罗玘四十多岁时以财物资助吴公，喜爱他的文章，像对待兄长一样尊敬他。罗玘患痢疾，一个仆人染疫死去，吴公替他煮粥，并背着他上厕所，一昼夜往返十多次。罗玘病愈后，与吴公一同考中进士，对人说：“我四十岁以前，是父母生养了我；四十岁以后，是吴献臣使我获得新生。”吴公任顺德知县时，同年邹智上疏揭发权臣奸邪，因此被陷害，贬为石城吏目并死在那里。吴公资助他，把他的遗体送回蜀地成都，又刊刻他的遗文。顺德生员梁景行正直而有文才，吴公与他交友。宗烈离开晋江，如今归居壶山，吴公多次向朝廷推荐他。嘉靖初年，吴公起用为镇江同知。大学士杨一清再次依附权贵入阁；杨氏族子杨留在地方上凭借官势残害无辜，宗烈独自依法惩治他，鞭打他的奴仆，并改任王府长史；吴公向王府请求，到苍梧察看已经完成的葬事。宗烈也去世了。嘉鱼人李承箕，字世卿，终身不仕，擅长古文；布衣子孔修、子长苦心攻治诗歌，都是吴公厚待的朋友。忠宣公在广东任职时，吴公任县令；忠宣公到省城，便在省衙接待他，书信中自称“大夏顿首”。吴公喜爱读书，没有什么不探究搜求的，藏书多达万卷；喜欢薛文清和胡敬斋的著作，采集其中的重要言论，作诗仿效陈白沙。读他文章的人，可以看见他的志向；书信文字情理精切，规劝别人之处超出常人，没有阿谀之辞。奏疏稿件繁多而详尽，切实恰当，都还没有编次成集。去世时六十六岁。评论说：铣平生颇能识人，像吴公这样的当世贤士大夫，真正才华卓异、操守清白、行为厚重、意志坚定的人，少有可比。我曾对他说：“许友死后，不知道您是否果真如此？”除此之外，吴公也十分优厚地对待他。唉！吴公养活别人、施惠于人，恩惠广大；可是妻子儿女却不能维持朝夕生活。他从政四十年，百般劳苦、九死一生都经历过，却不能在朝廷安稳一个月。他推举后进贤士，不怕屈己下人；到死也没有听说有人报答他的恩德。孟子说：“这是命运啊。” 李默 《坦上翁传》《坦上翁传》

译坦上翁八十多岁了，常常披着粗布衣，乘一叶小舟往来于太湖之间。湖中人都不认识他。他进入郡城，便把船系在岘山隐蔽的地方。郡中大吏前往拜访邀请，也不能找到他。我从淛左辖地被召入朝，经过太湖时，寻找并遇到了他，原来是前任司空刘公麟。司空晚年居住在故鄣以南，坦上翁不知道他的姓名，便称他为坦上翁。翁字元瑞，本是安仁人。他的祖先凭武功起家，屡次调任南京广洋卫副千户，世代敦厚重德。到坦上翁时，才以经学应试，在应天府考中弘治丙辰进士。当时外戚张氏受到皇帝宠幸，十分骄横违法，台谏官弹劾他们，逮捕治罪非常急迫。坦上翁与同年归安人陆昆抗章申救，敬皇因此收敛威怒，事情不久得以解脱。他逐渐被授为刑部主事，升员外郎。凭才干被选去记录京畿囚犯的案件，上疏洗雪冤屈，数百人得以平反，连老吏也自叹不及。转任郎中，升任绍兴知府；那里是汉代刘宠的故地。他在郡中精明核实、清廉敏捷，刚满五十天，郡中的声誉便大为和谐。适逢逆瑾刘瑾恨他任知府时没有修书拜谒，便从他任郎中时的琐碎过失中搜集罪名，编成罪案。郡人争相赠送路费，翁说：“劳烦诸位了，我的治理还比不上前代刘公，哪里敢接受一文钱的馈赠？”离任后，越地人画他的像，建小刘祠祭祀他；祭文在大宗伯王公华的记文中。当时他与湖州名士吴珫、施侃、龙霓结交，于是迁居湖州。山人孙太初也因羁旅来到这里加入文社，湖中的风雅盛事被称为中兴。刘瑾被诛后，起用他为西安知府；因遭母丧离开郡治，他得到秦地百姓的拥戴，与拒绝丧葬馈赠一样受到称赞。过了一段时间服丧期满，升任陕西参政。适逢关中饥荒，敌寇多次深入，朝廷派遣贵臣督军，并准备增加赋税以筹措军费，诸司没有人敢提出异议。翁说：“靖边是为了百姓；饥荒年间增加赋税，难道内部的灾难就不应当救济吗？”使者听后神色沮丧，恰逢有人赴京陈诉，便命他与参政共同设法解决，增加赋税的议论于是停止。翁又严格核查侵吞行为，收取拖欠的边储，最终使边储没有缺乏。过了一年，升任云南按察使，以病辞官归乡。嘉靖革新政治时，起用为太仆寺卿，升副都御史，巡抚北畿；又以病请退，连续上章三四次，才获准。舆论正高度赞誉他的才干节操，又起用为大理寺卿，改任刑部右侍郎，不久升工部尚书。水衡是掌管泉货的府署，清廉高洁之士多半躲避任职。翁向吏部说明情况，把才干和廉洁的人全部选来充任属官；又请求修筑外库，清点四司财物并储藏其中，特别选定一名主事与台臣共同掌管出纳。皇帝赞许他的意见，赐库名为“节慎”。从此财物不再泛滥外流，官吏有了清廉的名声和实际，都是从翁开始的。凡工部上供之物，通常涉及内府临时征取，往往相互混杂；掌管旧制的人不肯接受，复核后翁上奏列出其中最严重的十二件事，皇帝下旨裁减。宦官因此对他切齿痛恨。适逢皇帝派近侍太监到苏州、松江督造龙袍，翁认为尚衣监本来就有固定供给，请求停止此事，皇帝认为他忤逆，敕令他解职。过了很久，又因显陵工程单薄而夺去他的官职，这是追究先前的过失。翁既然收敛德行、安然退处，更加远离世俗纷扰，乡里不再知道有这样一位大公卿。他写文章能够用冲淡雅洁的辞句，抒发瑰玮奇崛的气势；幽微的声调、浓淡相宜的色彩，都暗中与神思相会。他的书法宗法王羲之、王献之以来的传统，片纸尺牍，人们都争相珍藏。至于和人谈笑，往往说出含蓄的话而达到奇妙的趣味，即使蒙童、儒生和乡野俗人，也都乐于亲近他。早年参悟玄理，又通达天命，曾请浚州王公廷相预先为他撰写墓志。如今他的聪明、神采和容色越老越不衰，这是天性完足的缘故。只有不贪恋生命，所以能够长寿，确实如此。他心里向往楼居，却无力修筑，友人文内翰征明替他画了一幅层楼图赠给他；他常把画挂在北墙下，命名为“神楼”。宾客到来时，他便陈列名家法书和名墨供人娱乐；若谈及时事，他有时并不回答。公卿和台省官员纷纷上章推荐他，翁却不知道。平素性情清简俭约，以蔬食布衣自得；唯独侍奉继母，对异母弟凤尤其厚重有恩。他把先人的田地房产全都交给弟弟，完全不让财产丰薄牵累自己的志向。起初翁借居溧阳，我曾派门人去问候他，翁把门人领到卧室，只见四壁挂着几捆书，除此之外没有多余财物。又过了二十年，他在岘山逸老堂设宴招待我，完全没有预先准备，只临时买了一只乳羊和一些市酒；风雨萧萧，他却欣然陪我直到深夜，这才是他的真实面貌。然而考察古今那些爱惜名声、谨守操行的人，有的缺乏治事谋略；富有文采的人，有的又缺少风节。两者兼备实在困难。像翁这样的人，正是文质彬彬的君子。翁有两个儿子，长子牖、次子序能够继承家业。著有诗文、奏议共若干卷。赞曰：坦上翁从任郡守到太卿，多次弃官离去，朝廷担心他不能及时任职，便总是起用他、以高位征召他。这样，国家获得了尊重贤者的美名，士大夫受到恬退守节的激励，天下没有不歌咏赞美的。这大概是自见素、林公俊以来少有的时事。晚年遭遇龃龉，才华和抱负没有施展，难道不可惜吗！李默认为，翁的文章像公干，治理财务像士安，刚正耿介、不屈不挠像器之。至于清廉俭约、生活简素，家中没有财货积蓄，位列三公而以功名终始，这与牟、刘、祖荣有什么不同呢？世人称为“二刘”，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王维桢 《孙忠烈公传》《孙忠烈公传》

译孙忠烈公是余姚人，名燧，字德成。他为人深沉坚毅而有远大谋略，与同邑的王守仁、钱塘的胡世宁一同考中乡试。正德丙子年，孙公以都御史身份巡抚江西。适逢宁王朱宸濠反叛，孙公手持符节以死殉职，直到今天人们仍称赞他的壮烈。朱宸濠凶狠残暴，却又善于识人，喜欢惹事而不懂安定之术。有个姓李的读书人，揣知朱宸濠喜欢听什么，便编造荒诞妖言来谄媚他，朱宸濠很高兴，厚加赏赐。这个术士于是借这些话兴建阳春书院，说是用来承接王气。朱宸濠由此开始谋划反叛。朱宸濠府中的宦官刘吉是南昌人，李士实、王春，都阿谀朱宸濠，为他策划说：“大王如果想有所作为，可以先请求恢复过去被夺的护卫；试探皇上的意思，幸而获准，便有了兵力；其他事情再逐步谋划。”当时是正德甲戌年，天子宠信都督钱宁、乐官臧贤二人，他们擅权掌事。朱宸濠派人贿赂二人，二人便假传诏令，恢复了他的护卫。朱宸濠见计谋得逞，反叛的谋划更加厉害；李士实等人又说安福人刘养正有才略、懂兵法，朱宸濠便招致刘养正。刘养正更加编造妄言谄媚朱宸濠，朱宸濠大为高兴。他日夜召集刘吉、李士实、王春、刘养正四人谋划，于是招纳四方犯罪逃亡者以及勇力、才艺之士，各数千人，供给衣食，安排居处。各司中已有不少人察觉此事，但畏惧而不敢揭发。当时孙公正任河南布政使，胡世宁任江西副使。胡世宁暗中上书告发此事。朱宸濠听说后，重新派人贿赂那两个宠臣，于是陷害胡世宁，使他贬谪戍守辽东。朱宸濠害怕激起众怒，便又开设馆舍延请士人，讲授圣人之学，以表明自己能够好善礼士。关中人李梦阳，原任江西提学副使，因词赋冠绝一代而罢官，寄居大梁。朱宸濠派人请求李梦阳为阳春书院作诗，其虚饰欺诈、求取名声竟到如此地步。不久，孙公从河南调任江西，看到朱宸濠的奸谋而忧虑，便对各司进言：“如果朱宸濠发动叛乱，怎么办？”当时恰好副使许逵掌管南昌一带的事务，孙公因此很高兴，命令许逵暗中谋划，自己又向所属各地发布檄文：没有城墙的地方立即筑城，没有粮食的地方立即储粮，没有兵卫的地方选练壮丁；居处偏僻、治理遥远的地方，则上奏设置县治，以便约束。于是进贤有了城，安义设置了县，各县都有军队，军队都有军饷，全部依令办成。朱宸濠想到孙公每发布一项命令，都是在为自己准备，又想到胡世宁的前事，料定孙公一定会上奏，于是派人在要道拦截，秘密盘问来往者。因此孙公一共上奏七次，全都没有送达。奏疏大意说：朱宸濠身为藩王，亲属属于宗室，已经极富极贵，如今所作所为，我实在非常疑惑。府中使者携带重宝往来京师，脚步在道路上交错，这是什么缘故？鄱阳盗贼凌十一、闵代四、吴十三等，官吏正急迫追捕，朱宸濠却把他们藏在西山祖坟中，官吏无法捕获。藏匿盗贼究竟有什么用？镇守太监毕真原由江西调任浙江，朱宸濠赠送厚重的路费为他饯别。临别时屏退左右，秘密嘱托毕真，毕真点头答应。秘密嘱托而得到应允，又以厚礼结交，这不是藩王应有的行为。其他明显罪行很多，不一一论述。现在观察他的踪迹很可疑，我担心他日后会作乱。孙公见奏疏屡次被阻，越发害怕，估计朱宸濠早晚就要起事，于是命兵局把兵器转移到柂所，又下檄令各郡设置兵备。正德己卯年，言官上奏说朱宸濠图谋不轨。皇帝派重臣前往，准备夺回他的护卫并查办此事。朱宸濠害怕了，便召集刘吉等四人商议说：“现在使者来了，一旦审问我，事情就败露了；不如干脆反叛。”四人说：“好。”于是共同确定计策。到朱宸濠生日的第二天，镇守、巡抚及各司官员都入府赴宴道贺。朱宸濠便把盗贼军队埋伏在殿内，各司官员还没有拜完，朱宸濠挺胸抬脚，站到露台上大声说：“如今皇帝巡幸在外，太后召我监国，你们意下如何？” 孙公于是高声回答：“既然有诏书，请拿出诏书让众人看看。”朱宸濠见孙公不可动摇，平素又忌惮许公，便转而询问许公。许公说：“这怎么会有这样悖逆荒妄的话？我有一片赤诚之心，难道会跟随你反叛吗？”朱宸濠大怒，喝令盗兵把孙公、许公捆绑起来。孙公奋力推开捆绑他的人，指着朱宸濠骂道：“你这个叛贼，难道还看不见上天吗？天下没有两个太阳，我难道会有两个君主吗？我不过一死罢了，而且还要看着你这种人的势力灭亡。”朱宸濠大怒，捆绑者拿铜锤打断孙公的手臂，把孙公和许公拖到惠民门外杀害。当时一同赴宴道贺的人，有的跟从，有的沉默不语。朱宸濠立即伪授刘吉为太监、提督军务，李士实为国师，王春、刘养正都伪授为军师。派人到兵局取兵器，却一件也没有，于是搜括民间农具、炊具铸造兵器，经过二十天才完成。朱宸濠带着妃子娄氏、宫人一百多人登船，赶往南京；又留下军队守卫南昌，派亲信娄伯到棋峰招募军队，路过进贤城。进贤知县刘源清杀了娄伯；朱宸濠派去攻打安庆的先锋又未能攻下，朱宸濠十分忧虑。当时巡抚赣州的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巡视各部，途中听到变乱，便驻节吉安。王守仁发布文书传达远近，命令各地都率兵赴义。于是各郡训练士卒，一声号令便纷纷响应。过了一个月，军队聚集数万人；所经过的地方供应粮饷，从未缺乏，这都是孙公先前为此所作的准备。于是吉安太守伍文定在文山祠为孙公和许公制作木主，率领聚集的军队以文祭哭悼他们。各军都感动哭泣，随即督率军队到南昌，将朱宸濠击败。官军进入朱宸濠宫中，宫里留下的人大多自缢而死。朱宸濠驻军王家渡，听说南昌已被攻破，惆怅地说：“大事完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说着便流下泪来。官军在樵舍遇到朱宸濠，风向逆着官军，战斗不利。不久风向转顺，王守仁命令把茅草装满船只，借顺风放火。朱宸濠的士兵被烧死、淹死的不可计数。妃子娄氏投水而死。朱宸濠换船，挟持四名宫女逃走。官军追上他，朱宸濠投水，因水浅没有死，于是和宫女一起被擒。刘吉、李士实、王春、刘养正都被捆绑；凌十一、闵念四、吴十三等逃到安义。安义人把三个盗贼捆绑起来，献上俘虏。事情上报后，皇帝念朱宸濠是懿亲，不想加以诛杀，命令他自裁。凡是与朱宸濠共同谋反的人，都按罪行轻重伏法。李提学回答朱宸濠的诗中含有规劝之意，因此免罪；那些进入朱宸濠府中赴宴、默不作声而不能坚持义理的人，都减免死罪，贬谪发配。

译没过多久，毅皇帝弃世，没有来得及录用孙公。今天子即位，首先褒奖孙公，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忠烈”，下诏江西为他建立祠堂，赐额“旌忠”，与许公一同祭祀；荫封其子孙堪为锦衣卫千户，世袭。孙公的妻子杨氏被封为夫人。孙公赴江西时，没有让夫人随行。孙公战死的消息传来，杨夫人悲痛哭泣。那时天将破晓，天空忽然裂开一道明亮的光，杨夫人惊呼：“天眼打开了！”按朱宸濠被擒的日期考察，这是他被擒前一天的事。其子孙堪赤脚赶赴危难之地，到达时朱宸濠已经被擒服。孙公的棺材运到后，孙堪哭祭，又重新准备棺材收殓；打开棺材时，孙公脸色如同活着一样，奇异的香气不断从棺中升起。江西人十分惊异，认为鬼神不愿让他真正死去。起初孙公到江西时，修治官署，在深沟中得到一面古镜，镜背刻有二十四个字，文字是：“光运忠扶日月，心感天扬賏忠独难塞，天不世内靖斯以昭明。”字形笔画奇异，观看的人大多不认识。后来孙公死去，爱好古文字的人凭意推辨，才认出了其中的文字。孙公从开始做官到后来历任七职，都有很大的功德，详细记载在国史中。孙公有三个儿子，长子孙堪现在任都督佥事。次子孙墀，任尚宝卿；幼子孙升，任吏部左侍郎。三个儿子都是天下闻名的士人，难道不是上天用来报答孙氏的吗？胡世宁在朱宸濠覆灭后官复原职，最终任兵部尚书；王守仁封为新建伯。评论说：孔子不谈论鬼神，并不是没有鬼神，而是有鬼神却不谈论它们。世间传说弘治壬子年，浙江文场考试进行到半夜，场中人看见两名炼西站立的巨人，一人穿绯色衣服，一人穿绿色衣服，齐声说：“三个人很会做事了。”忽然就不见了。这一年，孙公、胡公、王公果然一同中举。后来宁王朱宸濠发动变乱，胡公揭发他的奸谋，孙公挫折他的气焰，王公平定他的祸乱，三人相继成功。两名巨人已经预先告诉了这件事，难道不是神灵吗？奇异杰出、不同寻常的人才，不可能经常出现；一旦出现，都是上天的意思。那些修明一项职务、树立一种节操的人，难道不可以称为贤者吗？他们能够扶助世道、辅佐国运，难道不是这样吗？张邦奇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公传》朱公名瑄，字廷璧，浙江鄞县人。考中进士，授任工部主事，累次升迁为河南布政使，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过了两年多，因病退休。朱公谦逊温和、谨慎恭敬，极有定见；默默观察世事，知道兴衰、灾祥都由人造成，上天的施报有远近迟速，千差万别，却没有不巧妙应验的。因此他所到之处都勉励自己守节清介，凛然不可侵犯。官至三品，连穿朱紫官服都凑不齐。家居时遇到歉收，蔬食有时也供应不上，却安然自得。都御史王璟奉命到淛东赈济饥荒，赠给他一百金，朱公拒绝不收。起初朱公督理漕运时，曾因小病躺在驿舍，对侍吏说：“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异的事？把它告诉我。”吏员说：“乡里有个陆氏，奸诈而横暴，侵占邻人郑氏的家产，夺去全部财产，拆掉他们的住宅，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宫室园囿；郑氏剩下的只有一棵好树。”陆氏晚年得子，孩子不会说话，几岁时在庭院中游玩，忽然指着那棵树说：“树啊，你还在吗？”家人大为惊讶，不久孩子又沉默不语。家人用尽各种方法诱导，始终发不出一声。稍大后，他荒淫放纵、嬉戏傲慢，没有什么坏事不做，家产耗尽后便死了。人们说：“这就是郑氏的后身。” 朱公说：“是真的吗？”吏员说：“是真的。”朱公把乡里人全都召来询问，他们也都说：“是真的。”后来朱公遇到人，便总把这件事告诉对方。六十四岁时，朱公在家中去世。赞曰：上天有明显的道理，人是能够说出来的。然而到了面对小利小害时，往往就被它们动摇，所以没有人相信这种道理。像朱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明哲之士吗？至于所说某氏是郑氏后身，并不是确实有佛教所说的轮回；大概是天道喜欢使事情回转循环，没有什么行为会永远不受报应，人不能报偿的，上天一定会补偿。像陆氏之子所说的这些话，尤其是造化神明的感应，不一定真是郑氏后身。有些人却说朱公喜欢谈怪异之事，只是不知道这其实是常理。利瓦伊桢 《张司徒家传》《张司徒家传》

译张公名孟男，字元嗣，河南中牟人。年轻时读书，寄居城外僧舍；废弃的河道干涸裸露，行旅断绝。张公常常在半夜鸡鸣时独自往来，好像有东西在前面引导他。即使遇上下雨泥泞，他的脚也不沾泥；同舍学生跟踪他，大为惊异，知道他应当像远祖一样。原来张公的先祖上溯十二代，有人在元朝任礼部尚书。张公考中进士，授任广平府推官。广平处于燕赵交界，风俗大多精悍急躁，气势强横，报仇过分直接，容易被奸吏利用，善于舞文弄法；但张公揭发案件，总能查明实情，引用法令与律文相合，一天可以结案几十起大案。老胥抱着案卷拱手站立，而他处理政务简便宽恕，从不靠锻炼罗织罪名来树立声名。广平人离任后仍争相思念他。他因治行考核列为优等，按旧例赴京；被征召者要到侍御史和御史中丞台前辞行，那里都有宴礼。交付给御史之后，与张公约定日期，天刚亮便拜见中丞，在官邸中备办宴席招待张公。等张公出来，侍御史却恼恨他误了期限，心想这个人以为早晚都要到省中供职，凭借我的推荐升迁，竟然不屑来见我。吏部铨曹将他调出后，任汉中郡丞。又升任顺天府治中，随后调任刑部尚书司员外郎；又调任礼部属官；再调任尚宝司丞、治中。他的仪仗有伍伯二人，使用朱色障泥，里面夹着牡荆，马头前有人高声唱喏。任刑部郎中时有一人，使用青色障泥。任礼部郎中时有一人，右手拿荆条，左手只拿胡床。任尚宝司丞与治中时相同，但腰带没有花饰，不能手执象牙笏板。京城人编了歌谣说：“张公三次做官，随从减去一半；做官没有厚重的行囊，腰带花饰脱落，象牙笏板不够，只能接着用竹板。”当时高文襄以阁臣身份代理冢宰，他的夫人是张公的姑母。隆庆初年，徐文贞执掌国政，与高文襄共事而不能相容。张公被召用后，高文襄颇加排斥，而奸邪小人争相出力。凡高文襄所荐进士中任六曹郎官的，约有一百多人被改任两都台省的官职；金钱在言谈中流通，罪过在掌握中形成，黑囊白简如蝉鸣般喧嚣。张公的同乡，如河内、武安一带的人，多次仗势求取权力、顾惜金钱，沿途以目示意。张公守着清闲的部门，很少与人交往；逢年过节问候姑母，夫人便由高文襄设酒，在便厅欢宴谈笑，始终不涉及其他事情。一天，高文襄问夫人：“你家尚宝司丞为什么疏远我？”夫人回答：“天下大事正掌握在您手中，您不因我的缘故亲近我的侄子，我的侄子也不敢以私事求您；我知道自己可以免祸了，应当替您祝贺。”高文襄笑着说：“你的话说得非常好。” 少司寇曹公是高文襄的姻亲，与张公志趣相同、清正高雅，对外隔绝荣誉竞争，整理朝野间的名士，当时人称他们为“中州二室”，意思是说他们正直端正、巍然自立。适逢先帝早逝，灵柩停在殡宫，太皇太后和仁圣皇太后还没有加上尊号。正值酷暑，不久三道诏旨同时下达，削除高文襄的官籍。人心震惊，门生故吏纷纷逃散。张公骑马到高文襄府邸，进入大门，没有人替他守门；进入内室，也没有人守在内室。高文襄反过衣袖擦泪，泪水沾湿了衣袍，悲叹道：“诸位大夫终究没有一个人改变我啊。我早不知道这一点，活着不能与你相见，死了也不能与你哭别。”张公安慰他说：“四时的次序，是事情成功的人退处。您作为士人已经勇敢到了极点，为什么说这种话？幸而能够退处，正足以快乐。”他拿着一篮饭和四条干肉，在郊外为高文襄饯行。高文襄下车，越过藩篱和木门，握住他的手说：“我夜里思考您的话，赞美您的行为，就像炎热时得到洗浴一样舒畅。”于是以车毡为席，以马鞍为凭几，大口吃饭后告别。江陵张居正执政，有震慑君主的威势，士大夫都对楚地人心怀疑惧。有人劝张公多次去问候他，张公不肯，说：“从前他不亲近我的亲戚，如今难道要亲近我这个被他疏远的人吗？君子以德行相同来帮助政事，不应结党来保全自己。” 我身居九卿之列，既然没有职权却还要战战兢兢，那么即使私下见他，又能说什么呢？长安城中下棋的事情，我早已习惯了。低眉顺眼、迎合权贵，现在又在哪里呢？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不必再说了。江陵也完全知道张公不结党。张公任丞四年，升为少卿；任少卿一年，升为卿；任卿三年，升为南京太仆寺卿。任少卿三年考核政绩时，有宾客说：“江陵对您并不薄，为什么要自我疏远呢？”张公说：“执政者正因为我不阿附才接见我，我怎么能辜负这份知遇呢？”后来江陵遭祸，情势比高文襄还惨烈，而张公的名声更加受人尊重。三年四次升迁，从太仆、太常、大理三卿升为少司空，职务都在南京。三年考核后，以少司空身份代理通政使事务。又过三年任少司寇，再任左司徒。过了一年任南京工部尚书，尚未赴任，又调任南京户部尚书。皇帝不上朝，朝廷内外官员的奏章大多被批示“知道了”后停止，或者留在宫中不发。张公任通政使时上疏说：“祖宗朝每日一两次临御宫门，臣在通政司每天选取重要事务，请与大臣们当面商议可否。凡臣民的奏章，紧急的应当及时裁决，缓慢的不得超过三天。又应当选取多次上奏的事项，召至御前听取旨意，再交给各司办理。”皇帝已经连续八个月不上朝了。灾异接连发生，星辰三次错乱运行，大地震动，年成歉收，百姓互相吞食，白骨堆积。臣听说，人对上天，是依靠道义接受命令；人对人，是依靠言语接受命令。不合乎道义，上天就会断绝他；不合乎言语，人们就会抛弃他。群臣长期不能见到皇上，进朝不能通达忠诚，退朝上书又被置之不理，谁还会接受命令呢？下情昏暗、上情闭塞，幽闭隔绝、郁结不通，天地也因此闭塞；如果不赶快采纳施行，就想借此消除灾异，一定不可能。近来粤地人翟绳祖等称颂前都御史李材的功劳；蔡地人喜彦科等为前任县令曹世卿申诉冤屈，却被关押在兵马司，钱袋和饮食都接济不上，没人知道还能不能活着，这损害了皇上的盛德。臣的职务在于沟通上下，责任和期望都归于此，不能不以诚恳的忠心进言；皇上稍加听取后，宦官中为人说情者却拒绝了臣，并妄加诋毁。过了一年，流言纷扰，臣闭口不言，反复沉没而不再信任，结果讽谏之声又兴起。留都赋税长期拖欠，达数万之巨，臣请求加重总督粮储的权力，考核各地优劣，据此升降官员。于是粮运接连不断，每年收入增加数倍，可以支撑七年。然而各位郎官分头征收专卖税，像蚂蚁附着腥肉一样，若要衡量丰歉、均衡劳逸、安排先后、轮流出纳钱财，就会造成不便，于是怨言纷纷。张公竭力称病辞官，披散头发居住在简陋的门第，像要终老在那里。

译朝廷内外都推举旧臣，以张公为首。五年后起用他，仍任原官；他上疏辞谢，皇帝不准。到任后，主管者报告说白银不足五万，钱财只够两个月军饷，夏季赏赐还没有计算在内。张公斟酌缓急，规定会期，权宜地调剂贸易，使有无相通。到夏季，俸禄赏赐一点也没有缺少，士兵不再高呼“庚癸”，商人也不能趁时投机牟利，收取了加倍的利息。府库仓廪都有余裕；即使岛寇传播、夷人作乱，宫殿屡遭灾害，少府、水衡临时取用，也没有缺乏。张公的长子早逝，守藏吏拿一百金来调办棺材殓葬；张公追问钱的来源，吏员说是余羡。张公悲伤地说：“怎么能因为私人的丧事而废用公帑？”这难道不是仲尼对待伯鱼的做法吗？于是拒绝接受，修建仓库，用竹席；原本应由司空支出的费用也因此节省下来。张公核查后得到赎罪金二千，修建府军左仓三座粮库，司空却不知道这件事。过了很久，司空感叹说：“廉洁却不以廉洁求名，说的就是张公了。”任职六年考核政绩，升为太子少保；他更加感奋勤勉，孜孜不倦地办理国家事务。后来生病，针对分水兑支、仓储和豁免亏折等重大利害问题，卧病在床仍拟写奏稿，因此劳累日益加重。先后五次请求退休，皇帝都下优诏慰留；最后病势危重，他仰慕史鱼以尸谏君的做法，写遗疏嘱咐儿子上奏说：“臣承受皇上的曲加私恩，越过污泥而登进，经历三朝，年过七十，朱博、翰音那样的声誉，实在令臣心中惭愧。臣本来身体瘦弱而多病，自从卧病以来，饮食受到妨碍，渐渐沉重困顿，恐怕先于犬马填入沟壑，不能把心力尽数表达出来，仰负皇上高天厚地般的恩德，死后也不能闭目。伏望陛下初年统摄天下、总理大政时，经营天地万物；政务若不是有利于百姓的，不放在心上；制度若不是旧典允许的，不向朝廷咨询；百官都能协和办理，边境也没有事故。如今却完全不是这样。臣充任地官，向天下征收的赋税十不及一，都是卖儿卖女、从百姓骨肉残余中割取出来的。臣以催征赋税为职，臣的职务没有荒废，而百姓却已经困苦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聚敛财物却使百姓困苦，虐害百姓而动摇国家。像臣这样的官员，还有什么用处呢？近来宦官四处出动，竭泽而渔般搜刮，连鸡和猪也计算征取，户口因此消亡。各位大臣用委婉含混的话纷纷充满公车，臣哪里敢再多说？臣在官位上只说本官职分内的话：天下的财物只有这些，财物的产出也只够满足正常使用。各种所谓兴利之举，难道有别的办法吗？大多只是巧言欺骗众人，多方剥取下层百姓所有的东西；百姓所有不增加，官府收取的却一天比一天多，于是不得不侵夺正常赋税；官府征收越来越多，又不得不挖空百姓的生计。百姓的生计已经枯竭，而正常赋税又不敢拖欠。这就是臣手持筹算叹息、一天也不能安心任职的原因。天下水旱灾害接连发生，京城道路上到处都是死者。皇上却正供奉珠宝，河堤修筑和防灾工程的费用每年没有一天停止。六亲不能保全，甘愿沦为盗贼。治理大业不在于兵威，而在于德泽；成就大用不在于财利权势，而在人心；弘扬大一统不在于边疆，而在于中国。西夏已经平定，缅甸酋长授首，倭寇冲破藩篱后在绝域被击败，武功可说达到极点了，却仍不足以补救中国的空虚耗损，解除万民的怨恨。国家土崩瓦解，形势十分可忧。应当广施德泽，收拢人心，增强中国，长久延续美好的国运。关键在陛下自身，不必向远处寻求。郊庙祭祀和朝讲荒废，几乎二十年了。六卿九列以及各司各府，寂静得几乎没有人办事。审讯之所长满茂草，负责进谏和守职的官员仰望屋梁叹息，流泪相对。灾气、妖异、灾祸的奏报不断上呈，史册中从未多见。陛下没有恐惧警戒的真心，也没有修身反省的实际行动，只传旨说宫中警惕戒惧，命令臣下斋戒罢了。陛下如果果真有诚心实政，就应恢复郊庙祭祀和朝讲，像初年一样寒暑不废；然后召进群臣，辨别邪正，罢黜者与众人共同决定，不再启开侥幸之路；留任者也与众人共同决定，任用他们而不增加屈抑之恨。应当为官职选择人才，不要因为某个人而废弃官职；为政事责成官员，不要因为官员而耽误政事。撤除中使，录用有旧德的臣僚，停止采办营造，打开国库以代替日常供奉。这样德泽就会流通，人心就会喜悦，田野都能成为国家的仓库，民间都能成为坚固的堡垒。隐伏的忧患和广大的祸乱，或许还有救治的希望吗？陛下圣明神武，远胜历代帝王；如果失去现在的机会而不改弦更张，等到根基枝叶一同枯败、军粮都困乏时，即使想改变策略，也来不及了。鸟将死时，鸣声悲哀；人将死时，说话往往善良。臣没有什么善言，只是悲切地鸣叫；并不是哀伤自身将死，而是替陛下抱有杞人忧天般的忧虑。伏望陛下怜悯察看。奏疏递上第二天，张公便去世了，士大夫读到他的言辞，都为之悲伤。刑部尚书赵公与诸僚属上奏说：张公清廉忠诚、节操高尚，是士大夫的表率，功业声望卓著，应当给予特别赏赐，以表彰其宏大功绩。皇帝命礼官议定礼仪，追赠太子太保，派内史主持葬祭，礼数加等。张公八岁时失去母亲，未仕时又失去父亲，因此深深含着忧痛。进入庙堂、拜谒墓地时，各种悲哀触动心绪，眼泪常常流下。他侍奉仲父、季父如同侍奉父母。居所中图书史籍积满尘土，饮食、衣服、器用都粗陋简薄，始终很少有兄弟同气的亲情。日常饮食没有特殊享受，婚姻和乡党之间的施予也各有等级。年位越高，越不改变平日的志趣。中牟县加征赋税已有几十年，物力因此凋敝疲困。张白向主管此事的官员请求免除，县里百姓欢喜得像重新活过来一样，家家都为他立祠祭祀。他从不谈论别人的短处，所奖掖提拔的才俊很多；有些士人不知道，有些知道后前来称谢，他却自称没有这回事。当年排挤张公的那个人，后来也做到了侍御史、卿贰之职；见到张公神色平静，毫无芥蒂，喜悦和惭愧交集。他曾读书读到“勤勉地治理国家，节俭地持家”，极为赞赏这句话，一生都奉行它。张公的次子孝廉张民表，富有文学才华，虚静恬淡，存心于世事之外，这是人伦中的美德。旧史官说：从前郑国和楚国交战，举国上下像发狂一样；要使郑国不能亲近，容易，要使楚国不能疏远，却很难。我做官四十年，所见世俗风气改变人的地方，大约有四端：讲理学的重视空虚无用，夸夸其谈；讲廉洁耿介的崇尚偏激矫饰；平等对待贵贱、直言正论的人，多以建言和攻击相互争竞；才思敏捷、通达事理的人，则专门从事烦琐纠缠，任意纷纷更改。张公有其中哪一种吗？司马迁称赞万石君、建陵侯、张叔等人，说他们都是长者，却批评塞侯的细巧和周文的诬谰。汉朝兴起后，削去棱角而使天下圆融，天下一天天得到教化。到了汉武帝朝，能够称说的天下长者，也只有这些人罢了。在如今这个时代，竟然还有张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张公一向喜爱《史记》，亲手抄写了好几遍，想来其中已经有很深的领会了。◆道德 陈宪章 ○陈宪章 罗伦传 △罗伦传

译我一生有一位故交，名叫罗伦，字彝正，是江西永丰人，宋代罗开礼的后代。他性情慷慨，乐于行善，从不怀疑别人会欺骗自己；遇到事情从不回避，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斥责。成化丙戌年考中进士，在朝廷策试中片刻之间写成万言，文中引用程正叔的话：“君主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执政者想删去后一句，罗伦不肯，直言的声名震动当时，考取第一名，授翰林修撰。适逢内阁大学士李贤服丧，朝廷要留他任职，台谏官都不敢议论，罗伦到他的私宅，告诉他这样做不可，李公才认为他说得对。过了几天，罗伦又上疏，详细陈述古今起复官员的不当之处，并说：“如果认为不对，就一定应当按照富弼的旧例，服满丧期；按照刘珙的旧例，他论事反复数千言，根本都在于天理人心不可磨灭。”孔子说：“不要欺骗君主，也要犯颜直谏。”罗伦认为犯颜直谏、恳切劝谏是大事，挽救时弊、推行正道是当务之急；他所承担的责任很重，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天下，所以才这样发愤进言。奏疏上奏后，他被降职，任提举泉州市舶司。罗伦虽然被逐出朝廷，士人舆论却更加尊崇他。从此天下士人争相磨炼自己；过去不肯进言、以养成忠厚自居的风气，也因此改变了。直到罗伦一生结束，台省中再没有听说有人被起复。他虽然因此为人所知，却也因此招致别人的嫉恨。第二年被召回，恢复翰林修撰一职，改任南京，不久因病辞官归乡，开门收徒，每天以注释经书为业，近十年后，死在退居的金牛山。他在世上为人所知，不过是因为文章充沛、气节奇伟、气概果敢罢了；至于他内心想做的事和力量尚未达到的地方，人们未必完全了解。他曾想仿照古代设置义田来救济族人，有人资助他堂食的钱，他谢绝不收；有人送他衣服，他在路上遇到乞丐死在那里，便立即脱下衣服覆盖尸体。客人清晨来访，他留下来置办饭食；他的妻子对儿子说：“米瓶已经空了，到邻舍去借一些。”等到生火做饭，太阳已经接近中午了，他也坦然不放在心上。他任泉州提举时，按官例应得折算柴薪的钱，有人以贫困为由欺骗他，他便放走了对方，不再追问。我曾派人去探访他，只见他在山中结茅而居，靠耕田维持生活，往来与樵夫牧人相处，仿佛无意于尘世。有时写文章抒发感慨，人们也不知道。评论说：罗伦一定是君子而不是小人，这是十分清楚的。像罗伦这样的才华，即使稍微收敛锋芒以求合于世俗，想要完全隐藏自己，难道做得到吗？他把自己所学的道理进言给皇上，世人却把他看作狂人，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孟子称豪杰之士说，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仍然会奋起。像罗伦这样的人，不就是今天所说的豪杰吗？没有前人的引导，他所树立的操守却卓然不群，没有人能够夺走。又说：罗伦的才华远大于他的志愿所能实现的程度；他那颗如青天白日般光明的心，足以称道。弘治癸丑年春三月十六日，古冈病夫陈宪章撰。◆文章 王祎 阎秀卿 王世贞 ○王祎 宋太史传 △宋太史传

译宋太史名叫宋濂，字景濂，是婺州金华人。他的祖先中有名宪的人，曾任大理丞，担任《易》学讲师，弟子多达几千人。唐武德年间，从京兆迁到吴兴；经过十四代，有名荣的人，私下谥为文通先生，通晓《尚书》《春秋》，有才华却没有得到任用。后周广顺年间，迁居义乌，隐居在覆釜山。又过了七代，到宋嘉定初年，有名栢的人，再迁到金华，居住的地方叫潜溪。又过了五代，才到了景濂这一代。景濂父祖以上世代都是优秀儒者，虽然隐居在乡里之间，名声并不显著，但诗书教化惠及的人很多。景濂在母胎中只怀了七个月，刚出生时又多病。刚满六岁，就能读古文书籍，凡是看过的立即能够背诵。他写诗歌，常有奇特的语句，拿起笔便能写成，人们对此十分惊异，称他为神童。十五六岁时，乡里有位叫张继之的长者，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天分非凡，应当让他跟随名师学习，将来一定会有成就。”于是带他进城，让他拜闻人梦吉先生为师，学习《易》《诗》《书》《春秋》，都能通晓。他学习科举文章，每次考试都名列诸生前列。他的朋友胡翰说：“科举文章不足以发挥景濂的才华，为什么不写古文呢？”于是景濂便和他一起到浦阳，跟随吴莱先生学习。吴先生经史学问极其博大，擅长写古代的章句。景濂学习了他的学问，完全领会其中的精微。时间一久，他文章的声名便显著传扬开来。景濂写文章，起初好像未经思考，实际上用意极其精密；浩浩荡荡，看不出它的边际；源源不断，不知道它的尽头；广大充沛，看不出有什么不足。当时，乡里的前辈、翰林待制柳公贯和翰林侍读学士黄公溍，都是大儒，是天下人所师法仰慕的对象。景濂又分别到他们门下，执弟子礼。两位先生都像对待朋友一样礼敬他。柳公说：“我乡的文献，浙水以东号称最为盛大。我已经老了，不能承担这件事，后来能够继承它的，希望只有景濂。凭借他超群的见识，再加上精深广博的学问，继续不断地进取，就像在大江中驾着风帆，谁能阻挡他呢？”黄公说：“我乡有了景濂，文章之道就不缺少人才了。”景濂所写的文章，大多经过两位先生的指点传授。柳公认为他的文章浑厚雄健而可喜，黄公认为他的文章雄奇华美而温和典雅。莆田人陈旅是懂得文章的名士，为他作序说：“柳公的文章，宏大郁勃而高峻凝重，如泰山上的云层层铺展、重重涌起，幽深得看不尽它的头绪；黄公的文章清丽圆润而严密贴切，举动都合乎法度，如孙武、吴起用兵，神出鬼没而队伍不乱；景濂的文章，辞韵深沉郁勃，近似柳公；体裁简洁严整，近似黄公。文章多么伟大啊，怎么能没有渊源呢？大概景濂能够兼有两位先生的长处。翰林学士承旨、庐陵人欧阳公，在辈分上高于两位先生，曾评价景濂的文章：气势韵味深沉雄健，如淮阴侯出兵，百战百胜，志气丝毫不受挫；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而行，轻快高举，不沾染尘土；辞调典雅，如殷代的卥器、周代的彝器，龙纹虽已模糊，古意却独自保存；姿态变化多端，如雨晴时登临终南山，众多山峰皱褶般排列在眼前，应接不暇。若不是才华兼具众长、见识超过千古，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他受到当时人的称许，就是如此。后来两位先生相继去世，景濂继承他们而崛起，于是以文章家的名声闻名天下。至正年间，经大臣推荐，授将仕佐郎，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他从平民进入史馆，成为太史官，这是儒者中特别的选拔。但景濂一向不喜欢做官进取，坚决推辞，不肯就任。适逢世道动乱，他更加收敛隐退，不愿在外显露，于是进入小龙门山著书。书成二十四篇，名为《龙门子凝道记》。又著有《孝经新说》《周礼集注》等书，都流传在学者之间。当初宋室南渡以后，新安朱文公、东莱吕成公同时兴起，都把弘扬圣道视为自己的责任。婺州本来是吕公倡导道学的地方，但他的学说没有广泛流传。朱氏学说传了两代，传给何基、王柏；又传给金履祥、许谦，他们都是婺州人，于是这支传承成为朱学嫡传。景濂后来通过许氏门人间接研究吕氏学说，独自想到吕氏的传承将要断绝，便奋然准备继承这门绝学。他每次和人谈起，都深深感慨，了解他的人也由此知道他的志向所在。他的根本既在圣贤之学，自我担当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景濂对于天下的书没有不读的，剖析义理精微，各家学说都能掌握其要旨。至于佛、老之学，他尤其加以研究，把其中的义理趣味仿制成经论，语言极像佛老之书，放在自己的著作中几乎无法辨别。青田人刘基说他以圣经为主、以诸子百家为奴，在驰骋文思之余，取老佛语言来作为游戏文章，好比吃饱了美味肉食后又嚼苦茶、饮茶汁。景濂身材相貌丰厚，胡须美好，但眼睛近视，丈寻之外不能辨认人的形状；然而在雪地边、月光下，却能读蝇头小字。他性情疏放旷达，不喜欢讲究整饬；宾客不来时，连续几天都不整理帽子。有时带着朋友在梅花间漫步，寻觅梅花的笑意，直到一天结束；有时独自躺在高大的树林下，看晴云落在松树顶上，看云气在岩石门扉之间出没，悠然自得。他对世俗的生产劳作等事情都无暇顾及，却特别重视人的品德；处在父子、兄弟、夫妻之间，都尽到了应尽的道义。他与人交往真诚任性，没有猜疑防备；看待人世间各种变化、诡诈和权术，恍然像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与人计较；即使被人欺骗，也不再忧虑，而别人也不忍心欺骗他。因此众人都称他为有德的君子。景濂所写的文章，另有《罗山吟藁》三卷、《潜溪内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阳人物记》五卷，有人说可以和《五代史》相比。○阎秀卿 唐伯虎传 △唐伯虎传

译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是吴县吴趋里人。他有俊逸才华，广泛学习、见识丰富，擅长写文章，尤其精通骈文和丽辞。诗歌婉转华丽，学习刘禹锡。他为人放浪不羁，志趣非常奇特，常沾沾自喜。文林，字衡山，从太仆寺卿出任温州知府，心中很不得志。唐寅写信劝慰他，文章十分奇伟。文林拿出信给刺史、新蔡人曹凤看，曹凤认为奇异，说：“这是龙门烧尾的鱼，不久就要化龙而去。”唐寅参加御史主持的考试，曹凤立即推荐他，却没有办成。唐寅乡试考中第一名。在此之前，洗马梁储校阅唐寅的试卷，感叹说：“读书人竟然有这样奇异的才华吗？”解元就在这个人身上了。梁储办完事回去，曾跟程詹事敏政饮酒；敏政当时奉诏主持会试。梁储举杯请求说：“我在南京，发现可以带来参加会试的人，唐寅是最优秀的；而且此人才能如此之高，不足以施展他的长处，只有您应当特别奖掖他。”敏政说：“我本来就听说过，唐寅是江南的奇士。”梁储又前往请求，敏政三次说：“一定要拿他的文章给我看。”梁储让唐寅准备稿子呈上，唐寅三次都迅速写成。适逢梁储奉使南行，唐寅很受感动，拿着一匹帛到敏政那里，请他写送行文章。后来唐寅被逮捕，最终也因此受到议论。唐寅罢官归乡，朝臣中有许多人为他叹息惋惜。回乡不久，他又因故与妻子离异。唐寅最初还是诸生时，曾写《怅怅诗》，恰好与这件事相合，大概是诗中的预兆。后来所作诗文多有怨恨之声，常对亲近的人说：“枯木朽株，想在当世树立功名的人遭遇这种命运。我不能约束自己，使自己建立的事业落到可悲的地步；如果没有枯朽的遭遇，又怎么会有传世的美名呢？”这好比梧桐枝头经受霜打，苟且延续又有什么意义？后来他又感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即使不能成名，也应当慷慨豪迈，怎么能反而像楚囚那样消沉？”于是画了一块石头，题字说：“江南第一风流才子。” 评论说：伯虎因为不能谨慎行事，终身坎坷失意；他想要施展于世的才华，由此可以看到了。他被逮捕的事情究竟怎样，已经无法知道；只从他的家事来看，也不能说是富足。即使事情确实如此，世上靠经营科举而得名的人很多，为什么偏偏他独自显露出来，难道不是命运吗？况且以伯虎这样的才华，即使把他置于低微之位，又有什么惭愧？只是他不能善始善终，豪杰也因此消磨殆尽了。○王世贞 李于鳞传 △李于鳞传

译李于鳞名叫李攀龙，他的家乡靠近东海，因此自号沧溟。当他的学业成就时，天下的士大夫没有不知道有李先生的；而他平日和六七位朋友相互以字相称，所以只有“于鳞”这个称呼最为著名。于鳞的祖先世代是济南历城人。他的父亲李宝凭财资侍奉德庄王，嗜酒任侠，不问家中的生产经营。后来娶张氏为继室，张氏梦见太阳进入怀中，生下了于鳞。于鳞九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张氏孤苦相依；而且连织麻纺线所得也不足以供给学费和束脩。但他从小夹着书请求增益学问，私塾老师多次为他的勤学而离席相敬。后来补为博士弟子员，与当时的左长史许邦才、少保殷士儋从小结交。晋江人王慎中来山东督学，认为于鳞的文章奇异，提拔他为诸生第一。然而于鳞越发厌恶当时老师的训诂之学，学问旁逸而出，吟咏古文；诸弟子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纷纷指着他说“狂生，狂生”。于鳞神色平静，不屑一顾，说：“我如果不狂，谁应当狂呢？”不久，他乡试考取第二名，三年后才成为进士，在吏部文选司试任。第二年因病请求归乡，过了很久病才痊愈。参加顺天府会试同考，录取的奇才很多。又过一年，授刑部广东司主事。于鳞既以古文辞在齐鲁之间崛起，意气自负，认为天下无人可比。他在官署任职而事务不多，便把各家名作都拿来阅读，认为记叙文章在东汉受到班氏限制，只能暂且取其精华。没有规矩，就不能画方画圆；模拟形象而形成变化，日日更新而日益丰富。如今《尚书》、庄子、左氏、《檀弓》《考功》以及司马氏的文章，已经有现成而斑斓的语言。法则一开始就森严存在，我采撷它们的华彩而推究它们的内里，雕琢文字形成辞句，组织辞句形成篇章，只求与古代作者相当罢了。写文章的人没有完全见过古代作者的语言，便说于鳞只凭自己的心意写作，一味追求高奇，暗中想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胜过别人，以此惊骇世人。对他的惊骇和尊崇赞赏各占一半。至于有韵的文章，人们则心悦诚服，没有谁提出异议。于鳞认为，从西汉到唐代的诗歌，各个时代都有下降，但体制并不沿袭，格调虽有变化而才华各自达到极致。因此在创作方法上不必刻意增减，却能把自己早年的天授神悟发挥到法则之外；句子可以组成篇章，篇章又可以成为句子。即使是所谓古代作者已经说过的话，也能出入于笔端而看不出痕迹；那些尚未说出的、仿佛为天地所秘藏的话，也能从胸臆中创作出来而不显得怪异。更不用说建安以后各位作者尚有未能完备的声调，于鳞能够把它们完整掌握；即使只是各自偏长而彼此不相冲突的地方，也不只是可以与之抗衡而已。于鳞任主事时，升任员外郎，后来做到山西司郎中。曹署事务逐渐繁重，他遵守法令而没有妨碍，学业却更加精进。大司寇有文章著作，常常交给于鳞，公卿之间到处传扬他的名声，但于鳞最终没有留下什么遗稿。他请求拜见，不肯以求名为目的，骑着曹署中瘦弱跛行的马回去，闭门亲手捧着一部书阅读。他的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誉、我王世贞，以及吴舍人国伦、宗考功臣，共同切磋千古文章之事；于鳞把他们都当作弟弟来对待。举行文会时，常常各自吟诗作赋，人人都自以为得意；最后于鳞说出一句话，人人便都自惭失色。于鳞一向不愿靠刀笔文章显示长处，但他审理案件却最为人称道公平。有权臣的儿子得罪边疆将领，因没有送贿赂而被权臣以法律定为死罪；于鳞在大理寺认为不可，后来那个人终于凭功名奋起，做到大将。不久于鳞出任顺德知府。有人问他治理顺德的办法，他说：“如果让我疲于奔走在道路上，办事时严厉地接待宾客，低头束带、屈膝仰视上官的脸色，然后才进言，那是我做不到的。早晨起来坐在正堂，接见属吏考核政务，延请乡中老人询问疾苦，为他们兴利除弊，就像承接飞来的蝉一样自然。”于鳞治理顺德大约一年，没有得到上级的奏报；考核时只说：“君子到了这里，我或者还没有见到。” 他给台使者上奏记，亲手删改文稿；文稿多用古文辞，只是为了使语言显得高古罢了。然而于鳞表面上清白自持，勤于处理政务要务，任职久了，政绩声誉便传遍三辅。前后慰问推荐他的人不下几十位，邻近郡县办理事务都把于鳞当作大府长官，因此得以请求退休归隐。他曾免除马牧地的税额，价值将近三千金；把永济仓的粮食留下，不运往京师，以供给戍卒；将工部供给削减到真定的十分之二；又把永年转运到沙河、邯郸交界，减轻两县负担；把郡尉署迁到巨鹿官亭，扼守盗贼出没的要道；又把巡司从黄榆岭迁到晋赵关。这些事情前后都争取办成，台使者也不把它们看作困难。于鳞又说，京师依赖东南的粮饷，却常常不能按时运到；而燕、齐、赵边境河流百里以内的地区，不应再出赋钱，都改为征收豆粟，浮船沿河运到京师，这是应对缓急的办法。当时人们很称许这些措施。任满三年，追赠父亲李宝与于鳞同等官职，母亲张氏封为太恭人。不久升任陕西按察副使，负责考察政务。于鳞说，陕西是古代西京；先朝士大夫中，北地以外的人大多表面仰慕古文辞，实际上却常常背离它，如今想以实际行动恢复本源，正有机会。不久，他的乡人殷中丞来任督抚，发檄文召于鳞为属文，于鳞不高兴地说：“副使负责督察学政，难道还要负责撰写文章吗？而且文章是可以用檄文强行召来的吗？” 适逢某地多次发生震动，他想到太恭人年老独居，于是上疏请求退休，拂袖向东归去。吏部才认可于鳞的才能，想把他留下，但估计他已经出发，没有办法，只好特意请准他告假。按照旧例，外任大臣没有获准告假的，只有于鳞和何仲默两人。于鳞归乡后，建了一座楼居住在田间，向东眺望华不注山，向西面对鲍山，说：“其他东西都不能扰乱我的眼睛。”绣衣直指巡察郡国，二千石官员屏息恭候，巷子左边交错着脱下的鞋，堆到门里；即便如此，又能把于鳞的高枕安卧怎样呢？他们离去时也没有得到他的答谢，因此于鳞获得了简朴高贵的声誉；只有两三个朋友殷勤地来往，从不间断。徐中行也罢官居家，家中常常坐满宾客；两人听说此事，都互相称快。于鳞于是依次仿作古乐府，又写了《录别》等篇以及其他作品，越写越精工，不胫而走，流传到四方。但他平日仍郁郁不乐，想起我王世贞兄弟，说：“大儿子像孔文举，小儿子像杨德祖，我难道只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吗？”而王世贞却谦抑自损，不敢以兄弟辈分自居。大司空朱衡当时巡抚，伺机接近于鳞，迫使他出仕，为他设宴，宾主极为欢畅。从此，各位推举援引于鳞的人接踵而来。今上初年大规模征召年高德重之士，于鳞又因推荐被起用，任浙江按察副使，曾掌管海道印信，核查军队实情，各项事务都办理得很妥当。

译不久升任布政司左参政，奉万寿表入京祝贺，途中改授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听说于鳞到来，击鼓欢庆；于鳞也能压低刚强的态度而变得和缓，既坚持原则又圆通处事，来拜访他的宾客渐渐多起来。不久太恭人去世，他扶柩匍匐回乡，因悲伤过度而消瘦、毁损、患病，过了很久才稍微好转；不久突然心痛，一天之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著有《白雪楼集》三十卷，流传于世。儿子李驹博学能文，有父亲的风范。王先生说：世人能够给于鳞命名，却没有谁能够真正概括于鳞。正因为他旁观千古，想凌驾其上，所以最终也不能把他的遗作全部废弃。总的说来，他那些创获的新奇语句，光明灿烂、如同高标一样显著，确实没有辜负他的才华。有人认为他的声望没有充分显达，实际地位与才华不相称，寿命又不能达到志愿，因此感到遗憾。漆园、玄亭之人，闭门著书而终身存在，寂寥如此，难道只有一个于鳞吗？假使台鼎之位足够尊重，李先生像屈原、宋玉以及两位司马那样的人，难道还会不能先得到吗？无边的见识凝结成不朽的大年，像日月运行在天空，光彩永远鲜明。唉，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皇明文征》卷六十二 ●《皇明文征》卷六十三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传二（孝烈、节烈、义烈、奇节） ◆孝烈 王叔英 刘文卿 ○王叔英 二孝子传 △二孝子传 我在人群中，常常听到孝子、慈爱兄弟、义妇的事迹，每次都不由得感动流泪，想把它们记录下来作世人的劝勉，却遗憾不能知道详细情况。洪武某年间，有兄弟两人，因为他们的长兄犯法应当处死，便各自捆绑自己，作为应受刑罚的人，到午门哀诉，愿意代替兄长去死。皇上问他们原因，两人说：“臣年幼时没有父亲，如果没有兄长，就不可能活到今天。如今兄长应当处死，臣实在不忍心看着兄长死而自己独活，所以愿意以我们两人的性命赎兄长一人的性命，只求陛下准许。”皇上怀疑他们不是真心，或者有人教他们这样说，于是准许他们代死，却告诫行刑者说：“只管试探他们，如果面有难色就杀掉；如果没有难色，就放了他们。”两人都伸长脖子等待刀刃，于是停止行刑，没有杀他们。一时之间，见到或听到此事的人无不叹息流泪。皇上极为惊叹，将要撤销他们兄长的死刑，诏令尚未下达。御史大夫陈宁却独自认为不应如此，因此最终还是杀了他们的兄长。这可以说是慈爱的弟弟。又有四位妇人。□□人的丈夫因变故获罪，临刑前告诫她说：“我死后，你还年轻而且贫困，没有什么可以守节的条件，尚且可以再嫁；但要慎重，不要嫁给军人、农夫或樵夫，或许还能相互保全。”说话时，正好到了深沟上，他对丈夫说：“你还不知道我的志向吗？” 于是她投进沟中而死。另一个妇人的丈夫临刑时，她解下头上的簪子，买来酒肉给丈夫吃，说：“我应当和你一起死。”她站在河桥上注视丈夫，丈夫死后，她立即投河自尽。还有两位妇人是妯娌，她们的丈夫兄弟因参与党事而被杀，家人和财产全被官府没收；她们则应当被发遣为官婢。两位妯娌相互说：“我们的丈夫已经死了，即使官府不再对我们施加其他侮辱，独自活着也很难，何况还会有其他侮辱呢？”于是都上吊而死。这些妇人可以说是有义气的。我想分别为她们作传，传给世人，但既不知道她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因此一直不能动笔。我一个人所听到的就有这些，那么我没有听到的事迹，哪里说得完呢？我看前代史传，寻求像这样卓绝的事迹，大概很少。难道是这样的事很多，只是也像我一样听不到详细情况，因而不能记录吗？还是当时确实很少有这种事，只是如今特别盛行呢？我无法深入辨明。不过，幸而知道了详细情况的，难道能让它们不流传吗？我在同县找到一个人，名叫陈圭；在同乡又找到一个人，名叫朱煦，都是可以记载的孝子。因此作《三孝子传》。陈圭字锡玄，是台州黄岩人。他的父亲陈叔弘与乡里许多人结有仇怨。陈圭常常劝谏父亲，后来他的仇人以赃物之事告发陈叔弘，罪当处死。陈圭把事情经过上告通政司说：“我是儿子，不能劝谏父亲，使他陷入不义，获罪当死，这是我的不孝造成的，按义理应当由我陈圭承担死罪。希望暂且赦免我的父亲，让他将来自新；如果实在不应当如此，希望通政司把这件事上报。”皇上非常高兴，说：“没想到今天竟然得到一个孝子，应当赦免他的死罪，等天下百官朝见时，宣告此事，用来劝勉天下。”不久，刑部尚书开济上奏说：“罪行有固定的刑罚，不应屈法而打开侥幸之路，请依法论处。”于是准许陈圭代替父亲去死，而把他的父亲陈叔弘谪发到云南充军。听到这件事的人都赞叹陈圭的孝心，又惋惜他的死亡。唉！陈圭的死，本来就是陈圭的志愿，对陈圭本人又有什么遗憾呢？朱煦，是台州仙居人。家世都是读书人。母亲杨氏性情严厉急躁，对待几个儿子，朱煦偶尔稍微改变脸色或语气，稍有不合她的意，就一定鞭打，直到驯服才停止。朱煦侍奉母亲，完全遵循恭敬顺从的道理。他有两个伯父，长伯父名季敬，次伯父名季诚，朱煦都善于侍奉他们。两个伯父都有美好的声望，曾称赞他说：“这个侄子真像我们的亲生儿子。”他的父亲朱季用因被推荐而任福相府知府。洪武十八年，诏令天下彻底革除本年以土官充任的有司官员，以及历年成为百姓祸害的官吏。朱季用任职才五个月，便按条例被征召入京，吏部一律依法论罪。他负责筑城，徭役繁重，赔偿严厉，每天花费钱数十缗。朱季用又患痢疾，遭受楚毒，对朱煦说：“我的财力哪里承受得了这些？我早晚要死，你不要过度忧虑，只管收拾我的尸骨回去安葬。”朱煦惶恐害怕，不敢离开父亲左右，又告诫两个弟弟熊正共同守护，不敢稍稍闭眼。朱季用因此没有死去。当时控告徭役冤枉的人很多，法令更加严厉；因控告而被谪发云南充军的已有两人，受极刑的已有四人。朱煦不顾死亡，暗中和父亲的同僚及同役者商议说：“我没有办法使父亲脱罪了，申诉与不申诉都可能死。万一父亲因申诉获免，即使我被杀死，也绝不会有丝毫遗憾。” 于是他把申诉写在通政司，通政司替他上奏皇上。皇上看到他的实情，便赦免朱季用并恢复他的官职。同时因朱煦的申诉而获免、恢复官职的共有十四人，他们都拜谢朱煦的父亲说：“若不是您有这样孝顺的儿子，我们这些人早已成为城下的死囚了。”不久朱煦感病去世，那十四个人都来哀悼吊唁。朱季用因悲伤朱煦去世，病情更加严重，也去世了。有人认为朱煦冒死使父亲获免，是幸运；又认为他们父子最终都一起死去，是命运。唉！朱煦所做的，只是知道尽到儿子的职责罢了，其他事情哪里值得计较呢？○刘文卿 王孝子俞烈妇传 △王孝子俞烈妇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