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之三十九

译所谓诉讼，就是公开申说，是用来攻击不公正之事的，人没有谁不具备这种能力。不只是人，凡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具备它。不只是有血气的生物，凡是彼此相冲突的事物没有不具备它。因此圣人观察乾卦、坎卦而给它命名为讼：天与水的方向相违，坎险在内，乾健在外，险与健相互乘凌，于是形成争讼。可见圣人已经看到了人情的变化，知道言语并不都是公正的。所以争讼开始时，可能是义气激发、智慧发挥，人与物都有这种情形；它的弊病，则是成为义的敌人、智慧的遮蔽。君子深恶它，常人不崇尚它，小人却喜欢做它，于是再没有公正的言论。凭空捏造，煽动虚假，丑恶诋毁，巧妙刺讥，颠倒黑白，混淆邪正；顺从自己欲望的人，即使跛蹇也说他贤能，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即使是伯夷、叔齐也说他污秽。它蔓延流布，没有人知道极限，大概一天比一天严重。即使有明智的人，也不能不被它迷惑。那些熟习经书、喜爱文章的人，应当痛切地断绝这种风气。然而从天下范围来看，南方的文辞胜过北方，北方的诉讼少，南方的诉讼却多。拿南方相比较，江西似乎又比各地更重文辞；各地诉讼少，而江西的诉讼确实更多。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熟习经书、喜爱文章的人，反而更善于制造口舌，更巧于揭发攻击吗？” 古人称说邹鲁的士人，坚定地守持礼法，从没有听说他们像这样败坏政事、毒害百姓。难道经书不应当学习，文章不应当喜爱吗？难道是小人鄙夫假借经书、曲解文章来掩饰自己的欺诈吗？那些学习经书、喜爱文章，最终却做出伤害义、遮蔽智慧之事的人，怎么反而不如那些愚钝朴拙的人呢？后者眼睛不接触书本，却能相信自己的天性。南海陈公梦祥由大理寺副升任江西佥事，他操守高尚，学问深厚，熟知天下事理。我在他出行时写下《原讼》来询问他，他一定能够回答我。夏良胜 原誉上 原誉下 原誉上 古代士人在天下获得声誉，说的是道德，说的是功名，这些都是盛大的声誉。如今的士人也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却没有名声呢？有人向别人称誉某个人，别人便说：“这是以道德为志向的人，是以功名为志向的人。”感到惊骇并怀疑的人，十个中有一个；反过来撇嘴讥笑说：“欺骗世人、矫饰世俗的人，一半以上都是这样。”真正坚定相信并赞同的人，几乎没有。更严重的是，以道德自负的人鄙视功名，说追逐功名是诡诈随俗；建立功名的人又把道德看作迂曲固执。因此，以道德为志向和以功名为志向的人，在当今都没有名声。可是，古人所谓道德，是可以施用于功名的道德，并不是今天所谓的道德；古人所谓功名，必定以道德为根本，并不是今天所谓的功名。古代的士人是一体的，今天的士人分成两类。分成两类便相互争斗，合为一体才守持正道。守持正道的人会得到声誉，相互争斗的人会招来议论。所以道德、功名两类士人在今天没有名声，而声誉只在古代最为盛大。唉！想让今天的士人在天下获得像古人那样的声誉吗？那么应当怎样修养自己，才能比拟古人呢？只要不责怪当今社会，而是向古人学习，就可以了。如果说违背道义来求取百姓的声誉，那么对于统治人民的君主尚且值得警戒、尚且可以斥责，何况处在君主之下的人呢？” 原誉下 声誉可以拥有吗？答：可以拥有。声誉可以没有吗？答：可以没有。声誉必定可以拥有吗？答：不一定。声誉必定不能拥有吗？答：也不一定。这是为什么呢？声誉，是超过实际的名声，接近虚浮，却又比真实更进一步、超过虚伪的称誉；关键只在那个人本身。因此，声誉最初来自别人。有人说：“这是超过实际的称誉。”如果真是超过实际，我就应当感到惭愧，只须知道一件件去做就是了。有人说：“我还没有做到，却得到这样的称誉。”那就还可以继续努力；应当思考怎样达到这种程度，然后再停止，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有人说：“只有我有这种德行，所以才称赞我。”便沾沾自喜、满足于此，那还要做什么呢？声誉本身只有一种，但得到声誉的人有三类：最高一等，是不求名声的人；其次，是喜欢名声并且凭努力成就名声的人；自矜名声而最终败坏的人，则是最低一等。不求名声的人谦逊，因此德行不断增益，哪里还需要计较声誉有无呢？喜欢名声的人能够有所成就，声誉怎么能说必定不存在呢？自矜名声的人最终败坏，声誉怎么能说必定存在呢？唉！不求名声的人，我已经不能见到；能够见到喜欢名声而努力成就的人，也就可以了。只怕自矜名声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那些称誉别人，是想使别人成器、使他趋近真实呢，还是想使他败坏、使他趋向虚伪呢？也只取决于那个人本身罢了？篇 崔铣 吕柟 方豪 崔铣 五吏篇 五吏篇 在法律条文上深文周纳、刻意炼造罪名的，是苛刻的官吏；世人却推崇他们，说是“精通法理的官吏”。修饰外表、经营名誉的，是虚伪的官吏；世人却推崇他们，说是“严明的官吏”。迎合脸色、逢迎上意的，是奸佞的官吏；世人却推崇他们，说是“恭敬谦逊的官吏”。暴力搜刮、加重征税的，是残害百姓的官吏；世人却推崇他们，说是“有功绩能干的官吏”。巧立名目征取、暗中偷取的，是贪婪的官吏；世人却推崇他们，说是“有才干的官吏”。亲近的大臣徇私偏爱他们，喜爱他们而称赞；当世君主采纳浮夸的称誉而礼遇他们，礼遇之后便加以赏赐。反过来，即使是像张季那样公平、卓茂那样真诚、延寿那样正直、阳城那样宽厚、张堪那样清廉的人，亲近的大臣徇私偏爱，厌恶他们而诋毁；当世君主被众议迷惑而抛弃他们，抛弃之后便加以惩罚。若不是耿介之士，必定会因赏赐而改变心志，因惩罚而丧失节操。这五种官吏，是政治的蛀虫，而贪婪是它们的根源。贪官并不只是为了养活自己，必定要馈赠亲近的大臣来求取声誉，于是便向豪强大户搜取，豪强大户又向小民搜取。从豪强大户那里取，十成中要拿走五成；从小民那里取，十成中要拿走七成。时间久了，财富就会耗尽。只是贪取，百姓还不害怕，所得也少，便一定要用苛刻的办法控制他们；苛刻的办法一定要有能力才能推行，便必须用虚伪来掩饰；虚伪会使百姓喧闹，也会害怕上级听见，便一定要用谄媚来取悦上级；奸佞如果不靠征收搜刮，就无法显示自己，便一定要肆意施行残害。这样之后，才可以遂行贪婪。因此，五种恶劣风气一旦盛行，官吏就不会良善；五种恶吏一旦兴起，百姓就不得安宁；想求国家长久安治，便不可能实现。吕柟 《衢州篇》，为李太守邦良所作 《衢州篇》，为李太守邦良所作

译南京礼部精膳郎中李邦良接受了出任衢州太守的任命，于是和他的同僚谈到衢州，说：“这个地方先后有四位太守，都因被人告发而离任，后来地方又变得衰弱多病，该怎么办呢？”冱野子说：“前面四位太守的离去，恐怕不全是衢州人的过错，必定是他们的心意有许多地方衢州人并不了解。邦良这次前往，能使衢州人都了解他的心意吗？了解了他的心意，百姓还不高兴的就少了，又有什么事情会使衢州难以治理呢？邦良也听说过汉代张骞探寻黄河源头的事吗？他向西到达葱岭、山星宿海，所经过的地方多有浡泥、古里、淡巴、婆罗、阿哇、忽鲁等族类；那里的人大多兽心鸟嘴，不是人所居住的地方。张骞往返数年，却从未受到伤害。又听说过夏代大禹疏导长江、汉水的事吗？他向南到达彭蠡、洞庭，所游历的地方有的险峻如岣嵝、祝融、酉阳，有的阻塞如三峿、匡庐、龙会、储潭；那些幽深之处多有神怪鬼魅，不是人能够安居的地方。大禹往来将近八年，也没有遇到祸害。大概是因为张骞的心意，人人都知道他是为了探寻黄河源头、沟通远方，并没有别的意图，所以即使虎豹犀牛骆驼也都逃避他。大禹的心意，人人都知道他是为了除去水患、使百姓安宁，并没有什么异谋，所以即使魑魅魍魉也都潜藏躲避了。假如邦良在衢州时， [缺字]他的狮橘来贿赂上官，早晨取十筐，晚上取百筥；喜爱他的藤纸而充实自己的私室，每天取十一，逐月取一万，那么他的心意确实是衢州人所不知道的，当然会有人因为橘子藤纸给得少而发怒，也会因为筐筥太大而怨恨。恐怕前面四位太守的离任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假如邦良在衢州时，看到姑篾以南，从烂柯山直到九龙、浮葢之间，凡是常山、江山一带的地区，有田数千顷；这边不治理塘圳的，就鞭打他的背，那边不修筑陂堘的，就笞打他的皮肤；正值农闲而农事兴盛的时候，没有谁能稍稍停息。太末以北，从峥嵘直到唐台、石门一带，凡是龙游、开化的田野，有桑树数万株；不浸浴蚕种的，就给他的脚加上桎梏；不置盆缫丝的，就给他的手加上手梏；正值蚕月农事紧张的时候，没有谁能稍稍偷闲。这样一来，三衢百姓无不说：“鞭打我们，并不是要虐待我们，而是希望我们有粮食吃。男子已经在田野里歌唱了；给我们加桎梏，并不是要伤害我们，而是希望我们有衣服穿。妇女已经勤劳地织布了。”那么邦良的心意，就像白日高悬天空、清流流在大地上，人人都会仰望他的照临、借取他的恩泽，难道还会有一个人不知道吗？即使鲁国公仪休、郑国子产、汉代黄霸、龚遂，也都可以同他相比，哪里还可以拿他同前面四位太守相比高下呢？况且邦良质朴正直、喜爱善行，沉心于学问而不知疲倦；他曾任职于南京礼部，遇到依法有所违背的事，也坚持据理陈说。他向我谈起这些话时，本来就已经有了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的根本心意。这些志向、心意和声誉，衢州人已经先知道了。前面所说的话，是根据邦良自己谦逊的话替他作解释。方豪 《述友篇》赠吴子 《述友篇》赠吴子 正德八年十二月辛酉日，吴子河和宋子鸿在芒坞拜见方子。方子说：“唉！一年将尽了，你来这里做什么？”吴子说：“我将要远行，冒昧请教交友之道。”方子说：“唉！豪没有值得交往的朋友，谁会同我交友呢？你来得太迟了。”吴子说：“我看先生在学问上不断进步，必定是有原因的；如今却说没有朋友，这是在欺骗我，是先生把自己藏私了。”方子说：“欺骗别人就是不忠，把自己藏私就是不能推广，豪怎么会甘心这样做呢？愿意为你说一说。从前我住在京师时，有五位朋友：爱好学问，如同被火炙烤一般迫切；游说议论，如同美人般动人；气度充实，内心安乐；一举一动都称述古人和先王，这就是黄子河清的品行。他天性聪慧，仿佛有所不足；才华修养深厚，却好像有所短缺；内心明亮，外表却仿佛昏暗；志向宏大而内心深沉，见到合乎义的事便急忙施与他人，这是万子镗的品行。他学问广博却不结党，温和恭谨而容易亲近；不迎合众人以求依附，不违背众人以求自立；不沉溺于责难，不以浅陋自辱，这是董子玘的品行。他轻视功名，以山水为乐，写文章必定以道为先，进退行止从不落后于自己的亲人和亲近之人，切切然想要继承陈氏之学，这是湛子若水的品行。他以孝友之德感化妻子，以清廉耿介取信于仆人；厌弃世俗而想要逃离，听到自己的过错便想下拜；急于解救他人的困难，替人隐瞒过失，这是郑子善夫的品行。这五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你能够同他们交友吗？”吴子说：“先生的朋友，就是天下人的朋友。天下的朋友只有先生才有能力同他们交友，我哪里敢呢？”方子说：“我同这五个人交友，并不是因为彼此相同。这五个人怜悯我与他们不同，想使我同他们相同；因为我同他们不同，他们尚且还愿意同我交友，何况是你呢？”吴子说：“我看先生几乎没有朋友了，远行还要寻求什么呢？”他拜了两拜便离开了。论一（论经、子、史） 论经 郭子章 郭子章 诗论 诗论

译我读《诗经》，从中知道孔子对鲁国的爱是多么深厚。《诗经》有风、有颂。风，是民间风俗歌谣的诗；颂，是宗庙中的乐歌，用来赞美盛大德业的形貌，并把成功告诉神明。风从《周南》《召南》开始，二南是正风；十三国的诗是变风。男女关系混乱了，鄘、卫、郑的风就发生变化；君臣关系失常了，王、豳的风就发生变化；田猎游乐荒淫了，齐风就发生变化；生活俭啬而性情偏急了，魏风就发生变化；唐风变化为忧伤；秦风变化为尚武勇猛；陈风变化为淫逸游乐、歌舞；桧风、曹风变化到极端混乱而思念治理。这就是十三国风的大概情形。鲁国难道不是列国吗？难道独独没有风吗？羽父杀害隐公，季平子驱逐昭公、哀公；姜氏与宣公淫乱，桓公庙中刻削木桶；男女和君臣之间奢侈淫乱的风气，同列国相比有什么不同？孔子执政时没有暴虐和过错，百姓还传唱衮衣章甫的歌谣，早晚议论政事，那么里巷闺房之间的讥刺歌谣，难道没有可以选择出来垂示后世、作为鉴戒的吗？可是孔子没有记录，说：‘怎么能把我们鲁国同列国并列呢？’等到《诗经》编定时，却把鲁颂的四篇列在周颂、商颂之后；即使其中有僭越礼制的《閟宫》，孔子也一定把它记录下来，说：‘我们鲁国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后代，是周公的后裔，可以同周、殷并列。’ 由此说来，鲁国并不是没有风，只是删去鲁风来替鲁国避讳；鲁国也不是独自拥有颂，只是保存鲁颂来彰显鲁国。所以说：‘齐国一变可以达到鲁国，鲁国一变可以达到道。’又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要使东方成为周。’他不愿让齐国同鲁国相提并论，而一定要把鲁国提升到周的地位。先生爱鲁国的心意是多么深厚啊！这不只是对《诗经》如此。《尚书》记载五篇誓辞，在《汤誓》《牧誓》之后，接着就是《费誓》；《春秋》记载弑君的事多次出现，到隐公、桓公之际，一处只说‘公薨’，另一处则说‘公薨于齐’。鲁国有一点善行，不一定要很大，只怕把它隐藏起来；有一点恶行，不一定要很小，只怕它不能被隐藏。圣人作为臣子，本来就是这样。宋国没有风，也同鲁国一样；宋国的颂，就是《商颂》，是宋国的颂。孔子本来就是宋国的后代，尊重尊长、亲爱亲属，道理是相同的。有人说：‘圣人作经，应当公正地面对万世，难道会偏私鲁国、宋国吗？’我说：‘孔子离开齐国时，接连行走，这是离开别国的态度；离开鲁国时却依依不舍，他说“我这是离开父母之国的态度”。同样是离开国家，却有快慢不同的态度，由此就知道圣人对鲁国没有不用深厚之情的地方。难道敢于记载淫乱、弑君的风气，来使父母之国蒙羞吗？’所以说：‘温柔敦厚，是《诗经》的教化。’ 不是圣人不能这样编次。《孟子》说：‘王者的事业衰微了，《诗经》也就衰亡；《诗经》衰亡以后，《春秋》才产生。’《诗经》尚存时，保存鲁颂来彰显鲁国；《诗经》亡佚后，作鲁国史书来继续它。孔子爱《诗经》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并把彰显和续接的功劳寄托在鲁国，这正是爱鲁国。子、史 何乔新 康海 祝允明 王道 杨慎 张时彻 薛应旗 叶向高 何乔新 《元顺帝为宋瀛国公子论》《元顺帝为宋瀛国公子论》元顺帝生于沙漠，世人都不能确知他的出身，有人认为他是宋帝昰的儿子。福建人余应有一首诗记载这件事，大意是：宋帝昰投降元朝后，世祖封他为瀛国公，让他娶公主为妻。后来因侍宴时出现奇怪的征兆，元廷嫉恨他，派他到帝师那里学习佛法，于是他居住在漠北。后来明宗逃居沙漠的行帐，恰好同瀛国公相距很近，两人结交十分亲密。一天夜里，明宗正在睡觉，听见瀛国公帐中传出笙、镛的声音，询问原因，原来是婴儿刚出生正在啼哭。明宗知道这个孩子不是寻常人，便请求把他带回去收养为儿子，这就是妥欢帖睦尔。诗中所说就是这样。考察《元史》，文宗在明宗活着时一向说太子不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命虞集等人起草诏书，告知天下和宗室诸王，这大概一定是有根据的。否则，文宗为什么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兄长的儿子，却偏偏忌恨顺帝而独独喜爱宁宗呢？相传旧事说，世祖攻取江南时，有‘水竭火生’的歌谣。大概元朝以水德称王，宋朝以火德称王，这样看来，继承奇渥温氏的其实是赵氏的遗裔。可叹世祖经过百战攻取宋朝，把它逼到钱塘，又在海上消灭它，本来想把这作为子孙后代世世代代做帝王的基业。却不知道宋朝灭亡还不到六十年，上天就让宋朝的后裔暗中篡取了元朝的统绪。这难道是人力所能[缺字]做到的吗？世上那些想要灭亡别人的国家、来使自己子孙获利的人，也可以因此反省了。康海 《诘客论》《诘客论》客人说：墨子是在悲叹丝被染色吗？丝受到染色，不过是虚伪罢了。凡是异端学说，都致力于提出危险的言论来惊吓世人。像墨子的说法这样，那么墨子自己也不能实行墨子的道理。况且墨子的衣服，难道全都是白色的吗？他的行为，难道全都符合本心吗？按照墨子的道理，就可以抛弃帽子、撕裂衣服、毁坏宫室，赤身裸体地逐露而居；如果这样做，那也只是不能实行墨子的行为罢了。这就是虚伪而已。康先生说：墨子的话确实只是虚伪罢了。然而其中本来有他的旨意。这个旨意是说：天下各种颜色并不相同，拿它在青色染料中染，就成为青色；在白色染料中染，就成为白色；在黑色、黄色、红色染料中染，就分别成为黑色、黄色和红色。因此他痛惜习染达到极端，这就是墨子的心意。如今有一个恶人，他的行为虽然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他平常的行为和言论，却常常符合圣人的旨意，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审慎地考察缘由，平日的行为已经习惯成自然。因为墨子的行为而连他的话也一并怀疑，这难道是扩大见闻、周密考察、广泛求取知识的方法吗？如今盲人、聋人，是人人都共同厌弃的；但到了他们诵诗、鼓瑟的时候，人人却争着先听。这难道是看重他们的盲和聋吗？是看重他们所诵的内容和所鼓奏的乐曲罢了。如今的学者称说古人的学术道理，有儒、墨之分；墨家的道理虽然不可取，却仍然同儒家并称。譬如饮泉水，虽然没有喝到源头，也已经足以解渴了。况且你认为墨子是贤人还是恶人呢？如果认为他是恶人，那么他的话有时也不可以抛弃；如果认为他是贤人，那么他的话当然不比聋人、盲人所讲的东西低贱。聋人、盲人所讲的东西，世人尚且认为珍贵而听取，那么我所看重的墨子之言，难道不更胜过世人所看重的聋人、盲人所讲的东西吗？祝允明 《元臣论》《元臣论》

译君臣的名分，也要经过审察才能确定；确定以后，才可以决定给予或剥夺。天下之中的后世君主和天下之中的臣子，按正道侍奉君主的，是大臣；能够建立功业的，是良臣；能够办理事务的，是具臣；触犯法纪的，是螟虫；辅佐奸邪的，是贼；颠倒礼冠、违逆君上的，是逆臣。难道一定要等到《春秋》才来褒贬他们吗？至于环海边远之地的后裔、同禽兽相邻的族类，只是稍微建立起像人的行为罢了。他们彼此结成团体，跟随其中的首领，如蜂蚁般来去，如獍枭般凶恶，我们有什么可计较的呢？如今他们脱离自己的巢穴，冲入我们的明堂，蔑视污辱我们的法度礼器，任意玩弄我们的福威，戏侮天地，颠倒皇极，自称为君；这是谁的君主呢？大地之中由一个君主统治，有君主以后才有臣，有臣以后才有民，有民以后才有万物，有万物以后才有夷狄。由君主到万物，是同一元气所形成的，只是有高低，并不是不同的本体。那些夷狄，是元气中的污浊之物，哪里只是遥远而已，根本也不是同类。甲氏的奴仆逃走而侍奉乙氏，官府依法处理，尚且应当把他追回。甲氏那样的非我族类，奔跑跳跃、振翅飞翔，偶然停留在堂屋寝室，不能立即消灭他，反而还要礼待他，难道不是疯子吗？我依法夺回他，他还有什么话可说？有人说：古代君子，有的以周王使者的身份出仕列国。我说：夷狄不是诸侯。有人说：有的出仕于邻近地区。我说：夏、夷并不是楚、晋。否则，夏人全都成了夷人。有人说：如今的情形可以看清楚了吗？把蒸妣嫂安置在宫室中，让后妃乘坐齐整的车、穿着齐整的服饰，果真就不是夷人了吗？那些吃着中原粮食的人，不过替他们管理仓库、粮廪和刑法，像狗鼠一样做小吏，只有五百人罢了。即使给他们穿上黼黻礼服，涂饰在犬羊皮衣上，我也不知道那还有什么保存华夏文饰的作用。孔子说：‘夷狄有君主，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以夷狄为君、以华夏人为臣，这究竟应当说是华夏有君，还是夷狄有君？衡澄的学问，集俯的文章，秉忠天生的资质，以及枢默、盘燧一类人的功勋，守敬的方法，说到名垂后世是可以的；若说是名臣，我不敢这样说。王道 《元论》《元论》

译元朝拥有天下，大体同拓跋氏相似；它的君臣贤能程度，也正相当。北魏的国运稍长，却没能统一天下；元朝能够成就统一的盛业，但享有国祚又稍短一些。凡是这种事情，君子所说的都是天意，并非人力能够做到的。有人说：天地划定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圣人严格辨明华夏与夷狄的区别，怎么肯让夷狄做中华的君主呢？拓跋氏、蒙古的事情，是天地翻覆的异常变化。回答说：这是不懂天道。天道是道理相同而分际各异。知道道理相同，所以能够行仁；知道分际各异，所以能够行义。划定界限、严格区分，使各自安处于自己的位置，是分际的不同，是义；让万物共同生长、共同养育，对任何一方都不偏爱或厌弃，是道理相同，是仁。这两者本来就是并行而不相违背的。况且之所以划定界限、严格区分，是因为有华夏也有夷狄，是要让华夏成为华夏、夷狄成为夷狄。假如中华没有君主，或者虽有君主却失去了做君主的道理，而夷狄中恰好有卓越杰出的人，足以整治统领万物、代替天子养育百姓，并且出生在这个时代，那么上天就应当推举他为皇帝。怀抱把百姓当作父母来爱护的心意，又为什么要在华夷之间有所偏爱或厌弃呢？难道一定要扶助这一方而压抑那一方吗？譬如人家的嫡子不肖，不能承担家业，而庶子中恰好有贤能之人可以继承先志、继续事业，作为父亲，将把家业托付给谁呢？宋朝自徽宗、钦宗不行正道，崇信奸邪，囚禁奴役正直之士，招致祸乱、开启争端，以至自身受辱、国家灭亡，已经不足以做中华的君主了。但中华百姓却不曾因此抛弃它。南渡以后，父老盼望宋朝的旌旗，如同盼望云霓；士女思念宋朝的抚慰安定，如同思念父母。然而高宗漠然不顾，反而不断向南逃走，杀害忠良来满足仇敌的心愿，甘心屈服来挫伤遗民的志气。他不但不能做中华的君主，而且自己断绝了同中华之人的关系。断绝别人的人，别人也会断绝他；被人断绝的人，上天也会断绝他。这是理势的自然结果。当时，上天皇帝正在寻求民众的主人，如果有人能够救济世道、安定百姓，使天下的动乱稍稍平息，那么上天一定会任命他。又何必拘泥于华夷之辨呢？何况元朝拥有中华，是从金朝和夷狄手中取得的，并不是从宋朝手中取得的。元朝统治中华，是采用夏制而改变夷俗，并不是以夷狄之道扰乱华夏。它建国立制的详细情形、爱护百姓的真切实情，都记载在史册中，清楚可考。忠厚而有恕道的君子平心静气地看这件事，取舍的标准就完全确定了。况且一个爵位、一个等级，是极其卑微的区分；一饮一啄，是极其微小的恩惠。如果不是这个人应当拥有的东西，有人劳碌终身最终也得不到，何况尊贵到做天子、富有天下，传了十四五代，享有国运一百六七十年；如果不是上天的命令，凭什么能够这样呢？可是有人竟斥责元朝为夷狄，说这是天地翻覆，认为君子不应在元朝任职，认为臣僚不得尽心侍奉所事的君主，这实在是荒谬极了。这难道能算是懂得天道吗？《诗经》说：‘整个天下，没有一处不是王土；凡是土地边界之内，没有一个不是王臣。’上天既然把中原百姓交给元朝，也把那片疆土交给元人了。在这个时候，不必只有在元朝廷任职才算臣民；凡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享用这里物产的人，都无法逃脱天地之间的臣民身份。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那么生在这个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百姓，又将到哪里去呢？这也实在太不通了！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元朝享有国运应当同汉、唐一样长久，最终却不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正可以看出天地不偏爱也不厌弃的心意，以及天下道理相同而分际各异的原则。’中华没有君主，不得已而让夷人中的贤者来统治它，就像庶子代替嫡子，是权宜之道。经过很长时间，嫡子又生了儿子，儿子长大而且贤能，那么祖先传下来的爵位和财产，作为庶子怎么能长期借用而不归还呢？宋、金末年，天下动乱到了极点，中原的圣人尚未出生，而夷狄中的贤者偶然出现，上天本来就是不得已才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的太祖，是天地重新统一、贞元重新会合时笃生的继承天命、建立皇极的嫡圣。他广大地承受天命，来安抚四方华夏，兵锋所到之处，势如破竹。至正年间的君主不敢奋力抵抗，浴血作战而开城门，连夜逃走，这怎么知道不是冥冥之中另有力量暗中为太祖开启道路呢？太祖承认他知晓天命，给他上谥号为“顺正”，就是因为这个。既然他离去时，是因为中原已有君主，顺从天命而离开；那么他到来时，必定是因为中原没有君主，承受天命而来。由此看来，上天为百姓立君，在没有偏私的心意中，也包含着有所区别的意思，这是仁德的极致、义理的完备。所以说：‘这正可以看出天地不偏爱也不厌弃的心意，以及天下道理相同而分际各异的原则。’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竟认为这是天地翻覆的异常变化，一定要诬蔑斥责、拒不承认，其见识和气量未免太狭隘了吧！只有圣人能够通达天德；我圣祖的见解，是万世臣子所应当遵循的。唉，这道理真是广大而宏大啊！杨慎 《二伯论上》《二伯论下》《二伯论上》

译杨子说：世俗儒者多称五霸，实在泛滥了。我只看见其中两位，没有看见所谓五位。把五霸并称，桓公、文公的意义就被说得荒远了。霸主究竟是做什么的呢？就是在中原受到四夷侵凌之时，能够联合诸侯、共同会盟，来效力于国家、巩固屏障，这才是知道如何取得霸业。因此，符合这个标准的，桓公是第一位，是霸主中的雄杰；文公继起，是桓公的匹敌。再没有第三个能同他们相比的了。那秦、宋、楚又算什么呢？秦，是名不副实的霸主；宋，是被俘辱的霸主；楚，是侵害中原的寇敌。既然是谬、虏、寇，哪里还有什么霸主可言？自己认为是霸主，是不明白；别人跟着称它为霸主，只是在追逐声名。况且说秦穆公有什么功业而成为霸主呢？有人说：‘他三次安置晋国君主，不算功业吗？’杨子说：‘这就像狐狸埋下东西又由狐狸自己挖出来一样，哪里谈得上安置呢？’有人说：‘惠公、怀公失去了君位，重耳得到了君位，为什么不能说是安置呢？’我说：‘君子所谓安置，是为了结束动乱；上策是先纠正它，其次是安定它，最下策才是侥幸利用它。秦国安置晋国，不过是利用侥幸罢了。况且它不先安置重耳，却先安置惠公、怀公，使晋国的动乱从一年多延续到超过六个闰月。假如秦穆公死在惠公、怀公之前，那么还有谁来安置？否则，如果重耳死在秦穆公之前，又想安置谁呢？’ 这样一来，晋国的动乱终究不会停止。重耳即位，是天意，不是秦国的功劳。有人说：‘《秦誓》这篇书，孔子为什么要记录呢？’我说：‘秦穆公只是在一时之间口头悔过，内心却终身继续做错事。孔子把它记录在《尚书》中，是惋惜他违背百里奚而任用孟明，并不是取法赞美他。君子悔过，是从内心质实地改变；小人悔过，只停留在文饰。秦穆公的悔过只是表面文饰，所以把它作为《尚书》的结尾，是为了感慨世道变化，大概也是伤痛它。’《尚书》的《秦誓》，就像《诗经》的《黄鸟》，都是讽刺，不是赞美。如果把《秦誓》看作赞美之作，那么《黄鸟》也算赞美吗？有人说：‘安置惠公、怀公，是公子挚的谋划；任用孟明，是公孙枝的主张；让三位良臣殉葬，是康公的决定。’我说：‘公子挚只是谋划，实际是秦穆公听从了他，这叫穆公听信错误；公孙枝只是举荐，实际是穆公任用了他，这叫穆公任用错误；康公只是承接旧事，实际是穆公下令，这叫穆公命令错误。这三种错误也很大，死后谥为“缪”，确实合适。所以我说：秦是名不副实的霸主。宋襄公起初求取霸业，一次会盟就虐待两个国家的君主，这是像酗酒者一样凶暴易怒；一次作战就在盂地被俘，这是像婴儿徒手抗拒猛虎；再次作战在泓水被打败，以至于丧命，这是像鸡蛋碰石头。这样的人只是受辱之人、被夷狄俘获之人，怎么可以同齐桓公、晋文公一起享用俎豆祭祀呢？所以我说：宋是被俘辱的霸主。所谓霸主，就是抵御夷狄的人。楚庄王本人就是夷狄一类的人，这正是宋高宗所要讨伐、周公所要抵御的对象，怎么可以把他列入霸主呢？何况他又依仗像蛇猪一样的蛮力，凶狠残暴，是水草般逐利的本性。圣人难道会因为他是霸主而承认他吗？如果因为他强大就承认他，那么夫差是秦霸主的后裔，勾践是大禹的后裔，却尚且不承认他们，难道会因为霸业而承认楚庄王吗？所以说：楚是侵害中原的寇敌。唉，评价《春秋》中的时代，只要考察孔子的裁断就够了。孔子说：‘《春秋》所记的事业，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称赞管仲说：‘如果说仁，大概就是这样仁，大概就是这样仁。’又说：‘齐桓公行事正而不诡诈，晋文公诡诈而不正。’再往下就没有讥评了。所以我说：桓公是第一位，是霸主中的雄杰；文公继起，是桓公的匹敌。再没有第三个能同他们相比的了。《二伯论下》

译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五霸并称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说：‘始于战国时代。战国的士人用来鼓噪、劝说他们君主的，不过是霸业罢了。他们说桓公、文公的地位太高，难以企及，于是就降低标准而把秦、宋、楚也列入其中，说缪公也可以称霸，被俘者也可以称霸，寇敌也可以称霸。这种说法当时盛行，后来就一直没有改变。’有人说：‘称秦为霸主，是孟子和左氏的说法；称宋为霸主，是《公羊传》的说法；称楚为霸主，又是左氏的说法。三人的话难道不可信吗？’我说：‘孟子是激愤之辞，左氏是虚诬之辞，公羊是偏颇之辞。孟子曾称赞百里奚说：“秦穆公任用他，就成为霸主了。”又说：“他辅佐秦国，使秦君显名于天下。”又说：“孔子的门徒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事业的人。”又说：“管仲是曾西都不愿做的人，你却希望我愿意做吗？况且桓公、文公的事业都不值得称道，秦穆公反而可以称道吗？管仲尚且不值得做，百里奚反而可以效法吗？”我曾经考究过他的说法：有时有人用霸主之说压倒自己，所以贬低管仲来拒绝他；有时有人用游说之辞压倒自己，所以又抬高百里奚来压制他。’ 他也不想想，秦国对百里奚什么时候完全听从过他的意见呢？秦国什么时候真的称霸过？秦君什么时候真的显名于天下呢？所以说，孟子是激愤之辞。左氏对百里奚像遗忘一样，对孟明却赞誉不已；孟明归来后被拘捕，左氏就说：‘不能因为一次过失遮蔽大的德行。’又说：‘孟明如今已经有德行了。’焚烧船只后就说：‘于是秦国称霸西戎，是因为任用了孟明。’孟明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违背父亲、误导君主；百里奚不能[字义不明]而生下这样不肖的儿子；秦穆公不幸而蓄养了这样不善的臣子，千里远征袭击强大的贼敌，临阵却被擒获，这是终身的耻辱。焚舟之后，晋国只是不再出兵，秦国并没有比晋国增加多少力量。把晋军尸体封存后带回去，对已经失败得一塌糊涂的战局有什么挽救呢？说他有德，是什么德？说他有念，念的又是什么？西戎一向臣服于秦，难道是因为封存尸体才称霸的吗？左氏的笔法在这里就偏曲了。舍弃他的父亲而称赞他的儿子，掩盖正确之处而粉饰错误之处，后人又沉溺于文章而相信这些事情，实在不可取！所以说，左氏是虚诬之辞。公羊放言说：‘不先击鼓就不排成阵势，不擒获头发斑白的人，即使是周文王的军队也不过如此。’君子没有时间责备他所说的严重错误，只是赞许宋襄公，却遗憾他轻慢了文王。如今一块玉石，却同滚动的石丸一起奔流，不顾自身安危，把石头垫在身下而用丝绵包裹；连小孩子都知道要笑话这种行为，那么公羊就是不出门户的浅陋儒生，他的见识鄙陋，言论鲁莽，所以说，公羊是偏颇之辞。邲地的一场战役，左氏借楚庄王之名铺陈，洋洋洒洒写了千言，气势充沛仿佛绰绰有余；楚庄王既是夷狄又鄙陋，而且正临阵作战，却引用三首诗，援引七种德行。像横捧经书讲学的儒生一样，他的虚诬也就可知了。我已经不再责备他了。有人说：‘既然如此，你把秦穆公的谥号说成“缪”，为什么呢？’我说：‘你没有看谥法吗？名声同实际不相符合，叫作“缪”；施布德行、执守义理，叫作“穆”。这两者截然不同。古代得到这两种谥号的，有秦国和鲁国。学者因为秦国霸主、鲁公尊贤，就都把“缪”改读为“穆”，却不想想秦穆公最终违背蹇叔，鲁公只是徒然尊崇子思，这正是名实相违最大的例子。称“缪”难道不合适吗？’有人说：‘有证据吗？’我说：‘有。墨家弟子缠子佑鬼神，并引用秦缪公被上帝赐予九十年寿命的故事；儒者董无心以秦缪公、晋文公的事诘难他。并且说：’“缪”是错误、混乱的名称；“文”是德惠的表彰。有错误混乱行为的人，上天反而赐给他长寿；有德惠表彰的人，上天反而夺去他的性命吗？’《史记·蒙恬传》说：‘从前秦国杀害三位良臣使他们殉死，又把罪过归给百里奚而其实并不是他的罪，所以给秦穆公立谥号叫“缪”。’古代可以作为证据的，就是这些。我的话难道没有根据吗？张时彻 《宋太祖论》《卢怀慎郑綮论》《宋太祖论》我考察李汉超、郭进的传记，才知道宋太祖确实善于任用和驾驭将领。李汉超镇守关南时，有人告发他强行把自己的女儿夺来做妾，又借钱不还。宋太祖责问那人说：‘你的女儿可以嫁给什么人？’那人说：‘农家。’又问：‘汉超没有到关南时，契丹怎么样？’那人说：‘每年都苦于他们的侵扰掳掠。’宋太祖说：‘汉超是我的贵臣，你的女儿做他的妾，难道不仍然胜过做农妇吗？假如汉超不镇守关南，你还能保住你家所有的财产吗？’责备那人后把他遣走，又秘密告诫汉超说：‘赶快把女儿和借款都还给他，朕暂且宽赦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郭进镇守西山时，有人到朝廷诬告郭进。宋太祖查问得知他的情状，对左右说：‘他自己有过错，害怕受罚，所以诬告郭进来求得免罪。’便派使者送信给郭进，命令他杀掉此人。郭进却命令这个人立功，并推荐他，使他得到升职。两人都感激宋太祖，后来都能成为边疆的屏障，成为当时的名将。大概君主能够用赤诚之心驾驭臣下，而臣下不以死报答君主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史书称宋太祖命令将领镇守四方边地，对他们留在京师的族人抚恤优厚；郡中专卖专税的利益，全都交给将领，用来资助他们贸易；免除他们经过各地的征税，允许他们招募亡命之徒作为爪牙；凡是军中的事务，都任凭将领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由此边臣资财丰厚，能够豢养死士，让他们充当间谍，洞悉敌情；等敌人入侵时，便设下埋伏加以袭击，多次取得胜利，二十年间没有西北方面的忧患。任命将领、出动军队，廓清平定天下，所向都能实现志愿，靠的就是这种方法。后世不了解这个道理，只要专擅征收赋税就要治罪，擅自决定生杀就要治罪，私自开放关市就要治罪，收支不明就要治罪；处处用法律条文加以束缚，使他们连一点才干都不能施展，这就像捆住右臂却让人去战斗一样，平庸的将领怎么能够取胜呢？唉！拥有国家的人，如果不用宋太祖驾驭将领的方法来驾驭镇守边疆的臣子，我还没有见过他能取得成功的。《卢怀慎郑綮论》

译卢怀慎推让宰相职位给姚崇，人们称他为“伴食宰相”。郑綮对任命自己为平章政事感到惊诧，自称“歇后宰相”。一个因为让位给贤能者而受到讥笑，一个因为回避权位而自我贬低，评论者于是因此轻视他们。如今考察卢怀慎的事迹：他年轻时就喜爱清静自守，长大后享有美好的声誉；当时政事的疏议，可以同极有见地的言论相比；临终前的奏表，不同于用尸体进谏。他不经营产业，不蓄积金玉，也没有华美文绮的装饰；所得俸禄和赏赐，总是分送给亲戚故旧。到了患病时，他对宋璟所说的话，大概确实是国家的蓍龟。至于他推让姚崇，也如同子皮侍奉子产、曹参遵循萧何的遗意一样。难道能因此认为他没有才能吗？当时姚崇依仗才智、专擅权力，倾险机巧、自以为是；凡是稍有触犯他的人，几乎都被排斥黜退，但他最终也没有加害卢怀慎。这难道不是盛大德行所造成的吗？张氏称他为忠诚清廉、持守正道，始终不亏，确实如此。至于郑綮任庐州刺史时，移檄黄巢，黄巢没有侵犯庐州境内；他把钱财寄存在官库，盗贼不敢侵犯。后来他阻止杜弘徽同自己一同居于禁近之地，意见不被采纳，便称病辞官。听到朝政有违失和缺漏，常常触犯忌讳上章论列。既已经触怒执政者而被调任散秩，不久又因伸张公议而任常侍。考察他的风骨节操，他决不是庸庸碌碌的人。他用诙谐的言辞讥刺时事，大概也是因为愤恨世道、憎恶奸邪而发的言论。正值天下动荡之时，却受到任命为宰相的诏命，他谦让而不接受，又有什么可责怪他自我贬低的呢？入朝任职以后，他刚正地守持道义，才过了三个月，就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他难以出仕、容易退处的节操，同那些依仗宠幸、贪持俸禄的人相距太远了。史家惯常把张浚、朱朴说成晚唐末年的台臣妖孽，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薛应旗 《武帝论》《石奢论》《武帝论》战争，是先王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既然不得已而使用，那么君王能够停止却不停止，就会亡国；不得已而停止，就会衰弱。衰弱了就会陷入困窘，困窘了就会削弱国力；削弱以后，虽然还没有立即灭亡，灭亡的形势已经显现，最终也一定会灭亡罢了。所以说，家庭中不能废弃教诲和责打，国家中不能废除刑罚，天下不能停止诛伐，这确实是有道理的。汉武帝用兵，是能够停止却不停止，还是不得已而使用呢？我曾经考察汉代的情形：国势虽然已经安定，边远的戎族却日益强盛。汉高帝被围困在白登，吕后又收到匈奴蛮横悖逆的书信。汉文帝时，匈奴又侵犯上郡，进入萧关，杀死都尉和候骑，直到雍、甘泉。当时每年送去金帛，动辄还要割让子女，难道是乐意同犬羊之族结交友好吗？实在是因为天下刚刚脱离水深火热，物力还不充足，只能委曲迁延，慢慢观察形势是否有可为。到了汉武帝时，经过汉文帝的爱护休养，粮仓中的粮食陈积，钱串朽坏，将领勇猛、士兵强健，而匈奴又多次侵犯边境。今天进入上谷，明天侵犯雁门；今天杀郡守，明天杀都尉。一年之中，烽火、杀掠的警报没有一天停止。这时如果还不大力张扬国威，兴起问罪之师，就会天天向他们显示软弱，而豺狼般贪得无厌的要求，必将给后世带来更大的祸患。这正是夷夏盛衰消长的关键，也是汉家安危相互转化的时机。武帝于是下诏命公卿广泛讨论，及时任命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贺等人，都按照各自的才能任用。征伐从四面展开，所向都取得成功。从此匈奴远远逃遁，氐羌、昆明、南越和百蛮都向往汉朝风化、归附入塞，以至于漠南没有了匈奴王庭，历代的耻辱也得以洗雪，中原的威势日益壮大。即使到了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单于、乌孙仍然叩头来朝。延续到光武帝初即位时，还能关闭关隘来拒绝西域，这些都说明汉武帝曾经震慑了他们。世俗儒者只看到武帝登封、巡幸的举动和柏梁台、承露盘一类的作品，纷纷议论不止，于是连同他的征伐也一起说成穷兵黩武，把他同秦始皇并称为暴君，这也过分了。假如他的用兵果真不合人心，像秦始皇那样穷兵黩武，那么即使有轮台悔过、秋风悲歌，难道能够避免灭亡吗？唉！我由此想到宋真宗澶渊之战，遗憾他不能一举决战，终于导致后代播迁流离，而后来翻山渡海，这件事实在是由此开始的。《石奢论》石奢，是楚昭王的相。他刚强正直、廉洁公正，从不阿谀回避。他巡视县邑时，路上遇到追捕杀人犯的人，才知道那人是自己的父亲。他放走父亲，回来后把自己捆绑起来。又派人向楚昭王禀报说：“杀人者是臣的父亲。若因父亲而立政，便是不孝；废弃法令、放纵罪犯，便是不忠。臣的罪应当处死。”楚昭王说：“你追赶而没有追上，不应当认罪伏法，你还是去处理政事吧。”石奢说：“不偏私父亲，就不是孝子；不奉行王法，就不是忠臣。大王赦免臣的罪，是君上的恩惠；伏法而死，是臣的职责。”于是他因不接受王命而自刎身亡。薛子说：“杀人并不像偷羊那样的小事，把这件事说出来是可以的；偷偷背负父亲逃走，不说出来也是可以的。既然说出此事而大王又赦免了他的罪，这样就应当欣然接受。何必要自□呢？难道要给父母留下一个恶名吗？” 叶向高 宋论 宋论

译天下的祸患，没有比臣下争求胜过对方更大的了。臣下有邪有正，有君子有小人，这是唐虞三代也不能避免的。他们的进退、任用和弃置，彼此争胜负，也是形势使然，尚未造成大害。只有君子被任用时，专门揭发小人的作为；小人被任用时，专门揭发君子的作为，各自执着于取胜，内心只求一逞快意，甚至根据臣下的意向来处理国家政事。君主却浑浑然不能自主，最终君子不能取胜，小人的祸害便更加猛烈了。宋朝最强盛的时候，是祥符、庆历年间；那时君子和小人也一起进退，却没有损害治理，这是因为政事出自朝廷，臣下的去留不能有很大的变更。自元佑年间诸位君子掌权以来，把熙丰年间的法令全部改掉；这一激变为绍圣年间，于是小人取胜；反转为元符年间，君子略胜；又激变为崇宁年间，小人取得大胜。他们每次取胜，必定把对方的人全部排除，把对方的政事全部推翻；即使改朝换代、发生革命，也没有这样严重。国家赖以治乱安危的纪纲法度，竟任由他们播弄翻覆，亡国的形势已经显现了。这样怎能不发生靖康之祸呢？到了南渡以后，君子和小人又把是否采用和议作为胜负的标准。君子被任用，就一定不赞成和议；小人被任用，就一定赞成和议。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君主却不寻求统一的主张，反而让臣下轮流掌握这种权力，像下棋一样，转眼之间便更换了几局，难道不被敌人讥笑吗？子弟意见不合，僮仆相互争吵，本是人家常有的事情。做家主的如果不分辨是非，只听信掌管门户钥匙的人，天天把家政拿来反复更改，又哪有不败亡的家庭呢？绍圣、崇宁年间的事情，姑且不论元佑年间已经如此：新法确实不能不改变，然而改弦更张过于急迫，除去弊恶过于严酷，追求名声又过于彻底，以致小人耿耿积愤，伺机窥视其旁，于是祸患便同宋朝相始终。自古以来，君子受小人迫害，还没有像这样惨烈的。夬卦说去除小人要有诚信，却号称其中有危险；革卦上六说小人只是改变表面，出征则凶。君子想要有所改革、去除小人，困难就是这样。如今正处在夬卦所说的时势，却忘记“有厉”的警戒，实行革卦之事，冒着“征凶”的危险；立意虽然正，行事虽然善，最终却被小人反咬，这也不过是轻率求胜的过错罢了。后世的君子，不要轻率地求胜于小人，以致把祸患转移到天下国家而无法挽救，那么宋朝的事情就可以作为鉴戒了。皇明文征卷四十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 论二（论治、论边、感时、数学） 论治 方孝孺 刘玉 皇甫汸 高岱 高拱 郭子章 方孝孺 治要 官政 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