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四十

译没有法令就不足以治理天下，但天下也不是仅凭法令所能治理的。古代圣人知道百姓不可以用威势强行制服，于是把革除奸邪、铲除暴行的意图寄寓在宽缓而不急切的措施中，使百姓在其中从容谦让，无不战战兢兢地怀有自重知耻之心。他们还没有看见刑具和斧钺便畏惧威严，还没有看见审讯便远离罪恶，在乡里田野之间默默修养、暗暗改过，就好像有人亲临那里督责他们一样；他们哪里是只依靠区区法令呢？法令的作用浅显而容易知道，百姓的情性却深隐诡谲而难以测度。用难以测度的情性去面对容易知晓的法令，法令已经穷尽而百姓的变化却没有停止，没有人不暗中讥笑、诽谤它。善于运用法令的人，应当使百姓听说法令不可触犯，却不使百姓直接知道法令果真有多么可怕。人敬畏上天、畏惧天帝，是因为不曾亲身遭受天诛；遭受诛杀之后，必定不能再生。假如鬼神来到人的庭院，揪住人便打，那么愚夫鄙妇就会拿棍子追打它们了，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想使人重视法令、避免再犯吗？关键在于法令不可轻易使用。对于违法的百姓，如果我把杀戮看得很轻而频繁使用，他们就会轻视我的杀戮而屡次犯法；如果我把鞭打辱骂看作极大的耻辱，郑重地施行，他们也会认为鞭打辱骂足以使人羞耻，因而畏惧躲避。〔原文作“犬得其要术者”，疑为讹字〕掌握这种要领的人，能够使百姓把鞭打辱骂看得如同杀戮；不掌握这种要领的人，即使在市中接连刑罚罪人，人们仍然谈笑自若，犯法也不会因此稍微减少。人唯独把死亡看得极其严重，所以才懂得珍惜生命，懂得生命的快乐。因此，凡是会损害身体、败坏名声的事情，都会谨慎戒惧而不去做。假如人人都不爱惜死亡，便会纷纷放纵，冲出法令之外，奔赴死亡而毫不顾惜；即使有法令，又怎么足以制止他们呢？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百姓畏惧我的法令，而依靠他们畏惧名声；不依靠他们畏惧名声，而依靠他们畏惧道义。戴着纩冠、素组，戴着玄冠、缟武，坐在嘉石上，把刑辱标记画在衣服上、施加于身，并没有毁坏形体、损伤皮肤的惨状，却使懒惰游荡之士、被人所不齿的人以及触犯法律的人穿戴这些服饰；他们坐在那里便惭愧、悔恨、羞耻，与戴着木枷绳索、套着金属刑具没有不同。这何必一定要动用刑罚呢？加上这种羞辱，本来就比刑罚更加严厉。孝、友、睦、姻、任、恤这六种德行，先王以此教导天下百姓，并不是挨家挨户地劝说、逐人地诱导；而人们却以能做到这些为荣耀，以不能做到为耻辱。《书》说乡党、正、族、师登记名册，如同奉王命到庭受审、到司寇那里受刑；他们心中通达道义，所以知道敬畏道义，只怕自己偶然违背它。有些事情本来像是不急迫，却最为重要；它的直接作用很小，所形成的教化却极其广泛。有〔原文缺字〕，圣人常常把它作为驾驭世道、使百姓向善的精微用意，使百姓奔走追慕、欣然接受而不知疲倦，却不知道这种变化由何而来。世俗之人不能察觉这一点，以为它迂远，不如使用法令那样立刻见效，这是错误的。君主无不希望百姓兴起孝悌、礼让之风，可人们仍免不了违背德行、轻视教化；无不希望百姓奉行职分、遵循事理，可官吏仍免不了懈怠放纵、污浊邪僻。那么，法令果真能够禁止这些事情吗？法令施加到人的肢体上，人尚且不肯服从，却说虚浮的名声可以使人心服；这种做法似乎不近人情，但其中自有合理之处，不可以不加以考察。两个人治理家庭，一个以变脸色、不说话表示愤怒，另一个以鞭打、责骂表示愤怒。从严厉的一方来说，变脸色、不说话已经是不肃敬了。表达愤怒的方式虽然不同，但愤怒本身相同。人们看见他的脸色一向不轻易改变，等到他偶然显露怒色时，所产生的畏惧和恐慌，与鞭打相比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法令不一定要严酷，只在于显示其意向而已。〔原文疑有脱误：“辱莫大于不得石于恒人”句义不明〕在宴席上举杯饮酒，唯独一人给水而不许饮酒，他的羞愧比受刑还要厉害。等到他以自己会醉酒而被人轻笑为耻，善良淳厚的百姓便都戴黑布冠；对于德行受百姓尊敬的人，再加上标识以区别他们。使行为被人鄙视的人不与普通百姓同列，那么百姓无不修养自己可以尊贵的方面，去掉自己可以卑下的方面。以廉洁著称的官吏，回乡时便穿戴相应的服饰；不能因义而退处的官吏，则给他换上不同的服饰以使他羞愧，这样德行和恩惠便都能促使他尽到职分。推衍这一类办法，使田里等级有别，使住宅区别开来，让百姓不以贵贱作为身份标准，而以德行高下作为贵贱；做官也不以职位尊卑为高下，而以政绩范围的大小为高下。有罪的人，开始时只给他换异样的冠服，其次使他居住在不同的里巷；这样仍不悔改，便确实不能与他共同为善了。到了这时再施加刑罚，人们就会知道刑罚确实是不得已才施行的，是在确实不可不发怒时才施行的。这样必定能够使人自重其身，知道触犯法律是可耻的，于是礼义的风俗便形成了。只要能够改变风俗，即使是极其困难、极其遥远的事情，也是先王乐于去做的，何况容易做到的事情呢？容易的事情却忽视它，认为粗疏而不屑去做；困难的事情又看重它，认为高深而不敢去做。这样一来，圣人的道理最终到哪里都无法施行，实在可悲啊。官政

译敬重天下的治理却不加修明，不修治国之法，治理便不可能实现；想要施行治国之法，却找不到能够执行法令的人，法令也不可能施行。所以法令是首要的，人是其次的。二者都完备，国家就能治理；二者都败坏，国家就会混乱；二者都没有，国家就会灭亡。只具备其中一项，国家也会危险。世上从来不是没有人，然而如果选取任用人才，以及使用人才并要求他们取得成效，都没有相应的法度，那就仍然等于没有人。如今领取俸禄而做官的人，没有空缺的职位；但寻找真正了解职责、配得上俸禄的人，却没有几个。法令并非不严密，可贪婪暴虐的人并未因此停止，懈怠鄙陋的人并未因此更加畏惧，卑庸软弱、不能振作的人，竟顽固地在其中吃俸禄而不认为这是错误。祸患在于选取人才过于混杂，约束人才过于急迫，待遇人才过于卑贱，而升降又不明确。什么叫选取过于混杂？能够治理他人的人，必定有超过常人的地方。超过常人的人处在普通人中，本来就已经显得高峻出众，与众不同，并且受到众人的敬服。善于用人的人，就选取那些受到众人敬服的人来任用。因此人们佩服上级能够识人，也赞叹受知遇者的声望。他们各自都努力修养自己，不存侥幸求取俸禄职位的心。假如没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却把他任用到治理他人的职位上，人们必定认为上级是盲目的，认为得到职位的人是冒充的。这样一来，没有人不自以为可以被任用，并且产生轻视俸禄职位的想法。他们会说：“那个人和我一样，凭什么来治理我？他和我同等，凭什么来裁定我的是非？”于是隐士把不做官看作高尚，普通人把得到职位看作理所当然；做官者的权势不受尊重，威严不能施行，命令也不能取信于下属。知道自己不被众人认可，便更加不自重，做出毁坏廉洁、轻蔑羞耻的行为。什么叫约束过于急迫、待遇过于卑贱？人一定要有与职位相称的俸禄，然后才会想方设法保住职位；生活安定，然后才会爱惜自身。知道自身应当爱惜、职位应当保全，之后凡是可能伤害自身、毁掉职位的事，都会畏惧躲避而不去做；能够获得名誉、荣耀、恩宠的事，则会仰慕效法而去做。如果用不许自行专断的法令驾驭他，用并非他自行造成的罪责加在他身上，又让他从事自己不能胜任的劳役，那么富足者反而快乐并得以保存，廉洁守节者却走向死亡而无人救助。想要他们具有士人的品行，怎么可能呢？什么叫升降不明确？天下人所崇尚的，取决于上位者所趋向的。汉文帝喜好宽厚，百姓多被感化而成为长者；汉宣帝喜好能干的官吏，官吏便以善于治理著称。四海之内，做官的人很多，不能说没有人才；可是听不到有人卓然以才干著称，是因为这不是上位者所喜好的。有才能的人沉郁沮丧，不能显露自己；荒谬平庸的人却苟且钻营，不知惭愧羞耻。假如确实能够选拔非凡的人才担任四方的重要职位，使他们各自考察属下的人才与否、廉洁与否，把情况报告朝廷，再据此升降任用，果真有才的，便从县逐级提升到州、到府，并增加俸禄品秩以表彰他；果真无才的，尚可任用，便姑且让他以事务试用，不可任用的，便让他回归平民。如果自身确实廉洁，便增加他的俸禄；即使有过错，也宽宥两次，三次宽宥之后才加以治罪，不要侮辱他的身份，不要让他从事小人的劳役。如果从百姓那里取财确实贪婪，便收回他的俸禄，使他服劳役，让他不再列于士人之中。上位者的好恶像日月一样明白，人们难道会有不受感化的吗？因贪图报偿而行善，君子若把这种心思存于心中当然不可取；但若想使全天下的人都成为君子，不先向他们显示得失的道理，也未见他们会立即遵从。谈论治国之道的人，不探求根本而急于追求眼前功效，便说德教不如刑罚；专门致力于教化，又说刑罚不如德教，这些说法都近似正确而实际不然。完全任凭德教，作恶者便苟且逃脱；完全任凭刑罚，行善者便无处容身，这都不能达到治理。只有以德教为根本，以刑罚为辅助，使恩惠常常施加于君子，使刑罚始终严惩小人，这样宽厚不会流于放纵，严猛不会流于苛刻，治国之道才会成就。刘玉 惩治奢侈 惩治奢侈〔这是不可删改的正确论说。文章又奇特俊逸，是必定流传的作品，对典章训诫很有益处〕 一顿饭花费百金，一件衣服花费千金，一所住宅花费万金；上面的人这样做，下面的人就跟着这样做，风俗哪有不糜烂的呢？犬马吃谷物，奴隶吃肉，倡优吃珍美食物，食物哪里有不匮乏的呢？厨师使用海味陆产，织工织有花纹的绉纱，工匠从事篆刻，器用哪里有不耗费的呢？僧道不生火做饭却有食物，游荡懒惰的人不耕种却有食物，商人不储藏货物却有食物；工匠凭技艺，士人凭志向，公卿大夫凭才能获得供养，大体上一个农民要供养十个人，天下哪里有不贫穷的呢？嫁女的车辆累累，办丧事的倾尽全家财产；贫富相互攀比，天天增加；愚蠢无能的人相互倾轧，天天走向邪道，习俗哪里有不鄙陋的呢？唉，弊病实在太严重了！在上位的人必须亲自实行节俭，然后民风才可以改变；严格制度，然后民心才可以安定；去除奇邪，禁止过度奢侈，然后民间财用才可以充足；减少末业，驱逐游民，然后民力才可以完备。民力安定，民用充足，民心安定，民风改变，然后礼乐兴起，刑罚废置。礼乐兴起，刑罚废置，然后万物丰盛，天下安宁。皇甫汸 论治除贪墨 论治除贪墨

译贪污的官吏，没有比当今更严重的了。用车载金、用车载玉，京城宅第成了交易场；卖爵卖官，朝廷成了集市。掌握权衡的人好像拿着筹码，等候选官的人好像登上了断头台。大概早晨送上百镒金，晚上就得到百镒的酬报；夜里纳入千金，早晨就收到千金的凭验。索取的人像从囊中探取东西，给予的人像从袖中拿出东西。由此契约文书交往于豪门，抵押借贷遍及巨室。郡邑小吏还没有踏进他们的门庭，催收债责的人已经先到他们的辖境了。不从百姓那里取，还能从鬼那里运来吗？普通人的本性，没有不贪求财物的。用来营造华美宫室、供奉妻妾、装饰服饰车马、满足玩好装饰的费用，是有限的；广置产业、厚积财物来留给子孙，也是有尽头的。因利益而受宠，其用途没有穷尽；〔原文“捄■〈侃上言下〉谢过”字形残缺，含义不明〕，其费用更无法计算。拿别人的东西来增加自己，是人情；割舍自己的所有给予别人，难道也是人情吗？这就叫在秦国失去利益而到齐国求偿，即使每天施行黥墨之刑，贪污也不能停止，这是形势使然。何况如今的大臣，萧何、曹参结为秦晋之好，丙吉、魏相结为潘杨之亲，朝廷同僚缔结世代亲睦，外戚椒房之亲相互牵引以谈私情；年节时令的馈赠，动辄以亿计算；吉凶庆吊，动辄送上百两；一切奢侈僭越，难道只是衣履等方面吗？贾谊痛恨这种行为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斥责它如同屏弃错乱的车毂；贤良之臣难道只把它斥为蠹虫而已吗？即使殷代严责馈赠苞苴的行为，汉代珍视簠簋中的祭品，而祸患出于官吏邪曲，又怎能舒缓百姓的困苦呢？〔原文“叩有”疑有讹脱〕有人聚集门徒讲学，取仕进之捷径于终南；有人招集朋友纵情歌唱，在漫漫长夜中收受贿赂。选官本应推举美才，却只凭斜封的片纸便取信；有的地方寻求良才，东阁反而高于西邸。以致太宰不能得到人才，君主也想任免官吏，实在可惜！却没有听说有人查办蜀郡输送财货的事，不避讳曹腾；也没有听说有人发掘永昌所铸的金钱，直接触犯梁冀。于是有人从宦官那里探听皇帝的内心，以金钱之神排挤楚宫之门。英明的君主、睿哲的后妃，贵在独自掌握威权和恩福，珍惜自己的喜怒表情，断绝请托的私情，堵塞婚姻结党的缝隙，申明没收家产的法典，严惩泄密的罪行。草木之事不在掖庭传播，树木之言不在温室议论。只要堵住上游的源头，风气或许就能稍稍停息了吧？高岱 论将领的困难 论将领的困难

译承担天下最重职责的，没有比将领更重的了；处在天下最艰难位置的，也从来没有比将领更难的了。将领的困难，并不是将领本人难以得到。人才难得，这是君主的困难，不是将领的困难；也不是因为害怕兵器凶险、忧虑战争危急。害怕兵器、忧虑战争，是庸将的困难，不是贤将的困难。贤将的困难，在于使自己的威势能够施行。什么叫威势难以施行？是因为制约将领的人做错了。兵，是杀人的人；战，是杀人的事。聚集杀人的人，每天训练杀人的事情，不是勇猛强悍、刚劲凶悍的士卒不能做到；而勇猛强悍、刚劲凶悍的人，又不能用文法加以绳束拘禁。君主统率将领，与将领统率士兵一样，都应当激励他们无所畏惧的心，振作他们敢于作为的气概。即使想防范、羁绊他们，也只能暗中控制关键枢纽，默默掌握细微权力，不可制定过多法令来束缚他们的勇悍。如今任用将领的人，难道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吗？古人称善于统率将领的，没有比汉高帝更好的；汉高帝所统率的将领，没有比韩信更好的。然而汉高帝任用韩信时，用筑坛拜将来隆重礼遇他，把上将军的符节授给他。当时没有听说有监军使者，没有听说有统制将帅，没有听说设置参谋，也没有听说有人查核文书簿册。韩信请求士兵，就给他士兵；请求封王，就封他为王。他打了胜仗不必献上捷报，打了败仗也不必报告罪责，只要求他日后取得成果并追究他的成效。因此韩信能够竭尽才能、用尽力量，开拓数千里土地。如今任用将领，有谁能像这样吗？如今所谓总制、提督之类的臣子，并不是所谓的将领，而是用来监视将领的。将领，是亲自执掌旗鼓、面对行军作战的人。如今这样的将领，难道不困难吗？上有统帅管辖，下有宪臣纠察；发放军饷有专使，记载军功有专官。将领见到这些人，地位尊贵的还要长跪在朝廷上拜见，次等的也要侧着脚在旁边趋走，屏住呼吸不敢说话，弯着腰不敢伸展。哪里还能有周亚夫在天子面前只作长揖那样的情形？若有人这样做，便会被认为是跋扈不恭。那些像鹰一样飞扬的才能、像虎豹一样勇猛的士卒，怎么受得了这种待遇呢？不过，这还只是说礼制方面的困难。天子必定有自己特别亲信的将领，将军也必定有自己特别亲信的士卒。所谓亲信士卒，靠什么取得？靠用财物收买他们。精锐士兵未必都是廉洁正直、忠诚守义的人，大多是豪侠、贪纵之徒，正如古代刺客一类的人：见到利益，便以身相许；受到恩惠，便以性命报答。这种人非有丰厚赏赐不能收买。将领若有余财，能够多多收买敢死之士，所以才能倡导全军的勇气，取得冲锋陷阵的功劳。如今进出一金都必有记录和核验，一个士兵的粮饷也必定要查核实数。大臣巡视边地，宪臣前往按察；地方又要搜求剩余利益、计算多余钱粮，连一丝一毫也不遗漏，还把这自夸为记载军功。前面已经如此，以后自然会更加严重，那么边将又哪里有余财来招致大量敢死之士呢？这就像拔掉犀牛、猛虎的牙角，又剪掉鹰扬的八根羽毛，怎么能指望它们惊惧野兽、搏击禽鸟呢？不知道李牧镇守边境时，市场租税不纳入国库，关闭城门而优待士卒，每天耗费牛羊美酒，这些费用究竟从哪里取得呢？不过，这还只是说勇士难以取得。两军已经逼近，旗鼓相当，士兵冒着百死一生的危险击败强敌，幸运地斩获首级、俘虏敌人，这也是拿自己的性命换来的。将领在阵前看见这种功劳，本来应当立即在不超过一个时辰内赏赐他；然而将领又不能自行决定。士兵要携带粮食走数百里，把首级献给统帅；统帅不能自行决定；再献给记功官，记功官又不能亲自核验；再交给负责的属官，于是还要奔走在道路之间，在公府门前伺候，在庭台之前趋伏，听取吏胥的决定。这些人都是像野猪一样横冲直撞的士卒，怎么能让他们辛苦奔波，又责怪他们因拖延而发怒，诋毁他们欺骗隐瞒呢？士兵即使精锐，这样做又怎么有利于杀敌呢？这还只是说士卒的困难。进攻作战、推进夺取，必定有约定的日期；胜败的形势，必定要有文书报告；斩获首级、俘虏多少，必定要有文籍记录；行阵中的左右验证，必定要有姓名登记。经过浴血奋战之后，还来不及救危扶伤，将领却要急忙呼叫吏士，催促他们办理文书。披甲戴胄的人不熟悉刀笔，一旦有差错，双方就要会同查验，甲乙双方共同裁决，随即用文法来绳治主将。还没有记录他战胜敌人的功劳，却先追究他欺骗隐瞒的罪责。唉！武夫在战马上满身血污，文吏却在簿书上指摘；敢死之士在疆场上反复搏斗，宽衣大袖的文士却在官署中高谈阔论。即使有克敌制胜的谋略、报效国家的忠诚，又有多少人不会因此受到摧折而悔恨呢？这就是魏尚所受的羞辱、周勃所感的恐惧、李广甘愿自刎的惨痛、李陵少卿忍受投降匈奴的羞耻，却都不能忍受面对文法之吏。唉！虎豹般雄健的人，却责令他们低头接受羁绊；隼鹘般凶悍的人，却约束他们收起羽翼进入樊笼。即使黄帝也不能使他的将领都这样，司马穰苴也不能要求他的士卒都这样。一定要羁绊他们，那就只能去驾驭马牛罢了；一定要把他们关进樊笼，那就只能去饲养雏鸭罢了；还要将领和士卒做什么呢？这些都是制定制度者的过错，也是将领之所以困难的原因。所以自古以来，太平时代很少有人能够建立荡平祸乱的功业。而在国家倾覆、局势危急的时期，却常常显现出骁勇雄杰的谋略。难道豪杰大多产生在乱世吗？大体说来，太平时代被繁多的条例束缚，局势倾覆时则无暇顾及文法上的琐碎细节。渔阳的战鼓正震响时，二十四郡竟然没有一座坚城；完颜违背盟约南下时，军队渡过黄河竟如履平地。当时各地难道没有巡远、李、郭那样的人才，没有张、韩、刘、岳那样的将领吗？只是受法律束缚而以承担职责为耻，被文书牵制而不能究竟施展。等到国家颠沛流离，把军队交给他们而不限制其权柄，这几个人才都卓然显露出来。国家发生〔原文“巳巳”疑有讹字〕的变故，边境荡然无存；后来于谦建立社稷功勋，石亨施展摧陷敌阵的谋略，也并不是异代才有的人才。假如按照太平时代的法律来约束他们，那么诸位将领连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又哪里会有成功的可能呢？有人说：“建立法制，是为了防止跋扈专断的祸患，消除尾大不掉的忧虑。”这实在是考虑过度了。传记说：“怀疑一个人，就不要任用他；任用了一个人，就不要怀疑他。” 这就是说，应当在委任使用的开始严格选择人才，而不应当在任用之后设置过多的监视和制约。唉！没有陈平的谋略，蒯通不能改变韩信的心志；没有卢杞的谗言，朱泚哪里能够联合怀光的军队？英布反叛汉朝、藩镇背叛唐朝，并不是因为监视制约太少、文书簿册太疏漏。如果一定要过度设置防范，也不过像我所说的那样，暗中控制关键枢纽，默默掌握细微权力罢了，何至于像当今这样琐碎繁密呢？假如他们确实想要叛乱，又哪里是这些琐碎措施能够制止的呢？高拱 本论 本论

译国家任用人才，不只是借助他们治理国家，也是借此使天下人得到安定。因此大臣、小臣分别位列上下，分布在内外；又有士人、胥吏，下至里社，也各自有长官。等级设置得多，仕进途径开得广，把天下的人才都搜罗来加以任用。使天下之人只要有一项长处、一种技艺，超过普通百姓的，便按照才能大小全部进入我们的罗网。他们既然进入罗网，就都在各自的职分上做事，不但顾惜自己已有的一切，而且还希望继续进取，勤勉不懈，直到临死仍因没有实现预期而感到不足，所以没有闲暇作乱。况且等级既多，途径既广，于是没有进入罗网的，就只是最愚昧低下的人罢了。最愚昧低下的人，哪里能够作乱？即使作乱，也容易扑灭，于是天下常常可以获得安定；这就是英雄治理世间的微妙机理。末世之时，不懂得这个道理，不用爵禄收罗人才，反而只任用奸诈巧伪的人，甘心听受他们的谄媚；只任用庸碌浅陋的人，以他们委曲顺从为乐。他们盘踞要津，不仅败坏国事、堵塞贤才进身之路，还常常憎恶正直、鄙视正人，摧残天下人才，以满足自己嫉妒狠毒的心，使人压抑、困顿、冤愤而无处申诉；积愤激发到不能忍受，黄巢之事就是由此发生的。又如元末兵乱时，朝廷完全没有可用的人，〔原文“郥”疑为讹字〕怪不得那个时代会像是没有人才。我们的圣祖起兵而扫除腥膻之气，当时辅佐他建立功业的元勋，本来就是元朝的人。假如元朝能够把他们收罗起来，用爵禄羁縻任用，那么人才并不在民间低下之处，怎么会败亡到这种地步呢？这难道不值得永远引以为鉴吗？郭子章 论养蚕 论养蚕 《月令》说：现在是仲春之月，命令掌管山林的虞官不要砍伐桑树、柘树；斑鸠鸣叫，戴胜鸟降落在桑树上，准备种植〔原文“曲□”有缺字〕，安置蚕箔。后妃斋戒，亲自面向东方，亲自采桑；禁止妇女游观省视，使妇女勉励从事养蚕。蚕事完成后，分茧称丝，依据功劳来供给郊庙祭祀的服装，不许有人懈怠，这是用来劝勉天下养蚕的。树木各有适宜的地方，土地没有不适合种桑的；土地没有不适合种桑的地方，所以养蚕没有不能进行的地方。《豳风》诗说：“女子拿着美好的筐子，沿着那条小路，去采求柔嫩的桑叶。”那么豳地可以养蚕。《将仲子》诗说：“不要折断我的桑树。”那么郑地可以养蚕。《车粼》诗说：“山坡上有桑树，低湿地有杨树。”那么秦地可以养蚕。《氓》诗说：“桑树还没有凋落时，叶子鲜润；桑树凋落以后，叶子枯黄飘落。”《桑中》诗说：“约我在桑林之中。”那么卫地可以养蚕。《皇矣》诗说：“拔除它，剔除它，是那檿树和柘树。”《桑柔》诗说：“那桑树多么茂盛，它的下面非常荫蔽。”那么周地可以养蚕。《禹贡》说兖州出产桑树，土地既然适宜养蚕，贡篚便进献织成的有文采的丝织品，那么鲁地可以养蚕。青州的贡篚是檿丝，管子也说：“五谷土中等的土地，适宜种檿树和桑树。”那么齐地可以养蚕。荆州的贡篚是黑色和浅红色的丝帛，那么楚地可以养蚕。孟子告诉梁惠王说：“五亩住宅地，要把它种上桑树。”《十亩之间》诗说：“十亩之间，采桑的人从容自在。”那么梁地可以养蚕。蚕丛建都于蜀，穿青色衣服，教百姓养蚕种桑，那么蜀地可以养蚕。这就如同农夫种植五谷一样，不是龙堆、狐塞那样极寒的地区，都可以耕种并有所收获。如今天下的养蚕事务已经很疏忽了。东南地区的织机，以三吴、越、闽最为繁盛，取用湖茧；西北地区的织机，以潞地最为精工，取用阆茧。我经过湖、阆二地时，看见墙下女桑、姨桑参差种植，没有一次不羡慕这两个郡县妇女纺织刺绣的勤劳，而忧虑四方远地的懒惰。一个女子不纺织，天下必定有人因此受寒，何况天下一半的女子都不纺织呢？难道第五十岁以上老年人的丝帛就没有来源了吗？不纺织就安逸，安逸就放纵，放纵就使男女受到迷惑侵蚀，风俗一天天败坏。如今天下内室之中的品德不很质朴贞正，每年上奏的文书中，奸淫之事占十五分之一，难道也是因为养蚕的教化没有兴盛造成的吗？公父文伯的母亲说：“王后亲自织玄色的紞带，公侯夫人还要织纮和綖，卿的妻子织大带，命妇缝制祭服，列士的妻子还要缝制朝服；从庶士以下，都穿着自己丈夫的社服并承担劳作，冬祭时献上成果；男女都要交出劳动成果，有过失便有刑罚。” 这是古代的制度。大夫之家尚且由主妇亲自纺织，怎么能让天下妇女习惯安逸而走向淫荡呢？国家关于养蚕种桑的规定载在法令中：凡是有五亩至十亩田地的百姓，桑、麻、木、绵各栽种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地更多的，按这个标准递增，只是特别废弃不用、不予推行罢了。所以，《月令》中后妃亲自养蚕的礼制，鲁国关于纺织有过便处罚的规定，以及法令中关于桑麻种植的数额，这三件事不能说迂腐而不值得讲求。论边 赵时春 薛应旗 萧端蒙 赵时春 御戎论三篇 御戎论三篇 中国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崇尚浮华奢靡、忽视实际功效更大的了。戎狄窥伺中国，开始是取用我们的长处而攻击我们的短处。中国人承受水土之利，富有智谋，足以通达变化；财货丰富，因此能够利用四方夷狄之人。夷狄性情专一而作用单薄，我们可以用智谋扰乱他们的专一，用利益收取他们的单薄，所以我们的一个长处便可以兼取他们两倍的优势。何况我们有百种长处，以百敌一，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古代善于使用自身长处的人，大概就在于此。不善于使用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智谋被轻浮扰乱，财货又因奢靡而匮乏。戎狄以专一战胜我们的混乱，以贫瘠取胜于我们的匮乏，所以《春秋》讥刺这种行为，认为是自己忘却自身；兵家也忌讳这样，说这是把自己送到别人手中。自古以来，士大夫崇尚奢靡而忽略实际功效，没有比宋朝更严重的；它的祸患也没有比宋朝更惨烈的。他们把自己的长处全都抛弃，任由戎狄窥伺我们的短处。因此我常认为宋朝灭亡，过错不在军队不勇武，而在士大夫废弛武备、不加讲求；不在防守设置不牢固，而在不知道以进攻作为防守的方法。天下这样广大，英雄豪杰这样众多，却辗转被戎狄玩弄于股掌之间，竟没有一个人振臂大呼、奋起抗争，真是鄙陋啊！宋朝君臣沉溺在浮华奢靡之中太深了。国家拥有天下，驱逐全胜之余孽胡人，接续百王断绝的统绪，挥动青丘的神剑，收复紫宫吗？庚夷的神武既已布施，然后圣明的文治才得以修明。那时虽然有覆军折将之事，边疆却没有失去一寸土地；也曾有皇帝车驾北行巡狩，而戎夷始终不敢失去君臣之礼。忠信的臣子、精锐的士卒，划定疆界、坚固防守；勇猛如虎的军队，震动而出，疾驰如风。于是离卦的光明与重明相继显现，百蛮都低头臣服。观察前事的得失，便可看清今日的功效；整治武备、抵御戎狄的大略，也完全可以明白了。如今假使士大夫忽视当前事务的实际功用，重蹈前车覆辙，仰慕文德的虚名，忘记整治武备的大计，这就如同画饼充饥、用菖蒲阳气来消除痈疽一样。第二篇

译分散兵力不足以制服别人，反而会受制于别人；意志疑惧不足以应对敌人，反而会被敌人牵着应战。天下无事时，划定边界，申明约束，精利的兵器、健壮的士卒星罗棋布。这样的形势不能说不强，威势不能说不盛。突然有狂徒拿着棍棒作乱，彼此以恐吓相支撑，却没有人肯接受命令；他们心中顾念妻子，私藏财货的念头很重，而赴义、决死的意志很微弱。所以说会受制于人：内顾妻子财产之心重，外在困难便显得轻，于是上下离心；上下离心，便会被敌人乘隙；敌人乘隙，便会借仇敌之手资助盗贼。所以说会被迫应敌。有求生之心，必定丧失其生；设置防守的谋略，常常会留下防守的漏洞。假如使他们有必死之心，那么生存便不足以成为顾虑；假如使他们有必攻之谋，那么防守便不足以成为依靠。戎狄的人数，尚不到中国的百分之一；以贫瘠和肥沃相比，以利益和名声相比，万分之一也不能相当，却能够成为中国的祸患，是因为他们攻击中国所防守的地方。攻破土地并不足以增加自己的疆土，役使百姓也不足以扩大自己的民众；而征伐戎狄的战争之势不能停止，是因为中国用防守的方式去作战。人数相当时还要看勇气，勇气相当时还要看智谋，智谋相当时还要看圣明。勇、智等四方面，都是戎狄的短处、中国的长处。因此攻守的形势掌握在中国，而不在戎狄，显然是明白的。分散兵众而防守，防守便有固定的形态；集中兵众而进攻，进攻却没有固定的形势。用有固定形态的防守去抵御没有固定形势的进攻，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难以巧妙应对，何况处在勇怯相杂的军队之间呢？戎狄能够取用我们的长处而攻击我们的短处，就是这个缘故。两军胜败相杂，旗鼓运用得当，彼此都不敢先行窥伺，是因为双方士卒强弱相等，将领的智勇也相当。假如我们精选百分之一的士卒，训练善于搏击的兵力，并不是全军也能抵挡的敌人；信任英明贤能的人，申明并严格执行军队节制，也不是乌合之众的敌人能够相比的。他们看见我们有集中兵力进攻的形势，却没有兵少防守的过失，因此可以用利益诱使他们的众兵混乱，用声势迷惑他们，使他们的实情得以暴露。合乎变化、控制奇兵的关键，就在我们而不在他们，这是明白的。并不是要贪图他们穿毡裘的人众、贪图他们繁殖毛毳的器具；要使他们知道，毡裘之众不值得希望保全，更何况我们穿衣戴冠的百姓；他们繁殖毛毳的器具不值得希望享用，更何况我们财货丰富。这样，饮马中原的谋划就会停止，叩关求和的请求便可以期待了。第三篇 根本没有比先治理自身更重要的了，以此凝聚天下人的心，谨慎防守，等待敌方势力衰败。汉、晋的动乱，单于反叛；安史之难，河陇陷落；卢文进逃奔幽蓟；郭药师、刘整割据后投降宋室。祸患往往起于内部，萌发于最近之处，扩展到最远之地，逐渐蔓延、毒害，遍布天下。一个人乘机而起，四方夷狄便交相为难；最终取决于人，起初却由于我们自己。英明的君主知道不能只依靠别人，所以先治理自身，使心志足以倡导率领百官，使血气足以供给各种用途，使聪明足以役使群体，使威灵足以招徕英豪。天未亮便穿衣，日落后才入宫，兆民的情状四方都能通达而没有遮蔽。即使有细微的适时疾病，也不会有土崩瓦解的祸患。对外的防备不向内部索取，内部的需求也不向外部求取。即使突然有大敌排列在边疆，也用重兵防守以显示威势，逼迫敌人不敢深入；联结营垒以进入堡寨，断绝敌人的抄掠；用厚重赏赐诱导士卒，侦知敌人的实情虚伪。敌人即使尚未败亡，也已经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了。夷狄的本性，只追逐利益；小战便得到小利，大战便得到大利，不战便无利可得。攻破十户人家的堡寨，还不够一千人的早饭；攻破百户人家的堡寨，就不能轻易攻克了。每天奔驰数百里土地，必须攻击敌人的空虚之处；超过敌军之后，就不再交战了。深入险要重地之中，必须了解形势是否适宜；一旦被隔断，就无法出来了。轻骑远出以争夺利益，重兵一定追逐水源扎营；望见没有泉水，就会因困顿而暴露在盐碱荒地上。所以要广泛安置侦察耳目，安抚聚集俘获的百姓，坚固连接营垒，在要害处布置军队，先占据水泉；隐藏形迹而不出击，戏弄士卒而不交战，这是谨慎防守的策略。然而，〔“刖”疑为“然”〕并不是绝不交战，而是说不应当交战。敌人本来就是求战的；他们一旦交战，就必然拼死，拼死就必然取胜；取胜之后，缴获车骑、铠甲和兵器，本来就已经有利了，何况还能乘着势头远行抄掠，更有利可图。老虎没有先看见人时，不敢扑击；看见带弓箭狩猎的人便逃走，这是声势造成的。所以，不交战是善于防守的表现。让敌人求战却得不到，想前进却不能前进，随时进出，频繁进退，使太平时代的士卒习惯于战阵，使长期骄横的敌人疲于奔走；等到敌情显露、形势屈服，众人的心意离散而怀有二心，胜负的形势就确定了，是否可以交战也就能够判断了。○薛应旗 固本 △固本 过去我在京师，曾在同士人谈论学问之余，常常谈论军事。凡是山川形势、敌虏态势、士卒战马、城池堡垒、将领粮饷、战机权变、纲纪法令之类，都能够提出意见，而且各自写成文章。至于天文、舆地图和各种学说，也似乎没有不尽心研究的。〔“犬及”疑为“及”〕庚戌年秋天，敌虏大军侵犯我们的都城，大家却面面相觑，惊愕失措，没有人能提出驱逐他们的办法。幸亏他们没有别的志向，只想抢掠以满足欲望，装满粮仓后便沿路退走。对此我深感痛恨。这年冬天我外放任职，经过涿鹿、河间，向父老询问，大家都说敌虏虽然强悍，但军队中半路逃跑的占十分之七八。百姓困于有司的征取〔“征□”有缺字〕，军队又苦于债帅的横征暴敛；妻子儿女受冻挨饿，无法勉强活下去，辗转死去，也没有人怜悯体恤，所以甘心投奔异族，向北逃到匈奴那里，只是给他们充当向导罢了。当权者如果能稍微宽待他们一分，那么他们即使是禽兽，谁没有眷恋故土的感情呢？沿边各处的百姓自然会鼓足气力、奋勇作战，保护自己的家室，人人都能成为保卫国家的干城；这样既不必烦劳皇帝为北方忧虑，敌人也不敢南下放牧了。我因此又深有感触，只可惜心中感慨无穷，而职分有限，不能替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后来我经过浙东，看见倭寇大举作乱，推究其缘由，也同样是因为沿海穷民被输送财物的官吏逼迫，起初便投靠权势者以同外国通商，后来又招引外国人入境为寇，和西北的情形完全相同。这才知道古人所说以养民如缫丝、以保障民众来守卫国家的话，确实很有见识；而所谓卖剑买牛，也一定是有所作为之后才达到的。为什么如今牧养百姓的人，平时既不能给百姓什么帮助，一遇到警报，又想方设法征扰百姓，这同浇油脂去救火、引水去救溺水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担心外来的忧患无法支撑，内部的变乱也将发生。当权者如果能考虑祸患并预先防备，就不能不赶紧作长远深厚的谋划，及早制定巩固根本的方案。○萧端蒙 论时政 △论时政

译我听说，政事有必须改革的，也有不必因循的；法令有适合前代的，却不一定适合后代。所以宫门外公布法令的牌子，隔年就要更换悬挂，贵在通达时势、能够变通。过去三代的刑法，随着时代有轻有重，圣人难道喜欢这样反复更改吗？这是因为法令不随着实际情况权宜变通，就无法适合百姓；政令不适合百姓，就无法保全国家。根据时势有所增损而使它合于中道，这就是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当今的政事大体端正，没有缺失，子孙世代遵守，足以用来治理国家。然而其中难道没有不适合今日、而必须改革的吗？那就是损军之罚。损军之罚本来是良法。明朝开国之初，太平局面还未维持多久，将领还有绛灌那样的风气，士卒也都是淮、濠旧部，尚未完全消失的尚武遗习仍在，锐意进取的心也没有满足。或许有人会逞强争功、惹生事端，轻率地只求一时痛快，所以制定这项法令，按照损失兵员多少来区别处罚，用来堵塞侥幸求功的途径，培养安静守成的福分。可是如今却不是这样了。为什么呢？纨绔子弟世代承袭节钺，不再是开国时的将领；市井百姓冒充军伍，也不再是开国时的士卒。一遇到敌寇警报，能够不魂飞魄散、胆战心惊的人就很少了，何况还敢轻率交战呢？如今将帅之间，动不动就把完整防守当作上策，坚守营垒，放纵敌寇，以求保全自己。有的人奋不顾身，决意一战，如果能够保全军队并取胜，固然可以希求一点赏赐；但万一稍微损失了军队，执掌文法的官吏就会随后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即使有人具有鹰扬奋发的谋略和敌忾同仇的心，也往往受到牵制，不敢有所作为。往年敌寇侵扰中原，六支军队交战，竟至于回转兵戈而无人救援。听边地人说，大家都说：“将官害怕法令，所以不敢交战。”唉！古代是为了杜绝侥幸求功之心，如今却成了软弱无能者借以自保的口实。既然这样，这项法令又怎么能一成不变地依赖它呢？◆感时 刘玉 康海 汪道昆 李贽 ○刘玉 世变 △世变 唉！在世道变坏的情形下，能够说得尽吗？古代做士人的人，只知道有道德，只知道有义理；修养自身，道德便树立；施行于他人，道便得以推行；以经书为证明，义理便得以阐明；修饰文辞，义理便得以通达。他们虽然无心于功名、训诂和著述，但后世的功名、训诂和著述没有能超过他们的。这是士人风气最为崇高的时候。世道衰落以后，管仲出现，事功由此兴起；李膺出现，名节由此兴盛；郑玄著述，训诂由此显明；韩愈出生，著述由此胜盛。道德变成了事功，义理变成了训诂和著述，这是士人风气已经下降了。然而，功名本来还有依托于道德的，训诂和著述本来还有通达义理的。到了末世，士人所追求的只是科举功名，士人所经营的只是俸禄官位，士人所学习的只是呫哔〔疑为“呫哔”〕，士人所著述的只是因袭抄袭。功名变成科第、禄位，训诂和著述变成呫哔、蹈袭，这又是士人风气更加低下的表现。唉！山地夷平成为陆地，陆地下沉成为深渊，深渊溃决成为水流，水流泛滥成为大海。《诗经》说：“那只船漂浮在水流上，不知道将漂到哪里。”怎样才能得到豪杰之士，把这个世道挽救回来，使它回归古代呢？○康海 释客论 △释客论 有个客人不喜欢自己的官职，康子说：“先生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官职？”客人说：“我认为这里偏远僻静，不接近人事，不是我对官职所能仰望的地方，所以不喜欢。”康子说：“你的乐趣真奇怪！假使让你治理有千户人家的城邑，你才认为这官职值得仰望而感到快乐吗？你的快乐只是快乐在它的俸禄上罢了。官职，是领取俸禄同时办理事务的职位。君子面对官职，总是战战兢兢，好像手里拿着东西却承受不起。如今你不估量事务本身，却只选择自己能够享受俸禄的地方，哪里还可以说是凭官职自立呢？古人对于得到官职，总是急切地推辞，恭敬退让而不肯就任，说：‘恐怕鄙陋的我不能不使君王的命令受到挫败。’你把官职看作值得仰望的东西，斤斤计较，只忧虑它不能给你充分的利益，这难道是侍奉官职吗？如今事务本来有不同：守关击梆的人，虽然也是为了维持自己的俸禄，但并不希望职位又大又贵来增加俸禄，因为守关击梆的事务很容易做完。现在你对官职的要求却是说：‘我不能从这里获得足够的俸禄，希望可以借此免除耕种劳作的苦楚。’等到已经做了官，又说：‘这里偏远僻静，不接近人事，不是值得仰望的官职。’这不就是只满足于治理一个千户之邑而已吗？” 这就是对天下万物，只要拥有之后才感到满足。所以说，你只是快乐在它的俸禄上罢了。”客人茫然地说：“先生教导我，我本来以为自己再也不能得到仕进，将要因此死在沟壑之中。即使只从俸禄来说，难道不能达到很丰厚的程度吗？那也胜过死在沟壑之中了。”于是他欣然任官，尽心尽力地办理政务，终于以贤能的声名使自己的官职也获得美誉。○汪道昆 上计七论 △上计七论 酒德论一 酒德论二 愤事论 善仕论 让名论 取予论 骤进论 酒德论一 伯子住在都市中，门下的客人多次喝醉。守门人斥责说：“客人这样恭谨小心，怎么能对付这种混乱呢？”伯子说：“客人，停止吧！世上恭谨小心的人难道少吗？内心一旦充盈，突然衰败，通常的尺度都会被扰乱。酒清而不饮时，行为有常；等到不断饮酒，继而放纵饮酒，庄重的人变得苟且，木讷的人变得善辩，柔顺的人变得暴戾，卑躬屈身的人却务求凌驾于人之上，这都是酒使人混乱。士人没有得志时，行为有常；等到门第高贵、帘幕深远，肃敬地接待客人却不肯下堂，这就是富贵使人混乱。学业没有完成时，行为有常；等到才华已经具备，明亮显著如同揭开白日，却把才华带到市朝之中，这就是才华使人混乱。功业没有建立时，行为有常；等到自身有了辅佐国家的功劳，威势震动君主却不自知，这就是功劳使人混乱。因富贵而混乱的人会灭亡，因才华而混乱的人会被杀，因功劳而混乱的人会陷入危险，它们造成的祸患和酒造成的祸患是一样的。他还没有混乱时，看见身旁有人混乱，仍然认为那是不对的；等到自己混乱了，也会〔“亦□见”有缺字〕被别人认为不对。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在混乱。这几样东西果真是主动召来混乱的吗？也不过是人自己造成混乱罢了。所以酒可以使人混乱，但崇伯子不因仪狄酿酒而贬低王者；富贵可以使人混乱，但范蠡〔鸱夷〕不因献上七条计策而接近危险；才华可以使人混乱，但周公不因才华众多而骄傲吝啬；功劳可以使人混乱，但伊尹不因担任阿衡而把功劳据为己有。古语说：“使内心虚静，使腹中充实。内心虚静就没有自我执着，腹中充实就能够容纳万物，也许就不至于被这些东西扰乱了。” 酒德论二

译过去京城人宴饮待客，不是婺酒就觉得不甘美。近些年出售婺酒的，有一半已经成为普通人。有人说，中山酒以下，还有吴醴、楚沥等酒，产地屡次迁移，难道是婺酒随着迁移而改变了品质吗？为什么如今的婺酒不是过去的婺酒了？我居住在婺地已经很久，大概也曾经熟悉这种酒。即使是现在出售的婺酒，果真全都优良吗？其中好的仍和过去一样。起初京城人没有好酒，一定把婺酒看作上等酒。过了一段时间，酿酒的人变得优良了。后来王公贵人争相讲究供具，考察六种物品而求取好酒。即使是婺酒中的上品，也未必能同醴、醆相比，更何况粢醍呢？我听说弘治年间，群臣供职没有缺失，退朝后就互相讲习学业，所以文事兴盛。如今皇上端正安静地治理天下，百官没有早晚勤劳之苦，每天饮酒而醉，二者都是酒德兴盛的表现，这正是国家治理的征兆。楚国好战，所以坚固的铠甲集中在楚国；韩国好兵，所以锋利的兵器集中在韩国。既然如此，如今所穿用的必定是楚国的铠甲、韩国的兵器，婺酒又有什么关系呢？” 愤事论 起初，韩侯和某子甲关系很好，一同入朝任尚书郎。某子甲不喜欢住在官舍中，观察韩侯意气得意，便骂道：“您为什么这样得意？如今从县令升起的人，拿着笏板进去，拿着斧钺出来，从前不就是您这一类人吗？他们正傲视青云，把五步以内的人都不放在眼里，为什么这样显赫？您意气得意，究竟是为什么？”韩侯笑道：“您只是从外表来观察人，所以觉得许多人都显赫。我正像沉在陆地之下的人，突然遇到这种情况，连他的面容都还没有看清，哪里能看见什么显赫呢？”不久，某子甲因愤懑而死。伯子说：“唉，这是个不祥的人。他将要有凌驾一切的心，不死还等什么？人臣也只是凭官职来任用职事罢了；能够胜任职务，即使沉没无闻也仍然显赫；不能胜任，仍然是沉没无闻，对于显赫又有什么可羡慕的？即使那些得到显赫地位的人，官职也不过比郎吏高一级罢了；一级一级升迁，显赫的人多得很。他难道就难以居于人下，宁愿一下子越过九等官阶才觉得痛快吗？即使得以首先登上高位，也必然还要凌驾一切才甘心。至于那些带着经书老去的老儒生，连做一个县令都没有资格，侥幸把县给了他，他辛劳于考核而成绩低下，却说当世不称誉自己；为什么要让这样怏怏不乐的人占据官位而不死呢？” 客人说：“是，是。”屈原在汨罗、长沙一带自杀，不也是由于愤懑吗？您为什么喜欢诵读他的言论呢？”伯子说：“这是愤世嫉俗的人所作的事。假使只是因为羡慕高位而愤懑，那么他的言论就腐朽了。但他毕竟是奇特节操的人，不能拿他来概括一般中庸之士；椒兰、绛灌一类人，他们的罪过并不超过季氏。孔子离开鲁国时，为什么迟迟不走呢？”客人说：“说得好！假如内心热衷名位的人听到这番话，就不只是饮冰那样清凉了。” 善仕论 舍人担心郡中没有善于做官的人，对伯子说：“你们十多个同类的人，全都像用方形榫头投入圆形孔眼一样与当今世道不合，这是明摆着的，难道只是风俗习惯造成的吗？为什么一个个都如此呢？”伯子说：“确实如此，请问我们不合时宜的地方是什么？”舍人立即数说道：“你们有五点超过当世人：如今游说之道广泛，你们不会游说，这是第一；他们有伶俐的长嘴，专门迎合当权者的欢心，而你们不善言辞，这是第二；他们不穿皮衣、不穿禅衣，甚至弯腰曲背像不胜衣服，而你们木讷僵直，这是第三；他们不主动倡导却只随声附和，乘人之隙来结交其心，所憎恨的人即使是尧也可以指责，所喜欢的人即使是盗跖也可以称誉；你们却明察细务，持论和别人不同，这是第四；他们追逐利益就像射野鸡，背着屏障藏身，省去箭括便放箭，没有能力射出自己的外壳；你们放松弓弦而不张弓，一旦张弓又会失掉眼前的猎物，这是第五。五点中有一点，就会成为做官者身上的赘疣，何况五点全有呢？”伯子说：“既然如此，就要割掉赘疣来修饰自己了。赘疣存在还能活，割掉却会死；赘疣难道不仍然胜过死亡吗？”那些漂亮人的美貌是天性，乡里的妇人羡慕西施的美貌，最终却因丑陋而惊骇全城；我不幸长有赘疣，比乡妇更加丑陋，我宁可整理衣襟、送饭给节母而得罪乡野老翁，也不愿倚在市门旁卖弄丑恶的声势。” 舍人说：“唉，正因为这样，丑陋的人才多，绝色美人却很少。” 让名论 伯子问京兆尹：“新安山谷阻隔，那里的人心胸狭窄，到了四方做官，往往处处不合。您所到之处都能遇到合意的人，从未失去人心，究竟是遵循了什么德行呢？”京兆尹说：“我也不过像乡里人一样，哪里懂得侍奉别人？我只是用礼节和谦让来对待他们罢了。如今与我同国而共同治理的，不都是四海九州的士人吗？如果确实能够得到长者与我共事，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假使他们并不都是长者，我就用不肖之心来应对他们，他们将会要求更多。靠声誉和利益争胜的人，势必不能两雄并立；不逞强便处于雌弱，逞强又会招来忌恨，这两种情况都是祸患。我努力降低身份表示谦让，总是让他们先行。把名声归给他们，把利益也归给他们，不用争胜。”客人说：“让出利益，我已经听明白了；耕种的人以没有收获为耻，士人以没有名声为耻，名声为什么也要让呢？”京兆尹说：“名声更需要让。人的常情是不趋逐利益，就趋逐名声。趋逐利益像苍蝇，趋逐名声像老虎。他们正贪婪地想要名声，前去争夺便会触怒对方，很难同他们相互依靠。况且人的过失本来时时都会有。他们拿着玉璧来向我估价，抓住我的不足来穷究我，我会感到遗憾；我的过失被遮掩了，他们的估价又会加倍，而我拿出坚白之论去震服他们，我又会感到遗憾。两种遗憾都消除了，他们正以为已经得到我，因而摆出施恩的神色，这种遗憾还没有结束。消除这三种情况，有嫉妒之心的人就很少了。所以让出名声，名声反而完整，没有人受到损害。譬如两人并肩争路，必然有一人跌倒；自己退后让别人先走，两个人都能渡过去。一生让路，也不过多走不到一百步。这是懂得顺应变化的话。”伯子退下后对客人说：“我看鲍公是温和敦厚的人，如今才听到他的内心话。禹的功劳大概遍及天下，帝尧仍然兢兢业业，尚且把不夸耀功劳作为告诫来谦让。不夸耀就没有人同他争，谦让难道不是适宜的吗？” 取予论

译伯子说：“过去我听说伊尹以平民身份取得尊重，心里曾经轻视这件事。唉，这只有伊尹能够做到。如今带着玉帛来的人，难道不是各国的长官、享有美名的士人吗？他们带着文书出行，望着门户前来拜谒，成群结队地送礼，为什么这样纷纷而来？他们守官时像处女一样，无缘无故不肯前来，常常闭门拒绝别人；等到向别人求取时，却像把东西丢进深谷一样毫不吝惜。人情本来就是索取容易而给予困难，他们究竟是什么心思呢？”孟子说：“接受会损害廉洁，给予会损害恩惠。损害廉洁，名声就坏；损害恩惠，义理就显明。把廉洁的名声看得重而拒绝别人，固然是我所急于做到的。即使因此有过失而反复宣说义理、名声不衰，我也还可以承担这个名声。这是操持毁誉之心。不取，别人将以为我施恩于他；不予，别人将仇恨我。宁可致力于树立恩德，不要致力于树立仇怨。这是操持怨恨与恩德之心。取与本是一条道，其中操持的心思却很多。即使有缓急之事，怎么能相信他没有两三种不同的心思呢？毁誉、怨德都不放在心上，所以能够保持纯一的德性。得到国家而出仕，就离开商汤，却不以为自己有二心；放逐太甲，也不认为自己不再是臣子。这是从田野里出来的人。世人正拿自己不接受馈赠这件事，浮泛地仰慕伊尹，竟要把自己同伊尹相提并论，这是把伊尹看得太容易了。只得到伊尹的一点形式，便妄自认为与伊尹同类，不是相差太远了吗？” 唉！夏天的虫子不能相信冬天有冰，不能把它传给火。即使外貌上不像伊尹，也仍然比外貌上像桀的人贤良。我还有什么可问的呢？骤进论 天官簿上记载，考察官吏罢免二千石以上的若干人，其中有二三位大夫因骤然升进而被免职。大夫很有民众声誉，人们却认为这是灾祸。伯子说：“大夫为什么因为骤进而成为灾祸？难道灾祸没有看见场师种植楸树吗？过一年才繁殖，十年才能合抱，百年才长到十寻高。早晨种下树就希望它马上合抱，这不是不祥的树吗？有人有一斗酒，一口气喝完，他能承受多少呢？即使让他慢慢喝，也不到一天就喝完了。酒喝完后就不能再承受，人们便认为这是不祥，何必急速呢？大夫正值盛年，而且正凭才干获得民众拥戴；如果等到时机成熟才兴起，量力而后升进，高位难道会避开他吗？他反而只在早晚之间匆匆忙忙，迎合世俗以侥幸求得迅速升迁，这是自己造成灾祸。如今簿册所急于追究的，难道不是贪墨吗？盗窃衣带钩的人被诛杀，盗窃国家的人却封侯，大的贪墨已经兴起了。如今因贪墨而被察问的人，是盗窃衣带钩的小贼。大夫很有声誉，人们说他只是没有盗窃衣带钩罢了；但他一心求进而不合正道，这属于盗窃国家的一类人。在王者那里不会得到赦免，又有什么可说是灾祸呢？有人说，世人用固定的标准来评议士人，这不是对待特殊人才的方法。假如果真是人才，骤然升进也可以，何必用固定标准呢？我曾听说用人如同用兵，法则是相同的。前进五步就停止，攻伐五次就停止，这不就是司马法所说的揖让吗？不共同服从命令就要受刑，这样以后才可以没有敌人、也没有违犯法度的军队。李陵简选军队深入敌境，没有转身便被匈奴困住，这不是合乎法度的。如今不按规定步伐和攻伐次数行事的并不少，却还要废除固定标准，这究竟是要成为李陵那样的军队呢，还是要成为三代的军队呢？○李贽 豪杰论 △豪杰论 人就像水，豪杰就像巨大的鱼。想求得巨鱼，必须有特殊的水域；想求得豪杰，必须有特殊的人才环境。这是确切的道理。井水并非不清洁，味道也并非不甘美，日常饮食对人并非不重要，仿佛早晚都不可缺少；然而手持任公子那样的大钓钩去钓鱼的人，却从来不在井里下钩。为什么？因为井里不产鱼。即使想求三寸长的小鱼，也根本得不到。海水从来不清洁，也从来不甘美；然而不是能装万斛的船不能进入，不是在海中长大的人不能行走于海上。海既能使人活，也能使人死；既能使人富，也能使人贫。海不可依靠来求安稳，也不可倚赖来作为常态，这是明白的。然而鲲鹏能在其中变化，蛟龙能在其中潜藏，海是万宝汇聚之地，也是能吞掉船只的大鱼快乐游遨的地方。它只要张开一次口，百丈风帆便会顺流而入，丝毫没有阻碍；那么它的腹中本来就像已经容纳江汉一样。这种巨物，哪里是豫且所能制伏、网罟所能牵缚的呢？它自生自死，自来自己，水族千亿，只能令人惊怪而长叹罢了，何况人还没有见过它呢？我家在泉海海边，有人告诉我，曾有大鱼进入港湾，潮水退去后不能离开，于是人们召集几十、上百人，拿着刀斧直接爬到鱼背上，任意砍割，接连割取了几十、上百石鱼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十百石〕 这条鱼仍然安然如故。不久潮水上涨，它又乘潮离去了。然而这还只是其中较小的鱼。乘潮进入港湾，港湾只能容下它的身体，那么这条鱼也实在算不上大。我有一位姓莫的朋友，住在雷海岸边，和我一同在滇中任官，他亲口告诉我：有一条大鱼像山一样，初看还以为是云或雾。中午雾气完全收尽，果然看见海中有一座山，连绵不断像太行山，从东向西移动，直到过了半个月才停下，那就是这条鱼。它的长度又哪里只是三千多里呢？唉！豪杰之士，也正像这样罢了。如今如果在所有乡人都喜欢的人中寻找豪杰，就像在井里钓鱼，怎么可能得到呢？那么这种人可以称作智者吗？为什么呢？豪杰之士绝不是乡人所喜欢的，乡人之中也绝不会产生豪杰。古今的贤人圣人都是豪杰造就的，不是豪杰却能够成为圣贤，自古以来从没有这种事。如今日日夜夜急切地想同天下豪杰共同成为贤人圣人，却反而到乡人之中寻找豪杰，这不但会失去豪杰，也会失去成为圣贤的道路。所谓车头向北而车辙却向南，又怎么能够达到目的呢？我看这种人，肯定不是豪杰，也肯定不是真正有志于成就圣贤的人。为什么呢？如果是真正的豪杰，绝不会有不认识豪杰的人。这个人如果真有成为圣贤的志向，也绝不会不知道通往贤圣的道路；既然如此，怎么还会有坐在井边钓鱼这样的道理呢？◆数学 唐顺之 ○唐顺之 勾股测望论 △勾股测望论

译所谓勾股，就是矩。古人手持几寸长的矩，日月运行中迟疾进退的变化，以及山川溪流的高低、深浅、广狭、远近，凡是眼力所能看到的，没有不能知道的。大概都不能逃脱数理。勾股法中，横向为勾，纵向为股，斜向为弦。由勾股求弦：把勾、股分别自乘后相加作为实，开平方得到弦。由勾弦求股：把弦自乘减去勾自乘作为实，开平方得到股。由股弦求勾，方法相同。大概一条弦的平方中本来包含一勾和一股的平方，一勾一股的平方相加便得到一弦的平方。数理不能只有两个量就不运算，因勾股可以得到弦，因股弦可以得到勾，因勾弦可以得到股。三者之中，有两个显明可知，一个隐藏不可知，由两个求出三个，这就是勾股法能够贯通的地方。至于只知道远近而不知道高低，例如塔影和日影的情形，塔影在地面上的长度可以测量，人也可以走到日光直射之下，但太阳与塔的高低数值无法知道；这就是只有勾而没有股、弦，三者缺少两个，数值无法求出，勾股法也就穷尽了。因此有立表法。大概是用小勾股来求大勾股：小勾股中每一寸勾对应的股长是多少，那么大勾股中每一尺勾对应的股长是多少，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是因为人的眼睛、表和所观察的高物三者在同一直线上而知道的。人的眼睛到表的距离，是小弦；人的眼睛到所望高物的距离，是大弦。另一种方法是把表作为小股，把表高与到塔下的距离相乘，再用小勾去除，便得到塔高。横向计算就是小股到塔的乘积，纵向计算就是小勾到塔顶的乘积，纵横的数值恰好相同；这是把勾变成股，由横向求出纵向。勾、股、弦三者中只要有一个可知，立表法就可以使用。如果高和远的数值都不知道，而只有眼力能够看到，例如隔海望山之类，那么勾、股、弦三者一个也不知道，立表法又穷尽了。因此有重表法。大概量两表相距多少，以及影长差多少，根据这个差值来求勾股，也就可以得到结果。立表，是用来打通勾股法的穷尽之处；重表，是用来打通一表法的穷尽之处。其实重表就是一表，一表就是勾股，并不是两种方法。●皇明文征卷四十一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 议 ◆议 张邦奇 翁万达 周应宾 ○张邦奇 处置经费议 郊祀议 △处置经费议 臣私下看到，国家近来经费供给不足，甚至有人想提出卖官爵、度僧人的建议。这两件事所得到的很少，而造成的祸害很大，实在不是圣明时代应该实行的。我私下认为，如今天下并没有大幅缩小，土地所生产的、民力所供养的，产出并不少；却还常常忧虑费用不足，其中必定有原因。要想使费用充足，没有比节省费用更好的办法；节省费用有三项：第一是彰明俭朴的德行，这是根本；第二是裁减滥赏；第三是淘汰冗余的俸禄供养，这是末节。至于筹划经费的方法有两项：一是清理盐法，二是扩大屯田，这两项就够了。我读《食货志》，看到汉文帝亲自奉行清静无为，府库中的钱和粮食堆积到腐烂；汉武帝以商工谋利，连极微小的钱财也不放过，而大司农却屡屡告急说匮乏。由此可知，节省费用可以使费用充足。从前朝廷因为大婚下诏户部筹措银四十万两，朝廷大臣商议想减去一半，这已经很多了，但陛下最终也没有听从。一次事情的举办耗费如此之多，可以说是把百日积累的财富一天耗尽。如今耗费财物的途径无法一一列举，姑且拿光禄寺来说，一天的费用足以供应一场宴席，有时甚至达到巨万。先帝已经曾经裁减，近来又恢复如旧，财物就像尾闾漏水一样流失到这种程度，怎么能不枯竭呢？” 陛下如果亲自实行俭约，明白地诏告内外，那么各种耗费财物的途径，大概还可以逐渐堵塞。古代不是有功不能赏，赏赐一个人，就能使千万人受到勉励。那些献上一项技艺、射取一只鸟的人，对国家有什么功劳，陛下为什么总是厚厚赏赐他们呢？何况享受内府膳食供奉的人多是多余设置的人员，支取太仓粮食的多是市井之人，于是一个人耕作，却聚集起来供养他的又不止十个人了。对此如果还不裁减抑制，我恐怕财用会日益从上面耗损，百姓生活会日益在下面困苦。不能堵塞耗费财物的途径，就无法开辟增加财物的源头。如今从百姓那里征取的军需杂税，以及斗斛耗米等加征，已经不止平时的数倍了。百姓已经穷尽，不能再增加了。还有可以实行的办法，我听说刘晏治理财赋，每年收入数十百万，而盐利占其中大半。盐所产生的利益，上下互相补益，公家和私人都得到好处；古人实行它已经有成效，祖宗制定它也有法度，本来可以坐享其利而长久没有弊病。如今利益不归国家，却归入权贵宠幸之门，难道不可惜吗？一定要使宪臣与转运等官员断绝相互勾结、互相贩卖的私情，减轻盐价，多招纳盐商，依照通常的股法，按次序发给盐引。同时禁止馈赠请托，使它们断绝而不能实行。这样利益就不会归入权贵之门，而上下都会共同得到好处。我又听说西北边地土地肥沃而人勇悍。从前稍有边境警报，朝廷就派使者带几十万钱粮去供给他们。这难道可以常常继承下去吗？如果确实让将领招募边地百姓，开垦土地并供给他们，使他们世代成为当地土著军队，那么不但可以在无事之日防备意外，转运粮饷的烦劳也可以计算日程而逐渐减少。这大概是诸葛亮、郭子仪实行过并且有效，范仲淹、朱熹议论过却没有来得及实行的办法。如今想要实行，也在于选择合适的人，只要专门委任他罢了。舍弃这个办法而想另行讨论经费方案，那么桑弘羊、孔仅的谋略，不是臣所敢提出的。我听《易大传》说：“靠什么守住职位？靠人。靠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财物，是守护国家的根本。如今我私下看到，四方的人来到京师，都说今年天下州郡多遭水旱灾害，而东南尤其严重。不知朝廷将用什么来救济他们？如果不幸边境突然有急事，几十万军队又将用什么来供给？这正是臣大为恐惧的原因。况且天下的事情，上面因循拖延，下面就会玩忽懈怠。在因循和玩忽懈怠之后，如果不在其中施行振作奋发的政令，鼓动内外人心，革除旧有习惯，那么形势将会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这正是臣因此更加寒心的原因。谨将所听闻的逐条上陈，冒昧呈给圣上阅览。恭候诏旨，特赐施行，臣不胜庆幸。△郊祀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