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四十四

译我认为，上天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于是任命君主来主持天下。君主的德行必须像上天那样包容、覆盖、养育，使天下人都能□安生存、休养生息，没有生活不足的叹息，然后才足以称当上天的任命。然而治国之道极其宏大，政事极其繁多，不可能用一句话说尽。君主的器量必须像上天一样广大，内心必须像上天一样仁慈，施政必须像上天一样博厚，行为必须像上天一样刚健；必须像日月一样明察，像四时一样守信。至于治理国家的方针，规模必须宏远，条理必须精密，全都达到极致，然后才足以尽到君主的德行。考察古代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他们作为君主都能体察天心、实行天道，所以治理极为盛美。汉、唐、宋虽然间有贤君，却赶不上古代。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开始承受天命，统一拥有万邦；太宗皇帝再次安定宗庙社稷；仁宗皇帝继承先志、守成守业。三位圣君相继承接，以天的心为心，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道为道，来安抚天下。直到朕自身，得以继承宏大的事业；即位以来，早晚兢兢业业，只是不敢懈怠安逸，始终遵循三位圣君的心志和道路。承蒙天地、宗庙的保佑，四境没有忧患，百姓安居乐业，几乎达到小康。我长久想到祖宗开创基业极其艰难，守成也很不容易，希望后世继承王位的君主都能永远敬慎地承受并继承这一事业。我在处理日常政务的间隙，阐述帝王治国的要道，并分类剖析，准备永远诏告给子孙。君主的行为，以德为根本；有德，天命才会保存，人心才会归附。如果没有这种德，天命就会离去，人心就会背叛。自古国家的兴衰、治理和混乱，都由此而来，所以首先讲君德。君主的地位，是上天所命、祖宗所传的；只有尊崇、敬畏上天和祖宗，体察他们的心意而不遗漏，遵循他们的道路而不违背，这就是君德的重大之处。因此实行君德，要从奉天法祖开始。德行施及他人，要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孔子论治理天下太平，必定先说齐家；文王的德化，根本在闺门之内，所以其次讲正家。家庭成员有整齐严肃的规矩，也必须有恩爱敦厚的情意，所以睦亲列在正家之后。一家亲属，是与我同气相连的人；天下百姓，是与我同类的人。君主代上天治理百姓，应一视同仁，厚待亲近者而推及远方，所以仁民列在睦亲之后。国家政事有体制，本末有次序，以及维持纲纪的方法，都应当谋划审察，使一切有条理，所以接着讲经国。以一人统御天下，以一心应对万种政务；如果有一个百姓失去安所，就是我的仁德还没有普遍施及。如果有一条命令不恰当，就是我的政事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应当自我勉励而不停止，使没有任何缺失和违背，所以接着讲勤政。自身的修养，应当崇尚德行、去除欲望；恭敬节俭则善德日益增长，戒慎警惕则私欲自然消退，所以接着讲恭俭戒儆。有君主就必有臣下；君主总揽纲领，臣下分掌政务。就像一年必须有春夏秋冬，才成就化育万物的功效；君主必须任用贤明、智慧、有才能的人，才会取得治理的成效，所以接着讲用贤。人的贤与不肖不容易知道；本来就有外貌愚钝而内心通达的人，也有外表恭敬而内心奸诈的人，必须验证他内心所存是否正直，观察他所由以行事的是否善良，这样任用他，才能成就功绩。所以接着讲知人。确实知道某个人不正，就必须除去他。优秀的农夫一定除掉稂莠，怕它伤害好禾苗；英明的君主一定除掉谗佞，怕它伤害正直之人。谗佞除去以后君子才安定，善治才能兴起，所以接着讲去邪。事情必有征兆，征兆是事物发动时最细微的迹象。在细微处看见并防备，所费力量容易；等到事态显著后再除去，所成就的功劳就困难了。因此《大易》慎重提出履霜的戒诫，《春秋》严厉规定无将之法，所以接着讲防微。政治最大的祸患，是言路不通。因为上面的过失希望听到，百姓的隐情也希望听到，所以上古设置谏诤之官，圣人有询问樵夫的做法，因此接着讲求言。侍奉神灵没有比祭祀更严肃的了；祭祀是用来表达精诚、祈求福惠的，而恭敬是根本。恭敬能够招致福气，不能恭敬便会招来灾祸。神灵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是明白的，所以接着讲祭祀。治理百姓没有比养育和教化更急迫的了。按时耕作、按时征收，可以使民生富足并供给国家费用；以恰当的方法教化引导，可以改善风俗并培养贤才，所以接着讲重农兴学。公平地赏赐惩罚，明确升降黜陟，是用来惩戒和劝勉的。赏赐一个人，天下人都会致力于行善；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会警戒罪过。提升一个贤能之人，人人都会想着奋发建立功劳；贬黜一个不肖之人，人人都会想着改正过错。措施简约而效果广大，所以接着讲赏罚黜陟。刑罚是圣人不得已用来辅助治理的手段，并不是依靠刑罚来治理国家。只要有一次失去公允，就会损害人的生命，破坏天地和气，关系极其重大，所以接着讲恤刑。这样做，宗庙社稷可以永远安定，百姓可以成就安乐，天下可以长久得到治理。我的子孙啊，一定要敬慎这些道理！一定要敬慎这些道理！” 御制《历代臣鉴序》

译我认为，上天生养百姓，又为他们树立君主；天下广大，百姓众多，必定需要道德高尚、见识明达的士人共同辅佐、赞助、治理，才能成就安民济世的功业。因此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时代，有皋陶、伯益、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辅佐，有各部门任事的贤能来供任用，于是唐虞三代的盛治，后世没有能够企及的。东周以后，治理不如古代，难道全都出于君主，也因为臣下有纯正的、有驳杂的。上古盛世，做臣子的往往都秉持仁德、遵循义理，心中体察天理的公正，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把忧虑国家看作忧虑自己的家庭。后世做臣子的，并非一定没有这样的人，但也少了。这大概就是治理之道不如古代的原因吧？历代史官撰写臣子传记，用来显示效法和戒惧；贤能之臣功德宏大、声誉显著，即使相隔千年，光辉仍然赫赫，后来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常常感叹自己与他们生不同时。不贤之臣挟带奸邪、放纵私欲，伤害仁德、败坏道义，百代之后听到他们的姓名，仍然会激起人们愤怒、遗憾和不平之气。这样的人，能够同他共同治理天下国家吗？朕继承祖宗宏大的基业，早晚勤勉不懈，深思治理所依赖的，正在于文武臣下同心敬业、协力恭谨，以求不辱祖宗。古代君臣有相互帮助的道义，三代以前的事迹在经典中显明可见。自春秋以来两千多年间，凡是臣子的行事，大略分门别类地加以记录，共三十七卷，命名为《历代臣鉴》，用来赐给群臣，使他们时时阅览反省。道理明白、德行确立的人，行善的志向本来已经确定；士人却未必都能这样，这就是《臣鉴》创作的原因。《诗经》说：“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它的样式并不遥远。”孔子说：“看见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内心自我反省。”人的内心难道有古今的不同吗？如果真能从这部书中选择善行，存于内心并付诸行动，将来建立的事业功绩光明俊伟，有益于国家，有光于后世，就能同古代贤臣一样，永远不被磨灭。朕对群臣的帮助就是这样；臣子也一定要有所帮助于朕，这样或许能使君臣明良相遇，共同达到忠厚之极。睿宗献皇帝《本草考异序》天下万物，耳目经常接触到的，容易认识；只有生长在荒远之地、记载在秘藏书籍中、与世间不同而实际功效能够有利于人的东西，人人都不认识，必定要等到广泛考察图籍志书，撮取其中的名称和要点，然后才能考察采用。譬如人才，深藏在山岩洞穴、偏僻沉沦的贤人，如果不是依靠圣明智慧的人加以表彰扬举，谁能使他们在当时匡正弊乱、在后世建立伟大功业呢？唉！这就是《本草考异》一书创作的缘由。撰写《本草》，自伏羲以来，不知有多少种；医家之流习惯于容易的，忽视困难的；使用常见的，舍弃奇异的。有些药物具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只有性味异常的药物才能承担这种作用，也只有医术超常的人才能驾驭它，用来攻治疾病、消除毒害。医道也实在艰难啊！人们知道日精能够使眼睛更加明亮，却不知道善芳能够产生奇效；只知道食用干物的肉，却不能完全辨认它的形态；人们知道丹棘能够孕育阳气，却不知道稃苡出自康地；百姓食用它的果实，妇人也适合用来生育；人们又知道质汗可以使胎儿转动，却不知道质汗本名叫炙毂过；人们知道乳香能够活血，却不知道乳香另一个名称叫黑挞缠末。大体说来，药物性味不同、名称不同，产地不同，所记载的书也不同；如果不加以考察，临证调和药剂时，难道不会大大误害病人吗？我怜悯世人对医术无知，也怜悯百姓因而受阻于痊愈，于是专门命令良医周文采，综合整理各种《本草》，考订其中的异同，汇编记录，分为上下两卷进呈；书中援引的依据精确严密，题名为《本草考异》，让工匠校正后刊刻，使天下希望延年益寿、保全脉息的人共同使用。倘若医师因为这部书考察药物的差异，把它们归入医道的常规；把那些特殊药物归为特殊药物，把常用药物归为常用药物，并用特殊药物作为常规药物的辅助，那么即使是奇异药方、遥远绝域的药材，也都能被认识而不加以舍弃。考察药物的差异，尚且足以使人起死回生，避免昏乱夭折的祸患；何况治理国家的人搜求奇异人才，集合卓绝之士，那些改换姓名、逃逸于草野中的人才，把他们从民间提拔到显要职位，与普通士人共同任用，难道会不能使国家复兴、百姓安定，振兴停滞、补救弊病，辅佐成就太平仁寿的治理吗？” 宋濂 《洪武圣政记序》《洪武正韵序》《洪武圣政记序》

译自古以来，帝王创立基业、传承统绪，才会有征伐之事；至于筹划治理天下的各种制度，有时势所不及。等到天下大统已经归于一身，也不过是振举宏大的纲领，万事万物还没有完全整顿起来。像汉高帝这样，取得天下最为正当，虽然说谋划没有一点遗漏，但施行到政令上，仍然不够精密周详，所以史臣赞颂他，也只说规模宏大、谋略深远而已。以高帝这样的雄才杰出，尚且如此，那么其余的人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恭惟皇上以平民身份承受天命，大概与高帝相同；虽然正值开拓疆土之时，却停止干戈而讲习经艺，休养战马而讨论治道，日夜不息，没有片刻安宁。等到登上帝位、朝见万国之后，勤勉图治，常常还觉得做得不够，于是上面举纲，下面备目，确实有高帝所不能相比之处。因此，郊庙以及百神的祭祀礼仪都得到整饬，祭祀之事严肃了；登极之日就立即册立储君以端正东宫，国家的根本确定了；广泛分封诸王，依次封赏功臣，君臣上下的大分明白了；军队从京师到各郡府，大都设置卫所，军权全都出于朝廷，将领不得把军权据为私有，于是军政严肃了；内外官职都有确定的制度，一举革除了官员冗滥的弊病，幸进窃位的现象断绝了。冠服有等级区别，防范有明确规章，民众的心志自然安定，不再有僭越奢侈的现象。其他如申明禁令、核验实际成效、培养人才、纠正前代端正朝廷礼仪方面的过失、废除封禅海岳、严明宫禁法规、勉励忠贞节操的教诲、革除多年积累的弊端，像这一类的事数不胜数。有些是前代君王没有做到的，有些是虽实行却没有贯彻到底的，如今都焕然有条，可以垂示后世作为法则。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自近代以来，习俗败坏，已经将近百年；而上天生下这样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出类拔萃，首先兴起，彻底更新旧日染成的风俗，与百姓重新开始。因此，圣上的睿智思虑和裁断，动辄都符合典章法则，超过千古，实在无人能够相比。这正是所谓上天赐予勇力和智慧，以端正天下万邦。臣身居翰林，以撰写文章为职，亲眼看见圣上的盛德大业日益更新、日益显著，于是和同僚商议，选取其中有关政务要旨的内容，编集成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七类，合计若干条，命名为《洪武圣政记》。然而天高而明，万物无不受到它的覆盖；地广而厚，万物无不承载于它；圣人有所作为，万物都兴盛起来，欣然仰观。因此，凡是颁布的金科玉律，排列的玉条法令，写在简册上，刻在美玉上，传给圣明的子孙后代的，将与天地一样永远流传不息。《尚书》说：“只有上天聪明，只有圣人能够及时遵循天道。”《诗经》说：“把治国谋略留给子孙，以安乐辅佐后代。”说的就是这个。至于使四海达到和乐太平的治理，能够与唐虞三代相提并论，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些吗？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些吗？臣没有什么才能，请把这些话写在篇首。深知自己僭越逾分，惶恐惭愧到了极点。洪武八年，岁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谨作序。△《洪武正韵》序

译人生下来就有声音。声音发出，七音也就具备了。所谓七音，就是牙、舌、唇、齿、喉，以及舌与齿各占一半的音。聪明的人考察并认识这些声音，区别清音浊音的类别，确定为角、徵、宫、商、羽，直到半商、半徵，于是天下的声音全都包括在其中了。既然如此，声音难道就是韵书的开端吗？单独发出的是声，组成文辞的才是音。音必须自然和谐，不凭勉强，然后才能形成。虞廷的赓歌、康衢的民谣，姑且不必论说。至于《国风》《雅》《颂》四类诗，从身份来说，上至王公，下至平民和卑贱的奴隶，没有不创作的；从人物来说，他们居住的地方有南北东西的差异，所以发出的声音有轻快急促、沉重迟缓的不同。四方的声音，万有不同。孔子删定《诗经》，都足以配弦歌，是因为取其音调和谐。音调和谐，是说它们出于自然吗？不只是这样，楚汉以来，《离骚》的辞章、郊祀和《安世》之歌，以及魏晋时期的各种作品，何曾拘泥于同一声律？也不过是使音调相协罢了。自梁代沈约把它拘限于四声八病，才开始分为平、上、去、入，称作《类谱》。大体上多是吴地的音。到了唐代以诗赋设置科举，声律禁忌更加严格，礼部掌管贡举，于是改名为《礼部韵略》，终于到了丝毫不敢违背的地步。虽然中间经过两三位大儒，也认为承袭已久，不愿改变。即使有人忧虑它不通，也因为不是朝廷颁行的，学者仍不能完全信从。只有武夷的吴域对此忧虑尤其深，于是考察《易》《诗》《书》，下至近世，共五十家，作为补韵。新安朱熹依据他的说法，来协调《诗经》三百篇的音调。有见识的人虽然有的相信它，但世间流行的韵书仍旧不变。唉！音韵完备，没有超过四类《诗》的。诗是孔子删定的，舍弃孔子而不遵从，却只相信小小的沈约，难道不是大惑不解吗？恭惟皇上考察古代、尊崇文教，在处理万机的闲暇亲自阅览韵书，发现其中分类失当、声音错乱，于是召集词臣晓谕说：“韵学起源于江左，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正音。有些本应独用的韵应当合并为通用韵，如东、冬、清、青之类；也有一个韵应当析分为两个韵的，如虞、模、麻、遮之类。像这样的情况不可胜数。你们应当广泛询问通晓音韵的人，重新刊定。” 于是翰林侍讲学士臣乐韶凤、臣宋濂，待制臣王僎，修撰臣李叔允，编修臣朱右、臣赵埙、臣朱廉，典簿臣睢庄、臣邹孟达，典籍臣孙箦、臣答禄与权，恭敬遵奉明诏，精心研究、深入思考，一概以中原雅音为准；又恐怕拘泥于方言，无法通达上下，于是向左御史大夫臣汪广浮、右御史大夫臣陈宁、御史中丞臣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臣陶凯请教订正，共抄写六稿，才得以编成。音调和谐、韵部相合的就合并，不合的就析分；意义相同、字形相同而出现两次的就合并；旧本中因避讳而没有收入的字，就补入。注释完全依照毛晃父子的旧注，刻成十六卷，共七十六韵，合计若干万字。书上奏后，赐名为《洪武正韵》，命臣宋濂为它作序。臣宋濂私下认为，司马光曾说：“能够完备万物体用的，没有超过文字的；能够包容众字形声的，没有超过韵书的。”所谓三才之道、性命道德的奥秘、礼乐刑政的根源，都与此有关，实在不可不慎重。古代的声音，只取其和谐相协，所以没有不能相通的。江左制定韵书之初，只知道纵向有四声，却不知道横向有七音，因此经纬不能交错，失去了确立韵部的根本，往往拘束阻碍而不能相互通用。宋代有关官署虽然曾经合并通用，也只是略微不同于《类谱》，君子仍以此为忧。如今圣人在上，车辆轨距统一，文字统一，凡是礼乐文物都遵循前代圣人，显赫地继承唐虞的治理。至于韵书，也纳入圣上的思虑，颁诏命词臣依照音韵刊正，以洗涤千古以来的陋习。多么盛美啊！不过，旋转声音以七音为均，均就是韵。若有人能推演十二律以合于八十四调，使各调回旋转动、彼此交合，那么大乐的和谐也就在其中了。所惭愧的是，臣宋濂等才能见识昏昧浅陋，不能上承圣上的德音，接受使命后震惊惶恐，不知道该如何措置。谨拜手稽首，作序于篇首，用以显示圣朝文治大兴，而音韵的法则全都恢复到古代了。◆经籍 王祎 湛若水 杨慎 丰坊 唐顺之 苏浚 赵本学 ○王祎 《水经》序 △《水经》序

译《水经》是汉代桑钦所作。《艺文志》没有收录它。可是《隋书·经籍志》有两部《水经》：一本三卷，是郭璞注；一本四十卷，是郦善长注。善长是郦道元的字。然而两部书都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旧《唐书·经籍志》才说是元郭璞所作。《宋史·崇文总目》也没有说作者是谁，只说郦氏的四十卷注本亡失了五卷。到了新《唐书》才开始说是桑钦所作，又说有人认为是郭璞所作，大概是对此有所怀疑。考察《前汉书·儒林传》，古文《尚书》由涂恽传授给河南人桑钦，字君长。晁氏《读书志》说桑钦是成帝时人。伐以他的书考察，济水经过寿张，即前汉的寿良县，是光武帝改的名称；又向东北经过临济，即狄县，是安帝改的名称。荷水经过湖陆，即湖陵县，是章帝改的名称。分水经过永安，即彘县，是顺帝改的名称。这样看来，这部书不是成帝时所作，似乎是顺帝以后的人所作。书中又说到武侯垒，又说魏兴郡的安阳县，注中说这是武侯居住的地方；魏国从汉中分置魏兴郡。又说江水向东流经永安宫南面，这正是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武侯的地方。再看它所说的北方县名，多是曹氏时期设置的县，南方县名多是孙氏时期设置的，这又似乎是三国以后的人所作。书中又说把信都改称长乐，这是晋太康五年的事。又说河水向北逼近骨律镇城，注说是赫连果城，这是后魏设置的。这样看来，这部书又似乎是晋代、后魏的人所作。或许桑钦本是成帝时人，确实写成了这部书，后来郭璞、郦道元二人作传注时，都有所增益。而郭璞是晋代人，郦道元是后魏人。因此，《山海经》说是禹、益记录的，其中却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名称；《本草》说是神农撰述的，其中却有豫章、朱厓、赵国、常山、秦高、真定、临淄、冯翊等称呼；《尔雅》说作于周公，却提到张仲孝友；《苍颉篇》说是李斯编造的，却说汉代没有天下；这些全都是后人附加增益的，并不再是原文了。既然如此，《水经》为桑钦所作是没有疑问的。大概由于年代久远，经文和传注相互混杂，而桑钦的原文已经亡佚了。原文虽然亡佚，难道就不能说它是桑钦所作吗？《通典》说郭璞的注多半疏略怪诞，已经失传。如今郦道元的四十卷注本固然完整，但旧本往往在传抄迁移中有所失误，也有错简。金代蒙正甫曾经作《补正》三卷，但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只有郦道元的旧注本还在流行罢了。天地之间，水是最多的，所以水就是大地的脉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大河彼此间隔，小河彼此连接，而各郡县州道像瓜藤棋子一样分布，都是依据水流来区别的。地理书始于《禹贡》，而《禹贡》划分九州，必定以山川为依据来确定边界。实在是因为山川的形势绵延不变，州县的设置却经常更改；所以兖州可以迁移，而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却不能迁移；梁州可以变动，而华阳、黑水之间的梁州却不能迁移。这就是《禹贡》成为万世不变之书的原因。后世史家以州县为主来写地理书，州县既然更改，书也就随之废弃而不再流传。既然那些书容易失传，《水经》这部书难道竟然可以废弃吗？大体说来，这部书所引述天下的水流有一百三十七条，长江、黄河都在其中；郦氏注中又引述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一条。水流的源头、去向、吞吐，水道所经过的地方，缠绕交错的支流，条理贯通、数目繁多，搜寻沟渠、访察水道，没有一点遗漏。总括其大略来阅读，天下的地理就可以掌握在手中了。所以自《禹贡》以后，这部书最接近古代而不可废弃，难道也可以说是所谓万世不变之书吗？只是世上研究地理的人，无不只就近处而昧于远方，喜欢简略而害怕繁琐，最终也就纷乱而没有依据。枼氏的学说废弃而不再讲论，已经很久了，这不是很令人困惑吗？所以我作这篇序论，用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是凭我的力量，哪里能够使这部书重新受到重视呢？阅读的人考察它的踪迹，探求其中的原因，再观察各部分之间的会通，必定有人能够认识它的要旨。○湛若水 《古小学》序 △《古小学》序 王者的教化衰息，教育也随之松弛；教育松弛以后，小学、大学二学便亡失了。小学亡失，王宫、党、遂的教育便没有流传；大学亡失，辟雍、泮宫的教育便没有流传。辟雍、泮宫的教育不流传，圣人之学便没有终点；王宫、党、遂的教育不流传，圣人之学便没有起点。学问没有始终，人的正道就不能建立；人的正道不能建立，天地就不能和谐；天地不能和谐，万物就不能顺利成长；万物不能顺利成长，天理就几乎要息灭了。其实两种学校并没有真正亡失，只是自从两种教育松弛后，都散失在《戴记》之中。大学散失的内容篇章完整，程氏把它表彰出来；小学散失的内容篇章零散，还没有人汇聚整理，使它恢复古制。有能够开头却不能结束的人，却没有不能开头而能够结束的人。譬如建造房屋，只考察厅堂而不考察基础，怎么能够建成？即使建成也会倒塌。譬如农民努力耕作，只顾田地却不整治田垄，怎么能够播种？即使播下也不会结实。我对此很忧惧，于是因阅读《礼记》而采集材料，又编成蒙养、洒扫、应对、进退、事亲、敬长、隆师、亲友、礼乐、射御、书数，共七篇。文字采用古文，内容是小孩子的事情，不敢把大人的事情混杂进去，恐怕造成躐等；也不敢用今文混入其中，恐怕混淆古代的礼制。唉！这篇文字，从王侯的儿子一直到庶人的儿子，上下各阶层都可以通用。唉！长子和幼子如果能够学习这些文字，实行其中的内容，树立自己的诚意，诚意树立起来，圣人之学就可以有根基了。因此编成此书，在各家私塾中施行，并传给子孙。○杨慎 《山海经后序》《石鼓文序》《古文参同契序》△《山海经后序》

译《左传》说：从前夏氏正处在有德的时代，远方国家绘制各种物产的图像，九州长官进贡金属，铸成九鼎，把各种物类的形象铸在鼎上，使每一类物都得到记录，让百姓知道什么是神奇吉祥、什么是奸邪怪异。进入山林就不会遇到不祥之物，魑魅魍魉也不能再伤害人。这就是《山海经》的起源。神禹既因治水成功而接受玄圭，后来又接受舜的禅让，把天下作为家业传承。于是收取九州长官进贡的金属，铸造九鼎。鼎上的图像取自远方进献的图画，把山中奇异的东西、水中奇异的东西、草木的奇异、禽鸟的奇异、兽类的奇异，都说明其形状，记载其生长，辨别其性质，区分其类别；凡是神奇殊异、使世人惊骇、使听闻者震惊的事，有的是亲眼见到的，有的是听说的，有的是常有的，有的是偶尔有的，有的不一定真实存在，也都一一记载下来。大概其中经常出现、可以遵守的内容，都具备在《禹贡》中；奇异而不合常法的内容，则完备地保存在九鼎中。九鼎铸成后，拿来让万国观看，把它们同鼎上的图像相互比较并加以辨识，每天让人们听见、看见；远方使者乘轻车来访，贡物经过重重翻译接连呈献，于是便把这些都视为常见而不再惊怪。这就是圣王使百姓明白事理、改变风俗的用意。夏后氏的时代，虽然说崇尚忠实质朴，但文治反而超过成周。太史终古收藏古今图籍，直到桀焚烧黄图，终古才抱着它逃到殷地。史官孔甲又把黄帝、姚、姒以及盘盂上的铭文都搜集起来编成书，那么九鼎图像的传承，本来就出自终古、孔甲这一类人。它的图称作《山海图》，其中的文字就称作《山海经》。到了秦代九鼎亡失，只有图和经还保存着。晋代陶潜诗中有“流观《山海图》”之句，阮氏《七录》中有张僧繇的《山海图》，都可以作为证明。如今经书还在而图已经亡佚，后人依据它的义例加以扩充，又添入秦汉郡县的地名，所以读者一半相信、一半怀疑。相信的人径直认为是禹、益所著，已经迷失了它的原始面貌；怀疑的人于是斥责它是后人伪造的怪诞著作，也同样失当。汉代刘歆《七略》所收录的文字很古；晋代郭璞在注释中所作的序说也很奇异。这部书的流传，难道不是有赖于这两个人的功劳吗？只是它著作□的来源，后来的学者有时忽略了，所以写出这些说法，附在书册末尾。△《石鼓文序》石鼓如今收藏在太学，其中的文字分为十章，共六百五十七字，能够辨认出来的只有三十多个字。石鼓旁刻有宋代潘廸的音训碑，是二百年前的遗物。可惜遗留下来的文字和脱落的字，差不多已经有近百处。考察唐人的《古文苑》，这篇文章恰好排在卷首，收录的年代远在音训碑之前。然而潘廸所说的那些脱落文字，这里仍然缺少。薛尚功、郑樵两家各有音释，与《古文苑》所载大体互有出入，文字没有补缀，意义也很少阐明。三家之外，能够见到全文的人或许很少。爱好古文的人对此深感遗憾。又如潘廸解释“君子员员，巡巡员斿”两句，牵强附会而且错误百出，更加值得讥笑鄙弃。古人书写文章时，下一字、下一句的开头承接上句的末尾；相同的文字只写两个点，不再重复书写，这是很容易看出的。潘廸既然误读“君子员员，邋邋员斿”，又妄自解释说：“员员，是众多的样子；邋邋，是旌旗摇动的样子。”这哪里只是文法大错，连书写体例也完全不懂。“君子员员”成了什么训诂？“邋邋员斿”成了什么话语？不知道却胡乱作解，这就是所谓把郢人的书信硬说成燕国寓言。一处尚且如此，其余我还取它做什么？我过去曾向李文正先生学习。闲暇时他对我说：“你研究过石鼓文了吗？”我便举潘、薛、郑三家的书回答先生说：“没有，我还来得及看到苏东坡的本子。那本篆书、籀文特别完整，音释也齐备，其他各家都比不上。不过那个本子只有一部，恐怕时间久了最终会失传。应当为濒临绝传的古文表彰其幽微之处，亲手抄写后刻在石上，又作一首歌。大概丹书还没有写完，先生就离开后学了。距今又将近六年，回想先生的话还没有坠失，但手迹却没有续成；上天固然珍爱宝物，又把这篇文章怎么办呢？我冒昧地把先生的旧本交给善于书写的人，抄录成一卷；音释一卷；今文一卷；韦应物、韩退之、苏子瞻的歌三首；唐愚士的古诗一首；先生的歌一首，附在卷末，收藏在书斋中，用来不忘记先生的教诲。” △《古文参同契序》

译《参同契》是丹经的祖本，但考察《隋书·经籍志》和《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它。只有《神仙传》说：魏伯阳是上虞人，通晓诗律，文辞丰富博大，修养真性、涵养志趣，约取《周易》撰作《参同契》。徐景休作笺注，东汉桓帝时把它传授给同郡的淳于叔通，于是流行于世。五代时，蜀地永康道士彭晓把它分为九十章，以应合炼丹火候的九转；又把《鼎器歌》一篇作为真铅得一的对应。这样的说法牵强附会，而且并非魏伯阳的原意。他的书已经散乱，经过后人的横加分割，后来的读者不知道哪一部分是经、哪一部分是注，也不知道哪些是魏伯阳的文字，哪些是徐景休和淳于叔通的文字。这种情况从彭晓开始。朱子作《考异》和解说，也依据彭晓的本子。元代俞玉吾所作的注，又依据朱子的本子。俞玉吾想把三言、四言、五言分别归为一类，却没有完成。大概他也知道篇次错乱，不是魏伯阳最初的文章；但总的来说，仍然没有确定的依据。我曾看张平叔《悟真篇》说：“淳于叔通从魏伯阳那里受学，留下来成为万古丹经的主宰。”我认为张平叔也许还见过古本，只是访求多年都没有得到。近来会见洪雅杨卭崃宪副，他说：南方有人挖地得到石匣，里面有古文《参同契》，是魏伯阳所著，分为上、中、下三篇；有序一篇；徐景休笺注也分三篇，后序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篇，相当于上下两篇，后序一篇；合计为十一篇。大概它还没有遭到后人的妄加扰乱。我赶紧借来抄录。没过多久，有人从吴中来，带来一本刻本，却妄称自己苦思精求，一旦豁然开朗，仿佛得到神灵启悟，错乱的篇章和简册如同云雾消散、坚冰融化。他的说法既是欺骗自己，也是欺骗别人，实在太过分了。等到看那本书的另一篇序，又说：“有人从会稽来，把善本送给我；古文一出现，所有伪本都得到订正。”在一叶半简之间，他的真实情况已经显露出来，也可以说是掩耳盗铃、藏头露尾了。实在可笑。我既为古文重新出现而高兴，又得以见到朱子没有见过的本子，这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于是作序并把它收藏起来。唉！东汉的古文留存于世的已经极少，这部书就像折断的圭重新完整、残缺的璧再次合拢，实在值得珍视！至于那些只取外形相似的说法和比附的言论，有的流传下来成为房中术，有的被认作炼丹炉火；依靠这些说法而丧命、毁掉身体、耗尽钱财家产的人很多，成功的万中无一，而陷入其中的十有八九。班固说过：所谓神仙，是用来保全性命的本真，而不是向外界求取什么；不过是借此荡涤心意、平和心境，使自己与天地大化同在，而胸中没有恐惧忧惕。然而有些人专门把它当作事业，那么荒诞迂怪的文字就越来越多，这并不是圣人的道。这正是人们用来教诲人的道理，意义深远啊！因此一并提到这里。○丰坊 《道德经赘言叙》△《道德经赘言叙》关于老子所处的时代，各种传记的说法人人不同。方士一类的人尤其怪诞荒谬，不合常理。宋代儒者因此斥为异端，这与《曾子问》《论语》所说的不同，学士们也就没有可以取信的依据。我曾经阅览《世本》《世纪》《路史》以及王深宁、金仁山等人的说法，似乎可以得到一个大概。老子姓老，名偃，生下来耳朵就很长，垂到肩下，所以字伯阳。他的父亲皋陶的曾孙名叫芋，担任夏代大理，曾进谏说不应诛杀关龙逢，后来因这件事而死。他的儿子■〈日冉〉逃到亳地，改姓李。李就是理的意思，改变字形而保留读音，是为了不忘父亲。他历仕成汤、太戊、武丁，成为商代贤能的大夫，受封于彭城，称为彭祖。商朝末年，他以德行长于诸侯，号称老彭。他辅佐武王伐纣，见于《牧誓》。后来又历仕周成王，与史籀一同任柱下史。周幽王时，他论述三川地震，见于《史记》。周敬王时，他仍掌管周王室的图籍。他寿命最长，学问最博。孔子确实曾以他为师，所以说“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至于方士说仙人李灵飞出生，李耳就是老子；又说籛铿、彭祖是两个人，这些都不对。如今流传的《道德经》，说是老子出函谷关时传授给令尹喜的，并没有可靠的经典记载。不过它的文字太奇特，道理太玄妙深奥，所思考的要旨都是性命之理，善于阅读它的人很少。只有其中说“谷神不死”，常被方士拿来作为借口。列御寇又说它出自《黄帝书》，大概秦王政喜好长生，博士叔孙通等人又把圣贤经书的训诫托名于黄老，夹杂进长生不死的言论，侥幸没有一同被焚毁。都督万侯鹿园子瑕当时为它作《赘言》，能够阐明性命之理而流传下去。有人怀疑《赘言》的词旨似乎取法于《楞伽经》，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可以解释说：佛教刚传入汉地时，还没有精妙的说法；到了晋宋之间，世间的君主喜好佛教，于是宗少文、许玄度一类的人援引《易》《老子》的深奥言语，放入佛教经典并加以扩展。这样看来，是佛教借助了我们的学说，我难道反而取法于它吗？鹿园子来拜访我说：“听说您研究经书精深，对各种史书博览而且考核详尽，老子的时代，幸而请您为我的《赘言》作序，可以吗？”我说：“可以，可以。”序文说：《赘言》和《道德经》像是先刻成的文字，《续道德经》又像是《赘言》的文字，我便从旁劝成了这件事。鹿园子天资聪明，性情和平纯美，又虚心好道，百家之言没有不通晓的；历任官职而做到天下大帅，对于天下事务没有不洞察于心的。假如让他做文臣，他可以端坐朝廷讨论礼乐，辅佐天子进退贤能和不肖之人，使天下安定富足，让边境四夷成为守卫，不只是糊里糊涂地度日罢了。○唐顺之 《中庸辑略》序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中庸辑略》序

译《中庸辑略》共两卷。当初，宋代儒者新昌石■〈敦上山下〉子重采集二程先生的言论，以及他们的高足弟子游、杨、谢、侯诸家论说《中庸》的文字，编成了几卷集解。朱子于是删削它，编成《辑略》。后来朱子又亲自把二程先生的言论编入《集注》，对于各家学说则另作《或问》来加以辨析。《集注》《或问》流行之后，《辑略》《集解》两部书也因此不再显著流传。友人新昌御史吕信卿一向有志于古人的学问，又认为子重是他的同乡，于是购买寻求这两部书，我便把自己收藏的宋刻《辑略》本交给他。不久吕先生巡按江南，便嘱托武进县令李某刻印它；至于《集解》，则再也看不到了。序说：古代扰乱我们道统的，常常在六经、孔氏之外；后世扰乱我们道统的，常常反而在六经、孔氏之中。从前世道教化衰落，方术竞相出现，阴阳家、老子、墨子、名家、法家曾经和儒家并立，合称六家、九流；它们的道术彼此不相谋合，却随着时势相互争夺盛衰。佛教出现最晚，它的学说却最盛，终于和我们的儒家并立，形成儒佛对峙。然而它们彼此不相谋合而相互争夺盛衰，也和六家九流相同。那些学派各自驾驭自己的学说，兴盛时甚至达到与儒家抗衡、由六家变成九流、由九流变成儒佛二教的地步，这就悖谬了。不过，正因为彼此不相谋合，也就本来不应相互混乱。唉！六经、孔氏之教与六家九流、佛教的区别，哪里想到后来竟会如此？六家九流和佛教的学说潜入六经、孔氏之中，却没有人辨别出来。解说《易》的人用阴阳解释，有的用老子、庄子的学说解释，于是六经、孔氏之中有了阴阳家、老子一派。解说《春秋》的人用法律解释；解说《礼》的人用刑名、数度解释，于是六经、孔氏之中有了名家、法家。解说《论语》的人谈尚同、兼爱、尚贤、明鬼，于是六经、孔子之中有了墨家。说本性不能用善恶来说明，说作用就是本性的学说；说心不能用生死来说明，说真心常住的学说，于是六经、孔氏之中有了佛家。六家九流和佛教在六经、孔氏之外与我们并立，是门外的兵器；六家九流和佛教的学说潜入六经、孔氏之中却没有人辨别，是屋内的兵器。不过，六家九流潜入我们的六经、孔氏之中时，它们的说法粗浅，道理狭小，还容易辨别。佛教潜入我们的六经、孔氏之中时，它的道理宏大宽广，说法也更加精密细致。儒者说：“体和用本来同出一源。”佛者也说：“体和用本来同出一源。”儒者说：“显现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佛者也说：“显现和幽微之间没有间隔。”那么究竟凭什么去辨别呢？唉！六经、孔氏的旨意，以及伊洛诸儒讲说六经、孔氏旨意的道理，本来都具备在那里。假如有人真正领会了这些旨意，超然地相信我们所说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然后才能识别佛教所谓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儒者对于喜怒哀乐的发作，从来都希望使它顺应而通达。使它顺应而通达，直到天地万物都融贯于我们的喜怒哀乐之中，然后才能认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佛者对于喜怒哀乐的发作，从来都希望使它逆转而消除。使它逆转而消除，直到天地万物寂然无声，毫无喜怒哀乐的交涉，然后才能认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佛教的机理总是以逆为主，所以它所谓反转听闻、回转观见，以及不执着于声色香触，都在听闻、观见声色香触之外。儒家的机理总是以顺为主，所以它所谓不昧于听闻，以及所谓无声无臭，恰恰就在明白地听到声响、闻到气味之中。因此，佛教虽然向内探求，穷尽深奥、达到幽微，几乎与我们的圣人没有不同，但它的天机以顺为主还是以逆为主，必定有不能强行混同之处。程子说：“圣人以天为本，佛氏以心为本。”又说：“善于学习的人，应当在情感已经发动的时候加以观察。”这就是《中庸》的旨意，是百家所不能超越的道理，也是群儒的学说所不能扰乱的真实内容。游、杨、谢、侯诸家的学说，难道没有缺点吗？我不敢断定。然而其中醇正的部分很广大，它们难道没有受到老子和佛教的浸染吗？我也不敢断定。不过师门流传下来的言论大概很多，求学的人只须精心选择罢了。那么这部书难道就可以废弃吗？这正是吕信卿刻印它以等待学者的用意。△《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译《春秋》的意义难以明白，那么应当从哪里探求呢？答道：从圣人的内心探求。圣人的内心又应当从哪里探求呢？答道：从普通男女的内心探求。《春秋》是儒者历代都不能把它的学说穷尽的书；但说应从普通男女的内心探求，不是很迂曲吗？孔子曾经亲自说过：“我对于人，谁加以毁谤，谁加以赞誉？这就是三代百姓所以能够按照正道行事的原因。”《春秋》是圣人有是非却不任意毁誉的书。正道所认为正确的，《春秋》也认为正确；正道所认为错误的，《春秋》也认为错误。《春秋》就是用来寄托每个人按照正道行事的本心的。人人都有这种本心，难道能说它的文字有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吗？儒者却把它看作圣经，认为不应这样浅显，往往说其中有微言大义，因此解释得过于详尽，反而使它的意义更加隐晦。况且《春秋》之所以成为《春秋》，不过是诛讨乱臣贼子罢了。做儿子的尊敬父亲，做臣子的敬奉君主，人人难道不知道这是正确的吗？弑杀君主、篡夺父位，人人难道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吗？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却有人陷入弑逆之事，这是古人所谓按照私意行事。即使他因私意而陷入弑逆，他那按照正道行事的本心，本来仍然隐约存在。圣人早已为他辨明是非，唤醒他内心隐约存在的正道之心，以消除他勃然欲动、敢于作恶的念头，所以乱臣贼子会感到恐惧，并能够自行回头。圣人使他们恐惧，并不是在他们的邪念已经勃然发动、不可遏止时去阻挡，而是在他们内心隐约存在的正道之心尚不容熄灭时加以启发，因此才能使他们恐惧。并不是说把他们弑君的事情写出来，以此吓唬他们。他们感到恐惧，只是因为觉察到内心隐约存在的正道之心忽然显露出来，却没有觉察到那勃然发动的邪念已经暗中消失，所以才恐惧；不是因为害怕《春秋》记载了自己的罪行，便不敢去做。因而说：“孔子因为作《春秋》而恐惧，《春秋》完成后乱臣贼子便恐惧。”孔子的恐惧之心，正是众人按照正道行事的本心；众人按照正道行事的本心，也正是乱臣贼子感到恐惧的心。人人都有这种本心，难道能说《春秋》的文字有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吗？善于解说《春秋》的人却不是这样。他说：“没有正义的战争，人人都能知道它是不义之战，何必再问其中有没有钟鼓之声呢？”他说：“某人是三王的罪人，某人是五霸的罪人，人人都能知道他的罪在哪里，何必再问他的功劳和过失呢？”他说：“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人人都能知道这是在讨伐乱臣贼子，何必再问他的君主是否有理由取用他，是否没有理由取用他呢？” 这样解说《春秋》，难道不是简明而容易理解吗？可以说这是从普通男女的本心来探求《春秋》，而不被所谓圣经的深奥说法遮蔽。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游夏为什么不能为《春秋》作传呢？答道：高、赤二人，世人相传认为是游夏的弟子，师门的学说本来应当有所传承；但他们难道仍然没有免于解说过于详尽吗？从其他各家的纷纭说法，也可以知道这一点。他们可以说是被圣经的说法遮蔽了，而没有用普通男女的本心来探求《春秋》。我有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儒者都被旧日传闻牵制，认为它迂曲，没有人相信我。偶然把它告诉彭山季先生，季先生欣然认为正确。于是拿出他所著的《春秋私考》给我看，其中《公羊传》《谷梁传》的义例、《左氏传》的事实，以及各家的纷纭学说，全都加以破除，而独自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之中，推求当时的事情，判定其中的是非。虽然千年以前的事情不可能完全猜知，但用众人按照正道行事的本心来衡量，总不会相差太远。因此我更加相信自己的学说与季先生相合。季先生曾拜阳明王先生为师，听闻致知之说，能够相信众人按照正道行事的本心与圣人不任意毁誉的本心相同；所以他所说的《春秋》大旨，也多取本于师说，因而见解如此直截明白。至于地理沿革的古今变化、姓名氏族的源流、星历的数度、禘郊尝社等祭祀，以及礼乐、兵制、赋税的细节，凡是古今争论聚讼之处，都一一辨析到毫厘，务求详尽确实。过去人们所称的经学大师，没有谁能超过他。因为这些并非关系大义，所以没有把它们列入序文中。我曾听李愿中说：罗仲素讲说《春秋》，起初并没有很深的领会；然而等到住在罗浮山之后，他的说法不知变成什么样了？罗浮山与《春秋》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不是因为此心空洞无物，然后才能与众人有共同的好恶吗？能够与众人有共同的好恶，然后才能讲说《春秋》吧？您已经老了，正要隐居在云门幽深之处，厌弃文字的支离琐碎，卓然洗涤心灵，在无物之境中遨游；那么您所讲的《春秋》，也应当达到这种境界了，我还能够见到它。苏浚 《家礼集要》序 《家礼集要》序 礼制得不到彰明，已经很久了，其中吴越一带尤其严重。按照我苏浚所见所闻，三吴的风俗是：人死后不立即收殓，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期限；又听从佛教，把天门地狱之说禁锢愚昧者，于是诵读《涅槃经》以求解脱。更严重的，竟奏乐娱尸；贵族公子驾着成列的车马，带着酒食互相慰劳，手拄着杖，耳听着丝竹，身体衰弱而口中沉醉，仿佛把这看作平常事。再严重的，竟借佛家玄妙的谈论，把先人的遗体烧成灰烬，投入沟渠之中，仿佛一点也不爱惜。瓯越各郡，婚嫁要议论财礼；男方一定要整治仪仗，女方一定要准备丰盛的饭菜，每天搜求珠玉珍宝；一旦有一项不合意，便像背负了前世债务一样，众人一齐讥笑他。即使担石之粮都不充足，即使只有二豆刚刚悬挂，也要竭尽力量勉强办理，以平息怨声。于是贫困人家生下女儿，往往立即把她溺死，仿佛把女儿当作仇人。富裕的宗族豪门辗转效仿，杀害子女、伤残生命，比胡貉还要厉害，并且把能够摆脱债务牵连看作快事。唉！礼教不明，竟然会严重到这种地步吗？我看《仪礼》一书，曲折详尽，万端事务没有不贯通的。紫阳先生又加以润色，大的方面不遗漏常法，小的方面不忽视旧有常规，斟酌人情而树立准则，文理斑斑，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增损的了。可是沿袭至今，严苛的拘泥于形式，繁缛的奢侈于仪节，各家说法庞杂，不能贯通。即使是学士和缙绅，也沉溺于流俗谣言，以至不敢抑制私情而依礼行事，宁可自我抛弃于先□，哪里还谈得上那些愚昧百姓呢？河东令狐先生亲手编成《家礼集要》一书，大体在礼节繁简之间斟酌，在文饰与质朴之间增损，使贤能聪明的人在衣服、饮食等方面有所遵循，即使那些颓然放纵自己的人，也不至于受到拘束而过分畏惧。这大概是继承文公的意旨而善于运用它。长君观察公进入吴越后，立即把它付梓刊行，希望与当地士人共同享用。我苏浚有幸看到了这部书，拿它来规范士绅，使他们不越过尺寸，它的益处就更加广大了。听说河汾一带所汇聚的风气，多有恭敬礼让的君子，这大概就在先生身上吧！赵本学 《孙子书校解引类》序 《孙子书校解引类》序

译天地之间，只要有人就会有争斗；有争斗就会有祸乱。祸乱不能靠鞭打惩罚来治理，于是便有了军队。军队是凶器，不能任意使用，于是便有了法度。战争起因于斗智较力，所以用兵之法不能不借助权谋。用兵而不运用权谋，就会军队失败、国家危亡，祸乱也不会停止。君子不得已而使用权谋，正如政治不得已而使用军队一样。运用权谋符合天理，就是仁义；符合王法，就是礼乐。所以管仲作为霸主的辅佐，用兵时舍弃实力而攻击空虚，舍弃坚固而攻击脆弱，舍弃困难而攻击容易，以使对方欢娱为策略，借尊奉周王为名义，完全是运用权谋罢了。孔子称赞他说：“像他的仁德，像他的仁德！”为什么这样说呢？大概是说，虽然所用的是权谋，事情的目的却是仁义。诸葛亮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是存养心性的话。他亲自耕种南阳，不求闻达，这是尊崇德行、以道为乐的行为。至于用兵，他明知孙权本来是汉朝的贼臣，却姑且与他结盟作为援助；刘璋是汉室宗亲，却乘机袭取他的地盘，兼并他的军队。司马懿不出战，送给他妇女衣饰以激怒他；郭模假装投降，泄露敌方谈话来离间他们；大举出兵，袒露身体连夜进攻遂阳，以出其不意；熄灭战鼓，偃旗息鼓，打开城门，假装嬉游饮酒，以迷惑敌人。事情虽然运用了权谋，内心却是仁义的。像宋代的韩琦、范仲淹、寇凖、宗泽、李纲、岳飞，对敌人主张战争而不主张议和，权谋无所不用；考察他们本人，却都是如金玉般的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无不是圣贤正心修身的准则。王钦若、汪伯彦、黄潜善、王伦、秦桧之流，对敌人主张议和而不主张作战，从未听说他们开口谈过权谋；考察他们的内心，却是猪狗般的小人，奸邪险恶、刻薄寡廉，滔天的罪恶没有什么不忍心做的。由此看来，可以知道，正确运用权谋来排除夷狄的祸患、安定四海百姓，实在是儒者分内的事情；在致知格物的功夫和研明经学、学习文章的闲暇，也不能不兼读这部书而深入探究其中的道理。古人所著兵书共有四十多家，如今保存下来的有七家。孙子十三篇，实在是权谋变化的总汇。几千年来，儒者从未打开它的门户钥匙；即使有曹掺、李筌、杜佑、杜牧、王晢、贾林、张豫、郑友贤、张贲、刘寅、郑灵等十五六家的笺注，也不过粗略训释义理，苟且引证，加上错误相互承袭，古文逐渐失真。到了今天，凡是用兵的人都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则，这难道不是关系治乱的一大缺典吗？我不自量力，私下里重加校勘并通释此书，又选取古人一两件已经实行的事情来为书中的内容作证，题名为《校解引类》，使四方经生学士都能读它而不感到困难。自三代以后，儒者不懂兵法，其原因都以为孔子没有回答卫灵公关于军队的问题，因而把兵事视为忌讳；却不知道春秋时期，天子在上，诸侯之间没有合乎义理的战争，也没有可以询问兵事的适当情势，所以孔子没有回答，本来就是应该的。今天不回答卫灵公，另一天却本来可以向鲁国请教；假如孙子生在鲁国，鲁君任用他来诛杀陈恒、彰明王法，孔子难道不会认为鲁国合乎义、孙子贤能吗？汉、唐、晋、宋以及我圣朝，天下统一，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倘若遇到国家有难，出面主持军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竟妄称德化之世不应使用军队，这是迂腐儒生保全自身的哀叹，也是卖国的罪行。我为这部书作注，又担心文士迷惑而不能理解，所以再推演其中的说法，为它写下这篇序。古集 宋濂 王鏊 王宗沐 沈懋孝 宋濂 《革象新书》序 《革象新书》序

译《革象新书》，是赵缘督先生所著的书。先生是鄱阳人，隐居避世、韬晦自身，世人不知道他的名和字。有人说他名敬，字子恭；有人说他名友钦，具体姓名无法详知。因此世人便依据他的自号，称他为缘督先生。先生是宋朝宗室的后代，学习天官、遁甲、铃式等书，想以功业奋发自立。一天，他坐在芝山的酒馆中，遇到一位眉毛修长、眼睛方正的男子，索酒畅饮。先生感到奇异，便上前接近他，两人谈论玄理很久，那人还说：“你怎么来得这样迟啊！”于是从袋中取出九还七返丹书送给先生。临别时，先生询问他的姓名，他说：“我是扶风石得之。”石得之大概就是世间传说中的杏林仙人。先生从此把世间之事看得淡漠，不经意间到东海之滨独居十年，注释《周易》数万字。当时人们没有谁知道，只有傅文懿公傅立极敬畏他，认为他阐发了前人没有说过的道理。先生后来又把一切都抛弃，骑着青骡，跟随一个小童，往来于衢州、婺州的山水之间；人们看不见他携带什么财物，但旅途中的费用从未缺乏，最终也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术法。游历疲倦后停泊休息，后来却去世了，于是葬在衢州龙游的鸡鸣山。原有一位朱晖，字德明，是龙游人，长期跟随先生游学，学到了他的星历之学，因此获得这部书；朱晖也凭借占候之学成为名家。朱晖去世后，他的门人、同乡章浚深怕此书湮没失传，急忙订正其中的错讹，刻在木版上，并来请宋濂为它作序。我听说天官之学，历代推步计算，必然略有不同，大概是想随时考察验证，以符合天运罢了。自唐代到宋代，这种方法逐渐精密，到元代尤其严密。耶律文正、王楚材认为金朝的《大明历》推算落后，于是减少节气的分数，削减周天的余数，去掉交终的比例，治理月球运行的余数，以至日月和五星出没先后的问题，都加以深入研究而纠正其错误。又因为西域与中国相距遥远，设立里差，加以增减，名为《西征庚午元历》，可以说没有遗憾了。后来许文正公衡、王文肃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又与南北日官陈鼎臣、邓元麟等人，遍考历代历法，重新测量日月星辰消长运行的变化，斟酌取其中数作为历法的根本；也就是所制定的《授时历》和《历经历议》两书，至今仍然保存，可以考证而不失实。君子认为，当世所推步计算的历法，都是依靠几位大儒；他们汇聚各人的精神，扩充见闻，完备观测仪器，然后才能达到精微之境。如今先生正值朝廷禁绝民间藏书的时期，又独自居住在大江以南，而且没有所谓观测天象的器具，他所著的书却往往与诸位公卿相合而没有差错；这虽然是绝伦的见识，却也有其所以达到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人心所具有的道理本来相同，所以彼此相符，并无南北差异。我又听说，西域远在万里之外，元朝攻取其国后，有个札马鲁丁进献《万年历》；他的测候方法只使用十二宫，并分为二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和次舍的学说，都像是没有涉及。然而推算日月交食，却很能与中国相合，也正是因为道理相同。唉！四海内外，凡是圆头方脚的人民，他们的心都相同，所依据的道理也没有不同。难道只有观测天象这件事是这样吗？先生的《易》已经毁于战火，他所著的《兵蒙书》和神仙方技之言，也都不存在了。现存的只此一书而已，毫无疑问应当与《历经》并行流传。因此我特意把先生的事迹写在篇首，使读者知道先生的学问贯通天人，希望大家共同谨慎地保存、传播它。王鏊 《孙可之集》序 《孙可之集》序 凡是写文章，一定有法则。扬子云砍木制作棋子、剖革制作球，也都有法则，何况文章呢！近世的文章家，大都把昌黎公韩愈尊为圣人；他的法则从哪里传授而来，大概没有人知道源头，推想他是从经书中自得的，而从邹孟氏那里得到的尤其深。同时代除柳州柳宗元之外，很少有人能够了解。昌黎把它传给皇甫持正，持正传给乲来无择，无择传给孙可之，所以孙可之常常自夸说得到了吏部韩愈作文章的真正秘诀。孙可之去世后，这套方法中断了。后来欧阳修、苏轼崛起，百年之后，各自凭借长处震动一世；他们的天才卓绝，只是在这件事上似乎没有来得及反复推究，却也有许多地方暗合。那时临川荆公王安石独自深得其中奥妙，考察他构思和遣词，没有一处不相合，只是看起来比韩愈稍显狭窄罢了。此后的文章家任凭自己的成见写作，没有师承，我私下对此深感忧虑。年轻时读《唐文粹》，得到皇甫持正和孙可之的文章，便反复阅读三遍，只可惜不能看到它们的全部。后来获得内阁秘藏的本子，亲手抄录回来，才自以为对古人立言的用心有了一丝一毫的见解，并且想痛改旧习，洗涤心中的新思；可是年齿发渐渐衰老，才思凋零，想前进又退缩，不能追上古代作者，以完成平生的志愿。读这两位先生的书，我没有一次不抚摸书卷而长叹，庆幸自己遇到了它们，又惋惜相遇得太晚。于是刻版刊行，使它流传下去，希望昌黎公没有传下来的秘诀，或许有人能够因此得到。王宗沐 《陆象山集》序 《陆象山集》序

译圣人的言论，其心深邃而没有形迹。它涵容万物，受到触动便会发动；它有所感应。佛氏谈论它的涵容，把它说成圆明微妙，并把它隐藏起来作为奇异之说。世俗之学只就它的感应加以妆饰缠绕，将它割裂开来而自以为广博。总之，他们不可能完全不接近它，却最终也不能进入其中。为什么呢？他们之所以不能不有所接近，是因为涉及心；而最终不能进入，是因为远离了本体。圣人谈论心，不只谈它的涵容，是怕人专求微妙；也不只谈它的感应，是怕人专求外在迹象。所以哀痛和敬意，是心的本体；看见宗庙和坟墓而产生哀敬，是心的感应。本体无所不具备，所以无所不感；无所不感，所以无所不应。依据这种感应而制定文章礼仪，于是便有哭泣、捶胸、哀痛、穿素服等规定，以及俎豆、璧帛等礼仪。礼仪建立起来，内心便得到表达，但礼仪并不等同于内心。这就是圣人之学。佛氏却从感应方面反过来否定它，归结为空无，说：“坟墓和宗庙、哀痛和敬意，都是虚妄的；本性就是脱离这些的。”世俗之学批评他说：“这就是有，于是便繁琐地罗列名目数量，扩大辨析考证，仿佛不这样便无所遵循。”然而他们不知道，否定感受和感应的人，已经把玄远空寂当成本性；而沉溺于名目辨析的人，又只详究末节而忘记了所以然。我本来就说：“禅学和世俗之学最终不能进入圣学，都是因为远离了本体。”圣人关于心的言论，宋儒讲得很详细。最后陆象山陆氏出现，完全除去世人所谓的缠绕繁琐，直接指明我们感应事物的心，说：“看见坟墓便哀痛，看见宗庙便敬肃，这就是心。”关键在于辨别此心的真伪，而圣学就在这里。他在用功实践方面，虽然道路稍显径直，但对于感应的完整道理却指示得十分明白。世俗之学却认为这就是禅学，只是没有涉及名目数量和繁博考辨。唉！象山指出人的感应，使人由此探求心的涵容；佛氏把感应反归于空无，而象山则把外在迹象指向感应，因此世人便把它当作禅学。既然如此，成为圣人，难道一定要靠名目数量和繁博考辨吗？如果把礼仪当作心，我又到哪里去寻找哀痛和敬意的根源呢？这部集子刻于金溪县，年代久远，已经漫漶。德安吉阳何先生任江西巡抚的第二年，大力阐明理学，以教化士人，于是重新刊刻此书，而□□为它作序。我推辞不得，便选取象山言论中精粹的部分作为依据加以考证。如果世上有明白的人从中有所取法，那么禅学、世俗之学与儒学之间的界限，就会像手掌和手指一样清楚，而象山之学也就可以了解了。沈懋孝 《清英集》序 《清英集》序 天下的英奇珍妙之物，常常孕育在空明深清的境界之中。全天下即使都知道它，也没有谁能明白它的精微道理。所以心作为器物，文章就存在其中。即使博学雅正、见闻广博的人，也常常苦于内心清涤得不彻底，因此离道还很远。他们的先天根基没有源头，愿力也没有确定；清明从哪里产生呢？浑浊只会不断滋长。被尘世芬芳污染的人，反复受牵制而几乎丧失本性；耳目被障蔽的人，内心缠绵而容易闭塞。才情所能达到的地方，都由世俗认识所贯通。譬如飞蛾在帘纱上飞游，一丝帘纱便隔开了天空，近在咫尺却如相距万里。即使勤苦用心，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千年的浑浊因缘，沉沉昏昧，也只能说是时运如此罢了。况且碧霞高远，明月流光；秋涛澄澈，芙蕖绽放光彩。清气达到极致，自然会有光华。五色的绚丽，都是由空明创造出来的。神珠生在千仞之下，空翠生在千仞之上；鱼龙在海中变化，星斗在天空变化；鸣鸟选择碧梧而降下，珙花依托美石而长久繁荣。它们既然都是由清气熔铸凝结而成，所以没有清气便不能有灵性，必须凭借清气才能变化。《易》不是说过：“洗涤心灵，藏守幽密，以神明来彰明自己的德性”吗？古代最高尚的人，与日月共同高悬，光辉同日月争明，吐纳精气，芳香传播无穷。他们的才华格外卓异，他们的心性自有不同。难道他们前生曾在阆苑居住，所以又带有三天的灵气吗？李长庚、苏黄州，他们这个人如同仙人，他们的文章则如丹药般纯真。我的朋友，像屈子的辞赋，庄子的文章阐明大道，深远广大，玄妙的风范可以汲取；又足以成为百世的师表。我们这些人每天奔走在尘埃污浊之中，胸中的浊气还没有融化，没有灵根却希望清英之气降临，怎么可能呢？应当在轩窗几案旁自我勉励，以盘铭自我更新。山谷既已开辟，灵芝也就可以采食。天空如此深湛，源流如此洁净。云中的仙人，自然会翱翔而来。由此可知，五灵本来没有什么奇异法术，凡人的心境净尽，天心自然显现。清与浊、圣与凡的界限，在于各自安置自己的心。若只想汲取外物来求清，就像羊逃亡、鹿奔走一样，已经失去了我的指引。诗篇 宋濂 高棅 杨慎 宋濂 刘崧 杨士奇 倪岳 吴希贤 程敏政 皇甫汸 宋濂 《皇明雅颂》序 《皇明雅颂》序 《皇明雅颂》，是鄱阳刘仔肩编集的。为什么称作“雅颂”呢？“雅”，是宴饮、朝会时演奏的乐章；“歌颂”，则是赞美盛大功德、向神明报告成功的诗歌。如今诗的体制与“雅颂”已经不同了，为什么还沿用这个名称呢？因为体制虽然不同，所说的“赋”“比”“兴”却相同。为什么又说体制不同呢？因为时代有古今之别。时代有古今之别，怎么能要求今天成为古代，也不能要求古代成为今天呢？古今虽然不同，但人情的抒发、人的声音的宣泄、人的文采的形成，却是相同的，仅此而已。那么为什么说它们相同呢？江河、湖沼、洲渚各不相同，但水是相同的；山陵、山峦、冈阜各不相同，但土是相同的；人的行动和外物的差异各不相同，但受到感动是相同的。趋向共同之处而舍弃差异，这就叫作大同。怎么知道它是大同呢？因为它最终归于道罢了。所谓“归于道”，是什么意思呢？世道得到治理，声音就会和谐。为什么呢？天上的声音和谐于上，地上的声音和谐于下，人的声音和谐于中，那么形体诚实、通达顺遂的境界就达到极点了。形体诚实而通达顺遂，也会有相应的征兆吗？回答说：有。三秀草开花，朱雀出现，龟龙出世，驺虞来到，嘉禾生长。哪里会没有祥应呢？既然有祥应，怎么可以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就会有人创作“雅颂”，配以弦歌，进献到郊庙；这就是盛美的作品。它大概是雅颂创作的开端吧？高棅 《唐诗品汇》序 《唐诗品汇》序

译有唐三百年，各种诗歌体制都完备了。因此有近体、往体、长篇、短篇、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形式，无不在初期兴起，在中期完成，在变化中流传，到末期衰落。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自都有品格高下的不同。概略说，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区别。详细分别来说，贞观、永徽年间，虞世南、魏征等人渐渐脱离旧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更加追求华美；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转妩媚的风格，这是初唐诗制的开始。神龙以后到开元初年，陈子昂的古风高古雅正，李巨山是文章老成的宿儒，沈佺期、宋之问创作新声，苏味道、张说有宏大的文笔，这是初唐逐渐兴盛的时期。开元、天宝年间，有李翰林李白的飘逸，杜工部杜甫的深沉郁结，孟襄阳孟浩然的清雅，王右丞王维的精致，储光羲的真率，王昌龄的声调俊爽，高适、岑参的悲壮，李颀、常建的超凡，这些是盛唐最盛的诗人。大历、贞元年间，有韦苏州韦应物的高雅淡泊，刘随州刘长卿的闲适旷达，钱起、郎士元的清丽丰赡，皇甫冉的冲淡秀逸，秦公绪的山林气息，李从一的台阁风格，这是中唐再次兴盛。到了元和年间，有柳愚溪柳宗元的超然与复古，韩昌黎韩愈的博大；他的文章和张籍、王建的乐府诗各得古乐府的本来精神；元稹、白居易的序文处理事务清楚明白；又有李贺、卢仝的奇诡，孟郊、贾岛的饥寒之态，这就是晚唐的变化。到开成以后，有杜牧之的豪放纵逸，温飞卿温庭筠的绮丽靡曼，李义山李商隐的隐晦幽僻，许用晦许浑的偶句对仗。至于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等人，还能努力作诗，气格与当时诗流相当，这已是晚唐变态的极点，但遗风余韵仍然存在。这些人都是名家，擅长诗坛，驰骋当世；有的称为才子，有的推为诗豪，有的被称为五言长城，有的被视为律诗的龟鉴，有的号称诗人中的冠冕，有的尊为海内文宗。然而各家无不有精粗、邪正、长短、高下的不同。读者如果不能穷究精微、超越神思而进入化境，达到玲珑透彻的领悟，就不能找到门径而深入其中的奥妙。现在姑且取数十篇、上百篇诗，隐去作者姓名给学者看，务必使他们辨认出哪些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哪些是沈佺期、宋之问的，哪些是陈拾遗陈子昂的，哪些是李白、杜甫的，哪些是孟浩然、储光羲的，哪些是二王王维、王昌龄的，哪些是高适、岑参的，哪些是常建、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的，哪些是韩愈、李贺、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孟郊、贾岛的风格；能够辨析各家，剖析到毫芒，才算是作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我从年轻时就沉迷于诗歌，常常想窥探唐人的门径。刚一进入他们的领域，就像坠落在终南山万重山岭之间，茫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于是左攀右涉，早晨登山，晚上观览，上下攀登，进退周旋，经历十多年，其中偏僻小路通向大道，高门深室，已经历历可数。因此我不自量力，私下希望偶然与前代贤哲相合，采集群英，删去繁冗，汇编成一部集子，作为学习唐诗者的门径。又考察各家的选本，详略各不相同；《英华》按类别取材，乐府又受题目的限制，这些选本都略取盛唐而详取晚唐。至于《朝英》《国秀》《箧中》《丹阳》《英灵》《间气》《极玄又玄》《诗府》《诗统三体众妙》等集，立意和论说各有侧重，各自完备一个方面。只有近代襄城杨伯谦的《唐音集》，很能辨别诗体的始终，审察音律的正变，可以说掌握了唐人的法度。然而李白、杜甫两位大家没有收入，岑参、刘长卿的古调没有保存；张籍、王建、许浑、李商隐的律诗收入《正音》，渤海高适、江宁王昌龄的五言诗只稍稍留下遗响。每次翻阅它，我没有一次不为此叹息。因此远加浏览，穷尽搜求，审慎详察取舍，选取一两位大家、十几位名家以及善于鸣唱者，将近数百人；校订他们的体裁，分体归类，随着类别确定品目，依据品目分别排列上下、始终、正变，各自撰写序论，放在篇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从贞观年间到天祐年间，共收录六百二十人，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分为九十卷，总题为《唐诗品汇》。唉！唐诗的倡导和传承已经中断很久了；唐诗之道或许有一天能够因此重新明白，使吟咏性情的士人通过观察诗歌来求知诗人，因诗人而了解时代，因时代而辨别文章的高下、词气的盛衰，从开端推及结局，审察变化而归于正道；那么优游敦厚的教化，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吧。杨慎 《风雅逸篇》序 《风雅逸篇》序

译《风雅逸篇》所收录的，是中古以前和先秦的歌诗。楚凤、鲁麟，是逸失的《风》；尧衢、舜薰，是逸失的《雅》；它们都记载在典籍中。为什么用这个名称呢？因为三百篇以外的逸诗全都是逸失之作。考察《鲁论语》两次引用逸诗，最多不过两韵，少的仅有五言。后世素王孔子彰明文教，何等深远兴盛；仁圣哲贤，难道是贤者启发圣人吗？于是把它们取来，用它们来大略了解逸诗的保存情况。至于其余篇章，难道一定没有讽谏君主、曲折劝诫的宗旨，没有教导民众伦理、阐明事物道理的训诫吗？可惜年代久远、典籍湮没，不能举出全部。然而残句散见于各书，例如《大戴礼》、例如《春秋》内外传、例如汲冢出土的古文、例如诸子著作中的琐言；搜罗旧有遗失，缀合残篇，仍然有很多。水泽中吐出珍珠，谁能不含在口中珍爱呢？圣哲遗留下来的东西，后人拾取来当作自己的珍宝，这类作品就是这样吧？孔子说：“《诗》有三百篇。”又说：“诵读《诗》三百篇。”墨子说：“诵读三百篇，配弦歌唱三百篇，歌唱三百篇，舞蹈三百篇。”司马迁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为三百篇。”从前一种说法看，太师所掌管的诗歌数量仅止于此；从后一种说法看，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十分之一二罢了。除逸诗之外，那些因事作歌、体裁别异的作品，如《狸首》《鹥诵》《蚕蠏》《龙蛇》等，即使后代词人用尽心力，也很难赶上它们曲折贴切地描写事物、和悦而含愁地切合情感的境界，真是不止于惊心动魄、价值千金了。像这样的作品虽然有许多散失湮没了，但谨慎保存其遗文并汇集起来，难道仅仅足以供更仆难尽地诵说吗？所以我把黄帝《弹歌》至伯夷《薇歌》编为第一卷，把《琴操》歌谣词曲三十一篇编为第二卷，把《石鼓诗》十章编为第三卷，把逸诗中篇名和残章尚存的十篇、只有诗句而篇名亡佚的四十四条编为第四卷，把经传所载孔子歌辞以及各种涉及孔子的诗文二十二篇编为第五卷，把鲁、卫、齐、晋、郑、宋、吴、赵、成、徐、秦、楚各国君臣、平民、妇女、胥靡、俳优的杂歌、讴、操、曲、诵、祝、相曲编为第六、第七卷，把古谚、古语、古言、鄙谚、鄙语、野语、俗语、故语、民语、不恭之语一百五十条编为第八卷，把荀卿《成相》杂辞三章、《佹诗》一章，附上苏秦上书秦王的诗，编为第九卷，把《葛天氏》八阕直到《诗延涤角》中有篇目而词句散失、只保存篇名和大意的作品编成《风雅逸篇》第十卷，到此结束。编成后，有人来责问并讥笑说：“你知道富贵人家爱好古物的情况吗？他们把斝、鼎、匜、■〈鼎干〉等古器钻孔开穴，把图书、绘画、屏障拿去卖给那些裂隙，耗尽自己的财物而接受市场之魁的嘲笑；你所做的嗜古之事也和他们一样。”你的辩辞恐怕不能类比。这些微小如吹口哨般的吟咏，就是钻孔开穴。拾取糟粕，就是那些裂隙；耗费心力把玩，就是把财物耗尽；依托它们求售，就是接受讥笑。如果你讥笑我，请把它刊落删去。若还有多余的言辞，我便放下笔站起来，背负这篇序文来谢罪，说：“然而这项工作已经完成，我不忍心废弃。您的话，我不敢忘记。”于是把这些话写在书册末尾。宋濂 《御赐甘露浆诗》序 《御赐甘露浆诗》序 洪武癸丑年正月初一，过了四天，到丙午日巳时，皇上驾临武楼的便殿，召见御史中丞臣宁、太子赞善大夫臣濂，赐他们坐在左右。皇上谈到祥瑞的应验，命宦官取出宫中储藏的膏露，不久盛在翠色罂瓶中，跪着进献。呈到皇上面前时，都像玉一样洁白、珍珠一样圆润，是世上从未见过的。随后下诏抬来炊煮器具，用金勺炼取水二升，火候均匀后，水势像波涛一样翻涌。皇上从龙帐中起身，亲自打开罂瓶投入其中，片刻之间便融化，与水合为一体。皇上从勺中舀出倾注，两名内侍举起帷幕承接，查验时残渣已经除净，又用红纱袋重新过滤。皇上饮了一爵，分赐给臣宁和臣濂，并且说：“这是天地至和之气凝聚而成的，你们饮用它，可以除去沉滞奇邪，增益长久寿命。”臣宁等人跪下饮用，味道甜如饴糖却不腻，气味比兰花更清而不艳丽。一入口，精神和神色顿觉清爽超逸，飘飘然想要乘风而行。于是各自把酒爵放在几案上，叩头于地后退下。臣宁对臣濂说：“唐代李白被召到金銮殿，唐玄宗调羹赐给他，史册还记载此事来昭示后世；何况如今圣天子亲自舀取天乳来滋润近侍，微臣共同享受天地二气的祥瑞，这种天地覆载的恩德不能忘记。应当写成诗歌，彰显君王的恩赐。” 臣濂恭敬地听说，君王有德，能够上通于天，祥瑞之气相互应和，宏大的恩惠不断播布。如今甘露频频降下，太和之气充塞四方，百姓万物安宁，天下达到太平康乐；这些都是君主一人有福，使臣民永远有所依赖。我们正将涵受培育灵泽、蒙受君王德化，只有每天勤勉努力图报作为事业。皇上不自满自足，把福泽赐给群臣，使我们沾受天浆，上天显明灵验的赐予；这和黄帝时大地出产玛瑙瓮、甘露颁赐百官的意义相同，实在不是唐玄宗所能相比的。盛大德泽广泛施及，接连不断地进入臣下身心；这种旷世奇遇，哪里容许默然无言？于是我叩头再拜，写成一首诗来扩大宣扬皇上的恩赐，随后应和作诗的共有若干人，编成一卷，传示万世子孙，永远承受上天无穷的美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刘崧 《陪祀方丘应制诗》序 《陪祀方丘应制诗》序

译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皇帝将要在北郊举行祭祀；提前五日壬子，太常寺以致斋之事告知。八日乙卯，皇帝驾临奉天殿，与百官共同接受致戒誓。九日丙辰黎明，皇帝备法驾，穿衮冕，从东华门出发，到太庙拜谒仁祖淳皇帝，禀告配享之事。车驾将要出发时，恰逢大雨如注，稍稍停歇后，车驾才进入太庙门；皇帝下车快步前行。右丞相率领群臣百官按次序站在庙门北面，回宫后，皇帝命百官各自返回所属官署等待命令。第二天丁巳，雨停了，车驾从西华门出发，经太平门到祭坛左边的牲牢察看牲畜。祭祀前的各项准备完成后，皇帝到斋宫居住。到了午时，皇帝下旨，命宦官召来兵部尚书吴□、礼部主事宋濂，率领六部中善于作赋的文士一同前来。于是尚书礼部臣陶凯、尚书工部臣黄肃、翰林应奉臣张筹、侍仪使臣俞潜、起居注臣刘季道、蒋子杰、给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张孟兼、礼部主事臣孙某、国子学正臣夏阅、学录臣萧执、职方郎中臣刘崧，都从所居的斋舍赶出来，沿着车驾道路旁边走，直达棂星门外，经过东桥旁，沿西阶进入皇上所居的殿中。当时皇上刚换上纲常纱巾，神情安闲，面容肃穆清明，回头说道：“这次祭祀，幸而上天降雨后转晴，完全合乎我的心意。你们以文职陪同祭祀，应当就眼前时物所具有的景象，写诗歌咏。”于是命令作一首殿下柳树、桧树以及荷花上露珠的诗。臣琳等奉命恭敬局促，退到殿角，屏息承受恩命，润笔铺纸作文，依次呈献。皇上亲自阅览吟诵，分别评定等第。不久又命宦官传旨，令作诗的人都到殿后观赏栀子花，每人各作一首诗，每人发给一张纸。写成后像先前一样依次进献。皇上面露喜色，于是命起居注臣季道等取出所作的若干首诗，令在旁侍奉的人全都观看。随后命令大家退下。皇帝将要祭祀时虔诚恭敬，存心深沉静默，而神思又出于天赋，文思蓬勃兴发；并且喜爱应时景物，心意通达于群臣。这是一代君王的盛典，实在是千古罕见的际遇。臣崧愧居职方郎中，幸而陪从法驾，在咫尺之间亲近天威，于是一堂之上得以抒发心志，这种荣耀和幸运，实在超过万倍。谨把应制三首诗编录下来，并在卷首写下这篇序，希望能够彰显、传播皇上的教化，流传无穷。杨士奇 《赐游西苑诗》序 《西城宴集诗》序 《赐游西苑诗》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因为在朝廷任职的文武臣子每天勤勉处理政务，没有闲暇休息，特意下令公、侯、伯、师傅、六卿以及文学侍从到西苑游览，来消除劳苦、舒展疲倦。于是成国公臣勇、丰城侯臣贤、亲建伯臣玉、少师臣义、少傅臣士奇、臣荣、尚书臣琎、臣濙、臣中、侍郎臣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读学士臣时勉、臣习礼奉命前往。当时少保臣淮刚从退休处回来，也奉命同行，共十五人。皇上又命宦官从西安门引导进入，允许骑乘舆马，到太液池后改为步行。太监臣诚传达圣旨，命大家遍览各处，从容游观，不要匆忙。于是臣诚引导众人，沿太液池东岸向南走，观看新建的圆殿，返回后又观看改建的清暑殿。臣诚对臣勇等人说：“这两座殿都是皇上侍奉皇太后宴饮游乐的地方。”臣勇等人抬头仰望殿庭和周围廊庑，只见规制高大明丽，修缮制作精密；凡是供奉使用的器具，都洁净鲜美，没有不完备的。大家低头思考皇上的圣明孝道和皇太后的盛大福德，都是古今少有，于是行拜礼，叩首欢呼万岁。于是下山登上万岁山，到了广寒殿；仁智、介福、延和三殿，以及瀛洲、方壶、玉虹、金露诸亭，也都一一游览。当天天空澄澈明朗，纤尘不起；引目四望，山川壮丽，草木芳华，飞翔、奔走、潜藏、蛰伏的生物各自顺从本性，万象全都陈列眼前，胸襟豁然开朗，心情舒畅愉悦，各种忧虑全都净尽。真是上天造就的佳境，也是人生极其适意的地方。不久宦官传达皇上的命令，赐下黄封酒和御厨珍馐，命大家尽情醉饮而归。又拜谢领受命令，饮酒数巡。当时久未下雨，忽然东边阴云而来，细雨沾湿席面，黄莺像箕一样鸣叫不止，众人更加欣喜，彼此斟满酒杯劝饮酬答，直到大醉才出来。我听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皇上统治四海广大疆域，抚育亿万百姓，每天处理万般政务，因此利用闲暇来游览、休息，并且在这里享受天伦之乐，实在是应该的。皇上又体恤身边执事人员的辛劳，也让他们参加今天的适意游乐，恩德十分深厚。于是群臣欣幸能够遇到这样的盛事，作诗的有若干人，诗共若干首。我杨士奇多次有幸在这里陪侍宴饮，因此谨在诗卷卷首写下这篇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西城宴集诗》序

译京城之中，长安门正西五六里，有一处幽静而开阔的地方，居民很少，园池、水木错落分布，带有疏淡萧散的情趣，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景致，仿佛游到了城外。近几年来，士大夫渐渐有人居住在那里。然而此地既偏僻在一隅，又不是大官贵人气势显赫者所居之处，日常所需，即使米、酒、蔬菜、水果，仓促间想买到也不容易。这难道是有志于荣华名利的人所乐意居住的地方吗？居住在这里却感到快乐的，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淡泊简静、志趣高远，内心满足而不受外物牵累吗？我住在这里时，翰林院中平素交游的人大多也住在这里。但各人都有职务，想要置酒赋诗，在一天的欢乐中融洽众人感情，大概都没有空闲。永乐壬寅年闰十二月，皇帝下诏，给京官补发前一年的俸禄，而年终公务也较少，于是大家共同集资聚会，在陈光世家置办酒食。这月二十六日，早晨雪刚停，天气晴朗温和，陈光世送来请帖相邀，到了白天大家便全都聚齐了。住在城西的，有我以及曾子启、王时彦、余学夔、桂宗儒、文章尚、陈光世、钱习礼、张宗琏、周恂如、陈德遵、彭显仁、周功叙、胡永齐、刘朝宗，共十五人。我正安近来迁居到东边，但内心所喜爱的地方始终在西边。萧省身从外地来到这里，寄居在西边；这些人都是宾客请来的，也都是翰林院旧日的交游。大家按年龄排列座次，笾豆洁净丰盛，酒杯往来不断，彼此酬答同时进行，欢乐融洽到了极点；清雅的谈论没有穷尽，间或夹杂着善意的玩笑，礼节仪度没有差错，文采彼此激发。于是取《宾之初筵》四章末尾的四句作韵来赋诗，韵脚不够就重复使用其中一个，以此表达大家共同欢乐的心意，可以说是盛事了！礼制有张有弛，这正是文武之道；况且先王管理民众，年终让他们休息，在序中饮酒，以端正长幼次序。何况我们这些人都担任官职，早晚都在公事上，只应以懒惰怠慢为戒，那么利用闲暇相聚，共享一天的欢乐，在道义上本来就是适宜的。众人能够相合，是因为他们的道义和志趣没有一处不相契合；如果想要作乐却彼此不能相合，也是不可能的。如今这十七个人中，十四人来自江右，三人来自浙江，都离开故乡五六千里，却能彼此敞开心扉，倾吐胸臆，内外透明，忘记自己身在异乡之外，这就是彼此相契而获得的欢乐，难道是苟且的吗？诗作成后汇编成一卷，我把聚会的缘由写在卷首，每人各抄一本收藏在家中。后世的人，难道不会有人读到它而产生仰慕之情吗？倪岳 《游瓮山诗序》《荆襄陈谟诗序》《游瓮山诗序》汉代记载祓除之礼，晋代记载修禊之事，所以同年诸位君子举行了上巳聚会。成化戊子年三月己巳日，恰好由我作东，因此在前一天戊辰日游览瓮山。此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凉山、玉泉的东面，西湖正对着山前，金山环拱在山后。山下有一座寺院，叫圆静寺；寺后绝壁高达千尺，石阶像鱼鳞一样层层向上。寺僧淳之的晶庵就在这里。然而这里没有可供玩赏的名花异石，只有松竹幽静的装饰；没有丹漆彩绘的华丽，只有泥土粉饰的朴素。又有高台延伸其间，四周环绕着高而险的栏杆，可以登临远眺，景物有近有远。由此向东望都城，只见宫殿参差，云霞苍苍，鸡鸣犬吠彼此相闻，烟火茫茫，灿然呈现出如此广阔的景象。向西望群山，只见悬崖陡峭、岩洞深邃，隐约如芙蓉；泉水流淌，水波沉静，远远望去如同白虹，显得如此空旷。到了这里，茂密的树木环绕，幽深的树荫浓郁；低洼处水流回旋，百川汇聚其中，幽深得呈现出如此深邃的景象；同时还可以俯瞰西湖。因此凡是来游览的人，沿着城墙，越过高凉山，顺着长堤，经过高冈，直到这座山才停下。攀援着登山，张开双腿坐着观看。此时云层散开，太阳晴朗，河流奔涌，群山拥立，草木繁茂，鸟兽活动，山川景物各自回旋献巧，仿佛在迎接或送行；这样便不必穷尽深处、探究幽境，也能把西山的奇景一览无余了。到这时才知道这座山特别突出，几乎可以称冠于西湖之上，而我到这里游览也已经有三次了。这一天退朝后，我们出了阜成门，走了二十里左右，便到了湖堤。俯身进入山林脚下，曲折向西行去，西湖的水波和稻田映带在左右，水风不时吹来，尘世的心绪全都消散了。又走了几里，再转向北面，山木藤蔓交错，浓密而苍翠；竹径曲折蜿蜒，却平坦开阔。石桥可以涉水而过，耳边传来潺潺水声，这就是所说的圆静寺了。于是大家一起下马，提起衣裳步行，寻找晶庵并登上去。到了那里，僮仆都已经在了，略备酒杯，汲取泉水煮茶；不久便坐下，清吟、欢笑、歌唱，忘却了路途奔波的劳累。举杯时扬眉舒气，尽情享受游览观赏的乐趣。风吹树林，景色更加幽美，雅兴还没有尽头，却催促车马返回，陶然自得，几乎忘了已经醉了。《荆襄陈谟诗序》

译从前赵宋景祐年间，赵元昊还没有反叛时，青州百姓赵禹上书议论时事，说赵元昊必定会反叛，并列举了他的情状。宰相认为赵禹是狂妄之人，把他的话仅仅当作流言而置之于□州，后来赵元昊果然反叛。赵禹从建州逃回京师，上书为自己申辩。宰相大怒，把赵禹交给开封府监狱。当时陈希亮任府司录，说赵禹应当奖赏而不应治罪，和宰相争论不止。朝廷这才听从陈希亮的意见，任赵禹为徐州推官。豪杰之士，大多能够察知天下的情势，审察利害的实际，所以往往能看到别人未看到的事，为别人尚未忧虑的事忧虑，说出别人难以说出的话。然而他们地位低，力量薄弱，不能保证自己的意见一定实行；而当权者身居高位，有力量可以有所作为，却不但不替这些事忧虑，反而把他们的意见看作狂妄，又认为那是迂腐空泛、过度忧虑，因而没有人加以省察。天下的事情每每到了溃败而无法挽救的地步，实在令人感慨。当今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正好连年发生严重饥荒，流民从唐、邓一带奔向竹、漳、郧、房、山、谷之间，每天以千百计。锦衣卫户侯杨廷玉奉使经过那里，于是上疏把情况报告朝廷，说应当预先设法处理，不要让事态滋长蔓延，否则将造成无法尽言的祸患。当时朝廷虽然曾经考虑过这件事，却未必认为会立即发展到这种地步，所以杨君的意见没有得到实行。不久，流民聚众作乱，荆襄一带大受扰乱，于是命抚宁侯、永大司马圭率军讨伐平定。到了论功行赏时，杨君却没有得到奖赏。杨君退居一旁，安守自己的职分，言语神色间没有表现出丝毫怨意。于是陕西宪副本端杭章上疏列举这件事，希望赶快加以褒奖，用来勉励后来的人。士大夫又相继作诗歌咏，来彰显扩大这件事。我于是援引古人来考察杨君的事：当他有所见而进言时，本来就知道义理所在，理应如此行事，难道敢立即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吗？不幸的是，他的意见说中了，看到百姓不能免于兵革之祸，他心中也很悲痛；又怎么忍心借此希望获得荣进呢？然而宪臣为他论奏，朝廷知道了这件事，天下人仰慕他，士大夫歌颂他。与宋朝处置赵禹的方式相比，可以说杨君的内心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也可以无所遗憾了。论奏，是希望彰明他的忠诚；仰慕，是希望效法他的义行；歌颂，是不愿让他的善行湮没。况且皇帝已经留意并器重他，他的权位和任用日益隆盛，杨君怎么可以因此自我夸耀呢？将来他在当世建立功勋，在后世流传声名光彩，应当还有比这更大的成就。我虽在太史职掌的末位，仍为杨君把这件事连缀写下。吴希贤 《京都十景诗序》《京都十景诗序》从前商朝建都于亳，周朝建都于镐，都是可以永世长存、不可动摇的根基。诗人歌咏它们的盛美说：“景山四周只有黄河，丰水中生长着芑草。”京都，是帝王的天府之国。自太宗文皇帝驻跸以来，太平盛世的历数，如同周家卜居洛邑一样，大概会有亿万年而没有穷尽。此时淳厚的风俗已经恢复，国家文明昌盛的气运积聚成精英，从车马、书籍、礼乐制度和文物等方面考察，都郁郁然极其盛大。京都原来有八景，是前朝词人品评题咏的。景物多有衰败零落之处，词句又纤弱怪异；圣皇即位后，于是加以厘定修正：把太液的“秋风”改为“晴波”，把琼岛的“春阴”改为“春云”，把蓟门的“飞雨”改为“烟树”，把西山的“积雪”改为“霁雪”。只有玉泉垂虹、居庸迭翠、芦沟晓月、金台夕照四景仍沿用旧名。天顺年间又增加东郊时雨、南囿秋风，总共成为十景。巨灵所秘藏的景色，这才全部显露出来，没有遗漏。馆阁诸老的篇章，声调韵律琅琅可诵，足以和钟磬相应。他们所表达的，正是殷周诗人歌扬盛美的心意，多么美好啊！我朝历代圣主相继承袭，心中所怀念的只是德行，所要保全的只是百姓。因此百年之间，疆土、版图和典章制度日益完备而稳固。京都十景若隐若现、时出时没，仿佛就在屏风和几案近旁。诸位前辈又有幸遇到圣明的时代，执笔挥翰，追踪《雅》《颂》的传统。虽然说是面对景物即兴创作，但千百年之后也必定会和它们一起流传于世。后世的人诵读这些诗，将会在山川风景之外有所收获。希贤谨慎地把这些话写在卷首，用来告诉后来的读者，使他们有所考察。程敏政 《郄金诗序》《郄金诗序》已故诸暨冯君履吉，凭乡试中举人的身份任沛县知县，具有耿介特立的操守。他曾经把十多件便利百姓的事情上疏朝廷，多数得到批准。境内有人遭遇疾病、痛苦、死亡、水灾、火灾、盗贼或饥饿，他没有一次不拿出钱财救济，即使倾尽钱袋也不吝惜。有个叫俞绘的人，是一个漂泊江湖、穷困潦倒的人。冯君怜悯他的贫困，借给他一镒黄金，连契券也没有要求。冯君离任不久便去世了，俞绘后来也考中科举，主持湖湘地区的教育，彼此失去联系十五年。成化乙未年，他让儿子带着加倍利息的金子前来归还。冯君的儿子朋玉并不知道这件事，急忙推辞不接受，说：“先父从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而且又没有契券，您难道弄错了吗？”俞绘的儿子无法得到他的允许，便把金子放在冯君墓下祭奠后离去。朋玉无法推辞，于是把这些钱用来救济乡里贫困的人。当时，太平恒斋李君在诸暨分掌教育，他的两个儿子惟诚、惟敬与朋玉一同求学，作为同窗，没有一次不对朋玉的行为感到惊叹和称异；这种行为真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然而朋玉从不因此自我夸耀，人们也很少能够知道这件事。于是惟诚兄弟共同商量说：“如果让我们朋友的行为不能为世人所知，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劝勉世间贪婪的人了。”于是把这件事绘成图，请缙绅士大夫作诗歌咏，并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唉！自从义利之辨不明以后，世上本来就有借着利益而争斗诉讼，直到离弃亲人、背叛朋友的人了。也有伪造相似的契券，欺骗拥有财物的人，把借此增加自己的财富当作得计的人。哪里有在义理所在、确有可以接受的道理时，却毅然坚决拒绝，把利益像瓦砾一样抛弃而离去的人呢？如果人人都能充实这种心志，民风就不会不淳厚，官吏的操守就不会不清廉。朋玉的行为，与宋代开封人让归寄存金钱的事恰好相类似。距离今天四百年，而这样的事情只出现过一两次，可见士人真正明白义利之辨，实在是很难。难道朋玉是故意做出这种矫饰而不近人情的行为，想求得一时的声誉吗？他只是见到义理便勇于实行，明白事理，只求不失去自己的本心罢了。惟诚兄弟深厚地珍惜友情，急切地要把这件事彰显出来，使彼此观摩而共同受益。诸位君子的诗文，本来就具有《六义》那样盛大的气势，有挽救颓败风气、振作衰末世俗的力量，这确实不可不流传。不过，开封人的姓名没有记载于史书，幸亏包孝肃、吕荣公为他表彰，事情才得以彰明。至于朋玉，又何必担心姓名不显呢？我只是认为，官位越显赫，责任就越完备；对义与利的辨别也应当越严格。他将来用来回应朋友的期望、接受这些诗文征验的成就，应当还有更大的作为。至于我的话，难道足以决定这件事的轻重吗？朋玉名珏，如今任刑部员外郎，分司南京。惟诚名赞，如今任吏部主事。惟敬名贡，如今任户部主事。他们都是进士出身，正要在当世以功名彼此竞相辉映。皇甫汸

译《送家兄赴淛诗序》《送家兄赴淛诗序》我的二哥仲氏将带着旌节前往越地，在吴地水边准备船只，仰慕那里山水的奇异景色，又为当地风俗并不遥远而惆怅，意气浩然地出发了。他说：“我们兄弟同胞四人，都凭借长兄次兄的资质，仰慕英贤的功业，守持中正才德的教诲，扩大世代相承的谋略。当我们在深山中走同一条小路，在竹林里共住一室，早晨夹着书册追逐亡羊的典故，夜晚聚集萤火借光读书时，谁没有怀抱鸿鹄般的志向，反而被燕雀讥笑呢？大概我们的身体虽处在蓬蒿之间，志向却已驰骋到云霄之上了。等到后来兄弟两两振翅、各自施展才华，我和仲氏早早承受皇恩，又承蒙美好的征召，骑马随从往来于两京，在三署中联结冠缨，志趣是多么相合啊！后来祸端因权宦而开启，谗言像贝锦一样铺陈，我们逃到瑕丘等待罪责，又漂泊湘江抒发愤懑，遭遇是多么相同啊！得意时便揽取光辉云霞，把自己比拟为二龙；失意时便收敛羽翼藏入泥中，自比为双雁。得志时便像周公那样通达自适，显扬周室栋梁的盛美；失意时便成为褒融一类的人物，流露汉室之痛，这些几乎都彼此相关。一天，职位稍稍得到升迁，成为天子的执法之臣，在东南建立伟大功绩，然而又没有人知道我将走向何方。大哥像用褐衣包裹美玉来装饰园林，三弟奏献金玉而登上朝廷宗庙；一门之中的子弟，成为四方之人。想求得像从前那样同根而生、同室相聚的生活，难道还容易得到吗？” 唉，困厄与显达取决于时势，屈抑与伸展取决于命运，聚合与离散取决于命数，欢喜与忧戚取决于感情。感情有所触动，命运就在于安于所处；命数有所遭遇，时势就在于顺其所托，又何必再动什么心思呢？康乐沉溺于游览，前往修畛而含有悲楚；平原君远行，面对清酒而兴言感叹。想到这次离别，内心郁结，却更加深厚地珍惜这次赏游。至于施行政务如果表现得笨拙，守持才能而显得愚钝，其中规劝告诫的道理，好友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姑且作一首短诗，恭敬地写在卷末。《皇明文征》卷之四十五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序二（诗集、文编） 诗集 方孝孺 解缙 李梦阳 顾璘 任瀚 王世贞 徐中行 方孝孺 《观乐生诗集序》《观乐生诗集序》无穷，是天下的道理；不变，是造化运行的规律。顺应运行、具备道理，而不因古今不同的，是人的才性。千年以前有非凡才性的人，生在那个时代，所领会的道理与今天相同，所乘承的时运与今天相同，那么他说的话怎么会不与今天相同呢？千年以后有非凡才性的人，同样面对这种道理、这种时运，那么他的话怎么会与古人不同呢？所谓古和今，是人所说的，并不是上天所设置的。远古最初、伏羲氏的时代，人们认为那是古代，哪里知道上天未必也认为那是古代呢？肩并肩居住、膝相接交谈的人，人们认为是今天的人，哪里知道上天未必也认为他们不是今天的人呢？所以从后世回头看先世，后世就是今天；从尚未来到的时代看已经过去的时代，今天也会有并非今天的地方，那么古今之间有什么值得区分的呢？把一天看作长久，就可以知道百年也不过是长久；把百年看作遥远，就可以知道千年更加遥远。如果把天地的始终看作早晚，把古今齐同起来洞察，那么千年、百年都同样只是片刻。人们却偏偏在这中间妄加诋毁和赞美，以古代为高、以当今为低，随人而改变轻重，顺应时俗而定毁誉，不是太糊涂了吗？这些人都还没有涉入大道的流脉，没有到达技艺的墙垣，只是被私人的声调变化迷惑了内心，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迷惑之中。君子取舍善恶则不同于此：真正值得称道的善，即使忘记今天不如古代，也确实不足以取；忘记古代不如今天的人，他所忘掉的，是连同那个时代和社会一起全部忘掉，何况还会计较自身地位的贵贱显隐吗？拿贵贱显隐来评判人的言论，是不了解言论的人；用前后古今来观察人的才性，是不了解人的人。我的朋友许君士修，生在今天，却心存千古；没有一尺土地的荣耀，也没有一官半职的权势，而他的志向在于养育百姓。他所得的学问深厚醇正、虚静明通，与前人相同，又与后世相合；众人知道尊重他，却不能真正认识他。我虽知道他的内心所存，却还不能穷尽他所达到的境界。间或曾经因他的诗来探求他成就的根源：温厚和平，归于最高的道理；清雅俊洁，出于天然的情趣；文辞修美却不浮华，意旨凝聚却不闭塞。程颐、邵雍的精神所存，陶渊明、谢灵运所达到的境界，他都充分兼得了。于是我忘记他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他身处当今，而今天也忘记了我并非与他相同的人。我们心意相洽，以言语相互启发，欢然之间获得了足以快乐的东西。唉！今天的快乐，我已经知道了；在千古以前、万世以后，凡是同样得到这种道理的人也会知道，而众人本来就不会知道。不希求众人知道，这就是许君与古人相合的原因吗？由许君的诗来了解许君的道，那么我又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古人的同类呢？解缙 《顾谨中诗集序》《顾谨中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