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二十八

译周公兼并夷狄、驱逐猛兽，百姓于是安宁 周公兼并夷狄，驱逐猛兽，百姓于是安宁。评论古代的圣人，都是在除去天下的大害，成就天下的大功。上天降生圣人，本来就是为了替世道筹划。周公平定乱世而使它恢复正道，难道也是迫不得已才有所作为的吗？孟子回答公都子的提问时，谈到了这个意思，说天下大乱之后，必定会产生圣人的才质。商纣时代，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于是周公出现了。武王在上面开创基业，周公就在下面辅佐他。那时夷狄扰乱中原，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兼并，我知道中原人就会披头散发、衣襟向左了。于是周公起而兼并它们，像奄国、飞廉之类，都在兼并之列；兼并夷狄，也兼并那些危害百姓的势力。鸟兽逼迫人类，如果没有人把它们驱逐，我知道就会出现弱肉强食。于是周公起而驱逐它们，像虎豹、犀象之类，都在驱逐之列；驱逐猛兽，也驱逐那些危害百姓的东西。因此，夷狄的祸患既已除去，四海便长久清平，再没有扰乱我华夏的东西；猛兽的危害既已消除，天下便得到大治，再没有同中国交相侵扰的东西。上尊天、下敬地，华夏与夷狄的分别截然分明。人人都说“百姓安宁了”，却不知道是谁的功劳；上面安逸，下面和乐，鸟兽之类也都各得其所。人人都说“百姓安宁了”，却不知道是谁的力量。唉！周公凭借人事改变气运，拨乱世而兴太平，他的功劳有多么大啊！不过，这也只是周公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罢了。难道只有大禹疏导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排斥杨朱墨翟，才是迫不得已吗？大禹和周公是迫不得已而有所作为，除去天下现实存在的祸害；孔子、孟子是迫不得已而有所作为，除去后世的祸害。然而他们都足以达到治理天下的效果，他们的功劳施于天下后世，谁能把它分出轻重呢？韩愈说：“孟子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我也说：“孟子的功劳不在周公之下。” 李廷相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尝不出肉的滋味。他说：“没想到音乐的美妙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尝不出肉的滋味。他说：“没想到音乐的美妙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圣人听到圣乐而学习它，确实是被圣乐感动而赞叹到了极点。自古帝王的音乐，只有《韶》最为盛美。孔子在齐国一听到它，就以真诚的心学习它，并且赞叹到了极点；如此看来，他确实从中有所获得。过去孔子的道在当时不能施行，却仍然乘车周游列国。当他在齐国时，一旦听到《韶》乐，便用三个月的真诚去学习它，心神陶醉在声容之外，连岁月也仿佛为之几度更替。所仰慕的是《韶》，所契合的也正是《韶》；精神游历在铿锵的乐声之中，时序也仿佛因此屡屡变换。所喜爱的是《韶》，所学习的也正是《韶》。这时，每一次击奏，仿佛都在抒写圣人的功业和秩序；最高的音乐比美味还甘美，于天下再没有值得喜爱的东西。每一次搏击、拍拊，仿佛都在汲取虞舜重华的德业；真正的音乐比膏粱还饱足，外物再没有可投合的嗜好了。哪里还知道所谓肉味呢？因此，听到这件事而内心感动，内心感动便表现在叹息中。过去以为凤凰来仪、鸟兽率舞的情景，已经知道《韶》乐的美好；哪里料到它的情感和文采竟完备到了这种程度？大概是亲自接受熏陶以后，才知道凭想象得到的认识并不切实。《咸》《英》以下的音乐，还能有多少可以得到呢？虞舜作为宾客列于帝位，长久地观看功业完成；《韶》乐的盛大，我本来早已知道。可是哪里料到它的美善极致竟达到这样的程度？大概是从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以后，才知道从感动仰慕中得到的认识并不真实。《武》《濩》以上的音乐，难道还能再见到吗？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大舜丰功盛烈的事业与圣人彼此相合，圣人的精神心术又同《韶》乐彼此流通；所以一听到它，学习而有所获得，发出赞叹，都是自然而然不能停止的。或者古代帝王的音乐也已经很多了，但孔子独独取法《韶》，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为舜的德行本来就不凭借人为造作，而他取得天下又不借助征伐吧？这正是《韶》能够尽善尽美、独自盛行于古今的原因。唐顺之 孔子是圣人中随时而变通的圣人 孔子是圣人中随时而变通的圣人 大贤称为至圣，之所以成为圣人，不外乎合乎中道而已，因为道所珍贵的，就是中道。对于孔子这样的大贤，孟子以“圣之时”来称说他，正是要显明他不同于群圣吗？孟子愿意学习孔子，他推尊孔子的意思，是认为人的境界达到圣人便到顶点，道达到中道便到顶点。如果不看伯夷、伊尹、柳下惠各自有所偏重，谁能知道孔子的全面呢？就孔子而言，可以出仕，可以退隐，可以久居，可以速退；所遇情势虽有不同，出仕、退隐、久居、速退，其道却由一以贯之。像这样，他的内在蕴藏深微精妙、不可测度，不受方体形迹拘束；落实到实际运用上，则充满周遍而无穷尽，不被形器所阻滞。当他退隐、速退时，似乎近于清高，但又有时出仕、久居，这是随时屈伸，经权并用，从未不清明，却也不偏执于清高。当他出仕、久居时，似乎近于和顺而任事，但又有时退隐、速退，这是随时观察消长，常道和变通都合宜；从未不任事，却不偏执于任事，也从未不和顺，却不偏执于和顺。不用勉强思考便能领会，从容处在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的境界，几乎如同太和元气运行于四时之中。不用勉强便合乎中道，默默成就于不固执、不自我的境域，几乎如同太极整体的妙理呈现于五行之中。这不就是“圣之时”吗？行为达到极致叫作圣，道汇合其完整叫作时。成为圣人也许可能，达到随时通变却很难。这就是孔子的圣所以达到极点，而不是伯夷、伊尹、柳下惠所能赶上的原因。唉！孟子也算善于谈论德行的人了，但意义还不止于此。周敦颐说：“孔子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与四时相同。”邵雍说：“仲尼行事没有固定的轨迹。”这些也都是在说他的随时通变，并不只是儒者称赞他。孔子自己也说“没有什么一定可以，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虽没有把“圣之时”自任于身，但其中实情自有不能掩盖的地方，这正是他心法精微之所在。不过，学习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却突然想要做到随时通变，那么内心就没有主宰，反而可能流于狂妄放纵。汉代儒者所谓“反经合道”的说法，可以作为鉴戒。所以，随时通变不是圣人就不能运用。瞿景淳 侍奉君主，要敬重自己所承担的职事，然后才考虑俸禄 侍奉君主，要敬重自己所承担的职事，然后才考虑俸禄

译圣人论说臣子的道义，只在于务必尽心尽力，而不求自身利益。臣子为了俸禄而出仕，并不是侍奉君主的道理；以尽心尽力为目标，连俸禄也不计较，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可以侍奉君主。孔子的话，也是为了给臣子的操守立下防线。大意是说：君主役使臣下，本来是以厚待臣下为深厚的仁德；臣子侍奉君主，则只能以奉行公事为最大的节操。人一旦不明白分际和道义，臣节就开始衰微了。依我看来，臣子侍奉君主，从最低一级的命官以上，谁没有应当去做的职事呢？这职事，是用来光大皇帝事业的，取决于臣子。又有谁没有应当得到的俸禄呢？这俸禄，是用来体恤臣下私生活的，取决于君主。因此，必须明白公私内外的分别，坚贞不移的操守往往在初入朝廷时就已确定；必须严格辨明义与利的区别，不顾自身的节操也应当在受命为官之日不断激励。职位低微而担任服事采办之臣，职事虽小，也必有难以尽责之处；就应思考君主的任用是否没有得到充分成效，精诚洁白地承受它，小心谨慎，只怕职事有所玷辱而已。职位重大而担任服事休德之臣，职事越大，尤其有难以尽责之处；就应思考君主的托付是否没有奏效，严肃恭敬地谋划它，战战兢兢，只怕职事有所荒废而已。在上位的臣子所求的是不辜负我的君主，而不是求得自身利益。虽然可以说君主所颁赐的俸禄，是根据我的职事而有高下，但我只担心俸禄超过了他人，却不担心他人超过了□，那么只要安静恭敬地守住职位就够了，其他又知道什么呢？在下位的臣子所求的是不辜负自己的学问，而不是求得肥厚家庭。虽然可以说君主所制定的俸禄，是按照我的职事繁简而定，但我正以尸位素餐为羞耻，而不以获得俸禄为幸运，那么只要不荒废众多官职就够了，其他又何必计较呢？假使对职事不敬重，只急切追求俸禄，那么他侍奉君主，也只是以求利的心来侍奉罢了。臣子的道义还剩多少而不会被忘记呢？唉！孔子说到用来激励天下臣节的道理，也真是严厉啊！王锡爵 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 侍奉君主，能够献出自身 臣子用自身来效命，君主这样才得到纯粹的臣道。做臣子的人，不能把自己看作属于自己；献身侍奉君主，臣道才纯正。这难道不是敦厚人伦的一端吗？我曾说，人的一身，包含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当他还没有侍奉君主时，这个身体是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因此侍奉父母本应竭尽力量而不懈怠；等到已经侍奉君主，这个身体就是君主的身体，因此侍奉君主更应献出自身而不存私心。为什么呢？君臣是天下最大的伦理，专心侍奉君主，更是臣子的大义。只知道有自身而不知道有君主，固然失去了做臣子的本分；虽然知道有君主，却仍然只知道有自身，也终究不是纯粹臣子的道理。至于君子能够厚待人伦，就不是这样。他仰视君主，便知道君主就是我身的头脑，忠于君主正是成就自身；于是战战兢兢地舍弃生命去奔赴君命，从来不夹带借此为自己谋便利的私心。他俯视自身，便知道自身就是君主的股肱，不把自身据为己有，正是为了不辜负君主；于是尽忠竭力地不顾自身来承当，从来不夹杂回顾自身的念头。有所畏惧因而不去做，和有所利益因而去做，都是把自身利益看得太重；我不敢这样。事情关系到国家安危，就以我的生死来承担，至于功业能否成功，来不及顾虑。因为社稷最重要，自身最轻；从最初接受君主任命开始，这个身体就已经属于国家了，难道还肯为自己谋私利吗？有所忌讳而不敢说，因有利可图才说，都是把自身利益看得太重；我不敢这样。事情关系到君主的德行，就以我的去留来争辩，至于君主是否听从，来不及计较。因为纲常最重要，自身最轻；从开始登记姓名入仕时起，这个身体就已经置之若弃了，难道还肯为了巩固宠信而谋私吗？替天子调和元气、辅佐教化，在内不敢把自身看得重要。凡是启发君主、辅佐赞助，以亲自效尽承辅之义的事情，大概有些保全身体的士人不能做，而我却独自以身赴之。替天子谋划政务、宣示力量，在外也不敢把自身看得重要。凡是奔走效劳、抵御外侮，以亲自尽到承宣职责的事情，大概有些明哲保身的士人不肯做，而我却独自以身试行。这是为什么呢？修养身体，本来就是为了有所作为；既然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职位，就把这个身体交给王室，只听凭君主任用罢了。修养自身，本来就是为了践行道义。有不可逃避的道义，就把自身公之于社稷，只听凭君主决定自己的进退。这就叫不把自身放在君主之前，是臣道之所以纯正的原因。假如一颗心一方面想着君主，另一方面又想着保全自身，那么即使竭尽力量侍奉父母，侍奉君主也不忠，甚至不能称为孝了。求学的人难道能不努力吗？不过，寻找忠臣必定要到孝子之门，所以仁爱不会遗弃父母，道义必定把君主之事放在首要位置。道理本来就是一个。成周时代，让天下孝顺友爱的士人都能升入官府，正是想让他们把孝转化为忠。自从世道教化衰落，忠孝也分成了两条道路，因此应聘的人甘心让母亲扯断衣襟，陈述苦情的人反而被讥讽为伪朝之臣，都得罪于人伦。若一定要使忠孝合为一体，那么恢复古制的选十之科或许可以做到吧？三代以后，如赵文子凭孝德出仕辅佐公族，大概还保留着古代遗风，可惜这样的事并不多见。唉！那些认为曾参的学问不足以侍奉父母的人，像苏秦、张仪那样的说法，又究竟怎么样呢？杨起元 老鹰飞向高天，鱼儿跃入深渊，说的是道在上下都显明。君子的道，开始于夫妇之间，达到极致时就显明于天地。老鹰飞向高天，鱼儿跃入深渊，说的是道在上下都显明。君子的道，开始于夫妇之间，达到极致时就显明于天地。

译《中庸》引用这句话，是说明道体在万物中各自完足，并借此总结它的意义。老鹰和鱼儿是物，而道却在其中昭然显现，那么道在近处无所遗漏、在远处也没有阻隔，这一点本来就可以明白了。况且所谓道，就是太极本然的妙理；它建立天地的大义，生成万物各自不同的形态。大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承载它，小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能破坏它，这本来就是如此。看《诗经》不就更加相信了吗？《诗经》说：“老鹰飞向高天，鱼儿跃入深渊。”这不只是吟咏老鹰和鱼儿，大概是在说飞翔、跳跃是它们的本性。老鹰飞、鱼儿跃，是顺着它们的本性；顺应本性就是道。无论在高天还是深渊，道都存在其中。由万物的本性而知道道体的神妙，论说道体而阐明它显著盛大的作用，诗人真是善于言说道理的人。由此看来，说到道开始发端的地方，岂不是说它以夫妇为根基吗？这并不遥远，因为夫妇也是天地的缩影。一阴一阳确立，道就在其中运行；这就是小的东西没有什么能破坏它。否则，老鹰和鱼儿的飞跃，究竟以什么为根基呢？总的说来，道最终达到的地方，岂不是显明于天地吗？这也并不遥远，因为天地只是夫妇的放大。一乾一坤确立，道就充满其中；这就是大的东西没有什么能承载它。否则，上下之间显明的道，究竟以什么为枢纽呢？唉！这些话足以用来论说道了。不过，这个道也是我心中的道。万物都完备于我心，我心中有老鹰和鱼儿；阴阳的运动和静止，我心中有夫妇；刚健与柔顺相互承接，我心中有天地。道本来是自然的，心也应当活泼流动；过分追求反而会失去它。因此，追逐寂灭的人纷纷出现，道的显著与隐微也开始被天下人割裂了。到这里才知道孔子善于立言。李廷机 我对于世人，毁谤谁呢？赞誉谁呢？如果确实有赞誉的人，那一定是因为他将来有所验证。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遵循正道而行的原因。我对于世人，毁谤谁呢？赞誉谁呢？如果确实有赞誉的人，那一定是因为他将来有所验证。这些百姓，正是夏商周三代能够遵循正道而行的原因。圣人没有私人的毁誉，而是借助民心的正直来使自己确信。毁谤和赞誉本身并不正直，百姓依凭正道而行，圣人也依凭正道而行，这才是圣人自信的依据。孔子有所感触而说：君子用来维系天下人心的，只有判断是非的权力；至于最终形成毁谤或赞誉，也各有缘由，并不是拿天下人的意见来衡量自己。孔丘私下自我反省：毁谤从哪里产生呢？憎恶之心过盛，就会因嫉妒有余而毁谤别人的行为。我对于别人从未产生过一点憎恶之心，又毁谤谁呢？爱好之心过盛，就会因羡慕有余而赞誉别人的行为。我对于别人从未产生过一点偏爱之心，又赞誉谁呢？即使说有人赞誉我，一时的称扬有时被看作过分美化的言辞，但将来一定会有事实来验证，而他的日后成就早已在过去的征兆中有所显现；这样我更加相信自己没有私人的赞誉，也更加相信自己没有私人的毁谤。为什么呢？凡是我和天下人共同判定是非的事情，不取决于我自己，而取决于百姓。如今这些百姓是什么样的百姓呢？他们是禹、汤、文王、武王所统治的百姓，保有敦厚淳朴的遗风；是受公平正直教化浸润的百姓，保有大公无私的遗意。他们见到一件善事，就一致喜爱它，拿三代遵循正道的喜爱来验证，并没有丝毫改变。即使有故意制造喜爱的人出现，难道也能凭一个人的偏爱遮蔽天下共同认可的是非吗？那还要赞誉做什么？他们见到一件不善之事，就群起厌恶它，拿三代遵循正道的厌恶来验证，也没有丝毫不同。即使有故意制造厌恶的人出现，难道也能凭一个人的私怨混淆天下共同判定的错误吗？那还要毁谤做什么？君子替世道筹划，即使三代再也不能恢复，那也是世道已经改变；我尚且要在世道已经衰薄之时挽救它，何况这些百姓仍然具有三代的风气，这正是世道的幸运，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排除在大道的公正之外呢？唉！这就是我之所以没有私人的毁誉。再说，圣人没有私人的毁誉，其大的体现就在《春秋》。《春秋》所记载的，褒奖善人、贬斥恶人，尊重贤者、排斥不肖者，完全奉行正道来处理，而圣人并不夹带私心；这正是继承三代、保存人心、成为万世法则的原因。即使取得君位来赏罚天下，难道能像这样影响深远吗？所以孔子自己也说：“我的志向在于《春秋》。” 制策 练子宁 林大钦 练子宁 洪武十八年对策 洪武十八年对策

译洪武十八年乙丑三月，皇帝下制说：“我考察古代闻名于世的人，他们只是敬重职事而敬畏民众，专心办事而历经神明护佑，经历艰难而树立志向，日月运行不息，年岁推移也没有止境。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自己所以如此的缘由，因此大力辅佐君主，使福泽降临百姓。这就是他们能够闻名于世的原因。我自从取代元朝统一华夷，官制遵循古制，法律仿照旧章，勤勤恳恳求取贤才，但多次任用都不恰当。有才能的人，委以心腹重任，却表面应承而志向各异；有纯正德行的君子，授予俸禄官位，却只会把古道铺陈到事务中；中等人才则束手无策；下等士人不知廉耻，不顾身家性命，造下深重罪恶，永远不能自止。张扬君主的恶行，如果不是真正贤能至圣的人，也没有谁不会被它迷惑。像这样没有止境，怎么治理国家？你们这些文士，虽然正处在进学的时期，还不能广泛通晓各种典章，但只要分条陈述可行与不可行，就能知道利弊。既然承受我的命令，就竭尽你们的心力；要想成为闻名于世的人才，就从这次举措开始，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 臣答道：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发布有德的言辞，下达明确的诏令，因为得到人才困难，竟向草野鄙陋之士询问。您的谋划不能说不广，求贤不能说不急切。臣不知道陛下果真能够听取这些意见，还是认为卑微疏贱的布衣臣子不足以参与天下大计，只是姑且用来试探呢？不过，君主以名义询问，臣子便以实情回应。陛下举出这个名义来发问，臣怎么敢不举出实情来回答呢？至于因说直话而招祸、触犯忌讳而忘掉自身性命，那不是臣所敢顾虑的。臣恭读圣策说：“我考察古代闻名于世的人，他们只是敬重职事而敬畏民众，专心办事而历经知验，经历艰难而树立志向，日月运行不息，年岁推移也没有止境；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自己所以如此的缘由，因此大力辅佐君主，使福泽降临百姓。这就是他们能够闻名于世的原因。”唉！“敬重职事而敬畏民众”这句话，正是唐虞三代圣人任命官员的根本道理。陛下如果凭这个标准寻求古代闻名于世的臣子，就一定也会凭这个标准选择今日闻名于世的臣子。那些区区管仲、商鞅的谋略，申不害、韩非的习气，哪里值得向陛下讲说呢？陛下既然有意求取唐虞三代的臣子，臣不敢再引用汉唐臣子来回答，请让臣一直说到唐虞三代的臣子为止。过去舜任命九官、十二牧时说：“敬慎吧，只有这样才能辅佐上天完成事业。”武王称说夏朝的臣子时说：“只有掌管事务的臣子，他们的辅佐才有恭敬之德。”伊尹告诫太甲说：“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祀，只有对诚心的人才降福。”周公告诫成王说：“小人会怨恨你、辱骂你，只有君主自己敬慎修德。”能够用这些道理告诫君主的人，也能够用这些道理要求自身，这一点可以看见。“敬慎”“恭敬”“能够诚实”“敬慎修德”，又哪里有超出陛下所说敬畏之外的地方呢？专心办事而历经知验，经历艰难而树立志向，日月运行不息，年岁推移没有止境，即使在睡眠饮食之间也从未忘记，这些哪一样不是敬畏之心的表现呢？所以说到大力辅佐君主，上面有唐虞时代放勋、重华那样的极致治理；说到福泽降临百姓，下面则有三代刑罚搁置不用的伟大功绩。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做臣子，全都遵循这条道路。臣恭读圣策说：“我自从取代元朝统一华夷，官制遵循古制，法律仿照旧章，勤勤恳恳求取贤才，但多次任用都不恰当。”臣认为陛下凭上天赐予的资质，处在表率天下的正位；即位以来十八年，勤勤恳恳求贤，以百姓为考虑，日夜思念这件事，已经熟虑至极。至于多次任用不当，即使臣也对此有所疑惑，然而还不敢立即向陛下直说。君主的道理在于知人，知人的职责在于任用。君主有知人的明察，臣子才有实际任事的成效。过去皋陶陈述谋略时说：“在于知人。”周文王谈到任用三宅之俊时说：“能够知晓三宅之臣的心，明白看见三宅贤人的心。”大体说来，人各有各的内心，不可测度；知人的困难，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难题。然而古代圣人从未因为困难，便不把知人作为首要事务。所以唐虞时代任用人才，必定先让他们陈述政见，然后明白考察功绩；必定先明白考察功绩，然后才用车服来奖赏功劳，从未轻率授职。周文王对于三宅，已经得到人才，让他们担任常伯、常任、准人的职务；又储备他们的才干，以备常伯、常任、准人的候选，从未仓促任用。如今陛下勤勤恳恳求贤，却多次任用不当，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考察不够周详、任用过于仓促的过错。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年以来诛杀奸邪，革新政治，于是纷纷提拔任用天下士人，共同成就这番功业。有的以聪明正直为名目，有的以孝悌力田为选拔标准，有的以贤良方正为科目。陛下责求他们成效的心意不能说不深，委任他们的心意不能说不专。然而他们报效国家的成效，茫然如同捕捉风一样，难道这些名目果真不足以用来治理国家吗？也只是追逐名目而不求实际的缘故。因此古代任用人才的人，日夜思考，一定确认那个人足以担当这个职位，然后把这个职位交给他而不疑虑。如今却不是这样：因为一点小善就立即提拔，因为一点小过就立即诛戮。陛下求贤心切，虽然勤勤恳恳，却仍有贤才不足以符合陛下期望，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况且天下人才，生长出来很难，成就起来尤其难。陛下既然知道人才生长、成就的艰难，又怎么忍心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他们送到刀锯斧钺之下呢？过去汉武帝凭英武的资质，所任用的人有的早晨上奏，晚上就被召见；稍不合意，诛杀便随之而来。所以汲黯说：“凭有限的人才，却施加无穷的诛罚。”汉武帝说：“不是这样。”天下的人才，只是担心君主不能任用他们。臣认为汉武帝不是不能任用人才，而是忧在不能识别人才。如果真正能够识别他们，才能大的就成就其大，才能小的就成就其小；衡量他们的才干而授予相应官职，根据他们的能力而交给相应职务。

译如果果真是奸邪之人，就杀掉他、戮辱他；如果果真是庸劣之人，就罢黜他、退逐他。又怎么能忍到杀戮之后才说：“我能够任用天下的人才”呢？假使汉武帝的计策是正确的，那么尧、舜以及三代的道路就都不值得效法了。我恭敬地读到陛下的策问，说：“对于有才能的人，委以心腹重任；对于表面服从而内心另有打算的人，以及德行纯正的君子，就授予俸禄和官位。只是有的人能够把古道施用于政事，有的人却束手无策；至于下士之流，廉耻无知，连性命也不顾，造下罪孽深重的恶行，永远不能停止。张君的罪恶，如果不是真正的贤人圣人，也没有谁不被他迷惑。像这样没有止境，怎么治理才好呢？”臣胡德胜认为，才能不及德行的叫君子，才能胜过德行的叫小人，才德兼备的叫圣人，才德全无的叫愚人。才德都全，本来就是世间罕有的。臣私下观察秦、汉以来，窃取君主权柄而造成天下祸患的人，都是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难道仅仅是表面服从而内心不同吗？至于德行纯正的君子，只是能够把古道施用于政事却束手无策，并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阅历不够广、训练学习不够充分罢了。所以三代的教育，是八岁进入小学，教给他们礼、乐、射、御、书、数的知识；然而后世却有到老年还不能全面知道这些名目和数目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人〕 进入大学后，教给他们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然而后世有人终身都不能亲自实行其中万分之一。这就是古代君子都能有所作为，而今天的君子之所以赶不上古人的原因。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兴办天下学校，培育天下贤才，也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然而教育的方法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所以士人的成就也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臣希望陛下采用胡瑗的办法，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斋的学生，各自研习一部经书；治事斋的学生，各自专门学习一项事务，如治理百姓、统领军队、水利、算术之类。从京城到外地府、州、县，都精心选取最精通这些学术的人作为学校教师，并且每年考核他们的成绩，这样，已经养成德行的君子就不必担心束手无策了。至于下士之流、无耻之辈，就是臣所说的才德全无之人，所以应当列入摒弃之列。陛下如果能在事情开始时审察周详，事情结束时就可以从简；能在事情开始时辛劳，事情完成后就可以安逸。懂得识人的方法，只要没有缺失，任用他们担任职务就都能恰当，又哪里会有“怎么治理才好”的叹息呢？陛下策问臣，大意就是这些；在末尾又命令臣说：“你们这些文士虽然正处在进学的时期，还没有广泛通晓各种典籍，但只要能够分条陈述事情的可否，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利弊。” 这是陛下怜悯臣愚昧，希望臣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来。陛下又说：“既然承受了我的命令，就竭尽你的心力；立志成为名垂当世的人，从这次考试开始，务必符合我的心意。”这说明陛下引导臣进取，希望臣以古人为期。臣所说的可行与不可行，前面已经陈述过了。至于和□□，不是臣所敢于谋划的事。陛下希望臣以名垂当世自期，臣愿谨记“敬慎地做事而畏惧人神”这句话。至于曲意逢迎以求恩宠，迎合奉承以求宠幸，不按照以责难君主、陈述善道的原则来进谏陛下，说什么“务必符合我的心意”，这不是臣所学习的道理。臣等承受陛下养育生成的恩德，接受陛下教化培育的恩德，假如陛下不因为臣如刍荛般卑贱而抛弃臣，那么所谓希望得到名垂当世的臣子，关键就在于陛下教育他们有正确的方法，了解他们能够穷尽其道。臣愚昧浅陋的话，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只希望陛下怜悯臣拳拳的忠心，并加以教导，臣就感到非常幸运了。臣谨此回答。林大钦 嘉靖十一年对策 嘉靖十一年对策

译嘉靖十一年三月，皇帝制策说：“我认为君主奉承天命来统治亿万百姓，作为他们的君主，首先必须使他们都能安乐地生活，使他们得到安定；这样才差不多可以尽到做百姓父母的责任，做到无愧于心。百姓安定和所需要的东西，首先是衣服和食物。假如没有衣服、没有食物，就免不了遭受受冻、挨饿、死亡、流离和困苦的祸患。如果不耕种，靠什么取得食物？如果不养蚕，靠什么取得衣服？这两件事，也是君王所思念并忧虑的。如今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养蚕的人很少而穿衣的人很多，又加上水灾、旱灾、虫灾、蝗灾造成的灾害，以及游荡懒惰、冗员杂役造成的祸害，边境有战乱，内部有盗贼，百姓遭受的灾祸一天比一天严重，也就不足为怪了。固本之策不能实行，我这样昏昧无能，向上不能参与调和天地化育的机理，向下不能振作兴起治理，实在又忧虑又惭愧。然而时代有古今之别，权宜措施也应随时变通，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雨水和阳光按时而适宜，使灾害不发生，使百姓衣食充足，努力从事农业而专心本职，顺从正道而归于教化？诸位士人明白事理，了解时势，内心积蓄着见识而能够帮助我的，已经很久了，应当直接陈述你们所见所知，详细写在策文中。我将亲自阅览，不要害怕，也不要隐瞒。” 臣回答说：臣的才智见识愚昧，学术浅陋，不足以奉答陛下的重大询问。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处于亨泰交会之时，承受着盛世已成的时运，天下已经大治，四海已经无忧，却仍然拳拳忧虑百姓还没有得到安居之所，这难道不是周文王把百姓看作受伤之人的心意吗？这实在是极大的美德。然而臣所害怕的是，陛下具备聪明神圣的资质，秉有刚强睿智、明达圣哲的德性，天下各种事务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您；而微臣所筹划议论的又不能有所补益，万一陛下能够认为臣的话不应全部抛弃而有所采纳吗？陛下临朝策问士人，已有多少次了？往日那些士人无不因此声名显扬，俸禄官秩受到宠遇优厚；然而没有听说天下人中有人说：“天子某日降下策问询问某事，因采用某人的策论而成就了某项功业。”难道是策士们的言论都没有可以适用的地方吗？还是他们的话有可以实际采用的地方，只是陛下还没有来得及采纳呢？这是臣所害怕的。臣正想说明政务的根本要害，陈述切合时务的议论，不敢用迂阔、空虚、无用的文章来欺骗陛下。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可信而不全部弃置，请把臣的策论交给有关官署，要求他们考察是否可行，那么臣始终的愿望就满足了。如果臣的言论不适用，那么臣就有蒙昧愚蠢、欺骗上天的罪过，臣将俯伏等待罪责和谴罚，这实在是臣甘心承受而不推辞的。臣恭敬地读到圣策，看到陛下拳拳忧虑百姓受冻、挨饿、流离，急切希望使百姓衣食充足；这确实是出于至诚恻隐、忧患百姓的心意，也是天下人希望暂时苟活片刻、来观察陛下德化成就的原因。然而臣认为，陛下确实怀有爱民之心，却还没有得到使百姓衣食充足的方法；确实看到了百姓受冻、挨饿、流离的外在情状，却还不知道百姓受冻、挨饿、流离的实际根源。陛下如果真的看到了百姓受冻、挨饿、流离的实际情形，就一定会思考使他们富足、使他们有足够食物的方法。从来没有君主忍心看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而不思考救助他们；也从来没有君主救助百姓受冻、挨饿、流离，而天下最终仍只能坐视他们受冻挨饿、流离而无法救治的。一个普通人的心意可以表现在治理一家上，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的心意可以表现在治理一国上，为什么呢？因为一家、一国本来就是我所忧虑的。难道拥有万辆兵车、统属天下的君主，会有救助天下的真切诚意，却反而不能在天下实行吗？这是臣所不能相信的。臣观察陛下临朝已有十多年了。往日劝农、免租的诏令一下，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盼望获得新生。然而，惠及百姓的话不停地说出口，真正有利于百姓的实惠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见到，所以臣才敢冒昧议论。陛下还没有看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的实际情状，也还没有得到使百姓衣食充足的方法。臣听说，仁德要通过政事施行，政事要靠诚意来建立。君王使百姓富足，如果只是家家实行那套政令，却没有相应的诚心，天下就会把这种政令看作徒具形式。只有法令而没有诚意，教化就会停滞；只有善心而没有法令，恩惠就无法落实。心意和法令兼备，这就是先王使百姓富足的大略。臣考察史书，看到三代以后能够使百姓富足的，在汉代只有一个人，就是汉文帝。当时正值秦朝乱政、战争之后，百姓大概每天都没有闲暇顾及生计。文帝看到当时陷于困苦寒冷中的百姓，其处境大概比身处涂炭还要悲惨。文帝像用春风养育他们，用甘雨滋润他们，温和地实行与天下休养生息的政策，于是陷于涂炭的百姓便如同坐在安席上。所以后世称说使百姓富足的人，把文帝与成王、康王相提并论，确实是有原因的。然而文帝毕竟不是纯粹的王者，只是暗中具有一些王者的相似之处，尚且足以在后世受到尊崇，何况真正合乎王道的君主，怎么会反而坐视天下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呢？臣私下认为，今日陛下忧虑百姓，不能说不深切；爱民的政令，也不能说没有实行。然而臣之所以敢说陛下对于百姓受冻、挨饿、流离的情况还没有看到实际，对于使百姓衣食充足的方法还没有得到，私下恐怕是陛下有爱人的仁心，却还不能像王者那样真诚恳切、周至深厚；有爱人的仁政，却还不能像王者那样详尽明白。因此臣才敢冒昧议论陛下，说了这些话。然而臣所希望陛下施行的仁政，并不是要彻底改变天下的风俗，也不是要恢复天下井田制度，只是希望顺应时势和人情制定政策，而不违背先王的本意罢了。臣请根据圣策所涉及的问题逐条回答。陛下策问臣说：“百姓不耕种，靠什么取得食物？不养蚕，靠什么取得衣服？这两件事也是王者所思念并忧虑的。如今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养蚕的人少而穿衣的人多，又加上水旱虫蝗造成灾害，游荡懒惰、冗员杂役造成弊病，边境有战乱，内部有盗贼，百姓遭受灾祸一天比一天严重，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表明陛下深切痛惜当今百姓的疾苦，考察困乏的根源，极力思考救济他们的方法。臣认为，百姓耕种、养蚕的人少而灾祸日益严重，是游荡懒惰造成的；冗员杂役是造成祸患的原因。至于水旱虫蝗的灾害，即使是命数所定，也不能完全没有，但君主的忧虑不在这里。为什么呢？如果依靠我们耕种、养蚕的工具一向修整完备，只是没有可耕种的土地，那么即使有水旱虫蝗，也没有什么可以伤害的。臣听说有道之国，天不能降灾，地不能使其困厄，夷狄和盗贼不能使其困苦，因为平常的职业得到修治，本业牢固，粮仓充实，并且把防备抵御放在首位。

译臣听说，建立国家有三种谋划：有万世不变的谋划，有一年之内应付事务的谋划，有因时权宜苟且的谋划。万世不变的谋划，就是《大学》所说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做事的人勤快，使用财物的人从容节省”。所以《王制》说，耕种三年，就有一年的积蓄；按这个比例推算，积累九年，就应有三年的预备。这样，平时一年所收入的，大概足以供给当年的需要；三年的积蓄，常常可以预先应付意外。做到这样，就是臣所说的天不能降灾、地不能使其困厄、夷狄盗贼不能使其困苦。臣先前所说的王者之政，也就是陛下今日正急切寻求并想努力实行的，是所谓一年之内应付事务的谋划。这种谋划大概是生财的方法还不够周全，节省财物的方法还没有做到尽头，一年的收入仅仅够供给一年的使用。平安无事时还看不出弊病很严重，偶然遇到荒年、盗贼等变故，就免不了加重征敛，以至于困顿败坏，不能自行振作。像这样，大概是平时没有修整储备，只能临时权宜设置，是汉、唐、宋以下治理天下的大致做法，而不是我陛下奉行天理、治理万物、使国脉深厚的方法。至于所谓因时苟且的谋划，大概是平时使用财物、向百姓征敛和散发时都没有尺度；向百姓取用，只怕取之不多，使用财物，只怕用得不广。在没有事情的时候，百姓已经不能自给；等到发生变故，就更无法谋划应对了。这就是国家制度没有纲纪，溃乱随时发生，大概是昏乱衰败时代的政治。臣先前所说由游荡懒惰引起、因冗杂而受害的弊病，与陛下如今正想改弦更张、改变天下面貌的情况，大致相同。臣认为，今日游荡懒惰的弊病有两种，冗杂的弊病有三种。这就是天下长久陷于困乏，志士至今愤懑叹息的原因。所谓游荡懒惰的两种弊病：一是游民，二是异端。游民多，致力于农业本业的人就少；异端盛行，务农的人就少。百姓为什么乐于游荡懒惰呢？大概是因为不均不平的横征暴敛而兴起，因为豪强兼并而受害；小民从农业中得不到利益，便认为追逐其他技艺谋食，尚且可以作为苟且求全的办法。况且，要均分天下的土地，然后才可以要求天下人耕种。如今乡里的小民，受到贪官污吏和豪强的剥削很深，离散到四方谋食的人很多。大致计算今天的天下百姓，有田地的不过十分之一二，没有田地的常常有十分之八九。让八九成不能耕种的百姓坐享一二成有田人家的粮食，势必会困乏。然而把一二成有田人家的产业分散开来，用来供养八九成自己耕种的人，按道理又未尝不足。议论者忧虑游民太多，有人提出驱逐商人的说法。然而臣认为，游民之所以形成，本来是出于不得已；如果又没有改变安置的方法，只是把他们驱逐，臣担心商人也不能安于经商。臣私下认为，今日弊病的根源已经很深，改革的人应当理清头绪，慢慢治理。如果只治理表面而没有理清头绪，势必会把努力务农的百姓驱赶去经商，又会把努力经商的百姓驱赶成盗贼。天下都成了盗贼，国家就不能长久。使游民安定的方法，没有比颁布限制田产、严禁兼并，再选择循良仁爱、真心怜悯百姓的官吏来安抚慰劳他们更好的了。用法律确定他们世代经营的产业，用禁令防止他们作奸犯科。贪官污吏按时整治他们，安抚、收编游民，难道他们还会不按时归业吗？至于异端，大概本来没有超脱世俗、利于世人的智慧，只是窃取减免赋额、逃避刑罚的利益，不务工、不经商、不务农、不读书做官，以便于自身。并且，他们在天下倡导无父无君的教说，想要借助这种流风而不停止。这种危害非常明显，所以臣不必等待详细辨析。然而臣私下又为风俗正在败坏而悲伤：剃光头发、戴黄冠的人充斥道路，珠玉装饰的道观寺宇照耀云天。这种风气还没有止息，仿效羡慕的人就很多，这不是让百姓看见的样子，也不是端正风俗、整肃纲纪的要务。所以臣希望陛下严厉禁止异端，斥退道教、佛教的说法，命令这些人全部归入农业。其中有不依照命令的人，准许有关官署依法治罪，不予赦免。这既是崇尚农业本业的风气，也是敦厚教化的办法，是臣对陛下恳切而深切的期望。所谓冗杂的三种弊病：一是冗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冗员的弊病必须裁汰，冗费的弊病必须节省。三种冗杂去掉，财力就宽裕了。圣人制定俸禄来养活天下的官吏和士兵，为什么呢？官吏有治理百姓的明智，所以供给他们俸禄；士兵有抵御敌人的勇武，所以供给他们俸禄。也就是说，供养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明智和勇武。如果有人没有明智、没有勇武，那么不耕种就不能得到食物，不养蚕就不能得到衣服。从前没有战事却领取俸禄，也已经是先王所节省的对象。如今天下的官吏和士兵怎么样呢？臣不是想让天下所有官吏和士兵都没有俸禄，臣只是看到任职州县的人中，本来就有软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却白白领取俸禄的人；列入军籍的士兵中，本来就有老弱不堪任用却滥受供养的人。况且，纳资入仕的途径太多，荫子做官的人太多，考察核查的责任不严，训练选拔的方法也有缺失。因此臣希望先把这些人清理淘汰一番。这样去除冗滥、减轻百姓负担的地方很多。至于冗费的弊病，不能全部列举，只说其中重大而明显的：例如后宫宴饮和赏赐，不可不节制；供奉异端，不可过度；土木工程，不可不裁减。陛下端正自身来率领万物，节制自己而居于俭朴，对于这三件事本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然而臣私下看到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和物产如此繁多，九州四海的贡赋，尺匹丝帛、颗粒粮米的赋税，山林川泽的税收，日夜汇集交杂，运送到太仓，可以说十分丰盛了；但国家的计用还不很充足，国家的费用还不很够，可见一定有耗费它们的原因。况且上面向下面征收一份，下面供给上面的常常要耗费十份。大概道路运输的损耗、漕运搬运的费用，使京师的一金，等于田野的百金；内府的一百金，等于百姓家中的一万金。用百姓千百万家的财资，耗费在一次宴飨、一次赏赐、一次供奉玩好之物上，哪里有限度？所以臣说，冗费在今日也还有没有完全节省的地方。臣听说，把天下所有的财赋用来供养天下百姓，本来没有不足；只是有人把财物冗滥耗费掉，那么势必会横征暴取，天下不到饥寒、受冻、挨饿、彻底败坏极度困弊的地步就不会停止。臣读《史记》，看到周文王刚刚受命的时候，土地不过方圆百里，四方的君长却相继来到他的国家；他用来宴飨和慰劳宾客的典礼，不能始终没有。

译然而当时百姓各自都能丰足，饥寒并没有成为祸患，所以百姓歌颂他的诗说：“我们君王勤勉不息，纲纪治理四方。”这大概是在庆贺他。传到他的子孙，以八百国的财赋供养一个人，按理说应当非常富裕而没有忧患，但百姓反而流离困苦，以至于《黄鸟此邦》的歌咏产生了。臣从这里看到，君主节制自己来使百姓获利，就容易取得功效；广泛耗费而加重征敛，就难以有所作为。因此臣才拳拳地把节省冗费的事告诉陛下。陛下策问臣说：“固本之策不能实行，是我昏昧无能所造成的；向上不能参与调和天地化育的机理，向下不能振作兴起治理，实在忧虑而且惭愧。”这是陛下忧虑勤勉的话，也是禹、汤责备自己的言辞。然而臣认为，陛下不只是说这些话，而是确实想努力实行这些事情。天子的言语与士人百姓不同：有时如果不征求天下的玩好之物，即使有美好的心意和善政，人们也会惊疑而不相信。陛下往年曾经下过体恤农民的诏令，然而天下人都认为那是陛下的空话，为什么呢？确实看见陛下的话是这样，却没有看见实际的恩惠。如今陛下又这样策问臣，臣认为也只是要使忧虑勤勉的实际行动得到实现罢了。要使忧虑勤勉的实际行动实现，就必须迅速实行臣所说的话。然而臣前面陈述的，都是根据圣策涉及的问题逐条回答的治理弊病、利于天下的方法，其中仍有未尽之处。臣请把它说完：山林川泽的利益还没有充分开发，天下本来就有无田可耕的忧患。如今京师以东，蔡、邓、齐、鲁之间，古代称为富强之地，三代国家的财赋大多出自这里。汉、唐以来，名臣贤守用来兴修田利、供给国家费用的方法，沟渠、田间水道的遗迹还在；如今却全都成了荒芜空虚、长满茅苇的土地。这正是古人所说土地的利益还有遗留，而陛下派来守护这些土地的人，一概苟且应付职务，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令人忧虑的是，这就是北方人长期坐等东南供给，稍遇荒年接济不上，就辗转于沟渠道路之间，不能靠自己供养自身的原因，因为土地的利益还没有充分开发。臣认为，陛下不如严厉要求守令，慎重选拔有力量、有才干、忠于国家的人，让他们守护这些地方，专心把兴修田利作为事务。朝廷放宽对他们的禁令限制，听任他们便宜行事，只把兴田利作为考核标准，那么天下应当会出现像赵过这样的人。不到几十年，江北的田地就应当可以和江南相类似；这样可以省下江淮数百万的财赋，缓解北方人饥寒受冻挨饿的急迫处境，一举两得，实在是大恩惠。陛下如果能够果断实行，这是大勇。有人说：不是不想实行，只是东南地区的情况不同，怎么办呢？” 臣请对此加以剖析。如今所谓空虚、荒瘠、无用的土地，不正是从前所谓富饶、贵重、依靠它而兴起的本地区吗？从前富实，如今荒虚，臣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也只能说问题在于人。魏人在许下屯田的事就可以看见这一点。当初枣祗为屯田许下谋划时，人们曾确实觉得此事零落难成；等到屯田成功，曹操最终依靠它，节省粮食数万。如今天下这么大，又怎么知道不会有能够成为枣祗的人呢？臣因此希望陛下把兴田利作为考核，那么山林川泽就会得到开垦。臣又听说，山林川泽不征税，市场渡口不设禁令，这是王者用来贯通天下、体现大公大同的制度。自从汉代桑弘羊用剥削刻薄的办法取媚于皇上，征税和专卖的制度才开始。历代都沿袭而没有改变，大公的制度从未听说实行过。然而臣始终认为，这是后世衰乱时代苟且的政治。如今朝廷向百姓征取财物，茶叶有征税，酒有专卖，山林川泽有租税，鱼盐有课税，从一草一木以上的利益，没有不全部收拢归入官府的。向百姓取用已经到了极点。上面向下面取用到了极点，势必就会使下面穷困。野兽穷困就会逃窜，人穷困就会欺诈。如今陛下的百姓将要欺诈了。掌管国家、议论政事的人，不是不知道这种形势不能长久。然而他们明知弊病仍然冒险实行，确实是因为国家的利益和权力所在。臣认为，利益不能胜过义理；义理如果还没有安定，利益又有什么好处？何况其中还存在不利之处呢？臣听说，王者之所以总摄六合、端正民心、扩大国家体制，根本在于道德的厚薄，而不在于财赋的有无。臣观察征取利益的说法，不出现在强盛富大的国家，往往出现在衰乱的时代。细微地同百姓争利，是普通人的事情。拥有万辆兵车的天子却做普通人的事情，国家就会受到羞辱，这不是国家丰盛强大时所崇尚的。陛下为什么不豁然实行世人难以想到的大公之法，废除衰乱时代的政令？如今天下士人争相说道：“可惜汉、唐、宋不能舍弃普通人的利益来使百姓获利，直到我朝明天子之后，才有可能凭借天子的宏大体制来镇服民心。”陛下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不这样做呢？臣希望陛下停止山林、关隘、市场的征税，使大圣人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常人。至于全面推行使百姓富足的方法，那么平抑粮价的法令不可不建立，常平仓不可不设置，禁止奢侈的法令不可不严厉。凡是这些办法，史册记载都可以考察。陛下如果能够举而实行，成法都在那里，所以臣不必再深入论述。从臣前面所陈述的说起，就是均分田地、选择官吏、裁去冗员、节省费用；从臣后面所陈述的说起，就是开辟土地、减轻征税、疏通财利、禁止奢侈。田地均分，产业就会厚实；官吏贤良，风俗就会早日改善；冗员去除，蠹虫就会消除；费用节省，财用就会宽裕；土地开辟，疆域就会扩大；征税减轻，百姓的生息余力就会宽裕；财利流通，财富就会流转；奢侈受到禁止，富足就会更加增长。八项政事建立，制度就完备了。陛下如果果真实行臣的言论，又何必忧虑百姓受冻、挨饿、饥寒、流离？又怎么会有盗贼的警报？又何必担心百姓不顺从正道而归于教化呢？顺应时势、随时变通的办法，或许已经全部具备在这些措施中了。然而臣认为，这几件事都不足以成为陛下的难题；所担心的是君主不能清静虚心、减少欲望，用来宽养百姓、滋养万物。因此，即使有善政美令，也来不及实行。处在崇高富贵的地位，本来容易骄傲奢侈、淫逸放纵。所以明主重视内在的治理。因此古代贤王，远观长虑，身居尊位却考虑危险，处在富足之中却害怕过度，走在满盈之处却防备倾覆，实在是因为安定心志、节制安逸欲望，坚定敬畏之心而禁止蒙蔽邪僻。故尧每天戒惧，舜每天勤勉，禹每天孜孜不倦，汤每天检点自己。臣认为，这几位圣人确实掌握了治理内心的要领。

译臣曾读《汉书》，看到汉武帝做君主时，正当他临轩策问士人、奋发于六经之学，虽然三代的英主也不能超过他。到了中年欲望增多，一个念头不能自我克制，公孙弘、桑弘羊、张骞、卜式、文成、五利之流，各自乘着他的空隙来向他兜售主张，最终使政策变更纷乱，天下因此遭受大患。臣因此知道，君主的一颗心，不可以让它有所嗜好并表露在外；稍有沉溺，造成的祸害必定很大。所以希望陛下清静虚心、安宁思虑，把它作为清心节欲的根本；不要因为深居无事而喜好安逸，不要因为海内清平而热衷事奉远方夷狄，不要因为物力丰足而兴建土木，不要因为聪明果断而崇尚刑名，不要因为财赋丰盛而从事奢侈，不要因为羡慕邪说而迷惑于神仙。澄清心志，端正根本，减少思虑而虚心涵养。心神澄明，见识就会日益明白；思虑减少，精神就会日益精纯。精纯明达的作用，能够照察四方而没有不能胜任之事。天下所有的功业，难道都只是任我建立、用来使民生富足、使衣食充足而已吗？臣开始以治理弊病、整顿法令来告诉陛下，最后以清心寡欲来勉励陛下。臣所说的并不是能够震惊世俗、超绝常人的议论，只是直率地认为，陛下之所以策问臣，大概是想听到切合时弊的言论。所以臣大略取尽自己私下忧虑、过度筹划的言辞，内心感情受到激发，实在不知道自己的话是否还有所畏惧，也不知道是否还有所隐瞒。只希望陛下宽容臣的狂直轻率，谅解臣的朴实正直，并赐予一看，天下就非常幸运了。臣谨此回答。《皇明文征》卷二十八 《皇明文征》卷二十九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颂（君臣、武功、休祥、名臣、贤哲、镇器） 君臣 王世贞 王世贞 广圣主得贤臣颂 广圣主得贤臣颂【有序】汉代王褒子渊的这篇颂，写成于宣帝时期。大意是说，圣王遇到臣子很困难，贤臣遇到明主也不容易。一旦得到贤臣明主，双方欢喜欣悦，彼此论说而毫无疑虑。就像鸿毛顺着风势飘行，巨鱼游入大海深渊，没有什么能够禁止，没有什么命令不能实行。太平的责任得到完成，悠闲自得的愿望得以实现。臣子借助君主而显达，君主享有巨大的安逸。即使是孟子所说的急务，孙卿所请求的布置根基，又有什么能够改变这种情形呢？只是没有推究得到贤臣的根本原因，以及得到之后如何任用。因此谈论功业，只触及细微末节而没有真实方法；考察成效，虽然宏大，却少有隽永的意味。何况那种杂糅霸道的朝廷，不过任用了考核才能的辅臣，却把盛世的事情举出来归功于它，几乎还不如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像只看见神鸟五章的文采，却没有辨明鹖雀并非有德。我冒昧地扩大它的宗旨，探究它的根源，并接续歌颂它的文辞说：从前陶唐氏任命南正、北正，吕氏掌管土地；上天授命而人臣辅佐有所缺失，于是让妫氏登上有鳏之位，使他统治九州、掌握教化权力，确实是五位辅佐者相互承接、共同辅弼，光明显赫而久远，无法比拟、无法测度。到了成汤氏开创殷朝的时代，前后五次进用阿衡，又五次弃置他，忽然合志，忽然离心，这是为什么后世君主求得辅臣如此艰难，而把国家托付出去的需要又如此迟缓呢？等到武丁征召傅说、姬文遇见贤臣，尚且要靠精诚贯通幽冥、在梦中得到感应，于是傅说从徒步之人越级被拜为卿相；这就是所谓天作之合、上帝启发双方内心，万民借此获得安定，天地人三灵托付于此而崇高隆盛。然而我看伊尹作为辅佐时，首先修整人的纲纪，是由于听从劝谏而不违背，严肃地明察天命的顾念，恭敬谨慎而洞察神明，革除夏朝的政令而安抚九州，实在是凭借一德使天下安宁。傅说启发君心而滋润帝德，在思虑善道、行动合时，鉴察成法而不犯过失，学习古代训诫而有所收获。丹书所显示的警戒说，恭敬胜过怠惰，就属于吉祥；怠惰胜过恭敬，就属于凶祸。这种道理虽在深宫闲居之中，却是四夷都仰望效法的。孟氏说过：“将要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不召之臣；先向他学习，然后才以他为臣。”正因为这样，地位卑下的人反而能够长久成为天下所尊敬的人。如今纲纪纷乱琐碎，容易整治；边疆衰弱削损，容易补益；铠甲残破、兵力疲弱，容易整饬；礼制松弛、音乐废弛，容易整顿。最困难的是，君主自己没有德行，却只依靠臣子的德行；臣子不爱护君主的内心，君主又非难臣子的心意。即使采用高平侯的权术、博阳侯的宽厚，也不过是整齐排列枝叶，仍然没有探究根本大端。营平侯能够折冲御侮，广汉侯在黄河内外施展钩距之术，才稍稍称得上平和宽恕。赵尧等人分别掌管四时，如果大略效法先王，虽然匈奴已经叩头臣服，然而祸根已经在椒房中萌发；政治表面上好像灿烂美好，精华却已经消耗殆尽，内里没有如大渊般充沛的力量，不能像鱼鸟凭借鸿毛、顺风、龙变、云气蒸腾那样迅速发展，受到景仰追随，难道不令人痛快吗？然而如果蒙蔽耳目、昏昧无知，就必须对内洗涤百般私欲，对外采纳众多忠言。《泰》卦九二，难道不是说“上下志向相同”吗？它的爻辞又说：“包容荒秽，徒步渡河，不遗弃远方的人，也不结党自私，因此吉祥。”没有什么比涣散小群体更严重，没有什么危险比月将满未满更高。贤能与否相差很远，恭敬与怠惰的区别细如毫芒。等到牙齿和爪子还没有脱落时，又怎么会不同于内脏和肠腑呢？这难道只涉及地位卑下的人吗？即使像周公穿着赤舄而不是金饰，也几乎不能保全自己的结局。这样的过错难道只是成王造成的吗？唉，盛大啊，也实在可畏啊。武功 宋濂 刘基 王景 杨荣 邹缉 梁潜 程敏政 杨一清 徐祯卿 宋濂 平江汉颂 平江汉颂【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