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五十

译宋朝到了宁宗末年，鞑靼日益强盛，金国军队向南迁移，而李全又时常叛变投附。宋人在钱塘建国，只能勉强支撑，以免覆亡。当时如果继承帝位的是正统之人，即使放任那些腥膻之气逼近，鞑靼崛起的势头令人畏惧，而我国人民的伦理纲常和万物的秩序本来仍可保持不变，又能怎么办呢？无奈后来权臣相互倚仗，结党作奸，为了使赵竑被废而拥立理宗，不久又把赵竑逼入死地。三纲沦丧，人伦败坏，国家所凭借而作为精神气脉的东西，到这时大概已经被斫削殆尽了。即使当时的名士往往顺应时势来建立功名，但贤人君子却有真正知道此事不可为而叹息痛恨的。南康李公燔、莆阳陈公宓以及南海崔公与之等人，想要保全自己的名节，伸张自己的道义，以求内心无愧，并扶植伦理纲常，终身也不肯轻易接受理宗的任命。他们的心意在古代自有依据，不过李公曾在言论中流露过，陈、崔二公却从未说过片言只语来显露自己的踪迹，因此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件事仍然隐晦不明。君子推论评议古人，是根据时代来考察他们的行为，依据事实来探究他们的心意。张子房始终忠于韩国的心意，杨山才真正能够体会到；不要说古人的心术终究无法推测。我起初读《宋史》中的陈公传，推究陈公之所以坚定地闲居而不肯出仕，实际原因确实就在这里。后来到了南方，才得到崔公的《言行录》，读了之后才知道，崔公在嘉定末年从四川帅职罢归；宝庆以后被召任湖南帅，却不肯赴任；又被召任江西帅，也不肯赴任。端平年间再次授予他吏部尚书之职，他仍不肯赴任。正值摧锋军的士兵作乱，逼近广城，崔公登上城墙抚慰劝谕他们。朝廷听说后，便任命他在家中领受帅职。崔公平定叛贼以后，便辞谢主持一方军政的任命，只因不忍看到乡郡遭受荼毒，才勉强出任；但作为帅臣六个月所得的俸禄，全都退还给国库。不久朝廷又任命他为参知政事，任命诏书已经下达，他前后共上二十道奏疏辞免，即使祠禄和衣服赏赐也不接受。这就是崔公隐微心意的寄托。过去鲁宣公是被弑君者拥立的，崔公的弟弟叔盻认为这是不对的，终身不接受鲁宣公给的俸禄；鲁宣公给他财物，他便说：“我已经够用了。”崔公的心意，难道不就是叔盻的心意吗？近世评论崔公的人，有的说他清正高洁，有的说他胸襟宽宏、气度高雅，有的说他能察知事机、洞见细微；总之，他们对崔公的了解都太浅了。其他书籍记载崔公有《菊坡文集》，以及所谓《岭海便民榜》《海外澄清录》，如今全都散失了。子孙所传抄的，不过是一些歌颂性的辞章奏疏，以及告敕、答诏和一两篇遗文诗歌而已，而且又都与《言行录》彼此错杂，没有条理。我于是重新编立并加以订定，同时把自己所知道的内容增补进去。因而揣摩崔公隐微的心事，以便把自己列入能够推求并洞察极其隐微之处的君子之中，并请有道之人指正罢了。卢廷选 题写《丁尚书忠义集》题写《丁尚书忠义集》我刚刚脱去平民服饰，出任夏官，因办理公务前往上谷，曾一两次经过土木一带，那就是先朝明夷之地。我看见山岭道路迂回险峻，溪流山涧盘曲崎岖，因而久久徘徊叹惋。可叹当时皇帝乘坐六龙车驾、统领万乘之众，为什么竟能从寝席之上调度军队？敌寇发出警报、尘土飞扬，烽火燃起，连遮蔽车驾都来不及；我又感慨当时文武百官相继被敌人拘系，竟没有人用自己的头颅鲜血溅上车轮，只能白白让身体滋润荒原，甘心成为荡阴之战的后续，实在可惜。丰城人丁襄愍公以少司寇的身份随行督阵，先前出征时迫近险地，护卫车驾，于是死在敌人手中，他的节操刚烈最为显著。丁公在此之前曾与群臣一同进谏而不被采纳，后来驻跸榆河，又极力上章进言。到了宣府，再请求立即回銮，都被奸佞宦官压制，最终因此遭遇灾难。唉！丁公满腔热血，终于死得其所了。朝廷记录丁公为国殉难的事迹，追赠官职、赐予谥号并加恩赏赐他的后代，将其事载入国史。前后许多著名贤士，又纷纷写奏牍、作诗文来记述歌咏他。丁公的精神升行于天，成为不灭的情操；流传于世，成为不朽的名声。读到这部文集的人，仰望高山，景仰大德，那么这部书也就是考论丁公事迹的实录了。我编修郡志，向来仰慕丁公，于是题写在卷首，交给他的后代起龙，并告诉他说：“在你的祖先之前，为国殉死于交址的，有仪郎史氏；在你的祖先之后，死于河阳而尸体枯槁的，有灵台杨氏；他们都是丰城人。我私下想在乡里为三位忠臣建庙塑像、祭祀他们，以此激励士大夫，但志愿还没有实现。唉！谁能说张丰只是凭借那两把直冲云天的宝剑而已呢？” 书画 李东阳 顾璘 李东阳 《题栝苍陈氏画》《题栝苍陈氏画》绘画是技艺中较微小的一类，它的作用不过是满足玩赏、资助谈论罢了；但到了最高境界，也足以夺取造化的巧妙，沟通幽明之间，感发人的心志，使精神流通，绘画也不可轻视。因此，绘画之道开始于摹仿肖似，最终达到变化无穷，千种形态、万般状貌，无法窥测。上下数千百年间，变化而成为几十、上百家画派；它们所作所见各不相同，却共同归于精妙而已。我生来不学习绘画，手不能举笔濡纸，但凡画面位置的高低，都不能超出我的心意。我的口不能指点时代、辨别名家姓氏，但凡美丑、工拙、清浊、雅俗，也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平日从未花一文钱购买，也没有收藏一张纸、一幅绢；凡有人拿画来请我题识，我没有让它空置超过十天一个月的，甚至多到悬挂在斋阁各处，坐卧其间，前后相互替换，而我家从来没有没有画的时候。大概我对于画，就像元亮对于琴、子瞻对于酒一样。栝苍陈汝同住在京师，家中收藏书画数百卷。汝同曾游历江湖，回来后家中却毁于火灾，祖先传下的古物没有一件留下。汝同常常为此悲痛。一天，他得到一卷山水图，请我说：“我将把这幅画收藏在家里，但不能没有先生的题识。” 我赞赏汝同喜好收藏的志趣，于是写在卷首，说明汝同继续收藏的事业，确实是从这幅图开始的。顾璘 《题靖阳沈生辨禹碑集前》《题靖阳沈生辨禹碑集前》

译我登上衡山，攀到祝融峰顶，下山寻找方广寺，经过岣嵝山麓，尚未上山访问，同行的道士便说：“山上没有禹碑；即使岩间有古代刻石，也都已经磨灭，无法辨认。”沈生得到的碑本，是嘉靖初年长沙太守、新安潘君镒在岳麓书院后面的小山草莽间发现的；他剜去苔藓、剔除泥土，摹拓传到人间，大概是宋人摹刻的。沈生误传为禹的原碑，甘泉也没有考察清楚。禹距今已经数千年，衡山石质疏松粗劣，当时不可能有石碑；即使刻在岩石间，也会被风雨冰雪剥蚀，早已泯灭。推算到宋代恐怕也已经没有遗迹，所以欧阳诸公的《集古录》和《笔编》都没有记载。这又比宣王石鼓更值得珍视，幸亏还有它，难道其他的都被遗失了吗？推测宋人的这次刻本，也是根据上古流传下来的摹本刻成的。我初次看见时也怀疑禹既然称王，就不应称帝；如今才知道“帝禹”三字是宋人所题，偶然误写罢了。我昨天经过宁远，摹拓九疑山蔡伯喈的隶书铭文，也出自宋人的补刻，幸好有题识可以考证。这样看来，汉代刻在山岩上的文字，到宋代已经灭失，何况夏、商、周三代初期的呢？泰山石质坚硬，所以秦代刻石还保存着。昨天观看衡山前代题名，唐代只有李义山的三个字刻在祝融峰尖，六朝以前的题名没有留下，大概是因为山石容易损坏。难道在此以前竟然一点题识也没有吗？不过，上古的书法遗迹本来就是奇异珍宝，即使只是传刻本，也仍然可贵。古代书法的兴起，都是取法于山川、虫鱼、草木等形象。禹精通水利，如今篆体字中都有流水的形状，出自禹无疑。尤其值得庆幸的是沈生精心思考、神妙契合，解释文字而显出其中意义，若说不是神灵传授，恐怕无法解释。杨殿元用修在滇南解释这些文字，只是有几个字不同，更能看出人心的灵妙、圣人遗迹的神奇，以及天然相合而无法知道其所以然之处。否则，相隔千年、远在万里之外，怎么能够最终像这样一致呢？嘉靖戊戌年二月既望，东桥居士顾璘书写于靖阳行台。宫室 黄淮 黄淮 《题六桧堂卷》《题六桧堂卷》内心激发的愤怒，一定会在言辞和脸色上表现出来。从脸色上表现出来，发作迅速而猛烈；从言辞上表现出来，含义委婉而深沉。考察过去，蔺相如愤怒于秦国欺骗赵国，想让自己的头和和氏璧一同撞碎；樊哙愤怒于鸿门背弃盟约，拔剑瞪眼威胁楚王，这是表现在脸色上的。《国风》感叹草木茂盛、云气升起，《楚骚》悲叹菉葹充满房屋，这是寄托在言辞中的。脸色所表现的愤怒，虽然足以在一时使人痛快；而言辞所寄托的意义，确实足以垂戒万世。二者深浅本来不能同日而语。如今看古代褒地的六桧堂，它大概也是把愤怒表现在言辞上的吧？褒是温州永嘉人。宋朝国运中衰时，他隐居在华盖山中，以读书自娱。他对秦桧误国的愤怒深入骨髓，却无法伸展自己的志向。于是就在堂阶之下亲手种下六棵桧树，题写匾额叫“六桧”。大概是因为“六”的读音与“戮”相同，借此表明秦桧的罪行，应当受到公开戮刑，希望将来能够实现自己平素的愿望罢了。唉，褒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呢？也是因为实在无可奈何。当时有胡澹庵这样的人，上书给宋高宗，建议把秦桧的头悬挂在藁街，言辞虽然恳切，却没有被采纳，何况褒又没有机会在朝廷任职呢？” 后来褒虽然一度出仕，最终却因奸臣权贵嫉妒排挤，只做到滁阳通判便停止了，只能让空言和《国风》《楚骚》一起流传在史册中，实在可悲。然而他的气度从容，言辞恳切，后世读到的人足以寒心惊胆，确实不是那些只求一时痛快、靠侥幸逞志的人所能相比的。褒的九世孙镛把他的文集编成卷。镛的儿子奥又搜求士大夫的诗文来彰显祖先的美德，他也算善于继承先志的人吧。引（论学、论文） 论学 高攀龙 高攀龙 《崇文会语引》《崇文会语引》所谓崇文，指的是什么？是崇奉朱子这位崇文公。吴公伯昌生在文公的故乡，崇奉文公对他来说很容易；生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崇奉文公就不容易了。自从王阳明良知之学兴起，世上的人把朱学当作无用之物已经很久了。一个人倡导，千万人跟从，容易；千万人违背，只有一个人挽救它，难道容易吗？这就是所谓不被世俗迷惑，也就是能够返回根本。所谓学，只是学习成为孔子那样的人罢了。孔子的教诲有四项：文、行、忠、信。只有朱子的学说得到了孔门正宗，并且传到万世而没有弊病。即使有人拘泥文辞而堵塞悟性，他在敦实行、守忠信方面仍然如故，也不能说这是朱学的弊病。姚江学派天生豪杰，以精妙的悟性体认良知，一举破除了拘泥文辞的弊端，功劳很大，难道能说不是孔子的学说吗？然而它并不是孔子的教诲。如今它的弊端已经略显出来了。起初只是扫除耳闻目见来彰明本心，最终却任凭本心而废弃学习，于是轻视《诗》《书》《礼》《乐》，士人很少有真实的领悟。起初只是扫除善恶之念来使心境空寂，最终却任凭空寂而废弃践行，于是轻视名节、忠义，士人很少有真实的修养。大概要等到以“四无”教人的弊端显现之后，才会知道用“四教”教人的圣人，是多么深远地为天下和后世忧虑。论文 胡应麋 胡应麋 《丹铅新录引》《丹铅新录引》杨子用修辛苦搜集古代典籍，摘取探究隐微之处，终身以丹砂铅粉校书，功劳很大。如今他所撰写的各部书在天下广泛流行，大到穹苍宇宙，小到细微虫鸟，耳目所及八方之地，没有不综合考察的；即使惠施、黄缭的辩说，也不足以自夸。然而世上的学士都有不同意见；如果只是得失、瑕瑜互相补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私下观察杨子的癖好，大概有两点：一是立意太高，二是持论太果断。立意太高，就容易把迂曲怪异的情形混合进来，所以对前人的说法，有时本来浅显却把它凿深，本来明白却把它搅得昏暗；持论太果断，就容易产生割裂的弊病，所以对前人的说法，有时本来只是可疑却突然信以为真，本来正确却突然说成错误，以至于剽窃陈言，拿旧书中的说法互相抵牾。世人往往因此诋毁杨子，但这样也不对。杨子早年成名于滇地，很少随身携带典籍，都是从腹中书库取用；千般思虑最后归于一个趋向，所以出现这些情况也是应当的。我读杨子的遗文，发现即使是前代修养高深、道德卓著的人只言片语中的精微之处，他都极力表彰，只是琐碎之处也确实不少。晦伯说：杨子的言论间或多有芜杂隐晦之处，大概是由于传抄记录时偶然缺少忠实可靠的人。我对杨子的学业一向欣慕，甘愿为他执鞭，便在考订〔OCR字〕的空闲，略加订正。只是坐井观天、以蠡测海，实在不足以面对通达之士。将来如果有人要在杨子的门下寻求忠臣，或许会替我屈指一数吧。庚寅年人日记。跋一（颂圣、纪载、行谊） 颂圣 宋濂 胡翰 杨士奇 陈循 李东阳 郑普 宋濂 恭敬地题写在御赐诗后 恭敬地题写在御制《方竹记》后 恭敬地题写在御和诗后 恭敬地题写在御赐诗后

译臣听说自古以来，凡是君主具有盛大德行、建立宏伟功业的，他们谋虑深远、遗留的谋划长久，必定每天与文学侍从之臣讨论治国之道、经营国家大事。在君臣情意融洽、彼此信任时，有时相互唱和诗歌，有时以诗章褒奖臣下，有时在内殿设宴款待；君臣之间实在如同鱼水相得。这不只是为了夸饰观美，也是为了礼遇贤能俊杰、显示宠爱恩德并昭示四方。像唐太宗、宋太宗那样的事，记载在史册中，可以看见。皇明纪年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看到河水不断流动、水色澄澈清爽，内心油然产生感触，认为尹程《秋水赋》的言辞浅陋而不合乎道理，于是亲自改写成赋，写成后召禁林群臣观看，并说：“你们也各自撰写一篇赋进献。”臣下率领同列精心思考，铺陈叙述写成文章，到东皇阁依次进献。皇上全都亲自阅览，又在其中加以品评。不久赐给我们座位，命令大官进献御厨房的珍奇食物，内臣斟酒，饮酒完毕。皇上回头对臣说：“你为什么不进饮？”臣出席跪下奏道：“臣承受陛下的圣慈，赐臣美酒，怎敢不遵诏饮用？只是臣年老衰迈，恐怕不能承受酒杯，心志不能控制气息，或许会失于礼度，无法承接皇上的宠光。” 皇上说：“你姑且试着喝一杯。”臣于是当席饮酒，正要放下酒杯，皇上又回头说：“你还应该再干一杯。”臣再次起身坚决推辞。皇上说：“一杯酒难道就能使人醉吗？”臣最终还是喝了。我举杯到嘴边，又接连三次畏缩不前。皇上笑着说：“男子汉为什么不能慷慨一些？”臣回答：“天威就在咫尺之间，不敢再多有冒犯，只能勉强一口饮尽。”皇上非常高兴。臣的脸色频频变红，顿时觉得精神飘荡开去，仿佛行走在浮云之中。皇上又笑着说：“你应当自己写一首诗，我也作两章《醉歌》。”侍御捧着黄绫案几进来。皇上挥笔如飞，片刻写成一篇楚辞。臣已经醉了，下笔倾斜，字迹不能成行，只勉强写成五韵。皇上立即召臣近前，命编修官臣右替我重新书写，赐给我，于是告诉臣说：“你把它收藏起来给子孙看，不仅可以让他们看到朕宠爱你，也可以让他们看到当时君臣道契合，共同享受太平盛世的欢乐。”臣行五礼、叩首谢恩。皇上又命给事中臣善等人作《醉学士歌》。臣退下后，私下想道：“臣本是越西的平民，不过粗略承受父亲、老师的明训，没有使祖业失传罢了；一旦遇到圣明的君主，皇上派使者征聘起用臣，使臣历任清华显贵之地，地位不断上升。” 臣在禁近之地，没有一天不朝见皇上，承受日月般的光辉，这样一共十七年；冒受的恩荣，远远超过前代所能相比的。所幸臣犬马般效力的力量还没有衰退，发誓将竭尽奔走效劳，以图报答。如今天子的恩宠屡次加于臣身，银河般的文章照耀下土，臣私下自我审度，哪里承受得起呢？不过，典籍中说过：“泰山不拒绝土壤，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河海不嫌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君王不拒绝众庶，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敬惟皇上尊重贤者、礼遇士人，讲求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远远超过唐、宋。即使像臣这样至为愚钝的人，也明显受到非同寻常的厚恩。天下六合如此广大，其中那些怀抱才艺、胸有才华的人，谁不想踊跃奋发，在王庭扬名呢？臣考察《南有嘉鱼》诗，其中说：“君子有酒，嘉宾来此宴饮欢乐。”《诗序》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至诚乐意与贤者共同享受欢乐。皇上的宠恩丰厚繁多，恐怕已经超过古人了。又考察《天保》诗，其中说：“没有一件事不适宜，承受上天的各种福禄，降给你长久的福祉，唯恐每天还嫌不够。”《诗序》说，这是臣下归美于君主、用来报答君上的意思。臣虽然没有什么谋略功业，愿意把这些话用来无穷无尽地颂扬祝祷！” 古代夸耀君主的诏命，把它刻在鼎彝上，收藏在宗庙中，世世代代相传直到永久。臣斗胆借用这个意义，把玉琢磨成轴，装裱成卷，珍重收藏，并把它展示给后代。给事中臣善等人奉诏所作的诗，附录在卷后；又有贤士大夫听到风声、仰慕艳羡而作的诗文，另列在左边。洪武八年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华宋濂恭谨记。恭敬地题写在御制《方竹记》后

译皇帝临朝处理政务的空闲时间，常在武楼中安处，每次召来一两位近臣，询问治国之道。当时吏部尚书臣詹同在皇帝身边，历数谈论古代帝王的事迹，旁及万物的道理，偶然谈到竹子。皇帝说：“竹子的种类，大概很多吧？”臣詹同回答：“竹子的种类确实繁多。晋代戴凯之所作的竹谱，记载有五十多种。有的根像盘曲的车轮，有的竹节像束针，有的细得胜过箭杆，有的粗大得可以造船，还有许多不能逐一列举。大体上它们的颜色都青，形体都圆。只有吴越山中有一种名叫方竹的，最为奇异，四棱直上，不偏不斜，仿佛带有不可侵犯的棱角。因此士大夫喜爱它，往往采来做成竹节。”皇帝说：“真的有这种竹子吗？”臣詹同又回答：“老臣怎么敢说假话。”退下以后，臣詹同得到一枝方竹，拿来进献。皇帝抚摸观看后，高兴地说：“臣詹同果然是诚实之人。”于是亲自挥笔，草写了一篇《方竹记》，开头说竹子的种类繁多，中间说明考察事物、穷究事理的困难，末尾说臣詹同为人高俊伟岸、气概豪迈。考察传记，知道胜过百人称为豪，胜过千人称为俊。皇帝这样的褒奖，也算达到极高了。不久，皇帝在端门召见臣詹同，让给事中缮写此文赐给他。臣詹同不胜欢欣雀跃，正要到殿阶下趋拜，皇帝笑着说：“你的头发已经秃了，牙齿也稀疏了，还拿什么来谢恩呢？”臣詹同捧出此文，交给装潢工用龙纹玉轴装饰，拿着它去给太子赞〔OCR字〕臣宋濂看。臣宋濂私下想道：臣本是草野微臣，在皇帝面前侍奉了十五年；皇帝有时撰写文章，或不喜欢亲自书写诏令，臣宋濂便坐在榻下，拿着笔接受口述的文辞，一顿饭之间，涉及经书、出入史籍，滔滔不绝写下千余字。抬头看见天光明亮，照耀着白纸，都是日月精华凝聚而成；铺展开来成为祥云，散开来成为彩霞。曾看不见神妙变化显现的痕迹，这确实可以说是上天的文章。臣宋濂听说，三代以后统一天下的，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出自北方；他们的功勋事业确实伟大，却没有听说以文章辞采著称。如今我朝皇帝生于南方，天戈一挥，九州岛内外没有不称臣服属的，自从天地开辟以来，世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何况皇帝神妙的文采焕发，阴柔与阳刚相辅相成，向下普及万物，没有什么不仰承光照。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上天想用文明教化成就天下，所以特意降生圣人，盛大程度远远超过前代。可是皇帝亲自制作的文章虽然很多，却从来没有轻易赐给别人。臣詹同作为以文学侍从、长久被皇帝记在心中的臣子，所以特别蒙受这次赐予。臣以诚心侍奉君上，君以恩德施及臣下，唐虞盛世的治理一旦重新出现，在三千多年以后，这是多么美善啊！臣詹同应当把它刻在金石上，与典谟训诰一类的文章一起收藏，传给众多子孙，永远无穷地流传下去。臣詹同在洪武正癸丑年五月戊辰接受赐予，过了二十七天，正是六月乙未。臣宋濂恭敬沐浴熏香，题写在后面说：“臣宋濂拜手谨记。” 恭敬地题写在御和诗后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地下诏，命我和翰林学士承旨詹同编修日历。不久，中书省也奉旨从浙东、浙西及江右征召七位士人，分年编纂；我和詹同担任总裁。九月四日，在宫禁之中开设史馆，每天轮流由宦官守门，大官供给膳食，事务极其严密而秘密。我们天刚亮就入馆，到日色昏暗时才出来，又在翰林院会集留宿，担心泄露，实在不敢不谨慎。稿本完成后，考虑到需要找才俊而有文才的人通晓考订义例并誊写成书，于是选了两名生员，将姓名上报。皇上批准了奏请，其中一人是义乌人黄昶。黄昶当时因《春秋》经义考试为浙江行省文解第十七名，正在成均肄业，于是发文给博士征召他。十月二十六日，黄昶到达，我引见他在西苑拜见皇上。皇上慰问了很久，又说：“你是什么人的后代？”我回答：“文献公黄溍，是黄昶的从曾祖。”皇上很高兴，又在大本堂召见皇太子，对他慰劳勉励有加。不久，皇上派侍臣从尚方取出绮罗衣裘和皮鞋赐给他。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诚意伯刘基和我、詹同一起侍奉皇上。皇上在干清宫的便殿设宴，我们都喝醉后才回来。皇上爱惜黄昶有俊秀的才华，挥笔作了一首诗赠给他，字写得像酒斝那么大。不一会儿，奉御传达诏令，召我们到右顺门会见。皇上正好乘步辇来到，詹同和我酒意还没有醒。皇上对詹同说：“卿还没有醒酒吗？”詹同回答：“臣虽然醉了，却还能作诗赠给黄秀才，黄秀才就是黄昶。”皇上问：“诗在哪里？”回答：“在史馆里。”皇上说：“宋濂应当赶快把它取来。”我上奏以后，皇上又笑着对我说：“朕立即和詹同的诗一首，你应当替朕写下来。”我写完后，回去把这件事告诉黄昶。黄昶本是出身草野的卑微士人，一旦遇到这盛大的时代，皇上的光辉照耀到幽隐之处，于是把黄金研成泥，写下皇上赐和的诗，用黄绫和玉轴装饰，并把詹同的诗附在后面。黄昶常跟我学习，我又亲眼见到这件事，所以请求把它记在这里，流传久远。我私下看到皇上圣明神异、天赋超绝，写在篇章书翰中，不必凝神思考便能写成，自然超越古今，不是积学之士所能赶上的。然而皇上也不常轻易写诗来和答侍臣，难道不是因为乐于培育人才，以开创万世太平的根基吗？《诗经》不是说过：“成人有德，小子有成；古代的人不厌弃贤才，声誉便归于这些英俊之士。”吗？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黄昶，你还要勉励自己啊！黄昶，你还要勉励自己啊！黄昶字叔阳，能作古文辞，是善于继承家学的人。这一年十二月八日，具官宋濂叩首再拜，恭谨记下。胡翰 题写刘养浩《铙歌鼓吹曲》之后 题写刘养浩《铙歌鼓吹曲》之后

译以上《皇明铙歌鼓吹曲》共十二篇，是乌伤人镏刚所作。镏刚从前翰林学士潜溪宋先生那里受学。宋先生学问广博，擅长古文辞，曾经叙述宋太祖、宋太宗功业的盛大，作成《宋铙歌》，在士大夫间传诵，认为其成就超过姜夔，可以追比唐代柳子厚。如今镏刚这些歌的篇次和体制，都承袭柳子厚的旧格，而才气纵横奔放、音节铿锵有力，则得自潜溪，又将追随柳子厚的成就，并且渐渐超过他了。从前潜溪在元朝时，距离宋朝已经很远，他谈论宋朝的事情，都从史传记载中考证。至于镏刚，生逢圣明的朝代，亲身经历干戈战乱，登上太平大道，所以凡是天命运行、皇帝神明决断、指挥诸将、扫除群雄、统一天下的事情，不像史传中所听闻的那样需要十年时间；这些都是镏刚和我亲眼见到的。只是我已经老了，无法把其中万分之一描绘出来。如今得到镏刚的作品，让童子诵读，我在旁聆听，感到声势浩大，仿佛置身于短箫、铙、鼓的演奏之间，竟不觉得自己已经衰老凋落了。杨士奇 题写《正祀典名号诏书》题写《正祀典名号诏书》以上是洪武三年颁布的《正祀典名号诏书》。这项制度并不是臣下建议提出的，而完全出自我太祖高皇帝的圣明智慧，因为他能够透彻了解唐虞三代圣人的本意。封号有的沿用，有的革除，都符合天理人心的大公，并彻底革除了后世亵渎礼制、扰乱经义的弊病，足以成为万世拥有天下国家者的法则。这就是所谓“君王的话多么伟大”。诏书颁布后的十五年，臣詹希原将它书写并刻在太学的石碑上。又过了三十五年，臣士奇得到这份抄本，谨慎地记录并珍藏它。陈循 恭敬题写王氏家藏仁庙御书之后 恭敬题写王氏家藏仁庙御书之后 仁宗皇帝的御笔四幅，都是写给友和王氏的。第一幅是端午节赐扇上的题字，共四字；第二幅是臣直患眼疾时赐药所题的封签，共九字；第三幅是命吏部给臣直父老上书请求归养的封签，共二十二字；最后一幅是臣直奔丧时赐给路费所题的封签，共十六字。又特意加盖了图书印章，臣直的遭遇可以说极为隆盛了。我陈循恭敬观看之后，禁不住悲伤感动。仰想仁宗皇帝监国、代理万机，没有不劳苦的；可是遇到对近臣施予一言一物，往往都出于这样仁厚而精密的心意。这固然是根本坚实、刚健不息的表现，难道不也是爱惜贤才、崇尚儒学所推致的吗？古代君主对于臣下建立功劳、保持节操，固然有赐给土地、田宅、车马、服饰的做法，足以供给他们一生以及后代久远的生活；然而那些都是由代行诏命的官署书写并固定下来的，很少有亲自题写一个字的。臣直受到这样的恩遇，它的光荣照耀，大概远远超过土地、车马、服饰的赏赐了。难怪要装裱并题识它，把它作为传给家族的至宝。虽然如此，臣直用来报答和称颂皇恩的事，难道只是一个人、一代人应当知道的吗？李东阳 恭敬题写鲁府尹收藏的先朝敕谕之后 恭敬题写鲁府尹收藏的先朝敕谕之后 臣有幸跟随应天府尹臣鲁崇志，恭敬观看我太宗文皇帝的诏谕。这大概是他的先臣穆在考中进士时所得的。文皇帝聪明神武，求贤图治，急切勤勉得像没有空闲一样。凡是策试士子，既亲自确定甲乙等第，又亲自查阅名册，加以慰劳勉励、敦促劝勉，甚至特意下敕谕，谆谆教诲，周到到了这种程度。因此凡是受到感激而奋发努力、十倍百倍地尽力争相效命，以成就太平的人，名臣硕辅前后辉映，至今还可以指明而知。商汤《汤诰》说：“能够安定并完成那些治国谋略的，只有君主。”《秦誓》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建立君主，也为他们建立老师。”大概君主在天下人之中，还具有老师的职责。自汤、武以来，即使是英明的君主和有德的统治者，也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我太祖高皇帝完全具备这种品德，以至于文皇帝继承盛大功业，光明地承接了洪武的遗风。臣穆历任监察御史、按察佥事、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始终保持同一节操，足以称为能臣。宣宗章皇帝的褒奖敕书、英宗睿皇帝的悼祭诏文，以及皇帝亲笔的华美辞章，前后相互辉映，都足以让人仰承而不感惭愧。由此可知圣人教化所及，三十年如一日，直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圣天子所选用的人，像鲁崇志这样贤能的，难道不是圣人教化留下的结果吗？百姓赖以生存的三件事能够合而为一，章皇帝的德教与都宪的恩泽，由鲁崇志能够承接并发扬，哪里只是不同世代如此，即使延续千百代也可以。谨拜手叩首，题写在后面。郑普 恭敬题写《第一林泉》之后 恭敬题写《第一林泉》之后 嘉靖乙巳年闰正月二十四日，户部湖广司郎中臣郑普、兵部车驾司郎中臣程秀民、户部云南司郎中臣张邦瑞，奉部里的命令前往内科，填销出库和入库的数目。这天天气和暖，阳光晴朗，我们一起沿着宫墙远望旧宫阙。苑外花园，是我太祖高皇帝当年游息的地方。内官监太监张宣正好带人来清扫其中，于是让人带我们进去观看。园中有修竹千竿，老树一百多株，本土堆成的一座小山，环湖叠有数层石头，上面有一座御亭，只有几间屋架。旁边立着一块题为“第一林泉”的石碑，另一块石头上又刻有“龙宂”两个小字，中间有龙的形状；没有奇花怪石、崇台深池来供游乐。于是我感慨地想到我高皇帝垂示训诫、建立国家时，俭朴质实竟是这样。便请张宣摹拓一幅，放在静斋中，使穷乡僻巷的人也有机会看到，希望他们知道我国能够长久存在，确实是有根本原因的。臣郑普谨题。纪载 宋濂 林右 梁潜 陈敬宗 李应祯 王鏊 王鸿儒 宋濂 《天台陈献肃公行状》后 《天台陈献肃公行状》后

译我经过濠梁、天台时，王公完拿出朱子撰写的《陈献肃公良翰行状》，请我题识。朱子的文章古今共同尊崇，我哪里敢增添一句赞语？但如果陈公的事迹和生平还有遗漏，也是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的。查《朱孝宗实录》说：乾道五年十二月，枢密都承旨张说奏请设酒宴请各位侍从，孝宗答应了。张说退下后约请宾客，唯独兵部侍郎陈良翰没有到。张说非常不满，孝宗便派中使赐给他上等酒和珍贵膳食。张说趁机附奏说：“臣奉旨召集宾客，而陈良翰没有来，这是违背圣意。”不久孝宗又命令再赐酒食，张说再次附奏，陈良翰始终不肯来。夜漏将尽，忽然传报中批：“任命陈良翰为谏议大夫。”在座宾客全都惊愕。这件事与唐玄宗时宋璟拒绝王毛仲的事情正相类似；若不是具有刚直操守的人，谁能做到这样？自从奸臣秦桧主张和议，史浩、汤思退又相继支持，和议便牢不可破。孝宗恢复失地的志向虽然上达天听，最终却没有实现。不主张和议的，只有张浚、胡铨、张阐、张震和陈公等几个人而已。陈公一生的大节，这件事最为显著，所以朱子特意详细列出。至于舍弃重大事情而只记细小行为，也是记事体例本来应当如此。然而朱子编修《通鉴纲目》时，宋璟的事情何尝没有记载？何况孝宗知人善任，远胜唐玄宗，也合乎史法应当记载。难道当时不知道吗？还是偶然忘记了？《宝录》原来收藏在元朝内府，改朝换代以后竟不知下落。《行状》中既未收录，后来修《宋史》的人又遗漏了采辑。周公谨《纪孝宗圣政》虽然说全部记录了此事，却又误认为是同时任职的陈良佑的事。我担心后人无从考查，所以特意补上这个缺漏，交给王公完，让他收藏。王公完字继远，是陈公的七世孙，如今出继给王氏。林右 题写项明轩先生遗笔之后 题写项明轩先生遗笔之后 我听父老们说：“宋朝灭亡时，百姓不忍心归附元朝，村落之间都筑垒自守、奋战到底，直到力量耗尽，宁愿全家赴死也不肯辞让。后来改换衣冠，彼此相看流泪；老人们宁愿背负当时的固执，终身也不肯改掉。”唉！宋朝的恩德深入人心，为什么会这样深呢？我曾考察过，自三代以后，享有国祚最久的，是汉、唐、宋。然而汉、唐灭亡时，它们的君主都得罪了天下，所以奸臣悍将乘机夺取政权。夺取之际，百姓也安然接受，天下倾覆时，甚至不知道先前谁是汉、谁是唐。像宋朝的诸位君主，都是仁义之人，只是不幸被强敌逼迫，突然灭亡。天下百姓就像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深深眷恋她的恩养，怎么能够忘记呢？百姓既然这样不忘宋朝，那么当时接受宋朝俸禄的人也可以想见了。会稽人明轩项先生的先王，曾在宋朝任郓州参军。元朝丞相伯颜在金陵驻军时，先生与御史贾余庆一同奉使到军前，面对伯颜直言不讳，丝毫没有畏惧。到宋朝将亡时，听说文丞相冲破关门出战，遗憾不能与他一同死去。唉！假使先生能够掌握国家大权，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上天不保佑宋朝，那么项先生为宋守节而死，难道会排在文丞相之后吗？只是他的地位没有达到与德行相称的程度，姑且居处山林水泽之间，因此只能抱恨而死，死后也不能瞑目。先生的孙子项复，如今以进士身份起家，任职于侍从之列，将要达到通显的地位；这也是忠孝之家得到的报偿吧？梁潜 题写刘公辰宗谱之后 题写刘公辰宗谱之后 北京行部侍郎刘公辰的宗谱一帙，从刘公以上记载到五世祖刘载为止；刘载以上的宗谱已经遗失，不能知道的事情就不勉强续写。刘载生元婺州万户府经历刘季，刘季生常州万户府知事刘良。刘良生刘毅。张士诚的军队围攻常州时，援兵始终不到，刘毅带着蜡封书信，乘船沿江取偏僻道路到达浙江行省请求救援，还没有回来，城池就陷落了。城陷时，刘良独自不屈服，阖门赴水而死的有十多人。刘良就是刘公的从父。刘公的父亲曾把这些话告诉刘公，刘公也能亲自讲述张士诚成败的经过以及从父临死时的事情，并记得年月，只遗憾当时褒奖抚恤的典礼没有涉及他。刘公为人喜欢谈论，对天下大事慷慨激昂，很有志向。当太祖高皇帝渡江时，刘公任其他将领幕府的属官。今上即位的第二年，编纂高皇帝实录，刘公和我都参与编集。当时各种征战取胜的功劳，老将旧臣有些不能知道，知道的又有些不能全部说出，刘公却一一讲述；听的人仿佛亲身处在当时、亲眼看见那些事情。退下来再考查记注，都与事实相合。相隔几十年，仍然记忆强健、毫不遗忘，就是这样。史事完成后，刘公出任江西参政，罢官归来，不久又担任现在的职务，但皇上没有让他烦劳处理事务。大概皇上想多了解太祖时期的旧事，只有刘公能够讲述，所以才有这个任命。刘公在江西任职时处理政务，尤其懂得大体，虽然年老，气概仍像壮年时一样。如今看他的宗谱以及他的经历遭遇，正逢时运而使他的先世忠节一同显扬，可以说是盛事。我遗憾他的从兄死难之事没有写入文章，而刘公的出仕和退处，将来一定会有太史为他记载。因此我写下这些文字附在宗谱后面，使它收藏在家中。陈敬宗 题写贡师泰《送谢原功序》之后 题写贡师泰《送谢原功序》之后 这是贡泰甫任户部尚书、在闽海督运粮食时所作的送别谢原功文章。元至正十九年，张士诚僭据平江。谢原功博学而意气豪迈，慨然想向丞相说明停止战争、使百姓得到休息的谋略，又想推荐人才给台省和有关官署，使他们入朝面对皇帝，把胸中的奇才全部施展出来，以谋求国家的大利；但这些愿望都没有得到机会。于是他凭借文学才华受到知遇。贡泰甫在海上执经受学，两人每天一起讲明义理、讨论辨析，直到脸红、背上出汗，一定要把道理讲通才停止。这可以看出，贡泰甫能够忘记自己的权势，谢原功也能忘记对方的权势，因而获得古人交往的真心。贡泰甫以文学著名于当世，这篇文章有一千多字，连绵奔放，像长江大河一样，看不到边际。又一定以义理为主，并且希望谢原功审察时势变化，慎重选择出仕或退处，不要降低志向、辱没自身来求取富贵。文章还引用伊尹、太公不轻易自荐求用，以及在齐国门前鼓瑟的故事作为警戒。又可以看出，贡泰甫对于谢原功出仕或退处的选择，完全以道义为准，而不是苟且应付。可以说是忠厚到了极点。史书称贡泰甫喜欢接引后进，不问是否相识，便加以推举。看这篇文章，难道不是深知贡泰甫吗？谢原功名肃，号密庵，是上虞人。如今他的孙子谢泽任刑部郎中，清廉谨慎、自我约束，能够光大先人的德行。这又说明仁厚的人一定会有贤能的后代。李应祯 题写《荆南倡和集》之后 题写《荆南倡和集》之后

译《荆南倡和诗》共一百七十九首，各种诗体大略都具备。作品是吴门周砥履道、义兴马治孝常所作。作序的人有遂昌郑元祐明德、姑苏高启季迪、吴兴徐贲幼文，马治、周砥也各自说明作诗的缘由，共有五篇序文。周砥寓居无锡，号菊溜生，性情豪放而自得，晚年才遇到机会奋发一试，最终仍然受压抑而不得志，死于至正末年。马治孝常洪武初年出仕，任知内丘县，最终官至建昌府同知。郑元祐明德迁居吴门，幼年时乳母失手使他脱臼右臂，长大后惯用左手，因此号尚左生。元末稍稍得到俸禄，补任平江儒学教授，升任江浙儒学提举，最后在任上去世。高启季迪洪武初年参与修撰《元史》，升任翰林编修，任户部侍郎，辞官归乡。徐贲幼文也曾避乱居于吴地，与高启、杨基、张羽唱和，被称为“吴中四杰”，最后官至河南布政使。这几位先生中，郑元祐年纪最长，声名也最高；徐贲仕途最显达，各自都有文集流传于世。马治的文集名为《海鱼》，共六卷；周砥没有儿子，诗作大多散佚，除此外流传下来的只有几十篇而已。诸位先生的文章词句和体裁虽有小小不同，但都称得上合作之作，是一代伟人。他们仕途显达还是不显达，是由天命决定的。周砥和高启交好，周砥没有儿子，他的诗由高启收藏。吕敏字志学，从高启那里得到这些诗，又把它们送还给马治。吕敏也是有才华的人，曾经主持县学，不久离任做了道士，是无锡人。然而无锡另有一个周砥，官至广西桂林灵川县典史，因清廉谨慎而受到褒奖，出仕较晚，并不是这里所说的字履道的周砥。我因读到这些诗，随手写下这些话，使后人有所考查。王鏊 题写皮日休文集之后 题写皮日休文集之后 我看皮袭美与陆鲁望唱和的诗篇，纵横跌宕而奇特伟壮，真可说是两位英雄势均力敌。读到他们的文集《文薮》，其中也多有感慨激昂之作。《六箴》有检点自身、告诫自己的志向，《反招逐疠》有抑制邪恶、扶持正道的志向，《鹿门隐书》有忧虑时世、感伤风俗的志向，《七爱》《三羞》有感伤今事、怀念古人的志向。《文中子碑》让王通配享昌黎，又请孟子作为学科，几乎可以说已经懂得道了。读《唐书》时，书中说：“黄巢进入关中，任命皮日休为翰林学士。”朱子《纲目》也这样记载，惊叹说：“皮袭美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读他的文章，未尝不为他的志向悲伤，为他的文辞壮烈，为他遭逢时局不幸、不能坚守操节而惋惜，并以此为憾；他竟不能与王维、郑虔并列。一天我读陆务观的《渭南集》，其中说：“皮袭美晚年逃往吴越，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皮光业做了吴越的宰相，四世孙皮公弼是庆历年间的名士。”吴越时期，中原与吴越隔绝，于是有妄人造谣，说皮袭美毁弃节操、投靠黄巢贼党。宋景文喜欢把小说中的人物写入正史，皮公弼曾打算上朝辨明此事，却来不及便去世了。尹师鲁、皮子良的墓志也说：“曾祖日休为躲避广明年间的祸乱，迁籍会稽；到钱氏统治当地时，便依附钱氏，任太常博士，追赠礼部尚书。” 这样看来，这件事就更加可信了。唉！皮袭美千年的冤屈，到这时才得以洗雪。不仅洗雪了皮袭美的冤屈，也洗雪了我们儒者的耻辱。有人说：“《南部新书》也记载，黄巢命皮日休作谶语，皮日休写了‘褁头三屈律’这句话，于是被黄巢杀害，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传闻之说，但也可以由此看出他没有向贼人屈服。又有人问：“后人编修史书，应当怎么办？”回答说：“听到的说法不同，流传的见闻不同；可信的就传信，存疑的就传疑，这就是《春秋》的史法。” 王鸿儒 题写陈止斋《夷门歌》之后 题写陈止斋《夷门歌》之后 陈止斋作《夷门歌》送王修德赴阙，说眉山与金陵互不相容，关中、洛阳一带也彼此诋毁，终于造成戎马祸乱夷门的灾祸。我读后不觉失声大惊。如果照陈止斋所说，那么金人进入中原，并不是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京的罪过，而是陈、苏等人的罪过了。当初荆公推行新法，即使到了神宗末年也深深后悔。苏轼兄弟上书论谏，是为百姓谋划。现在却说他们彼此不相容，这简直是把公正之道当成了私意。况且程颐、张载实际上没有互相诋毁攻击的事情；如果要说洛党、蜀党的是非曲直，姑且先不讨论。试试看他们一生的作为，他们究竟因什么而招致边境争端？不但程颐没有这种事，苏轼也没有。即使有洛党、蜀党之分，实际上也没有互相攻击的事情。到崇宁初年，程颐、苏轼都被刻入党人碑，却说金人入侵是两党互相攻击造成的，不也是诬蔑吗？谢叠山为苏轼诗集作序说：“川党、洛党互相毁谤，自己陷害了自己的老师；小人排斥君子，夷狄盗取中原。”程颐、苏轼二人也没有料到祸患会到这种极端地步。谢叠山这是出于自己的看法，或许还有未能融通之处，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还可以理解。可是陈止斋距离熙宁、元丰、崇宁、宣和年间并不远，王安石、吕惠卿、章惇、蔡京的事情又是他亲眼见闻的，他却提出这样的论断，难道不可惜吗？后来元代虞伯生撰写《吴草庐行状》，说奉行朱子之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却一点也不足以挽救世俗学术追逐利欲的祸害，宋朝于是灭亡了。这样说来，也是把亡国的罪过归给朱子，而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之流反而全都没有关系了。然而朱子死于宁宗庆元六年，过了七十七年宋朝才灭亡；吴草庐死于文宗至顺二年，过了三十六年元朝才灭亡。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何况前后相隔的年数长短很不相同，他们的议论和见识却与陈止斋没有区别。程颐为什么不幸到了这种程度？从前孔子排斥乡愿，孟子辨析杨朱、墨翟，程子排斥佛教，朱子批评苏轼、苏辙，都是为维护圣贤之道着想，其原则是一致的。如今陈止斋在文章末章，却想把邪正、是非混在一起，如同陈同甫所说的“把金、银、铜、铁搅在一口锅里，熔化后一起使用”；圣贤的学问，难道会是这样吗！行谊 梁潜 杨士奇 王直 梁潜 题写刘州判墓铭之后 题写刘州判墓铭之后

译泰和人刘仲启，是前吏部尚书槎翁的堂弟。尚书公虽然待人和善宽厚，内心却极其简重，很少有人得到他的认可，唯独喜爱仲启。仲启任陕州判官时，因事情被逮捕送到京城，案情没有得到申明，尚书公便在朝廷上为他申辩。仲启年轻时意气非凡，喜欢带弓骑马，曾经在深山中结伴打猎，遇到猛虎，独自上前将它格杀，心里因此更加自负勇壮。后来他改变志向读书，跟随尚书公及其弟东园先生讲学，逐渐得到磨炼，才华更加振作；把才华施用于政务，十分充沛。然而人们常常称道仲启在州任上发生的一件事：州治旧有邵公祠，祠中有怪异之物，曾在夜间看见四个女仆，各穿华丽衣服、拿着一支蜡烛出来，说是郡公，人们不敢靠近。仲启知道是妖怪，便从祠旁搜查，找到两只老狐狸，杀掉了。不久又看见池中莲花颜色格外鲜艳异常，便命人拔掉，池水也因此变红，怪异现象便停止了。这件事是州人这样传说的，他家的僮仆和舆夫也这样说。翰林院庶吉士余学夔又为他作传，记载得很详细。唉，也真是奇异啊！《春秋左氏传》记载的怪异事情很多，后世未免讥讽左氏喜欢谈怪异。孔子不谈怪异，难道是因为怪异容易使人迷惑而难以知晓吗？老子又说，天下达到大治的时代，鬼怪也不能显灵。既然如此，如果从前治理陕州的人贤能都像仲启，怪异之事也不会发生了。仲启既然十分英伟，又得到尚书公兄弟的振兴培育，他治理地方一定会有不同寻常的政绩；可惜州人不知道这些，只传说这件怪事。事情奇异，固然足以惊动人的耳目，却不知道仲启在这件事上只是偶然遇到，真正值得称道的并不在此。仲启的孙子刘鲤在乡试中举，拿山东按察佥事晏彦文先生为仲启所作的墓铭给我看。我读完后很有感慨，于是题写并记下这些话。杨士奇 题写《伊蒿子传》之后 题写《伊蒿子传》之后 永乐年间，朝廷刚开始营建北京，修筑宫殿，各种工匠所需的物资全部向百姓征取，又分别命京官到各郡县督办。当时奉命办事的人，能够办理公事、戒除私欲，不贪污、不苛虐百姓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而能够把这些视为本分，不自我夸耀、炫示名誉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这不是明察义理、素来笃实行善的人，不能在当时做到。我遇到刑部主事严本，字志道，他大概就是那百分之一二的人吧？志道奉命在太平府时，奉命到太平督办的人不止一人，公馆容纳不下，便分住在僧寺。住在寺中的也不止一人，但僧人独独敬重志道，说：“这是君子。”一天，有百姓怀揣几十两白金到寺里，想贿赂其他督办，却误走到志道那里。见到志道后，百姓惊愕失措，想离开却不能。志道询问他，他便把实情全部说出。志道当天就搬到学舍居住。寺僧起初不知道缘由，以为自己失礼而被远离，便恳切挽留并道歉。志道笑着说：“我只是想和儒者谈论罢了。”此后他闭口不再说，别人也没有知道这件事的。志道办完差事离开后，带着百金的那个人才公开说出此事。一府的人都感叹说：“真是君子啊，严君！真是君子啊，严君！” 当时督办中误了期限的人，按惯例要罚款并责罚工役，志道却不忍心急迫责罚。有人说：“难道不怕被罚工吗？”他说：“我已经办好了。”原来他事先写信给儿子，让儿子卖田来支付工役费用。后来监察御史尹崇高从太平回来，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后来几次遇到太平士人，他们谈起此事，所说更加详细，我便把这些告诉刑部侍郎张公。张公说：“志道的言行都像儒者，而且他明白法律，掌握了古人的精义，如今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当时我在仁庙监国、驻南京时，曾在闲暇中询问京官中哪些人贤能，我便以志道回答。等到仁庙继承帝位，褒奖群臣时，说到志道有“操守品行纯洁”的话，大概皇上早已了解他了。当初我想结识志道而没有机会，来到北京后，因段时举才认识他。后来往来了一两次，正想谋求结为晚年的交契，志道却称病南归了。偶然得到张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作的《伊蒿子传》，读后感叹佩服不已。谨把这些附在传记后面，以补充传记的缺漏。王直 题写汪景房毁弃户籍之事之后 题写汪景房毁弃户籍之事之后 我读元代翰林修撰张子长所记汪景房的事，又认识了汪景房的后裔孙秉心，于是更加相信仁人的恩泽能够流传久远。仁，是上天的法则。君子把仁存于心中，这样就不愧对上天，那么上天保佑他难道会有尽头吗？钱氏向宋朝献纳土地时，作为钱氏臣下的人，谁没有考虑过离开还是留下、利害得失？能够早日入朝归附来安置自己，已经是幸运了。何况那些奉上图籍、献纳土地的臣子，他们登上荣显地位是可以预期的。唯独汪景房存有爱人的心，不忍百姓再次困苦于沉重赋税，于是毁去了户籍，宁愿让自己陷于贫穷卑贱，也使十三州百姓得到减轻税赋的好处。他的仁心到了这种程度，难道不是上天所要保佑的人吗？他的子孙长久而兴盛，也是应该的。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军国费用根据收入决定支出，因此上下都能充足。后世费用没有定制，所以往往增加赋税；增加赋税仍然不足，便用暴征横征来接续，百姓困苦无所依靠，于是终于因动乱而灭亡。《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 如果真能节省费用、爱护百姓，那么哪里会有动乱和灭亡呢？钱氏赋税沉重，百姓困苦，已经有了灭亡的原因；即使不向宋朝献纳土地，形势也不会长久。钱氏自行归附宋朝，是上天怜悯那里的百姓，不让他们再次陷入兵革的重苦；钱氏也因此成就了归顺有德的名声，这大概是幸运。浙江减轻税赋，虽然是王方贽促成的；但是如果旧户籍仍然存在，王方贽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此后，百姓享受轻税的好处，共有一百三十四年。高宗在这里建立国家，百姓思念并拥戴他，又过了一百五十年才灭亡。这大概是由于祖宗的德泽留在人心，而这件事就是其中最大的体现。推究根本来说，汪景房的功劳难道小吗？他的子孙长久而兴盛，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唉！后世做官的人，如果想成为宇文融、皇甫镈一类的人，还是应当以此为鉴啊！《皇明文征》卷五十 《皇明文征》卷五十一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跋二（墨迹、图画、告身、杂跋、考古、诗卷） 墨迹 唐肃 杨士奇 杨荣 练子宁 钱习礼 倪谦 程敏政 李东阳 祝允明 冯梦祯 唐肃 跋黄山谷墨迹 跋黄山谷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