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五十八

译前些日子辞谢期间，听见相公谈到二河司徒，说最近曾石塘上过奏本，请求选用将领。接着又问太仓钱粮的数目，仓促之间不敢请问。酒席间才询问得知，是为了恢复河套。私下观察，自古以来许多重大的事业，都是古代豪杰来做的。相公的才能、见识和力量，难道比不上古人吗？谈到这件事，真是千古以来的壮伟谋略。私下恭敬地思考，礼乐征伐，是君主掌握的大权。各种举措如果果真要推行，必须皇上的精神意气如高墙直立万仞，牢不可破，才能取得成功。如今郊祀等礼仪，本来就是凭相公极大的见识和力量来办理的；但也只有我皇上诚敬仁孝，锐意尽力，亲自作主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才能成功。如今胡虏猖獗，若不一劳永逸，捣毁他们的巢穴来恢复我国疆场，若不依靠振古以来的豪杰奋发有为，又有谁能做到呢？然而我曾听说，虽有智慧，不如乘机而行；虽有根基，不如等待时机。河套的收复，不知道现在果真是时机吗？我切实观察古今以来，扫清沙漠，没有比我朝北征乘胜、长驱直进如破竹更好的了，这件事不能用寻常宰相事业的标准来看待。雪耻的战争，古今没有比汉武帝更出色的；但只有汉武帝的精神意气始终鼓舞不衰，才差不多能使上下相互保全。否则士卒战马死伤，责任总要有人承担，将相大臣又凭什么自处呢？我希望相公仰体圣心，今日的举动果真像当年好礼那样的心意，那么就是相公竭尽忠诚、以死报国的时日。假如未必真是如此，不如暂且坚定皇上的志向，积蓄威势、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行动；如同操持千钧之弩，百发百中，仍不失为宰相事业的正道。征伐是君主掌握的大权，胜负是兵家常事；不致力于乘势待时，却反而仓促地抓住建立功名的机会，我恐怕即使竭尽力量去做也不够，而一句话失败却绰绰有余，只会造成纷纷扰乱，最终酿成许多祸患。曾石塘身负此任，怎能不深察呢？曾石塘不能说不是豪杰；既然亲自承担这个责任，道义上就不能逃避。成功便收获功勋名声的胜利，不成功即使死于马革裹尸，也仍不失为分内之事。这是石塘孤注一掷的做法，石塘本来就不得不勇敢去做。书生不熟悉边疆事务，没有时间琐细深入地议论；我私下观察天象，伐星细小，至今已有数年不再出现，按照帝王以全胜取胜的道理，朝廷之上恐怕不应当没有成算。途中匆忙写成，不能完全表达心中的意思，只希望您虚心采纳，幸甚。【谈论日后的事情，如同当面相见。】张居正 答总兵戚南塘 答总兵戚南塘 先前顺义部下的酋长秘密报告，土蛮入侵的消息，我立即驰告蓟辽军门，令其戒备。几个月以来，警报接连传来，西部酋长的报告果然不假。我料想这些贼人心怀窥伺滦东的意图，今日之事只应以拒守为主。贼人不能进入，就是最大的功劳；蓟门没有战事，您的事情就已经完成了。援助辽东并不是最紧要的。贼人如果得以进入，就集合各路军队，坚守营垒等待他们，不要轻易交战。我们的军队不动，他们也不敢打开营门分散抢掠；这样等待几天，贼人的气势衰退，然后稍微显露有利可图来诱使他们，趁他们混乱时攻击，或许可以万全而有功。您经营蓟州事务十年，如今才得到一次面对单于的机会，要努力，要努力！承蒙您来信说把击破敌虏作为自己的责任，充分显出了报国的忠心。但古人论战，也不完全依靠兵甲精锐，尤其看重将士和睦。和睦时一人可以抵挡百人，不和睦即使人多也无法使用。我听说北方人对南兵积怨已久，如今遇到敌人必定推让南兵先上；胜利了就想分功，失败了却一定不相救，这样您的士卒中能够作战的就没有多少了。军情离散，各人只顾自己的心意，击鼓催促却不前进，下令禁止却不停步，即使有严刑峻法，又能施加在谁身上呢？羊羹的事情，可以说是明显的警戒。您应当深思，时时审察军队人心的向背，布施太公那样显明的大信；不要听信谗言，不要徇私情，不要因为高兴就赏赐，不要因为愤怒就施罚。部署各位将领，应当让那些粮食充足、待遇优厚的人担任先锋；不要让浅薄失职、心怀怨望的人担任要职。虚心接受正确意见，谨慎，不要偏听。察看军中如果有隐忧郁结，应立即向下宣达、向上通报。平日号令如果有不妥，不妨改弦更张。务必使南北士卒成为一体，温和抚育、安抚慰问他们，与最下层的人同甘共苦，务使他们像手指和手臂一样互相听使，万众一心，懂得像保护头目一样爱护主将；这样还不等两军交锋，决定胜负的机会就在我们手中了。如此才可以交战，希望能够成功。希望您预先谋划。【这封信正切中今天的弊病。】王家屏 答徐侍御 答徐侍御 俗话说：“听一百次不如亲眼看一次。”如今议论边疆事务的人，有的援引古事来概括今日，有的惩戒前事而废弃后来的办法，有的执着于小利来讥评大计，有的凭主观臆说来阻挠成功；这些都是只重耳闻的议论，不是真正见过夷情实况的人。我生长在边塞之下，从记事以来，所见虏众侵扰驱掠、践踏、焚烧抢掠、杀戮的情状，惨烈得不忍说。偶尔几个月没有点燃烽火，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羽檄，乡里便喜笑相庆，说是太平。甚至弓箭收藏、战鼓闲置，终年安然无事，夜间露宿行走，也没有一粒尘土受到扰乱。这样的景象，不仅眼睛从未见过，耳朵也从未听过。若不是上天保佑国家，虏人将要归附，我们掌握了羁縻约束他们的权柄，哪里能够达到这种地步？更不必说供给运输所省下的钱财不可计数，而百姓休养生息，日益繁盛。过去废弃的堡垒、荒毁的村庄，如今人烟相望，蓬蒿藜藋之地重新耕作，百姓安寝起居，接受约束、进献贡物的成效，在这里已经明白可见了。可是议论者却妄说应当罢止，难道不是误事吗？幸好台下亲自踏勘荒远边地，夷情全都经过巡阅，所以能够看清归附、贡纳的便利，体察边臣的苦心。至于其他人，身体不离坐席，脚不踏边城，却妄想用千古未有的事情耸动他们的听闻，他们拒绝此事而不肯相信，也就很自然了。他们不但不相信其中的利益，反而加以诬蔑；又诋毁它的危害，掩盖边臣的劳苦而传播他们的过错，那么边臣又怎能安然屈服呢？议论天下的事情容易，办理天下的事情困难。台下身处议政的位置，却能体察当事者的辛劳，这正是边臣愿意捐躯陨首、效死而不辞的原因。疆场幸甚，宗社幸甚，我个人的心情更加迫切，欣喜感戴之情于是也不觉写得琐碎了。论学 方孝孺 王绅 薛瑄 陈琛 吕怀 邹元标 方孝孺 答王仲缙 答王仲缙

译我的资质不聪敏，明白并听闻圣贤之道的时间很短，实行起来的坚定程度又赶不上古人，因此年纪越长，智慧反而越昏暗；名声越有传闻，内心反而越感到不足。每天忙忙碌碌地混同于世俗之中，言语沉默、俯仰应对，能够与流俗有所不同的地方少得可怜。每当想到从前圣贤道德言行的美好，没有一次不在内心责备自己、深深惭愧。您在朋友中最了解我，而且相交最久，却不想着纠正我的缺失，把我引到少犯过错的境地，反而写信称誉我所没有达到的境界，勉强我去做我还不能做到的事，这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古代著书的人，并不是喜欢玩弄辞藻才这样做，也不是羡慕名声才这样做。大概是因为自己所拥有的道理没有途径传授给别人，担心上天赐给自己的东西到了自己这里就断绝，所以才编纂记录在书中，公开给天下人。像子思、孟子、周元公这一类人，他们的智慧确实足以认识道，他们的才能确实足以周济实用，他们把道发为言语，确实足以启发昏暗之人、垂示法则，而且与他们的行为并不相违。因此学者传承并相信他们，像依靠龟策一样依赖他们，像仰仗稻粱一样尊敬他们，像仰望日月一样仰望他们。假如只是为了名声罢了，只是夸耀辞藻罢了，只不过像杨子云、王人淹所写的东西一样罢了。对道理没有明见，对事情没有补益，考察他自身，又不能没有遗憾，那么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在上面所说的，尚且不能学到子思、孟子的万分之一；至于扬雄、王通所做的事，我内心又不敢认为可以。平居便默默思考，谨慎实行，勤勉地希望不违背道，并希望有所成就。假使我的学问果真能够成就自身，那么即使不著书，它所传下来的东西本来就在。假使学习却不能在天下立身，即使把辞藻雕琢得很精美，又有谁会相信呢？我不轻易著书，是因为有鄙陋的志向，大概其中确有原因，您不应拿韩愈的事情来责备我。韩愈重视著书，其中有不自满自夸的美德，不可以过分责怪；他的过错在于没有听闻大道，而言行不能没有可议之处。若对道有所体会，至和充盈于内，至顺通达于外；声音合乎音律，举止合乎礼法，耳目舍弃个人的好恶、是非、进退而合乎义理，□□□□邪恶消退；看见他的人，鄙陋吝啬都会消除；听闻他的风范的人，便相互率领□□归向善道，经历千年仍像活着一样。像这样的人，哪里还要等著书以后才对人有益呢？所以颜子默默居住在陋巷，圣人仍称许他为群贤之首；后来如汉代的黄宪，流传下来的言论连一片简牍也没有，当时没有人不认为自己比不上他，至于读到他的传记的人仍然心神恍惚。然而想象他的为人，以及与黄宪同时前后的人，有的每日著述，有的作政论，有的写《论衡》。正如您所称说的，著书的那几位先生，他们对后世的益处或许很大；但他们本人的贤与不贤，世人的视听又会怎样呢？我年轻时不能估量自己，也喜欢有所著述。年长以后，窥见圣贤的门墙，回头看自己，越发觉得不足。不只是越来越不喜欢著书，也有些事情无暇去做。每当看见爱好名声的人，不估量自己的智慧是否胜任、德行是否相称，急忙发表议论，而言语往往违背道理，我就常常替他们汗颜。如果果真圣人的道在世上无人知晓，必须等待我的言语才得以明白，也还应当仔细辨析其中的醇厚和瑕疵之后再发表。何况此道自近世以来，经过大儒剖析磨砺，已经十分明白，所忧虑的只是相信并实行它的人太少。如今世上有贤者出现，应当以亲身实践为先，彻底反转浅薄鄙陋的习气，以此端正天下，希望能够有所补益，哪里应当再增加浮泛辞藻，使虚薄之风更加滋长呢？您说我所接触的人少，不能满足偏远僻壤的希望，因此想让我著书来教化他们。以教化当世为职责，是贤士仁人的事情，我哪里敢当？况且贤者能够教化顺从自己的人，却不能教化违背自己的人。仁人能够使善人受到劝勉，却不能使恶人改变。所以孔子是至仁之人，教化却不能施行于阳虎、武叔；孟子是大贤，臧仓却轻贱他，王驩怨恨他很久，淳于髡也轻视他。他们一位是圣人，一位是贤人，尚且有所不能达到，何况那些细微、昏昧、柔弱的人，难道反而能举世将所有人都教化吗？自己的口才尚且不足，却想借助书籍流传。我的确愚笨，但这样的打算不应如此疏漏。况且万世共同尊崇并以其言为师的，只有孔子、孟子是这样。如今街巷中的庸人读孔孟之书，尚且不知道它可以实行，有的还把它当作戏笑的材料。我即使著书，难道能超过孔孟吗？孔孟尚且不能超过，我难道能接近孔孟吗？道德如孔孟那样的人，也不能保证世俗必然相信，而我却想著述荒疏之言来教化世俗，不用等到智者就能看出这件事的困难。您不应拿这件事来勉励我。然而您的心意难道还有别的吗？只是因为深深爱护我、厚待我，却不知道这不是我所能担当的职责罢了。即便如此，我并不是没有志向于道，只是学习道而尚未达到。学问尚未达到，就不能没有悔恨和过失，也不能避免错误，必定要依赖朋友相互成就。从今以后，我所希望用来成就自己的朋友，除了您还能是谁呢？希望您寻求我的缺失，时时告诉我；这样您所说的教化今人、流传后世的事情，或许就有着落了。请您稍稍缓一缓，不要再以著书来劝勉我。王绅 上侯城先生第二书 上侯城先生第二书

译先前我不揣自己的愚昧迷惑，冒昧把鄙陋的意见献给您，大概是希望执事立言著书，来振醒天下的聋者和盲者，内心感情激动，不知不觉写得很琐碎。执事认为对吗？便笑着接受它，使它符合我的希望，也就可以了；认为不对吗？呵斥并斥退我，也不算过分。如今您既没有答应我的请求，反而赐下千余字的答复，好像有所论辩，尤其显见执事德行的弘厚：不因言语不好而抛弃它，只是坚定地守持谦让而不改变，并且引导我使我把话全部说尽。这哪里是我王绅敢于期望的呢？然而有些话不能不说，所以不得不把这番议论说完。执事把自己比作杨雄、王通一类人，认为尚未明道便著书，对世间没有益处；于是想亲自实行颜子、黄宪的行为，使自己默默无闻，连片纸只字也不流传才罢休。这就像因为惩罚患风病的人而厌恶风吹出来，因为害怕别人溺水而不再游泳，难道不是矫正得太过、违背真实情理了吗？况且上天生圣人，难道只是特别厚待圣人自身吗？也是要让他们用有余的部分来弥补天下不足。看尧、舜、禹、皋陶、益的典谟，高宗、汤、武、成、康、伊、傅、周、召的训诰，像孔子删定、述作的事情，曾子、子思、孟子继承前人的事情，大体上都是为了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因此圣人虽然不是世世代代出现，而此道没有最终泯灭，是因为有这些文章足以作为征验。如今执事又说，此道近世已经被大儒剖析磨砺，完全明白；即使著书也不能增加于孔孟，所以推辞不做，这是第九个错误。况且所谓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道理，六经已经全部记载了。孔子不说话也可以，却仍不忘记与弟子问答。孔子是大圣人，他的言语广大博厚，没有遗漏，似乎已经无法增加；而曾子仍然在《大学》上用心。子思亲自承受曾子的传授，而且圣人的恩泽还没有远去，似乎可以忘言了，他却仍然勤勉研习《中庸》。到孟子时，异端虽然兴起，只要举出圣人的学说来辟斥它们也就可以了，他却反复申说《孟子》七篇的言论。到了周元公时，道统中断了一千几百年，文献明白地保存着，他也一定要把自己心得的精妙用笔写成书。像二程子、张子、朱子、吕子一类人，没有不以著书为事业的。其他纷纷著作的人，暂且不论。他们那些圣贤，难道不知道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吗？圣贤的境界本来不能等量齐观，然而他们仍然如此勤勉不懈，这就是所谓敬畏天命、怜悯人的困穷，是至人的心。如今执事的言行都以贤哲为准则，偏偏在著书一事上回避，这正是我王绅不能明白的地方；而且执事修养自身已经很美好了，士人对执事的期望也非常高。正应当睡不安席、食不下咽，恳切地日夜谋划，以符合众人的期望，哪里还有闲暇安然居处，反过来同我王绅辩论取舍呢？希望执事深思，不要忽略此事。薛瑄 与杨秀才书 与杨秀才书 杨生进道秀才足下：先父尚未在河内做官时，曾经与您相识。当时您本来就有亲近我的心意。后来先父任河内官职，您便早晚亲近相处，情意更加深厚。等到先父去世，旧日有一处别业在荥阳，我于是前去料理行装，您便徒步跟随我同行。当时秋雨积水，大河北岸尤其严重，您在泥水中行走三十里，又在水中行走十多里，跋涉十分辛苦，却一点也没有恼怒的神色。那年冬天，我扶着先人的灵柩向西归葬，您送我到孟津西山下，流着泪告别。丧葬大事结束后，我来到荥阳探望老母，您又从河内赶来，留住一个多月。您离去以后，往来的书信问候也没有断绝。我感到奇怪，世人所急于追求的，不过是利益和权势罢了；您对于我，并没有这两样东西可以追求，却仍然殷勤周密，相从而不厌，这不是因为您笃行义理，喜爱众人所不喜爱的东西，能够这样吗？我正要上京师，惭愧没有什么可以表达心意的，因而略述我的固陋，来勉励您。我七八岁时，侍奉在先父身旁，听他称说古代某人是大儒、当今某人是伟士，于是私下在心中记着说：“他们也是人罢了；人只要学习做人，大概没有不可达到的道理。” 那时我虽然有志于此，但正忙于对偶、声诗的学习，还不知道怎样才是做学问。又过了六七年，先父见我可以教导，便把《四书》和其他圣贤之书授给我，说：“这是做学问的要领，你要努力。”我拜谢接受教诲，于是发奋专心诵读，白天不够就接着读到夜里；夜里坐累了，便把书放在枕边躺着阅读，有时读到天亮还没有结束。至于行走站立、出入往来、起居饮食，不是诵读在口中，就是思索在心里；即使人事纷扰，也没有一天改变做学问的志向。这样积累十多年以后，才仿佛能够察见圣贤千言万语的道理，无不散见于天地万物之中；而天地万物的道理，也无不统会于此心幽微精密的地方。从此以后，我澄清治理根本，常常害怕邪念来混淆它；专心勤学，不敢让其他爱好夺走它。积累已久，间或因内心中有想要发出的东西，发出来写成文章，只觉得来得非常容易，好像内在有某种东西把它推出，又逼迫它向外显现。后来奉先父的命令，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一次前往就考中了。仰慕希望成为大儒、伟士，虽然不敢说能够达到，但韩愈所说的“在进士中大致算是懂得读经书的人”，我私下认为自己近似于此。如今退居已经又有六七年了。期间遭逢大变故，在哀痛悲伤之余，还担心自己顽钝愚昧、荒怠懒惰，辜负先父的大训，因此时时取出从前所授的书来温习推究，只觉得其中的意味越来越切实，道理的趣味越来越深；大概心中有所领会，却有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地方。这就是我从年少到成年，凡是辛勤苦学才略有所得，却仍然不敢自我满足的原因。如今看您对我，求学可以说很勤奋了；然而仔细观察您的志向，所羡慕的是尚未取得科举功名，所急切的是文章辞藻不足，所以求取得越劳苦，反而越难得到。我认为不如暂且放下这种急于求得功名的心，拿《四书》和各种圣贤之书来学习，像我十六七岁以后那样更加用力；这样日后积蓄深厚，就没有什么不具备的，再把多余的力量施用于辞章，分析道理便精确切实而不偏差，处理事情便典雅确实而可实行，用来应付有司的要求，一举便可以取得，又有什么科名和文章值得忧虑呢？这就是不刻意求取却自然获得，实在是做学问的要法。否则只是涉猎背诵，越劳苦越困难，即使得到了，又对自己和别人有什么益处呢？我的浅见如此，希望您深思并加以勉励，不要把这些话看作迂腐，白白耗费自己的勤劳，幸甚。陈琛

译与柴仲和书 与柴仲和书 道理不容易说清。如今平庸之人和世俗之徒写一点小文章，也谈到道，令人轻视厌恶。道哪里值得厌恶呢？只是因为他们不了解道却轻易谈论它，近于泄露罢了。本人只能沿着道去做，却不能谈论道；知道仰慕古人的行为举止，却不穿古人的衣冠；即使记述文公祠堂，也没有脱离道。这就是文章难以写成的原因。我的看法是，想在文章中把“道学”“心学”“古学”等字眼全部扫除，而在日常人事和时俗中隐约显出古道应当实行的意义；至于太极、阴阳、鸢飞鱼跃等最深奥最精妙的机理，都不把它说破，使田野之人沉浸在海阔天高之中，而对于日常饮食起居全都茫然无所觉；以质朴作为文章，以简约作为华美，淡泊到没有什么可以脍炙人口，这才算得意，可是我还做不到。麻烦替我问问林次崖，认为这样如何？吕怀 柬朱太守 柬朱太守 我感念您以道义相爱的情谊，私下有些听闻，不敢不替您说明。维扬是天下的大都会，那里的风俗多文饰而少实际。近来有机会听到甘泉先生的教诲，振作奋发而兴起的人不下百十个。这虽然是他们秉持常性、喜好道德之心的发露，但难道不也是因为当地风俗本来就接近这种教化吗？我听说近来当道者来到这里，鼓舞振兴的人固然很多，间或有一两个豪杰倚仗意气、卖弄才智，认为讲学不足以相信，往往故意裁抑它。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们所以振作奋发，是因为认为完全出于圣贤为己之心，而不是为了他人；这一点虽然不敢断定。然而如果以讲学为名，即使不能成为圣贤之学，比起寻常人来，也一定会有所顾忌而自我珍惜；这不仍然胜过那些整天说话不涉及义理，习惯于放纵乖僻、邪曲奢侈，肆意妄为而毫无顾忌的人吗？由此说来，当道者对待维扬人，已经很轻薄了。难道对维扬人的轻薄，反而也反映到他们自身吗？这就是他们自我对待，又是什么样呢？邵子说：“讲学，是治理世道、修养自身的工具。”当道者如果没有治理世道之心，那就罢了；如果有，就应当趁着人心振作的机会，用敦本务实的道理引导他们，这或许是顺应民性、教化百姓的一条道路。维扬一带的风俗兴起得这样广泛，受到熏陶的时间这样长，酝酿得这样深；若能循着名分考察实际，由粗疏进入精微，又怎么知道千百万人中不会出现一两个豪杰，使这里追上三代的盛况呢？孔子说：“舜有臣下，天下便得到治理。”如果真能得到一两个豪杰，使其中兴起，追上三代的盛况，那么维扬人本来不必责求兰釞人个个都成为圣贤，才算满足。古人说，三代以后的人，唯恐他们不好名。这话虽然未必完全出于中正之论，然而如今却正朝夕搜罗讲学之士而加以裁抑，这该怎么说呢？您以亲身实行、确有所得的学问，抱着以身作则、造福百姓的志向；您用来考察这种情形、安抚这种风俗的内心，一定自有办法。邹元标 答陈心谷中丞 谢萧兑隅 答陈心谷中丞 往年我曾献上浅陋之言，请您指正。退下来后我自己惭愧，觉得狂妄荒诞；后来又想到您是端正的人，是宽厚休休的人，是能容人尽情说话的人，必定不会认为我迂腐荒诞。今承蒙您赐下长篇书信，洋洋洒洒，仿佛诱使我这个不肖之人尽情陈说，又唯恐我的话说得不够尽。我这个浅陋之人拜读钦服，哪里胜得过细细体会您的深奥旨意？您已经深入圣学的奥妙，并卓然先确立了它的根本。先前我所絮叨陈说的，和捧土去堵塞黄河有什么不同？然而即使您把圣学的目标指示给我，我这个不肖之人仍有世俗之学，请允许我再陈述在前。您说功夫在于不忘、不助，而紧要处在于慎独。元标曾用过不忘不助的功夫。不忘不助在于持守志向、涵养气质；有一天我忽然醒悟：任凭意气暴发固然不对，但只持守志向也还不算完全正确。志就是心的神，神没有固定方位，变化也没有固定形体，并不是每天拘拘然把它执定为自己的所有；所以唯恐它忘失，并不是真正的忘失。若真忘失了，也不是因为活着才保存、因为死亡才忘掉；即使说是忘了，实际上也未曾忘。元标也曾下过慎独的功夫，把“独”认作在内心，于是反过来在内心寻求，徘徊了数年，仍然自己感到滞涩。近年以来才知道，独并不只在内；心、意、知、虑固然是独，连鸢飞鱼跃也同样是独。戒慎恐惧，是慎；从容涵泳，也同样是慎。独自端坐在一间屋里，是慎独；即使身处兵戈纷扰之中，面对千万人而我毅然前往，也仍是这种慎独。这样才差可接近孔门慎独的宗旨。虽然如此，元标只是嘴上谈论，哪里比得上您诚恳而亲身实行更好呢？但元标也不敢不努力。您所说的“从面色和声音考察”“察言观色”等话，本来就是圣门考察人的行为、详慎取舍的家法。我所陈说的，是因为看见如今世风日益流转，嫉妒成了风气，乡里的评议不足凭据，官场的声誉也不足以验证，所以常说士君子如果真有掀动天地的志向，就应当自信、自我考察；即使一国人非难他，也不顾；天下人讥议他，也不顾。大概是对当今时势有所惩戒感触，不觉言辞说得过于激烈罢了。希望您最终裁断。谢萧兑隅 大体说来，我的学问务求自信、自得。依附他人来谈说，并不是内心所藏的珍宝；跟随他人的脚跟走，也不是坚贞的操守。元标宁可甘心隐退避世，也不敢附会他人来欺骗自己；宁可守着清贫，也不敢随波逐流去追逐世俗。这就是我这个不肖之人在做官和求学上的态度。论史 陈所有 陈所有 答高雪篷书 答高雪篷书【邓左之履中有《张浚不当从祀议》，与此文都可以代作爰书了。】

译雪篷来信吟咏史事的几篇文章，确实是正确的议论；但说张浚不能与王安石同传，这只是沿袭旧见，哪里知道《春秋》的大义？使国家覆亡的人，难道罪行可以不加赦免吗？王安石的毛病在于不明白政事却固执己见；张浚的毛病在于熟悉政事却嫉妒贤能。固执的人把这种性情用于平常事务，就会损害政务，国家必然削弱；嫉妒的人处在艰难局势中，就会妨害人才，国家必然危险。他们对我朝子孙百姓造成的危害，难道不是相等的吗？雪篷大概懂得医术吧？医术有两种，不过是保养生命、使将死者复生罢了。保养生命的，重在护卫元气；使将死者复生的，重在排除邪气。宋朝已经处在危急之中，宋太祖、太宗以及真宗、仁宗等二祖三宗，汪洋深厚，好比人的父母一样；王安石却不用五谷这类养生之物来调养，反而进用金石燥烈之剂，使四肢痿痹，消耗人的元气。到了建炎、绍兴年间，秦桧怀藏毒药，汪伯彦、黄潜善手握毒草，天下都寒心。李纲、赵鼎、宗泽、虞允文、曲端、岳鹏举这些人，就是起死回生的扁鹊、华佗。张浚是赵氏所宠爱的臣子，明知毒药医生在旁，却不能驱逐；又极其害怕真正的国手，反而两次拒绝他们，闭门自作聪明，按方下药，其祸害比毒草还来得快。可叹渡江后的形势，好比人患消渴、劳瘵，奄奄一息的气息，哪里还能承受富平、淮西、符离这三剂药呢？许世子没有亲自尝药，《春秋》便记作“弑”，这是严格追究其内心。张浚既不懂医术，又不迎请良医；嫉妒贤能，不估量自己的才力；急于求取功名，不顾利害；识人昏暗而性情刚硬，拒绝劝谏，驱逐李纲，斥退赵鼎；嫉妒岳飞，杀害曲端；刚愎自用，招进庸才佞臣；出兵屡遭挫败，更增加了中原的羞辱；专受两朝宠信，却白白辜负了长城般的寄托。议论者说，渡江后的士大夫把诸葛公比作张浚；这不是南轩的门人，便是枢府的旧属，像优孟模拟孙叔敖一样，只不过足以供旁观者一笑罢了。来信又说：高宗朝时，南轩还未满二十岁，怎么能责备他举荐贤能？我曾考察隆兴元年，敬夫入朝参与谋划幕府；符离之战没有尽力，张浚任用人才、采纳计策，最终却任用邵宏渊而遭到失败。敬夫又说：“符离军队溃败时，帐下只剩十个人；栻整夜徘徊，而家君正在熟睡，鼻息如雷。”唉！君主和父亲已经瘦弱困病到这种地步，难道是臣子从容打鼾安睡的时候吗？不过是把江南一小块土地当作功名的孤注，奋臂大呼，姑且一掷罢了。与那些志向已决、身死国事、鞠躬尽瘁的人相比，内心究竟如何，拿来质问史书，答案自然会不攻自破。按仲培氏《鼠璞》记载：魏公是黄潜善的门客，胡珵则是李纲的门客；魏公附和黄潜善，孙觌上奏说胡珵删改陈东的奏书。他想让平民掌握大臣进退的权力，几乎导致召来祸乱，于是便以“讽谕狂生、妄图动摇国是”为罪名，准备把胡珵编管斥逐。假如建炎年间果真采用陈东的意见，必然不会有渡淮、航海的事情。孙觌和黄潜善都不值得说，我只是深深替魏公惋惜。仲培是宋人，这些事他听得很熟。《鼠璞》所记，应当是信史。仅凭这一件事，就可看出他的心术险恶诡谲，令人可怕。《大学》说，一个臣子的器量宽狭，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张浚嫉妒贤能、任性自用，名义上正确而实际上邪曲，身体虽勤劳而道义却悖逆，宋朝政事不能善终，实在是理所当然。君子不以成败评论人物，只按是非来判定功罪。元代儒者揭徯斯极力斥责他的过错，朱文公晚年也深悔自己撰写行状时失实，大概事情经过长久，评论才会最终确定。若拘泥于沿袭的俗谈，未曾考究事实，便说德远胜过王介甫，岂不被董狐讥笑？希望您再三翻阅《宋史》，仔细驳正一番。论文 朱夏 方孝孺 王维桢 王世贞 王世懋 江灌 朱夏 答程伯大论文 答程伯大论文

译古今能写文章的人，谁不想在百代之上雄踞一方，在百世之后留下声名呢？最终怀抱奇特志向却不得施展，默默无闻地老死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难道不是才华和见识有所不及，所以不能形成一家之言，才到了这种地步吗？三代以后，卓然形成一家之言的，只有十几个人而已；其余都磨灭消散殆尽。这确实说明，天赋的才性如果不能超然出众，就很难凭文章自命不凡。近来承蒙您赐信，大体还没有达到雄健深厚、典雅劲健的作品境界，却一味写浮薄靡丽的文章，这实在很不应该。我听说古代写文章的人，必定以经书为根本，以道为根源；至于纪、志、表、传、记、序、铭、赞，各有各的体制，不能混淆，而您似乎没有辨明。至于发表言论、安排辞句，又何必把剽窃袭取当作工巧呢？如今既不以经书为本，也不以道为根，而杂取百家传记的说法，那么立论不从大处着眼，反而从细小处着眼，本来已经自我降低了，又怎么能与古人并驾齐驱呢？老苏的文章顿挫曲折，苍劲深沉，刻削峭厉，几乎无人能与之争锋；然而有见识的人仍然讥评他，这是因为他的立论驳杂，不能完全合乎圣人的道。如今您没有苏公那样的才华，而立论又远远低于苏公，那么怎能指望您的言论能够树立而不倒呢？古人用兵，部队的聚合离散、进退取舍、出奇制胜，固然神速变化而不可测；至于队伍编制和行军布阵的法则，却严密有序，不能混乱。写文章却不讲法度，就像用兵却不遵守军律。古人评论文章，必先看体制，然后才看工拙。譬如木匠建造房屋，栋梁椽桶所承担的作用，虽然不能有太大差别；但是王公大人的住宅、佛寺道观、官署和百姓的房屋，制度本来就悬殊，不能相提并论。假如“记”和“序”没有区别，那么百姓的房子将和佛道祠堂相同，这可以吗？铸剑却铸得像刀，尚且不可；砍削车子却做得像船，怎么可以呢？韩愈写文章，只务求去掉陈旧的话；如今虽然完全不能达到韩愈的境界，也应当稍稍删削。您却把古书中的奇字全部骈集起来，鳞次排列，这不是近于把天吴、紫凤颠倒着穿上粗布短衣吗？苏子说，锦绣绮罗是美丽的服装；但若把它们裁成一寸一寸，错杂拼缀起来做衣服，反而还不如粗绸。伐先生却想集合群英来作为华饰、花卉，这也和作家的见解不同了。世上有个贫困的人，专门窥伺邻居的富有，日夜挖空心思去偷盗，侥幸得到他的货物、宝物和财物，便以为计谋成功了。有一天被巡逻者捉住，才发现不过是个小偷。如今写文章的人，直到死也不醒悟，反而辛苦地割裂、拼缀材料，那么文章的气势本来已经萎弱，又怎么能像江河一样浩大浑厚，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呢？况且古人写文章，并不是有意去写文章；就像风和水恰好相遇，文章自然产生。因此风鼓动水便成为波涛，含蓄舒缓便成为涟漪，迫促便成为细纹，澄澈便成为白练，激荡便成为珍珠。并不是水自己如此，而是风与水恰好相遇，文章便产生了。天对于万物，难道偏偏不是这样吗？纤细的、繁茂的、朱红的、白色的，无不极尽美丽；造物者难道逐一雕刻它们吗？只是让各种事物各自成为其所是，而天下的巧妙就没有能超过它的了。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花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况且文章还只是游戏。太古的音乐和平雅淡，所以风俗淳厚，人心端正；桑间濮上的音乐淫靡喧杂，所以人心和风俗动荡而不知回返。假如先生参与制作音乐，应当取法什么呢？既然如此，为什么唯独对文章感到疑惑？先生教导我说：“如果没有毛嫱、西施那样的美好资质，就不能不借助脂粉的假饰来遮掩丑陋。” 这样一来，朽木也可以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也可以粉刷了。无盐的丑陋天下人都知道，即使披戴珠玉、拖着罗绮，也不足以欺骗天下人的眼睛。假如天下人全都瞎了，倒还可以；可是天下人怎么可能全都瞎呢？”先生大概没有见过纯正的颜色。先生又说：“我的《五常论》，难道像《太玄》吗？《太玄》仿照《易》而作，然而《易》出自造化的自然，《太玄》却只是出于个人智虑，所以不能免除牵强附会、艰涩费力的弊病。先儒已经讥评它劳苦而笨拙了。因此如今距离扬雄已经一千多年，终于没有真正喜爱它的人。现在先生却想著书仿效《太玄》，我恐怕它连拿来覆盖酱瓿都不够用。”先生又说：“我曾经作诗，把诗集命名为《胡卢》。况且《鲁论》的《诗序》说诗的作用是那样广博，先生却只把它当作供人发笑的材料，对古诗的风教作用也有所贬低了。这也是好奇求怪的过错。”先生最后教导我说：“你看我的文章，只用一句话来概括；也许可以由此知道你对是非的判断。”宋朝末年，文章败坏到了极点，遗留下来的风气习惯深入人心，就像黑色不可能变白。在这种时候，如果不使它返回正道，就不足以追赶古人。先生的内心，自以为已经超过他们了，却哪里知道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先生的文章，起初想求奇特，最终却变得拙劣；起初想求华丽，最终却变得恶俗；起初想求雄健，最终却变得软弱；它的风格和议论没有不背离古人的，因此也很难摘取出来加以说明。况且先生既然和我不同，那么我即使说了，对您的内心也不会相合。我想把先生从迷途上挽回来，所以愿意把心中所有的蕴藏全部吐露出来。请取韩愈、孟郊的文章，日夜诵读；等到觉得自己的见解和从前不同了，然后把自己的言辞一并吐出，也许能和我在废弃学问的日子里还常常懒惰、不肯用力，却私下对作家风致略有体会的情形相合，所以我才敢略陈这些意见。究竟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迷与悟的关键，就在此处，希望不要忽视。方孝孺 与赵伯钦 与赵伯钦

译我向四方寻求朋友十多年，可以结交的人很多。在同郡得到一个人，叫林公辅，是我尤其敬重的人。公辅气度高远而才思敏捷，对推许他人十分谨慎，看待古人意气昂扬，常有不满足的神色。他从前给我写信，只称赞您的文章和陈原采的文章，我本来已经知道您不是流俗之人所能赶上的。近来我进城，公辅把您的情况说得更加详细。公辅的朋友张廷璧，我有七八年没见了；此人奇伟不凡，不肯苟且屈服。人们一谈到您，他一定称赞您。因这两个人而寻求您的造诣，我心中早已倾倒很久。如今承蒙您赐信，议论十分宏大，文辞十分通达，卓然有俯视前古的气概。反复玩味，我赞叹二人取人的确当，欣喜我郡的士人果然有值得期望的地方；内心的气势发出而表现在外，好像得到大吕、九鼎，载着它们归来一样。我曾奇怪近代道术不明，士人处在官位便以法律治理，做学问则以文辞为业。圣贤的宏大经典和重要典籍被抛弃而不讲，百余年间，风俗污浊败坏，上下毁坏乖离，以至于陷入危亡而无从挽救，难道没有原因吗？我私下实在痛恨这种情形。又不自量力，想有所发明和损益，以此表明并流传于世。可是习俗卑下，求学的人被旧有见闻束缚，不再知道有真正的学术，只是琐琐碎碎地自夸自得，苟且自我宽恕。有的人有志向却才力不足，不能有所作为；有的人才华很高，却沉溺其中不能回头。可以和我谈论这件事的，只有公辅。公辅每次和我谈话，总要感叹值得期待的朋友太少，并且对您抱有希望。信中所说近世文辞不能和唐宋相比，却又有所取于人；我这无能的文辞，难道能超过近世吗？即使真能超过别人，也不过是一种技艺罢了，您又从哪里取得它呢？况且近世不如古代的原因，您知道吗？不是文辞不工整，也不是学说不详尽，而是把文辞当作职业，却不懂道术；即使想接近古人，也办不到。懂得道理，就像行路一样，走得越远，看见的越多；看见得越多，说出来的话自然不同。如今有人走到穷僻山谷，谈他所见，不过是泉石、树木、禽兽、虫鱼的形状罢了。和游历雄伟都市的人相比，后者见到宫室的壮丽、车马的繁多、人民和物产的奇异变化，他的言语难道不是大不相同吗？所以圣贤的文辞，并不是远远胜过今人；他们之所以不可企及，是因为所造的道深，因而自得的境界远大。即使是平常的话、浅近的议论，也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并不像后世剽窃沿袭、拿来充作学说的那样浅薄。唐代诸儒中只有韩愈接近道，其余都不如宋人。宋代士人若只说文章，本来未必全都胜过唐人；然而宋文所承载的内容，是三代以后从未有过的，汉代又哪里能和它相比？如今人们多说宋不如唐，唐不如汉，这只是从文章本身说的，并不是所谓考察道德的会通、衡量实际。我的看法是，三代以后求学术，宋为上，汉次之，唐为下，近代则更有愧色。这一道术的盛衰，端绪十分微妙；若不是明察深达的人，哪里能够知道？您为什么这么早就懂得它呢？虽然如此，您评论近代确实正确，但我还要再说几句。世俗的弊病，是忽视亲见而尊重传闻；自己的见识不能决定是非、辨别醇杂，彼此承袭传播，把白说成黑的，到处都是。您这样说，而我听了，便可称您为善于说真话的人。和您交往的人中，有的与我的见解不同，难道不会把您看成好与人作对、好高骛远、故意发表惊世之论的人吗？虽然如此，君子所守持的道义，不因毁誉而改变；只要谨慎说话而敏于实行，以古代圣贤为准则，不与近代人较量高下得失，那么古人尚且会敬畏您，近代人又哪里配与您并列呢？而且，我为本郡感到高兴，难道只是像今天这样而已吗？很久没有接触您的清光，感激您厚待我，姑且用这些话奉上答复。各种文章我还没有看到，恰好又生了病，不能亲自写信，只请您体谅。王维桢 答张太谷书 答张太谷书 承蒙您赐下《蒙溪翁集》，我读了两遍；此前又得到《少华翁集》，近来把两集合在一起重读，原来都婉丽秀俊，各自与《太微翁集》建立不同的门径。如果说它们凭名声流传于世，那么实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可以说接续钱郎，和阴何相合了。我的才性驽钝低下，很少有兼收并识的力量，也没有幽深搜求的鉴别力；但我私下观察前代作家写作，大都不是依照形迹、搜求物象，而是必定积累思考，经过多年，已经领会其意趣神韵，然后才成篇。明朝的作家，空同老翁可称圣人，即使大复也还差着几舍。大概空同有神奇变化、无所不在的运用，有精神纯粹不杂的体格；读他的一首诗，能看见一件事的始末；即使纵横、奇正各不相同，裁制并不统一，而精纯美好却相同。珩琚璜珰形状虽不一样，温润坚实却相同。至于倒插、顿挫的作法，自杜甫善于运用以后，空同是唯一的人。学者没有看见他的伟大，反而任意丑诋，说空同只是掠取古人、在市场上贩卖，甚至把他比作剽窃者。唉！空同才华丰富，神思通解，能够自创新古。假使他和李白、杜甫两位豪杰同时代而生，那么二人应当约为兄弟，补足他没有达到的地方，增加他未能做到的地方。所以官府库藏丢失金钱，不能因此怀疑陶朱；良马并驾而行，不能说它们只是形貌相似。〔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空同生在李白、杜甫之前，他不成为李白，也必然成为杜甫；即使生在李白、杜甫之后，空同也一定不会只是今天的空同。怎么能说李白、杜甫掠取他人的美处呢？正匆忙收拾行李，读到文章有所触发，便写下几句话；遗憾不能和您朝夕相处，尽情讨论、考辨是非。纸上话不多，日后再详细陈述。王世贞 寄敬美弟 寄敬美弟

译收到弟弟的信，知道你已经赴南康任职。匡庐在屋上，彭蠡在屋下；深秋有红叶，严冬有白雪；山势高峻而景色萧瑟，无法用语言形容。真是做官环境中的仙境，也是使心神安息的妙处。既然公事文牍稀少，民俗又淳朴，大可纵情于文史，从容挥翰，以此顺应环境。何必心神不宁地奔走于丘壑之间？承蒙你评论我诗文两方面的成就。大体说来，士龙是爱好兄长的人，文辞艳丽奔放，清河实在难以赶上。你有些议论，往往能击中要害，例如所谓“离开观赏之处便遥远得像没有关联，聚合停泊则自然成为一色”；用字险峻的，韵必定妥帖；用韵奇特的，声调必定和谐，仿佛天地之间早已预先安排。又说“大能使它变小，小能使它变大，虚能使它变实，实能使它变虚，远能使它变近，近能使它变远，断能使它接续，接续能使它断开”。这些话虽说得宏大，却不是我敢当的。总之，自从有人创作以来，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精微深厚的境界。记得我任守尚书郎时，稍微一动笔，能写出几句沾沾自喜的话，和吴下昌谷并肩就足够了，哪里敢希望赶上献吉？然而读了献吉的文章，心中便已经产生疑问。后来有一时流行的作品，例如晋江、毘陵几位君子的文章，每次读完，总有好几天不痛快。因此我把世俗所喜爱的东西全部排斥，专心探究古法，成为文坛盟主、历下的领袖。当时也不敢说凭齐楚之赋便能歌咏天下文运的代兴。上天若不吝惜我的年寿，假如我有所成就，只要差不多达到那几位朋友的末流，在世上不至于昏昧无闻，也就满足了。至于树立红旗、剖取玄珠，达到必定达到的境界，期望流传千古，哪里料到近来竟从友人那里听到定论，并且亲眼在他本人身上见到，难道不是快事吗？世上没有真正的才华，才华缺少通达各方的能力，这两句话说得十分明白。可惜不能罚酒三百大白，来庆赏这件事。您所说的本宁近来看到他的文章，笔力矫健；我的弟弟应当厚积力量、筑起坚固的城墙，避免像焚舟渡河一样孤注一掷。至于诗，只须用偏师对待他罢了，其他方面本来无暇多费口舌。和胡郎的议论已经写在前面，应当刻在文集末尾。文章只要没有坠地，必定会有知音赏识。因而附上答复的大意如此。王世懋 赠给兄长元美 赠给兄长元美 世懋在丙子年六月从郧邸得到《四部稿》，奔走一整年，终于读完。由于舟车劳顿，还来不及窥见作者的奥妙。从前，士龙向平原献上评论，君子没有讥笑他。我不自量力，略略抒发所见；如果有人污蔑我，说这是阿谀偏爱，那么这部集子还在这里。较量力气的人，力量有大小；较量技艺的人，技艺有高下。为什么有些事情明白易辨？只因为有胜有负罢了。书画稍稍涉及印证，便自然难以仅凭技力判断，然而仍有痕迹可寻，有眼力的人自能看见。至于文章这一事业，方寸之心可以通达千古。雕虫小技容易求工，刻木为鸭却忘了真假；工匠铸造本来就各有不同，评论又很少有恒定的标准，古今高下实在难以判断。若只说我的浅见，仍认为事情不是这样，正因为世上没有真正的才子，才子又缺少通达各方的才能。即以我兄长而言，《弇州山人四部稿》一集足以收藏数位贤才；即使嫉妒人才的人，也只能说文章是小道，不能说他的才华逊于古人。由此说来，难道没有确定的评价吗？那些荒谬悠谬的谈论，到了评价人才时便达到了极点。因此，以古非今的人，遇到早晨还是朝廷贤臣、晚上便成为佞臣的人，幸运时就在笔端隐藏拙劣，不幸时就在口舌间毁坏成就。这样一来，我朝三百年来堂堂正正的事业，必定被说成圣明朝廷断绝、从哲庑隔尘遥远；董仲舒的贤能便不被歆、固相信，近来文成的造诣又被说成低于罗、李，实在可叹。诗道在北地打下基础，在济南达到极深境界；然而采集蓄积的途径仍然狭窄，游走变化的精神还不充足。兼有这两家长处而登上彼岸的，古代只有陈思、子美，今天则我兄长差不多可以算是。兄长的境界虽然已达到神妙，但也靠学习和年岁积累。邵白云的诗篇虽经过删改，仍未脱离矜持庄重。等到审理三辅案件、持节青土之后，字字令人快意，句句击中要害，性灵显现，变化也显现了。击节赞赏其胜处，常感到古人也没有这样的痛快句子。然而说它稍稍逊于《古诗十九首》的意味，也正是因为这种美。居丧以后，任凭心灵触发物象，取材更加广博，发挥教化更加神妙。有时像鬼画的篆文、蛇行的文字，幽深搜求六合之外；有时像牛溲、马勃，从咫尺之内就近取材。离开观赏之处便遥远得仿佛毫无关联，聚合停泊便自然成为一色。大体说来，用字险峻的，韵必定妥帖；用韵奇特的，声调必定和谐，仿佛天地之间早已预先安排。这真是艺苑的绝技、律诗家的玄妙造诣。甚至有时直接指出旧事，夹杂纤巧的辞句；即使像淮阴侯用兵，多多益善，瞿昙拈指，也处处都合乎道理。然而弟私下认为，周行所显示的末流，应当谨慎。为什么呢？恐怕和尚没有像无饭针那样的本领，反而仿效鸠摩罗什而有了妻室。所以郧襄诸篇特别少作游戏之笔，删去善于戏谑的内容来显示娱乐，弘扬大雅而留下教训，用意大概就在这里吧？骚与赋同出一源，各自擅长长短句，能作到这种境界的作者没有几人。只要文章成篇而通达，即使美处不及古人，也足以掩盖后世。何况文采和质地都美好，文质彬彬而完全具备呢！乐府一出，必定使于鳞藏起声息，使明卿逃避锋芒。宏大的篇章、深奥的句子，确实都是苦心极力之作。齐梁小调，应当和六言诗一同看待。前面没有敌手，世人的眼光还不能理解；如果心悦诚服地尊奉青莲，日后分道并驰，也未可知。文章的妙处，尤其不容易说清。从宋到明，可以说几乎没有文章，而我兄长独自兼收二李的长处，向上接续西京的宗旨。记事和立论，各自达到妙境，出没变化，绝不是单一路数。所谓大能使它变小，小能使它变大，虚能使它变实，实能使它变虚，远能使它变近，近能使它变远，断能使它接续，接续能使它变断。庖丁解牛、轮扁斫轮，都是庄子用来比喻道的。我评论文章，只觉得其中几篇小论稍稍质朴胜过欧阳修、苏轼，却又微弱于韩愈、柳宗元，还没有达到一家之境，因此不足以损伤它的宏大。弟与胡郎元瑞评论古今文人，彼此都有褒贬；至于我兄长，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我妄自认为，他各种美处兼具之中，稍稍露出巧饰的痕迹，似乎和古人滔滔莽莽、浑厚质直的意味略有不同。然而文章写到这种地步，又何必一定要粗疏直率呢？胡郎笑着没有回答。元瑞又对弟说：古代文章大家，并不以博闻强记为限；即使专门研究肉谱，也还有许多错误遗漏。但您家中丞在博洽之中尤其擅长精审核实，这在古人那里也认为最难。弟很赞赏他的才能，这话也可以算是笃实的评论。昔日刘玄德因孙策而气短，卫夫人对王羲之挥泪；弟哪里敢说后来无人？只是始终相信真正的才子难以再次出现。兴致来时神思涌现，不知道该如何裁制；如果得到您的认可，千万不要拿给别人看。如果还没有请您认可，就留待后来的知音。江灌 与汪伯玉论文书 与汪伯玉论文书

译我是一个草野中的鄙陋之人，没有什么见识。近年来幸蒙您不加鄙弃，得到的益处很多。秋天又一次病愈，前往南方侍奉您。我们在驿亭、公署中把酒畅谈胸襟；乘仙鹢、扬云帆，冒着风涛赏月，确实是通家交谊中最雅致的事情，也是平生的奇遇。在龙江分别时，依恋之情难以言说。后来想再出城送您，却已来不及；兰桡乘风迅速出发，等我遥望时已经赶不上了。精神涣散，思绪飞越，惘然若有所失。在金陵滞留一个多月，登临游览、饮酒吟咏，颇为偿还了平日的愿望，只是爽朗的日子越来越少，惆怅思念又能怎样？回来后庄重地诵读您的文章，才华秀美，思想深邃，典雅有法度，驰骋于古人之间，确实是应时而出的作品，必定流传无疑。然而接连读了几篇，忽然觉得辞调全都一样，恐怕只是守住门径而没有化开，仍然存有固定的路径；好像穿着舞动的电光衣裳，没有突破，终究欠缺变化。庾子慎说：“远古有杨、马、曹、王，近代有潘、陆、颜、谢，观察他们遣词造句、运用意旨，完全不相同。”王浚川说：“人写文章，就像山上生长树木：高大的、低矮的、粗壮的、纤细的、巨大的、倒伏的、臃肿的、跛斜的、稀疏的、遮荫的、并生的、孤立的、丛生的、交错的，没有不具备。”这层意思值得无穷品味。如果还偏爱某一种事物，就会把它看得狭小而轻薄。所以《论语》《易系》《老子》《檀弓》，文字简约而意义完备；《典谟》《雅颂》，古朴而不迫促；《孟子》《庄子》《左氏》，宏放纵肆而自成一体。这些是文章的上乘，君子认为这才是懂得言语的人。我年老衰颓，聪明已经衰退，对于这种技艺连一斑也未能明白，却冒昧轻率地挑剔指摘，这就像不能自己浸湿身体却要运水，河伯只显得不知自己的限量罢了。过去曹子建喜欢别人讥刺弹劾，陆士衡至死留下终篇的遗憾，古今贤者都常常以此为念。您负有经世的才华，早已崇尚谦虚的品德；我又忝列通家受教受爱之中，所以不是为了谄媚而是为了规劝您。您应当不会因为我愚直狂悖，便深深怪罪我。清闲的官署事务简少，料想著述一定很多，希望把诗稿托人寄来，慰藉我遥远的思念。字书 杨慎 杨慎 答李仁夫论转注书 答李仁夫论转注书

译远道承蒙您屈尊来信，询问：假借字有一定限度，转注的方法也有限度吗？还是所有字都可以转注？我最近写成《转注古音》一书，已经把这些都说明了。然而远近各位君子阅读考察它，都把它当作寻常韵书来看，从未有像这样琢磨陶冶、洗髓伐毛的。您莫非有意启发教导我吗？我怎敢没有答复。转注是六书的变化。自从沈约的韵书一出，著书的人便拿它作为定准，好像法家的玉律金科，于是古学就失传了。所以凡是经传子集所见、与今韵不同的，都称为古音转注。古音只有一个，不是有两个。韩愈多采用这种方法，方、樊诸家为之作注，都说是“古音”。到了宋代吴才老，深入探究它的本源，写成《韵补》一书。程可久又为此说明：“才老的说法虽然很多，不过是四声互用、切响通用罢了。”朱子又因程可久的话推衍说：明白这一点，古音即使不能全部看见，也可以类推。我认为程可久所谓“互用、通用”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至于类推的说法，就值得怀疑了。所有字都有四声，都有切响；如果都可以通用、都可以互用，那么字和音就会繁多得不可胜数。按照古人转注的方法，意义可以互相通用的才互用，道理可以贯通的才通用，并不是所有字都能互用、都能通用。例如“天”这个字，有天、忝、舔、铁四种读音，这是它的四声。除“他年切”之外，还有“铁因切”，这是它的切响。其中忝、舔、铁三种读音都没有相应的意义，所以不能转注；“铁因切”与方言相合，因此只有切响可以通，而四声不能互用。“日”这个字，有人、忍、任、日四种读音，这是它的四声；它的切响有若、热二音。读作若，是因为太阳生于若木，所以《毛诗》按此音叶韵；读作热，是因为太阳本是阳精而光影炎盛，所以《楚辞》按此音叶韵。如今楚地南方的方言还把“日头”叫作“热头”，这就是证据。四声中的平、上、去三声没有相应意义，所以不能互用。又如“应”字有应、影、映、役四音，平声、去声可以互通，却没有上声、入声；“中”字有中、种、仲、竹四音，也是这样。照这种类推下去，便会窒碍不通。《诗》的叶音，就像《易》的卦变；六十四卦可以变化成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传》取用卦变意义的，不过《讼》《随》等十多卦，大概是变化后有意义才取用，没有意义便不取。再考察《易》的《彖》《象》，全都押韵，而它们所用的叶音和《诗》没有不同。《诗》所写十五国的语言并不相同，但叶音没有差别。楚地远在数千里之外，叶音也和《诗》没有不同。汉人的赋颂、《史记》《汉书》的叙传，扬雄的《太玄》、焦贡的《易林》，它们取韵，又和《易》《诗》、楚辞有什么不同呢？到了宋人却不是这样。欧阳修、苏轼兄弟、王介甫都精通音韵；有些贤者超过他们，自信地认为四声都可以转切，切响都可以通用。他们推衍出来的枝叶，超出《易》《诗》、楚辞、赋颂、《太玄》《易林》之外的，不下十分之五六。照他们的说法，即使砍尽南山的竹子也不够写他们的书，穷尽万籁之声也不够作他们的韵。所谓转注繁多而不得要领，劳苦而功效很少，对古音又有什么取用价值呢？大体说来，宋人的学问失误在于主张过分，总想把古人全部废弃。谈论义理便说：“汉唐诸人好像说梦话。”讲解文字便说：“汉代以后没有人懂得文字。”解释经书，完全废弃毛、郑、服、杜的训释，却自称懂得圣人的心意；作诗作文，不走韩、柳、李、杜的道路，却自称是真实的性情、自然而然的义理。至于音韵方面，他们也不屑采用古人的成法，而另从自己的口舌发出一套音来。现在略举几例：如把“园”读作“云”，把“鸭”读作“鹢”，把“贫”读作“便”，把“宜”读作“竹”；向古音中寻求，《易》《诗》、楚辞都没有这种读法，向今音中寻求，方言歌谣和俗语也不押韵。若照这一类推，那么就应当把天读作铁，把日叫作忍，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因此我作《古音略》，宋人的叶音全都不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近来研习宋学、王相之学、古学、休囚之学、程文的士人，把语录当作根本；读一经的人把宋儒尊奉得像圣人一样，又把旁搜远绍看成玩物丧志，把束置书籍不看说成专心于内。一听到有人议论宋人，弱者便捂耳，强者便挽袖争辩。听到我这些话，难道不会有夏虫那样的疑惑吗？还幸有一二位探究古籍的士人，如您这一类人，使这门学问还不至于坠失。您又说想为此书作一篇序，这可见您有成才的力量，也显出才老的疏失和谨慎不足。后学哪里敢和古人比，又哪里敢和古人较量得失？只是我私下觉得才老的书有毛病：其中混杂了很多宋人的作品，而对于经典注疏、诸子史书和杂家的材料，还遗漏了很多。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如《左传》的“鞠”读作“芳”，《毛诗》的“咥”读作“戏”，古音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只是没有押在句末罢了。这就好比缣帛和纱罗尚未裁剪，酒曲尚未酿成。难道能把裁剪剩下的边角说成绮丽的织物，却丢弃织机和梭子；把酒杯酒勺里的残余说成酒的本体，却丢弃酒瓮酒缸吗？我详细考订经典，也如同《通鉴》以前的编纂；我淘汰宋人的部分，也如同《文章正宗》只取韩愈、柳宗元以下的作品而不取其他。一点愚见，大概就在这里，也希望好古的人不要被类推之说迷惑而自行取舍。至于那些才能老成、所取材料已经完备的，就不再收录。偶有重复，是因为原先依据错误的读音而误解，便加以改正；也有只听到一个说法、只有孤证的，便补充扩展。因此并不是剽窃说法、彼此雷同。有人说：“您的古音竟把‘遽’与‘昭’押韵，曾取用王岐公的铭诗。这不过是一两例罢了，怎么能说不取宋人呢？”我说：“‘昭’与‘遽’押韵，源自《楚辞》，所以取用它。由此可见，我并非不取宋人，而是不取那些不师法古人的宋人。”凡是著书，大体都是如此。近来接到月坞张子的来信，他屡次谈到这部书。我对他说，近世的人知道推崇古文却忽视古韵，就像清庙祭祀去掉簋爵而献上杯盘，洞庭演奏音乐废弃苇籥、桴鼓而改用琵琶、筝和箫一样，也一定不相称。

译有时写赋、颂用韵，只凭意思转押，旁边小注写着一个字，询问它的读音和解释，却瞪着眼不能回答。这就是不把它当作探究深奥、通达远理的渊薮，而把它当作应付困窘、救急的仓库。难道不是宋人的说法造成的错误吗？张子高兴地击节赞叹，说：“您这番话，只有中溪可以同您交谈，可惜我们常被山川阻隔，又如云泥悬隔，什么时候才能点明烛、散开书卷，像当年面对点苍山、坐在鹤亭中那样呢？”我正在写信给您，希望您为这篇《制书序》尽快完成，抬头盼望您的回音，觉得一天就像一年。那时眼睛有病，不能亲笔书写。《皇明文征》第五十九卷 晋江人可乔远穉孝选编 书三（标持、契赏、赞颂、荐引、讼白） 标持 陈茂烈 王守仁 霍韬 刘绘 王锡爵 俞大猷 陈茂烈 答复彭公甫 答复彭公甫 承蒙您写信奖勉教诲，实在过分，使我惶恐惭愧，哪里能承受得了呢？虽然仕途地位高，也并非低贱；总之，合乎道义才是困难的。做官或退处没有固定的时间，职位的高低难道有绝对的定论吗？我的浅见如此，请您指教。王守仁 答毛宪副 答复毛宪副 昨天承蒙您派人来告诉我祸福利害，并且命我勉力到太府请罪道歉。若不是出于深厚的道义和情谊，您决不会做到这样，我感激至极，言语无法容纳这种感情。不过，差人到了龙场，凌辱欺侮我，这是差人自己倚仗权势、擅自逞威，并不是太府使他这样做的。龙场各夷人与他争斗，这是各夷人因愤怒不平而起，也不是某人指使他们的。既然如此，太府本来不曾受到侮辱，我也不曾傲慢对待太府，那么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竟要急忙去请罪呢？跪拜的礼节，也是小官本分中的常规，不足以说是侮辱；但没有缘故也不应当行此礼。不该行而行，与该行而不行，招致羞辱是一样的。被废黜放逐的小臣，所守持而准备至死的，不过是忠信礼义罢了；如果连这些也抛弃而不守，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关于祸福利害的道理，我也曾讲论过。君子把忠信看作利益，把礼义看作福分；如果忠信礼义不存在，即使俸禄有万钟，爵位尊贵如侯王，君子仍会认为那是祸患和危害。若忠信礼义所在，即使剖心碎首，君子也会认为有利而去实行，自以为是福分，何况只是流离逃逐中的微小困苦呢？我居住在这里，大概是与瘴疠蛊毒相处，与魑魅魍魉游行，每天都有三次死亡的危险；然而我安然处之，从未因此动摇内心，实在是知道生死有命，不会因为一时的祸患而忘记终身的忧患。太府如果真想加害我，而我确实有足以招致祸患的过失，那就不能说没有遗憾；假使我并没有什么过失却横遭祸患，那么也不过是瘴疠罢了、蛊毒罢了、魑魅魍魉罢了，我岂会因此动摇自己的内心呢？您的教诲，虽然有些话我不敢承受，但由此更加知道应当怎样自我勉励，不敢稍有懈怠，那么我所受到的教益已经很多了，怎敢不叩头拜谢呢？霍韬 给朱贰守的信 给朱贰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