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五十二

译我听说古代圣明君主兴建事物，一定先向贤者询问，然后才兴办。唉！圣人的心意真是深远啊！我曾把这件事放在心里，即使学习了成千上万的道理，仍然不能仿效。今年我想役使囚徒，在狮子山建造阅江楼；从谋划准备兴工开始，朝廷中没有人进谏。到了预定日期，天上出现了异象，以工程不急迫来责备我；当天我便惶恐畏惧，于是停止了工程。于是试着命令各位主管官员胡乱写《阅江楼记》，用来考察他们。等到他们献上文章，虽然篇章声调各不相同，但大意往往一样，始终没有超出众人的。于是我特意假托臣子的口吻来尊崇自己，不知不觉写满了一篇，所以作了这篇序。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皇帝坐在东黄阁，询问臣某说：“京城西北龙湾的狮子山，扼守险要、拒挡来势。我想建一座楼来壮大它的形势，使声威远近皆服，命名为阅江楼。楼虽然还没有建成，你先替它写一篇记。”臣某恭敬地拜手叩首说：“臣听说古代君主统治天下，建造宫室来居住，修筑深高的城池和护城河来防守，这是王公设置险阻所应当做的事，不是有益的事情就不兴建。土台不过三尺，茅屋茅檐不加修剪，这些话确实可以相信。如今皇上神妙的谋略、精妙的筹算，本来不是常人所能及，却下诏要借狮子山扼守险要、拒挡来势；将要命令工臣办理，臣请求先加以比较，然后再兴建。况且金陵的形势，难道不是华夏与夷狄之间最重要的地方吗？怎么知道呢？从前孙吴据有这里，便拥有南方土地；即使曹操奸诈、孙权忠亮，最终也不能擅自夺取这里，一是由于长江天然险阻，二是由于孙权的德政浸润百姓。当时天下分为三国，强敌难道是小小的势力吗？尚且不能侵犯江左，难道还需要靠阅江楼来拒挡来势吗？如今皇上的声教远播到偏远荒僻之地，守卫国家的在四方夷狄，道德教化遍布天下，民心顺从，险阻已经牢固，又何必借助阅江楼的高耸来扼守险要、拒挡来势呢？宫室扩建、台榭兴建，都是不急迫的事务；土木工程，是圣明君主所不做的。” 皇上平定乱局、恢复正道，创建新的国家，做百姓的父母，协和万邦，使愚夫愚妇都没有可以诽谤的地方，这实在是臣的愿望。臣虽然违背了皇上的命令，没有写楼阁本身的记文，怎么能不拜手叩首来歌颂呢？陛下采纳忠诚的意见，收敛兴建土木之事，使百姓在城市乡里得到休息，于是作歌说：‘天运循环，万物纷纷呈现祥瑞；真人承受天命，四海都安定。臣歌颂圣德，牙齿脱落、鬓发斑白；愿亿万年长久，君王寿比南山。’” 宣宗章皇帝御制《广寒殿记》北京的万岁山，在宫城西北角，周围有几里；山体高耸，都是用奇石层层堆叠而成，巍巍然、矗矗然，山势险峻陡削，盘旋起伏，有的陡峭绝壁像深沟，有的嵌空岩石像房屋。左右有两条道路，曲折向上，走几步便要停下来休息，才登上山顶。山上飞楼复阁、宽亭高榭，东西相向，俯仰之间相互辉映，无法一一记述。最高处是广寒殿，高大的栋梁、飞翘的屋檐，金色的门饰、玉石的台阶，层层朱红、重重翠色，五彩灿烂，超过云霞，容纳日月，明亮开阔而爽朗。北面枕靠居庸关，东面迎接大海，西面挟带太行山，嵩山、泰山并立在前方，黄河横贯其中；俯视江淮，一眼望不到尽头。天下之内的优美景色、天下雄伟的观览，没有能超过这里的。永乐年间，我曾在皇祖太宗文皇帝处理万机之余侍奉他，在这里宴饮游览。悠闲从容之间，天颜愉悦，指点山川对我说：“这里是古代轩辕氏建都的地方，也是后来赵宋的疆境。宋朝施政不善，金人夺取这里并建都；金人又治理不善，元人夺取这里并建都。元朝的后裔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这正是更为严重的鉴戒。上天鉴察我太祖高皇帝的圣德，命他吊民伐罪，由此安定天下。” 天下平定以后，高皇帝想到这里曾是前代故都，便在诸子中选择，命我镇守这一方。我只日夜恭敬自励，不敢懈怠安逸，以期仰承高皇帝的重大托付。建文继承帝位后，信用奸邪反复之人，残害刘氏宗室，调动四方全盛的军队来进攻。当时这座城孤立无援，形势危急，几乎像一根头发牵动千钧重物。幸赖天地和宗庙的保佑，凭着城池的孱弱、兵力的衰老，竟使危局得到安定、覆亡得以保存；又乘机清除奸恶，安定社稷，直到今天。山川还是过去的山川，过去的人因为德行不好而失去它，高皇帝因为大德而得到它。我承受高皇帝克服艰难、保存国家的基业，怎么能忘记谨慎修德呢？皇祖又看着这座山对我说：“这是宋代的艮岳。宋朝因为没有在这件事上吸取教训而亡，金人也没有引以为戒，迁都到这里；元人同样没有引以为戒，反而更加奢侈。看见这个地方，就应当想到那些人，这正是《夏书》用来警戒高大宫宇、雕饰墙壁的道理。”所以我最初来这里就藩时，削减它的奢侈，只保存大概的规模，偶尔来游览，每次心中都不免有所警戒。从前唐代九成宫，太宗也因循隋代旧宫，去掉过分奢侈的部分而不重新大兴土木，只把它作为宴游之所，用来保存鉴戒反省。你将来承担治理国家天下的重任，在政务之余，或许登临此山一次；那时近处可以想到我的话，远处也不要忘记圣贤的明训，这将是国家和百姓无穷的福分。” 我拜谢叩首，接受皇祖的教诲，没有一刻敢忘。难道《尚书》不是说过“皇祖有训”吗？《诗经》不是说过“以文王为法则”吗？所以自从继承帝位以来，凡是敬奉上天、爱护百姓的事情，都一概遵循“皇祖之心”，恭敬地实行，内心诚敬专一，早晚从不间断。近来登上这座山，回头看殿宇，因年代久远已经倾斜毁坏，于是命令工匠修缮。想到“皇祖仿佛严肃地在上”，我恭敬地把他传授的重大训诫写下来，刻在坚石上；既用来自己反省，也用来向我的子孙万代昭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彭韶 《铁汉楼记》《铁汉楼记》

译贤人君子的声名高耸在云霄之上，却能够使当时的人信服、使后世的人相信，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吗？不过是诚罢了。诚意积累长久，便显著而光明；凡是和他有同样心意的人，谁会不相信、不服从呢？否则，便不是真有这种心意，也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宋代到了元祐年间，号称贤人很多：司马温公在政府，苏东坡在翰林，刘元城等人在从官之列，可以说很盛大了。然而熙丰之后，形势仍像砍去果实的树木，绍圣年间又接续而来，奸相继承虐政，群贤全被斥退。元城刘先生起初降为宝文阁待制，任南安军知军；途中改任提举洪州玉隆观，居住在本军。先生于是奉母亲住在宝界院，后来又改任少府少监；不到一年，再次被迁往岭南，几次濒临危难，但最初的志向始终不变。苏东坡推重佩服他说：“真是铁汉啊！”后来他虽被召回，终究不能安然留在朝廷，屡次被贬斥，直到死去；死后两年，宋朝遭遇金人的灾难。唉，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想来当时的君主和宰相并非不知道先生是贤人，只是害怕、忌惮他，认为他会阻碍自己的作为，妨碍自己的享乐罢了。他们心中本来盘算说：“天下正处于全盛时期，即使垂衣拱手也可以治理，哪里用得着那些迂腐儒生呢？” 于是君主自以为圣明，臣下自以为贤能，逐渐酿成祸变，终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所谓享乐，最终又得到什么呢？而先生的道德却在后世显明了。南安旧日曾在寓贤祠祭祀先生，宝界院却没有听说有祭祀。成化戊戌年，东海张汝弼来任太守，闲暇时考察图志，发现了这件事，叹息说：“先贤的故居，难道可以废弃吗？”恰好寺院右边的廊楼毁坏拆除，便重新建造；当时聂都山百姓献出一根梓木，长九丈，直径三尺，是数百年前的旧物。冥冥之中似有安排，众人都惊异不已。楼建成后，题名为“铁汉”，大概先生此前没有专祠，现在才有了专祠，于是派人来请我写记。唉，我哪里足以了解先生呢？但我私下认为，名闻天下的贤人，其道德有三点：一是内外相合，二是患难中始终如一，三是把生死看得齐平；这大概是常态和变故、始终和终极的极致。如果志在担当艰难，却有惭愧推辞的话，这叫欺骗。先生忠孝正直，言语行为一致，从来没有声色货利的嗜好，因此献身尽忠、效力职守，我无愧于心。内外不能相合，坚持议论时从容，临难时却失措，这叫虚妄。先生遭遇惇祐之际三次贬谪，官职一再迁往恶地；遇到京城之事又接连被贬出，却从没有产生侥幸之望。患难难道有两样吗？在生死危急逼迫之时，拘谨怯弱的人或许会害怕；先生面对豪强判决的到来、囚车的征召，却以笑谈处之，难道不是把生死看得一样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完全具备这种道义而立身于世，不是极其刚强的人不能做到。苏东坡的话，难道会欺骗我吗？又听说先生曾向温公求学，温公教导他要诚实，并且命令他不要妄言；他回去后经过七年反复修炼，才达到要求。这样看来，先生之所以树立得卓然不群，是因为诚意发于内而显于外，也使后来想学习先生的人有了依据。这里的士人应当借着太守的表彰，学习先生所学；将来入朝，职位稍低时就以先生为老师，职位很高时就让先生的道德成为自己的准则。张岳 《镇海楼记》《镇海楼记》广东是濒海之地，它的会城旧治所在番禺，自汉代以来就号称都会。我朝君临天下，疆域遍及万里，凭借岭南和大海作为金城汤池；这个地方实际上隐然承担着锁钥般的重要责任。城内北面有座山叫越秀山，拔地而起二十多丈。国初天兵南下，各郡既已听命接受约束，守将永嘉朱侯朱亮祖开始建造五层楼阁，使它高冠山顶，命名为镇海楼。楼建成后，会城的形势更加壮伟。后来楼渐渐倾圮，成化年间总督都御史襄毅韩公命有关官署修缮完好。楼又被大火烧毁，急忙筹划重建，但因为费用巨大、工程艰难，主张和反对迟迟不能决定，拖延了多年。嘉靖甲辰年，提督尚书蔡公蔡经、巡按御史陈君陈储秀综合各方意见，拨出国库银二千二百余两，作为木料、石料、砖瓦、丹漆和雇工的费用，并选用能干的官吏负责督察工程。第二年乙巳闰月开工。后来蔡公离任，由我来代替他；陈君离任，由御史杨君杨以诚代替他。又过一年，到丁未年正月初一，工程宣布完工。规制同旧楼相同，但宏大雄伟、壮丽程度超过旧楼。楼前建亭，名为仰高；左右两端跨街建华表，左边叫驾鳌，右边叫飞蜃，这些都是旧楼没有的。镇海楼还没有建成时，环海一带数百万户人家都抬头叹息，好像失去了可以依靠的东西。等到楼建成，重重屋檐、飞翘楼阁高出云霄，面向北方城门；群山向内拱卫，大海浩瀚无边，就像秃头的人戴上帽子、瘫痪的人重新站起。凡是海疆的形势和精神，难道有不迅速张扬、聚集奔赴这座楼的吗？从前我太祖皇帝在丙午、丁未年，命大将率军北伐；同一年又派偏师巡行岭外，于是天下汇合于一楼之下。镇海楼便在这时开始建造。历代圣主相继承统，休明功烈延续到当今皇上；考察古制而重振光辉，礼仪文教灿然。镇海楼毁坏后重新兴建，又恰好处在这个时代。大概北斗斗柄的开端贯穿营室、织女，指向牵牛星的起点，这正是越地所分属的星次；它的日干为丙丁，地支为午未，方位星宿属于朱雀之精，是文明的象征。各种气数汇合，足以得到验证。此楼建成，难道只是要在一地显示形胜吗？实在是为了彰显我国家统一、休明昌盛的伟业，明白地显示国家根本和百姓本源，把这种得意昭示于无穷后世。《尚书》称颂有虞氏的治理说：“帝王的光辉照耀天下，直到海边高台，万国的百姓和贤者都共同成为帝王的臣子。” 也一定会因此而成为盛事。在那个时候，阳明之德光明显耀，即使远在海边的人，作为臣子的也无不安静恭敬、同心一意地敬奉皇上的恩德，没有一丝阴暗混浊的东西遮蔽其中。君臣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如今在岭外任职、靠俸禄生活的官吏，车马冠盖彼此相接。登上高处纵目远望，难道能独自没有作为皇帝臣子的感慨吗？如果只贪图眼前的安逸，却忽略长远的谋划；局限于一地，不知道治政的要领和治理人民的根本，这种人只是追逐俸禄的臣子，不是体察国家大事的人。除去门户之内的私见，专心观察事物消长的根源；不因地处偏远而放纵自己，不因身居官位而自我限制；一饮一食、一举一动，没有一个念头不属于君父。对于治政的要领、教化风俗的根本，都要尽力寻找办法去实行，又加以扩充推广，持之以恒，精纯明白，早晚都不懈怠。这样或许就能达到古人所谓贤能之士的境界，那么无论上下俯仰，这座楼难道不能因此增光而无愧吗？所以写下这些话，告诫后来的君子。◆名胜古迹 秦王诚泳 梁寅 曾鹤龄 周伯殷 ○秦王诚泳 《杨家城记》△《杨家城记》

译据郡志记载，前元时期，曾有人在京师说，有一位朝士家中看见一本杂书，书中记载阳甲城的说法，说：“阳气产生于子时，而上天从甲日开始显现。汉朝拥有天下，正是一代王朝开天辟地的开始；阳台建成，是为了祈求福禄绵延不绝。看它的宫殿名叫未央，就可以明白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然而照它所说，阳甲这个名称汉代已经有了，为什么传记中竟没有一句提到它？况且阳甲是殷王的名字，汉朝本来不应当用古代帝王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城。宋次道的《长安志》也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只说隋朝迁都到龙首川，这座城于是废弃，民间称为“杨广城”。这个说法是对的。直到现在，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于是又称为“杨家城”；但它实际上就是汉代的长安城。○梁寅 《河源记》△《河源记》古今关于黄河源头的说法不同。《禹贡》说：“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但没有追究到它的源头。汉代张骞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自于阗，一个出自葱岭。”唐代薛元鼎说：“在昆仑山找到了黄河源头。”这些大概都是传闻。《山海经》说，昆仑山的水有赤、黄、黑、青等颜色，因方位不同而各异。《穆天子传》说，杨纡山是河伯居住的地方，是黄河的宗源。佛经说，阿耨达山有大渊水，就是昆仑山。这些山名往往不同，有的可能是古今名称变易，有的是蕃汉两地称呼不同，不然就是记载者的妄说。按潘侍读昂霄《河源志》所记：本朝考察黄河源头，大概是亲眼看见的，不是传闻。太祖曾经征讨西夏，经过沙陀，九次渡过黄河。这九次渡河的地方，在昆仑山西南。宪宗命皇弟旭烈征讨西域，共六年，拓地四万里，黄河源头已在其境内。至元庚辰年，世祖命臣下都实前往西域，准备在那里筑城，以便沟通贸易。从河州出发走五千里，到达黄河源头。回来后，绘制城郭位置上报。皇帝很高兴，任命他为吐蕃都元帅，带领工匠和役夫前往，又让他的弟弟阔阔出骑马奏报。大臣们阻止了这件事。第二年返回时，他说，黄河源头在吐者西部边境，有一百多个泉眼，地方方圆七八十里，低湿泥泞，人迹难以到达。泉眼无法靠近观看，只能登上旁边的山岭，向下俯视泉眼，一个个清楚得像排列的星星。然而那里原来的名称叫火敦恼儿。“火敦”用汉语说就是星宿，“恼儿”就是海。星宿海的水汇合后向东流，汇成两个湖泽，又重新合流，这才称为黄河。但水仍然清澈，可以涉渡；黄河分成九股，就是所谓九渡。河面宽五到七里，下面又重新汇流，越向远处水越浑浊。当地人抱着皮囊骑马渡河。聚落所在的地方，大多把木头编成船来渡人，外面缀以毛皮，里面只能容纳两个人。再向东，两山夹束，河面宽约一二里，有的只有半里，深度无法测量。昆仑山腹部和山顶全是积雪，盛夏也不融化。黄河从它南面经过，距离山麓只有五六十里。再向南是通往四方的冲要之地，盗贼很多，常常驻兵镇守。昆仑山以西人口稀少，多居住在山中。南面的山十分险峻，野兽有旄牛、野马、狼、抱獂、羊之类。向东山势更加险峻，地势逐渐降低，河岸越来越狭，有的地方狐狸都能跳过去。黄河到了贵德州才开始有官府治理。经过积石山流到河州后，向东北流经兰州、鸣沙州、应吉里州，转而向正东流。从星宿海到汉地，黄河两岸有许多小水流汇入。沿途山上有的长草，有的全是岩石，到了积石山才开始林木茂盛。世人说黄河又有曲折，而那个地方确实有两处转折。《云汉书》说：“葱岭河流到蒲昌海，水潜流而出，在临洮出现。”现在洮水从南面流下，并不是蒲昌海的水；当地人说于阗、葱岭的水向下流散到沙漠中，那么水潜流的说法确实可信。然而它从哪里重新涌出，就不知道了。又有人说黄河与天相通，又说昆仑山距离嵩高山五万里，阆风、玄圃积聚着美玉，是仙人居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妄说。世人多说黄河出自昆仑山，大概是从积石山向上远望，久而久之便以为源头在那里。○曾鹤龄 《祭祀神农陵记》△《祭祀神农陵记》神农氏教百姓耕种庄稼，祭祀以求医药，开创了世世代代衣食相互滋养的根源，所以后世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都要祭祀他；新即位的皇帝还要专门告祭，以表示不忘根本。今年今上即位，特意派我曾鹤龄携带香、币和祝文，寻找他的陵墓，举行祭告之礼。陵墓在衡州酃县，酃县偏僻幽深，像獠□一样。因此我们从衡州舍船登岸，翻越险峻的山坡，渡过深沟，住了五夜才到达；到达后又住了三夜才将要举行祭礼。事情全都按照仪式进行，奠酒献礼十分虔诚，充分表达了皇上亲自派遣我们的心意。事情办完后，才像放下了沉重负担一样；但仍不敢轻慢，于是曲折缓步走到山麓，看见一面石壁，高约二寻，宽约为它的一半，正面直立。有人指着它说是墓门。再向上走了一点，有两株杉树，一株茂盛，一株枯萎；树身大到数十围，高得无法计量，根和节坚硬如铁石。有人认为是异人所栽种的，没有人敢砍伐。杉树下面有坛，坛下有墠，大概原来就有，近来又重新修置过；有人能说出重修的缘由，但我没有详细听到。至于问陵墓的起止位置，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退回坐在公馆里，取出县里的制度文书查阅，文书也残缺散佚，没有记载。于是向酃县学中的诸生询问，有一人上前回答说：“听长老们说，宋太祖寻求应当祭祀的帝王陵墓，唯独神农氏的陵墓找不到。有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神人，头戴斗笠，手持两团火，诉说自己没有享受血食。醒来后他询问群臣，群臣都说：‘这不是炎帝吗？’ “火属于南方，应当到南方去寻找。”于是派使者到长沙一带寻找，没有找到，准备返回时，遇见一个老人把他引到一处并指示说：“这就是炎帝的坟墓。”说完忽然不见了。使者回去报告，宋太祖便派人祭祀它，于是成为旧有的典制。唉，这件事也近于荒诞。然而，殷高宗梦见傅说，于是任用他为贤能的辅弼；孔子梦见周公，最终阐明周公之道来教导万世。由此看来，宋太祖的事情，也是精神有所追求却没有找到；如今如果依循旧典，竭尽诚意来祭享，难道还会有得不到回应的吗？所以我保存这个传说，告诫后来祭祀的人，应当竭尽诚意罢了。至于这是不是神农陵墓，即使暂且放下不辨也可以。○周伯殷 《龙门洞记》△《龙门洞记》

译龙门洞在长阳县城南一里，清江北岸。同一条水流向北注入江中，两岸夹峙入天，陡峭高耸达千仞。只有白昼才见得到阳光；从江边提起衣裳，踏着水向前走，走了几百步才到洞口。瀑布从崖顶飞流而下，气势像悬挂的白绢，声音如震雷。经过五道坎才到平地，每道坎高十几仞，下面积水成为深潭。第五道坎下就是深潭，幽暗深邃无法测量，形状像卢奴。两岸有许多嵌入山岩的地方，民间传说是蜦虫的巢穴。怪石层层叠叠，乳状水滴纷纷落下，凝结成钟乳石。下面全是白石，晶莹洁净，清凉之气扑面而来，如同冰窖。有奇异的草附着崖壁生长，鲜翠盘曲，像画一样。芝象有鱼，没有鳞，有四只脚，善于攀登树木，以树叶为食。两岸山巅都是极高的绝壁，高大树木遮天蔽日，人迹无法到达。那里有很多乌鸦、老虎、兔子、花豹、雄貘、刺豪、羚羊、人熊、巨蛇和毒蟒。有一种鸟，四只脚像狐狸，两只翅膀像蝙蝠，黄色和紫色的细毛，沿着山崖向上爬，然后展开翅膀飞下来，叫作飞生。又有一种怪鸱，头如狸，长着肉角，把断箬折成方形衔在嘴里，呱呱叫，名叫负皮，遇到它就会有凶事。宣德六年夏五月，大旱，县令赵铨、教谕简载、训导周岳和我一起进入洞中祈雨。道士王愈把符沉入潭中，云气便从岩洞中冒出，拂过岩边的树枝向上升到崖顶，随即大雨倾注。仰头看去，日光仍然明亮耀眼，像平时一样，我们便冒雨走出山洞。等到登上船时，云气已经充满山谷，天地因此昏暗。大雨连续下了几天才停止，田地已经得到充分灌溉，枯槁的禾苗蓬勃生长，当年因此获得大丰收。唉！荒僻的岩石、险绝的深谷、幽深的山谷和黑暗的深潭，一祈祷就能得到回应，竟能降下甘霖，救治旱灾，使百姓万物都得到恩惠，大概是神龙潜藏在那里吧。天下名山大川列入祭祀典籍的何其多，而能像这样灵验的，又有几个呢？所以我拿起笔，写下来告诫后来到这里任职游历的人。◆御赐 杨士奇 杨溥 ○杨士奇 《御赐印章记》△《御赐印章记》仁宗皇帝赐给我两方印章，其中一方用白金铸成，方一寸，印文是“绳愆紏谬”。仁宗即位之初，召少傅臣蹇义、少保臣杨士奇到思善门，告诉我们说：“你们二人从我监国时起，对我的辅佐帮助就很深厚。现在我不能薄待你们。但我如果有错误的举措，而你们一时不能当面见我，可以把理由详细写出，用这方印封好送进来。”于是赐给蹇义和我各一方印章，并且各赐小幅素绢一百张，让我们写下要说的话，这足见他向臣下迫切求益的心情。后来又召蹇义和我，各赐象牙图书印一方。我得到的是“杨贞一”印，都有玺书，大概是考虑到我们曾经出过微薄的力量。宣宗皇帝赐给我两方方寸银印，其中一方印文是“贞一古士”，是取先帝所赐“贞一”印中的两个字，赐给我作为称号。另一方印文是“清方贞靖”。当时他看着“贞一”印，回头对我说：“这是先帝对你的透彻了解。不过我知道你也不是浅薄之人。”他指着“清方贞靖”对我说：“这正是你所具有的品德，也是我一向了解的。”于是把它赐给我，又告诫我说：“士奇一定要把辅佐先帝的方式用来辅佐我。”我叩头回答说：“不敢不竭尽愚诚。” 我拜谢接受御赐之后，大家都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际遇，是极其稀有的厚恩。仁宗最初赐给我和杨荣二人“绳愆紏谬”印，过了几天又赐给夏原吉一方。我冒昧进言说：“我和杨荣、金幼孜实际上担任相同的职务，如今赐印没有包括他们二人，希望皇上的恩典能够一视同仁。”我把这话说了再三，于是皇帝也赐给杨荣、金幼孜同样的印章。到宣宗赐“清方贞靖”印时，蹇义、杨荣、胡濙也都得到赐印，只是印文分别根据各人的情况而不同。唉，仁宗求取臣下补益的诚意如此恳切，又不忘记臣下微小的功劳；宣宗不改变父皇任用的大臣，反而加厚褒奖宠信。这两位圣主，真是古今少见，如今已经远去了。我孱弱愚劣，终究不能报效万分之一，只能捧着遗赐长久悲痛，所以恭谨地记下此事，留给子孙，使他们珍藏传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杨溥 《御赐承恩堂记》△《御赐承恩堂记》皇上继承帝位，嘉念天下百姓，希望达到和乐太平，任用年高德厚的老臣来治理教化，少师、吏部尚书蹇公正是其中的首要人物。宣德七年秋，皇帝诏令有关官署说：“我有辅政大臣，自先朝以来就以德望著称，到今天对我的启发辅导尤其多。我处理各种政务要向他咨询，考察各级官员也要向他询问。他能使事情合宜协调，实在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想更新他的住宅，以符合我优礼大臣的心意。你们把图样画好进呈。”有关官署第二天把图样呈上来，皇帝认为不合意；第二天又重新画图进呈，仍然不合意。皇帝于是亲自规划，交给有关官署执行。于是他们在都城东南择地，位置向阳，土地坚实；在市场上选择材料，木材优良，石料坚固，陶砖坚实。又选择吉日，聚集工匠一同开工，削平高处，填实低洼；拉直墨线，收紧版筑，修筑四周的围墙。接着建造正堂，在两侧配建房屋；开辟道路，重重设置门扇；铺砖、砌地、涂饰、粉刷。不满一个月就告成了。祭祀先祖有庙，接待宾客有馆，厨房有厨，取水有井，还有库房和马厩，用来储藏物资、饲养牲畜。房屋高大华美，各种用具一应俱全。皇帝又命大臣设宴庆贺落成，菜肴果品和酒醴全都由太官供应。蹇公对翰林学士杨溥说：“从前晋国献文子建成房屋，大夫们前去祝贺，当时善于颂扬和祈祷的人受到君子的称许。你为什么不对我说几句呢？”杨溥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于是斟酒祝颂说：“愿上天保佑国家，确实把贤哲之臣选拔赐给国家，使国政平和通达，又赐给他长寿。愿他像周朝的毕公一样，在文王、武王时期登记功勋，辅佐成王，辅佐康王，使周室永远光耀。”蹇公历事四朝，进位师保，享有高寿，辅佐圣明天子，大大兴隆太平盛世。杨溥在这里向国家表示祝贺。又斟酒祝颂说：“在政治昌盛的时代，恩惠归于有德之人；君子享有很多福禄，百姓也都享受他的快乐。因此皇上赐给他众多马匹，白天一天之内三次接见他。这正是康侯那样的贤臣。我在这里替天下百姓向您祝贺。”又斟酒祝颂说：“善有善报，其中以对百姓有德的人最为显著。古代名臣辅佐君主使政治清明，功业真实、德行确切，声名通达神明，自身享有光荣，恩泽流传子孙，与国家一同长久。《诗经》说：‘正因为拥有它，所以能够继承它。’我在这里替公向您祝贺。”蹇公斟酒回敬说：“圣明天子的恩典深厚，不敢忘记。您也可以称得上善于祝颂的人了。”于是恭谨地把堂命名为“承恩堂”，请我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学校 颜木 王慎中 邹元标 顾宪成 邓原岳 雷思霈 李杜 ○颜木 《六经阁记》△《六经阁记》

译从前谈论治道，不必借助语言。所谓语言，是在有所缺失之后才用来宣明的。身体和谐健康，就不必谈医药；安逸舒适，就不必谈休息；温暖，就不必谈衣服；吃饱，就不必谈食物。譬如遭受饥寒疾病痛苦，就会有需要说明的事情。孔子说：“上天说过什么呢？上天没有缺失，所以不说话。”这就是上天之所以广大深厚的地方啊！因此，对事物的先机昏昧不明，就要用语言说明；白天还昏暗于道理，就要用语言说明；被情感阻滞，就要用语言说明；纲纪混乱，就要用语言说明；法度违背，就要用语言说明；节制失去和谐，也要用语言说明。能够乐于道而自足。圣人如果本来可以不说话，六经又何必产生呢？所以后世贤者说上千句话，也抵不上古代圣人一幅图画。这难道是把治道看作有精粗之分，而不以言辞的繁简作为标准吗？因此，语言越少，社会就越朴实；语言越繁多，社会就越浮薄。这并不是语言本身的过错，而是因为道有显明和晦暗的不同。由此看来，语言并不是圣人愿意说而说的；六经也不是圣人愿意留下而留下的。圣人不得已才有语言，后世又何必纷纷产生那么多议论呢？我为亳人建阁收藏六经，不希望他们只从语言文字上求取道理。因此写下这篇不得已而说的话。王慎中 《泉州府学明伦堂记》《泉州府学明伦堂记》尧、舜居于上位时，设置五伦教化，使百姓在获得温饱之后受到振作教导，从而免除沦为禽兽的祸患。夏、商、周三代都沿用这一做法来建立学校，为学校设置官员和教师，修建宫室，辨明时令与事务，制定条文法令，使之极为完备而达到极盛。可是孟轲独自懂得其中的宗旨，说：“这是用来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百姓不能被教导到明白事理，即使是尧、舜也仍以此为忧患。至于那些聪明、强健、敏捷而有才智的人，更是卓然特出于众人之中。他们的才能一旦成就，足以履行天地人三才之道；但如果有所过失，也会达到败坏德行、惊动世人的地步。他们的智慧达到极致，足以察知万物的道理；但如果受到蒙蔽，就必然创立邪说来欺骗百姓。先王选取这样的人，命名为“士”，并在学校中教育他们。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其中有些内容是可以说清楚的：用缟、收、端、哻、鞞、绅、綦、偪等服饰来装束身体，而以禓、袭以及衣带委曲下垂等穿戴为合宜；以琮、琪、琚、瑀等佩玉，以及齐、夏、和、鸾的声节为礼乐规范，而以行步、趋走和周旋转折为仪态法度；用豆、笾、簠、簋、钟、鼓、管、弦作为器具，而以酬酢、抟付等作为仪容；以典、谟、雅、颂以及射、御、书、数作为学习的文业，而以吟咏歌唱、讲说诵读作为日常功课。人的耳目足以尽情观看、充分听闻，口和手足足以任意发言、自由行动。然而，用来加以防范约束并启发开导他们的方法，所涉及的事务竟如此详备，所包含的事物竟如此广博。至于之所以能做到这样详备而广博，其外在的轨迹可以遵守，而其中的精妙却不是徒然造作便能做到的。它的形迹可以命名，但它的精微却无法用语言说明。它与天相通，叫作命；从命中流出，叫作性。在看不见、听不见的境界中凝聚精神，在无声无臭的状态中默默变化。外在形体和器物都消失了，思虑也无所着落；日有所变、月有所新，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至于所谓父子、君臣、长幼、夫妇、朋友，反而显得疏远而无人治理，简略而不切实际。孔子在洙水、泗水之滨讲学，阐述圣人之道来完善人的品德；对于后来学习的人，能够听到的是文章，平日所讲的是《诗》《书》和礼仪；那些不能随便对人讲、要留待中等才智以上者领会的道理，清楚地见于《鲁论》所记载的颜回、曾参、冉耕、闵损等人的问答。不过，其中很少涉及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只有游夏二人曾以孝道发问而已。先生造就士人、孔子教导人的内容，能够明说的就是这些。这样看来，哪里能说这是为了明白人伦呢？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学习这种教育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教，于是有人领会其中高深的一面，把它发挥成关于性命的学说，却不明白它是人伦的根本；先王之道即使高深，也必须出于人伦，若离开人伦，便是异端，而不是性命之学。有人拘守其中浅近的一面，以为它能够贯通万事万物，却不察觉它是人伦的作用；先王之道即使浅近，也不能外在人伦之外。这就是所谓旁门技艺，而不是万事万物的正道。德行不能统一，风俗各不相同，难道只是求学的人失去了体用吗？以子贡这样的贤者来说，在没有觉悟时，尚且想寄托于侍奉君主、侍奉父母来寻求休息，难道不会对求道求学的劳倦感到稍稍歇息吗？他不知道自己所学的，正是为了学习怎样处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关系。《大学》的道理，最终落实在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家、国、天下本来就不是蛮貃之邦、鸟兽之群。其间必定有人存在，不称为君臣，就称为父子；不称为夫妇，就称为长幼、朋友。人有心智、志意的精微，主宰于内；又有耳目、手足的活动，施行于外。不是表现为君臣关系，就是表现为父子关系；不是表现为夫妇关系，就是表现为长幼、朋友关系。先王的教育，使人凝聚精神、默默变化，使心智志意完善内在品德；又为人设置文采，备办容仪器物，制定尺度等级，使人有所防禁和启发，谨慎约束耳目手足，使外在行为完善。与性命相通的道理，落实在事物上；从事物中产生的道理，又符合性命。关于事物和性命的学习，贯通于人伦。所以在家庭中，父子亲爱，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在国家和天下中，君臣合乎义，朋友守信用。因此，即使没有一命之爵、没有尺土之地位，人的本性也能够充分完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各种偏邪的行为和学说就无从产生，百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再也没有震惊、欺诬、迷惑的忧患。对于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百姓即使不能完全明白，也能坦然依循而行，这就是百姓亲近人伦的原因；亲近人伦却不能明白它，是百姓处于下位的原因；使百姓明白人伦并且亲近人伦，是士人居于上位的原因。泉州府设立学校，是国家建立的教育制度，由天子下令实行，这件事由来已久。泉州士人的聪明强敏、能够自我成就才智而显名于世者，往往由此学校培养出来，但还没有真正得到这种教育的根本。郡守俞公治理政事，喜欢用德教抚养安定百姓，奉养老人，教训子弟；他对德行不一、风俗不同的问题深切忧虑，认为士人对此负有责任，又不因他们鄙陋而认为不值得进取，并且知道泉州百姓已经可以信任和任用。于是他和僚属商议谋划，拆除旧明伦堂而重新建造，用来让士人在这里讲习，并把记文的任务交给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我认为古代建立教育制度，所设置的具体措施确实完备；然而使它能够长久施行的，都是贤能的卿大夫。他们凭借平素研习的学问和已经养成的德行，倡导、引领并鼓舞士人，对于教化百姓、培养人才尤其容易。何况俞侯贤能，专门承担长久治理的责任；如今这座堂建成，正赶上政事有成、百姓信服的时候，士人受到激励、在此时发愤求学的，应当更加多，都应当想着舍弃旧习，听从俞侯的作为。虽然今世距古代遥远，过去用来防禁、启发人的具体措施很难一一追及古代，但心智志意的精微，只要向内求取，就没有得不到的；内在得到以后，也没有不能施行于外的。学习它就成为士人，不学习就只是百姓；上下的区别，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工程开始于壬寅七月巳巳，结束于十二月庚寅。费用取自官库盈余，工程规模很大，却没有增加百姓负担，施工也没有超过期限，这些同样值得记载。俞侯名咨伯，是平湖人，由工部郎中出任现职。

译○邹元标 《太平府重修儒学记》△《太平府重修儒学记》高皇帝廓清乾坤，承受上天深厚的福佑，开始奠定太平的根基。各郡的税粮、钱谷、甲兵、疆域、地势虽然与其他郡略有不同，但风俗淳厚。圣明善政首先到达这里，如果拿汉代的情形来比，就是三辅那样的辅弼之地。郡中原来有学校，是青田刘公创建的，制度颇为完善。后来又开凿池塘、修桥，使地气宣泄，规划更加宏大；但年代久了，也不免稍有倾圮。刺史陈公以名臣给谏的身份出任此地太守，到任后拜谒孔庙，观察各处形势，慨然想恢复旧制，但苦于力量不足。过了很久，他在地窖中得到若干金钱，便拿出来修治城墙；城墙完工后，又把剩余的钱用来修治学校。填平池塘和低洼处，使左边隆起、右边低伏，后面开阔，前面舒展；庙宇廊庑整齐，斋舍楼阁高大。当地士人歌咏游览，都说：“这是陈公的功劳。”陈公想要诏告众人十余篇文章来赞扬此事，因我一向浅陋，却曾经留心研究儒学先贤的糟粕，于是派教官刘廷绶来请我写记。我想，孔子是至圣，取法文王、武王，遵循周代的教训，为什么总是反复称述而不停止？大概是因为忠厚和文饰都要采用，周家的治道和法度最为完备盛大，所以即使是圣人孔子，也不能舍弃周朝而另求别途。我们这些人生在盛世，受到圣人教化的涵养已经很久，太平府又是圣祖兴王的都城，我何必援引古代义理，提出浅陋的议论来互相夸耀呢？我曾经想过，我们的圣祖在停止战争、收起弓箭之后，立即用六条训谕教导百姓：一是孝，二是敬，三是睦，四是训导后代，五是安于本业，六是不要妄为。这难道不是伟大的皇帝谋略，与古代圣贤所说的达道、九经、三物相互辉映吗？即使如此，普遍的道理有五项，而实行它们的根本只有一个。圣祖的训谕深沉丰富而尚未充分阐发，直到肃皇帝才阐明“敬一”的训诫，把它揭示在学校中，实际上与六条训谕内外相应。因为人心奔驰放荡，即使六匹骏马也难以驾驭；保持敬意就能安定，安定就能专一，专一以后，面对父母自然孝顺，面对长辈自然恭敬，面对邻里自然和睦，而训导后代、安于本业，也无不是用“专一”来贯通。就像网附着于纲、珍珠贯穿在绳上一样，一切都有条理，并不是一件件强行造成的。随着道德教化逐渐熏陶，博学的大儒不断出现。河东学派主张复性，新会学派崇尚自然，新建学派以致良知为宗旨；而我则主张在居敬和穷理上专一。虽然入门有顿悟、渐修的不同，但总的都是为了体味道的精华，对上不辜负历代圣人培育人才的教化，远则可以追溯到六经、《论语》《孟子》的传承。如今这些贤人并列在两廊，我曾恭敬诵读今上将他们从祀的诏书，说：“操守修养和经世济民，都是实学。”这难道不是向人指示求学的目标吗？可是世上的学者仍然只重视操守践履，把性命之学看作虚幻荒诞；谈论性命的，又把伦理纲常视为多余；各自坚持一端，争论不休而不能相合。归根到底，他们都不知道圣人的道理，正如天地一样广大，无物不包含，也没有任何一物能够成为遮蔽太虚的障碍。只是心意一动，便昏昧了。如果拘拘地认为那一边是对、这一边是错，又怎么知道虚假的所得之中没有真正的失去呢？认为那一边正确、这一边错误，又怎么知道虚假的正确之中没有真正的错误呢？诸位士人在这里弦歌诵读，应当思考祖宗六条训谕的教导、敬一的宗旨和先儒未竟的学术传绪，使心志顺其自然，不为意念所扰，尊重大明的学术，以辅助我们国家宏大美好的福运延续亿万年，难道不是很好吗？如果说我的话没有什么高深议论，便把它看作无足轻重，那么孔子不必遵循周代、取法文武的话也就成了空谈。进入孔子的殿堂，却背离孔子的教训，这就叫异端之学。异端之学有高皇帝的法令在，我哪里敢做呢？陈公名璧，是莆田人，丁丑年进士，□追循良；这次兴办学校，是他的重大政绩。○顾宪成 《长治县改建学宫记》△《长治县改建学宫记》

译从前我们的夫子忧虑道理不能明白、不能施行，慨然叹息说：“聪明的人做得过头，愚笨的人却达不到；贤能的人做得过头，不肖的人却达不到。”我私下认为，这两句话已经说尽了学术变化的情形。流传下去没有停止，后来又更加严重了。为什么呢？把它称为“过头”，显然就同“不及”分成两条道路；把它称为“不及”，显然也就同“过头”分成两条道路。这样一来，知与愚、贤与不肖被判然分成两类。有人在这里，夸耀自己的聪明，径直跳到圣人所不知道的地方，却用普通男女都知道的道理来衡量他，他仍然昏昧不明；凭借自己的意气，径直跨到圣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却用普通男女都能做到的事情来衡量他，他仍然退缩不前。若说他是过头，似乎又庸陋粗疏、放荡脱略；若说他是不及，却又有超越、轻忽、凌驾之态，因而又像是过头。这样一来，知、愚、贤、不肖反而混合成一体。知、愚、贤、不肖分为两类，错误明显而容易辨别；所以在他过头时，我们可以裁正他，在他不及的时候，我们可以振作他。问题如果在气质上，还可以说得清楚。知、愚、贤、不肖混合成一体，错误细微而难以辨别；所以想裁正他的过头，他却可能安然处在庸众之下；想振作他的不足，他却可能傲然高踞在圣人之上。问题已经深入心髓，无法用语言说清。不只是这样，追究他们超忽凌顿的一面，已经足以显出奇异而自我标榜；他们庸陋粗疏、放荡脱略的一面，又足以迎合世俗而使自己便利。人们蒙受他的放纵，有人蒙受他的利益，道路因而没有一定；人们蒙受他的祸害，仓促之间也无法指出其名目。有人想一味承受他的利益，终身胶着其中不能解脱，我也没有办法了。从前夫子一再思念狂者，一再思念狷者，一再思念有恒者，甚至说古人有三种毛病，今天或许连这种毛病也没有了。唉！夫子并不是喜欢有毛病而厌恶没有毛病，而是说有毛病还停留在“有毛病”的层次，人的真实心性仍然存在；没有毛病却超过了有毛病的说法，人的真实心性已经完全消失了。这又是夫子深深忧虑的地方。长治县令怀白，周公来镇守我所在的地方，正逢县里改建学宫，嘱托我写记。我询问改建的缘由，周公说：“潞地古代是上党郡，国初仍沿用前代建制称潞州，嘉靖初年升为府，设置县学仍旧。过了一代以后，地方人文相当兴盛，于是商议分设县学，把府学的一角划出来作为县学，后来人文便不如从前。议论的人把责任归咎于分割旧有根基、损坏文风，后来大家都议论修补。只有高陵刘公来镇守此地，首先提出改建的建议，在藩王封地的右边、府库的空隙处选择土地，又扩展民居，制定规制，向上级请示。上级众人答复说：‘可以。’后来又有孙公、曾公接任，共同完成了这件事。从今以后，希望地方人文能够兴盛起来，冒昧请求您给予帮助。我辞谢说：‘我顾宪成浅陋，哪里懂得人文？偶然读到《晋乘》，其中说这个地方素来以淳朴著称，我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忘掉它的淳朴罢了。’周公说：‘这样就足够了吗？’我说：‘足够了。’淳朴，就是人的真实本心。内在没有安排造作、没有掺杂混合，外在没有预先谋划、没有矫揉粉饰，这就是真实。因此，任凭本心前往，任凭本心归来，优点缺点、长处短处都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不欺瞒暗室，便可以建立根本。这样，有了过错，自己和别人都知道它确实是过错，就能承受损失；有了不足，自己和别人都知道它确实是不足，就能接受补益，便可以进入德行。这样，修养自己家里，一家人就会信服；修养一个乡里，一个乡里就会信服；修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会信服；推广到天下，天下就会信服，便可以发挥实际作用。为什么呢？只是因为真实。若不是这样，即使才能像管仲、晏婴，智慧像张良、陈平，办事能力像张仪、苏秦，文辞像司马迁、班固，也不过是枝末而已。更严重的还会反过来借助盗寇、资助盗贼，成为世人的讥笑和耻辱，那又有什么用呢？”周公说：“您的话说得好啊！这是用淳朴来发扬人性。请允许我接受并记录下来，用来告诫我们众多士人，使他们也有所反省。”于是大家一同退下，返回内心，努力不失去本来的面目；进一步又以圣人之道作为裁判标准，求得达到最高境界，而不习惯于偏执浅陋。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城，确实很需要这种帮助，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辞谢说：“确实如此。夫子希望有恒，便有了有恒的人；希望有狂者、狷者，便有了狂者、狷者；希望有中行之士，便有了中行之士。我们的道确实很需要这种帮助，又何必忧虑道理不能明白、不能施行呢？”谨慎记下这些话，以待后人。刘公名复初，孙公名鋐，是崇阳人；曾公名皋，是庐陵人；王公名浩，是临邑人。同办此事的有：郡佐童世彦、李德、王爱、焦思忠、王致中；县令李仙品，与刘公是同乡，同谋此事；李献明、阎溥；县丞吴承宗，主簿艾有騋、杨善；典史马李章；署理教谕张一翰，训导王三重；督工的乡老申志皋、路仁等，都是竭尽力量从旁协助的人，按例可以附记于此。○邓原岳 《路南州新建儒学记》△《路南州新建儒学记》

译高皇帝平定滇南时，确实是以重兵压境。当时草创未定，无暇顾及其他，只讲求马上的武功，叛乱祸患时常发生，没有一年不劳烦王师。治理安排大体确定以后，才开始谋划长久安定的办法。郡县如棋子般设置，渐渐以礼乐祭祀取代刀兵战争。时间久了，滇地于是更加安定，文教风气也开始振兴。梳着椎髻的百姓，大都穿戴冠帽衣裳，选拔其中贤能者加以宾礼、推荐，一概视同中原人，文德教化已经远远显现出来了。路南原来隶属澄江，成化年间才开始改设流官；地方极其偏僻，十分之九的人依山林竹丛而居，忧困而不知道学习。其间聪颖的人稍微通晓章句，取得博士名籍的往往寄居在其他学校。后来这样的人渐渐增多，但道路经过路南还要跋山涉水，读书人以此为苦。而山谷竹林中的百姓竟然连衣冠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这又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教化越过来的人披散着头发，看见章甫之冠仍把它当作无用之物；即使把他们引入大城市，看到从容的文物礼仪，也只会红着脸奔走罢了。万历丙申年，钟应麟来任此地长官，向三位乡老谋划此事，他们都认为建学校很便利，于是上报建议。于是学使者两台上疏请求朝廷，得到批准。到了辛丑年完工，我有幸接受竣工之事。所创建的建筑有：大成殿、明伦堂，都是五楹；尊经阁、敬一箴碑亭、启圣祠、文昌祠、乡贤祠、名宦祠，都是三楹。泮水、戟门、斋舍、衙署廊庑无不齐备，蔚然成为宏大壮丽的景观。如今的守史君载德，有幸对我说：“这些都是诸位大夫承受恩宠、借助我来宣告事情完成的成果，希望您为我刻石记载。”古代造就士人的制度，没有比成周更完备的了。考察成周所设置的学校，名称叫作庠，解释它说：“庠就是养。”所谓养，就是培养孝悌忠信之心，消除暴戾放纵的习气。六礼、三物，都是这个宗旨。譬如养树，把树放置在深山大泽中，没有斧斤砍伐的侵扰，等到长得高耸入云，然后用来作为明堂的栋梁。这难道可以只希望经过一朝一夕就见效吗？高皇帝供养士人二百多人，制度取法成周，而其要旨就在于伸张士人的气节、培植士人的操守。士人的气节不扶助就会受到压抑，士人的操守不树立就会毁坏。在朝廷之上，权威如果想施加于身穿宽袖衣服的微小士人，还有什么求而不得？不如自己屈身以使士人伸展。凡此都是为了培植伦理纲常、彰明法纪，使它们有所维系而不败坏。古代圣王用来长久治理、使天下安定的办法，大体都采用这一套。近来谋利之门一经开启，连山林湖泽都被禁锢，连学校也不能幸免。于是到了尊重盐铁之利而轻视文学之说的地步，轻视所谓教养而重视所谓刑罚，士人的气节几乎被压抑得郁结不伸。却不能伸展自己的志向。那些城中的人士，都庄重地依循孔夫子的教诲，又凛然地遵守高皇帝的约束，坚守孝、悌、忠、信之心，完全摒弃暴戾放纵的气息。像这样一个反复无常、难以安定的边远地区，过去连刀兵都不能使它归附，如今却以正道教化它，仍然没有改变它一贯的风俗。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教化所怀抱的力量，以及上位者自身的作为。史书说，文翁任蜀郡太守时，见蜀地偏僻鄙陋，带有蛮夷风气，想诱导他们进步，便选拔郡县中聪敏能干的小吏，亲自教诲激励，派他们到京师求学。蜀地士人受到感化，不久便同齐、鲁一样了。如今士人生在崇尚文教的时代，不出家门就能得到老师，哪里还用说汉代的德化呢？所以，接受圣人教化、穿戴儒服的，便是良士；沐浴圣人教化的，便是良民。不要自己降低志气，不要自己毁坏节操，要用中原夏礼改变夷俗，清楚地不辜负自己所学。这样，难道只是诸位大夫借此获得荣誉吗？我在这里负责视察学校，实在感到非常幸运。锺君是内江人，史君是潜山人，先后任澄江知府；王君禄兆是即墨人，程君子侃是休宁人，他们都参与并出了力。经费方面，是两位刺史捐出俸禄承担大工程在先，后来各位官员和众弟子也都乐意资助它完成。雷思霈 《归州新修文庙儒学记》《归州新修文庙儒学记》

译《宜都记》说：秭归大概是楚子熊绎最初建立国家的地方，也是屈原的乡里。旧州治在长江南岸，嘉靖辛酉年，忽然陆地沉陷，高岸变成深谷，于是迁到长江北岸；州学宫就在州治山麓的右边。此前，这里的文教兴盛程度与夷陵相当；迁址四十多年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参加京城的公车考试。到今上万历戊申年，州大夫张公才依据风水家的说法，把学宫迁到州治山麓的左边，不到一个月便建成了。州大夫带着礼物拜访两位学生，请我写记。我想，孔子说过：“文王是我的老师。”而文王实际上师从楚国先祖鬻子。如今流传下来的鬻子之学只有兵法，但文王首先创作了《易》。楚国臣子中尚且有人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哪里知道鬻子所论说的内容，不就是《连山》《归藏》遗留下来的部分呢？从前有人在峡中得到古《易》，与今文《易》完全不同，又怎么能断定古《易》不存在呢？十五国的《诗经》中没有楚风，而屈原这位左徒首先创作《离骚》。假如屈原生在孔子时代，他所删定的作品，难道会排在齐、秦、魏、晋之后吗？然而，屈原因为赶不上孔子，便继承《诗经》三百篇而另创一体，仍然符合比兴的意义；否则风雅之道就会灭亡。可是如今学习孔子的人，想把孔子据为己有，说到军旅便认为那是武夫的事情，那么孔子为什么说“我出兵作战就能取胜”呢？说到文章，便认为那是壮夫的事情，那么孔子为什么说“语言没有文采，传播就不会久远”呢？说到气节，便认为那只是孤高愤激而不合事理，又为什么称赞志士仁人呢？这不过是把一个鲁钝无用、随时俯仰的人，拾取道学家一两句酸腐的话，便当作圣人。这样哪里是在学习孔子？如果找不到中行之士与他交往，那就一定是狂者或狷者。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诸位士人千万不要因为他们是乡里之人便轻视他们，千万不要把文章、气节、功业和道德割裂开来分别看待。否则不但不懂文章、气节和功业，也同样不懂道德。大抵天地之间，通达的道理出现之前，必先经历艰难困顿。《六经》的道理，像日月运行于天空，像江河流经大地，永远不会停止。它们刚刚出现，就遭受秦始皇焚书的惨祸，后来这些书才被迫藏在墙壁之间。仅凭马上武力的习尚，开始不足以治理天下；而石渠阁、天禄阁整理表彰经籍的功劳占了很大部分。濂、洛、关、闽诸位君子又继承此事，逐字逐句地考订整理，犹如日月经历蚀变。后来又重新明亮起来，像被堵塞的江河再次决口；只是偏偏赶上腥膻之世，天下几乎不再有人理，而我高皇帝用它来治理国家，使取士之道归于一致、风俗归于同化，达到唐虞三代的治理，也由此道路产生。大概大治之后必生大乱，大信经过极大挫折才得以成就。诸位士人不能在世上施展才华，已经很久了；天地间的灵气从南到北辗转流行，本来也自有时机。远则几百年，近则一百年，从今天看来，现在正是这个时机，难道不会有像前面两位君子那样的人出生在此期间吗？如果只把风水家的话当作依据，那么山川同从前一样，人民也没有改变，这个地方又怎么会成为熊绎受封的疆域、屈原的故居呢？这项工程，州大夫亲自主持，观察使高南昌巡行到此，慨然兴叹，大力主持此议。费用一半出自公款，一半出自学田租金，另一半出自学生捐款；凡是学宫应有的设施，没有不具备的，只有广文官舍没有改建。州大夫任用吴中名士，和学生们一起重新开始，以诱导并促进他们，兴办了二百年来最盛大的事业，功劳已经很大了，真伟大啊！《易》说观察人文便可以教化天下。《诗经》说：“成人已经具备德行，年轻人也有所成就。”古人勤勉不倦，赞誉俊秀之士，说的正是士大夫啊。张公名尚儒，是和州人；两位学生某某，当时的州倅某、广文某某，也一并记在这里。李杜 《崇正书院记》《崇正书院记》

译从前先王彰明修身正心的道理，用它来治理国家，能够使人自己约束于礼，消除私欲，所以天下的风气最终归于正道，治理和教化在后世大为推行。他们用来劝勉、率领、考核、督促人的，虽然有相应的人才和制度工具，却并不只依赖它们，而是非常重视道德教化。假如圣人教化天下专门依赖人才和制度工具，那么人才和制度所达不到的地方，教化就会受阻而不能施行，也就不能称为教化之国了。古代圣人担心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一定从正道败坏、淫邪僻说受到推崇开始，所以先要辨明等级名分，安定人的志向。划分田地、制定俸禄，城乡各有章法，沟渠道路各有界限，以大统辖小，以卑承奉尊贵。国家疆域之间，本来已经界限分明、严整肃穆，谁还敢越过自己的本分呢？国家中的老少，都安乐于耕田尽力、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之中，不知道这是劳苦，也忘了自己的身份是卑贱的。卿士大夫担任官职、掌握政务，战战兢兢，害怕不能称职，仿佛疾病在身；他们没有羡慕尊贵、奢侈的心，也不把仕宦看作安逸，忘了自己的身份是尊贵的。这就是所谓生活在教化之国，即使有人用邪僻之说引诱他们，他们也有所不受。所以天下极其安治。到了周朝衰落、礼制废弛、列国交相争战的时候，先王分封诸侯的制度先被诸侯破坏，卿士大夫各自凭兼并土地在城邑之间自我逞强，而平民开始无法在田亩中自我养活；上下互相征取，欲望和怨恨一同炽烈，先王的正道荡然无存。孔子出生在周末，明白治乱的根源，于是开始憎恶三家的僭越礼制，彰明两观应当诛戮，毁掉郈、邲的城池，整顿鲁国的丘甲制度，想把先王的治理保存于鲁国，却无法做到，于是和弟子们在洙水、泗水之滨讲学。对于富贵贫贱、义利取舍、为己为人、身处困约或安乐等问题，他反复恳切地谈论，始终不停止。三代以前，先王用来教育士人的，是三物六艺，从未急切地专门讲这些问题。推究孔子的用意，大概是因为先王的正道已经不能指望平民来保存，却还可以希望聪明、刚强、坚毅的士人使它不至毁灭，所以让他们整天学习《诗》《书》、执守礼法，做到文雅、践行、忠诚、守信，总要通过鼓舞和熏陶磨炼，使他们自己消除攀援依附、羡慕他人的心。这样，他们无需思虑便有知识，不经学习便有能力，自然能够扩大施展到社会上，并独自阐发其深藏的道理，正如曾子所说：“我的道用一个原则贯通。” 千百年来没有人明确揭示其中的深意，只有濂溪周子独自阐发说：“一，就是没有私欲。”所谓欲望，难道只指声色、气味、安逸、饮食、男女之欲吗？这些是活人不能完全没有、圣人也不会完全去除的。即使是富贵与贫贱、死生、功名、言语与沉默、进退、刚直与委婉、取与舍，也尤其不能用有欲之心去处理。有欲就是二，无欲就是一；有意就是二，无意就是一。道若达到无欲的境界，即使吃粗粮、咽野草，也可以终身如此。披着袗衣、弹琴，和两个女子同处，也不过如此而已；不义而取得的富贵，就如同浮云而已。处在上下关系中，能够做到像唐尧、虞舜让位，像泰伯逃避王位；看待生死平等，能够做到像比干以死守节，像伯夷、叔齐以饥饿守志。用来开创一代治理，就像周公制定礼乐制度；用来树立万世准则，就像孔子删定、著述经籍。这个“一”多么伟大，这才是贯通一切。尧、舜精纯专一的道理，并不是有意等待孔子来继承；但孔子谈论道，自然不能不归于一贯。孔子的一贯，也不是有意等待周子来说明；但周子阐明这个意义，自然不能不归于无欲。用无欲来说明道，即使普通夫妇中愚钝不肖的人，也都可以参与认识和实行它。那些安于耕田尽力、在家孝顺、出外敬兄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门徒；聪明刚强坚毅的人得到这一道理后，无需思虑便有知识、不经学习便有能力，自然能够扩大施展到社会上。至于那些专事刑名、术数、功名和章句的人，大概将看见它便内心折服，听到它便感到惭愧，想向我们这一学派求得正道还来不及。唯独我感到奇怪，释氏、老氏的心可以说是无欲了，儒者却攻击他们。他们反省自己的心确实无欲，这一点与儒者相同；但儒者攻击他们，他们也就有所不服。我还可以据此驳斥他们，使他们无法推辞。佛氏的心可以说是无欲，因为他看天下万物都认为不值得欲求，并且善于忍辱。忍辱达到极点，就到了不争。然而，政事在朝廷失误，就应该在朝廷争辩；礼制在家庭失误，就应该在家庭争辩；道义在学术中失误，就应该同朋友争辩。从未听说不争辩也可以的。佛氏并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无欲，只是从未想过争辩，到了不得不争辩的时候又不能不使用争辩。他大概生存并成全于儒者争辩的环境中，却不知道争辩所起的功用。假如世上人人都不争辩，佛氏早就灭亡了。老氏的心可以说是无欲的，然而他把天下的事情都看作不值得作为，于是竟至于打击仁义、断绝礼乐。所以他的言论的过失，比佛氏更加严重。他不知道我们的无欲，是正要端正仁义礼乐的根源，使天下有所遵循而不至混乱；却反而认为天下的混乱都始于仁义礼乐。他自己生长在仁义礼乐之中，却不知道仁义礼乐的功用。假如世上没有仁义礼乐，老氏也早已灭亡了。唉！他的心无欲，这一点与儒者相同；但他的功用不能推广到社会上，其中仍稍有自私自利的意思，因此不免违背孔子所说的“一”。所以圣人非难他。假使他出生在圣人的时代，能够遇到圣人加以匡正，那么他的功用所能达到的地方，难道会只等同于释、老二氏吗？二氏的后人以自己的功用不显著为耻，于是借助神灵感通、冥冥中的报应、保全精气和延长寿命来神化自己的教说，这就严重诬蔑了他们的老师，错误更加远离正道。如今世上喧闹地追随他们的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所得；喧闹地反对他们的人，也不知道他们错在哪里。所以我特意以周子无欲的宗旨贯通一贯之道，作为崇正的论说，并一并说明二氏的无欲为什么不同于圣人，使天下学习的人像圣人那样无欲而稍稍不同于二氏，那么就没有不归于正道的了。

译唉！先生的制度废弃已经很久了，既然没有办法使人自己体会无欲，幸而释、老二氏还能自行体会无欲；但他们与圣人的细微差别，又不足以把功用广大地施加于万物，反而造成众人喧然追随的祸害。那么，崇正的论说难道能不写吗？万川沈公喜好古学、乐于道义，曾经在梦中得到濂溪先生指示其学说旨趣。后来尹会昌利用学舍的空地，建造神交阁，并把蜀山人所著的《太极》写在阁上。东西两廊建成房屋，聚集本邑优秀士人，早晚在那里讲习。大概是想阐明周子的学说，以通达于孔氏之道；而他所作的《五行论述》，又似乎对周子旁通曲喻的说法有所疑问，并不拘泥于前人的见解。四方的□士有许多人来同他交游。工程完工后，沈公把情况呈给督学宾岩何公。何公感叹古学晦暗，却高兴它在沈公这里重新明亮起来，于是命名为“崇正书院”，并让人请名家写记。何公说，最终应当请李山人来写。等我来到会昌时，何公已经调任工部，离开京师了。何公的门人诸君把他的意思告诉杜杜；他们和何公讨论学问，多取法于他的学说，所以即使何公已经离去，我仍乐意为此写记。官署 叶淇 王鸿儒 方豪 徐阶 董份 苏浚 黄辉 叶淇 《户部题名记》《户部题名记》我朝追溯周代官制，仿照《周官》由司徒建立户部，设置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以统率所属官员。永乐七年己丑，文皇帝北巡，于是设置行部、户曹。十五年丁酉，又设置行在户部。到正统辛酉，睿皇帝才正式定都，废去“行在”的名称。户部拥有今天的官署，经过了几朝若干年；尚书和侍郎总共有若干人。后来因为京城粮储事务重大，特别设置侍郎负责办理，又有若干人。虽然典籍和档案都完整保存着，但最终想逐一指出他们的姓名尚且做不到，更何况他们出仕、退隐和任职经历的详情呢？我勉强担任尚书以后，担心从今往后这些资料会更加散失湮灭而无人记载，因此同侍郎吴公原侣、锺公及黄公杰商议，翻阅旧档，详细抄录下来，刻在石上；按年代编排，列出姓名，简述事迹，并在每人名下留出空白，以等待将来补录。我私下认为，官署刻题名，本来是为了考察过去、流传无穷，以备文献传承；对于后来阅览的人，也含有判定品评、劝善惩恶的意思。事物聚集在一起，美丑就会显现；事情相互比较，得失就会明显；人物并列，贤能与不肖就会分明。几十年以后，考察几十年前的人，爱憎会更加公正，诚实虚伪也会更加显著，是非自然不能有丝毫差错。至于时势有丰歉，处境有难易，因而施展收缩之间有不同意见，但有德之人来观察，也终究不能诬蔑事实。君子行善本来不求名声，即使死后没有声名，圣人尚且认为这是可忧虑的；名声所关联的事情实在重大。何况与贤人同道，名声必然昌盛，自己享有天下的荣誉；与不肖者同迹，名声必然败坏，自己承受天下的耻辱。这难道要等到后世才决定吗？所以，早晚都要警惕，以前人为鉴、加以观察，那么尽力履行职务、使天子的功业光明昌盛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凡是和我共事以及后来任职的君子，都应当有所警戒。我不才，冒昧写下这篇记。王鸿儒 《甘肃都察院题名记》《甘肃都察院题名记》

译甘肃在中原西面数千里，处在玉门、阳关以内。汉代史书称这里是旧日匈奴昆邪王、休屠王的土地。我考察典籍，发现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从前唐尧、虞舜以冀州为都，即今平阳；帝都四周各五千里，所谓“辅成五服，直到五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尚书》又说：“黑水以西、黄河以东是雍州。” 炖煌在甘肃是最远的郡，后汉《郡国志》的注说炖煌距离洛阳五千里，那么它距离平阳还不到这个数。而且黑水也在这一地区。从前商朝的国运衰落，弃稷而不任用，不窋居住在豳、邵一带的土地上，却还说自己逃窜在戎狄之间。周朝末年《小雅》完全废弃，四方夷族交相侵扰，京畿之内尚且有戎族居落，何况遥远的甘肃呢？由此看来，甘肃在三代以前本来就是中国诸侯的封疆，其疆域就是这样。起初，汉武帝迁徙百姓到这里，有的是因为关东贫困落后，有的是因为报仇过度，有的是因为悖逆无道；后来他们中间不断产生衣冠大族、名臣、良将、谋划之士和有技艺才能的人。这里的人才就是这样。举行饮酒礼会时，上下彼此沟通；赋税政令宽厚，官吏百姓亲近服从；风雨按时，米谷常常便宜，盗贼很少，和气应验的程度胜过内地郡县。这里的风俗就是这样。土地广大、人口稀少，水草适宜放牧，六畜丰饶，甲于天下。这里的物产就是这样。王莽末年，关东兵乱兴起，窦融独自凭借河西富足，以黄河为险固，所属各国有精兵万骑；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封锁河津，足以自守。这里的险要坚固就是这样。综合这些方面来看，难道可以因为它是荒漠之地就轻视土地、鄙视人民吗？太祖高皇帝平定中□□□□□□之后，国公冯胜向西拓展疆土，甘肃才纳入职方版籍。从此以后，□□□□宿将镇守那里，后来又增加□□□□中贵。凡是整顿军队、经营武备，实际上都共同参与协助。他们向南安抚羌戎，向北抵御胡虏，向西防卫西域诸国，谋划没有遗漏。从此关中没有战事，天下安宁。正德戊辰年，内乡胡公由山西右布政使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诏出任甘肃巡抚。胡公到镇后，同主将、敕使协调规划，专心一意，搜检军队实情，修缮士卒和战车，积储刍草粮食，修完整治亭障，谨慎设置侦候，考核功劳、选拔士卒，号令精明。闲暇时他于是查考旧档，寻求曾经巡抚此地的人，磨石刻名，放置在官署，用来保存旧日事实。他从远方派使者带着礼物，命我为此写记。我听说自从宋代司马温公写《谏院题名记》以后，便有忠诚与奸诈、正直与邪曲令人警惧的说法，天下的议论没有人能够改变它。我曾认为，中等资质的人，可以引导他向上或向下；用这些事来使他警惧，也是可以的。但题名的意义，恐怕不只如此。从前赵文子逐一列举晋国的名卿，却唯独选取士会；谢混逐一评论同族子弟，却特别推重弘微。君子推重同古人交友，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必然有所取舍。何况题名是为了作为立身处事的准则；况且身处边疆雄镇，承担国家重大委任，而前人的政绩有的宽缓、有的严猛，有的繁密、有的简约。虽然年代相隔遥远，事情的端绪却彼此相接，都保存在旧府档案中，可以反复查阅。把姓名刻在石上，公事稍有空闲时，召集年老的官员和退伍士卒，指着姓名询问当时的事情；事情将要发生时，便可以借此作为应对凭据，岂不是很好吗？这同只用忠奸直曲的事迹来使人恐惧，却不告诉他以贤人为师、选择善行的方法相比，似乎更高明一些。胡公的用意，或许也包含在这里吧？我过去同胡公在同一书斋读书，经常看见他缀辑文章，文思如流。等到胡公做官以后，在禁庭佩玉任职，历任外官二十多年，因而更加熟悉天下事务。如今他出任一方节制使，统辖千里之地，他的机谋、决策和方略，虽然不是我这种愚浅之人所能测度的，但从这件事来推求，也可以略知其大概。传记说：“有所作为却不树立法则，后代子孙拿什么来观看效法呢？” 胡公已经树立了法则。胡公此行回朝以后，这篇记应当附在《凉州故事》之后。方豪 《孤树堂记》《孤树堂记》

译嘉靖六年冬十月初六日，我蒙受恩典，从废职中起用，重新授任广东按察司佥事，主管盐法、屯田。第二年四月初一日，我开始办公。前堂叫“明慎”，后堂叫“持廉秉公”。后堂后面有三间堂屋，左边是我的房间，右边是书吏住处，中间的堂屋与后堂相对。由堂后经过室后向东，有一座建在竹林间的亭子，叫“清节”。前堂西边从小廊进入，转向南方，过桥面对池塘，有一座台叫“濯缨台”。后面有亭叫“喜”，这些名称都是前人所取，我不敢更改。只有最后一座堂还没有名称；我看见堂后一棵佳树，树根盘绕在牡蛎砌成的墙上，枝条柔曲如龙，拂过市舶司的房舍，枝叶低垂如伞盖，树冠宽度足有三间房，高度还超过房屋。起初不知道是什么树，询问当地人，他们只说是“梡树”“梡树”。再询问它的字，有人说是“东筦”的“筦”，有人说是“草菅”的“菅”，我都感到疑惑。树名本来一定从“木”旁，难道能把竹字头写成草字头吗？起初公务非常繁杂，没有时间考查，我想在木旁另造一个字，贴上一个“完”字，叫作“梡”。有这样完整的树，可以说是“完”了。等到考查古书，果然有这个字。退公之后面对它，浓密的树荫布满屋檐，清风自然产生；在炎热的南方得到这样一棵树，格外觉得清凉爽快。于是想起西曹的槐树、故乡山中的松树、小浣的树根，都是我珍爱欣赏的。因此过去的窗子叫“见树”，轩叫“松卧”，泉叫“青盖”，虽然身处异地，情意却相同，所以匾额题作“孤树”。岭南的树木并不少，像铁梨、花梨，是美好的木材；像荔枝、龙眼，是著名的佳果；像松、柏、槐、榕，足以提供清凉树荫。哪里不栽种，什么人不认识？唯独梡树，人们连它的名称都不清楚，所以栽种它的人很少。堂前堂后有几株梅树、数百竿竹子，以及若干株芙蓉、芭蕉、菱、荷之类，其中高大挺拔的，只有梡树没有可以与它并列的。称这棵树为“孤树”，是恰当的；称这座堂为“孤树”，也恰当。钱谷、刑名之类的琐碎事务，嫌疑、毁谤和怨恨的产生，必须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不躲避怨恨嫌疑，坚持法律一定实行，不受污辱玷染，守住操守而不可夺取，才可以共同担任这种职务、居住在这座堂中。受到污辱玷染便改变操守的人，实在不值得称道；有操守却因为躲避怨恨嫌疑而不敢完全依法办事的人，也不过是沽名之流罢了，哪里谈得上特立独行呢？这对这种职务有什么补益呢？对这座堂又有什么取义呢？所以我用“孤树”为我的堂命名，希望自己早晚居住在这里，看见这棵树便产生警戒；它比起盘、几、绅、韦等警示器物，以及严师、益友那样的人，更能使我警醒。客人有经过这里的，喜爱欣赏它，舍不得离开，常常说：“树多么孤独啊！堂多么美啊！堂的主人多么刚强啊！”我冒昧问他们为什么说树孤独，主人回答：“只是说它没有同伴罢了。”客人说：这只是它“孤”的名称，并不是它“孤”的根本。根本树立了，枝条就会茂盛；枝条茂盛，树荫就会广大；树荫广大，景观就会奇特；景观奇特，爱意就会聚集，于是它就不再没有同伴了。于是主人才领悟了树立根本的道理。徐阶 《青浦县新建察院记》《青浦县新建察院记》嘉靖壬寅年冬天，下诏在松江府治东北设置青浦县。巡按监察御史侯官舒公汀率领群吏筹划营建，已经形成了决定。适逢任期届满离去，第二年春天，莆田周公持斧继任，叹息着说：“松江有一千四百多个里，而所属县只有两个，圣天子认为难以治理，设置这个新县，大概是为了给百姓以深厚的恩惠，而我们这些属吏将要顺承圣意；一旦有一件事做不到，哪里能够推卸责任？”于是请郡守顺德何侯继续主持，推官莆田黄君洪毗计算费用来源；事情确定后，又让他代理华亭事务；通判内江张君叔宣管理上海县，莆田张君秉壶督率县丞狄希明等人，施工四个月，县里有了官署，县治有了宫室，巡察有了察院，神明有了祠庙，百姓有了房屋。工程完成得这样迅速，是此前从未听说的，而且百姓从来没有诉说劳苦。于是何侯请我记述察院落成之事，刻在石上。国家设置御史，把耳目和风纪的责任寄托给他们；在京城，对各种事务没有不能进言的；出巡地方，对各种政事没有不能查问的。所以这种官职称作监察，所居官署称作察院；那么“察”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然而我听说，考察本身只有一种，而运用它有好有坏：运用得好，就能明察审慎，天下的治理由此成功；运用不好，就会变得苛刻窥伺，天下的事务因此败坏。《易》泰卦九二爻说：“包容荒秽，徒步涉过黄河，不遗弃远方，朋党消亡。”九二以刚健中正的德性，处在上下交泰之时，对于诛罚、赏赐、兴革，本来应当竭力施行；可是为什么又取法于包容荒秽呢？人的才能有的长于彼处而短于此处；又有人随俗而形成错误习惯，或因不幸而陷入过失。如果因此把他们全部抛弃，就会有缺乏人才的忧虑。政令有的并不适合古代却适合今天；也有的被人认为不便，但考察利害，仍是利多害少，而我思考要改变它，又没有看见改变后果真更好。这样便想立即变更，就会有弊病增加的叹息。只有君子，智慧足以明白事情的实际，度量足以包容它，所以他的智慧广大光明，他的道术合于中行，泰卦所说的治理便能实现；这就是古代善于运用监察的人。如今天下的弊病在于议论很多而成功很少。议论之所以多，也是因为不明白运用监察的道理，敢于诋毁他人，轻率地改变法制。所以《易》说到这一点：临事时如果缺乏人才，就又把过去抛弃的人取回来，降低他的职位，却不知道忽进忽退，会使人没有坚定的志向来竭尽才能；法令建立后弊病增多，后来的人必定要以恢复旧制来矫正，却不知道一改一复会造成反复。加上百姓已经不堪其扰，难怪很少看见成功。舒公建设这座察院时，也曾思考怎样才算善于监察吗？前些时候我见到舒公，他谈论法律必定探究人情，谈论古制必定询问民俗。他处理政务，不靠像隔帘窥视、隔墙偷听那样的做法，奸邪自然无处容身；他不喜欢纷纷更改，而是调停、补缀，百姓实际上暗中受到他的恩惠。如今善于运用监察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舒公。唉！后来的君子居住在舒公的官署，因而继承舒公的政绩，这就是百姓的幸运，也就没有辜负舒公了。舒公名亮，字某，是嘉靖壬辰进士。何侯是丙戌进士，廉洁安静、平易近人，同舒公的志向相合，所以请我写记。何侯如此说。董份 《山西道监察御史题名记》《山西道监察御史题名记》

译古代御史本是柱下史中负责记事的官职，秦汉时才开始执掌法令、弹劾政事。起初秦朝设置郡县，命御史监督治理，称为监察史，这就是今天监察御史的前身。但秦朝只监察郡，虽然可以称为监察，当时各自监督本郡，权力还较轻。到了汉代，任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虽不称监察，职责却更加重大。晋代曾分为十三曹，唐宋之间设有三院：一是台院，掌管台阁纪纲；一是殿院，掌管殿中仪礼；一是察院，掌管巡按政事。明朝兴起后，诸位御史都称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大致仿照晋制，又分别隶属于各省，因此得名。每逢朝会仪礼，监察御史可以按次序侍立值班；不再设殿中常员，撤去殿院，但各道巡按事务仍照旧称察院，而十三道御史居于台中，就是所谓台院。各道原来都有题名，只有山西道还缺少。于是御史杨君广泛考察散失的资料，搜集自明朝建立以来曾任本道御史的人，排列他们的次序，并同吴君详细订正，刻在石上，请我写记。我认为，御史是天子的耳目和风纪之臣，是古代先王用来匡正错误、扶助善行、纠正邪曲、防微杜渐、消除祸端以成就治理的人。然而，世道太平时，听取意见、观察政事的途径广泛，纲纪正在整饬，上下都乐于听取过失；前面有褒奖直言的赏赐，后面没有忌讳自己正直的顾虑。进朝时，九重宫阙中的君主面露喜色、神情肃敬地接受意见；出朝时，百官收敛手脚、谨慎自持，不敢有所失误。这就像登高遇顺风，呼喊很容易传远。在这种时候，除非是根本颠倒失措的人，谁不愿意仿效而成为直臣呢？所以，尽忠竭诚的人既都能够表现自己，又受到激励；即使是言语过当、谋划失误的意见，也都能被朝廷一并容纳，往往言辞激切而意旨明畅。到了后来，进言逐渐困难，如果不是卓然独立、特别坚持的人，就没有不受时势改变的。所以，那些柔弱退避的人，往往多能借此自我容身；他们内心的愤懑和直言敢谏的志向，也都舒缓压抑、隐忍于世，往往言辞婉转而忧虑艰深。因此，考察那些担任耳目风纪、谏诤争辩之臣，也可以由此观察世道。然而古代贤臣，难道只是偶尔在事情上试用自己的才能，发出一次慷慨激烈的言论就够了吗？他们体察大道、实践德行，把自己投入功业之中，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立场；当时人人都知道他的操守不可改变，所以外界一定不能动摇他。因此传记称金石不可改变，是因为它们的质地本来就已确定；屈原却感叹兰蕙容易改变，是因为美质难以长久保持。所以，担任耳目风纪、谏诤争辩之臣的人，也可以用这些来观察自己。题名共有若干人，始于某年，止于嘉靖甲寅年，留待后来不断补续。唉！我祖宗创业，直到我皇上，开启聪明才智，采纳群策，制度体系完全具备，奠定太平的基础，已经将近二百年了！诸位君子都应当处在这个时代；时代和古代并没有什么难以相比的地方，只是其中的贤者都坚守不可改变的节操，足以彰明太平之世。后人指着他们的姓名加以考察，对于他们的为人，也可以有所看见。这件事意义重大，不可不记。杨君、吴君的志向操守凛然可敬，他们立朝为官、巡按地方，都有持守正道的声名。如今还能尽力搜集遗漏，补足前所未有的典制，使后人有所览观，尤其值得赞美。所以我因而论述它。虽然如此，二位亲自履行自己的职务，而这篇记只是柱下史记事之事，对我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浚 《浙江按察使题名记》《浙江按察使题名记》观察使吴公利用退朝用膳后的闲暇，搜集掌故，在历代贤能豪杰之间上下考察。从开国至今，担任观察使的有一百二十多人，于是按次序排列他们的姓氏，刻在石上，命苏浚写记。我考察天下版图的区域，浙江占有其中百分之二。这里刀耕火种，水田耕作，舟车像车轮辐条一样汇集；当地风俗心怀欺诈、卖弄机智，凶恶残暴、露出獠牙，戴着官帽的恶人也不很顾惜法度；结交显贵、乘坐驷马车的人，能够像蝎尾一样施毒，青蝇能使颜色改变，指白为黑。在这里任职的官吏，也实在很艰难！正统、成化年间，以风骨威棱自我整肃，能与轩、杨相比的人已经很少了。弘治年间，吏治兴盛，而邵文庄公仅仅因总大□而显名，难道是宽严施用的缘故不同吗？还是萧规曹随，各个时代都有适宜的做法吗？我听说汉代刺史依据六条考察二千石官员，可以一概依便宜行事，早晨上报判决文书，晚上就得到批准。明朝初年这种意思还存在，如今各部使者众多，法网丛密，而且左手写文书，右手处理事务。江边驿站的胥吏忧惧，往来如织；龙章诏令每年制发，机要文书云集。即使轩、杨复生，如今能够拿一片肉来款待宾客吗？能够裁减貂珰等人的供具吗？苏浚知道这很困难。记载说：“身处今天的时代，立志遵行古代的道理，是用来作为自己的镜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这正是吴公的内心意思啊！黄辉 《密云粮储司题名记》《密云粮储司题名记》

译密云的重要性，是从古代北方边隙有胡虏开始的。地位重要，就增加兵力；兵力增加，就增加军饷。于是便改易官文，改易敕令，获得专门弹劾将领、官吏以及制府、抚按的权力。军饷数额达到五十二万九千五百多，真多啊，不只是最初的数倍。兵力有两种，叫主兵、客兵；军饷有四种，叫屯饷、漕饷、民运、京运。每年年终按册籍核查，上报大司农；考核达到中上等，便有记功和升迁，甚至有越级提拔的。自嘉靖二十六年以后，担任主事的有若干人，后来担任郎中的又有若干人。我的朋友锦泉梁子将要把姓名刻在石上，嘱托我写记。记载说：从前孔子担任委吏，说：“会计只求账目准确罢了。”今天的会计却不是这样，名义上叫军饷，实际上是用来供养军队的。将领、士卒、有关官吏，没有不参与军饷事务的。郎官用它考察别人，别人也用它考察郎官。如今总想在前人基础上增加，后来又一定要求在今人的基础上增加，再把层层增加当作胜过前人，却忘了层层增加本应作为借鉴。错误由此产生，漏洞由此产生；道路创伤，既成为原因，原因又反过来成为创伤。由因到创的端绪，彼此遗留，永无穷尽。有些遗留问题，甚至无法说出名称；保存它们的名称，是想保存它们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唉！士人在困穷之时，谋划不能走出庭院，才智实在不足；回头又到哪里去寻找凭据来运用它呢？一旦从大司农之后转而替天子筹划边防之计，健儿如林，大将如虎，接受命令的属吏如云，骡马仰头吃草如游龙，都仰赖我手中的一寸册籍来获得满足。有了钱财，就像有了堆积如山的储备；如同左边收入、右边支出，谈笑之间便能治理。强弱的形势、能否的实情，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不必依靠别人。善败相互牵制，瑕瑜相互利用，有余和不足相互补充，隐约之间每天陈列在我面前，曲折地启发我的心智，使我更加生出意气的，都是这些。世人考察我，必定会留下我的遗漏；我自己考察自己，又凭什么留下遗漏？触动一处便有百般喧嚣，承受其害的只有一个瑕疵，是要抚慰它吗？还是担心它逸失而将它收回吗？如果嘲笑这种考察，达到完全公正时或许会被怀疑为神明；但得到极端私情，也不能不告诉别人。这是天下最令人痛快的资助，也是忠诚、智慧、豪杰之士急于获得的东西。锦泉梁子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他负责密云军饷两年，考核成绩最优，升任辽东兵备。这一去，眼中就没有倭寇和胡虏可以畏惧了。所以我乐意为此写记，告知后来的人。《皇明文征》卷五十二 《皇明文征》卷五十三 晋江何乔远穉孝选编 记二（祠庙：古代贤人、当代贤人、贞女；斋舍；画像） 祠庙【古代贤人】彭教 王守仁 舒芬 俞大猷 彭教 《吉水县学忠节祠记》《吉水县学忠节祠记》先王盛世时，道德归于一统，风俗彼此相同；近处的行为成就了，也能传播到远方；上面的政令推行了，下面的人也就服从；毁谤和赞誉都不僭越，诛罚和奖赏都不滥用。士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一心修养整饬自己，没有什么需要回避迁就的；上位者也只喜爱这种正直之人，不会被迷惑。孙叔敖曾说：“国家所认定的，若正是众人所非议的，那本来就会使人感念先王的盛德。”宋代故参知政事、文忠公欧阳永叔，以古文倡导天下，以风采气概立身朝廷，在礼义廉耻所关涉的进退之间持守原则，后世甚至把他比作韩愈、孟氏，却还遗憾他没有完全得到任用。南渡初年，建康通判、忠襄公杨邦，又不肯把城池献给敌人，刺血书写在衣襟上，死在职任之中。开禧末年，宝文阁待制、文节公杨万里，不肯屈身依附权贵，借媒介求取进用；听说权臣误国，愤恨得不肯进食，死在家中。距今三百多年了，他们流传下来的风范和遗烈，仍与秋霜争相比严峻。唉，真是崇高啊！然而文忠公当时一主持贡举，喧嚣反对者就聚集起来；一入政府，诽谤者便充满朝廷；一给朝廷百官发书信，像高若讷这样的人也得以策划陷害，使他困窘受辱；一写诗稍稍涉及时事，即使像晏元献那样素有声望的人，仍终身对此不能释怀。他不奉行新政，到了晚年却出仕掌权的人，又相互排斥、讥讽、侮辱他，把他称为流俗中的奸邪，使朝廷轻视他的声望，所以连优待老臣的礼遇也不顾惜。他被人认定为正确的地方，大概也没有多少了。至于忠襄公、文节公，他们的事迹没有全部流传下来；但我私下推想，当时那些保全自身、取得宠幸的人，结党相和，必定会把明夷的韬晦、趍□的变通、皎厉的离道、苦节的不贞，说成可取之道；他们上下议论，暗中混淆名分与实际，潜行操纵仕进和退处的机会，使天下人纷纷习惯并安于此道。他们对于两位公的作为，不责骂其悖逆，也一定会讥笑其逞强，更哪里肯认为他们是正确的呢？从今天看来，他们的是非究竟如何？即使如此，难道还要等到今天以后才可以判定吗？时势迁移、世道变化，公论才逐渐显明；此时想追究并纠正过去的毁誉、诛赏，也已经来不及了，对事情毫无补益。唉，这难道只是士人的不幸吗？如今永丰的沙溪，是欩阳氏的先茔；原在吉水的湴塘，杨氏的子孙仍然存在。沙溪旧属吉水，所以吉水有忠节祠，向来合祀三位先生；年久失修，修葺没有接续，已经几乎完全坍毁。江西按察佥事、南海人陈梦祥巡视学宫，痛惜祠宇卓然之处被湮没废弃，于是命令用赎刑的钱，另在讲堂右边、孝子亭北面建造三间祠屋，立下神主奉祀，完全依照旧例。县中人士说，教谕应当考察旧事、昭示今日，并把它刻在祠堂下方，教谕不敢推辞。我私下认为，三位先生的壮烈事迹流传天下，简直无异于家家到处、天天都能见到，何况是在乡邑之中呢？父兄长老所诵读听闻的，街谈巷议所传说的，难道没有人曾为他们当时的遭遇扼腕叹息吗？难道没有人受到感动而仰慕他们，希望替他们执鞭效劳吗？有志之士，还应当阐明正道以端正自己的趋向，培养正气以磨砺自己的操守，希望能够坚持三位先生所认定的是非，而不被众人所非议的东西夺去。所谓成就一个正确的信念，本来就在这里。这样做不只是光耀先生、增重乡邑，国家也确实将有所依赖。陈君勇于行义而宽厚仁慈，所到之处都能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树立良好声望。看他所认定的是什么，就可以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王守仁 重修文山祠记 重修文山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