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文征卷五十三

译宋丞相文山文公的祠堂，旧在庐陵富田；如今螺川的祠堂，实际是在我孝皇帝的朝代开始建置的。但也只是因旧址废坏而改建，很多地方简陋，尚未称意。正德戊寅年，县令邵德容首先扩大了重修的倡议，与郡守伍文定一起把此事报告给巡抚、巡按以及守巡诸司，他们都认为这关系到风俗教化，于是争相筹措钱财、召集工匠，谋求扩建并翻新。借助守令的力量，不到两个月工程便集中完成。倒塌的修好了，狭窄的拓宽了，遗缺的补齐了，祠宇高大而焕然一新。不只是庙貌改变，吉州人士也奔走瞻仰感叹，一致更加激发了忠孝之心。那么这次举措对于名教的益处，确实很大。有人来请我写记。唉，文公的忠，是天下公认的忠。异族之人尚且知道敬仰他，何况他的乡人呢？行旅经过此地的人尚且还保存祭祀他的礼仪，何况他的乡士呢？凡是有职守的人，都知道尊崇他，何况这片土地上的官员呢？然而乡人仰慕他有三方面，有司崇奉他也有三方面。文公去世至今，已经三百年了。吉州士人凭气节行义，前后辉耀后世，说不是听闻文公的风范而奋发起来的，恐怕不可能。但忠义下降激发而成为气节，气节的弊端流变而成为意气。其中最高的一等，无所图谋却能有所作为，正是文公所说的成仁取义。其次虽有所图谋，但其意气仍接近正道。等到弊端流行，便有人凭借愤怒、乖戾、粗鄙的意气，来施行嫉妒、狭隘、傲慢的私欲；士人流于矫饰抗拒，百姓陷入强辩，人欲炽盛而天理灭亡，却还自以为是气节。像这样的人，难道会有吗？若如此，对于文公之道，不就是所谓拿着武器进入自家内室吗？我想要详尽地论述这些，来勉励本乡后来的士人，使他们去掉偏颇，归于能够克制私欲、返回正道，不过是希望他们不愧对文公罢了。如今巡抚和各位有司表彰、勉励并修饰祠宇，本来是要实行他们爱好德行的心愿，振兴并传播风教。正如《诗经》所说：“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人谁没有这样的心呢？如果能够充实它，文公的忠义就在自己身上了，又何必羡慕他呢？然而只是对于一时的表彰、勉励和修饰，有人喜爱其实际而崇奉他，有人仰慕其名声而崇奉他，有人借用他的事迹形式而崇奉他。忠义确实存在于自己身上，又想把它说明给别人，因此表彰他的祠宇、树立他的声望，这是喜爱其实际的人。知道他的美德却还不能在自身真正做到，只是姑且修整他的祠宇、彰显他的事迹，这是仰慕其名声的人。装饰他的祠宇，却在自身败坏他的德行；矫饰文书礼仪，却在行为上败坏他的事业；用奸诈掩饰外表，内里却暗设陷阱，这就是借用他的事迹形式的人。像这样的人，难道会有吗？若如此，对于文公之道，不就是所谓毁坏瓦片、涂抹墙面的行为吗？我想要详尽地论述这些，以勉励后来治理此地的官员，使他们不要只仰慕文公的名声而务求其实，不要只修文公的祠堂而不修养文公的品行，只求不愧对文公罢了。我曾经治理这个县，看见文公祠堂坍塌简陋，却未能扩建，已经对各位有司感到惭愧；又感慨当地的风气习惯或许已经产生弊病，却未能去除其偏颇，对各位人士也再次感到惭愧。如今高兴这项举措能够成功，便推发真心实意的话，为此写下这篇记。舒芬 大义祠记 大义祠记 启继承帝位而有扈氏抗拒，武王兴兵而伯夷叩马劝阻，这难道是他们不明白天命吗？君子说：谈论道，不以天命为依据；谈论义，不以命运为依据。这是传贤而不改变的道理。禹把天下传给儿子，因而有扈氏不服，并不是不知道启敬慎承受天命，而是担心后世若传给不合适的人，或许会因此占据圣神之位。这样说来，《尚书》记载《甘誓》，难道不是把以天下为家看作兵祸的开端吗？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义理也是如此。武王过去曾向纣王北面称臣，却在一天之内起兵讨伐他。像伯夷这样的人，难道不知道武王的圣德和周朝受命的时势吗？但仍叩马劝谏，是担心后世臣子一旦被利益驱动，就会借此行弑逆之事而毫无忌惮。唉，伯夷、武王处在三代盛世，尚且将以亡国、杀身来维护名教，哪里知道百世以后形势会更加不同呢？宋元之际，道义灭亡，禽兽般的人控制了人，把天下交给夷狄却不以为耻，奉君主和皇后以臣妾身份侍奉禽兽，反把免于死亡当作幸运。在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徐公全家不受玷污的义行，天下宇宙不几乎覆亡了吗？伯颜刚进入临安，把三宫、百官和诸生全都俘虏押往北方，即使全城的人也没有谁能够逃避，只有徐公叫来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到岳武穆王祠前诀别祭奠，发誓不与他们同去，并且从容选择死法；先用火却不能死，后来投水才死。唉！若比拟徐公的忠诚，文天祥、张世杰诸公更为盛大，只是徐公不在他们那样的职位上；若比拟徐公的节操，李芾、赵昴发诸公更为壮烈，只是徐公不在他们那样的职任上。也可以把徐公比作鲁仲连不肯拥立秦王的义举而加以实行，而他的刚直烈烈之气比鲁仲连强十倍。若不是平素践行正道，哪里会有这样的举动来挽回日月的光明呢？自古以来知道华夷界限、不肯让自己被禽兽役使的人，徐公的风范大概不在伯夷之下。徐公名应镳，字巨翁，谥正节，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里不再赘述。徐公是江山人，县治北面原有祠堂。正德己卯年，进士、武进人吴亚甫来任县令，认为祠堂偏僻简陋，不能振扬教化，不足以教化江山人，于是改建在东门内的通衢大道旁，替换腐朽的支柱、修复倾颓之处，工程花费不多。九月的吉日，终于告成。吴亚甫治理政务，把以节义教化作为急务，大体都像这样。近来宸浞之乱时，许多人观望不决，只有吴亚甫和进贤县令刘汝澄首先正名斥责逆贼，并发文通告上下。那么这座祠堂的改建，难道是徒然的吗？十月十五日，生员刘贡把书信送到闽地，嘱托我舒芬写记。于是想起成化年间厓山建祠，祭祀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公，白沙陈…… 徐亚甫表述说：“大忠祠，这座祠堂旧时题为大公谥号，如今改题为大义，希望足以彰显徐公与众不同的心志。唉！大义彰明，中国就会安定，夷狄就会畏惧。” 俞大猷 重建诸葛亭记 重建诸葛亭记

译从前诸葛先生亲自在南阳耕作，当时人称他为伏龙，所以把他居住的山岗命名为卧龙。这座山因先生而得名。桂林郡有一座高山，古名卧龙，后人因为山名与诸葛先生相合，便在山顶建亭，塑造先生像，按时祭祀他。这是先生又因山而得到祭祀。然而先生受到天下后世仰望而没有止境，他究竟凭什么获得这一切呢？陈承祚说，先生治理百姓的才干胜过领兵的谋略；这还不足以认识先生的伟大，又怎么足以使先生心服呢？我俞大猷认为，先生做宰相也出色，做将领也出色，只是这两者可以一人同时具备才能，却不能由一人同时承担职任。可以兼具优长，是人的才能；不能同时任职，是形势不允许。宰相居于朝廷内部，掌握枢机、主持权衡；如果国家大难正盛，最大的祸患尚未消除，兴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都要从百姓那里取得，治理百姓没有办法，财用就会不足，做宰相的大臣难道能容许一天离开内廷而居于外吗？将领治理朝廷之外，张设军队、驻扎野外，常常如同面对敌人，拿起鼓槌击鼓，生死只在呼吸之间；赏罚不当，士兵就不服；号令不能申明，军队就不整齐；节制不明，便不能决胜。做将领的大臣，难道能有一天闲居内廷吗？所以萧何任宰相、韩信任将领，汉朝便兴盛；魏征任宰相、李靖任将领，唐朝便兴盛。将相之间不相互越权侵犯，才能互相资助、彼此成就。如果一人同时处理将相之事，形体疲惫、精神困顿，两方面都不能成功；这不能说是他的才能不能兼优，实在是形势不能让二者同时实行。唉！先生难道不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吗？先生独自承受的苦心，又有谁知道呢？汉末正逢动乱，宗庙倾危，先生恰好生逢此时；进则想要像龙腾虎视，挥动长策清理天下，但上面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君主，下面没有可以共事的人，于是退而龙潜虎伏，高卧南阳。南阳北面接近中原，南面连接荆襄，是天下交通最便利的都会。先生选择隐居，为什么偏偏选这里？不过是想居于这个交通要地，广泛寻求杰出人物，共同完成最初的志向。寻求君主而得到君主，刘玄德公既有帝王的气量，又是中山靖王之后，是可以与之有所作为的人。假如得到像韩信、李靖那样的人，先生任宰相来成就他也可以；假如得到像萧何、魏征那样的人，先生任将领来辅佐他也可以。然而这样的人都没有得到，虽幸运地有了关羽、张飞二人，足以称为名将，却不久便先后陷没。君子说，关羽、张飞死后，蜀汉的事业已经离去了，这确实是正确的评论。天意究竟怎样，难道无意于汉室吗？刘玄德公也随即去世了。先生的志向，不也就孤独了吗？我在半夜思索，托孤受遗的话语仍在耳边。汉室的存亡，寄托在我一人身上；举目山河、徘徊四顾，却没有可以共同谋划的人。有时出任宰相，有时出任将领，掌握枢机、总揽大权，这实在不是先生所乐意做的事。杨颙说先生不懂得职位名分的体制，失去了作为一家之主的法度，先生最终也没有话可回答。但先生自己知道，一天不承担宰相之事，军需就会困乏，国政就会先行崩坏；一天不承担将领之事，士卒之心就会离散，敌国就会更加猖獗。不得已而同时承担二职。至于功业衰退、志向未能完成，只应当把它归于天命，不是人的智慧和力量所能争取的。在先生身上，淡泊则与冰玉同样纯洁，宁静则与山岳同样坚定，忠贞则与霜雪争相比严，精诚则可以贯穿金石。无论存亡都不改变自己的心，无论始终都不改变自己的志向。评论者说，三代以来的人才，只有先生一人，这难道是在欺骗我吗？假如有幸生在三代人才众多的时代，难道不能建立周公制作礼乐的功业，树立太公开国伐讨的功勋吗？只是可惜生在末世人才匮乏的时代，反而不能成就萧何、魏征、韩信、李靖诸人的事业，使千古英雄再次在无情之地流下眼泪，在感愤之际发出叹息。他的内心已经不能承受这种处境，不知道先生当日身处这样的困厄，将把它作为怎样的心情呢？即便如此，炎汉的江山当时不能光复，先生固然不能没有遗憾。然而天下名山中有名称偶然相合的，后世人又把这座山归属于先生，使它能够同北方的尧山、舜庙一样长久存在，这也可以自我相信、自我安慰了。诸葛亭年久将要倾圮，大巡抚白野朱公感念仰慕先生的风范，商议重建；各司官员都认为本司多能得到这座山的胜景，而且山上又有先生的像，于是共同举行重建。藩司诸公随即极力赞助，不到一个月工程便完成，成为西粤会城的一大壮观。朱公命我写记，我于是论述先生的伟大，来告知有志同道之人。祠庙【今贤】李鐩 唐龙 王玑 姚涞 罗洪先 冯琦 李鐩 宋尚书祠堂记 宋尚书祠堂记

译弘治甲子年夏天，我李鐩任工部左侍郎。孝宗敬皇帝派我前往山东，商议处理守臣所报告的漕河事务。我驰入当地，考察古迹，知道漕河原来就是元代的旧运河。元代又有海运，大概是因为河运制度还不完善。国朝洪武初年，原武决口，河水经过漕河流入安山，漕河堵塞四百里，从济宁到临清，船只不能通行，于是在城村等处修筑道路，陆运至德州。永乐初年，太宗皇帝开始营建北京，制定运输办法：海运从直沽到京城；江运则从淮河浮船进入黄河到阳武，再陆运至卫辉，随后进入卫河到京城。当时海运危险、陆运费用高，耗损钱财、淹没船只，每年以万亿计。后来皇上命工部尚书宋礼修治元代运河，征发济、兖、青三地百姓十五万人，登、莱两地自愿服役者一万五千人，疏通淤塞、开通狭窄处，顺应水势治理。宋礼采用老农白英的计策，在戴村筑坝，横贯五里，拦住汶水不让它向东流，使水全部流到南旺，然后分为两股：以三成向南流入漕河，接通徐、吕；以七成向北汇合于临清，接通漳、卫；在曹、郓堵塞河口，疏浚河湾直到曹县旧河道，以便行水。大概漕河废弃，会产生两种祸患：河水容易决口，就会淤塞；水量患于干涸，就会阻滞。从此漕河修成，海运便废止了。祭祀之法说：“对百姓有功，就应当祭祀他。”我李鐩因此陈述宋礼的功劳可以享受祭祀，于是请求敕令下达有关官府。工部主事王宠又说：“刑部侍郎金纯、都督周长辅佐宋礼的劳绩，也不应湮没。”当今皇帝继位第六年，批准了我李鐩等人的请求，命令在南旺分水祠祭祀宋礼，并以金纯、周长配祀；有关官府还一并祭祀平江伯陈瑄，但金纯、周长的神位也因此错乱。又过六年，工部郎中杨淳才开始依照制度厘正。杨淳和主事王銮来征求我的意见说：“臣子奉行国家事务，才智丰富的人负责创始，谨慎深思的人负责守成，只知守成的人会败坏政事、使国家困敝，屡次创始的人会使政务纷乱、使百姓烦劳。因此，民俗所厌恶的，圣人不强行推行；百姓所安适的，圣人不急于改变。从前守臣想改道疏浚汶水、洸水，以求漕运便利，不也太过穿凿了吗？宋公治理漕河，因循元代贤臣的遗迹，采纳当代通达之士的谋略，观察水流泉源的适宜，运用独断的智慧，顺应百姓愿望，避免百姓劳苦。此后设置水闸以防止泄水、蓄水，开凿湖泊以长久灌溉，引入泉水以防干涸，按时疏浚以减少淤塞，漕河于是大为完成，成为万世的利益。谋虑浅薄的人容易变动，崇尚奇异的人喜欢更改，对事务昏昧的人总是制造事端，对百姓残忍的人喜欢役使他们，这就是事务败坏的原因。柔弱者会废弛，刚强者会败亡。我在三朝任职，充任卿大夫末位，如今已经年老且有病，将要归农以等待生命终结。因宋公祠堂建成，冒昧以这些话告诫后来的君子。宋公字大本，是河南永宁人。金公是泗州人，历任官职至刑部尚书。周公是天长人，封莱阳伯，谥忠毅，也是当时的名臣。祠堂始建于正德七年春，落成于正德十一年冬。庙宇、廊庑、围墙都已完备，另刻在记文石碑的背面。唐龙 遗爱祠记 遗爱祠记 景泰初年，漕运政务没有得到修治，于是朝廷衡量江淮各镇的情况，建立都御史行台来总摄纲领，首先把这项职任交给河州王公竑，不久又兼管巡抚事务，凡江北各郡各州，都在他的抚治之下。嘉靖戊子年春二月，我不才竟蒙受这一任命，只日夜凛然，害怕不能胜任。到了境内，我向各位士大夫作揖说：“砍木的人牵引墨线，木材就会直；建立政事的人遵循同一道理，政务就会治理好。因此周公治理东郊，能够谨慎开始；君陈能够调和其中；毕公善于完成它，以此承接前代政绩，建立无穷的根基。”我茫然无措，不知该从何做起。都台设立至今已有一百年，历任执掌文书的人谁最贤能？士大夫说：“都贤能。”我问：“谁可以效法？”他们说：“都可以效法。”河州王公的德业真是达到极致了！我向父老询问，他们的话与士大夫相同；子弟们相互率领来告知我，也与父老没有不同。王公任给事中时，在朝廷中发出有力号召，奋力攻击权臣；任都御史后，统率三军，驱逐虏众，这就是有功于社稷了。那么他在这里又做了什么呢？我广泛查考州郡志，又读了王公的神道碑，越发知道王公严厉刚毅、坚定正直，处理政务总要斟酌民心，清查境内豪强，彻底依照法令办事，尤其憎恶贪污官吏，说：“这种人就是民贼！” 便把他们打倒捆绑起来，威严的号令赫赫然如雷霆，不可轻慢侮辱。徐州、淮安一带连年大旱歉收，百姓饥饿，山东、河南两路的流民又突然来到，王公先发放漕米一百六十余万石；离得近的，计算日期供给粥食；离得远的，按斗斛计量，平均分发；迁徙中的人在路上供给食物；总共使三十万一千人得以长期活命。病人给以医药，又救活一千四百人；被卖掉的人赎回送还原家一千二百四十四人；死者收殓安葬三千三百余人。对远近的人加以庇护，对死者、生病者救治，对被卖者赎回，王公可以说没有什么办法不是用尽了。等到王公被诬陷逮捕押解的消息传来，他换了一套衣服，乘小船出发，百姓仿佛失去了慈母，攀船号哭送行。天顺年间，王公再次到任，百姓又仿佛得到慈母；老人弯腰前来，壮年人踊跃而来，儿童唱着歌谣来拜见王公，接连三天不断。用法令防止百姓作乱，用仁爱养育百姓，所以威严施行而爱戴建立。我惶恐地思考，想要效法王公政绩中的美善，却还没有做到，也不敢懈怠。后来弟子员上书说：“封植南国甘棠的人，是为了思念召伯的政绩；在岘山碑前哭泣的人，是为了追念叔子之德。”王公确实怀柔了我们的土地，应该有足以系住百姓思念的功德。在这以前，西湖水边有一座佛寺，官府撤掉其中的泥塑神像，驱散僧徒，仿佛早有等待；郡守葛子木是有志于王公的人，于是增置规制，环绕修筑围墙，在中央供奉王公的木主，并请以王公的名义命名。王公离开淮地已经八十多年，而如今的士大夫、父老和子弟，与他的声音容貌相距遥远，本来不可能相见，却仍然油然而然地思念他。思念还不足以表达，于是又请求建祠，以留下遗爱。因此命名为《遗爱祠》。王玑 复都御史李公祠记 复都御史李公祠记

译起初，我听长老们说，知道过去曾有汉藩之难，却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以及平定它的原因。后来从士大夫中逐渐听到一些情况：汉庶人倚仗武力和宠幸，心怀异志、图谋叛逆；等到章皇帝亲自出征，我慨然听闻，却始终没有弄清事情的始末和揭发此事的人。到了癸巳年，我承乏担任武定的备兵。武定旧为乐安州，正是汉王开府留下的地方；在那里，我有时得以接见乡中士大夫右司空信山韩公、荆中丞海隅毛公、思义少参东楼董公琦，他们一同为我讲述故中丞李公璇揭发并平定汉藩之乱的经过，详细说道：“李公在永乐末年，由上舍生授任监察御史。高煦心怀不轨，当时恰好李公正在服母丧，丧期将近结束，并且同处一城，形势十分危急。高煦正打造兵器，储备硝石硫黄，叛逆的端倪已经萌发。李公听说了，却装作没有听见；又招募登记壮勇，约束收编军卒，夺取繁殖用的马匹，释放监狱中的重刑犯，叛逆踪迹更加显露。李公听说了，仍装作没有听见。高煦对李公不再怀疑，反而将以帷幄之中的心腹重重倚仗他。李公于是旋即派遣使者前往叛军，以礼邀请自己；暂且以身穿丧服为由推辞，拖延到服丧期满，仿佛没有看出对方图谋不轨。于是对方更加不加防备。李公于是请示母亲，在家人面前发誓说：‘一定要抢先发动这场变乱。’ 于是连夜驰往济南，遍告省、按察等衙门，借王府的符验，托言向海洋传报。等到高煦派人追赶时，第一拨使者没有遇见，第二拨也没有追上，而李公已经抵达京师。随后他入文华殿朝见皇帝，当面接受询问，陈述逆谋已经明显暴露的情况，赞成皇帝亲自出征讨伐的策略。仅仅七日一夜，军队就抵达城北，真是迅雷不及掩耳，而叛军的魂魄已经先被夺去。不久攻入城中，宫殿栋梁被摧毁，高煦终于被擒。凯旋后，天子嘉奖李公的劳勋，晋升为左佥都御史，赐袭衣、文币，拟荫一子为锦衣卫千户，赏给家人十户。李公全都推让不肯接受；不得已才接受衣币，至于官秩、荫赏等，最终仍然推辞。又有人说：“李公本来淡泊退让，而且朝中缺少了解他的知己，所以没有人替他大力宣扬。否则，授予爵位并非过分，而李公仅仅做到左佥都御史便停止了。”于是才开始知道李公的功劳。诸公又问我：“你认为李公的事情怎么样？”晁错说：“不容易说。”处置宗藩之变，与对付其他盗寇不同：形势不严密，就会祸及自身和家族；行动不神速，就会让对方得以谋划；不是天子亲自出征，对方就能找到借口。晁错没有做到严密，景帝没有亲自出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章皇帝天兵的神速、李公谋划机事的严密，汉朝君臣都应当感到惭愧。” 又有人说：“许忠节公死于宁藩之难，与李公相比怎么样？”回答说：“不容易说。”宸濠的势力庞大而且蔓延，忠节公当时正掌握政事，却受制于没有及早谋划；然而他的心志仍同李公一样。若换一个处境，他们都能做出同样的事。于是诸公点头赞同，并且说：“李公原来按乡贤祭祀于学宫东面；后来建立忠节祠，便借用了李公原来的地方，因此因循至今，祠堂没有恢复。”王玑说：“这是我的责任。”于是选择学宫西面废弃道观的空地，建造祠堂安置神主，恢复旧有典制。祠堂建成后，李公的后裔、医官李熯请我写记。我担心后人不知道李公的事迹，就像我起初一样，因此不推辞而写下这篇记。姚涞 显忠祠记 显忠祠记

译国家处在兴亡交替之际，一定有坚守气节、执持志向的人，他们宁可润鼎齿剑、面对死亡也视若归宿，从天下动荡和烈火之中挺身而出，以彰明委身君主而不改变的道义。这样的人并不是为了求得天下后世的知名，只是天下依靠名教而建立；既然有这样的人，为世道忧虑的人，怎么可以只根据投向哪一方来抑扬褒贬，只根据成败来衡量轻重，只根据祸福利害来决定缓急和取舍呢？奉川戴公德彝死于国难，距今将近四百四十年，乡里人因为畏惧国威而避讳，不敢称说他的名字。我自从进入史馆，才知道戴公的大节；向当地人访求，往往没有人能说出大概；查考郡志，则散失而没有记载；只有科贡考录中列有公的名字，却又弄错了他的实际身份。查考洪武二十七年考中的第一名，是定海张公信；第三名就是戴公。戴公授官编修、侍讲，中途改任御史和左拾遗，这是后世继承而不断更定制度的结果。先皇所简拔、嗣君所录用，他的文学和风谊，本来已经被当时人推重了。北方军队南下，长江防线失守，戴公以身殉主，灾祸牵连宗族党羽，这就是戴公死于国事的经过。编写郡志的人不知道戴公在朝廷任职的大略，而国史还保存着；他们只看见南雍立碑刻有戴公的名字，便凭私意以假乱真，把鄞人叶宗可排在戴公之前，又在叶宗可名下题作“探花”，反而把戴公压在这一科进士的末位，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思呢？可痛惜啊，忠义如此容易沉沦，而文献又不足以凭征。嘉靖戊子年，奉川邑侯陈君缟来到我这里，谈起戴公的忠节；陈君于是向观风使请求，在学宫祭祀戴公，但仍然没有专门的祠祀。过了五年，到壬辰年，海虞钱君璠接任此县县令，我又告诉他说：“发掘潜德、彰显忠臣，是守土官的职责。戴公的祠堂不称意，您何不谋划建立呢？”钱君起身说：“我治理政务，是想用它来劝导忠善；即使是小的善行，也将为它张扬，以示风教，何况本县还有像戴公这样的泰山北斗呢？我上任以后，政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一下车便召集诸生询问，他们都赞同，于是在社学左侧开辟土地，建造三间屋宇，匾额题作‘显忠’，在其中祭祀戴公。”甲午年，祠堂建成，钱君率领奉川子弟写文酬谢。戴公的英灵洋洋然，谁没有仰慕；赫赫然，谁没有肃敬；凄凄然，谁没有悲怆。从儒生到樵夫牧童，从故老到妇人孩子，开始都知道诵说戴公的忠烈，也更加赞美钱君善于表彰忠臣。文皇帝发动靖难之师，本来不是平常情势所能推测的。当时诸臣知道刚硬的牙齿会折、柔软的舌头能存的戒律，没有不通达权变、转危为安、保全荣禄而使悔恨不及发生的。只有戴公却仿佛违背天命、拂逆人情，即使面对严厉诛罚也不后悔，难道是不懂得其中的趋避吗？大概戴公是坚守经常之道的人，不能用超出常规的权变去劝说他。因此，有所认为可行的，必定也有所认为不可行的；有所能够做的，必定也有所不能做的。壬午年赴死，本来就是戴公所认为可行的，也是他自认为能够做到的，既然如此，又怎么会顾虑其他呢？不只是戴公如此。从前帝王改朝换代，以仁德救济天下；英雄动用武力，以威势震服天下，本应没有人不服。然而守持一节的人，却偏要在危疑之间同他们争论是非。每个人各有志向，什么时代没有这样的人呢？卞随、务光投身稠水，仿佛是不满于商汤；伯夷、叔齐进入首阳山，仿佛是不满于周武王。汤武的圣德没有因此受损，田子方等人的操守也没有因此被贬低。按照道和义，各自都得到心安之处，难道能把彼此抵触看作缺陷吗？即使圣人进行吊民伐罪，尚且免不了守经之士的议论，那么王烛、周苛、龚胜、孔融、尧君素、韩通等臣子的死亡，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内乱平定以后，曹国公李景隆、历城侯盛庸、都指挥平安，起初彼此仇敌，后来相互依附，最终仍不免获罪。洪熙初年，下诏赦免建文年间死于国事者的家属。古人曾有娶妇的比喻：对于别人，是希望她顺从自己；对于自己，则希望她能斥骂别人。体恤过去，本来就是用来劝勉后来者的，这不正是我祖宗深微的用意，也是钱君建立祠堂的意义吗？有人说，奉川有戴公，就像缑城有方公一样。我认为，两人死于国事相同，但他们应当赴死的原因不同。方公受到儒臣的最高宠信，凡是军事筹划、国家议论，都听取他的谋断。为人谋划军队，军队失败了，就应当为之而死；为人谋划邦国，邦国危亡了，就应当为之而亡。方公承担谋划国事的重任，却因谋划导致祸难、加速灭亡，谁应当承担这个罪责？所谓一件事没有成功而使万物遭受损失，不只是义理上应当死，在形势上也不得不死。戴公却不是这样：作为旧君的臣子，他可以死；作为同姓宗室，他也可以不死。假如戴公不死，仍可同杨、金、胡、黄诸人一样，赎回此前的过失，再承担后来劳绩，似乎没有什么不可。可是戴公只是因为君臣之间的常经而死，不像那些出于外在逼迫和一时激愤的人。这就是他处置死亡的困难，确实与方公不同。唉！戴公的身体已经粉碎，宗族已经残破，唯一不能被夺走的，只有戴公的志向。古语说：“石头可以破碎，却不能夺去它的坚硬；丹砂可以磨损，却不能夺去它的赤色。” 说的不就是戴公吗？说的不就是戴公吗？罗洪先 峡江练公祠记 峡江练公祠记

译我过去读《金川玉屑集》，非常感慨仰慕练公的为人，却不详细知道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嘉靖癸丑年，我登上玉笥九仙台，路过一处废弃的洞穴，当地人告诉我那是练氏的祖坟；我在那里徘徊很久，没有立即相信。后来进入永兴禅寺，老和尚自述自己曾因练氏被连累，常常说练氏的田地已被没收，并且说：“从这里向南走三里左右，江边有一块地叫三洲，就是练公的故居。再向南走一舍到玉峡，峡江县由此分界，练公正是今天的峡江人。”我听后惊惧不已，便命前导带路；到达后，只见荒烟衰草之间，中门、堂阶、墙垣的遗迹隐约可见。台阶右边有几座坟，都是被赦免归来的人，姓名仍可以逐一指认，于是我和赵生子良不觉痛哭流泪。邻近的黄氏家族老少聚集观看，也都相对洒泪哭泣，并把练氏家世说得非常详细：练氏本是淦东东山人，到练伯尚时迁居三洲，这才生下练公。等到练公考中进士，又迁居淦城。洪熙改元，朝廷赦免他的家族，全部恢复原有产业。于是东山、三洲仍归练氏，而城中居地交给陈姓女婿和黄氏。当地人所说就是这样。练氏过去与黎、黄、刘三氏齐名；黄氏与练氏为邻，又世代通婚，所受祸患尤其惨重。两家的土地犬牙交错、互相嵌入，黄氏并不怨恨，反而流泪说出了我以前没有听过的事情。唉，这难道是为了获得什么利益才这样做的吗？起初钱守琦因峡江方面的请求，在凤凰山顶为练公建祠；淦地人士哗然说：“练公是淦江人，和峡江有什么关系？”甚至写信辱骂此事，但峡江并没有因此改变。当时故老凋零，遗憾的是没有人把三洲的情况告诉他们。三洲隶属淦江，就由淦江祭祀；隶属峡江，就由峡江祭祀。淦江和峡江都是练公的故乡，何必选择其一呢？陈乔名籍属庐陵，却在临安享受祭祀；六一居士生于吉水，却在恩江享受庙食。神灵不可揣度，究竟在彼处，还是在此处？祭祀迟至庙门，在两地轮流举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淦江人又何必怀疑峡江呢？如今淦江争祀，好比家中有宝，害怕别人夺走；认为练公在淦江，淦江就更尊重。峡江争祀，好比在宗庙中担任执事是荣耀；认为练公在峡江，峡江就更尊重。能够使淦江和峡江都得到尊重的，不过是一次死亡罢了。人谁没有一死？练公为什么独独凭死亡使淦江和峡江都得到尊重呢？因为他忠于自己的职事，知道这是不得不做的，又能够安于自己内心所认可的选择。所以，知道练公不得不死的心，也就知道淦江和峡江不得不祭祀他的心。由今天不得不祭祀他的心推求，就可以大致理解当年不得不死的心。这种不得不死、不得不祭祀的心意，田公不能强求于淦州和峡州的人，淦州、峡州的人也不能把它据为田公私有。峡州之争，淦州本来已经有了说法；但不是说我可以就此罢休，而是一定要祭祀他。他们心里大概说：“那位死在淦州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受到辱骂，也不能回避。”田公遭难时，人们本来已有了说法；但不是说我可以就此罢休，而是一定要为他而死。他们心里大概说：“那位死在世间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妻子儿女被杀，也不能回避。”这就叫作自靖。所谓自靖，就是把自己的心意完全尽到，然后才能心安。仁，就是人的本心。把本心完全尽到，便是求仁而得到仁。伯夷、叔齐之所以被孔子认为贤人，正是这个道理。伯夷、叔齐相当于商代的贤人，而商朝没有灭亡；百代以后听到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到激发而奋起的。因此，峡州确实是必须争取祭祀田公的地方。唉！淦州的祭祀，使田公得到了应受的尊重。只是难道不想想我们自身也有应当尊重的地方吗？峡州的祭祀，使田公得到了安宁。只是难道不想想我们的内心尤其有应当安顿的地方吗？这种内心不得不如此的情形，并不只是临难时才有。从日常的言语、行动、饮食、呼吸，到纲常伦理，每天遇到的事情不知有多少，却没有一件能像峡州争取祭祀田公这样直接使人心安，这又是为什么呢？即使得到安宁，也不过是在倏忽转移之间罢了，哪里足以和田公的“一丁忚”相比呢？如果不辨明这个道理，只是感慨仰慕田公，把祭祀田公看作重要之事，那也就太末流了。钱氏祠堂名为“自靖”。按照旧例，人们忌惮登山跋涉，通常请求在主祠中祭祀田公。行署通判何公坚持巡视各县，认为这种做法不合礼制，才开始商议改迁祠址。知县王君陈策、濮君桂又相继完成了这件事。濮君把祠堂移到山腰，但规模颇为低狭。何公又捐出俸禄，开辟山麓，把仓场旧址和古刹旧地一并扩大，在下面建成求仁书院。陡峭的石阶和曲折的小路，直接连接着祠堂；那里开朗宽阔而深幽，祭祀也有固定的仪式。又在山顶建亭，题名“高山仰止”，登亭远眺，三洲的烟霭草色都尽收眼底。唉！田公连自身和家庭都没有顾念，哪里会计较世人是否祭祀他，以及祭祀地点离三洲远近呢？然而祭祀地点靠近三洲而不祭祀田公，本来就更加无法安慰峡州人的心。因此记下这次营建的事情，详细论述其中道理，告诉后来那些感慨仰慕田公的人。冯琦 《甘肃大司马田公生祠记》《甘肃大司马田公生祠记》

译甘肃在西北各镇中最大，外面正对玉门、阳关，通往西域，国境绵延万里；里面连接秦、陇、朔方，四面都是敌人，像悬在空中的一根细线，只有一条通道。吉囊的余党分住在河套之中，又联合海、瓦二酋，成为边境祸患。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允许他们进贡并以此羁縻他们；然而他们大多不遵守约束，时常闯入边塞，杀人抢掠。戊子年，我军作战不利，损失了一名副将军。皇上震怒，断绝互市和赏赐，询问群臣谁能制服敌人。朝廷商议后举荐了如今的大司马田公。皇上命田公以中丞身份前往。田公到达边镇后，训练军队，积储粮食，两年以后才出兵使用。每逢作战，他亲自披甲、击鼓，冲在士卒前面；他既借助武士的力量，又以谋略加以运用和制胜。用兵重视方略，不以斩获敌人首级为唯一责求，所以军队出动总能取得功劳。甘山之战，敌人诱使我军深入，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并将其击败，斩首六百级。南山之战，海酋陷入伏兵之中，斩首也有六百级。西川之战，海部敌军倾巢入侵，遭到覆灭后逃奔；火势一起，死者不计其数，大酋也被消灭。松山之战，各部敌人合力，准备一举报复，田公先发制人，在边境之外抵御他们；双方尚未交战敌军便溃败，跟随敌人的番夷也都前来归附。凉州之战，田公先截获他们的间谍使者并杀掉，随即发兵逼近敌帐，斩首七百级。田公镇守河西时，取得五次大捷、几十次小捷，把敌人驱赶到千里之外，修筑了四百里的边城，在宁固、镇番、凉庄、浪之间排列亭障，烽火不必设置，郊外堡垒也不受惊扰，已经和内地一样安宁。适逢枢密大臣的职位空缺已久，天子召田公入朝掌管兵权。计算田公从任备兵使以来，直到任大司马、加太子太傅，在五年之内，每次战捷都上报朝廷。天子拿出大官的金钱赏赐田公，多得无法记数；还授予他的儿子锦衣卫指挥的官职，使人不认为升迁过于突然。田公离开边镇的第二年，方伯霍公和六郡的官吏百姓将要合力建造生祠祭祀田公，来向我索求记文。我认为田公的功劳，并不只是一个边镇的功劳。近来岛夷在东边发生外患，我国征调天下兵力向东进发；敌人果然因此产生了侥幸之心，说：“他们不知道东边的情形，西边一定空虚。”田公却只用一个镇的兵马出塞，多次击败他们；在原野上抵御他们，又把他们击败，狡猾的夷人这才知道我们中国的刀兵还有余力。于是我军开始振作，将领和官吏都想着为功名自我奋发。天子也因此不必西顾，可以专心对付东边的战事，这是第一大功。大敌的酋长们内心犹豫不决，实际上还借助各部力量；他们曾经试探我军一个边镇，一旦得志，各部就会望风而起，难道仅仅是丧失几十年防御戎敌的利益吗？云中、朔方以南，哪里还会有安宁之地？田公击破敌军，积累斩首数千级，筑起京观并封存其首级。西部敌人已经远去，边塞的大敌又来了。互市的商人咬着手指，不敢骄纵。田公在明处打击西部敌人的胆气，在暗中夺去大敌的气势；这就是田公停止议和而用战争解决问题，又以战争维护议和，影响到各边镇的安定，这些都是田公留下的余功。这是他的第二大功。西夏和敌人土地交错，戎人和华夏之民彼此争斗；穹庐相连，互相扰乱。如果我军不能击破敌人，敌人就会蹂躏我方；失败军队的士气一旦丧失，终身都不能恢复。如今敌人已经多次失败，死者的尸骨都来不及收拾，活着的人伤病未愈；不出几年，敌人的气势还不能恢复，而我们用几年的生聚教训来磨炼军队的勇气，可以用兵力摧毁他们，也可以用柔和的办法安抚他们。安抚他们有恩惠，讨伐他们有武力；我们的安抚和剿杀都还有余力，这是百世的利益。这是他的第三大功。田公有三大功，每一项都不只在一个边镇，也不只在一时之间，边地百姓怎么能独自占有这些功劳而专门祭祀他呢？边地人的淳朴固执，在他们所爱的人身上，百世都不会忘记；敌人即使强悍，对他们所畏惧的人，百世也不敢靠近。郅都是强干的官吏，敌人不敢侮辱他的画像。李广只要稍有行动，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即远远迁徙，不敢接近边境。八公山上的草木，顺昌城的旗帜，本来都没有实际的军事力量，却使敌人一看见便逃跑，连脚步都不敢停留，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他们畏惧那种威势。这座生祠中，田公的画像庄严地立在那里。君子登上这座堂，就好像听见田公的咳嗽声，接受他的谋略指导。普通人则说：“田公还在这里吗？难道还要再来使我安卧不安吗？”将领和官吏好像手捧白羽扇、手执马鞭和弓弭一样，不敢改变纪律。大酋长和名王，即使身处金戈铁骑之中，仍然战战兢兢，退避而不敢正视。田公本人在兵部掌握九边，已经在朝廷上取得了胜利；而田公的画像留在边镇，边地百姓畏惧他的余威，遵循他的遗策，也将使边境不战而得到安定。这是田公从前的胜利加上一层，也是今天的胜利加上两层。由此说来，河西得到田公的祠堂便显得尊贵；如果云台、麟阁上已经有田公的容像，太常寺又铸钟铭刻他的功绩，那本来就不必再建祠祭祀了。田公和我的先父同年考中进士，我又和霍公是同年好友；既然他来请求，我谨慎地拿着简册写下这篇文章。祠庙【贞女】崔铣 崔铣 《四贞祠记》《四贞祠记》正德壬申年，盗贼劫掠东火，抢掳妻子和妇女；没有受辱而被害死的共有四人：一位是赵氏，一位是袁氏，一位是程氏，一位是平氏。盗贼离去后，有关官员把情况上报，皇帝下诏赐给丧家助葬的钱财，并按制度树立阙门。过了十四年，到辛巳年，潞州太守向御史请求在小岭建立祠堂祭祀她们，获准后，便命东火人仇朴主持营建。仇朴又拿出自己的资财，帮助建祠，正堂三楹，左右廊各三楹。外有围墙，出入都有门。春秋两季举行祭祀，选择日期，洁净供品，设侑祝之礼，并用帛作为祭品。唉！过去值得说的，难道只是这四位贞女吗？我听说：政事开始于懈怠，最终流于废弛；享乐开始于安逸，最终流于荒淫；做官开始于得到职位，最后放纵到使国家混乱。唉！难道不可痛惜吗？自从宦官谷大用等八人想要蛊惑君主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燕游之事便开启；又进用刘瑾，使朝廷议论受到震慑，士人的祸患惨烈。自从议论者想让司马刘公担任宰相，朋党便开始分裂；自从刘瑾驱逐少师刘公，相权便丧失；自从杖责言官，言路便被堵塞；通过行贿升迁或免除祸患，谋利之门便大开。朱宁进用后宦官的宠势衰退，江彬进入后巡幸之事兴起。官府威望减轻而倾颓，百姓贫困而盗贼强盛。那些谋求作乱的骄横藩王，窥伺空隙而产生反叛之心。当刘瑾专权时，祸乱猛烈如火焚烧；人们怨恨韩司徒，李梦阳甚至把这种怨恨刺入骨髓。众人都说他们一定会死，但他们却获免；罗侨的进谏、吴廷举的弹劾，都足以使他们必死，但他们也获免；何瑭行长揖礼，知县王勋不肯行贿，却反而受到尊重。刘瑾失败后由江永继承其势，江永失败后又由朱宁、江彬继承，天下的混乱达到极点。刘少傅被排斥出位，传尚书上奏抗争，于是宁王朱宸濠反叛。胡世宁、曹琥坚持法度，孙燧、许逵为义而死。唉！这些人多么美好啊！政事怎么会走到败坏的地步呢？所以，抗拒侮辱的女子可以用来观察人的本性，秉持节操的大臣可以用来观察学问的成果。斋舍 刘基 宋濂 孙作 薛瑄 岳正 罗玘 桑悦 陆深 湛若水 马驸 杨慎 刘基 《苦斋记》《苦斋记》

译苦斋，是章溢先生隐居的屋舍。屋子有十二楹，用茅草覆盖，坐落在匡山山顶。匡山在处州龙泉县西南二百里，剑溪的水就发源于此。山的四面都是拔地而起的峭壁，岩石都是青苍色；山岸高峻，山中凹处低下，下面只有白云，上面多刮北风。从北方吹来的风，大都不能带来甘和之气而善于使物味苦，所以植物受到它的影响，味道都苦；而性味苦的东西也乐于生长在那里。于是鲜支、黄蘖、苦楝、侧柏等树木，黄连、苦杖、亭历、苦参、钩夭等草类，黄游、冬葴、芑等蔬菜，槠、栎、草斗等果实，以及楛木、竹子的枝条，没有不成群分布、罗列生长的。野蜂在其中筑巢，采集花髓酿蜜，蜜的味道也苦；山中方言称它为黄杜。刚开始吃时颇难下咽，吃久了便越发觉得甘甜，能够消除积热，解除烦渴之病。那里的槚茶也比普通茶苦。山水冲刷着石头流出，源头水势沸腾汨汨，曲折而急密，流入大山谷中。水中有许多带斑纹的小鱼，形状像吹沙鱼，味道苦而微辛，吃了可以醒酒。山离人居稍远，只有章先生喜欢游览；跟随他的人大多以早晚往返为艰难，所以他便选择山中低洼的地方建屋居住。他带着几个童子，扒开坠落的竹叶来种粟和豆，采食草木的嫩芽和果实。有空时就穿着木屐登上山崖，倚着高大的树木长啸；有时下到山下，临近清凉的水边。樵夫的歌声从林中传来，他便拍击石头应和。别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快乐。章先生说：“快乐和痛苦是彼此依存、相互转化的。人们只知道快乐就是快乐，却不知道把痛苦当作快乐；只知道享受快乐，却不知道痛苦是从快乐中产生的，那么快乐和痛苦之间相距又能有多远呢！”如今那些富贵人家的子弟，安闲地坐在华丽的厅堂上，口中从未尝过荼蓼之类的苦味，身体从未经历过农田劳作的辛苦，睡觉一定铺重重的褥子，吃饭一定是珍贵美味，出入一定由车舆和仆从侍奉，这就是世人所谓的快乐。可是有一天运势穷尽、福分终止，意外遭逢困顿，他们不知道喝醇酒、吃肥肉的肠胃，不能用来充实粗粮；靠柔软被褥、穿温暖衣服养成的身体，不能抵御蓬蒿荆棘；即使想学做乡野之人和卑贱仆役，在荒草丛中蜷曲跳跃、逃窜伏藏，苟全性命，也办不到，难道不是过去的快乐反而成为今天的痛苦吗？所以孟子说：“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临到这个人身上，一定先使他的心志受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的身体挨饿。”赵先生说：“良药苦口，有利于治病；忠言逆耳，有利于实行。”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快乐；而他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痛苦。我听说井水因为甘甜而枯竭，李树因为味苦而得以保存；夫差因为沉湎酒色而灭亡，勾践因为卧薪尝胆而兴盛，不也正是这个道理吗！刘子听了这些话，领悟其中道理，便用“苦斋”命名他的屋舍，写了《苦斋记》。宋濂 《拙庵记》《拙庵记》京口徐德敬君任中书管勾，居住在京城，住一间屋子，不粉饰，也不华丽，只能遮挡风雨；四周放满图书，中间放一张榻。他每天退朝用饭后就徒步回去，安静坐着诵读古人的话；不与宾客交往，也不接受请托，自号“拙庵”。袭封衍圣公、鲁国孔侯希学，写下“拙庵”二字送给他。德敬又向我索求文章。我是天下最笨拙的人，德敬难道也像我这样笨拙吗？世上的人舌头长而灵活，言辞敏捷，像转动弹丸一样流畅，尽情谈说，极力吐露，仿佛河水从昆仑山流出向东奔注；言语恰好合乎事理，像斧头砍断木炭；又像猿猴攀援着水边的树木向上，或像兔子奔跑在旷野中而被鹘鹰捕捉。他们在言语方面的巧妙就是这样。我却做不到：别人问我机变之事，我以不知道谢绝；别人向我展示秘密，我瞪眼看着，不能理解其中意思。别人所赞美的事，我即使想说话，舌头像杵一样笨重，无法举动；听到别人的话，便额头冒汗。别人所忌讳的事情，我不能停止不说；一开口就正好触犯禁忌，众人都惊骇发笑，我却不知道羞耻。我的言语笨拙，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别人有见识，能洞察细微，抬头便知道结尾，询问白色便了解黑色；还没有进入对方门庭就已经窥见他的形状，刚看到他的相貌就已经洞悉他的肺腑，进而探究他的深奥；福气将要到来时，他能微明地看出端倪，出身入世便预先承受祸患；正在默默预防、躲避隐匿。他们在识见方面的巧妙就是这样。我昏昏然什么也不知道，糊里糊涂无所思考。别人嘲笑我，我反而以为高兴；别人对我发怒，我径直任性而行；罗网就在眼前，我却把它当作织丝；虎豹在身后，我却把它当作狗狸。我在这些方面的笨拙，足以成为全天下人的老师。这两方面就是我最大的笨拙；其余的事情错综复杂、纷乱交织，即使张良、陈平也不能计算它的数目，子游、子夏也不能用言辞说明，德敬难道会有这些笨拙吗？然而我也有不笨拙的地方。圣人去世以后，直到千年后的今天，道理仍然存在于经书之中；它像高山大海一样崇高深邃，茫茫无边，幽深得没有道路可通。众人在它的外部游走，不能进入内部；舔尝它的表皮，却品不出其中的精华。我却搜寻、摩挲、概括、剔析，观察它的轨迹而补足它的足迹，进入孔子、孟子的庭院，承受他们的神色教诲，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巧妙。至于百姓生存的秩序，有政事，有纲纪；分开来说是六府，合起来说是三事。周公死后，根本被摧毁，末节也随之败坏；秦代刻石、汉代驳杂，而世道因此不能治理。我掌握其中的要领而加以推举，像为疮疡爬搔、分类选择，取大的而舍小的，使德行修养、政事举措都得到改善，礼制完成、音乐完备；高大的厅堂、细薄的席子，都经常借助这些道理来提出规谏。我在这门学问上的才能，即使管仲再生，也将被我扼住喉咙、鞭打后背，这不能说不是巧妙吗？而德敬难道会有这种才能吗？大概人有笨拙的地方，就一定有巧妙的地方；有巧妙的地方，也一定有笨拙的地方。对今世笨拙的人，可能对古代巧妙；在欺诈方面笨拙的人，可能在智慧方面巧妙；在人事方面笨拙的人，一定在顺应天理方面巧妙。苏秦、张仪长于言辞，却拙于道义；孟子不善于遇合，却善于做圣人的门徒。晁错号称智囊，却不善于谋求自身安全；万石君不善言语，却成为汉代名臣。我实在以自己的笨拙为乐，因为我将要保全自己的天性，没有时间顾惜世俗之人。如今德敬身居职位、处在权势之中，诵读古人的言语，却以笨拙自我隐藏，他大概是善于顺应天理呢？还是善于应付人事呢？还是善于通晓古代呢？既然如此，德敬的巧妙就太大了，远远超过世人。爵位俸禄到来，有些是不能推辞的，怎么可以不把这些记下来呢？孙作 《杞鞠轩记》《杞鞠轩记》

译赵郡苏先生为躲避战乱来到这里，吴中的士大夫争相到他门下，于是他开辟一座轩堂来招待宾客，四周种满枸杞和菊花。既然已经把它们题写在门楣上，又嘱托我为此写文章。考察起来，杞、鞠是两类植物：杞就是今天的枸杞，鞠就是今天的甘菊，菊的种类尤其多。其他如马蔺被叫作紫菊，瞿麦被叫作大菊，旋覆花被叫作爱菊，民间都把它们称为菊而混杂食用，甚至有害到杀人的惨祸。有人说，只有真正的菊花能够延年，功效和枸杞没有不同；那么真正的菊就是甘菊了。世人用它的嫩芽做羹，用它的花入药，本草也说服食它可以使身体轻健、延年益寿。自从天随子采摘它们供案头玩赏，这两种植物才开始受到珍视；但它们的滋味仍只相当于肉食之下。到了东坡老人在胶西任职时，斋厨空空，无法忍受这种困苦，便每天沿着荒废的园圃寻找枸杞、菊花来吃，摸着肚子大笑；这样看来，它们的作用几乎可以和谷粟相比了。凡是有益于人、适合入口的东西，如果不幸没有受到贤士君子的赏识，即使是猩猩唇、豹胎，也会味同腊毒；而椒、兰、桂、蕙，也会被视同茨草荆棘，更何况只是枸杞和菊花呢？所以士人的议论难以侵犯；即使贤如郑子产、奸如曹孟德，最终也不敢因为个人的声望而废弃清正的舆论。更严重的是，平民士人掌握着褒贬取舍，能够确定国家的是非，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由此看来，事物的贵贱，难道不是由于人的弃置或举用而有轻重之别吗？苏先生对人物无论贵贱大小，都加以采择、收取并成就；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即使是草木，也和天随子、东坡的鉴赏相同，其中没有错误的取舍。如今再考察他的嗜好，把他列在两位贤人之间，这才知道先前所认同的观点，更加可以确信没有错。我住在秀州南湖，每天和几个朋友诵读《杞鞠赋》来忘掉肉食的滋味，已经很久了。近几年下田歉收，春天刚到，农民便以麦叶为食；也许这是上天显现它的珍宝，来帮助百姓，而神灵的功效，将不在洗髓伐毛之后吧。因此我又郑重地为它写下这篇记。薛瑄 《车窗记》《车窗记》河东薛德温任御史，近五年才在京城买下两间小屋，仅仅容得下一张普通的榻和床席。又苦于东墙太暗，竭尽力量也无力开办一扇窗。小儿子薛淳于是取来废弃的鹿车，拆掉车辕两旁的长木，在中间的方木上穿出窗棂，做成类似窗子的东西，凿开墙壁安置进去。我从外面回来，因此感叹说：“以御史这样的显贵身份，竟然连一扇窗也无力设置，只能用这种东西来代替。假如让富人看见，一定斜着眼讥笑，捂着嘴跑开了。御史不善于经营生计，竟到了这种地步！”后来我拿古书在窗下阅读，阳光从窗中透入光彩，清风带来凉意，心神通畅融洽，四肢超然舒爽，忽然不知道天地多么辽阔，也忘了屋子多么简陋。于是又自我解释说：“我的屋子如此，可以说很简陋了。然而安然居住其中而忘记它的简陋，这说明居所虽然狭小，心胸却广大。那些贪婪的百姓和奢侈的士人，住着高大的厅堂、华丽的门户，可以说居所宽广而美丽了；但他们性情狭隘急躁，忙忙碌碌，好像连容纳自身都觉得不足，日夜劳神疲精，只想着再加以扩大。这样看来，他们的居所虽然广大，内心却狭小。关于大小的道理，君子一定能够辨明。”于是写下《车窗记》。岳正 《肋庵记》《肋庵记》肋生在礼部三次被黜退以后，才深深知道害怕。在第四次考试还没有到来时，他便谋划用来增加学问的办法，建造一座小庵，把经史图籍聚集在里面，于是用自己的号“肋”给它命名。有位自称了解他的客人经过这里，问道：“你所用的这个号，难道是取自曹孟德所说的鸡肋吗？是什么意思呢？”肋生皱着眉说：“大概也只是近取于自身罢了。您自称了解我，难道还没有听说我处置事务以实行、积累学问以作文的情况吗？以我自己看来，我虽然没有超过古人，也没有很惭愧于今人。无奈柔弱的人说我强硬，和缓的人说我乖戾，谨慎的人说我狂妄，圆通的人说我固执，平庸的人说我深沉，机巧的人说我笨拙，明智的人说我愚蠢，和我相同的人说我与众不同。一句话偶尔与我相应的人就有一百个，因此我一动一做就常常遭受挫折，一开口说话便招来祸患。我的困窘和受辱，也实在太厉害了。可是我不知道饮恨发愤，屏弃旧习、谋求更新，用否塞换成通泰，以屈抑求得伸展，反而还端坐在庵中，玩味图籍、品读书本，口中赞同、心里也认为正确，完全不叹息抱怨。难道是神灵鬼怪从旁执掌、暗中迷惑，颠倒扰乱，使我忙碌在这些事情上？不然，我为什么喜欢什么、享受什么，却甘愿这样做而不推辞呢？”或者我曾经想过：我的困窘和受辱，实在是因为肋没有得到什么；我的爱好和快乐，实在是因为肋值得珍惜。所以我既用它来譬喻自己，又用它来使我的居室蒙受羞辱。客人于是拍掌大笑说：“竟然有这样的道理！” 罗玘 《木斋记》《木斋记》凡是木材，干湿失调、不得其时，便会凋零枯萎而多灾害；遮蔽、弯曲、压折它，便会折断；焚烧它，身体便成为炉灰；扬起、敲击它，便会发出许多征验之声，有时还会哑然无声，但木材并不回应。用斧头劈它，它便顺着纹理解开；用锯子锯它，便成为木屑；暴晒它，便枯槁；放入水中便漂浮，反过来则会下沉。这是因为木材的本体中没有隐藏虚伪，任凭其本来面目显现出来。凡是有血气的生命，都可以从它本身取得并加以使用，不必一定设置巧计、耗尽智谋诱导它之后才能显现。有的人说：把木头砍削成宫室来居住，制成车子来行走，制成船来承载；装上弦做弓，削尖做箭，用来射雕；涂成青黄、染成丹朱，做成尊、豆，用来陈酒盛食；做成筵席来凭靠，做成榻来休息。它进一步变化，又可以做棺椁，用来送葬。木材的用途种类实在广博而繁多。难道不是木材吗？回答说：这是人借助木材来尽量满足天下的各种用途，并不是木材本身的性能能够主动做到这些。虽然如此，也正因为木材内部没有隐藏虚伪，所以能够被人使用。至于金属，听到要冶炼便会跳动；泥土，听到要烧陶便会出现粗劣。它们能够抗拒工匠，因此工匠即使不设置巧计、耗尽智谋来驾驭它们，也不可能。何况对于众人以及一切有血气的生命，难道可以从它们自身取得并任意使用吗？所以冶炼工人的数量要比木工多两倍，陶工要多四倍，梓人、木匠、制车工要多九倍；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满足使用的需要。能够满足使用，便切近于人的本性。人，就是仁。孔子说木材接近仁，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然而我所说的木材的“木之”，孔子所说的人的“人之”，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乡进士、进贤人饶正派把他的先父“木斋”的名号告诉了我。他的堂兄、衢州太守饶正溢任夏官时，曾诵读木斋的诗几十篇，那种温厚而具有太古遗风的气息至今还在耳边。我虽然没能见到木斋本人，但他内心没有隐藏虚伪，大概可以说是人的木材吧？正派高兴地说：“我的先父真有这样的品德吗！”请我写下这篇记。桑悦 《独坐轩记》《独坐轩记》

译我任西昌校官时，在学宫园圃中筑了一座轩，大小像斗一样，只容得下一张台和一把椅子，也只能放下几卷经史。宾客来了没有上下进出的余地，不能整肃仪容登堂，因此给它取名叫“独坐”。我在训课之余，总是在里面休息；上则探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道理，其次考察关中、闽中、濂溪、洛学几位君子的内心，再次则咀嚼《左传》、荀卿、班固、司马迁、扬雄、刘向、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的文章。有更多空闲时，就取秦汉以来古人的事迹来读，也稍作褒贬评判，以确定万世的是非。悠闲啊，悠闲啊，就这样度过一整天。轩前有半亩池塘，还有几丈空地。池中种菱、荷，空地上杂种松、桧、竹、柏。我坐在这座轩中，尘土不会进入胸怀；每天拓展心境，又仿佛左边临着太行山，右边挟着东海，身处万间广厦的荫蔽之下。而且我坐在这里，只和千古人物酬答交往：遇到圣人，就处在弟子的位置，好像亲自听到教诲；遇到贤人，就处在交游的位置，好像亲自促膝交谈；遇到乱臣贼子，就处在士师的位置，好像亲自把刑罚降临在他们面前。所坐的位置没有固定，所接触的人也没有固定，每天都觉得人事纷纭、交错混杂，这样坐着怎么能说是独自一人呢？虽然如此，我所交错往来的，都是世上已经寂寞无闻的人。而天地之间，能坐在我所坐之处的人寥寥无几；即使不说是独坐，也没有人和我相同。因此写下《独坐轩记》。陆深 《块庵记》《块庵记》吴江东边的陆先生用“块”给庵命名。事物即使微小而丑陋，有时也正合乎人的爱好。朽坏折断的木头，樵夫喜欢；尘垢，医师喜欢；粪土，老农、老圃喜欢。何况是尊贵之物呢？唯独土块有什么值得喜爱？看它，不过是块然一物罢了。无论是无知、愚笨、贤能还是不肖的人，把土块交给他们，他们都会贪求不已。陆先生从小就放言高论，希望远大、仰慕高远，已经不被乡里所喜爱。后来学习文章，抛弃时俗的爱好，专门探求世人所不喜欢的事物，回头去实行古人的道理，端正根本，责求末节；斥退浮华，尊崇实际。众人远远望着他，纷纷离开他。这难道不像土块吗？所以他便能以“块”自居。然而土块这种东西，积累到几丈大小，铺展在顷亩以外，都是土块的作用。它滋养农作物，养育万物，贡献自身力量来使天下受益。到了最后，诸侯凭借它建立社稷，天子也因此说拥有天下。土块的功德，陆先生恐怕自己说得还不够，便恭敬地把它记在墙上。癸亥年夏至日，自己写下这篇文章。湛若水 《钝斋记》《钝斋记》甘泉子感叹说：“天下的道路有两条，不过是利和钝罢了。”连城县博陈仲文问道：“有人厌恶钝而喜欢利，把刀刃磨锋利，把枪尖磨尖，使它们锋利，这怎么样？”回答说：“是锋利吗？喜欢锋利的人，连心也一同变得锋利了。”又问：“有人厌恶锋利而喜欢钝，把锥子的尖端截去，把箭的镞去掉，使它们变钝，这怎么样？”回答说：“是迟钝吗？喜欢迟钝的人，连心也一同变得迟钝了。”又问：“这样说来，锋利的人果真就没有迟钝之处吗？”回答说：“也有时会迟钝。斫斧是天下最锋利的东西，但有东西可以把它砍坏，也有东西可以使它出现缺口。”又问：“迟钝的人果真就没有锋利之处吗？”回答说：“也有时会锋利。锤子和杵是天下最迟钝的东西，但杵能穿透石臼的坚硬，锤子能改变铁的性质。”所以，最聪明的人有时反而像痴人，最善辩的人有时反而像愚人，最朴实的人有时反而最有智慧，最鲁钝的人有时反而最真实。贤能的人有不足之处，愚笨的人也有多余之处，这就是所谓钝。钝就是混沌；保持混沌，就能保全自己的天性。质朴少言接近仁。人的性情形成于天，天不能使它变得工巧，能使它工巧的是人。所以钝是由天生的，利是由人为造作的。追求锋利的人会失去本性，守持迟钝的人反而得到本性；锋利会损害自身，迟钝反而保存自身。不要分散你的质朴，不要分裂你的根源，不要扰乱你的天性，不要凿破你的混沌，这样就差不多了。如今万物刚开始萌发时，都是混混沌沌的；等到生长出来，便秀美而结实，哪一种锋利能比得上它呢？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刚出生时只是蠢蠢然；等到长大，精神显露而产生智慧，哪一种锋利能比得上它呢？所以钝是利的根本。君子的学习，只是返回根本罢了。返回根本，就是约束自己的情欲，使心保持混沌，使本性保持迟钝，和天地相似；这样盛大的德行、伟大的事业，就达到极点了。仲文说：“这些话可以刻在我的斋室上了。钝在野外失去的东西，我将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把它告诉连城的人。” 马驸 《拙庵记》《拙庵记》我六岁开始读书，十五岁喜欢写古文。先父没有禁止我。十九岁时，先父抛下我们这些孤儿去世了。宗族中有人背后嘲笑我。后来有一天他宴请族人，却不让我入座。从这时起我才发愤，放弃学习时文而改习经义。一年之内全部通晓。第二年以孺士身份应试，在台上名列诸生之首，每月领取廪饩。十年后才在乡试中中举。然而我没有其他才能，性情偏执而固陋。世人所谓饮酒、射箭、博弈、琴、投壶、枭卢等技艺，我懵然无知。每天坐在四壁之内，手拿一部书沉浸诵读。正当气息相接、意念领会，内心融通、精神解脱时，一点尘扰也不惊动，万般感受都归于寂静；鸟雀、青蛙、蚊虫的声音听不见，童子在面前喧叫也听不见。过了午时家人送来茶，我也茫然不知。客人有讥笑我的，数落说：“你真是个笨拙的人。”我先世的房屋仅能遮蔽风雨，竟不知道安置妻子儿女。南边田地荒芜肮脏而不治理，牛已经老了，车子破损，不能增加一点家产。而家中十口人，即使年成好时也常常挨饿。如今买贱卖贵、随时势推移、囤积货物、使用权衡斗筲、把货物装入袋中扛在肩上的事情，我都像风马牛一样完全不相及。不只是不能相及而已，我还把它们屏退、远离、躲避，仿佛它们会造成污染和负累。于是我安静坐着，平定呼吸，沉浸在经典之中。那些以古非今的人，被称为俗儒；不通晓世务的人，被称为腐儒；只有空洞体统而没有实际功用的人，被称为贱儒；只谈根本而遗弃末节的人，被称为滞儒。俗儒、腐儒、贱儒、滞儒，如果不是天下最笨拙的人，是不会成为这样的。如今我看见你这样笨拙，便仰天大笑，低头长叹。倘若情况能够舒展开来、道理得以申明，我便自我申诉，走出门去；送走客人后关门清扫，不停地读书诵言，终身守住我的笨拙。杨慎 《碧峣精舍记》《云局记》《碧峣精舍记》

译滇海以西是边远地区，舍船登岸，俗称高桥。稽考古代志书，桥本来叫作“峣”，因为山形像秦地的峣关，所以得到这个名称。高峣和碧鸡相对，如同箭括。毛东镇氏在山下有一所别墅，精舍的匾额用古隶书题写，确定名为“碧峣”。慗献向杨子提出疑问说：“这里叫峣，是根据沂地的说法，沂地便这样称呼它。如果俗人不知道这个名称，为什么不改掉它呢？”杨子说：“不用改变，仍然照旧。君子要求别人高雅，不按照俗称；对待别人要求博通，不按照鄙陋。过去孔子作《春秋》时，经书称善稻，吴国的名称却是伊缓；经书称太原，狄人的名称却是太卤；经书称蚡泉，狄人的名称却是炙胎。谷梁子说：‘称号要遵从中国，名称要遵从当地主人。’范宁说：‘物类和地形，应当遵从中国的称呼；至于人名，则应当遵从当地的俗称。’杨子读到这里并解释说：‘孔子真伟大，能够辨别事物、端正名称！谷梁子真深奥，能够开启蕴藏、揭发隐微。称号遵从中国，所以去掉大卤、伊缓、炙胎，而采用太原、善稻、蚡泉；名称遵从主人，所以介葛、庐戎、曼子等名称都不改。’杨慎过去手持简册，在史局编纂书籍；在藏书室中看到洪武年间有一份奏请，要求用《春秋》中的名称和两汉的地名为今天各路驿传命名，诏令已经采纳了这一请求，史书又记载了这件事。皇祖的谋略，正是大大恢复《春秋》的古意。杨慎自从在滇地任职以来，常常感慨物类和地形的名称失于鄙俗，例如把■〈山彔〉■〈山票〉叫作禄脿，把吕阁叫作吕合，把金浪巅叫作丁当丁，把澜沧江叫作浪怆江，不只是把峣叫作桥而已。方言既然讹误，郡志又接连沿袭错误，这难道是君子所说的高雅、通博，还是俗陋、浅薄吗？难道符合盛世统一、文字相同的意义吗？东镇对《春秋》专门研究，又凭借世家身份熟悉子明，习惯于当世的这些名称；这本来就是高雅与俗陋、博通与浅薄混杂的源头，也是辨物正名的微小端绪，所以因注释而记下它。至于临眺远望、听闻景物的美好，以及云气聚集、清凉幽静的兴致，能够在卷中写成文章的人已经详备了。《云局记》点苍山的■〈林上彔下〉有一座玉局观。四季都有云气缭绕其间，夏天尤其明显。因此把它的景色命名为《玉局夏云》。张九言在观下有一所书社，我题名为“云局精舍”。一天，他请我坐在堂上，说：“请教什么是学习？”我说：“你知道云吗？知道云，就知道学习了。究竟是云生成雨，还是雨形成云？没有云，就不能有雨。就像大地上生长植物，是花结成果实，还是果实开成花？没有花，就不能有果实。学习和这有什么不同？文章使我广博，礼制使我有所约束；没有文章，凭什么实行礼？礼如果没有广博的基础，又凭什么成为约束？如今谈论学习的人，我很疑惑。他们厌恶广博而径直追求简约，排斥文章而直接讲礼，说：‘六经只是我的注脚，诸子百家都是糟粕。’这就像问上天：‘为什么不直接下雨？为什么还要使云气纷纷扰扰？’又像问大地：‘为什么不直接结果？为什么还要使花朵纷纷开放？’天地尚且不能舍弃广博而径直达到简约，何况人呢？云，是天的文采；花，是地的文采；六经和诸子，是人的文采。看见天与人并把它们合起来，这样才能会通广博与简约，使二者归于一体，这就是学习的最高境界。” 张九言离开座位说：“先生的教诲已经贯通了我的心，请允许我终身诵读它。” 画像 宋濂 刘球 宋濂 《宋九贤遗像记》《宋九贤遗像记》濂溪周子的脸色洁白如玉，额头以下逐渐宽阔，到颧骨处稍稍收拢；但下巴丰满，修长的眼睛微微上扬，胡须稀疏而略长，脸颊上稍有髯须。他戴三山帽，帽后有带子；穿紫色宽袖衣，边缘以绿色和黑色相饰；里面穿白衣，衣缘也是白色；下着白裳而无边饰，穿赤色鞋。他拢袖站立，神情清明高远，无法测度其端倪。程子脸色微微苍白而非常莹润，面容修长，颧骨稍显；眉目清峻，气象纯粹平和；胡须四面下垂，超过衣领。穿土黄色袍，内衣没有边饰，衣领为白色；戴黑色帽子，帽檐高起；穿白鞋。和气充满全身，远望之显得崇高深沉。伊川程子的面容刚劲坚实，颧骨稍收；脸色黄色而淡，眼睛有棱角；胡须白色而略短，脸颊上的尤其短，飘动如同要飞起来。他的帽子、袍服和鞋子都同明道程子一样。他庄严站立，刚正端庄，凛然不可侵犯。康节邵子的脸色微紫，额头宽阔，身材修长；颧骨特别突出，颧骨以下清瘦，骨骼爽朗而精神清明；胡须长过衣领。内衣领子为黑色，帽子有两翼围绕，袍服、鞋子和伊川相同。他肩膀顺势微耸，袖手低垂而站，斜着眼睛观看；坦荡而庄重，温和而又恭敬。横渠张子的脸圆，眼睛以下略丰满，往后收拢；脸色黄色，胡须短而稍浓；衣服帽子像康节，鞋子也一样。他高拱双手正直站立，气质刚毅，德行充盛而面貌严肃。温国公司马光面色黄，形貌清瘦，目光严峻，鼻梁端直；胡须稀疏而长，耳下的一半已经斑白并且有一半下垂。耳轮宽阔，微微朝向面部。他戴幅巾，穿深衣，系大带并加组绶，穿方头鞋；鞋底黑色，鞋面白色，絇、繶和缘饰用綨，鞋头微微向下张开。他拱手时手指露在袖口之外，显出一副内心至诚、专一守德而不为富贵动摇的神情。晦庵朱子身材修长而丰满，面色红润，头发有一半已经白了；眼睛小而秀美，眼梢修长，像鱼尾。远望他，仿佛英俊卓异而又温和亲切，令人几乎可以捧取那温煦之气。胡须少而稀，也大半斑白。鼻子和两颧微微发红，右边排列着七颗黑痣，像斗的形状，五大二小；五颗在眉眼旁，一颗在颧骨外，一颗在嘴唇下。胡须旁的耳朵微微耸起，细毛长在耳窍前。他戴黑布冠，以纱巾束发；上衣下裳都穿白色，若下裳用皂绿色则不这样。系黑色带子，穿方头鞋，鞋子与温公所穿的一样。他拱手站立，姿态舒展而又恭敬。南轩张子身材姿态雄伟，眉目高耸秀美，面色白润，下身丰满而胡须少，神采光彩照人。他戴椰冠、纱巾，穿青、皂、绿色道服，以丝带系束；鞋子白而平坦明亮，使人一望便肃然起敬。东莱吕子形貌丰伟，面色温和纯厚，眉毛浓而秀美，胡须浅而直。他穿有皂色缘饰的道服，戴幅巾，穿皂色鞋。远望他仿佛严肃刚毅，接近他却如同进入春风之中。金华宋濂说：上天生下这九位贤人，大概是要借他们来彰明此道。如今九位贤人都已逝去，不能再起而见世了。我宋濂日夜思念他们，却没有办法寄托自己深远的感情，于是借助世间流传的家庙画像和影像，再参考各家记载，写成《九贤遗像记》。有时观看这些画像，九位贤人道德冲和的容貌便清楚地呈现在心目之间。甚至想要手执马鞭跟随他们，却已经不可能了。唉！九位贤人难道也是普通人吗？刘球 《张忠定公画像记》《张忠定公画像记》

译古代的君子，虽然身死，而功业声名仍与天地山岳一同长存，这是因为他们浩然之气所达到的境界深远。善于培养这种浩然之气的人，像乖崖先生张忠定公，大概尤其是古人中名实最为显著的吧？公的贤能胜过常人，并不是依靠外在凭借，而是能够做到内心不动摇罢了。名声是人人都想争取的，杰出士人把它看作首要追求；但有了德行却不以此自居，公的内心难道会被名声动摇吗？美色是人人所喜爱的，公收纳两个处女，却劝说想归家的士卒娶她们而不亲近，公的内心难道会被美色动摇吗？仓促突发的变故，是人人都难以处理的；公遇到众多叛乱士卒簇拥着他拜谒、欢呼万岁，也下马面向京师呼拜，以平息他们的喧哗，公的内心难道会被仓促的变故动摇吗？推究他所持守的志向和精神所存的地方，即使坚固得像层层城墙，也不足以说明他的坚定；即使人多如三军，也不足以说明他的勇敢；即使巨大如九鼎，也不足以说明他的沉重。因而他亲自平定蜀地叛乱，在朝廷上抑制丁谓的奸邪，始终没有丝毫为难之色，正是因为内心有定力，浩然之气充满全身。浩然之气充足，便能有所作为，所以他的政治措施虽严厉却有宽恕，虽平稳却果断，虽敏捷却周详，虽施惠却守信，无论施行什么都合宜；这也是因为出自内心的浩然之气不能伤害他。公在淳化、咸平年间两次治理蜀地，蜀人开始畏惧他，后来安于他的治理，最后又思念他。等到听说他去世，蜀人便拥着他的画像哭泣，又为他建立祠庙祭祀，长久不衰。难道只有蜀地如此吗？直到今天，天下有志于古道的人，仍都仰慕他的风范。公的光辉流传后世而不磨灭，岂不是由他的浩然之气造成的吗？公是濮州人，名咏，字复之，官至工部尚书；他的事迹详载于史书，他的传说在士大夫中流传。刘球平素仰慕公的为人，等到出使蜀地，拜谒公与秦守李冰、汉守文翁合祀的三公庙，退出来后又从公的同姓后人张生谏那里得到这幅公的画像，不知是公家收藏的底本，还是蜀人所收藏的本子？然而考察公亲笔题赞以及赵翰林孟俯拜观此画像的题字，足以相信它是当时流传的画像，于是命善于书写和绘画的工匠临摹后刻在石上，希望与世间景仰先贤的人共同观瞻仰慕。于是写下这篇记，并以诗系在后面说：光明灿烂啊！我的张公，把光明的功业彰显于世间；内心有定力，精神没有馁弱，浩然之气只是由内心专一而来，正是这种专一成就了他的浩然之气。施行德政，德行便兴盛；建立功业，功业便崇高。既有文才又有武略，既严正又循理。推究古今，像公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公立于朝廷，奸邪谄媚之人便收敛踪迹。公来到蜀地，正值蜀地遭受动乱，蜀人几乎像思念父母那样思念公。汉守、秦守，都不能独占美名。愿天下承受公留下的福泽，四海同声称颂，树立这高大的声誉。公实在是我们的老师。我主持蜀地的礼仪，拜谒公的寝堂。又考察公的画像：戴黑色冠，穿褐色衣裳，仪容恭谨，画像上还有光彩鲜明的题赞。浩然之气的气象，超越时代也能想见。想让后来的人前来观看，于是把它刻在石上，系以颂辞，永远召示公的美德。《皇明文征》卷第五十四 晋江何乔远穉孝编选 记三（考载、会聚、游览） 考载 王祎 王祎 《汉南北军记》《汉南北军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