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讲礼记觧义卷五十七
非偏于爱也。君子之所谓仁者,不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夫「凯」之为言,在乎强教之驱,以道而成民性;「弟」之为言,在乎説安之抚,以恩而得民心。此其实非有
译并非偏私于慈爱。君子所称为仁的,难道不很难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所谓“凯”,在于强力教导驱使,用正道来成就百姓的本性;所谓“弟”,在于悦服安抚,用恩德来赢得百姓的心。这实际上并不是
两事也。盖和乐而不至于荒,有礼而不失其亲。威庄而行之以安,孝慈而主之以敬。故凯弟交尽,使民有父道之尊,有母道之亲。必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苟非至徳,其孰能如此乎?今夫父之亲子也,亲贤而贱其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于无能则怜之。母主于慈,故亲而不尊;父主于严,故尊而不亲。推是言之,水之于民也,以其懦而狎而玩之,故亲而不尊;火以其烈而望而畏之,故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以近人而有利可爱,故亲而不尊;天逺于人而有威可畏,故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显而易见,故亲而不尊;鬼幽而难测,故尊而不亲。君子所以贵乎兼之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逺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逺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贼而蔽。」
此言三代尊亲之异也。乔如字,亢直之貌。旧读曰骄。用爵列如赏,有九命之差;罚有八辟之议之类。子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终各有所敝。夏之道,尊重命令,事鬼敬神而逺之,务在近人而尚乎忠焉。是其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惟有亲而不尊者,故其民之敝则见为憃然无知而愚,乔然自负而野,朴率自将而不文。殷人从而矫之,尊神而率民以事神,是其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惟有尊而不亲者,故其民之敝则见为流荡而不静,好胜而无耻。周人又从而矫之,尊礼而尚施与,亦如夏之事鬼敬神而逺之,务在近人而尚乎忠焉。是其赏罚无所先后,一以爵列之髙下为准,惟有亲而不尊者,故其民之敝则见为便利而多机巧,羙文辞而大言不慙,贼害而蔽于理。案三王之治至矣,而犹有敝焉,何也?程子曰: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不使至于极也,是在乎善法先王者,师其意而已矣。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此申言三代治民之异也。穷,犹尽也。谓法制备具,一説赏爵不能劝善,刑罚不能止恶,故曰穷。子曰:「夏道尊命,而未至于渎辞,唯其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故民犹未厌其亲。」殷人以礼为后,未至于渎礼,而已求备于民。周人则强民,仅未至于渎神,而繁文备设,则赏爵刑罚极于此矣。案古之为治者,躬焉以化之,政焉以处之,无取乎渎辞为也。至于科条备而民多伪态,则亦求备而大望于民之过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此言四代质文之异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立本无殊,而趋时则异。如虞夏之道寛简,而责人畧,故寡怨于民;殷周之道繁密,而责人详,故不胜其敝。是盖于其文质之尚而知之。子曰:如虞夏之为质,殷周之为文,可谓至矣。虞夏非无文,而文要不能胜其质;殷周非无质,而质要不能胜其文。故其各至者如此。黄氏干行曰:质有二,有从心而言者,礼以忠信为质,是也,帝王之所同也;有从事而言者,此云虞夏之质是也,帝王之所异也。案:殷本尚质,而此言文之至者何?盖视周为质,而视夏以上则文矣。此所以为殷周之文与?
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寛而有辨。甫刑曰:『徳威惟威,徳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此言大舜之尽君道也。忠者,爱民之实,即孟子教人以善谓之忠也。利,谓利民也。耻费,以费用为耻,俭于自奉也。实货
译这是两件事。大概是指和乐而不流于荒淫,有礼制而不失亲爱。威严庄重而施行宽安,孝顺慈爱而以恭敬为主。因此,温和善良的道理得以充分展现,使百姓既有对父亲般的尊敬,又有对母亲般的亲爱。必须像这样,然后才能成为百姓的父母。如果不是极高的德行,谁能做到这样呢?如今父亲对子女的爱,是亲近贤能而轻视无能;母亲对子女的爱,是贤能则亲近,无能则怜悯。母亲以慈爱为主,所以亲近而不被尊敬;父亲以严厉为主,所以被尊敬而不亲近。由此推论,水对于百姓,因为柔弱而被轻慢玩弄,所以亲近而不被尊敬;火因为猛烈而被仰望畏惧,所以被尊敬而不亲近;土对于百姓,因为贴近人且有利可图可爱,所以亲近而不被尊敬;天远离人且有威严可畏,所以被尊敬而不亲近;命运对于百姓,因为显而易见,所以亲近而不被尊敬;鬼神幽深而难以测度,所以被尊敬而不亲近。君子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能兼有这两种特质。
孔子说:“夏代尊重天命,侍奉鬼神、敬奉神灵而疏远它们,亲近人而崇尚忠诚。先给予俸禄而后施以威严,先奖赏而后惩罚,亲近而不被尊敬。其百姓的弊病,是愚钝无知,傲慢粗野,质朴而不加修饰。殷代人尊重神灵,率领百姓侍奉神灵,先事奉鬼神而后讲礼制,先惩罚而后奖赏,被尊敬而不亲近。其百姓的弊病,是放荡而不安静,好胜而无耻。周代人尊重礼制崇尚施予,侍奉鬼神、敬奉神灵而疏远它们,亲近人而崇尚忠诚。其赏罚依据爵位等级,亲近而不被尊敬。其百姓的弊病,是唯利是图而机巧,讲究文饰而不知羞耻,残害而蒙蔽。”
这是说夏、殷、周三代在“尊”与“亲”方面的不同。“乔”按字义解释,是亢直的样子。旧读作“骄”。用爵位等级作为赏罚标准,如赏赐有九命之差;惩罚有八辟之议之类。孔子说:三代的治理,起初各自有所尊崇,最终各自有所弊病。夏代的道,尊重命令,侍奉鬼神、敬奉神灵而疏远它们,致力于亲近人而崇尚忠诚。因此先给予俸禄而后施以威严,先奖赏而后惩罚,只有亲近而不被尊敬,所以其百姓的弊病表现为愚钝无知而愚昧,傲慢自负而粗野,质朴率真而不加修饰。殷代人从而加以矫正,尊崇神灵而率领百姓侍奉神灵,因此先事奉鬼神而后讲礼制,先惩罚而后奖赏,只有被尊敬而不亲近,所以其百姓的弊病表现为放荡而不安静,好胜而无耻。周代人又从而加以矫正,尊崇礼制而崇尚施予,也像夏代那样侍奉鬼神、敬奉神灵而疏远它们,致力于亲近人而崇尚忠诚。因此其赏罚没有先后之分,一律以爵位等级的高低为标准,只有亲近而不被尊敬,所以其百姓的弊病表现为唯利是图而多机巧,美化文辞而大言不惭,残害而蒙蔽事理。考察三王的治理达到了极致,却仍有弊病,为什么呢?程子说:只有圣人才能在变化未穷尽时通达其变,不使其达到极端,这在于善于效法先王的人,学习其精神罢了。
孔子说:“夏代的道,不滥用言辞,不苛求完备,不对百姓期望过高,百姓尚未厌倦其亲近。殷代人未滥用礼制,却苛求百姓完备。周代人勉强百姓,未滥用神灵,而赏赐爵位和刑罚已到了极点。”
这是进一步阐述三代治理百姓的不同。“穷”,就是尽的意思。指法制备具,一说赏赐爵位不能劝善,刑罚不能止恶,所以说“穷”。孔子说:“夏代的道尊重天命,而未至于滥用言辞,正因为它不苛求完备,不对百姓期望过高,所以百姓尚未厌倦其亲近。”殷代人把礼制放在后面,未至于滥用礼制,却已苛求百姓完备。周代人则勉强百姓,仅未至于滥用神灵,而繁文缛节备设,那么赏赐爵位和刑罚就极于此了。考察古代治理天下的人,亲身示范以教化,政令以处置,不取滥用言辞的做法。至于科条完备而百姓多伪态,那也是苛求完备而对百姓期望过高的过错。
孔子说:“虞夏的道,对百姓少有怨恨;殷周的道,弊病不胜枚举。”孔子说:“虞夏的质朴,殷周的文饰,都达到了极致。虞夏的文饰,不能胜过其质朴;殷周的质朴,不能胜过其文饰。”
这是说虞、夏、殷、周四代在质朴与文饰方面的不同。孔子说:帝王治理天下,确立根本没有不同,而顺应时势则不同。如虞夏的道宽简,而责求人略,所以对百姓少有怨恨;殷周的道繁密,而责求人详,所以弊病不胜枚举。这是从其崇尚文质而知晓的。孔子说:如虞夏的质朴,殷周的文饰,可谓达到了极致。虞夏并非没有文饰,而文饰终究不能胜过其质朴;殷周并非没有质朴,而质朴终究不能胜过其文饰。所以它们各自达到的极致就是这样。黄氏干行说:质朴有两种,有从心性而言的,礼以忠信为质朴,这是帝王所相同的;有从事务而言的,这里说的虞夏的质朴就是这种,是帝王所不同的。考察:殷代本来崇尚质朴,而这里说文饰达到极致,为什么呢?大概是以周代为质朴,而视夏代以上则为文饰了。这就是所谓殷周的文饰吗?
孔子说:“后世即使再有兴起的人,虞帝也是赶不上的了。统治天下,生前无私心,死后不厚葬其子。对待百姓如同父母,有悲痛怜爱的感情,有忠诚信实和利于百姓的教化。亲近而被尊敬,安定而被敬重,威严而慈爱,富有而有礼,施惠而能散财。其君子尊崇仁德,敬畏道义,以浪费为耻,轻视实利,忠诚而不触犯,合乎道义而顺从,文雅而安静,宽厚而有辨别。《甫刑》说:‘德行威严才真正威严,德行光明才真正光明。’如果不是虞帝,谁能做到这样呢?”
这是说大舜尽到了君主的道。忠,是爱民的实际表现,即孟子所说的教人以善叫做忠。利,指利于百姓。耻费,以费用为耻,对自己供养节俭。实货
财也。子言之,君道贵于兼尽,要莫过于有虞。后世虽有起而王天下者,虞帝诚弗可及也已矣。其君天下也,有天下而不与生,既无所私;为天下而得人,死复不厚其子。其子民也,如父母然。既有憯怛之爱,又有忠利之教。惟其亲而尊,故安而能敬,威而能爱。敬故富而有礼,爱故惠而能散。其君子化之,尊仁畏义而不敢违,则耻费轻财而不敢徇欲,尽忠而不至于犯制,义而能顺乎理,文明而沈静,寛容而有辨。是足以观舜治之盛矣。甫刑曰:「君徳有威而天下无不畏,君徳有明而天下无不明。」非虞帝之盛徳,其孰能至于此乎?应氏镛曰:「自庇民大徳而下,言臣道之难于尽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为仁之厚,而后稷庶几近之。自凯弟君子而下,言君道之难于尽仁,惟虞帝可以为徳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译这是关于财富的论述。您说,君主的道贵在全面完备,关键莫过于有虞氏(舜)。后世虽然有人兴起而称王天下,但虞帝的确是不可企及的了。他统治天下,拥有天下却不据为己有,既然没有私心;为了天下而任用贤人,死后也不厚待他的儿子。他对待百姓,如同父母一样。既有深切的仁爱,又有忠信利民的教化。正因为亲近且尊贵,所以百姓安心而能恭敬,威严而能慈爱。因为恭敬,所以富裕而有礼;因为慈爱,所以施惠而能散财。他的君子受其感化,尊崇仁德、畏惧道义而不敢违背,就以浪费为耻、轻视财物而不敢放纵欲望,尽忠职守而不至于触犯法度,合乎道义而能顺应事理,文质彬彬而沉静内敛,宽容大度而有明辨。这足以看出舜治理天下的盛况了。《甫刑》说:“君主的德行有威严,天下就没有不畏惧的;君主的德行有光明,天下就没有不明亮的。”如果不是虞帝盛大的德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应氏镛说:“从‘庇民大德’往下,说的是臣道难以完全尽到仁德,只有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算是仁德深厚,而后稷差不多接近了。从‘凯弟君子’往下,说的是君道难以完全尽到仁德,只有虞帝可以算是德行的极致,而夏、商、周三代都难免有所偏颇。”
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
此言人臣宜重于始进也。资凭藉也。子言之事君者,先以其言为资借,而后拜而自献其身,行所言以成其信。是故君举要而有责于其臣,臣守职而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可以不诬,而受罪因之益寡也。案古之用人者,敷纳以言,明试以功,故事君者先资其言,而后成其信。唐宋而下,取士以浮文,而治功亦绌矣。此虚与实之辨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此言人臣进言受禄之道也。《易·大畜卦》辞:子曰:事君者,大言而入,则可以立大事,而望其有被天下及后世之利;小言而入,则可以立小事,而望其有进一善、治一官之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以所利者小,事不足以称其位也;不以大言受小禄,以所利者大,位不足以行其道也。《易》曰:「大畜之君子,当食禄于朝,而不家食,则吉。」此言而受禄之一证与。张子曰:「大言入,则望大利。利非归己之利,大言入,则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则可小利。」案此,则旧注以利为禄赏者,非。
子曰:事君,不下逹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聼之,式谷以女。
此言人臣当尽正直之道也。自所由以进者,《小雅》小明之篇,靖治式用谷禄也。以犹与也。子曰:「事君者,责难陈善,而不下逹;正己格心,而不尚辞。」始进必以其人,否则弗以为进。身之自,《小雅》曰:「人臣能敬治其职事,唯正直之人是与。」则神明听之,将用福禄于汝矣。吕氏大临曰:「以下逹之事,事其君,则贼其君者也;尚辞而实不称,则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逹之,枉己以事君者也。」皆非所谓靖共正直者。
子曰:事君,逺而谏,则讇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
此言人臣当随分以自尽也。尸主也,迩近也。宰冢宰大臣牧伯也。子曰:事君者不容以越位,亦不可以旷官。若逺于君而谏,则是觊于见知而讇也。近于君而不谏,则是苟以自容而尸利也。子曰:迩臣在乎辅养君徳,是以献可替否而守夫和。宰主于表率朝廷,是以进贤退不肖而正百官。大臣在乎共理天下,是以有分土无分民而虑四方。凡所以各效其职者,如此。应氏镛曰:其序先君徳而后朝廷,先朝廷而后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瑕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言人臣当尽忠爱于君也。《诗·小雅·隰桑》之篇,瑕诗作遐,遐之言胡也。谓犹告也。子曰:「事君者,欲止君之失而谏,不欲扬君之失而陈。」《诗》云:「我既心乎爱矣,何不遂告之矣?」纵未即告,将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案《诗》本为爱贤而作,此引「中心藏之」,以明不欲招君过之意也。
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逺乱也。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
此言人臣进退之道也。违犹去也。子曰:「事君者,进必以礼,而见其难;退必以义,而见其易。则人知自重,贤不肖各得其分,而位有序。若易进而难退,患得患失,则乱所由生也。」故君子之相接,三揖而后进,一辞而即退,所以豫逺乱萌也。子曰:「事君者,道不合,至于三违而不遂出境,则是实无去志,而贪于利禄也。要利即以要名,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案:君臣、朋友皆以义合者也。夫才徳之过人者,必于难进易退乎?取之。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
此言人臣当敬慎而安于义命也。乱,谓违废事君之礼。子曰:事君者,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故必慎于服官之始
译孔子说:“侍奉君主,首先凭借自己的言论,然后拜见君主并献出自身,以此成就信用。因此,君主对臣子有所责求,臣子就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所以,他们接受俸禄不会虚妄,遭受罪责也会更少。”
这是说人臣在初次进身时应当慎重。资,是凭借的意思。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首先把自己的言论作为凭借,然后拜见君主并献出自身,践行所说的话以成就信用。因此,君主举用人才并责求于臣子,臣子恪守职责并愿为言论而死。所以,他们接受俸禄可以不虚妄,而遭受罪责也因此更少。”按:古代用人,先听取言论,再明确地试用其功绩,所以侍奉君主的人先凭借言论,然后成就信用。唐宋以后,选拔士人依靠浮华的文章,而治理的功绩也就衰少了。这是虚与实的区别。
孔子说:“侍奉君主,大言论被采纳,就期望有大利益;小言论被采纳,就期望有小利益。所以君子不因为小言论而接受大俸禄,也不因为大言论而接受小俸禄。《易经》说:‘不在家里吃饭,吉祥。’”
这是说人臣进言和接受俸禄的道理。《易经·大畜卦》爻辞: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大言论被采纳,就可以成就大事,而期望有惠及天下和后世的利益;小言论被采纳,就可以成就小事,而期望有增进一项善政、治理好一个官职的利益。所以君子不因为小言论而接受大俸禄,因为所获得的利益小,事情不足以匹配他的地位;不因为大言论而接受小俸禄,因为所获得的利益大,地位不足以推行他的道。《易经》说:‘大畜卦的君子,应当在朝廷享受俸禄,而不在家里吃饭,这就吉祥。’这是言论与接受俸禄的一个证据。”张载说:“大言论被采纳,就期望有大利益。利益不是归于自己的利益,大言论被采纳,那么我的道就可以大行,这就是大利益。小言论被采纳,就可以有小利益。”按此说法,那么旧注把利益解释为俸禄赏赐,是不对的。
孔子说:“侍奉君主,不向下通达就不崇尚言辞,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自我通达。《小雅》说:‘恭敬地治理你的职位,与正直的人为伍。神明会听到,将用福禄赐给你。’”
这是说人臣应当尽到正直的道理。自,是所由进身的途径。《小雅·小明》篇中,靖,是治理;式,是用;谷,是禄。以,是给予的意思。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责难君主、陈述善道,而不向下通达;端正自己、感化内心,而不崇尚言辞。”初次进身一定要凭借合适的人,否则就不以此作为进身的途径。身之自,《小雅》说:“人臣能恭敬地治理其职事,只与正直的人为伍。”那么神明会听到,将用福禄赐给你了。吕氏大临说:“用向下通达的事情来侍奉君主,就是伤害君主的人;崇尚言辞而实际不匹配,就是欺骗君主的人;不是合适的人而自我通达,就是委屈自己来侍奉君主的人。”这些都不是所谓恭敬正直的人。
孔子说:“侍奉君主,远离君主而进谏,就是谄媚;亲近君主而不进谏,就是尸位素餐。孔子说:‘近臣保持和谐,冢宰端正百官,大臣忧虑四方。’”
这是说人臣应当随本分而尽力。尸,是主持;迩,是近;宰,是冢宰、大臣、牧伯。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不允许越位,也不可以旷废官职。如果远离君主而进谏,就是希求被知晓而谄媚。亲近君主而不进谏,就是苟且自容而尸位素餐。孔子说:‘近臣在于辅养君德,所以献可替否而保持和谐。冢宰在于表率朝廷,所以进贤退不肖而端正百官。大臣在于共同治理天下,所以有分土无分民而忧虑四方。’凡是各自效忠职守,都是这样。”应氏镛说:其顺序是先君德而后朝廷,先朝廷而后天下。
孔子说:“侍奉君主,想要进谏而不想要陈说。《诗经》说:‘心里爱戴啊,何不告诉啊。’心中藏着他,哪一天会忘记他?”
这是说人臣应当对君主尽忠爱。《诗经·小雅·隰桑》篇,瑕,诗作遐,遐的意思是胡。谓,是告诉的意思。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想要制止君主的过失而进谏,不想要宣扬君主的过失而陈说。”《诗经》说:“我既心里爱戴啊,何不遂即告诉啊?”即使没有立即告诉,将心中藏着他,哪一天会忘记他呢?按:《诗经》本是爱贤而作,这里引用“心中藏着他”,以表明不想要招致君主过错的意思。
孔子说:“侍奉君主,难进而易退,那么职位就有秩序;易进而难退,那么就会混乱。所以君子三次作揖然后进身,一次推辞就退身,以远离混乱。孔子说:‘侍奉君主,三次违背道义而不离开国境,就是贪图利禄。人虽然说不要,我不相信。’”
这是说人臣进退的道理。违,是离去的意思。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进身一定要符合礼,而显得困难;退身一定要符合义,而显得容易。那么人们就知道自重,贤与不肖各得其分,而职位就有秩序。如果易进而难退,患得患失,那么混乱就由此产生了。”所以君子相交,三次作揖然后进身,一次推辞就退身,用来预先远离混乱的萌芽。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道义不合,以至于三次违背道义而不遂即离开国境,那么就是实在没有离去的志向,而贪图利禄。求利就是以求名,人虽然说不要,我不相信。”按:君臣、朋友都以道义相合。那些才德过人的人,必定在难进易退上取法。
孔子说:“侍奉君主,慎重开始而恭敬结束。”孔子说:“侍奉君主,可以尊贵,可以卑贱,可以富有,可以贫穷,可以生,可以杀,而不可以使他作乱。”
这是说人臣应当敬慎而安于义命。乱,是指违废侍奉君主的礼。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所以一定要在任职之初慎重
,而敬于宦成之终,所以有序而逺乱也。子曰:事君者,命制于天,而义存乎我,故可以贵,可以贱,可以富,可以贫,可以生,可以杀,而独不可以使为乱。周氏谞曰:进以礼,所以慎始;退以义,所以敬终。不可使为乱,所谓不失其正也。
译却恭敬地对待仕途终结的结局,这就是为了保持秩序而远离混乱的原因。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命运由上天决定,而道义掌握在我自己手中,所以可以显贵,可以低贱,可以富有,可以贫穷,可以生存,可以被处死,却唯独不能让他做叛乱之事。周氏谞说:依礼而进,是为了谨慎地开始;依义而退,是为了恭敬地结束。不能让他做叛乱之事,这就是所说的不丧失正道。
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防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髙尚其事。」此言人臣尽职之道也。辟读曰避,孰与熟通。《易·蛊》上九爻辞:「子曰:事君者,守义而非以自私,故在军旅不辟难,在朝廷不辞贱。若防其位而不履其事,则职守皆旷,而乱之道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不敢以自满,而必慎虑而从之;不得志,亦不敢以自隳,而必孰虑而从之。至于卒事,则致为臣而退而已,无利焉。此臣道之厚也。」《易》曰:「惟不事王侯,乃可以髙尚其事。」可以见事终而退之义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此言君命所系之重也。《诗·鄘风·鹑之奔奔》篇,姜诗作“彊贲”,诗作“奔彊”,“彊奔奔”居,有匹而飞相随之貌。人指宣姜,君谓小君,言宣姜与公子顽非匹而相从也。子曰:唯天子代天而治,故凡秩叙命讨,一皆受命于天。士则以事人为事,凡所以致之民者,又一皆受命于君。故君命顺乎理,则臣有遵守而顺命;君命不顺乎理,则臣有匡救而逆命。《诗》曰:“鹊之姜姜,然鹑之贲贲,然犹不乱其匹。”至于人之无良,既鹑鹊之不若,而我乃以为小君乎?此可以见君命之当慎也。叶氏梦得曰:君莫尊于天子,臣莫卑于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舎。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壊。」《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
此言君子不以辞为重也。小雅巧言之篇,盗言谓防贼之言,餤进也。子曰:「言虚而行实,君子之听言也,不敢以其辞之善而尽信其为人也。」故世教盛,则人敦实行,而行有枝叶;世教衰,则人尚虚文,而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苟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苟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而不能舘,则不问其所舎,皆辟有言而无其实也。故君子之接人也如水,小人之接人也如醴。君子如水之淡,虽无味而可乆而交道以成;小人如醴之甘,虽有味而易变而交道以壊。小雅曰:「防人之言甚为甘羙,使嗜之而不厌,乱必有用是而进者,此甘以壊之证也。」吕氏大临曰:「枝叶者干之文,天下有道则人致文于行,天下无道则人致文于辞。」案中庸曰:「淡而不厌,唯诚故淡也。」传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唯伪故甘也。甘言而极之以盗,是故修省言辞,所以立诚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善,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于我归説。」
此言君子好善之实也。国风《曹风》《蜉蝣》之篇,盖念昭公之无依而作。説读曰:「税舎也,息也。」子曰:「君子之善善也,惟不徒以口誉人,而必有其实,则民相劝而作忠矣。」故君子问人之寒,则必衣之;问人之饥,则必食之;称人之善,则必爵之。《国风》曰:「心之忧乎无依者,至矣。其将于我归説乎?」此可以见忠实之意也。案:君子操爵人之柄,而徒以口誉人,则是善善而不能用也。书称帝尧之徳,舎己从人,而又必曰「野无遗贤」者,以此。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寜有己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言君子重信之道也。己之言止,谓止而不诺也。国风《卫风·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眀显也,反复也,谓践言也。子曰:“惟有其实之谓信。若口惠而实不至,则人怨之,而菑及其
译孔子说:侍奉君主,在军队中不躲避危难,在朝廷中不推辞卑贱的职位,如果只占据职位而不履行职事,就会导致混乱。所以君主使用臣子,臣子得志时就谨慎思考而顺从君主,不得志时也深思熟虑而顺从君主。事情做完就退隐,这是臣子厚道的表现。《易经》说:“不侍奉王侯,使自身的行为高尚。”这是讲人臣尽职的道理。“辟”读作“避”,“孰”与“熟”相通。《易经·蛊卦》上九爻辞说:“孔子说:侍奉君主的人,坚守道义而不为私利,所以在军队中不躲避危难,在朝廷中不推辞卑贱。如果只占据职位而不履行职事,那么职守都被荒废,这就是混乱的途径。所以君主使用臣子,臣子得志时不敢自满,必定谨慎思考而顺从;不得志时也不敢自毁,必定深思熟虑而顺从。等到事情结束,就尽到臣子的本分而退隐,不图私利。这是臣子厚道的表现。”《易经》说:“只有不侍奉王侯,才能使自身的行为高尚。”可以看出事情做完就退隐的意义。
孔子说:“只有天子接受上天的命令,士人接受君主的命令。所以君主的命令合乎情理,臣子就顺从命令;君主的命令违背情理,臣子就违抗命令。《诗经》说:‘喜鹊飞翔的样子,鹌鹑奔跑的样子。人没有良德,我却把他当作君主。’”
这是讲君主命令所关系的重要性。《诗经·鄘风·鹑之奔奔》篇,“姜姜”有的版本作“彊贲”,有的版本作“奔彊”,“彊奔奔”居,是有配偶而飞翔相随的样子。人指宣姜,君指小君,是说宣姜与公子顽并非配偶却相互追随。孔子说:只有天子代替上天治理天下,所以凡是秩序、任命、讨伐,都接受上天的命令。士人以侍奉他人为职责,凡是用来治理民众的措施,也都接受君主的命令。所以君主的命令合乎情理,臣子就遵守而顺从;君主的命令不合乎情理,臣子就匡正补救而违抗。《诗经》说:“喜鹊飞翔的样子,鹌鹑奔跑的样子,尚且不混乱它们的配偶。”至于人没有良德,连鹌鹑喜鹊都不如,我却把他当作小君吗?这可以看出君主命令应当谨慎。叶梦得说:君主没有比天子更尊贵的,臣子没有比士人更卑贱的,所以说天子而止于士人。
孔子说:“君子不凭言辞来完全了解一个人。所以天下有道,行为就有枝叶;天下无道,言辞就有枝叶。因此君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如果不能资助,就不问他花费多少;在有病的人旁边,如果不能馈赠,就不问他想要什么;有客人不能安置,就不问他住在哪里。所以君子的交往像水,小人的交往像甜酒。君子淡泊而成就,小人甘甜而败坏。”《小雅》说:“盗贼的话非常甘甜,混乱因此被推进。”
这是讲君子不以言辞为重。《小雅·巧言》篇,盗言指防贼的话,餤是进的意思。孔子说:“言辞虚浮而行为实在,君子听言,不敢因为言辞好就完全相信那个人。”所以世教兴盛,人就敦实行,行为就有枝叶;世教衰败,人就崇尚虚文,言辞就有枝叶。因此君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如果不能资助,就不问他花费多少;在有病的人旁边,如果不能馈赠,就不问他想要什么;有客人不能安置,就不问他住在哪里,都是避免有言无实。所以君子的交往像水,小人的交往像甜酒。君子像水一样淡泊,虽然无味但可以长久,交往因此成就;小人像甜酒一样甘甜,虽然有味但容易变化,交往因此败坏。《小雅》说:“防贼的话非常甘甜,使人嗜好而不厌倦,混乱必定有用这个来推进的,这是甘甜导致败坏的证明。”吕大临说:“枝叶是主干的文饰,天下有道则人把文饰用在行为上,天下无道则人把文饰用在言辞上。”按《中庸》说:“淡泊而不厌倦,只有真诚所以淡泊。”传曰:“礼物厚重而言辞甘甜,是诱惑我。”只有虚伪所以甘甜。用盗贼来极言甘甜的话,所以修养省察言辞,是用来确立真诚的。
孔子说:“君子不凭口来赞誉人,那么民众就会兴起忠诚。所以君子问人寒冷,就给他衣服;问人饥饿,就给他食物;称赞人的善行,就给他爵位。”《国风》说:“心中的忧虑啊,在我这里得到休息。”
这是讲君子好善的实在。《国风·曹风·蜉蝣》篇,大概是思念昭公没有依靠而作。“説”读作“税”,是休息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喜欢善人,不只凭口来赞誉人,而一定有实在的行动,那么民众就会相互劝勉而兴起忠诚。”所以君子问人寒冷,就给他衣服;问人饥饿,就给他食物;称赞人的善行,就给他爵位。《国风》说:“心中的忧虑没有依靠,到了极点。他将在我这里得到休息吗?”这可以看出忠实的意思。按:君子掌握给人爵位的权力,而只凭口来赞誉人,那就是喜欢善人而不能任用。《尚书》称颂帝尧的德行,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而又必定说“野外没有遗漏的贤人”,就是因此。
孔子说:“口头上施惠而实际不到,怨恨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君子与其有承诺的责任,宁可自己有怨恨。”《国风》说:“言语笑貌温和,誓言信誓旦旦。不想它的反面,不想它的反面,也就罢了!”
这是讲君子重视信用的道理。“己”的意思是止,指停止而不承诺。《国风·卫风·氓》篇,“晏晏”是和柔的意思,“旦旦”是明显的意思,反复的意思,指践行诺言。孔子说:“只有有实在的才叫信用。如果口头上施惠而实际不到,那么人们怨恨,灾祸就会降临到自己
身矣。”是故君子与其有轻诺之责也,寜有不诺之怨,而犹不害其为信。国风曰:“以言笑之晏晏,成信誓之旦旦”,而曽不思其能反。夫既践言之不思矣,其亦已焉哉!吕氏大临曰:“有求而不许,始虽咈人之意,而终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诺人而不践,始虽不拂人意,而终害乎信,故其责大。”
译自身罢了。”因此,君子与其承担轻易许诺而失信的责任,宁可承受不答应别人的怨恨,这样仍然不损害他的诚信。《国风》中说:“用和悦的笑语,成就诚恳的誓言”,却曾经没有思考过它可能会反悔。既然已经践行了诺言却不加思考,那也就罢了!吕氏大临说:“有请求而不答应,开始时虽然违背了别人的心意,但最终不损害诚信,所以怨恨小;答应别人却不践行,开始时虽然没有违背别人的心意,但最终损害了诚信,所以责任大。”
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防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此言君子当接人以诚也。巧陈注当作考。子曰:君子内外如一,故不以容貌伪亲乎人。若情本防而貌为亲,主于欺人而常恐人之窥己。拟诸其类,在小人则为穿窬之盗也。与子曰:凡与人相接者,情欲其信,辞欲其考,则内不至无实,而外不至无稽矣。案:口惠而实不至者,心与口不相应也。情疏而貌亲者,心与色不相应也。君子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惟其诚而已矣。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防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
此言天子当敬以事天地也。子言之王者,父事天而母事地。于是乎有郊社之礼。自昔三代明王,皆必敬事天地之神明。于日与牲,无非借卜筮以为用,而不敢以其私防事上帝。是以于他祭祀,则不犯素定之日月,因不违乎所用之卜筮。而卜筮又不可相袭,凡以致其敬也。案祭以卜筮为诚敬,不卜筮为私防。故择牲、择日之属,皆必用之。不犯日月,如四时迎气用四立之日之类。张子曰:「若一时有两祭,则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子曰:「牲牷礼乐齐盛,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
此申言祭用卜筮之义也。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刚日柔日,见《曲礼》。祭祀之用卜筮者,以大事前期而定,故有时日;小事则临机而作,故无时日而有筮。外事从阳,故用刚日;内事从隂,故用柔日。要皆不违乎龟筮也。子曰:由是则牲牷之物,礼乐之陈,齐盛之品,无一不备,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神人胥顺也。吕氏大临曰:大事有时日者,时如启蛰而郊,及四时宗庙之祭之类;日如郊用辛,社用甲之类,有是时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无时日有筮者,若非时有所告及祈祷之类,皆无定日,必筮而谓之也。马氏曰:郊为外事而用辛,社为内事而用甲者,説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于外内,似得之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此言古人祭,尽其诚,而泽垂于后也。富,犹备也。《诗·大雅·生民》之篇,兆诗作肇始也。子曰:「祭不惟其物,惟其诚。吾观后稷之祀,其先为物,易备也。主于敬,而其辞恭;无所求,而其欲俭。由是自然获福,而禄及于子孙。」《诗》曰:「后稷始受国,为祭主,即兢业小心,庶几其无罪悔,以至于今,世世相承而无改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天子不卜防大庙。」此言龟防之器,当严敬而因详其用之辨也。大人谓圣人,守筮犹言守龟,道路也。子曰:「龟为卜,防为筮,乃圣人所以寓神道之教。其器当威严敬重,而不可轻用。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唯天子至尊,则事皆用卜而不用筮,以龟重于防也。诸侯有守国之筮,则事皆用筮而不用卜,嫌同于天子也。然天子亦有用筮时,如廵狩征伐,出而在涂有事,则筮明杀于在内也。诸侯亦有不用筮时,盖守筮用于本国,若非其国则不筮,不欲啓人吉凶之疑也。诸侯亦有用卜时,苟非因国则卜宅及寝室,欲慎于所居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时,建国之初,既得吉卜,不待更卜防大庙所在,以吉可知也。」此可见器之当威敬矣。孔氏疏曰:「天子无筮,谓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左氏傅曰:「国有守龟,则诸侯亦有龟也。」此不过就大畧言之耳。
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其君长,是以上不渎于民,下不防于上。」
此言君子尽敬于己而获效于人也。君长指天子及大国之君言。子曰:君子于其所敬,则飨献之礼不用燕器,而用祭器。如天子之于诸侯,大国之于小国,皆是也。是以敬之所感,
译孔子说:“君子不凭外表的亲近来待人,如果内心防备而表面亲近,对于小人来说,那就是穿墙挖洞的盗贼了。”孔子又说:“情感要真诚,言辞要考究。”
这是说君子应当以诚心对待他人。孔颖达注认为“考”字应当作“考”。孔子说:君子内外一致,所以不凭容貌对人虚伪地表示亲近。如果内心本来防备而表面上装作亲近,主要是为了欺骗别人,并且常常担心别人窥探自己。拿同类的事物来比拟,对于小人来说,那就是穿墙挖洞的盗贼了。孔子说:凡是与人交往,情感要追求真诚,言辞要追求考究,这样内心就不会没有实质,外表就不会没有根据。按:口头许诺而实际做不到,是心与口不相符合;情感疏远而表面亲近,是心与脸色不相符合。君子不对人失态,不对人失言,只是因为真诚罢了。
孔子说:“从前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都侍奉天地神明,没有不使用卜筮的,不敢凭自己的私意去侍奉上帝,因此不违犯规定的日期,不违背卜筮的结果。卜和筮也不互相替代。”
这是说天子应当恭敬地侍奉天地。孔子说:君王把天当作父亲侍奉,把地当作母亲侍奉。因此有了郊祀天和社祀地的礼仪。自从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王以来,都必定恭敬地侍奉天地神明。在选定日期和牺牲时,没有不借助卜筮来使用的,而不敢凭自己的私意去侍奉上帝。因此在其他祭祀时,不违犯预先确定的日期,因为不违背所使用的卜筮。而卜和筮又不可互相替代,这都是为了表达恭敬。按:祭祀用卜筮表示诚敬,不用卜筮则是凭私意。所以选择牺牲、选择日期之类,都必须使用卜筮。不违犯日期,比如四季迎气使用立春、立夏等日子之类。张载说:“如果一时之间有两个祭祀,那么必定互相错开,使它们互不干扰。”
大事有固定的日期,小事没有固定的日期。有筮,外事使用刚日,内事使用柔日,不违背龟卜和蓍筮。孔子说:“牺牲洁净,礼乐齐备,因此对鬼神没有妨害,对百姓没有怨恨。”
这是进一步阐述祭祀使用卜筮的意义。大事是祭祀大神,小事是祭祀小神。刚日柔日,见于《曲礼》。祭祀使用卜筮,是因为大事要提前确定,所以有固定的日期;小事则是临时决定,所以没有固定日期而有筮。外事顺应阳,所以使用刚日;内事顺应阴,所以使用柔日。总之都不违背龟卜和蓍筮。孔子说:由此,牺牲洁净的物品,礼乐的陈列,斋戒盛器的品类,无一不备,因此对鬼神没有妨害,对百姓没有怨恨,神和人全都顺从。吕大临说:大事有固定日期,日期如启蛰时郊祀,以及四季宗庙祭祀之类;日子如郊祀用辛日,社祀用甲日之类,有了这些日期和日子,再以上中下三旬来占卜。小事没有固定日期而有筮,如果不是平时有所告祭及祈祷之类,都没有固定日期,必须筮占才进行。马氏说:郊祀是外事而用辛日,社祀是内事而用甲日,解说者认为天地至尊的祭祀不可等同于内外,似乎说得对。
孔子说:“后稷的祭祀,容易完备。他的言辞恭敬,他的欲望节俭,他的福泽惠及子孙。《诗经》说:‘后稷开始祭祀,希望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是说古人祭祀,竭尽诚心,而恩泽流传到后代。富,就是完备的意思。《诗经·大雅·生民》篇中,兆,诗作肇,开始的意思。孔子说:“祭祀不在于物品,而在于诚心。我看后稷的祭祀,他先准备物品,容易完备。主要在于恭敬,所以言辞恭敬;无所求取,所以欲望节俭。因此自然获得福佑,而福泽惠及子孙。”《诗经》说:“后稷开始受封建国,作为祭祀的主持者,就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希望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到现在,世世代代相承而没有改变。”
孔子说:“圣人的器物,威严恭敬;天子不用筮,诸侯有守国的筮。天子出行用筮,诸侯不在本国不用筮。占卜住宅和寝室,天子不占卜大庙。”这是说龟卜和蓍筮的器物,应当严敬,并详细区分其使用的差别。大人指圣人,守筮犹言守龟,道路的意思。孔子说:“龟用于卜,蓍用于筮,是圣人用来寄托神道教化的。其器物应当威严敬重,而不可轻用。古时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只有天子至尊,则事情都用卜而不用筮,因为龟重于蓍。诸侯有守国的筮,则事情都用筮而不用卜,因为嫌与天子相同。然而天子也有用筮的时候,如巡狩征伐,出而在路上有事,则用筮,明显比在宫内要轻。诸侯也有不用筮的时候,因为守筮用于本国,如果不是在本国则不用筮,不想引起人们对吉凶的怀疑。诸侯也有用卜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国家大事,则占卜住宅及寝室,想要慎重选择居所。天子也有不用卜的时候,建国之初,已经得到吉卜,不需要再占卜大庙所在,因为吉兆可知。”这可见器物应当威严恭敬。孔颖达疏说:“天子不用筮,是说不仅仅用筮,也兼用卜。”《左传》说:“国有守龟,那么诸侯也有龟。”这不过是就大略而言罢了。
孔子说:“君子恭敬,就使用祭器,因此不废弃。不违犯日期,用龟卜蓍筮来恭敬其君长,因此上不轻慢百姓,下不冒犯上级。”
这是说君子对自己尽到恭敬,而在他人身上获得效验。君长指天子及大国之君。孔子说:君子对于他所恭敬的人,飨献之礼不使用宴饮的器物,而使用祭祀的器物。如天子对于诸侯,大国对于小国,都是这样。因此恭敬所感应的,
莫不守其朝见之常期而不废,日月谨其贡献之礼物而不违卜筮,于以敬事其君长焉。是以上不至渎于民,下不至防于上也。案王者以义治天下,则贵贱皆有事,是也。以礼治天下,则上下交相敬,是也。礼主于敬,故《表记》以是终始焉。
译没有不坚守朝见的常规日期而不废弃的,在日月(时节)上谨慎地准备贡献的礼物而不违背占卜的结果,以此来恭敬地侍奉他们的君主和长官。因此,上面不至于轻慢百姓,下面不至于防备君主。考察王者用道义治理天下,那么贵贱各自都有职事,这是对的。用礼制治理天下,那么上下互相尊敬,这也是对的。礼的核心在于恭敬,所以《表记》用这一点作为始终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