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

译《草木子余录》说：髙帝说天下已经一家，但还有三件事没有了结：一是少了传国玺；二是王巴拜还没有擒获；三是元太子没有音讯。于是分四路出兵讨伐，到了漠北，大败，前后死了约四十余万人。考察北征只用了十五万人，只有大将达和中山侯和作战不利，不久便收兵回来。塞曹国公文忠胜负相当，而宋公胜等人则取得全胜。说死了四十余万人，是错误的。《髙帝事迹》记载：李文忠镇守严州时，夺取妓女韩，留宿她处。太祖大怒，将她杀死，并召李文忠来问罪；因中宫说情才获释，返回镇所。儒士赵伯宗来对汝章说：“再次召见就不能回去了。”李文忠于是派赵伯宗等人秘密与杭州的张四平互通使者，汝章也与之通好。得到回报后，他同郎中侯原善、掾史闻遵道谋划约定投降。恰逢皇上亲笔写信召他，李文忠突然到了京城，皇上非常高兴，亲切地抚慰他，赏赐良马和金币。李文忠回去后责怪侯原善等人说：“我差点辜负主上；一旦事情泄露，我拿什么去见主上？”于是谋划在大浪滩为张四平的使者和赵伯宗、汝章饯行，想把他们灌醉后捆绑起来，投入水中。考察李文忠是至亲勋臣，怎么会做这种事？即使确有其事，刘辰难道会不稍加避讳，反而记载为皇上所听闻的吗？大概当时景隆因嫌疑获罪，刘辰说这些话，本来就是皇上不厌恶听到的。《枝山野记》说：洪武年间，御史与校尉同住在官舍的重屋中，御史住在上层，校尉住在下层，是想让他们互相纠察。考察这一时期原本没有设置校尉。《刺事剪胜》《野闻》中的说法，都是如此。太祖平定伪周后，见周伯琦在张士诚部下任职，问他是谁。他回答：“前元叅政周某。”皇帝说：“元君把你寄托为心腹，难道你反而资助贼人作乱吗？”周伯琦惊恐得不能回答。太祖先赏赐他三天大醉，以酬劳他的功劳，后来才杀了他。考察：周伯琦被放回故里，过了很久才死。又说司徒李伯升先把国情泄露给我军，皇帝认为他是奸佞之臣，下令杀他来给张士诚看。野记的说法也相同。考察李伯升投降以后，屡次升任中书平章政事，洪武年间才去世；他的儿子担任世袭指挥。又说徐太傅追击元顺帝，眼看就要追上，忽然传令收兵。常遇春不知道原因，大怒，骑马赶回去，告诉皇上：“达反叛了！”追兵追上元顺帝后，只是把他杀掉；徐太傅的谋划不可违逆。太傅估计常遇春回来后必然发生变故，于是留下军队镇守北平，自己带军回来，停泊在江浦，仗剑入宫求见。皇帝当时正盛怒，事先告诫守门官吏说：“达来了，千万不要放他进来。”达进去后还没有见到皇帝，自己怀疑有变故，便拔剑杀死守门官，夺关而出。皇帝于是派人释放他的罪责，让他入宫进见。达不肯，皇帝不得已到船中去看他。达于是进言说：“达如果有异心，不会等到今天；虽然现在说已经晚了，但我在江边召集军队，也能够安抚并占有江淮，只是我不愿这样做罢了。况且我没有擒获元帝，也是经过周密筹划的。他虽然衰微，曾经统治中原；我把他擒回来，你打算怎样处置他？天命在你身上，我已经知道了。只是达是什么人，竟敢把自己置于天命之外？”皇上这才高兴。考察攻下大都以后，达和常平章一同攻破山西；库库到陜后分兵。达讨伐平定西王巴拜，常平章袭击应昌。常平章死于军中，棺柩在二年八月运到龙江；达在十一月收兵入朝进见。皇上抚慰并慰劳他。这种说法是从哪里产生的？何况太傅之所以功名能够善终，靠的是忠诚顺从。拔剑斩关、直呼姓名并以“你我”相称的说法，即使是狂乱丧失心志的人也不会这样做，这是书生的妄言，实在可笑。又说代王的母亲是邳县人。在此以前，太祖曾经作战失败逃跑，投奔到代王母亲家里。王母说：“你就是某某吗？人们说你将来会成为尊贵的天子。”于是太祖住了一夜，第二天告辞离去。王母说：“我以后如果怀孕了，怎么办？”皇帝便把一把破梳子留下作为信物。等到皇上即位时，孩子已经长大了，王母于是带着孩子和信物来拜见皇上。皇上命工部搭建木屋让他们居住，不让他们进入宫中。等代王府建成后，便将其分封在那里。所以代王最终能够奉养母亲至终。考察代王的母亲是惠妃郭氏，和蜀王、谷王是同母兄弟。况且代王生于洪武七年；到他成为天子时已经八年了，怎么会有年少时作战失败之事？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不能相信。世系说太宗、周王是髙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晋三王是诸妃所生，这不对。《革除遗事》却说懿文、秦、晋、周王由髙皇后所生，而太宗是达妃所生，也不对。太宗和懿文、秦、晋、周王都是嫡出，史书和玉牒记载得很明白。野记说：滁阳王后来伏剑而死。考察以上事情是孙德崕留下来的，他因惊忧成病而死。后来龙鳯主拜嗣子为元帅，张天佑和皇上担任左右副元帅，而张天佑在前，皇上不接受；这样看来，滁阳王最终必不是因为权力被夺而死，伏剑之说是明白的。《枝山野记》说：“癸卯年八月，髙皇在鄱阳湖同陈友谅交战，稍稍退却。郭威襄请求采用火攻，取胜以后，宣武公子兴射中友谅，箭贯穿他的头颅和眼睛而死。”考察国史，只说陈友谅中了流矢，没有听说是宣武公射的。况且当时陈友谅死后，东军还不知道；直到他死后三天，投降的士兵才来报告，大家仍然不相信。怎么知道射中他的就是宣武公呢？” 《资治通纪》说太祖刚出生在河边，有人取水给他洗浴，忽然有一匹红罗漂来，于是取来给他穿上。郑氏《征吾录》以及他旧居所在的地名“红罗障”，还有《髙氏鸿猷录》，也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实录》记载的祥瑞很多，唯独没有记载这件事，恐怕也是传闻造成的错误。又说朱文正被贬到广东，死在那里，这是不对的。朱文正先因擅自拘守鳯阳先祖坟墓而获罪，所以被赐死。他死时，皇上还没有攻取广东。六年，因汪广洋柔弱奸诈、怠慢政务，将丞相汪广洋贬为广东行省叅政，后来最终赐死。考察汪广洋不久又入朝任左御史大夫、右丞相。十二年，被贬到今天所说的地方，最终赐死；这难道也是史书遗漏得太多了吗？胡惟庸谋反，暗中约定日本国贡使，准备把精兵装进大船，约定在那天行刺皇上，然后大肆抢掠府库，乘船逃入海中。事情泄露后被依法诛杀。皇上后来拒绝日本的朝贡，也是因为这件事，所以今天的记载特别不详细。又说，蓝玉征西归来后，心里希望进爵。当时他已经封为凉国公，太祖命令加授太傅。蓝玉挽起衣袖说：“我应当做太师，为什么是太傅？”考察当时的情况，是加授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为太子太师，蓝玉与曹国公李景隆为太子太傅，开国公常升、全宁侯孙恪为太子太保。这样看来，蓝玉等人所加授的是东宫三太，而不是三公。如今的记载不能详尽说明；至于挽袖子的说法，考察史书确实有这件事。

译《近峰闻略》引用王文恪公的话说：“太祖攻克陈友谅后，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说：‘我自从起兵以来，从未收纳别人的子女。如今陈友谅四次侵犯金陵，三次侵犯太平，我非常痛恨他。他的妻子阇氏可以没入掖庭。’不久，阇氏生了一个儿子，是陈友谅死后的遗腹子。太祖封他为潭王，封国在长沙。将要前往封国时，阇氏对他说：‘你是汉王陈友谅的儿子，你父亲被杀，我为了你忍辱活到现在。将来你应当为父亲报这个仇。’按照旧例，各王入朝，都住在宫中。潭王来朝见，入宫居住，却不守礼自我约束。回到封国后，发动军队反叛。太祖派太傅徐达的儿子前去讨伐。潭王紧闭城门，抱着自己的幼子，绕着城墙行走，在一块铜牌上写道：‘宁可见阎王，也不见贼王。’于是把铜牌扔到城外，随即放火，宫中全部焚毁，他带着儿子投入城壕而死。太祖大怒，便借妖星扰乱宫廷为借口，把宫人全部杀死。皇后摘下簪子耳饰等待治罪，仅仅获免，其余人全都被杀。此后《纪略》也因此沿用了这种说法。考察可知，潭王的母亲是达定妃，与齐王同胞，并不是阇氏。潭王生于洪武二年，距离陈友谅灭亡将近十年，却说他是遗腹子。” 孝慈皇后死于洪武十五年，距离潭王自焚已经七年，却说皇后摘下簪子耳饰等待治罪而仅仅获免。潭王焚死，是因为妃子的家属获罪，使他内心不安，太祖派使者去安慰晓谕他，召他入朝；他疑惧不安，便与妃子一起自焚，却说成是发动军队反叛。王文恪长期掌管国史，竟然如此荒唐，又怎么能怪皇甫氏、陈氏的传记讹误呢？《纪略》说，太祖封十王时，亲自起草册文。恰逢李韩公北征，唐之淳在军中，曾经替他起草露布。太祖读了文章，称赞他，询问起草的人是谁，李韩公回答是唐之淳。太祖命令骑快马的使者召他来。使者没有说明原委，反而把他用刑具押到京城。唐之淳因为父亲唐肃获罪，惊恐战栗，不能自保。到了京城，经过姑母家门时，他告诉使者停下，要求请姑母出来相见，哭着说：“好好替我收尸。”说完才继续走。到了东华门，当时宫门已经关闭，守门人说：“有诏旨，命令用布包裹着，从屋顶上传递进去。”于是他被反复传递更换数次，到了便殿。灯烛辉煌，太祖坐在那里阅读，唐之淳低头站在庭下。太祖问：“是你起草的露布吗？”他回答：“臣冒死起草。”于是放一张矮几在唐之淳面前，排列好灯烛，命令他跪坐，把一篇封王册文交给他，说：“稍微替我润色增饰一下。”唐之淳叩头说：“臣万死也不敢承担。”太祖说：“既然不敢，就在旁边加注。”唐之淳遵命作注。太祖远远望着烛影下的他，微微露出喜色。等到完成十篇，太祖大为高兴。当时夜还没有过半，便命令送他出去等候早朝。他拜谢后回到姑母家，守门人仍在那里，大家互相庆幸，准备酒食慰劳他。到了早朝时，太祖问：“你家世代做官吗？” 唐之淳回答：“臣的父亲是翰林应奉。”当天，太祖便命令他继承父亲的官职。考察十王册文定于洪武三年四月，而当年六月唐肃才开始任翰林应奉；第二年夏天，他因按例没有上朝而被免官；又过了两年，因按例被责令到临濠佃种。如今却把这件事说成是唐肃获罪之后的事情，这是第一大谬误。李韩公既没有北征，也不曾有露布，这是第二大谬误。洪武末年，唐之淳在曹公李景隆家任馆职，到建文二年，才经方孝孺等人推荐，授任翰林侍读，第二年去世。他原本没有在太祖朝任官，也没有任翰林应奉，这是第三大谬误。十王册文大多是宋濂起草的，当时即使唐肃也不能参与，何况唐之淳呢？这件事大概没有一处是真实的。《双溪杂记》说：洪武八年，相府的变故被察觉，因此才开始设置三公，在阁内准备顾问；说丞相被废除是错误的。当时并没有内阁，即使有大学士，也不是三公，不能参与机务。而且丞相是在洪武十三年才被废除的。《草木子余录》说：洪武十四年，诛杀凉国公蓝玉，收捕他的党羽四万多人。最初决定诛杀他时，正值征讨云南，众将有十多人入宫辞行。太祖与蓝玉谈论军事，叫众将离开，连续叫了三次都没有回应。蓝玉举起衣袖挥了一下，众将便全都起身，太祖对此非常厌恶。所谓“三呼不如一麾”，四万多人的性命就是由此埋下祸根的。考察可知，蓝玉死于洪武二十六年；再次征讨云南时，蓝玉任左副将军，傅颍公任大将。当时太祖虽然亲自在龙江为他们饯行，但军队进退和军事机宜，不是蓝玉可以独自决定的。

译《近峰闻略》说：太祖攻克金华后，召来一个名叫刘日新的星命术士推算命运。刘日新回答：“将军将来应当极其富贵。”太祖又让他推算各位将校，他有的说将封公，有的说将封侯。太祖怒问他为什么不说官职。刘日新请求屏退左右，说：“所谓极富，就是富有四海；所谓极贵，就是贵为天子。”太祖大喜。洪武四年，太祖召他来，问：“你想要显贵吗？”他回答：“不愿意。”又问：“你想要富有吗？”他回答：“不愿意。”问他想要什么，他说：“臣所希望的，是求得一件符验，使我能够周游天下。”太祖于是用手中挥动的白扇题写道：“江南一老叟，腹内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神仙。”太祖口头赐给他官职，他不要；赐给他金子，他也不接受。他拿着这把扇子，纵横天下。有人把扇子拿给人看，说是御玺的标记，刘日新便凭着它到处游历。十二年后他回到家中，忽然对妻子儿女说：“我将要遭遇非正常死亡，所以回来告别，然后再去京师游历。”妻子挽留他说：“既然应当死，就死在家里吧。”他回答：“我应当死在京城。”于是到了南京城中替人推算命运，却只讲命运而已。这是因为他先前奉有诏旨，不许再替人推算。都督蓝玉平定云南回来后，便请刘日新推算，说：“将军的将星出现在梁地，应当封为梁国。” 然而七天之内必有一次危险，我应当与将军一同死去。后来蓝玉果然被封为梁国公。他入朝侍奉时穿着红袍，在西班站立；有一天，太祖看着他，说：“这个将军不只是外国人害怕他，连朕也胆寒。”有一位张尚书，曾与蓝玉一同前往云南，与蓝玉不和，他回答说：“这个人在陛下面前没有妨碍，只是恐怕他不是少主的臣子。”太祖因此想诛杀蓝玉，便暗中命令科道官员弹劾他。科道官问张尚书凭什么给蓝玉定罪，张尚书只说：“军队回来却不交还兵权，蓝玉想趁这个机会作乱罢了。”蓝玉临刑时叹息说：“刘先生的话真神啊！”别人问刘先生是谁，他说：“刘日新。”太祖听到后，便把刘日新逮来，问：“你曾经替蓝玉算命吗？”他回答：“曾经算过。”又问：“你的寿命到什么时候结束？”他回答：“今天结束。”于是太祖把他杀了。如今他的家族子孙还在，太祖赐给他的扇子也还保存着。考察可知，蓝玉作为征南左副将军，跟随颍国公攻破云南回来；又过了六年，大败北虏，封为凉国公，并不是梁国公。又过了三年，他因谋反被诛，并不是从云南回来就被封为凉国公，也不是在那个时候被诛杀。张尚书，恐怕就是张紞。云南平定后，张紞才任左参政，后来任布政使，并没有与蓝玉一起入朝。由此推断，便可以知道刘日新的说法是荒诞的了。《庚巳编》说：于梓人是湖广武冈州人。他的父亲曾在夜里梦见梓潼神，于是便能够雕刻塑造神像，技艺极其精巧。于梓人生来七八岁时，眉目如画，天资聪敏。他们州的长官喜爱他，因他父亲的技艺，便以“梓人”称呼他。长大后，他有杰出的才华，而且多有奇异法术。他考中洪武乙丑进士，历任登州府知府。有人控告他的家人被老虎伤害，于梓人命令士卒拿着公文进山捕虎。士卒哭泣着不肯去，于梓人鞭打他，又命令另外两个士卒说：“只管焚烧这份公文，山中的老虎自然会来。”两个士卒不得已进山，焚烧公文。火刚熄灭，老虎便跟随而来，低垂着耳朵，夹着尾巴，跟着他们进城，观看的人多得像墙一样。老虎到了庭下，伏在那里不动。于梓人厉声斥责它，打了一百杖后放走了它。老虎又沿着原路离去。不久，于梓人被地方百姓告发，说他用妖术惑乱众人。朝廷下诏把他逮捕，交刑部审理。他在狱中因长期受囚禁而死，尸体被丢弃。家人发丧并穿上丧服。一天夜里，忽然听见敲门声，问是谁，回答说：“我是梓人。”家人惊恐地说：“是鬼。”他说：“我确实是趁间隙逃走的。所谓死了，是骗人的，不要怀疑。”家人不相信，说鬼的衣服没有缝线，验看后发现并非如此，于是让他进了屋。于梓人并不躲藏，每天与旧友游宴；有时泛舟不用篙楫，却能逆水而上，以此为乐。同乡刘氏是他的仇家，把他抓住捆绑起来，向知州伍芳报告，请求上奏朝廷。伍芳不答应。刘氏于是到宫阙告发。朝廷命法官到州里审理此案。法官还没到一天，于梓人忽然不见了，只留下铁索而已。刘氏无法为自己申辩，最终因欺骗蒙蔽而获重谴；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于梓人。据说于梓人自号“七十一峰道人”，诗文书法劲健洒脱，值得观赏。吴用收藏着他亲自写的《游太山歌》一纸，我曾经见过。考察洪武乙丑进士登科录，没有于梓人的名字；而且在太祖朝，不应当有这样接连出现的异人，实录也没有记载，恐怕不可信。《双溪杂记》说：宋景濂在洪武二年授任学士，洪武十年退休，以五品官阶终身。按照当时的官制，学士承旨为正三品，学士为从三品，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为正四品。景濂任的是学士承旨，退休时的官衔称为嘉议大夫。去世后官制才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译郑端简说，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记作暴死，按照惯例，凡是暴死的人，都是被赐令自杀的。唯独对曹国公李文忠只写“卒”，而且曹公得到的恤典极其优厚。他的神道碑由董伦撰写，说：“十六年冬十二月，王患病。第二年春天，病情更加严重，东宫前来探视。第二天，皇上亲自到他的府第，抚慰悼念了很久。第二天他便去世了。”偶然看到一部野史说：李文忠经常招纳士人作为门客，太祖听说后很不高兴。有一天，李文忠劝太祖说，宫中内臣太多，应当稍微裁减一些，太祖大怒，说：“你是想削弱我的羽翼吗？这是什么意思？一定是你的门客教你这样说的。”于是把他的门客全部杀死。李文忠惊恐忧惧，因而得病暴死。太祖悲痛愤怒，杀掉了医治他的医生以及李文忠的侍从一百多人。把这些看作没有根据的议论，但考察李文忠嗣子景隆的诰命，其中却详细说：“历代贵戚之家，能够保全富贵的很少，因为他们不懂治国之道，威仪不合礼制，因此有束手待毙而倾覆的，也有不自重而败亡的。”这段殷切告诫将近三百字，末尾说：“从前朕的外甥李文忠，朕命他位列众将，功劳达到公爵。唉！他既不聪明，也不谦逊，几乎连累国家，自己也不能善终。” 又说：“如今命令你的外孙景隆承袭曹国公爵位，你应当以往人的过失为戒，谨慎戒惧，不要浮泛空谈，不要依仗权势。”这与给魏国公徐允恭、申国公邓镇的诰命完全不同。不过，这份诰命是在洪武十九年颁发的，而洪武十七年追赠曹公为王的诰命又说：“四夷前来归顺，他的功劳最多；小心勤勉谨慎，始终如一。对于甥舅之亲和君臣之义，他都能够兼顾。”难道是因为亲属关系而有所隐讳吗？还是在已经封王以后，才听说了这些事情？严厉斥责以及杀死门客的事情，恐怕确实存在，史书大概只是曲意替他讳饰罢了。野史又说，太祖初次见到参政周伯琦时，问：“先生多大年纪？”周伯琦回答：“七十五岁了。”太祖于是赠诗说：“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九？白骨葬青山，万古名不朽。”考察《三朝野史》的记载，淮西守将夏贵投归元朝，授任中书左丞，又过四年才去世。有人凭吊他说：“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唉，夏相公，万代名不朽。”两段话不应当相同到这种程度。《都公谭纂》说，有一个优人，太祖命令把他投入江阴的江中，并告诫不要让他死去。这个人浸湿衣服后出来，太祖问他：“你为什么竟然回来了？”他回答：“臣下在水中见到屈原，他说得有道理，所以又回来了。”太祖问：“他说了什么？”他回答：“我遇到的是昏暗的君主，所以投江而死；你遇到的是英明的君主，不要再下来。”考察《群居解颐》的记载，散乐艺人高崔嵬，擅长敏捷机巧。齐文宣帝命令给事把他的头按到水下，过了很久才问他：“你见到屈原了吗？他说：‘我遇到楚怀王，才投进汨罗水中；你遇到圣明的君主，为什么也来到这里？’”这样看来，这件事也是附会前人说法而成的。野记说，太祖召杨维祯来，准备任用他。杨维祯已经八十多岁，便写《老客妇谣》来表明志向。有人劝太祖杀掉他，太祖说：“这个老蛮子，只是想成就自己的名声罢了。”于是没有杀他，而是遣送他离去。当时人们很推重这件事，各位学士都有诗作，詹同还为他作传，这些都是借题发挥。所谓非义之义，就是把本来不合义的事情说成合义。我曾经有过评论，揭露杨维祯的罪过。考察可知，杨维祯参与编修《元史》，史书完成后本来应授给他官职，他以年老为由辞归，死时七十六岁，并不是八十多岁。杨维祯的祖父不是宋朝臣子，当时元朝已经拥有天下，出仕是可以的；既然享受元朝俸禄，不再出仕也可以，又有什么罪过可以揭露呢？希哲错了。《客坐新闻》说，太祖攻下建业后，手持宝剑去见金碧峰，金碧峰不肯起身。太祖说：“你知道有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吗？”金碧峰说：“你也知道有不怕死的和尚吗？”太祖于是向他询问攻取吴楚的策略。后来我读《庐山志》，其中说曹翰屠杀江州，带兵进入崇胜寺，僧人缘德坐着不起来。曹翰怒道：“你知道有杀人不眨眼的将军吗？”缘德回答：“你知道有不怕死的和尚吗？”曹翰大为敬佩惊异。这样看来，剪胜所传的故事，就是这件事。《草木子》说：“太祖有一句佳句：‘云鸟啼红树里，人在翠微中。’天下人都传诵它。”又说皇太子的《新月诗》：“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照九州岛。”野史把这些附会起来，说这是太祖和懿文太子不能享有天下的征兆。《草木子》是元朝遗民在明朝初年所著的书，其中所说的“上”是元顺帝，“皇太子”是阿裕尔实哩达喇。大概因为他没有得到天下，却在东宫中颇有权势，所以才记下这件事。太祖文集里没有这两句诗。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去世。《实录》认为，他镇守广东时做了许多违法之事，番禺知县道同上奏列举了几十件，全部属实。太祖因为朱亮祖是功臣，没有把他交给司法官，只是罢免他的职务，命令他居住在江宁县安陆乡。不久，他因病去世。他的儿子朱暹也以智慧勇猛著称，多次跟随出征，累积功劳，任府军卫指挥使，在父亲之前去世。《功臣录》和《吾学编》也都沿袭了这种说法。然而考察太祖御制的墓志说：“朱亮祖犯法，派他镇守岭南时，他擅自专断，贪取尤其严重。召回责问，他不服罪，已经不是一次了。朕愤怒，鞭打了他。没想到父子二人都死了，便将他们葬在朕责罚他的地方。”这里所说的“他的儿子”，是指朱暹吗？还是指第二个儿子？朱亮祖死于杖刑，已经很清楚了。史书大概只是避讳不说。《高庙纪·汪广洋传》说，汪广洋被贬居海南，船行到太平时，太祖又派使者下诏斥责他，等等。汪广洋得到赐书后，更加惭愧恐惧，于是自缢而死。考察太祖御制文集中的诏谕说：“丞相汪广洋怠慢政务，坐视事情成败。过去朕命你在江西辅佐文正，你即使不能匡正他的恶行，也应当明辨他的不善，为什么这样深深隐瞒，以致祸患发生？此前你与杨宪一同在中书省任职，杨宪奸恶多端，你却隐瞒不说。看你的作为，对君主有利时你就旁观，对君主有祸时也旁观。你对朕没有忠心，对百姓没有益处，这样肆意侮慢，法律难以容忍。派人追上去斩下你的首级，以此显示对柔弱奸邪之人的惩罚。你本来并不是愚昧之士，特意赐给你这道诏书来惩治你。你自己安心估量自己，归于幽冥吧。”这就是诏谕的原文。如今诏书措辞既然如此，而《高庙纪》和《吾学编》却说太祖严厉斥责他，汪广洋惶恐而自缢身亡，为什么呢？

译《震泽纪闻》说，宋景濂因为孙慎犯法而受到牵连，几次迁徙，最后到了蜀地茂州，遇到一位僧人。僧人问：“宋濂为什么到了这里？”景濂说：“我难道曾经有过惭愧之心吗？”僧人说：“没有。”僧人又问：“先生在前朝曾经做过官吗？”景濂回答：“任翰林国史编修。”僧人沉默不语。景濂到了夜里便自缢而死。考察王忠文的小传和郑楷的行状，都说：至正乙丑年，经大臣推荐，授任翰林国史编修，从平民进入史馆，是儒者中特别选拔的人才。景濂因为父母年老，不敢远行违离，所以坚决推辞。恰逢天下动乱，他更加隐藏收敛，于是进入小龙门山，著书作文。又说景濂的足迹从未越过乡里，那么景濂实际上并没有接受官职到京师去任职。至于刘文成伯温，他考中元朝进士，任万安丞、江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两度任元帅府都事，任行枢密院经历、行省郎中、处州总管府判，前后担任了九种职务。如今士大夫的议论不考察事情始末，动辄议论宋公，却不提刘公，人本来就有幸运和不幸啊。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月底，颍国公傅友德去世。十二月，定远侯王弼去世。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国公冯胜去世。八月，信国公汤和去世。信国公被追封为王，谥号、安葬等一切都极尽恩礼，唯一没有听说的是让子孙袭封。至于颍国公、宋国公二人去世时，都在蓝玉、凉国公之后，各项恩典全都被削夺；按照郑端简《吾学编》所说的暴死事例，他们无疑是被赐死的。然而《实录》为宋国公立传，详细记载他的功劳。至于说他作为大将统率军队没有纪律，是征讨纳克楚时，副将有人盗取敌马，冯胜将其斩首示众；但冯胜自己也掠夺敌马。后来他还让门吏给纳克楚的妻子送酒，索求大珠异宝。又在番王死后才两天，强行娶他的女儿，失去了夷狄归降依附之心，太祖因此严厉责备他。但这些都是洪武十八年的事情；此后他多次佩印巡边，又加授太子太师，恐怕不能据此认定他有罪。至于颍国公，更加令人无法理解。自洪武元年以后，他北征、平蜀、平滇，功劳冠绝众将，从未听说有丝毫罪状而被怀疑致死；但史书不在他死时为他立传，却在封公的记载下附带提及，和蓝玉、凉国公采用同样的体例。永乐年间又不替他立后，难道是藩邸时期曾经有旧日怨恨吗？至于汤信公，虽然号称宿将，在列侯中居首，但毗陵之战退缩而缺乏忠诚，已经刻在诰券上；瞿塘关退缩的事情，也记载在诏书中。可是他所得到的恩礼尊崇，有些是群臣公侯都不敢想望的，大概是因为他首先倡议解除兵权、退休的请求，深深合乎太祖心意；而且他晚年患风疾，不能说话和行动，这又有助于安定太祖的心意。定远侯王弼也没有立传，他的女儿是楚昭王妃；根据楚昭王的行实考察，王弼大概也是被赐死、家产被籍没的。太祖末年，大将中有功名的人几乎被诛杀殆尽，而秦王、晋王二个藩王也先后去世，无非都是给文皇帝清除障碍罢了。史书曲意隐讳的事情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洪武三年，冯胜作为宋公任征北右副将军，带兵擅自返回京师，受到太祖严厉斥责。考察冯胜起初名叫冯国胜，因为平定吴地有功，升任大都督府右都督兼右詹事。到北征时，又称为都督同知。冯宗异认为，宗异是因为他改了名字。推想当初将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时，左右都督都是从一品，后来升为正一品，而都督同知为从一品。宋公是否因为品秩变化而改任此官？还是另有原因，削低了他的官秩？他在洪武二十八年去世，国史记载得很清楚。定远侯黄金为他作传，说全部根据金陵冯氏家乘中的记载。洪武三十二年十月十日去世，朝廷哀悼，派人祭奠，命有关官员办理丧事，于闰十二月五日附葬。儿子九人全部先于他去世，恐怕有误。《国初事迹》记载，廖永忠擅自使用龙凤章服，犯法，按死刑处置。辰大概是当时的人，不应当捏造；但考察国史，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去世，朝廷为他立传，且详细记载他的功劳，又说太祖给他的赙赠非常丰厚，并让他的儿子廖权袭承爵位。《功臣录》《吾学编》也都沿袭这种说法，那么辰的说法就是诬陷。起初我只是怀疑，廖永忠在洪武三年以前功劳很大，本应封为公爵，却因为他窥见太祖对儒生的亲善意图而停下。洪武三年以后，他攻下西川的功绩见于太祖御制赞文，所谓“与傅成双而迨其没”，可是他最后竟没有得到一个爵位、一份谥号，与吴良、顾时等人相同，这是为什么？后来考察洪武十年太祖特赦江夏侯周德兴的罪过，召见将相大臣并告诫他们，其中说：“廖永忠多次犯罪，屡次宽宥仍不悔改，又擅自僭越奢侈，严重失去人臣之礼。”永乐十五年，都察院弹劾锦衣卫指挥纪纲的狱辞中说：“德庆侯廖永忠是开国功臣，因为僭越名分、触犯法令而被诛。”由此才知道，廖永忠确实是被诛杀的。大概是太祖一时愤怒，来不及从宽处置，已经施刑后又后悔，而且顾念他的功劳，所以加以赙赠安葬，并让他的儿子袭封；修史的人又借此替他掩饰讳言罢了。廖永忠、冯胜二人还在去世记载下立了传，而傅友德、王弼二人只在封爵记载下立传，那么这两位公爵所遭遇的灾祸应当更加惨重。太祖御制文集中有一篇谕令，谈到罪人曾秉正，说他天性资质聪敏，也能够办事；任职时，凡是他提出的言论和计策，朕曾经听从。哪里料到他的计策多端，竟然效法古代那种以死求名的奸人，难道不是愚蠢吗？朕还怜惜他的才能，免他死罪，也免他流放，让他回到乡里。你把四岁的小女儿卖掉，大声说是为了凑路费回乡，这难道是心地正直吗？所以古人有话说：君子绝交，不说伤人的话；忠臣离开国家，不败坏自己的名声。你这样做又算什么呢？如今你既然不能做人之父，实在难以在世上称雄，所以阉割你，使你不至于生育，也不至于使别人陷入困境，这就是对你的惩罚。考察史书，曾秉正由刑部主事升任陕西参政，还未出发时设置通政司，特意留任他为通政使，这已经是很受尊重的了。所谓言听计从，可见太祖对他寄托的事情并不浅。他被阉割以后，不知道是否被任用到内职？还是因此死去？史书只在次年记载另行任命了一名通政使，却完全没有提到罢斥曾秉正的原因，难道是记载疏略了？还是有所隐讳呢？

译《损斋备忘录》列举乙未年夏季六月跟随太祖渡江的人，共十人：徐达、冯国用、冯胜兄弟、邵荣、汤和、常遇春、邓愈、耿君用、耿炳文父子、廖永安、廖永忠兄弟。文臣两人：李善长、毛广。又说，跟随渡江后归附的有一人，是俞通海；外甥一人，是李文忠；义子一人，是沐英。到了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人数就增加了。殊不知洪武三年所封的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费聚、陈德、王志、郭子兴、顾时、陈德华、云龙、郑遇春、吴良、吴祯、华高，都是从濠梁起兵并跟随渡江的人。廖永安与俞通海兄弟同样从巢湖归附，却被分成两类；既然记载了廖永安、俞通海兄弟，却遗漏了胡大海、耿再成、赵德胜、丁德兴。又把郭子兴的儿子写成郭兴，把王志写成王志原，还遗漏了薛显、汪兴祖。《损斋备忘录》的作者梅纯，是驸马都尉殷之后，怎么会荒唐到这种地步呢？《弇山堂别集》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一。（明）王世贞撰。○史乘考误二 《剪胜野闻》说，刘基曾经带着客人游西湖，到了傍晚，他仰望天空说：“天子的气象在吴头楚尾，十年后应当兴起，我大概会辅佐他。”后来经过苏州，见到张士诚，说：“你的富贵达不到封侯的程度，怎么能长久呢？”夜里登上虎丘山，说：“天子的气象仍在吴头楚尾。”听说郭子兴占据濠州，便前去拜见，遇到太祖后说：“这就是我的主公。”于是深深结交，说：“十年后您将成为天子，我应当辅佐您。”考察可知，刘基游西湖时，见西北方有异常云气，便说天子的气象在金陵，十年后我将辅佐他。但那时他任谢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到张士诚占据吴郡、郭子兴占据濠州时，刘基才重新起任官职，正在处州、绍兴一带，足迹从未到过濠州和吴郡。后来直到太祖攻下金华，才派人征聘刘基，并不是早就相识。这种说法怎么会如此不合事实？《枚山野记》说，韩林儿最初发动骚乱，自称小明王。刘护军起初去投奔他，认为这个小子不值得谋划，便离开了。后来正好遇到皇祖，皇祖起初也和韩林儿共同做事，问刘护军：“是否应当趁机除掉他？”刘护军说：“不值得劳烦您。”于是请求改国号为大明，太祖听从了他。韩林儿后来果然先被消灭。考察可知，韩林儿起初称小明王，后来建立国号为宋，改年号为龙凤。太祖起初也奉行他的正朔，接受他的官爵。刘基曾对太祖说：“这不过是个牧童，奉承他做什么？”后来韩林儿被吕珍逼迫，宋国灭亡。灭亡五年后，太祖才登上帝位，国号才定为大明。野史又说，刘基初次见到太祖时，太祖问他会不会作诗。刘基说：“作诗是儒者末等的小事，怎么会不会呢？”当时太祖正在吃饭，指着所用的斑竹筷子，让他以此作诗。刘基应声作诗：“一对湘江王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太祖皱眉说：“这是秀才的气味。”刘基说：“还不止如此，汉家四百年的天下，都在张良借箸筹策的片刻之间。”太祖大喜，认为相见太晚了。这首诗十分奇特俊逸，恐怕也是附会的话。刘伯温初次见太祖时，与宋濂、章溢、叶琛一同未被召用，只有太祖询问是否会作诗这件事；而《犁眉公集》没有收录应制诗作，所以一定不是真事。又说刘伯温将死时，遗命把尸体焚烧扬灰，不要安葬，并把平生读过的兵书全部送交朝廷。太祖听说后，派使者到他家索取兵书，准备为他营造坟墓。他的儿子因为父亲已经焚化，便对太祖说不可信，所以今天青田有伯温墓，实际上是空坟。考察可知，刘伯温一向精通堪舆，必然不会不选择一处墓地来为子孙打算；而且太祖对他的疑忌虽然逐渐消除，但进谗言的人正多，焚尸扬灰这种说法，如果不是出于像石介那样的迂执之人，几乎不可能有；恐怕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震泽纪闻》说，太祖已经取得天下后，对诚意伯说：“你既然辅佐朕平定天下，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教给朕的嫡孙，使他守住天下呢？”刘基说：“有办法。”于是做成一个小匣子，用铁汁浇灌封住锁，交给太祖。等到靖难军进入京城，建文帝打开匣子一看，里面有一件袈裟、一件伽黎、一把剃刀和一张度牒，并写着：“这是刘伯温教我的。”于是建文帝做了和尚逃走。考察可知，诚意伯死于洪武八年，当时皇太子还健在；又过了两年，建文帝才出生，怎么可能预先为嫡孙谋划呢？这个错误尤其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