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

译成化二十年正月，东厂办事、司礼监太监尚铭获罪，被贬往南京。不久又派官校追捕并用刑具押解他回来，准备彻底追究他的罪行。后来有旨说：“尚铭管理东厂不公，欺骗蒙蔽皇上，大肆奸贪，贪赃滥用的情形明显，对成法有所败坏，本应处死，姑且从轻处罚，不必押来京城，仍令将他押送南京，交守备太监杖打一百，充作净军，发往孝陵种菜。”尚铭本是汪直推荐的；自从汪直被疏远后，他独自专擅权势，用甜言和谄媚的脸色来钓取名誉，内里却阴险狡诈，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听说京城有富裕人家，便常常借故将他们罗织逮捕，得到重贿才罢休。他又谋求进入司礼监，想与当权者并列。人们都知道他必然败亡。到这时抄没他的家产，得到资财数万，连续多日用车运送到内府还没有停止。癸丑日，吏科都给事中王瑞等人上奏说：“近来东厂太监尚铭获罪，已经承蒙皇上依法处置，京城内外人人都非常高兴。臣等认为，如果不铲除他的党羽，将来的祸患就难以预料。尚铭原先是太监汪直引荐的，因此得以进入东厂；近来又是太监李荣、萧敬引荐他，使他得以进入司礼监。况且司礼监是朝廷机密的重要所在，怎么可以与同恶之人互相帮助，任用坏人，从而损害祖宗旧有的治理呢？臣等又听说，李荣过去出使大同时，曾经结党支持汪直，隐瞒边情，以致敌人大举入侵；萧敬出使湖广时，所到之处贪婪残暴、毫不满足，因而给数千里地方留下祸患。仅凭这两件事，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危害；其他隐藏的恶行，本来更难以全部列举。况且天下大事，集合众多贤人治理，尚且有时力量不足；一个坏人破坏它，却绰绰有余。李荣等人先前结党支持汪直，已经在前面败坏事情；后来又结党支持尚铭，在后面败坏事情，祖宗的大业难道能容许小人屡次破坏吗？京城人都说：在汪直开设西厂以前，已经出现黑眚之异；在尚铭进入司礼监以后，又出现地震之异。这些都是上天仁爱深厚的用意。如果不是皇上及早察觉并果断除去他们，今后败坏事情恐怕还不止这些。更希望一并除去李荣等人，以断绝他们的党羽，这将是宗庙社稷和百姓的幸运。”奏疏送入后，皇上说：“李荣、萧敬，朕自有处置。”丙申日，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上奏说：“尚铭既然因贪赃败露，就应当追究与他相互行贿的人。内臣犯法，既然不能免罪；如果外臣中趋附他的人反而置之不问，内外势力就不均衡。小臣有过错尚且不能宽容，如果大臣中有向他行贿的人却舍弃不追究，那么罪责轻重的次序就完全丧失了。外臣之所以结交内臣，无非是有所求取；小臣之所以奉承大臣，无非是向下层百姓剥削。应当专门查察外臣结交内臣的奸恶，以及百姓受到上官侵害的事情，严厉追究，这样国家法令才能彰明，朝纲才能振作整肃。”奏疏送入后，皇上因为他们没有指名道姓，非常愤怒，召集各官到朝廷，想要杖打他们。后来怒气消解，便命太监怀恩数说他们的罪过并责备道：“尚铭犯了贪赃罪，朝廷已经处置了他。在京城内外，因尚铭的势力而被逼迫以及向他请托的官员不知有多少。你们议论事情却没有说出确实的姓名，怎么可以混杂泛说，徒然扰乱？姑且免予追究。今后如果再提及尚铭的事情，一定治罪，决不宽免。”锦衣卫军余贵铎击打登闻鼓，控诉太监尚铭因为索要金珠宝石未能得到，便诬陷他的儿子宗源犯有杀人罪，用刑讯逼问，残酷至极；又接受宗源的贿赂金一百两、银三千两以及其他奇珍宝物。尚铭的下人也都收受重贿，因而免死充军。案件交给都察院办理，因尚铭已经获罪离职，应该命贵铎与其党羽当面对质。皇上有旨说：“宗源犯了人命案，法司审结后已经免死发遣。况且尚铭的赃物已经没收入官，牵连获罪的人，置之不问。”贵铎本是巫祝人家，向来贫穷；他与内局工匠凌安、徐茂等人买卖青红色石料，制作奇巧的头饰和器用，托内侍中受宠信的人进献，彼此抬高估价，获利达到原价的一百一十倍。每年耗费内库金钱数万，几年下来府库几乎空了。这些人突然获得富贵，房屋、衣服和器用极尽奢侈僭越。京城人多有意仿效他们，一时奢侈物品的价格比往年昂贵许多，无法计算。

译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尚宝司丞许瀚在路上遇到太监邓才护，没有避让，邓才护的随从便拿杖打他，打碎许瀚所悬挂的牙牌，事情上报。邓才护及其随从和许瀚都被关进锦衣卫狱，邓才护送交司礼监发落，许瀚也被杖打三十后释放。丁卯日，将镇守延绥的太监韦敬调往宁夏，将镇守宁夏的太监简颙调往延绥。韦敬在延绥时，刚愎自用，与总兵官丘嵩、都御史吕雯屡次为小事争执。韦敬宴请宾客，让吕雯坐在西面，让丘嵩坐在下首，自己却占据上座。他的下属边刚、黄让招揽权势、收受贿赂，在各地侵夺财物，商人不敢到他们的辖境。吕雯曾派人到市场买布而没有买到，于是对韦敬说：“商人不来，都是因为太监和买造成的。”韦敬愤怒地说：“和买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因此两人积怨，不能相容。兵部尚书余子俊把这件事上报，皇上认为边臣不和，赐敕书严厉责备，于是调韦敬到宁夏，以简颙代替他。边刚、黄让被贬谪到广西南丹卫戍守。起初，镇守延绥太监韦敬被调往宁夏时，怨恨兵部尚书余子俊揭发他的事情，于是上奏说余子俊心怀奸诈、擅专权力，因私愤调动副总兵周玺、总兵周玉，又因私恩保举总兵丘嵩。事情交给兵部办理，左侍郎阮勤等人列举已经形成的案例，说明先前的事情并不是由余子俊造成的。皇上认为韦敬既然弹劾余子俊使边将调动，兵部却援引旧事替余子俊遮饰，命他们重新议论上报。阮勤等人不敢再辩说，只奏请派官员推问查办。皇上认为可行。当时工部侍郎杜谦、给事中吴道宁、御史邓庠前往勘查余子俊的事情，皇上命他们一并查办。十二月甲申日，内官熊保奉命前往河南，带着鸿胪寺带俸右寺丞黄钺等二十人同行。路过兴济县时，因不满纤夫拉船人数不足，杖打一名皂隶致死；又大量装载私盐，强行压迫州县替他发卖。所经过的地方，他总是索求财物；到了河南三司、镇守官和王府，都得到丰厚馈赠。熊保得到银五千三百余两、马三十三匹、骆驼一匹以及金玉玩器、书画等物，黄钺得到银八百余两，各人也都有所得。回京后，被东厂缉事官校上奏揭发，交锦衣卫狱审讯，全部认罪。刑部判熊保绞刑，判黄钺徒刑，其余人也分别定罪。皇上说：“熊保擅自施展威权恩宠，沿途贪婪暴虐，导致人命死亡，不畏法度，免除运炭之刑，发往南海子充作净军种菜。黄钺等五人拨置害人的罪恶尤其严重，都押送发往辽东铁岭卫充军【原文衍“其”】。” 其余人都杖打八十，发往遵化厂炒铁。当时，宦官打死人而不偿命的情况很多，后来竟成为惯例。虽然有人进言，最终也没有被采纳。成化二十三年八月，礼科给事中韩重等人、十三道御史陈榖等人弹劾礼部左侍郎、掌管通政司事务的李孜省等人，指责他们结交太监梁芳、韦兴、陈喜，扰乱朝政。梁芳、韦兴、陈喜都降为南京御用监少监，闲住。九月，梁芳辞职，返回原先赐给他的和远官庄及永清县田地。不久又将梁芳、韦兴、陈喜以及被贬戍的李孜省等人逮捕，押入锦衣卫狱审问。因为印绶监太监蒋琮说，梁芳等人用邪术危害正道，伪造寺观、塔庙，贪污府库财物，数目多得无法计算，罪大而处罚太轻，所以如此办理。弘治元年正月，都察院马文升等人说：岳镇、济渎等祠庙，都有前太监陈喜及奸人邓常恩制造的石函。石函四周有符篆，里面藏有泥金书写的道经一卷、金银数枚、各种宝石十多颗，以及五谷各一升，用来施行厌镇之术。每座祠庙都有先帝派陈喜前往致祭的祝文，不知是谁撰写的，请求命所在地官府将其毁掉。石函中所藏的物品，全部查验后送入内府。皇上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当时梁芳、韦兴、陈喜与太监张轩、莫英先后因进献珍珠得到宠幸，一时后宫器用互相以珍宝相夸尚；梁芳于是更加搜访民间珍宝，物价飞涨，一颗珍珠竟达到数十乃至上百两金子。到这时，与他们结交的采办、供应指挥使张纪、任义等十多人，都发往辽东铁岭、开平等卫，永远充军。御史汤鼐说：“太监萧敬、李荣过去因弹劾而被罢黜，却通过钻营重新被任用，于是罗织进言者的罪行，几乎把他们贬斥流放殆尽，以致言官都萎靡不振，而内外小人更加肆意奔走争逐。希望明正典刑，不要姑息。”有旨说：“萧敬已经另有任用，李荣已经调任孝陵神宫监。”御史姜洪也说：“司礼监太监萧敬阴险狡诈，退职后又被任用，请将他贬谪到远方。”太监怀恩远远超过同辈，忠诚清廉、遵守法令，应当信任，不要怀疑。诏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掌管尚宝司事务的左通政李溥与尚宝监奉御姜荣在奉天门因为用宝一事愤怒争吵，姜荣殴打李溥，打得他鼻子破裂流血。事情上报后，二人被交付狱中。皇上认为姜荣逞凶殴打、侮辱京朝官员，实在非常违法；李溥忍受屈辱而不说，也有损于朝廷官员的行列。命司礼监杖打姜荣二十，降为小火者；李溥也冠带闲住。弘治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浙江景宁县屏风山出现成群的异物，形状像马，大小像羊，颜色白色，数量以万计，首尾相接，从西南方石牛山上方浮空而去，从午时到申时才消失。当地居民无论老幼男女没有不看见的。巡按御史畅亨提出消弭灾异的两件事：第一是减轻税利。他说温州、处州二府银矿每年规定缴纳的课银为二万二千二百四十余两，近来矿脉衰竭，比起初年十份还不到一份；而且太监张庆每年还要征取耗银三千两，这些都由百姓卖儿卖田来补足数目，官府又逼迫追缴，因而有人自尽，有人散为盗贼。请求酌量削减，只按照实际所得的多寡征收。第二是革除奸弊。他说太监张庆以进贡为名搜括百姓财物，每年计算有数万，而所进贡的物品仍然出自民间；卖钞、卖盐、四时馈献，商税的利益一丝一毫也不放过；金玉珍玩、奇禽异花充满住宅，土木工程和人工没有停止的时候；又擅自施展威权恩宠，滥受诉状，私自制定办事规程，使人心惊疑，官吏受到他的羞辱挫折，军民遭受他的荼毒。请求将张庆交给司法机关，没收他积聚的财物，用来补助经费。” 奏疏交给礼部议论，命有关部门执行。于是吏部、户部请求由银课及坑冶官行巡视浙江的侍郎彭韶，会同后来派出的御史和三司官员共同议定裁减节省。都察院认为张庆曾经遇到赦免，请求将他征召回京，以消除民众的怨恨。皇上下诏，银矿中多余的人员按照奏议勘查处理；张庆暂且命他自己陈述罪状，以作为治罪依据；仍命浙江大小官员各自更加修身反省，以消除天变，有不加注意的人便治罪。

译弘治二年二月己酉日，南京沿江的芦场都属于军民开垦、办理缴纳粮课的土地，各窑厂也在那里采集、供应柴薪。成化初年，江浦县境内新形成六段沙洲，县民先后向官府申报承业，用来补足沉入江中的田亩数目。这些沙洲与内官监原先拨给的芦场相邻，江东巡检司过去管理的工部芦场两所，也与其相近。瓦屑坝下有一片废弃官房、酒楼的地，石城门外有一处湖地，过去曾收积木料、饲养水獭和老鸦；后来这些事务都交给居民承办，每年向守备厅缴纳租银一百五十两作公用。太监黄赐在任时，奸人把这些地方全部献给三厂，指称为原先拨给供应之数。黄赐以及后来任职的太监张本等人接受后，全部收取其利益，而每年的租课又责令原来的人偿还。这样的做法相沿到太监蒋琮时仍未改变。成化二十三年的诏书命令，凡投献的山场、湖荡、地土都归还百姓，县民相继上奏。案件交给南京监察御史姜绾等复查，而蒋琮屡次用揭帖托人说情，使他们判决归给三厂。姜绾等人于是联名弹劾蒋琮，说他以守备重臣的身份与小民争利，借公事来掩饰真情，使用揭帖抗拒诏旨，还扬言暗中陷害并威胁他们，逼迫他们一定照办。他们于是逐条列举蒋琮扰乱、改变成法的罪行：想以内臣充任言官，这是第一罪；嫉妒、陷害大臣，妄自上奏都御史秦纮，这是第二罪；因河闸官员迎送稍有失误便发怒，想上奏罢免他们，这是第三罪；滥行批转诉状送往各衙门，不经过通政司，这是第四罪；把内官分派到钱粮所在之处，放纵他们侵吞剥削，这是第五罪；按季度收取班匠工银，这是第六罪；收留被罢职闲住的都事林时，任由他挑拨陷害他人，这是第七罪；官员稍有不顺从，便查验履历，暗中加以侦察，使人心惊疑，这是第八罪；妄奏主事周琦管理库藏、欺骗蒙蔽朝廷，这是第九罪；保举已经革除的内臣，窃取皇上的权力，使恩惠归于自己，这是第十罪。况且如今士大夫侧耳而听，人人自危，军民负担困苦，怨声遍地，请将蒋琮交给司法机关，明正他的罪行，作为心怀奸诈、败坏事务者的戒鉴。”刑部复奏，认为蒋琮处事违背常理，以致受到言官弹劾；只是所说的蒋琮罪行必须复查，应发文给南京刑部，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官员勘查处理后奏报。皇上命令依照议定执行。这一年十月癸卯日，南京监察御史姜绾等已经弹劾太监蒋琮的罪行，刑部请求发文给南京司法机关核实。蒋琮上疏自我辩解，说自己在京城时曾弹劾江西奸人李孜省等人的罪行；这些事是他的党羽和南京守备等人所为。他又曾揭发各司的过失，因此这些人合谋陷害他。于是他逐条分析姜绾等人的指控，并牵连说御史刘恺、方岳以及南京各司也有违法之事；还说刑部尚书何乔新、主事曾望宏都是李孜省的同乡奸党，姜绾也是江西人，所以何乔新没有详查虚实，便附和姜绾加以参劾。皇帝下旨，命南京方面一并调查。太监郭镛奉命出使两广，经过南京时，正好司法机关会同官员在后湖勘察主事卢锦、给事中方同占种湖田一事。郭镛便乘坐官船经过湖面观看，御史孙綋等以他擅自游览禁地弹劾他。郭镛回来后自我辩解，并说卢锦过去违法的事情很多，而言官受到蒙蔽，没有揭发，请求派官员复查。皇帝命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杨谧、锦衣指挥杨纲一同前往。姜绾等人与蒋琮互相上奏控诉，姜绾等共上四章，蒋琮共上六章，都交给何穆等人审理。奏疏上报后，审理认为他们都是因为私人怨恨而烦扰、亵渎皇帝的听闻；蒋琮不应占管献投芦洲的湖地，也不应私下嘱托勘察官员，擅自收取班匠的工银；他所说御史等官违法，以及何乔新、曾望宏是李孜省奸党，都是诬陷。姜绾等人不应以言语侮辱监生，也不应在卢锦占种湖田一事上失察；他们弹劾蒋琮违法的事情，例如妄自保举内臣、批发状词等，也有许多不实，请一并逮捕审问。都察院议论认为，何穆等上奏的只是勘察结论，并没有各人的供状，而蒋琮、姜绾后来继续上奏的事情又没有勘察报告，请仍命何穆等重新勘察，作出结论。于是姜绾以及御史金章、刘逊、孙綋、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浚都被逮捕；蒋琮所占的官房、酒楼地基也全数归还官府。

译弘治三年，司礼监何穆等审查核实南京守备太监蒋琮与御史姜绾等互相奏诉的事情，下交都察院会同刑部议处。姜绾等办事多有失当，有违风纪。蒋琮反复陈述辩解，诬陷他人有罪；太监陈祖生、郑强、钱能等也各自因承袭、接受献洲场之类的事情获罪；侍郎阮勤等拟定的罪名也不恰当。皇帝下旨说：“御史不顾大体，编造言辞互相攻击弹劾，烦扰并亵渎朝廷。”姜绾、刘逊、余浚、孙綋、缪樗、纪杰、方岳各降一级，刘恺降二级，一律调往外地任职。蒋琮等也有不实之处，暂且宽宥。陈祖生、郑强、钱能、李荣免予追问。于是六科十三道都上疏论奏，皇帝没有采纳。蒋琮稍有才干，但言语狂妄荒诞，被同类所厌恶。皇帝也讨厌他，他却常常用正直言论来迎合皇帝的心意。后来继晓、李孜省等遇到赦免，蒋琮上奏请求重新治罪，皇帝很高兴。蒋琮担任南京守备后，骄横放纵、违法乱纪，姜绾等弹劾他。蒋琮支吾其词，极力辩解，勘察官员也偏袒蒋琮而压制姜绾等人，所以姜绾等被罢职，而蒋琮没有受到牵连。不久，蒋琮又弹劾南京兵部郎中娄性违法，皇帝命给事中任伦、刑部郎中盛洪等会同勘察，事情尚未结案。蒋琮又上奏说娄性暗中调换卷宗案件，任伦等人阿附他、加以掩饰；又奏报兵部员外郎袁燫的罪行也牵连娄性。娄性上疏辩解。此时南京广洋卫指挥石文通也上奏，指控蒋琮开挖聚寳山，损伤皇陵王气，以及殴打致死商人、占用役使军匠、侵夺官地、私自制造马船等罪行。弘治八年，司礼监太监赵忠等会同勘察，案件审理完毕。娄性被革职为民，蒋琮等被逮捕审问。对聚寳山被挖开的山口，命南京守备官填补。蒋琮案件审结后，诏令暂且免死，发往孝陵充任净军种菜。当初蒋琮攻击娄性时，怀疑有两个当权者在庇护娄性，便扬言要揭发这两家的违法事情。两家害怕了，于是趁石文通准备弹劾蒋琮之机，暗中命人把开挖聚寳山的事情也加进去，蒋琮这才被依法定罪。这一年，又审理纪贵、纪旺等冒充皇亲的罪行。当初，孝穆皇太后曾自称是广西贺县人，姓纪，却不能辨认亲族。太监郭镛听说后认出了她。皇帝在东宫时，太监陆恺本来姓李，自称是太后的亲哥哥。郭镛心知这是假的，却没有揭发。陆恺曾托镇守两广太监顾恒寻找他的叔叔李福边和哥哥。陆恺的姨父韦父成知道李家已经没有人，便冒充李家亲属承认这层关系，获得了数顷官田。府县于是把他们当作皇亲外戚，把他们所在的里命名为迎恩里。有个叫李父贵的人和他的弟弟祖旺对田主邓璋商量说：“韦父成冒充李姓尚且能够致富，难道我这个真正姓李的人反而不行吗？”邓璋于是替他们伪造宗族世系图，呈送给府县，同时揭发韦父成是假冒的。恰逢皇帝即位，便派太监蔡用前往查访，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里老于是胡乱举出李父贵及其兄弟来应答。蔡用便同镇守太监韦眷等把他们带到京城，改用现在的姓名，授予官职，赐给宅第，并赏赐大量金帛、庄田、奴婢。韦父成对此非常羡慕，来到京城争辩。皇帝命郭镛会同陆恺审验，查明后便把双方分开，命韦父成乘驿车赶回。恰逢皇帝命郭镛祭祀纪氏先祖的坟茔，并焚烧黄帛告祭。监生蒋灏等带着僮人李友广揭发李父贵等人冒充身份，但没有成功，便拟定判李友广戍边。皇帝命司礼监、内阁、府、部会同审理，仍未查明实情，于是派科道官孙珪、滕佑前往察访，查得实情。案件审理完毕，诏令将李父贵、祖旺判处斩刑，立即执行。郭镛本来知道他们是伪造的同党，却在蔡用欺骗蒙蔽皇帝时不予揭发，按理都应处死，暂且贬斥为小火者。陆恺是伪造事件的起因，按法律尤其难以宽宥，但他曾有侍奉陵寝的劳绩，便发往茂陵司香。韦眷年老有病，免罪，降为左少监，回京闲住。后来李父贵、祖旺最终减免死刑，改判戍边。巡抚云南都御史王诏等人说：已故镇守太监王举不遵守诏令规定，制造奇巧玩物，额外进贡。请把其中体积重大、难以运送的东西，如屏风、石床之类，发交当地库藏收存；金银器皿熔化后，连同宝石、珍珠、象牙、漆器等物，解送户部、工部备用。所养的大象，能够充当仪卫的解送京城；不能充当仪卫的，交给附近边地土官，命他们出马供应驿递。有旨：全部解送京城。

译弘治十年，礼科左给事中叶绅等上奏八件事：第一，禁止传奉官。他们说，太监李广以千户王英被选作乳保为由，传旨升为指挥；又以周玉、李恕为仆隶厮役为由，命他们升任官职，名器泛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求实行裁减革除。第二，贬斥异端。他们说，太监李广迷惑皇帝，召集道士，以炼黄白之术、炼丹服药、画符念箓等手段杂然进用并同时兴办，损害风俗教化，请求加以斥退罢免。第三，除去大奸。他们说，太监李广有八大罪行：一，以烧炼为名欺骗皇帝，进献不合经义的药物；二，以为太子设立寄子坛为名，宣扬暖炕之说；三，挑拨离间皇亲，希求恩宠；四，盗引玉泉经绕私用；五，首先打开皇帝临幸之门，大肆奸贪；六，太常卿崔志端、真人王应祚自称李广为教主、主人，而李广替他们传旨升官，他们又请求赐予玉带，勾结邪人，玷污官职名器；七，京畿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他却借琬户之名侵夺土地，几乎激变善良百姓；八，东南百姓的财力也已极度困乏，凡有输纳，他都巧取其中利益，以致远方百姓倾尽家产。其他人则近处有驸马、贵戚把他当作父亲一样侍奉，外地有总兵、镇守称他为公，请求将他依法处置，以作为后人的警戒。当时御史张缙等人也这样进言，皇帝都答复知道了。弘治十一年十月，太监李广自杀。刑科都给事中张朝用等、御史丘天佑等说：李广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他的门庭像集市一样；如今幸而罪恶已经满盈，自己招致死亡，朝廷内外听说后没有不称快的。然而李广遗留下来的金帛，何止千万，都是那些攀附权势、贪图进用的人多方馈赠的。如果对此不加惩罚，拿什么显示警戒？请求拘捕李广亲信和主管事务的人，索取账簿，交给司法机关审讯清楚，按照实情具奏。仍应将那些通过攀附李广而得到进用的人夺官削爵，以肃清仕途。有旨：对奔走竞争、相互结交的人，仍命科道官指名上报。司设监太监蔡昭为已故太监李广请求赐祠额、安葬祭祀，皇帝已经答应了。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说：李广死时罪恶已经满盈，众人无不称快，都说他的欺骗蒙蔽和贪赃滥用已经完全败露，皇帝圣明洞察，必会追究他的罪行；可是现在反而赐予葬祭，又赐给他的祠堂匾额，这就使欺骗蒙蔽、贪赃滥用的人与善良之人没有区别，实在恐怕上面会损害皇帝的圣德，下面又违背人心，对国家法典和政治体制的妨碍实在不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皇帝命祭文仍按原样撰写进呈，祠堂匾额一事已经停止。这一月，有中使到李广的宅舍，取得账簿上报，账簿上全是朝廷内外官员馈赠给李广的物品，有的写黄米若干石，有的写白米若干石。皇帝不相信，说：“这是假的。我曾到过李广的宅第，哪里容得下这么多米呢？”身边的人说：“黄米指黄金，白米指白银。行贿的人怕被别人知道，所以使用隐语。”皇帝大怒，告发此事的人便不敢把账簿交出。于是他们只是听到风声后用奏疏上报，事情没有立即施行。于是吏部员外郎张彩上疏说：“例如辽东镇守等人滥杀百姓、冒领赏赐，这是不可赦免的罪行。事情已经勘察清楚，陛下却仍宽容他们。太监汪直、梁芳等扰乱国家法典，迷惑皇帝，能够免死已经是侥幸了。先前长期被斥退不用，陛下却又召回他们。李广平日招揽权势、收受贿赂，使陛下在不知不觉中背上受奸邪谄媚蛊惑的名声，使军民遭受贪婪残酷、剥削压榨的痛苦，却无处申诉。如今即使不追究并诛戮他的罪行，难道还能把他的恶党一并置于法度之外，漫不经心地不加惩戒吗？”伏望陛下独断于圣心，凡是经营谋求、收受馈赠过多的人，大臣令其致仕，小臣罢免。户科左给事中卢睿又请求抄没李广的家财，用来帮助修建坤宁宫；对那些通过攀附李广而得到进用的人，以及先前的太监梁芳、韦兴、汪直、陈喜，立即赐令斥退，全部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不久，皇帝把向李广行贿的奸党锦衣指挥周玉、乐工刘实等四人交付锦衣卫监狱。十一月，都给事中张朝、御史丘天佑等奉旨上疏，列举与李广结交的人：武臣有保国公朱晖、恭顺侯吴鉴、丰城侯李玺、遂安伯陈韶、成山伯王镛、宁晋伯刘福、都督孙贵、副总兵朱瑾；文臣有吏部尚书屠滽、户部尚书周经、礼部尚书徐琼、刑部尚书白昻、工部尚书徐贯、礼部侍郎程敏政、兵部侍郎王宗彝、工部侍郎史琳、林凤；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右都御史李蕙、左副都御史彭礼；通政司左参议姜清；太常寺卿崔志端、李温，少卿李杰，寺丞王福；太仆寺少卿杨瑛；河南左参政张琡、右参政李瓒；山东右参政谢文；按察使赵鹤龄，副使田奫、邓光辅。虽然他们行贿多少不同，交纳深浅有别，但都心术奸邪，行迹诡秘，像吮脓吸痔一样无所不为，卑躬屈膝、奴颜婢色，已经完全不知羞耻。请求赐令罢免斥退，并请敕令司礼监发下行贿账簿，准许司法机关逐一查究。

译皇帝下旨说：“牵连的人太多，而且没有指明实际罪行，命令仍旧任职，账簿也不必追究。”据这部小说中所载，月影中寿宁侯府门前有轿子十三乘。这是借寿宁侯的势力来替自己解脱。于是尚书周经说：“李广已经死了，所以科道官才敢肆意攻击，用死虎来诬陷臣。如果李广还在，即使臣奔走钻营，他也会退缩，像害怕老虎一样，哪里敢狂吠呢？”他又请求交给司法机关，严审李广的家人，并查阅账簿；如果账簿上曾有臣的姓名，哪怕只有一寸金、一尺帛，也算结交，请将臣在闹市斩首，以作为对奔走钻营、毫无羞耻之人的警戒。尚书屠滽也请求查阅账簿，如果有臣的姓名，就凌迟处死，以向言官谢罪，皇帝都交给有关部门处理。礼科给事中涂旦等、兵科给事中王镇、翰林检讨刘瑞又弹劾说：“王越结党依附李广，请特别罢免不用。”监察御史胡献又说，李广虽然已经死了，但账簿仍在，王越以及屠滽、李蕙都是因向李广行贿而得到进用的；他们身为大臣，率领众人作奸，应先纠正他们的罪行，然后依次处罚。礼科给事中吴仕伟请求全部罢免镇守内臣，皇帝都没有采纳。这一月，南京科道官又弹劾王越、屠滽、周经、徐琼、王宗彝、史琳、林凤、李温、崔志端、掌通政司侍郎元守直、掌鸿胪寺侍郎贾斌、都御史钱钺、陈瑗、刘宪、太常少卿布自云、太仆寺卿宋琮、大理寺丞刘宪、光禄寺少卿赵竑、顺天府丞简琦、南京户部侍郎郑纪、太常寺卿吕■〈常上心下〉、通政徐说、少卿魏富、祭酒刘震、太常寺丞黄辅政相互勾结、办事失职，请求斥退，皇帝都没有采纳。在此以前，编修罗玘说：近来科道官弹劾朝廷内外文武臣僚向已故太监李广行贿结交，以求荣华升进，丑恶到了极点。然而其中有的是部、寺中的尊官，有的是寄任将相的人，从天下四方和各少数族看来，他们一定会以为这些人是丙魏、姚宋、方召、卫霍，令人凛然敬畏，不敢轻慢。臣私下认为，揭发这件事的目的不过如此。如今一旦指明姓名，暴露他们的罪恶，天下人将会认为堂堂天朝尚且如此，即使有丙魏、姚宋、方召、卫霍，他们也不再相信了。这实在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事。况且一个人遇到困窘危急，只要能够免除一时的灾祸，对于权贵亲戚之家、皇帝近臣的门下，钻营刺探、乞求哀怜，什么地方都去得。将来可能会有人比前一天求托李广的更甚，这就是关上一扇门又打开一扇门，堵住一个洞又打开一个洞；死了一个李广，又生出几个李广，这也值得忧虑。希望能够委婉地保全大局，免得言官指名弹劾，只降旨秘密晓谕他们，让他们各自称病引退；并限在二三个月内，或借考察两京大臣之机，以其他事由罢黜其中最严重的几十人，表面上像是不知道，暗中实际上加以谴责。如果他们顽固不动，再依法处刑。这是从内部消除祸患的办法。南京给事中杨廉、御史洪远等上奏说：太监李广平日贪赃财物多达巨万，账簿还在，姓名可以查考，应该逐一查究其事，明正其罪。听说陛下起初想要施行，后来又中止，难道是因为编修罗玘提出不必查究的说法，而身边的人又随声附和吗？近来群奸肆意妄为，朝廷内外相互勾结，忠直之士想要揭发他们却找不到途径；他们认为没有旁证，恐怕不足以取得陛下的信任。如今幸而李广自杀，又有账簿可以作证，这大概是祖宗在天之灵拿着它来告知陛下。若再放纵不治，岂不是白白错失时机？况且“白米”“黄米”的隐语已经在朝廷内外喧然传开，某官某人馈送财物的事情，想来也已经清楚地呈现在圣心之中。既然按国家法律难以容忍，按事体难道也可以停止追究吗？那些首先提出不必查究、希望保存大体的人，正是谄媚侧近之徒，他们只是把这件事当作邀结奸邪的地方罢了。因此请求罢免罗玘的官职，斥退回乡，并弹劾屠滽、白昻为奸邪魁首。诏令既然已经下达处分，便不再追论。又说：罗玘曾经在太监萧敬门下任馆职，萧敬庇护他，这一点也未可知。都察院复核府、部会同上疏说：已故太监李广招揽权势、收受贿赂，赃物累计多达巨万，庄田、盐货尤其多，请求抄没他的全部财产，尽数没收入官，皇帝没有采纳。弘治十三年十一月丁亥日，工科给事中张文上奏说：“近来太监李兴请求在灯节燃放烟火，蒙皇上参考旧典，以三分为标准，命令减去一半。李兴又改奏，只请求减去一分。李兴引导皇帝放纵欲望、献媚取宠，使圣德受到损害，而主持国政的人又不能据理力争，臣不知道他们是存着什么心思。况且今年吴、楚、徐、淮一带洪水滔天，山西、陕西大旱尤其严重，军需不断增加，民力已经枯竭；边患虽然暂时安宁，敌人窥伺却没有停止。又加上云南思陆发生变乱，两广猺獞造成祸患，荆襄流民聚集作乱；即使江西是腹地，强盗也在白天公然抢劫。万一某一方发生紧急情况，四面都跟着响应，那忧患实在难以言说。难道可以说天下太平，就能够任意举行宴乐吗？臣请求这次上元节鳌山烟火以及百官筵宴都停止，把节省的费用用来供给军饷，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的心思在于忧恤百姓、充足国力，而不在于崇尚奢侈、放纵欲望。这样，民心在内安定，夷狄在外畏惧，百官在朝廷有所效法，子孙后代也能以此为法。这种对自身节省的事情很小，而恩惠施及天下四方却很大；一时所阻止的事情很小，而对天下后世的培育却很深远。”工部复议上奏，皇帝命令仍按减半的数额制造。弘治十四年正月辛巳日，当时司设监上奏请求改造龙毯、素毯一百零四件。工部复奏说：“这种毯子虽然只是一件事，但所用羊毛要从山西、陕西取得，绵纱等材料要从河南取得，毯匠要从苏州、松江征取，制造样式又要在南京拟定，动辄要经过数年，劳费多端，请特别下令停止，以体恤百姓困苦。否则，也请等边事平息、民力稍稍恢复后再议。”有旨命令陆续制造。壬午日，司设监上奏说：“本监制造事务所需工匠很多，而军民匠逃亡绝户的很多，请按照兵仗局收充幼匠的事例，选用军民家中熟悉工艺的壮丁二千名服役。”工部议论说：“兵仗局制造的是军器，可以权宜招收幼匠来救急；司设监制造的只是床帐、轿乘等日常物品，不应援引为例，请下令停止。”有旨命令收充一千人服役。

译四月甲申日，在此以前，内使刘雄经过仪真，知县徐淮没有按时供应，刘雄大怒，丢下关文渡江，向守备太监傅容控诉，并上奏此事，皇帝命令把徐淮戴枷拘捕，交给锦衣卫拷问。当时给事中许天赐、监察御史冯允中都上疏请求宽宥徐淮，六科十三道也接连进言，但都没有获准。刑部拟定让徐淮赎罪受杖后复职，皇帝命令免除赎罪，按品级调任边方。闰七月，御用监王瑞等人携送玄武神像前往武当山，上奏请求带随行官舍、勇士、工匠八十多人，以及使用黄马快船六十多艘。给事中宁举、监察御史顾潜等交相上疏劝阻，皇帝没有答应。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等人进言尤其强烈。皇帝说：“卿等所说，充分显示了忠诚爱国之心，但事情既然已经举行，很难中途停止。派去的官员等人，不许沿途制造事端、扰害百姓，已经下敕严加告诫了。” 弘治十五年七月初，御用监太监金辅、杨雄、樊清奉命送泾王前往封国，长史张显、范兆祥，承奉韦瑢、张贤等人沿途多方索取，驿官无法承受鞭打，甚至有人投水而死。行至天津时，他们减去拖曳黄船的船夫一百人，责令其交钱；但韦瑢、张显等又自行增加船夫人数，分散到各船的人竞相抢掠索取，钱姓、二姓两名船夫被杖打致死。他们的家人分别向金辅申诉，金辅召集船夫审讯，查出是内使李顺的家人行杖，便把他们逮捕。仪卫正张璠却以擅自逮捕王府从人为由，声称奉王令派校尉前来擒捕。三卫官指挥贺勇等人害怕而关闭大门，于是三天不上朝。黄船停留六天后出发，殿后的人又成群抢掠柴市居民的货物。当时金辅带着鼓吹先行，韦瑢等人因为金辅收受贿赂、专擅调拨船夫，便向泾王进谗言。泾王和金辅从此发生争执。金辅上奏说张显、韦瑢等贪婪残暴，泾王听信他们的话，无法禁制。泾王也上奏说，金辅刚到王府就从中门进入，宣读诏书时傲慢无礼，在路上专横擅权、欺凌侮辱他人，前后多次上疏。东厂缉事人员也揭发李顺等人将服役船夫捆绑致死的事情，有旨逮捕李顺等人到京审治。派工科右给事中周玺、刑部郎中毛实前往调查，查得金辅有取鱼而不上贡、鼓吹先行两件事，以及韦瑢、张贤、张显、范兆祥等人的罪状，上报皇帝。又说，天津遣散船夫时，泾王只是命令按照旧例办理，这大概是皇上体察圣明、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心意；奏疏中有不实之处，终究不是泾王的本心，一定是承奉、长史等人掩饰蒙蔽的过错。而且韦瑢曾阻止金辅在泾王面前启奏，还以“你”“我”相称，可见他放纵肆意到了什么程度。请加重治他的罪，命锦衣卫把韦瑢等逮捕到京审问。金辅等人等到京城后，命司礼监上奏请示处置。指挥贺勇等二十八人、沧州吏目韩天爵等人以及军余三十八人，都因牵连被逮捕，按情节轻重分别定罪。九月，降右少监刘恭官职三级，仍然分守辽阳。刘恭在辽阳私自役使军余一千多人，占用并耕种官地三百多畆，贪赃达数千，被都御史陈瑶弹劾，下交巡按监察御史勘察。恰逢敌人进入东州，攻打抢掠村堡，刘恭等防御失职，御史又请求治罪，事情一并交付勘察。给事中锺渤、郎中王益谦复核后，逮捕审问。有旨罢去刘恭的分守职务，但刘恭又亲自上疏请求留任，于是才有这道命令。此后兵部和科道官都弹劾他的贪污罪行，请求罢免，并且说东州战败一事，总兵孙文毅已经被判死罪，刘恭不应独自免罪，皇帝没有采纳。弘治十六年九月，镇守辽东太监梁玘与巡抚都御史韩重互相攻讦，奏报后有旨逮捕审问。后来勘察官核实情况上奏，韩重改任巡抚湖广，而梁玘多次称病不肯接受逮捕。到这时，他又请求宽免，得到皇帝允许。梁玘既然长期患病，免于逮捕审问，降官三级，送往长陵司香。这一年十月，在此以前，内官监太监龙绶因为供应缎匹不足，提出支取两淮盐价来供给织造，皇帝命令支取三万两。户部又议论上奏说：“运司盐课是为边储和救荒设置的，祖宗时期盐法最为严格，从未轻易动用。近来因为织造支用数额太多，特意经过朝廷议论，命令以后不许再奏请支取盐价。织造制度实行时间不长，突然难以更改，请仍按旧例施行。”皇帝停止了这项请求，听从户部意见。《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四 （明）王世贞撰 ○中官考五 弘治十八年五月，皇帝驾崩。司设监太监张瑜掌管太医院事务，右通政施钦、院判刘文泰、御医高廷和被关入狱中。当初，皇帝因祈雨斋戒，偶然感受风寒，命张瑜与太医院商议药方。张瑜私下同刘文泰、高廷和商量，没有请皇帝诊视，便擅自用药进献。后来又同施钦以及院判方叔和、医士徐旻等人进献药物，都与病症不相合。先帝于是病危，朝廷内外都痛恨他们。到这时，文武大臣英国公张懋等以及科道官员上疏，请求依法治罪。令旨命锦衣卫逮捕张瑜等，送到都察院会同官员审问。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等会同英国公张懋、吏部尚书马文升等，把张瑜等的案件上奏。奏称张瑜曾奉命修理药材，与刘文泰、右参议丘钰假借购买药材，侵盗官钱；又参与编修《本草》，并推荐刘文泰、高廷和共同办事，借机结党作奸。先帝身体不适时，张瑜想援引刘文泰等人侥幸取得治愈之功。施钦及院判方叔和等相继诊视，但所用医治都不合病症。拟定张瑜、刘文泰、高廷和及各司官员与内官结交、作弊，并附和上奏的人，按律各处斩刑。施钦等人的罪行各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有旨，张瑜等论罪处决，施钦、方叔和革职闲住，丘钰追缴赃银五百两，并把徐旻发落为民。史书说，有大臣暗中厚待刘文泰，所以没有采用“合和御药大不敬”的正条，而是比照交结内官的律条办理。后来张瑜等人便以此获得了脱罪的机会，有见识的人对此十分痛恨。十月，御史高良弼说：“太监苗逵奉命监督军务，却任意欺骗蒙蔽。奏报说他与御史刘淮亲自冒着箭石冲锋，斩获首级，这同指鹿为马有什么不同呢？况且边民遭受寇盗，家产荡尽，哭声震天，僵尸遍野，却不能发射一箭来为他们雪恨，只是关闭城门自守，严重损害国威。请把苗逵的首级悬挂在边地，以快将士之心，也作为惩戒欺骗蒙蔽的警告。”皇帝认为他的言语狂妄悖逆，应当逮捕审问，暂且宽宥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