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

译《宪章录》记载，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被罢免，说大学士丘浚也任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有一天宫中举行内宴，丘浚因为内阁的座次在王恕之上，王恕认为自己是冢宰，不应坐在下位，颇有言语；太医院判刘文泰又因为自己没有升迁而怀有私怨，上疏弹劾，王恕于是上疏自劾。皇上便把刘文泰下狱，降为御医；王恕更加竭力请求离职，皇上答应了。按：丘公和三原公都任宫保，但丘浚在詹事府时坐在三原公之下；入阁以后，三原公又坐在上位，丘公对此怨恨，所以有了那些不满的话。至于刘文泰的那篇奏疏，王公处理得也不完全妥当。根据刘文泰的奏疏，他摘录王公本院御医升任、吏目补缺之事，说祖宗旧制明明规定了任用办法，王公却擅自选补，改变扰乱成法；又托人撰写传记并刻板传播，题为《大司马三原王公传》，历数朝廷的过错，把自己比作辅佐伊尹、周公的人；凡是不获准的事情，都写成“不报”，以彰显先帝拒绝进谏的过失。皇上下诏命王公看完后答复，王公逐条辩解，并诋毁刘文泰是无赖小人，说这种深刻的言辞，不是精通文学、熟悉阴谋秘计的人不能写出。他请求敕令法司在午门前会同官员拘捕刘文泰，追问并查究主使之人，明确严正地治罪，以警戒将来。诏令将刘文泰下狱审问。案件审结后，认为刘文泰起初与后府带俸都事闗昶谋划，取得王恕擅自施行威福等事情，写成奏稿；又把王恕所刻的传记拿给为民的都御史吴祯看。吴祯看到其中引用《尚书》“五子之歌”等语句，便说：“等我来上奏，为先帝申雪不平，即使死了也不后悔。”于是替刘文泰润色。供词又牵连到大学士丘浚，说刘文泰曾去拜访丘浚，谈到《大司马王公传》，丘浚说不应刻板发行；如果有豪杰之士把它奏报上去，那罪过就不小了。至于“沽直谤君”四字，是丘浚所说，请求一并逮捕审问。皇上有旨说：刘文泰诬告上奏，又妄自牵连大臣，实在刁滑放肆，姑且从轻处罚，降为御医；王恕撰写传记以卖直沽名，本应追究治罪，姑且宽宥；传记和刻板立即焚毁。丘浚罢职，其余人全部免予追究。王恕又申辩说，对刘文泰的处理和对自己的处理似乎没有区别，请求分别办理，以免冤屈。皇上认为事情已经处理，制止了他；后来王恕才极力请求致仕。按当时缙绅的议论，都认为刘文泰这一举动出自丘公的主使；三原公只应略作辩解，竭力请求归休，不应再上奏弹劾刘文泰，更不应请求在午门会审主使以及所谓“不是精通文学、熟悉阴谋秘计的人不能写出”这种话。诏旨已经责备王恕卖直沽名，又下令焚毁传记和刻板，怎么还能让他在朝廷留一天呢？只应当竭力请求归田，不应再上奏辩解。大臣应当安静自守，这是侍奉君主恭敬顺从的道理。可惜没有人为王恕谋划，大概是因为王公是北方人，性情刚直而少文饰的缘故；《宪章录》似乎也在替贤者避讳。否则，就是没有考察这件事的始末。《琐缀录》说：弘治乙卯年，吏部尚书职位空缺，众人推举兵部尚书马公文升、都察院屠公滽以及左侍郎堪任此职。马文升自认为按各部次序和任职年劳应当得到此职，没想到最终归于屠滽。马文升心中不平，作了一首近体诗，内容大致如此。屠滽得到吏部尚书职位后，按班次应列在马文升之上，却坚决推辞，愿意居于下位。到廷试读卷时，他先称病，由侍郎吴原博代替。当时有人说，正统年间王抑庵由礼部侍郎升为冢宰时，便位在胡宗伯之上，没有听说他让位给旧日长官。如今屠滽自知不能居上，只应辞职，不应推让班次，为什么这样违背制度、扰乱次序呢？尹文和的议论是正确的。不过考察他所记，也有不完全符合事实的地方。弘治七年九月，马公加太子太保；到弘治九年二月，屠滽以太子少保身份任吏部尚书，按班次本应在马文升之下。三月任读卷官，原本没有回避的理由。弘治十年四月，屠滽加太子太保，同班之后才上疏推让。戊午年皇太子出阁，屠滽只加太子太傅，而马文升加少保、太子太傅。己未年读卷，屠滽果然没有列名参加。不过马文升既加少保衔，屠滽自然应列在他之下，也不必借故回避。马文升也不是屠滽的旧日长官。至于所说王抑庵由礼部侍郎升任冢宰，随即排在胡宗伯濙之上，宣德以后就无法考察了。但景泰初年，胡濙加太子太傅，王直加太子太保；后来两人都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师，而内廷诏旨和外朝传奏都称尚书胡濙、王直，不知道当时的班次究竟如何。成化年间，内阁万公安、吏部尹公旻、都察院王公越都任太子太保，而王越已经进封伯爵，仍然请求位居万安、尹旻之下，在礼制和体统上尤其不妥；尹文和却不加以讥评，为什么呢？《立斋闲录》说，三原王公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身份考核期满，援引成例请求授予柱国阶勋。当时安陆孙公交任属司官员，受到王公最深的知遇，他对人说：“文官达到柱国以上，不许请求授予封号。”这件事在《诸司职掌》中记载得很清楚。成化末年，万阁老安一品考核期满，吏部尹公旻任太子太傅也将考核期满，于是创立“万安请求柱国”的做法，尹旻也依循办理。王公是正直之人，必然想纠正以前的弊端，准备寻找机会说明；但看到王安已经刻有柱国图书，便停止了。后来屠公滽以太子太傅身份任吏部尚书，也自行请求授予柱国。当时马公文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身份任兵部尚书，考核期满也应当授予，二人意见不合；屠滽坚持认为只有内阁和吏部尚书有请求的成例，兵部不应请求，实在没有道理，于是把此事向内廷说明，最终也获得授予。张公志淳当时任吏部郎中，曾叹息说：“这样就无法守法了。”按：马公请求柱国以及内廷授予，还有屠滽坚持不肯答应的情况，都无法考察。只是马文升在弘治七年九月加太子太保，屠滽在弘治十年四月加太子太保，两人的俸禄资历相差三十个月，怎么能说是同时考核期满呢？马文升授柱国时，在弘治十年仍是太子太保，怎么会成为少傅呢？而且屠滽当时只是刚加宫保，并不是太子太傅。再说，万文康以前的阁臣中，加授柱国的还有杨文贞、文敏、李文达；官制中也明确有加授柱国的条文，这个议论为什么如此不加审察呢？

译《双槐岁抄》说：弘治庚戌年九月颁降诏制，封圣母之父李公为庆元伯，母亲唐氏为伯夫人，命有关部门在桂林城南建祠，春秋两季祭祀。有人说，内侍潘眞常对人说，皇太后入宫时误报李姓为纪姓，所以两个姓氏的族属难以查考。根据史书记载，太监蔡用奉旨前往广西访求皇亲，找到纪贵、纪旺，说他们是孝穆太后的再从兄弟，并且已经准备好葬地。因此奉诏后，纪贵任锦衣卫指挥同知，纪旺任指挥佥事，赐给三代诰命。不久又赐给奴婢、役夫以及宅第、庄田、金帛、器皿等很多东西。又封太后的曾祖、祖父、父亲都为中军左都督，曾祖母、祖母、母亲都为一品夫人。按照旧例，武官一品诰命使用金轴，三代共用一道；皇上特意命令按照文官一品的制度，赐给玉轴诰命三道。弘治二年，纪贵诈伪之事败露，皇帝敕令总督秦纮再次查访。原来有个太监陆恺，本来姓李，自称是太后的亲兄长。太监郭镛明知他是假的，却没有揭发。纪贵本来姓李，名叫父贵，他和弟弟祖旺伪造宗系图上报，事情败露后判处死刑，后来减刑戍边。弘治三年八月庚寅日，礼部会同请求援引孝慈高皇后父亲徐王立庙的事例，为太后父母在广西附郭地方拟定封号，春秋两季致祭。诏令按照礼部所请办理，但没有说明爵位封号，大概是散佚了。只是考察奏疏的措辞，可知他们是纪氏而不是李氏，怀疑《岁抄》的记载有误。韩苑洛《杂志》说：李梦阳弹劾张鹤龄时有这样的话：“陛下对待张氏已经很厚重了。”皇上震怒，把李梦阳下到锦衣卫狱中，朝廷内外人心汹汹，却没有人敢说话。过了几天，皇上召大学士刘健议事，事情完毕后，刘健从容地请求说：“李梦阳不知道犯了什么大罪，皇上为什么对他如此震怒？”皇上说：“他无理，竟直呼皇后为张氏。”刘健叩头说：“张氏是指张鹤龄，并不是指皇后。”皇上说：“人们称妇人为某氏。”刘健说：“这与此不同。从前汉人说‘为刘氏者左袒’，宋人说‘赵氏安而苗氏危’，都是指刘家、赵家。若说的是张家……”皇上听后面露喜色，立即命令恢复李梦阳的官职。按《李梦阳秘录》，皇上把奏疏拿出来给刘健看，刘健说：“这不过是个狂妄小人罢了。”皇上默然。《秘录》是李梦阳自己所记，似乎应当不是虚妄之说。又《西涯燕对录》记载皇上说过类似的话，也没有提到这件事。现在把它记在这里，以待考察。史书说彭文思华为人阴险谄媚，使用许多深沉机巧，让人无法测度。他阿附李贤，唆使御史弹劾李秉，排挤邢怀、陈鉴，构陷尹龙入狱，依附李孜省而得到升进。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谈论三千名馆阁官员荐举彭华的事，认为这是极大的耻笑。从成化丙午年至弘治丁巳年，他患风瘫十二年后去世。人们认为这是阴险而没有气节所应得的报应，大概出自焦芳的笔下。焦芳因尹龙一案获罪，贬谪桂阳，说案件出自彭华的主意，因此对彭华恨之入骨，诽谤辱骂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彭华虽然由李孜省荐举，但他一生与尹直都处在是非争议之中，不应被说得如此不堪。又说傅瀚想夺取内阁职位，唆使监生江瑢上奏弹劾大学士刘健、李东阳。后来害怕事情泄露，便把祸事嫁给程敏政，说奏疏其实是程敏政替江瑢起草的，以此触怒当权者，而程敏政的祸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傅瀚果然取代了程敏政的职位；他白天看见鬼进入室内，又多次见到怪异之事，因忧惧惊悸而成病，过了一年多便死去。当时刘健主持国政，已经偏执地沉溺于愤怒，没有人能够为此辨明。恰好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都对程敏政有怨恨，便在堂上揭发此事；而都御史闵珪与谢迁、王华都是同乡，于是嘱咐闵珪和几名科道官，内外共同攻击，罗织成案；王华又对此推波助澜，甘心荐举犬马之人，实在不值一提。只是当时刘健、谢迁只知道杀人灭口以躲避祸患，竟没有想到这样会损害国体、耗损元气，等等。按：傅文穆确实有倾陷程敏政的意图，人们也知道这一点。至于家僮贩卖试题的事情已经很明显，而且与刘健、谢迁并无关系。大概是因为焦芳、李东阳的门客程其壻是傅瀚的女婿，所以他们多方掩盖；而刘健、傅瀚都与焦芳有嫌隙，因此傅瀚才肆意丑诋到如此地步。《宪章录》说：“皇上想封张皇后的弟弟为伯爵，命刘吉撰写诰券。刘吉说，必须把周王两位太后的家族子弟也一并封赏，才可以封张氏。其实他并没有慎重对待爵位赏赐的意思，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等待受贿罢了。”皇上厌恶他，派宦官到他家中，强令他致仕离开。按：刘吉贪婪阴险而没有才能，不值得一提。但是他不肯立即撰写诰券，确实是因为寿宁侯的封授太快，害怕受到天下人的议论，未必敢于勒索皇后家族的贿赂。当时寿宁伯张峦进封侯爵，他的小儿子张延龄又封为伯爵，按典章制度确实太过滥授。刘吉坚持上奏，虽然为人不正，但所说的事情却是正确的。皇上也知道这不合众望而轻率地把他罢免；然而因为这件事罢免刘吉，是刘吉的幸运，却是皇上的不幸。《俟知录》说，弘治年间，徐文靖公溥请求致仕，皇上特意赐给他曲柄红方绣伞以示宠异，这是特殊的礼典。考察徐溥的家乘和行状，并没有记载此事；又询问他的孙子文灿，文灿也说不知道，毫无疑问这是误传。《客坐新闻》说，弘治庚申年，太仓人孙廷慎到安吉贩货，往来经过皂林，看见巡司捕获了三名盗贼。这三人是当地大族伍氏的家丁。原来伍家每年养蚕很多，桑叶不足以继续饲养，于是把十多筐蚕丢弃，埋在土窖里。三人仍然驾船到集市买桑叶，没有买到，船返回途中，忽然有一条大鲤鱼跳进船中，约重数斤。三人很高兴，认为这是难得的收获，便带回去献给主人。船经过皂林时，巡司觉得小船却使用橹来快速行驶，感到可疑，于是追赶捕捉。检查船只时，看见船舱前有一条人的腿。三人彼此惊骇，巡司立即把他们捆绑起来，押送到浙江按察司，严加拷打，询问尸体藏在哪里。三人经不起刑讯，只得诉说得到鱼的经过以及这件怪异的事情。主官不相信，三人不得已只好认罪，说杀人的尸体埋在家中空地里。主官立即命令吏员和主人等押着他们到家中，他们胡乱指认一处地方挖掘，那里正是埋蚕的地方。蚕都不见了，只看见一具尸体，身体完整，只少了一只脚。按：这件事《夷坚志》记载得很详细，是宋代的事情。《宪章类编》说，太监萧敬熟悉国典，持重老成，历经数朝。正德年间，众多奸邪之徒接连放肆，诬陷皇上、行私舞弊。武宗每次召见萧敬询问，他总是回答说不可以这样做。

译对于先朝的旧事，他多有救正。嘉靖年间，言官交相弹劾他，使他被罢去司礼监职务。我往往接触那些宦官，和他们谈论怀恩的贤能，他们不能回答；谈到萧敬时，却异口同声地赞颂不已。萧敬做太监共六十四年，进入司礼监以后也有五十多年，九十一岁才去世。他门下的宦官将近一百人，两个堂孙都登第而显贵。他致仕那天，役夫和月米待遇超过辅相，丧葬仪式与勋戚相同。他又擅长诗文、书法、弹琴、风角、堪舆等术，为人温和恭谨，礼待士人，喜欢施舍，因此同辈都喜欢称赞他。但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也并不完全如此。宪宗朝，他在司礼监任职，与李荣一起以柔媚取悦皇上，援引尚铭而扰乱政事，受到言官纠劾。弘治初年，又多次被言官弹劾罢职。正德末年宁藩败亡，张永揭发他与宁藩交通的事实；因他年老，罚银二万两，免于逮捕，令其闲住。嘉靖初年，言官又接连上章弹劾；而他的家族在延平，有司凡是触犯他的人，就用计谋逐走，以此把他当作贤者，恐怕是不可以的。《孤树裒谈苑·洛杂志》说：皇上有一天召见刘大夏、戴珊，告诉他们：“听说如今军民都不能得到安宁，怎样才能使天下达到古代帝王时代那样的太平？”刘大夏回答：“求得治理也很难，不能过于急切。只要每件事都像近来同内阁近臣讲议那样，一定寻求恰当的办法施行，时间久了，天下自然太平。”皇上说：“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也完全可以同他商议政事。只是他门下的人太杂，他曾经单独推荐过一个人，不合朕的心意。”皇上没有说出所推荐之人的姓名，刘大夏等也不敢询问。第二天，他们与司礼太监陈宽相会，询问此事，陈宽也不知道。后来有人对刘公等说：“刘先生曾说，现任副都御史刘宇才可以重用。”皇上没有回答。刘先生怀疑皇上没有真正听清，又把这个人的名字重新告诉皇上，皇上仍然没有回答。或许就是这个人，也未可知？唉！刘宇的奸恶，圣明的皇上已经知道了。正德初年，刘宇果然大大败坏朝政，天下人更加相信尧舜之类的资质远远超出常人。那个推荐他的人，难道不应该羞愧至死吗？又说：皇上召见尚书刘大夏，与都御史戴珊评论人物。刘大夏谈到当时的某个人物，皇上说：“内阁学士刘健多次推荐这个人，朕已经仔细考察过他了。这个人喜欢作威作福，喜欢虚名，对国家没有诚心。他任陕西巡抚时，和镇守内臣同游秦王内苑，互相厮打而坠入水中，留下了让国人耻笑的事情。等到任户部侍郎，又命他参与辅助北征官军，他只知道弹劾总兵等官，不能提出一条有益军旅的计策。因为他误事，所以把他降退了。”这样的人怎么能称为人物呢？刘大夏等叩头，再也不敢说话。根据前一段话，应当是刘宇；根据后一段话，应当是许襄毅。二人都是刘文靖的同乡，难道只是同一件事，而记载却完全不同吗？记在这里以待考察。《李空同秘录》说：各位大臣弹劾“八竖”的奏疏已经上呈。第二天忽然有旨意召见各位大臣，大家都十分恐惧。进入左掖门后，吏部尚书许进首先责问韩文：“您的奏疏写了什么？”按：当时任吏部尚书的是焦芳，许公刚刚任兵部尚书，并不是吏部尚书。李空同亲自参与了这次谋划，却也误把焦芳记成许进，记事之难就是如此。《通纪》说：“左副都御史邵宝罢职后，被起用为礼部侍郎，因为母亲年老而请求终养。”按：邵宝再次起用时任户部右侍郎，转任左侍郎，才请求终养；现在说他起用为礼部侍郎，并且没有出任，是记载错误。又说许尚书许进死于弘治五年十二月，马尚书马文升死于弘治七年，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二公都死在刘瑾未被诛杀之前：马文升在六月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许进在七月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又说：“诏令增加秦藩的封地疆域，后来没有实行。”按：秦王所请求的是放牧马匹的草场土地，并不是增加封地疆域。

译《双溪杂志》说：正德二年春，皇上御临经筵。按照讲官的旧例，讲解完经书义理后，必定要进献规谏之言。这一天，詹事杨廷和、学士刘忠、直讲讲解完毕，皇上对刘瑾说：“经筵只是讲书罢了，为什么还要添出书本之外那么多话？”刘忠和杨廷和都是旧日东宫官员，便上奏说：“这两个人应当发往南京。”于是将二人升为南京侍郎；南京当时没有空缺，便都作为添注官，表面上像是疏远他们，实际上却是升迁。刘忠问杨廷和：“这次出行应不应该向刘瑾告别？”杨廷和说：“刘瑾所作所为如此，他是不可再见的人；他一定会认为我们这些人与刘瑾交好。”刘忠深以为然，杨廷和于是拿锦缎和钱币向刘瑾辞行。刘瑾说：“刘先生难道看不起我吗？”后来刘瑾便厚待杨廷和而疏远刘忠，他出卖朋友到了这种地步。刘健、谢迁离职后，李东阳独自留在内阁，便引荐王鏊入阁。焦芳任吏部尚书时，结交刘瑾，刘瑾让他不必过问部务，入阁办理政事。后来以许进任吏部尚书，焦芳专在内阁办事；尚书入阁，就是从焦芳开始的。当时刘宇任兵部尚书，成国公家人朱瀛与刘瑾交通，无日不来兵部说话。杨廷和的弟弟廷仪任兵部郎中，每当朱瀛到来，廷仪便派属吏请他进入署中，坐下后必定殷勤交谈，转而说：“这是不依附刘宇的司官。” 朱瀛把这些话传给刘瑾，刘瑾传旨令杨廷仪外调；杨廷仪却独自谄媚刘宇，极尽像妇人一样的媚态，刘宇非常高兴。杨廷仪能写文章，奏章都托他起草。武举改为文场考试，考策论，以翰林官为主考，都是杨廷仪提出办法，改变了旧制。朱瀛把消息传给刘瑾后，刘瑾传旨罢免南京户部尚书秦民悦，让杨廷和接任。当时内阁按惯例用三人，李东阳、焦芳、王鏊都在任，职位没有空缺，杨廷和又同刘宇谋划，托朱瀛请求刘瑾把自己调入内阁，并答应向刘瑾致谢。刘瑾答应后，便下手敕召杨廷和入阁办事；南京尚书入阁，就是从杨廷和开始的。杨廷仪拿白金以及金银酒器二千两，托朱瀛在玄真观献给刘瑾，刘瑾大为高兴，收下了。后来焦芳年老多病致仕，刘宇取代他；曹元是刘瑾的亲旧，升任兵部尚书，取代刘宇。李东阳、杨廷和都曾与曹元共事，杨廷和感念刘宇引荐提拔之恩，所以刘瑾败亡时，杨廷和极力保护刘宇，使他得以保全。杨廷和又引荐门生靳贵入阁，专门管理诰敕。曹元离任后，梁储、刘忠入阁；刘忠离开后，杨廷和想让靳贵取代他。朝廷任用礼部尚书费宏代替，靳贵因此怨恨费宏，后来进谗言使费宏被斥退，仍由靳贵取代费宏。杨廷和服丧期间，以杨一清取代靳贵；杨廷和致仕后，又以蒋冕、毛纪取代他。正德年间在内阁任职的人中，李东阳、杨一清都有文名。杨廷和、蒋冕奸邪志趣相合，于是扰乱朝政。按：晋溪极力陈述杨廷和与刘瑾交通的罪迹，但刘瑾被诛之后，没有听说有人弹劾杨廷和。况且杨廷和的弟弟廷仪平日就嫉恨兄长，处处诽谤，怎么肯替他行贿而让他入阁呢？杨廷和由詹事升为南京户部左侍郎，刘忠由学士升为南京礼部左侍郎。杨廷和当时正在东阁掌管诰敕，早晚将会大拜入阁，如今却调任南京户部侍郎，怎么能说是升迁？而刘忠由学士越过四级成为南京礼部侍郎，难道这是厚待杨廷和而薄待刘忠吗？既然说杨廷和出卖刘忠，刘忠因为不应向刘瑾告别，却私下拿锦币辞行，刘瑾说“刘先生难道看不起我吗”，于是疏远刘忠；然而杨廷和调任户部，刘忠调任礼部，二人都任尚书，而且同一天任命，这难道是为了疏远刘忠而独自厚待杨廷和吗？杨廷和被召入内阁，刘忠进入南京吏部任尚书，也被召回掌管詹事府。杨廷和如果行贿，刘忠也应当行贿了。或许是刘瑾等人因为他们是旧日东宫官员，所以扶植提拔他们吧？科道官后来议论刘忠是刘瑾党羽，却没有提到杨廷和；既然这样尚且不能因此连累刘忠，怎么能说杨廷和与蒋冕奸邪志趣相合，因而扰乱新政呢？按：杨廷和、蒋冕志趣相合，是在擒获江彬、起草新诏、革除旧日弊政这些事情上，称作扰乱政事可以吗？况且谁不知道晋溪与杨廷和有嫌隙，怎么敢这样诬陷排挤他呢？所说内阁以尚书身份进入，是从焦芳开始的，以及内阁按例使用三人，也都不对。王毅愍以左都御史身份入阁，丘文庄以尚书身份入阁，怎么能说是从焦芳开始？弘治年间，徐、刘、李、谢四人以前，已经有六七人入阁，怎么能说内阁按例只用三人？又说杨廷和感念刘宇引荐之恩，极力庇护他。杨廷和入阁时，刘宇还在兵部，哪里谈得上引荐之恩？焦芳只是被削去散官，刘宇则被废为民，难道依靠杨廷和庇护吗？自从《双溪杂记》流传以后，高氏《鸿猷》、薛氏《宪章》二录也跟着采用了这种说法。总的说来，晋溪对杨公的怨恨很深，任意凭胸臆行文，毫无顾忌；又不读书，不熟悉本朝典故，竟敢如此猖狂。后来的学者不了解前辈的人品，也敢这样放纵笔墨。至于《杨文忠行状》，虽然是他的子弟所作，但其中可以看出他与晋溪交恶的实际情况。现把它记在后面：科道官交相上章弹劾内臣、武臣扰乱政事，杨公起草诏旨，全部下狱。第二天又弹劾文臣王琼等二十多人，杨公起草诏旨，命令他们全部致仕。皇帝不同意，仍下令内阁改拟。拟议中说，内臣张鋭、张忠等，武臣许泰、钱安等，都拟定下狱。文臣中也有结党奸邪、扰乱政务、罪恶显著的人，为什么都从轻宽免呢？王公说：“文臣扰乱政务的确实有，但他们所破坏的只是一个衙门；坏事的人一退，衙门就又能清正了。不像张鋭、许泰等蛊惑朝廷，常年住在豹房，陪同皇帝南北巡幸，离间宫闱，以致国家根本中断。”中使说：“王琼先前在兵部任职，头戴瓜剌帽，身穿帖里服，亲自到豹房和皇帝饮酒，这不是蛊惑又是什么？”王公说：“这件事外人都不知道。”于是拟定王琼免除冠带官职、闲居家中，皇帝不同意，便拟定削为民。第二天皇帝又把奏议发下，非要将他下狱不可。王琼十分危急，便搜罗材料诬告上奏，希望王公以有嫌疑为由回避，届时就会有人庇护他。皇帝看了奏疏后大怒，想重重治罪。王公又替他解救。当时久旱，王琼下狱后，雨随即降下。御史李献等上奏，把这件事比作烹杀桑弘羊，说：“二十八日，皇帝召王公和蒋、毛二位公到文华殿加以慰问，又命太监张佐传达皇帝的意思，想让王公揭发王琼同党及宸濠的事情。”王公说：“外廷自有公议，司法官自有正法，我廷和不参与争论。”

译王琼结交奸邪、党附叛逆，罪恶昭著。至于陷害彭泽，却替亦虎仙脱罪；因为进入豹房而结交钱宁；以及台谏官的奏疏都被改议，这些都是朝臣共同知道的事。大概杨公报复晋溪并非没有私意，然而实际上也符合一时的公论。王新建既感念晋溪的知遇，霍文敏、黄久庵又拜新建为师，因此怨恨杨公，造成了对新都的诽谤；这件事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弄清。史书说，王云鳯任提学副使时，鞭打生徒，有人甚至被打死。刘瑾听说后很高兴，又经张彩推荐，于是擢升他为祭酒。王云鳯进见刘瑾时，刘瑾惊讶他胡须很多，斥责说：“什么祭酒，竟是一张猪毛嘴吗！”王云鳯惶恐地跪下谢罪。后来他上奏请求把刘瑾施行的法例刻在版上，永远作为法令；又想请求刘瑾到太学视察，仿照鱼朝恩的故事，士人舆论因此鄙视他。考察虎谷的任用，似乎也是张彩出力的结果。但这位公素来是著名大臣，以正直有操守著称，怎么会一旦狼狈到这种地步？何况引用鱼朝恩的例子，难道不会让刘瑾知道后更加愤怒吗？后来言官论列此事，也有人提到这些。不过，周文端这样的当代名臣，尚且不能避免李广事件波及言路，所以这段话也不能全部相信。《史实录》说，武宗把抚州知府刘介升为太常少卿。刘介是刘瑾的同乡。他续娶的妻子美丽艳丽，张彩想夺走她，于是问刘介：“我有一件要求，你如果肯答应我就说。”刘介说：“除我自身以外，其他事情都可以奉公办理。”张彩说：“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新嫂子。”刘介只得道谢应诺，默然不敢回答。过了一会儿，抬轿的人到了，强行把她抬走了。李少卿伯华曾对我说：“屠谕德文升有一次在史馆看到记载刘介的事，后来经过他的家乡时，刘介已经七十岁了，留屠文升饮酒，慢慢问起他的家事，才知道他的结发妻子本来安然无恙。”屠文升仍不相信，又向当地乡人求证，果然如此，于是想辨明传言的荒诞，却没有来得及。我认为国史不应歪曲诬陷到这种程度；或许刘介的妻子本来就没有这件事，或许是新妾而史书误记为妻子，这都无法知道。《近峰闻略》说，张永起初出兵时，奉诏骑马从驰道经过，刘瑾更加不平，料想他回来时一定还会从正阳门进城，于是部署卫士和校尉等待擒拿他，张永最终却从崇文门进入。献俘完毕，皇帝在豹房设曲宴，谈得十分融洽。张永趁机陈述刘瑾谋反的情状，皇帝问：“刘瑾谋反，想要干什么？”张永说：“想做天子。”皇帝说：“让他做天子就是了。”张永说：“他做了天子，还有安置陛下的地方吗？”皇帝大怒，但当时已经喝醉，且到了半夜。张永急忙呼唤马永成等扶皇帝上马，骑马冲开阁门。刘瑾正在阁中值夜，愤怒地出来说了不逊之语，张永说：“皇帝在这里。”刘瑾更加愤怒，骂个不停。皇帝这才知道刘瑾的情状，命令把他拘系在菜园等待治罪。第二天将他送到内刑厂拷问。《史》、王文恪的笔记以及陈洪谟《继世纪闻》都说，张永从东安门进入，皇帝亲自设宴慰劳，刘瑾也在场。宴会结束后，刘瑾拿着票拟圣旨回到河下，张永便趁机从袖中拿出奏疏，奏告刘瑾谋反十七件事，并且说他想做天子。皇帝还说：“让他做天子就是了。”张永和马永成等说：“他做了天子，把陛下置于什么地方？”皇帝于是命牌子头召刘瑾，张永等劝皇帝亲自前往，以观察事变。皇帝骑马走到刘瑾住处时，漏刻已经过了三鼓，刘瑾正在熟睡。牌子头先进去，刘瑾问：“皇帝在哪里？”回答说：“在豹房。”刘瑾披着青色蟒衣出来，并对家人说：“事情可疑了。”见到皇帝后，皇帝骂道：“奴才想谋反吗！”并用拳打脚踢。马永成等假意劝解，随即把刘瑾捆绑送入内狱。这与《近峰》所记刘瑾在阁中值夜、出来说不逊之语的事情不同，应以后者为准。《宪章录》在六年八月中说，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军队已经出涿州，忽然报告说贼人在固安，形势十分紧急，皇帝召见李东阳等如此这般；但在其下又说，惠安伯张伟充任总兵官，右副都御史马中锡提督军务，讨伐涿州的贼寇，这是大错。马公以右都御史出兵讨伐有功，升为左都御史，不久因不能制伏贼寇，和张伟一起被逮捕下狱。陆公只是刚刚接受了军务。《震泽纪闻》说，赵鐩在河南作乱，设置两面金旗，上面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又说“龙飞九五，重新开辟混沌之天”。考察元末韩林儿起兵时，旗号是“云虎贲三千”，直抵上都境内，又说“龙飞九五，重新开辟大宋之天”。难道是承袭了旧说吗？还是偶然相合？这是记事者的附会吗？《宪章录》说：大学士刘忠等主持辛未会试时，礼部尚书费宏任知贡举，把会试录中所刊文字的错误挑出来，用白纸贴签在文字旁边，托中官带入宫中上奏。皇帝召李东阳到暖阁，内太监张永把送进来的会试录交给他，说：“皇帝想另外施行处理，只是恐怕损坏衙门体面，所以只让你们知道罢了。”这一天，刘忠正好因为回乡省墓辞行，怀着怨恨离开。回到家后，便具疏请求退休。考察史书和李文正《燕对录》，它们都说皇帝传旨指出错误，但没有说是谁送进来的。只有《明史》记载，嘉靖五年，詹事桂蕚、张璁想把大学士费宏改任礼部尚书，以便谋求入阁，于是在会试录旁批注“某句不好，某句不好”，托人奏告武宗皇帝，说刘忠没有学问，刘忠因此离任，费宏便得以入阁。正德九年，大学士梁储主持会试，费宏又在会试录旁批注“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谋划排挤梁储以便自己升进。事情已经发生，武宗察觉后，恰好费宏又在武宗面前讥笑失礼，武宗密旨命锦衣卫调查审究，准备公布他的罪状；张仁却秘密泄露给费宏。武宗大怒，把张仁下到锦衣狱，责打费宏，并限令费宏五日内起程。《宪章录》又因此说：费宏因为梁储的地位在自己之上，仍然在会试录旁贴上批注，指摘错误并送进宫。皇帝察觉后，置之不问。费公在嘉靖年间辅政，也不过平平而已，但还以宽厚平和、不嫉妒著名。难道在嘉靖初年正值好学修身之时，反而会做这种险恶嫉妒的事吗？况且刘文肃清正刚劲，谁不知道，费公怎么敢这样倾轧排挤他？十五年之内，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件事？又何必等到张璁、桂蕚来揭发？张璁、桂蕚的仇恨诬蔑，无所不用其极，薛仲常竟然相信，还把它写进史书吗？辛未年既然用此事排挤刘忠，甲戌年又用同样的手段排挤梁储，这是绝无道理的。况且梁储并不是首辅，为什么要忌恨并想除掉他？事情和道理都说不通，而且毫无根据。

译高岱《鸿猷录》说江彬之变时，皇帝想起草任命江彬为威武大将军的制书，命内阁起草，杨廷和不同意，以生病为由不出面，于是召梁储当面催促他起草。梁储回答：“其他事情可以顺从办理，这份制书绝不能起草。”皇帝大怒，拿起剑站起来说：“不替我起草，就看看这把剑。”梁储摘下帽子伏在地上，哭着劝谏说：“臣违抗命令有罪，愿意接受死刑。若起草制书，就要署臣的名字；君臣都死，我也不敢奉命。”过了很久，皇帝把剑扔到一边，便自己给江彬加上名号，不再说起草制书的事。江彬也被停止威武副将军的任命。但《宪章录》把梁公竭力辞绝起草制书说得更加痛切，并且说第二天杨廷和就起草了。杨用修《丹铅录》辨析起草制书一事，说梁公曾提到内阁有诏书稿簿，撰写者姓名附在下面，这件事难道可以诬陷吗？又考察杨公的行状说：“第二天传命撰写威武大将军诏书，公说：‘朝廷亲自出征，是奉行上天的讨伐，谁敢说这是差遣？又有谁敢称威武大将军？近来听说逆贼宸濠发布檄文，正以政治失误为名义，威武大将军是什么政令？假如作乱者说朝廷亲征，于是称作威武大将军，这个名号是谁降下的？’ 谁来写诏书？请先把这个人杀掉，然后再兴兵问罪；那么今天的忧患就不在宸濠，而在这份诏书了。”中使又上奏，过了一会儿，皇帝命萧敬等十人以及谷大用、张永、钱宁到内阁，责问他们阻挠军机，催促起草诏书。杨公说：“朝廷命令臣下办事，才使用诏书亲自出征，这份诏书将由谁来写？”萧敬说：“皇帝的旨意严厉急切，今天没有诏书，就命令我们投金水河而死，不许再见皇帝。”杨公说：“你们不必死，朝廷只会治廷和一个人的罪。你们可以这样上奏；即使再迟一年，我也不敢改变最初的主张。”张鋭、钱宁脸色愤怒地说：“皇帝已经决定一定要这样做。”杨公说：“天子有敢于进谏的臣子，我们也决意要这样做。”萧敬等离去，不久又回来，一起在花台下面跪拜。杨公说：“诸位都是贵人，却这样对待我，把我置于什么地位？我所知道的只是祖宗的法度；‘奉天承运皇帝’这六个字，万世以来谁敢改变称号？难道要为这个名号吗？”萧敬等知道无法改变他的主意，便离去。八月十九日，皇帝将要出行，杨公推荐刘尚书春掌管诏制，皇帝下旨责备杨公任用乡里之人，命他回奏。杨公出了内阁，于是有人起草诏书进呈，第二天皇帝便乘舆出行了。考察蒋文定《辨吴东湖疏》，其中极力详述自己不肯起草诏书的经过。当时杨公是首辅，如果诏书由杨公起草，那么他稍加隐讳也就罢了；但如果使梁文康竟然当面直谏到这个地步，这应当是他一生中第一等的节操。而杨文襄在墓志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是为什么？这样看来，起草这份诏书的难道不是梁公吗？否则，难道是毛文简吗？《鸿猷录》说皇帝不再提起草制书，江彬也停止担任副将军；《宪章录》却说杨文忠最终起草了诏书，岂不是不确实吗？大概高氏因为岭南人以及霍诸公替梁储辩护的说法，便为梁储虚饰美化；如今薛氏又因袭高氏的说法加以附和，实在是在诬谤史实。《宪章录》又说：礼部尚书李逊学提出建储并让皇太子留守的议议。当时朱宁暗中收受宁王宸濠的贿赂，谋划让宁王世子进入太庙主持进香。江彬也想拥立自己亲厚的远藩，各自暗中有所主张。梁储厉声说：“皇上年纪正盛，轻易谈论建储并不合宜。万一发生其他变故，我们这些人就要伏在刑具下了！”这种邪恶的谋划怎么可以轻易听从？不久王琼、王鸿儒也出言赞助，议论于是停止。当时礼部本来没有建储和留守的说法，是言官有人提出此事，意在召集军队使其更接近京城，以防备意外罢了。宁王想让他的儿子进香，因此借机留居十王府。朱宁、张鋭替他共同谋划，但只是为了骗取宁王府的贿赂，并不一定真有这样的意图。至于江彬，根本没有这回事。梁公什么时候曾抗议？王琼、王鸿儒又什么时候曾出言赞助？这种事情，三家子弟尚且不能加以掩饰，薛氏独自又有什么根据呢？又说：“皇帝因病在豹房去世，皇太后张氏和大学士杨廷和等商定，遵循祖训，派使者迎接并拥立当今皇帝。”武宗去世时，江彬恰好不在身边，皇太后召杨廷和等商议，担心江彬作乱，便秘密不发丧，并假称奉武宗命令召江彬入宫。江彬不知道武宗已经去世，带着他的儿子一同入宫，便都被逮捕。至于谕词，又把功劳归给杨廷和、梁储等人。考察武宗去世时，大学士梁储、京山侯崔元携带金符等迎接世宗，已经上路，才开始赏赐并遣散边兵。适逢江彬进入永安宫，准备行祭礼，于是命太监魏彬等入宫上奏。经过很久，才获得准许，逮捕江彬，这大概是杨廷和、冕等人竭力促成的。如今说江彬不知道武宗去世，是没有考察史料的过错。杨用修《丹铅余录》记载河僵的事，而且《实录》中也有记载。说正德年间，文安县的河水忽然直立起来；这天极其寒冷，于是结成冰柱，高五丈，四周也都是这样。冰柱中间空着，旁边有洞穴。几天后流贼经过文安，乡民进入洞穴中躲避，很多人因此得以保全。当地人称它为河僵，这当然是灾异。不知道五丈高的冰洞能容纳多少人，也不知道里面是否会被照见，是否会冻死。我能够前往那里作贼，当然也能够前往那里躲避。这种说法恐怕不可信。

译《双溪杂记》说：正德十六年，马永成已经去世。御史王钧首先上疏弹劾魏彬，说他与江彬是姻亲，近在皇帝身边，应当及早逮捕治罪。廷和竭力庇护魏彬，以王道中大义灭亲来比拟魏彬，仍命他在司礼监办事。谷大用、张永降为奉御，闲居南京。廷和破坏新政，任意赏罚，不止一端。大概当时魏彬虽然是江彬的亲戚，但在请求太后懿旨时，幸亏他没有从中阻挠，而且既然掌管司礼监，一时势难轻易动他。不久，科道官汪玄锡、萧淮等上疏，奉旨说：他们跟随先朝皇帝侍奉左右，结党奸邪、党附恶人，千方百计蛊惑皇帝，离间宫闱，窃取玩弄威权，变乱成法，放逐大臣，陷害忠谏使其死亡，引导皇帝巡游，招揽权势、收受贿赂，盗窃名器，冒滥爵赏，是古今的大恶，神人共同愤怒，本应重重治罪，姑且从宽处理。谷大用、丘聚降为奉御，令他们到南京孝陵掌管进香。张鋭、张雄、张忠、于经、刘祥、孙和、刘养、佛保、赵林、马英罪恶尤其严重；连同苏晋、刘拳、周昻、吴经、丘得、颜大经、许全、马锡、张信，一并由锦衣卫逮捕送到都察院。在外地的巡按御史负责提解他们来京，全部会同审问清楚后上报。魏彬、张永各自情况有所不同，令他们在外面的私宅闲居。钱安、张洪、马昻、周惠畴、王杲、皮德、朱福，也令锦衣卫逮捕送到都察院，拷打审问。郑宏等人已经有旨处理。臧贤、刘实死有余辜，还要查明并把他们的家属逮捕送来审理。这样看来，王晋溪所谓“魏彬继续办事，而谷大用、张永降为奉御、闲居南京”，又是错误的。宁庶人恢复护卫，大概是钱宁收受了数万贿赂，张雄、张鋭等分得一半，内外相互恐吓胁迫。兵部尚书陆完迫于形势，又受到利益诱惑，便附和他们的说法。当时内阁大臣中，只有费铅山坚持正道，不肯批准；杨新都、梁南海等害怕祸患，没有人敢主持此事。新都是首辅，他的罪责有不可推卸之处，只是不能用污名来诬蔑他。《双溪杂记》说，大太监单独请求杨师傅进入内阁票拟圣旨，这显然是仇家诬蔑。只是杨用修《丹铅杂录》说这是新都服丧以后发生的事，那就错得更加厉害了。宁王恢复护卫、屯田，原本是正德九年三月丁酉；而新都听到父亲杨春去世的消息，是十年三月丙申。如今想要把它推给别的时间，怎么可能呢？正德五年，封张永的兄长张富、弟弟张容为伯；又推恩封谷大用、魏彬、马永成的兄弟；还把义子、锦衣卫指挥同知朱德封为永寿伯。史书说，朱德不知道出身来历，起初是裴太监的厮养，冒用裴姓，后来赐姓朱。他能制造西域食饵，受到宠爱。考察朱德，大概也是跟随张永西征、冒领军功的人。当时皇帝的义子少，宦官们故意尊崇并封爵，因此互相为自己谋求地位。朱德受封后完全失去宠爱，不敢和钱宁、江彬相提并论。世宗初年，他被下狱判死刑，后来减刑，谪戍边地。根据狱词才知道他是山西人，但又名皮德，大概北方口音中“裴”和“皮”读音相同的缘故。《震泽长语》说，籍没刘瑾的财货时，黄金二十四万锭，另有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金元宝五百八十万锭，另有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副；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右上皿下〉五百件；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柜；穿宫牌五面；金牌三面；衮龙袍四件；八爪金龙盔甲三千副；玉琴一张；玉宝一颗。以上黄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金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宪章录》《通纪大略》也大体沿袭这一说法。我对此非常怀疑，认为汉代王莽时黄金尚且只剩六十万斤，梁孝王被籍没时黄金四十万斤；如果以十六两为一斤，王莽的黄金还不到一千万两，梁孝王的也不到七百万两；如果以四两为一斤，王莽的黄金只有二百四十万两，梁孝王的只有一百六十万两。更不用说白金的数量竟然又是黄金的二十倍，王莽和梁孝王都没有这样的财产。汉代的富裕超过后世数倍，但最盛时也不过是大司农钱四十余万万，水衡钱十八万万而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零五万七千八百两、零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董贤的财产价值钱四十三万万，梁冀的财产价值钱三十万万；当时钱最为贵重，最多只能以万钱折合一金，大体上都不能抵得上刘瑾财产的二十分之一。假如籍没所得的金钱果真如记载的数目，那么每年运送边地白金三百万两，总共可以用一百年还不会用尽。刘瑾专擅贪滥前后只有五年，正德二年以前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势，四年以后又稍微因为张彩的话而有所节制；即使每年收入最多达到千万，也怎么会有这样的总数呢？后来考察史书说：“皇帝起初还没有打算杀他，看到金银积累数百万，其他宝货多得数不清，以及伪造的玉玺、牙牌、衣甲、弓弩之类，才大怒说：‘这个奴才果然反了！’”既然说只是积累数百万，尚且不能达到一千万。又考察狱案上报时的诏旨说：“刘瑾招揽权势、收受贿赂，金银数百万。”这就可知了。大概是好事者的妄传，而震泽公是书生，容易相信，于是跟着把它写下来了。

译《武庙录》说：起初，高丽国王王氏在洪武年间被弑，王统断绝，陪臣李仁人擅自拥立伪姓国王，前后几次更换。国人找到王氏后裔瑶拥立他，瑶又昏乱无能，推举门下侍郎李成桂主持国事，并请求赐国号为朝鲜，诏令答应了，改名为旦，命令他迁居汉城。李成桂与李仁人本来不是同族，永乐年间降下祭祀海岳的祝文，却称李成桂为李仁人的后嗣。祖训条章也记载李仁人及其子成桂，如今名为旦的成桂之子芳远上奏辨明，太宗允许改正。近来修订的《大明会典》又在朝鲜国条下附注祖训，并且说李氏连续弑杀四王，贡使买东西后回国。国王李怿上疏详细陈述世系始末以及四王的一生，说明并没有弑逆之事，请求改正；奏疏下交礼部议论。因为《会典》一书详细记载本朝制度，涉及外国是非和嫌疑的事情，都应当略去。况且李成桂取得国位，出自皇祖的命令；他不是李仁人的后代，又有太宗的明诏可以证明，应当答应他的请求。诏令批准，并且嘉奖他诚实孝顺，赐诏书晓谕。考察高丽王王颛是在洪武十六年被弑的，是国相李仁人所为。李仁人拥立王颛的弟弟王颙掌管国事，而王颙是他所立的。到洪武十八年，进贡马五千匹、金五百斤、银五万两、布五万匹，朝廷允许到二十一年正旦再来进贡。第二年又进贡黑白布一万匹、马一千匹。二十二年，权署国事王昌请求入朝；王昌是王颙的儿子。当时王颙被囚，诏令拒绝他的请求。不久又废黜王昌，改立定国君王瑶。二十四年买马一万匹，并索取阉竖二百人。二十五年，该国知密直司赵胖等拿着本国都评议司的奏章说：我国自恭愍王去世无子，权臣李仁人以辛肫之子王颙主持国事；王颙昏庸暴虐，喜欢杀人，甚至想侵犯辽东。大将李成桂认为不可，于是领军回师。王颙害怕而退位，立其子王昌；国人不顺从，便启请恭愍王妃安氏暂时拥立王瑶。王瑶也昏乱糊涂，听信谗言；他的儿子奭又痴呆，沉溺酒色，与王颙的党羽玄禹实等暗中谋划恢复王颙的王位。守门下侍中郑梦周因攻打辽东的谋划被李成桂阻止，便在王瑶面前进谗，想加害李成桂。国人担心社稷和百姓，认为王瑶不足以治理人民，便依恭愍王妃安氏的命令让王瑶退居私第，与国中长老共同推举门下侍郎李成桂主持国事，上报朝廷；李成桂仍改名为旦，并把国号改为朝鲜。皇帝全部同意了。不久朝廷通过间谍得知朝鲜边兵想偷偷渡过鸭绿江入侵，便下诏严厉责问。朝鲜于是奉表谢罪，进贡黑白布、人参、金装鞍马。这样看来，王颛被弑固然是李仁人所为，但王颙、王昌、王瑶被废以及篡夺国位，实际上都是李成桂所为。后来虽称李成桂不是李仁人的儿子，考察前代史书，实际上他是李仁人的党羽。当时黎贼弑杀君主后，朝贡关系已经断绝，到了永乐年间竟至于出兵；父子二人一起被擒。即使是叛逆之臣，也各有幸与不幸。近来看到有人演戏，说兵部侍郎文贵出镇宣大时与刘瑾抗争，又与张■〈樊，心代大〉、张永合谋诛杀刘瑾，毫无见识的人很相信这套说法。考察当时情况，文贵以左侍郎身份提督军务，迎合刘瑾的意旨，毁掉旧城台重新修筑，请求借用太仓、太仆寺银四十万两；他还没有出京，进入刘瑾府门的银子就有四分之一。不久革去提督职务，改任巡抚，又升为右都御史。难道是文贵的后人借此来掩饰真相、蒙蔽别人吗？文贵后来又起用为抚治郧阳、宁夏，被弹劾后回籍。到嘉靖初年，仍有人议论他，追究他扣留侵占边费的罪行，他侥幸免罪。《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七 （明）王世贞撰 ○史乘考误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