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八

译《解学士年谱》所记载的应制诗，全都鄙俗不堪。他任中书科庶吉士时，虽然常常在皇帝身边，但当时宫禁非常严格，哪里会有宫人侍立在旁、命他作诗的事？而且所谓贵妃去世，翰林儒臣前往举哀，皇上拿一张白纸交给他，命他诵读祭文，众人俯伏在地，都感到惊异。解缙于是对着白纸口头诵道：“巫山一片云，庾岭一团雪，洛阳一枝花，瑶台一轮月。怎么能料到云会散、雪会消、花会残、月会缺呢？”宋代小说记载杨文公杨亿的事，大概是吊唁辽国中宫时忘了撰写祭文，临行时口头作诗交给她罢了。即使有宋代刻本可以作为根据，我仍认为这件事滑稽，不是立言的体例，认为它并不真实。如今把这件事归给解学士，实在没有意义。太宗朝又有西域进贡商羊独脚鸟，皇上拿这件事询问解缙，解缙回答说：“臣能够辨认。”于是对来使说：“这种鸟名叫商羊，左肋下有一块肉鼓，右肋下有一块肉钟，敲动鼓它就跳舞，撞响钟它就鸣叫。”皇上试验，果然如此。皇上问他是从哪本书中知道的，他说：“臣小时候读过《藏经》，所以认识这种鸟。”按商羊是孔子回答齐国之事，《藏经》中并没有这种记载。而且永乐年间外域进贡一件物品，史书都会详细记载，哪里会有进贡奇异鸟类却独独遗漏的道理？这种说法很像徽州人编写戏剧、传播传奇故事。又说解缙被关进锦衣卫监狱十三年，正月十三日下大雪，早朝时皇上环视大臣们说：“这里尚且觉得寒冷，边塞之外难道没有无处安身的人吗？”大臣们趁机奏道：“哪里只是边塞，即使在陛下坐席附近，也可能有这样的人。”皇上问是谁，大臣们说：“是犯人解缙。”皇上听后悲悯地长叹说：“这个家伙还在狱中没有释放吗？”于是停止上朝。大臣们退朝后，立即到狱中把皇上后悔的意思告诉解缙，并拿出皇上亲自命令他用楷书书写的《观音金刚经》传看，然后告别。第二天早朝，钦天监奏报昨夜文星坠落，皇上惊愕疑惧了很久，随后命中使到狱中召解缙。一时间，狱中的亲属都误以为他将获释，便托词说他病得很重，让中使赶快把情况报告上去。皇上叹道：“解缙只是福分太薄了。”不久锦衣卫官员奏报解缙病死，皇上面对群臣哀悼惋惜，叹息不止。当时负责膳食的人很多都因此触怒皇上，被任意诛杀。按这恐怕不是《实录》的记载。太宗威严深不可测，大臣们哪里敢贸然把解缙的事奏报给皇上，使皇上产生怜惜之意？大臣们既然已经把他们的说法告诉了解缙，第二天皇上召见时，为什么又突然以疾病为由推辞，还导致他死亡？锦衣卫奏报他病死后，皇上既然哀悼惋惜、叹息不止，为什么又把他的儿子祯亮、侄子祯期以及解缙的妻妾贬谪到辽东三万铁岭卫，解氏家族乌仔十八房也都被远徙？难道是被发往戍边吗？考察野史，原来是锦衣卫指挥纪纲把囚犯名册呈给皇上，皇上看到解缙的姓名后怒道：“解缙还没有死吗？”纪纲退下后与解缙相对哭泣，给他灌下烧酒，再把他埋在雪中，立即死去。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程学士敏政撰写的文章中，他的同宗人、长史道传说，高皇帝驾崩后，他跟随辽王渡海南返，辛巳年晋升为左长史。第二年随辽王到荆州封国，尽心辅导，辽王以礼敬重他。王府中有个卫士叫纪纲，因为侦察事务得到宠幸，解道每次召见他都加以鞭打斥责。适逢文皇帝起兵靖难，派人到荆州，解道起草密封奏章上呈。共数千字。文皇帝已经确定大统后，纪纲也作为入贺使者留下侍奉，历任锦衣卫指挥使，受到皇帝召问，于是趁机提到那封奏章，皇帝便下诏把解道械系押往京师，杀死了他，并登记没收其家产。按辽王渡海到京、推戴文皇帝之后，以壬午年九月上奏，说辽地荒远，请求把封国迁到荆州，诏令准许。当时文皇帝即位已经很久了，却说文皇帝起兵靖难后派人到荆州，解道起草奏章上呈，难道不是错误吗？而且纪纲是山东临邑的书生，说他是辽府护卫、解道常召见并鞭打他，不也是错误吗？那么，解道得罪燕王，或许是在辅佐辽王时发生的，却不是在荆州发生的。杨文贞为文敏撰写墓志铭说：“胡公去世后，公掌管翰林院事务，关系更加亲密。当时朝廷大臣倚仗恩宠而多有放纵，嫉恨公刚直，便揭发他的私事。恰好太学缺少祭酒，众人共同推举公，实际上是想让皇上疏远他，皇上没有听从。公于是秘密陈说十项弊端，指责五府、六部和都察院，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根据这篇奏章的语义，公与诸大臣之间互相排斥诋毁。”考察行状，前面的事情记载得相当详细，只是公是在戊戌年五月被推举为祭酒的。又说皇上看后称赞，秘密告诉他说：“这些话确实切中时弊，但你是我的心腹大臣，如果由你进言，群臣会更加互相猜疑，不如让谨慎秘密的御史来进言。”于是让监察御史邓真入朝上奏，众人都吓得两腿发抖，摘下帽子请罪。诏令各部门当天改正，执迷不改者不赦免。如今只说“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那么御史邓真所上的是哪一道奏疏？还是要以此来避讳？如果杨文定的神道碑把上疏一事全部删去，大概南阳所写的碑志之类尤其冷落空疏，不值得称道。

译于肃愍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巡抚山西、河南十八年，转任左侍郎，因上奏疏请求入朝，宫中表面上答应了他。但又有旨令科道官等候他入朝，随后把奏疏下到锦衣卫监狱。等到司法部门议定应判徒刑并赎罪时，皇上不准，改议斩罪，于是把他监禁到炎热审讯。都察院上奏请求后，降为行在大理寺右少卿。碑文只说他触犯王振而被降官，却不说与下狱有关的原因，大概有所避讳。史书说公有病，皇上赐敕说：“昨天听说卿偶然患了重病，朕为此警惕不安。想到卿早年承受重托，早晚都不可没有你，特命近臣带医生前去探视。现在又赐给卿白金五十两作为汤药费，并赐羊、酒、白米，卿应当努力扶持病体，以符合朕恳切的心意。”碑文中说公一向苦于痰疾，常住在值班房，以便上朝。皇上派太监兴安、太医院使重宿前去探视。重宿说：“这种病非竹沥不能治愈。”兴安为此向皇上禀告，并且说到公生活俭朴。皇上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子赐给他，仍命令把公所需的一切都从尚方供给。这难道是同一时期的事吗？史书和碑文没有同时记载，所以我把它记在这里。《三朝圣谕录》由杨文贞撰写，其中说：“十一月十二日，恢复大理卿虞谦的官职。” 在此之前，虞谦上奏政事，侍臣有人说这件事应当秘密上奏，不应在朝班中当众奏报来卖皇帝的恩典。又说他的属官少卿杨时习先行引导他这样做，但虞谦没有听从，于是降为大理少卿，升杨时习为卿。不久因士奇进谏，恢复虞谦的大理卿官职，改任杨时习为交址按察使。后来杨文贞为虞公撰写墓志，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杨文贞当面进谏，似乎有卖恩之嫌，不记载也可以。可是官职的降免与恢复，难道是小事，可以一并废弃而不记载吗？不过这件事应当以《圣谕录》的记载为确实。杨文贞撰写《夏忠靖神道碑》，说太宗将要亲自出征时，夏公违背圣旨而被罢官。按当时夏公被关在狱中，行李也被登记没收，直到皇帝驾崩后才释放。又，蹇、夏二公停止办理部务后，皇帝赐给珊瑚笔格和砚台，并下旨嘉奖，夏公的两篇碑文都没有记载，难道是因为这接近于侵犯内阁权力吗？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说是信史？碑文又说仁宗即位当天便恢复尚书职务，随后加少保。如今皇上被立为东宫太子时，加太子少傅。按吕震最初加太子少师，夏公为太子少傅，皇上看到夏公的班次在吕震之下，于是加夏公为少保。后来吕震因为不满，也加为太子太保。可见夏公加太子少傅在前，加少保在后。《实录》和吕公碑都可以考查。杨文贞与夏公同朝为官，记事却遗漏到这种程度。金荣襄公濂的墓志由陈芳洲循撰写，他从户部尚书降为工部尚书，墓志不说原因，也不说被削去太子太保以及后来复官的事。何文肃乔新撰写碑阴记说：浙东有大姓把每年应缴的绵绢运到京城，恰逢有诏令免除拖欠的赋税，于是藏匿其中一半，用另一半贿赂权贵，请托金濂把这批赋税作为赦免免除。金濂说这些是已经征收、存放在官府的物资，坚持不同意。权贵恼怒，唆使台谏弹劾金濂，罗织罪名，请求交给廷尉审理。景皇帝察觉这是诬陷，没有准许。都御史王文与金濂有嫌隙，强硬地进言诋毁他，皇帝不得已削去金濂太子太保，改任工部尚书。此前任吏部尚书的文渊上奏说金濂有经世济民的才干，他筹划财赋以充实边防储备，并不是为了私利。皇帝赞许并采纳，于是调金濂任户部，恢复太子太保。又说这件事是乔新亲眼见到并记载的，不敢诬蔑。所谓先任公，是文渊。按陈濂既然已经撰写墓志，而王文又是上疏诋毁金濂的人，那么当时所谓能够唆使台谏的权贵究竟是谁？不过，金濂回到户部后，直到更换太子时才恢复太子太保，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文渊的话，《实录》可以作为根据。沐忠敬王晟的碑文由杨文贞撰写。关于麓川之败以及他临死时的情形，没有完全遮掩；他所遮掩的，是陈季犷、简定的失败。袁永之《定襄伯郭登传》和《定襄碑志》都说：侦察报告称敌人从东驿进入边境，郭登率兵跟踪追击，行军七十里到达水头，天黑后收兵休息。二更时，侦察又报告说二十里外的沙窝有十二座敌营。郭登召集将士询问计策，众人都说敌众我寡，不如全军返回。郭登说：“我军已经离城一百里，而且疲惫困乏，即使退兵，被敌人用铁骑追赶，难道还能保全自己吗？”于是按剑起身说：“谁敢说退兵就斩首！”进兵逼近敌营。天快亮时，敌人派数百骑兵迎战，郭登奋勇率先登上阵地，各军随后推进，呼喊声震动山谷。郭登射杀二人，亲手杀死一人，敌人大败，追击败兵四十多里到栲栳山，共斩首、俘获二百多名骑兵，夺回人口、牛马、弓械以万计。捷报传来后，封为定襄伯。这一战以八百骑兵击破数千敌军，是中兴时期的第一等战功。考察史书，郭登奏报鞑靼从顺圣川入塞，驻扎在沙窝，臣等督率官军与敌人交战，斩首十一级，生擒哈喇等三人，贼众溃散，追到栲栳山再次交战，又斩首五级，夺回被掳男女一百一十六人、马九十八匹、牛骡驴六百二十一头、马鞍七十五副、盔甲弓箭等器械四百多件。这样看来，斩首和俘敌只有十九人，所谓精锐二百骑在哪里？人口、牛马、弓械又哪里有上万？《实录》的记载大体依据定襄伯的捷报，而碑志、传记的记载似乎把人口等数字也算入捷报，有夸张之处；如今实际只有这些，可见碑志、传记的虚妄。当时昌平、武清的战功也大致如此，只是把石定远的两次战斗以及杨信的几次战功混入其中，而且措辞也夸张，只有杨彰武的一战还稍微可信。安远柳武肃侯溥的墓志由钱文通撰写，说正统十四年军队返回后，晋升太子太师；后来镇守广西，天顺改元，皇上念及功劳，召回晋升太傅，掌管营府；两年后因病退居闲职。按《实录》，景泰三年更换太子，平江侯陈豫、武清侯石亨任太子太师，安远侯柳溥任太子太傅；景泰五年因镇守广西加太子太师；天顺初年因镇守甘肃加太傅。根据李文达《日录》，柳溥征讨西部没有功劳，回军时进献骆驼和马，言官奉命弹劾，罢免了他的太傅职务。如今墓志说正统十四年却没有提到太子太傅，说晋升太傅、掌管营府却不说因镇守甘肃而加官，也不说被罢免太傅，这些全都是错误。

译廖学士撰写《茹忠诚瑺传》说：“请求退休，不久因事被逮捕押到京师，死在狱中，却不能详细说明他获罪的原因。”按谷王橞在长沙时已经蓄谋异志，瑺告假回乡祭墓，察觉了此事，便不进城，只在朝见谷王时以《祖训》纠正他。皇上不得已，把瑺下狱，他病死狱中。后来谷王果然因谋反而被削除封国，史书记载得很详细。瑺曾任吏部尚书，这篇传记也没有记载。黄忠宣公神道碑，按黄公镇守交址时，考中士中，母亲王氏在家去世，黄公请求夺情，不准他守制，这些事也都没有提到。我见黄氏《双槐岁抄》说，陈琏由按察使改任通政使，掌管国子监事务，并把这件事记为特殊典例。后来见王文端撰写《陈公志》，只说他任通政使，却不说掌管国子监，几乎想把这件事删掉。但黄才伯是陈琏的同乡，也不应当有错误。后来又见国子司业吴溥的墓表说，宣德丙午年，通政使陈琏奉命掌管国子监，在公堂设宴，当晚吴溥去世。最后考察《实录》，也这样记载。原来陈琏自从升任通政使后，就专门掌管国子监，只是墓志遗漏了，王文端的遗漏竟达到这种程度。少保黄文简公淮的墓志说，他以大学士身份回乡奉养母亲，后来进京谢恩，主持会试，这些事情在《礼部试录》中记载得很详细，事情也很奇特，但墓志没有记载，真可以说遗漏得太严重了。王文安公英，丁酉年主持应天府乡试；庚子、癸卯年主持顺天府乡试；戊戌、庚戌、壬戌年主持会试。但他的传记没有全部记载，只说“多次担任会试考官而已”，遗漏也很严重。《权谨传》说，权谨以文华殿大学士身份因病请求归乡，晋升官阶为通政司参议，准许退休，这是错误的。通政司参议与殿学士品级相同。考察宣宗朝《实录》，应当是改任通政司参议以后，过了很久才退休。《徐武功行状》说：二十三岁时考中顺天府乡试，第二年考中进士。诏令选拔进士为庶吉士，多次观看天上的列宿。公也在其中，所以皇帝对他的培养和期望非常深厚。过了很久，一天宣宗在便殿召见所选二十八人，亲自命题考试，提拔公为第一。按公考中乡试的年份，实际是二十六岁，并不是二十三岁。考察国史，登进士第的年份是宣德癸丑年。皇上选进士尹昌、黄瓒、赵智、陈云、傅纲、黄回六人为庶吉士，命王直教习。十一月又选徐珵、赖世隆、吴节、李绍、姜洪、虞瑛、潘洪、王玉、陈金、刘实、郑建、方熙、何瑄为庶吉士，也命王直教习。原来分两次选拔，共十九人。如今既没有详细说明这件事，却说有二十八人，究竟是多么错误啊？商文毅公起初进入内阁，由侍读升任翰林院学士；因更换太子，升任兵部左侍郎兼学士，后来任左春坊大学士。《寰宇通志》编成后，加兼太常寺卿，其他官职照旧。这些事墓志都没有记载，难道是因为景泰年间的升官而有所避讳吗？《王忠肃行状》说，云南阳李文达公因事被罢黜，补任外职，内阁缺少人才，想任用王公，王公坚决推辞。他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不久那人又因失败而离职。皇上召王公询问：“李贤是什么样的人？”王公叩头说：“像李贤这样的人，与臣相处很久，始终如此，是个本分人。”于是恢复李公在内阁的官职。按李公自离职到复职，只是一个月以内的事情。王公所推荐的必定是岳正、李方。但李贤恢复内阁职务的第三天，岳正就改任教职。宦官不应当说他“失败而离职”。开始推荐李贤时，恐怕记载得不太准确。姚文敏撰写《王忠肃公行状》，虽然极力推崇王公，但其中说：“他性情多疑，喜欢笼络驾驭别人，因此被小人窥伺，利用旁门左道来投合他，最终被这些人出卖的事情很多。”所以故人认为他不善于识人。又说：“我有幸与公共事，接近一年，我们相处完全出于正道，承蒙公很爱护我，但不能没有对南人的嫌疑。”这些话虽然接近直笔，实际上都与王公不相称。原来文敏的弟弟姚龙任福建左布政使，有治理才能，但在廉洁自持方面颇不谨慎。王忠肃的同乡、右布政使刘让粗鄙，与姚龙不合。姚龙入朝觐见时，想借助文敏除掉刘让，而王忠肃连同姚龙一起斥责，大概不能没有带着怨恨来写这些话。邹文敏邹济以少詹事身份辅佐仁宗在东宫，去世后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敏，赐给诰命。成化年间，他的儿子康靖邹干任满尚书三年，按惯例没有可以推恩的事项，但康靖坚持请求为父亲追赠一级官职。吏部于是拟定追赠尚书官职，并加资德大夫、正治上卿，诰命特旨晋一级，于是得到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的追赠。这也可以说是特殊的恩典，史书记载得很详细，但文敏、康靖的家传都没有提到，因此记在这里。成化二年，兵部规定：凡总兵，列坐在巡抚左边；都督，列坐在巡抚右边。如果是文臣总督、提督，不论是否为侯伯，即使是佥都御史，也坐在巡抚右边。成化十四年，总督两广的右副都御史朱英坐在总兵官平乡伯陈怀的左边，陈怀与他争执。总镇太监顾恒为此上奏请求裁定，皇上下令兵部尚书余子俊等议处，按照成化二年的规定，诏令革去朱英的总督职务，只任巡抚。过了几天，余子俊等上奏说：朱英等招抚猺獞功劳很多，请按功劳赏赐；又说总督不能轻易革除，否则恐怕巡抚权力太轻，不能镇压各族。随后有旨，升朱英为右都御史，仍总督军务兼巡抚；顾恒、陈怀都赏银三十两、彩段四表里，并各赐敕书嘉奖。这件事起初想为陈怀伸张，以压制朱英，所以革去朱英的总督；后来认为按制度处理不便，所以恢复朱英总督；最终又因为座次问题而不满，所以晋升朱英为右都御史。朱英可以说是无故受到压制，又得到非分的待遇。他的碑志都没有记载升官的原因，姑且记在这里。

译倪文毅为郭定襄郭嵩撰写墓志。郭嵩是尚宝司丞郭斌的儿子，他的季父忠武侯郭登没有后嗣，认为郭嵩器量见识不凡，便把他的姓名上报，请求立他为后。忠武侯性情刚正耿介，很少赞许别人，既然收郭嵩为嗣子，便极力爱护抚养，选择名师教导，每天督促课业，像对儒生一样。郭嵩也能继承他的志向，更加奋发努力，当时很有贤名。他任宿卫时，严厉斥责纨绔子弟的习气，操守更加谨慎整饬。继承爵位后，两次出使王藩，按礼自持，凡是所赐之物全都推辞不接受。训练营中士卒，都有谋略，宽严处理适度。他一生笃厚孝友，几个没有子嗣的伯叔母，都迎接到家中奉养；对待宗族亲党和睦，对待卑下之人宽惠，等等。考察史书，却说郭嵩狂妄悖逆、不加检点。郭登西行时，留下家属，郭嵩使他们的衣食都非常窘迫，因此有妾靠缝纫自给，几乎死去。郭登回来后，悲悼自己没有后嗣，作诗感叹，并把郭嵩比作枭獍，想废掉他；但因为郭嵩娶了会昌侯的女儿，而会昌侯曾在危难中救过自己，于是只好忍受、怀恨而死。会昌侯就是孙继宗。郭嵩娶的是孙继宗弟弟、锦衣都指挥使孙显宗的女儿。所谓在危难中救过自己，大概是天顺初年复辟时的事情。像文毅这样侃侃而谈、被称为良史的人，竟然写出如此谄媚墓主的话，实在不能相信。罗汝敬的墓碑说，仁宗临朝时，罗汝敬陈说时政十五件事，被降为云南道监察御史，并且命他掌管道务。大概是他所说过于直率，所以降官；但也因为他敢于进言而有学识，所以让他历任风宪官，将来可以大用。他执法持正，处理冤狱，许多案件都得到平反。宣宗即位后，交址的黎利不肯安定，升罗汝敬为工部右侍郎，命他晓谕黎利。洪熙元年五月己卯，行在翰林院侍读李时勉、侍讲罗汝敬都因进言政事改任御史。庚辰日，皇上身体不适，派宦官召皇太子。辛巳日，皇帝驾崩，前后只相隔一天。罗汝敬后来督理陕西屯政，因言官揭发他受贿，有旨下狱论死，长期关押，后来才释放为为事官，仍然管理屯政。以后他援引诏令中的条文恢复官职，又再次被逮捕下狱，仍降为为事官，过了很久才恢复官职。然而墓志只说边臣不得从事奸利，便任意加以诬陷诽谤。罗汝敬回朝后把这些事上奏，诏令不予追究，命他恢复原位。这与前面的记载相差何其悬殊啊？李空同撰写《黄封丘绂传》说：“他的父亲黄中商，出生于重庆。公出生那天晚上，梦见一个老人抱着婴儿说：‘把蹇尚书送来做你的儿子。’于是认为公是忠定的转世。”按忠定于宣德十年乙卯去世，而黄公在正统十二年丁卯考中乡试，二十五岁；戊辰年考中进士，二十六岁。那么忠定去世那年，黄公已经十三岁了。尹文和撰写谢尚书一夔的墓志说：皇上临朝二十二年，已经长期总揽政务，洞察群臣情状，于是显著地更换了一两位大臣。首先从南都召回尹直，参与掌管机密事务；又起用退休的都御史刘叔融，任正中台；接着提升李孜德为冢宰，谢一夔任司空。刘叔融召尹和为少宰，黄文昭为礼部尚书的副职。我们江右士大夫一向知道他们刚正耿介、少有同党，一旦接连升迁，舆论都拍手称快。按《立斋闲录》说：起初尹直任翰林侍读学士，一天礼部侍郎出现空缺，历城尹公一向不喜欢尹直，别人提出的人选，皇上都不答应，内心已决定任用尹直。第二天在朝廷相遇，历城举笏向他道谢，说：“公是皇帝心中简拔的人。”从此两人的怨恨更加深了。不久尹直服丧期满到京，恰好当时的少傅、大司马马公任兵部侍郎，被宦官汪直倚仗宠幸诬奏，谪戍。尹直认为兵部并不适合自己，请求改补南京礼部。汪直的宠势渐渐衰退，尹直谋求再次入朝，历城又不允许。尹直的诗文、言语、神色，大多寄托着叹息不平的意思。后来他和李孜省、景等人排挤罢免历城，等到撰写丁未年会试录序文的末尾说：“登名于此录的人，将来如果身居大僚，也一定要坚定不移、宽厚从容，使好恶、任用和罢免都一循于理，把天下看作一家，把中国看作一人，使没有一个贤者不能得到任用，没有一个男子不能得到安身之所，这才算对科举有光彩。” “假如彼此划分畛域，嫉妒贤能，又结党营私、轻薄亵慢，最终自取败亡，成为斯文的玷辱，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议论者说，写到这里，他尤其没有忘记对历城的怨恨。后来冰山显露，尹直与景等人也被台谏弹劾罢免，官职名声甚至被指为小人中的最坏者，一网打尽，全部被逐出。虽然这似乎是在讥刺历城，也像是在自我嘲讽。那么，尹直掌管机密事务以及王公的任用，都是李孜省引荐的；所谓舆论一致拍手称快，难道是《实录》的真实记载吗？李文正撰写王襄敏墓志，记载得很不详细。例如说：庚子年出兵大同，到威宁海侦察到敌营所在，立即出兵袭击，俘获男女七十人，斩首四百多级，以大捷上报，皇帝敕封为威宁伯，赐岁禄若干石，仍兼任都御史。辛丑年出兵宁夏，俘获十人，斩首一百多级，朝廷商议认为文臣封伯以上不能再晋封，于是加太子太傅，增加俸禄四百石，总领五军营兵，署理前军都督府，提督团营。不久又出兵，佩平戎将军印，镇守大同，后来移镇延绥。不久被罢职，居住安陆。按王公被封威宁伯时，加勋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岁禄一千二百石，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世世承袭。宁夏战捷后升官受赏，悬挂平戎将军印，兼统宣大兵。敌人进入延绥、河西等地，他越级分道发兵击败敌人，斩首二百多级，增加岁禄五十石。《史书》认为这次挫败敌军后，敌人便不敢深入，只是因为宠信衰减，所以赏赐很薄。但墓志竟完全没有提到，为什么？王越初次出兵时，悬挂平戎将军印，后来专制大同，改用征朔前将军印，又改为镇守延绥时所用的印，墓志也全都遗漏了。

译墓志又说，他在弘治七年自行上疏，得以以左都御史身份退休；却没有提到弘治九年四月被起用掌管都察院。原来屠襄惠由左都御史转任吏部尚书后，吏部推举了四个人作为继任，都没有采用内批，特意任用襄敏，是因为六科十三道上言，吏部会同议定后把他的功过奏报上去，诏令同意了。到弘治十年十月，以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总制甘肃、凉州各路边务，兼巡抚地方。起初因为敌人进入肃州的沙窝堡，巡抚、镇守不能抵御，朝廷商议设置总制官。吏、兵二部第一次拟定三人，第二次拟定四人，都没有被采用，最后拟定王越，才得到任用。按孙世其《矶园杂录》说：吏部第二次推举时，屠襄惠因感念襄敏的知己之恩想任用他，马端肃坚决不同意。屠襄惠说：“这个担子也必须由这样的人来挑。”马端肃厉声说：“屠滽挑不起，马文升却挑得起。”而宫中的意思其实已经决定了。所谓宫中的意思，大概指李广。襄敏上任后，虽然因战功加少保、太子太傅，但李广因事获罪饮鸩而死，言官连续上了十多道奏章，弹劾奸党，都把襄敏列为首要人物。皇上暂时考虑边防事务的重要，压下了这些奏章，但襄敏忧愤不堪，最终因病去世。墓志所说议论恢复哈密的事情，数月没有得到答复，担心泄露机密，焦虑劳累过度而成病去世，大概是为了避讳。徐文靖撰写《程尚书宗墓志》，说公服母丧期满后，恰逢木邦酋长罕穵法、孟养恩六与孟密曩罕弄母子多年互相仇杀，云南守臣上奏请求调兵讨伐，朝廷议论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应该派像程宗这样的重臣前去晓谕，于是就在他家中赐给玺书，让他出发。程宗奉敕晓谕他们，驳倒他们的辩说；见到曩罕弄后，又责备他擅自互相攻击的罪过，他们都叩头服罪，于是据实上奏。朝廷开始设置木密安抚司，因为材寨归属木邦、彼此不相统摄，西南于是平安无事。朝廷嘉奖他，调任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级。田汝成《西南夷传》说，孟密是木邦宣慰司所属的部落，有宝井，木邦将它交给陶猛司歪管理。陶猛是汉语所谓头目，娶了宣慰使罕楪的女儿曩罕弄。罕楪和司歪都死后，罕穵继任宣慰使，而曩罕弄专擅孟密政务，于是反叛。她贿赂镇守南宁伯毛胜，请求准许自行进贡，又贿赂太监钱能，于是更加肆意侵占土地，直到木邦。太监王举向曩罕弄索取宝物没有成功，便上疏请求讨伐她，曩罕弄非常害怕。她所任用的周宾五是江西人，秘密对她说：“不要担忧，那个万阁老，贪求闻知天下事务而擅权，又结交昭德宫，与万皇亲关系亲善。“如果用重宝结交他，哪里只是不用出兵，就能得到像木邦那样的官职。”曩罕弄认为有道理，于是把大量金银珍宝送给万安。朝廷召职方郎中刘大夏前去安抚，刘大夏推辞不能胜任，于是就在家中起用程宗，把意图交代给他。程宗到云南后，巡抚吴诚坚持认为不可，程宗大怒说：“万公对你非常憎恨，即使有一天逮捕使者来到，我也不会救你。”吴诚忧愤成病而死。程宗仍率镇守官前去安抚孟密，希望曩罕弄出迎，曩罕弄已经完全知道万安的安排，更加傲慢，不肯相见，说：“我拜见都堂，必须坐着讲论。”又说：“我不能远行到都堂，希望你们到我这里来。”程宗不得已，到了南牙山，曩罕弄才来坐下。过了很久才说：“木邦对于我们孟密，就像大象怀孕生下小象一样。如今小象已经长得比大象还大，难道还能再把它收回腹中吗？”程宗说：“是这样。”于是把木邦所侵占的土地交给她，设置安抚司，以曩罕弄的孙子任职，并允许世袭。奏疏上报后，万安大为高兴，全部按照此议执行。程宗连续升迁到尚书。曩罕弄得志后，便发兵攻破木邦，驱逐罕穵法；各番部落和孟养等都不服，派兵保护罕穵法，声称一定要消灭孟密。后来按察副使林俊又加以裁抑，孟密害怕，逐渐归还侵占木邦的土地，从此双方合并。可是自那以后，仇杀又发生了。考察史书，情况大致相同，但说程宗对木邦派来的使者都杖打后遣返，而对曩罕弄派来的使者则厚加犒赏。程宗担任巡抚后，后来更加骄横傲慢，不办理政务。凡是上级衙门的关节，都让他的儿子出面；他的儿子尤其暴横，没有人敢对他怎样。孟密自从得到程宗的支持后，终于把木邦全部屠杀，挖掘罕穵法父祖的坟墓，夺取他们的金牌信符。西南各族都暗中窥伺，轻视中国。国史、野史都这样记载，墓志所说似乎是曲笔，不可信。《崔庄敏公葬志》说：己丑年，升任吏部尚书。不久转任南京。甲午年，参与赞理守备机务。按崔公任吏部尚书时，因母亲去世服丧回乡；从京城起复后，正好补任南京职务。否则无缘无故改任南京，就将成为斥责贬谪了。中尉睦挈撰写《马端肃传》说：“天顺七年，升任福建按察使。第二年因家难归乡。成化四年，起用为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按马公当时任南京大理卿，因父母丧丁忧。马公在弘治四年因继母去世服丧，后夺情起复。考察奏疏，弘治十三年推举吏部尚书时他名列第一，言官说兵部尚书非他不可，诏令特加少傅。但传记和行状都遗漏了这些事情。陆康僖公瑜的神道碑，是盱江何文肃撰写的。碑文说，锦衣卫指挥门达依仗宠幸作威作福，弘农卫士卒诬陷指挥李斌和他的弟弟李健谋反，案件交给门达审讯。门达严刑逼供，认定谋反的罪状已经完备，上奏请求会同三法司审问，众人面面相觑，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唯独陆公申明李斌的冤情，门达大怒，出言冒犯陆公。陆公说：“法司所坚持的，只是祖宗的法令罢了；我怎么敢舍弃所应遵守的法律，冤枉别人，使他因灭族之罪受害呢？”门达不听，反而诬陷陆公想放走谋反者。皇上知道陆公没有别的意图，说：“他只是想把事情审慎处理罢了。”等到奏疏上报，只杀了李斌兄弟，却赦免了他们的妻子儿女。根据《英庙实录》，记载李斌的冤情很详细，却说：“交给三法司在朝廷审讯，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见；皇上下令将李斌、李健在市中磔刑处死，因连坐论斩的有二十六人，妻子儿女没入官府的有四十六人。”这样看来，陆公哪里曾经据理争辩过，李斌兄弟的妻子儿女又哪里曾经获得赦免？也哪里只是杀了李斌、李健兄弟二人？编修《孝庙实录》的人把何文肃的碑文作为依据，恐怕并不确实。至于碑文说陆瑜多次平反冤狱，只有武功伯徐有贞的案件，众人都不能驳倒，唯独陆瑜因为徐有贞亲自撰写诰词，虽曾进呈供皇帝阅览，却又把它同其他文书混杂在一起请旨，便以此定罪，徐有贞因而受到重谴离去，世人也没有谁为他惋惜。考察记载可知，武功伯徐有贞在天顺元年七月入狱，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谪戍金齿，降为平民；当时陆公还任山东左布政使。第二年李文达推荐徐有贞，他才被召任刑部尚书。如今却说这件狱案由陆公造成，何其荒唐到了这种地步！

译童公轩的墓志说：“公以太常卿掌管钦天监，癸卯年春天因病请求退休，皇帝准许了他。”根据国史，他请求改任南京官职以便自行居住，诏旨却命令他致仕。《尹文和传》由乐安程谐撰写，其实是尹公自己起草的。姑且不论他是否是第三位宰相，即使是刚入阁，就把孝庙即位诏书中的功美归于自己，也属于附会。至于说公梦…… 万骑温公从洛阳来，因此人们把尹公革新政治的功绩，说得简直像司马君实所说的谶语一样。这种话难道不让有识之士讥笑吗？又说新政开始时，已经拟定提升尹公为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但公不断请求离职，于是得以致仕。考察可知，这是六科给事中宋瑛等人弹劾尹公和礼部侍郎黄景，得到诏旨说：“你们所言之事，尹直、黄景既然已经被任用，却不合乎公论；尹直立即致仕，给驿站车马送回故乡；黄景戴原有冠带闲住。”这样看来，尹公哪里曾经不断请求离职？所谓太子太傅等官职，既然没有奉到明确诏旨，又怎么可以写入传记呢？尹公命令程谐为他撰写生传，都是把自己的意图授予程谐，不一定真是程谐本人所写。张泾川撰写《李古澹裕葬志》说：“丙午年考绩来到京城，入宫朝见。退朝以后，皇帝对近侍说：‘李都御史是个好官员。’于是留下他任工部尚书。过了不久，任命他为宰相。原先耿公裕在吏部任职时，办事多有疏漏，到这时耿公调任南京礼部，而由公代替他，实在是出于皇帝的裁断。”考察可知，李公是由同乡李孜省推荐的，而万文康对耿公不满，所以共同谋划排挤耿公，改由李公取代。国史和野史记载得很清楚，这篇墓志这样说，也几乎应了俗话所说的“此处无银三百两”。当时耿公任吏部尚书，马端肃任兵部尚书，二人都因为不被李孜省容纳而改任南京。《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九 （明）王世贞撰 《史乘考误》十 李石城的志文说：“《宪庙实录》修成后，和先生同职纂修的人都升任少詹事，有的升为太常少卿，仍兼任学士；而先生却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离开了。虽然燕赐、赏赉和增加俸禄的礼遇没有缺少，但在出入京城远近之间，礼遇的意思终究不相同。”考察史书可知，先生原本是因为南京祭酒职位空缺而推补，随后仍留在京城纂修史书数月，使他能够享受进呈史书的恩典，并增加俸禄一级，依照惯例参加宴赐罢了，并不是因为纂修史书而升任祭酒。王端毅公王恕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任满九年后，升任右都御史，仍然巡抚云南。后来改为掌管南京都察院，兼任参赞。李文正的志文中说，公以左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后来改掌南京都察院，叙述很不清楚。洪襄惠公的墓志说，公在己巳年改任刑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庚午年又特命他出任总管川、陕、湖、河四省军务。考察可知，公在己巳年任刑部尚书，和张彩一同加太子少保衔；庚午年统率军队时，才开始兼任左都御史。如今的记载错了。李文正撰写《徐文靖墓志》，说徐文靖三次主持礼部会试，此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人。看来他没有考察王文安、钱文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