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二

译八月，立中宫皇后吴氏一个多月后，诏令说，太监牛玉破坏朝廷的大婚礼仪，将他交都察院监狱，并会同太监吴熹审治。狱词说，皇太后想立王氏为皇后，而牛玉认为王氏不是她所选择的人，劝说太后停止此事。吴皇后的父亲、都督同知吴俊及其儿子吴雄，都同吴熹一起贿赂牛玉以立吴氏为后，于是诏令废黜吴皇后，迁居别馆。牛玉、吴熹到南京孝陵种菜，吴俊戍守登州卫，吴雄随父居住。牛玉的亲家怀宁侯孙镗闲住；他的侄子、太常少卿兼侍读王纶，外甥吏部员外郎吴琮被除名。十一月丙寅日，南京六科给事中王徽等人上奏两件事：第一，严明刑罚，以端正朝廷纲纪。臣等私下认为，君主治理天下，关键在于号令能够执行、纲纪能够振作，而这取决于君主掌握赏罚的权力。如果赏罚不明，号令就不能执行，纲纪就不能振作，想求天下大治就很难了。伏望皇上继承登上大宝，恭敬遵守先帝遗命，册立皇后，原本是把继承宗庙祭祀看得最重要。哪里想到奸贼牛玉大肆奸诈欺骗，横行贪污受贿，蒙蔽事实，操纵进退，意图在宫内巩固宠幸，在宫外专擅权力，包藏祸心，深不可测。幸亏陛下圣明，废黜吴氏，这也是出于不得已。然而遇到这样的大变故，处在这样非常的局面，朝廷内外议论喧腾，内外震惊。人们都认为，吴氏既然被废，牛玉的罪过就应当万死无疑。如今没想到牛玉竟被放到南京，保全了性命。牛玉故意违背先帝的命令，这是应当处死的第一条罪；谋划立皇后，这是应当处死的第二条罪；欺侮陛下，这是应当处死的第三条罪；使陛下背负废后的名声，这是应当处死的第四条罪。这四项大逆不道之事，都是臣下的大恶，而牛玉全都犯了。明正典刑，在街市斩首示众，以彰明号令、端正纲纪，是可以的。如今却把牛玉轻轻放过，臣等知道这是因为陛下心怀仁慈，不忍加刑。

译《尚书》说：“施行刑罚，是为了最终达到不用刑罚；设置刑法，是为了制止犯罪。” 如今陛下不忍心杀掉一个牛玉，那么今后侍奉在陛下左右的人就会放纵妄为而没有劝戒惩罚，天下人会说陛下喜欢姑息养奸。我实在担心，从此号令不能执行，纲纪不能振作。然而臣等并不是想引发陛下嗜杀的念头，也不是因为平日同牛玉有个人怨隙，只是为朝廷的号令和纲纪感到痛惜。奸臣的罪恶本来就应当诛杀，而内阁大臣也不能没有罪。况且册立皇后，是为了奉承宗庙祭祀，表率端正六宫，辅助君主德行，成为天下妇女的表率，怎么能有居于内阁的人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肥瘦一样，漠不关心呢？当牛玉最初肆意作奸时，婚礼还没有完成，掌管礼仪的官员害怕他的权势而阿附他。等到牛玉的事情败露后，王法不应宽恕，执法官却念及旧情而苟且容忍。李贤等人坐看成败，不发一言。他们起初不说话，是因为结党支持牛玉；后来不说话，是因为害怕牛玉。以后再有像牛玉这样的人，祸患就形成了。结党作恶、欺骗君主，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陛下刚毅明断，立即把牛玉明正典刑，斩首示众；同时也把李贤等人的罪行依法明正，以警戒后来的人。这样号令才能执行。纲纪这样才能端正，中国才能服从义理，外夷才能畏惧威势。第二，借鉴过去的事情，以防止将来的祸患。臣等私下认为，君主治理天下，不以能够处理已经发生的祸患为可贵，而以能够预先防范祸患为可贵。祸患已经形成后才处理，即使处理得好，也免不了忧虑烦扰，朝廷惊骇，内外受损，国体还会被后世讥笑。祸患尚未萌发时就预先防范，防范得谨慎，灾害自然不会发生，祸乱自然不会出现，朝廷无事，君臣都能安乐。仰望皇上继承登上大宝，专心图谋治理，多次颁布诏书，大开言路。臣等今年四月已经陈述五件事，其中一件就是保全内官，正是希望陛下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预先防范。还没有听到处置的办法，牛玉的祸患果然就发生了。然而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追回，今后的事情尤其应当谨慎。陛下不要以为牛玉之后再也不会有牛玉。臣等不敢远引汉、唐的故事，就以亲眼见到的事情向陛下说明。正统末年，王振专权，使先帝远行播迁，宗庙社稷几乎倾危，那场祸患已经很惨重。天顺年间，曹吉祥专权，起兵焚烧宫阙，想危害宗庙社稷，那场祸患更加猛烈。如今牛玉专权，谋划立皇后，欺侮陛下，这场祸患尤其不同寻常。这些事情都足以让四方夷狄讥笑，使万世后人议论。当时朝廷认为王振之后一定不会再有像王振这样的人，哪里想到曹吉祥又兴起了？曹吉祥之后一定不会再有像曹吉祥这样的人，哪里想到牛玉又出现了？从今以后，如果还不以牛玉为鉴，思考预先防范的办法，又怎么知道后日的祸患不会超过牛玉呢？然而预防的办法，并不是要把内官远远赶离左右，也不过是三件事：第一，不许内官参与国政；第二，不许外官同内官私下交结；第三，不许内官的弟弟、侄子在任职掌事，同时不许他们置办产业。这三件事并不是臣等个人的意见，实在是太祖高皇帝已经制定的法则。《诗经》说：“不犯错误，不忘旧制，一切都遵循旧有章法。”陛下如果真能实行这些规定，不只是国家的福分，也是内官的福分。臣等披露肺腑，为陛下明白地说明这一点。自古以来，内官中贤良的，万无一人。没有事情时，他们似乎谨慎；一听到国政，就开始作奸欺骗。他们如果听说陛下将要任用某人，就一定先把消息卖给对方，以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听说陛下将要办某件事，就一定先泄露出去，以此扩张自己的势力。人望一天比一天归向他们，威权一天比一天强盛，内官的祸患就由此兴起了。这就是臣等劝陛下不许内官参与国政的原因。内官侍奉陛下，免不了早晚都在左右，而文武大臣并不知道。那些不顾廉耻、同内官交结的人，有的送给他们金银珠玉，有的对他们奴颜婢膝，内官便认为这些人贤能，早晚在陛下左右称赞他们。那些正直端方、不阿谀奉承、不私下拜访的人，内官便认为他们不贤，早晚同人一起诋毁他们。陛下天性圣明，本来不会被迷惑，但日积月累受到影响，也难免产生疑心。被称赞的人很快升到显要职位，被诋毁的人长期屈居下级官员。怨恨不归于内官，反而归于朝廷；恩惠不归于朝廷，反而归于内官。贿赂日益流行，威权日益强盛，内官的祸患就由此兴起了。臣等劝陛下不许外官同内官交结，原因就在这里。内官的弟弟、侄子等人被授予职务、掌管事务，依仗势力为非作歹，聚集奸邪、豢养恶徒，家中奴仆数以百计，财货多达万余，田地连接千顷，马匹拴养千匹。内官正因为有这样的家产，所以贪婪无厌，奸弊百出。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宫内，心思实际上在宫外，内外相互勾连，祸乱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是臣等劝陛下不许内官的弟弟、侄子在外面掌事，也不许他们置办家产的原因。陛下如果真能以前代那三个人的事为鉴，在今天实行这三件事，那么祸乱自然不会发生，灾害自然不会产生。假如不这样做，那么祸乱从宫墙内部兴起，祸患从身边发生，其中的后果实在不可预测。然而臣等今天所说的，正是众人所忌讳的事情。臣等虽然愚钝，也知道躲避祸患；但承受朝廷恩典，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身居言路之职，不能苟且容忍。陛下如果能够实行而不疑惑，臣等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只希望陛下听取并明察。奏章上呈后，诏令说：“牛玉破坏大婚礼仪，众人都没有参与，朝廷已经作出处分。王徽等人不了解真实情况，胡乱发言以求取名誉，希望得到提拔任用。命令吏部把他们全都调往远方任官。”于是王徽等人都调任州判官：王徽任普安州判官，王渊任茂州判官，朱宽任潼川州判官，李翔任宁州判官，李钧任绥德州判官。这份奏章的草稿，大概是李钧执笔写的。成化四年，尚膳监太监潘洪上奏说，两淮积存余盐五万九千引，请求命令他的侄子潘贵中纳资领取。此事交户部参议复核，奉旨说：朝廷积存余盐，是为了等待边疆使用；祖宗明文规定有禁例，享受俸禄的人家尚且不可以纳资支取，何况内臣呢？内臣供职宫廷，凡是养生送死的事情，自有办法处置，本来不必谋利来增加家产，何况还要损害国家的盐课来使私家获利吗？不许同意。（按：成化二年已经准许太监李棠开中辽东盐一万引了；从此以后，又赐给太监陈玹一万引、潘午一万引。）

译皇上派太监郑同、翟安册封朝鲜世子李晄为王，派太监沈绘向已故国王致祭。使者出发后，辽东巡按御史侯英上奏说，郑同、翟安都是朝鲜人，他们的祖坟、父兄和宗族都在朝鲜，对朝鲜国王难免行跪拜礼并有所请托，这非常损害中国的体统。礼部把此事上报，诏旨说侯英说得对。今后赍赏、派内臣册封等礼仪，仍然选拔有学问的廷臣充任正副使。（按：这是内臣不再册封国王的开始。） 成化五年，巡抚贵州都御史陈宣上奏：少监郑忠、南京伯毛荣各自带着参随，放纵他们的差役占用军人和随从，办理、收纳每月粮饷，奴役侮辱有司，钻营谋求财货贿赂。近来太监钱能出镇云南，途经贵州，随行官舍百般索取，百姓和官吏惊慌逃散。请求将他们一并召回。兵部复议说，按照特别诏旨所规定的人数办理，只须命令巡按御史严加禁止惩治即可。朝廷同意了。这一年，内使杜衡盗窃内府黄金二两、白银二百两，匠役缪谅替他支用花费。案件交都察院议处，原拟按赎罪和徒刑分别处理。诏令立即在市中斩首。成化六年，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郭阳上奏说：“太监钱能刚强果断、能够办事，政务归于一统。现在听说他有病，请仍然留在镇守任上。”士人舆论鄙视他。成化十一年，安南国请求从云南道路入贡，大概是因为太监钱能私下同安南往来造成的，朝廷不准许。成化十三年，巡抚云南右都御史王恕等人弹劾镇守太监钱能及其随行指挥卢安等人的罪行。都察院复奏，派刑部署郎中锺蕃前往，会同三司官员审查此事，并逮捕钱能回京，一并审理。诏令说，如果钱能确实有罪，就上奏处理。当初，钱能派指挥使郭景到京师奏事，说安南国有捕盗的夷兵侵犯边境、进行劫掠，请求敕令安南国王加以约束。朝廷于是命郭景带敕令前往。旧制度规定，出使安南道路必须经过广西，但郭景却取道云南。钱能把玉带、宝绦、蟒衣、罗缎、犬马、弓箭、鞍辔等物品托付郭景，私下赠送给安南国王，于是郭景从云南到达安南，收受了很多馈赠。回来后，钱能诱使安南贡使仍然取道云南前来，中途用别的话欺骗他们，自己先行离开。等贡使来到云南边境，守边者阻拦他们，不许进入。边民以为安南人入侵，纷纷惊疑，想要躲避。总兵和三司官员派人向贡使反复说明情况，贡使才返回。朝廷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三年后，有一个男子从安南归来，说曾看见一个指挥带着三十多人到安南，用犬马等物品赠送给国王。诏令下达给巡抚、巡按官，命他们查问。原来郭景从安南回来后，钱能多次派他同指挥卢安、苏本、百户杨能等人遍历各夷地，在干崖、孟密等宣抚司索取财物。郭景获得了那些地方的宝货，甚至逼奸曩罕弄的孙女，并答应为她开设衙门、让她掌管事务。郭景回来到金齿时被捕，便投井自杀。于是王恕同巡按御史审问郭景的同行者，查明事情始末，这才上奏朝廷。九月，巡按云南监察御史甄希贤等人弹劾镇守太监钱能以及都指挥方明、周佐、布政司参议金酝、按察司佥事翁遂等人的罪行。都察院请求逮捕甄希贤等人审治，方明等人和钱能等候再次勘查后再处理，诏令准许。此前，钱能的随从时常到矿场索取财物。恰逢有人说守矿的三个千户私自开采矿银，钱能没有上奏请求，便擅自派人把他们拘捕。三人害怕了，共同拿官课银一千两送给钱能。钱能认为不够，召来方明、翁遂一同审问，用大棍杖打他们，打死一人。方明让他的属下把死因报作病死，于是委托翁遂同金酝彻底办结此案，又以赃罪诬陷死者。后来周佐把矿场多余的课银赐给死者的同案人员，于是死者家属把这件事告到朝廷。朝廷命锦衣卫官员前往，会同刑部审刑官和巡按御史审问，查得了实情；又把钱能等人的事情一并弹劾，案件交都察院处理。都御史王越畏惧钱能的势力，独自拖延此事。成化十四年，刑部郎中锺蕃等人勘查上报：巡抚云南都御史王恕所奏，镇守太监钱能派指挥郭景带着玉带、蟒衣以及犬马私下同安南国王往来，又派卢安、苏本等人同干崖、孟密等各夷地交通，这些事情都属实。都察院请求把钱能等人逮捕到京城治罪，皇上特意宽免钱能，并降敕严厉责备他说：“法司奏报审问你的违法事情都属实，而你所奏巡抚官员的事情都是诬陷，罪状十分明显。本来想把你戴上刑具押送到京城，依律审问拟罪，但念你镇守边疆多年，姑且曲法宽免你。你要以做好镇守职责为要务，以地方人心为重，严格约束下属，不得再对所属军卫和有司进行骚扰。何况土官是化外之人，祖宗以来只是让他们按时纳贡，加以羁縻而已，同内地不同。今后每件事情都必须同黔国公沐琮以及巡抚、巡按御史、三司官员共同商议，委派三司中廉洁明断的官员前去安抚晓谕、查勘审问，不得任性擅自派遣无赖之徒，像以前那样索取诈骗，挑起事端、招来叛乱。万一出了差错，罪责将归于谁？你要警戒，谨慎行事。”镇守云南太监钱能替指挥姜和、李祥请求恩免其罪，朝廷同意了。当初，钱能在云南多次派手下到孟密等地索取金银珠宝等物，被巡抚都御史王恕上奏，朝廷命官员查勘属实。皇上既然宽免了钱能的罪，只处罚他的下属九人，但姜和、李祥仍然依仗势力偷偷躲藏，不肯接受逮捕，于是诏令巡按御史到当地追问。到这时，钱能又替二人请求宽免，说他们不避艰险，对边疆有功劳，并且以王恕等人诬陷他们为理由，最终批准了他的奏请。成化十四年十一月乙酉日，南京内官监覃力朋进贡，另有马快船一百艘，其中装载了大量私盐，役使民夫牵挽，还遍处向州县驿递索取，得到白银五百多两以及相当数量的钱帛。船队到达甲马营巡检司时，巡检司向武城县申报，武城县派典史带人盘查询问。覃力朋便带着众人拒捕反击，打断典史的牙齿，射杀一人，伤了很多人。内官汪直廉得知后，逮捕覃力朋等人审治，查明属实。刑部按私盐拒捕律判处斩刑，朝廷同意。但后来覃力朋竟然因为受到宠幸而免死。司设监太监沈绘被交下狱，拟判斩刑。沈绘获罪，是因为依仗宠幸，长期作恶；后来被皇上疏远斥责，常常心怀怨望。奉御贾祥于是教他私自制造兵器，让家童操练，以防备意外。有人害怕祸患，便揭发沈绘平日多次盗窃内库金银器物等各种违法之事，并说他的弟弟千户沈广贪淫邪伪，不按时披甲出入皇城，意图不可测。案件交法司推问，全部属实。命令将沈绘、贾祥斩首，沈广绞死，都按所拟法律执行，并下狱监候。其党羽二十一人免除死罪，缴纳赎金后，送司礼监奏请处治。

译成化十三年五月，罢免西厂负责缉事的官校。当时太监汪直办理事务，官员和校尉的势力更加横暴，公私受到骚扰，路上的人只能互相使眼色。朝廷大臣也都惴惴不安。内阁大学士商辂，学士万安、刘翊、刘吉提出了意见。皇上震怒，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昌、黄高到内阁，严厉地传达旨意，对商辂等说：“朝廷任用汪直侦缉访察奸弊，有什么坏处？你们竟然这样说，是谁先提出这个主意的？”商辂等回答：“汪直违背祖宗法度，破坏朝廷事务，失去天下人心。我们同心一意，是为朝廷除害，没有谁先谁后。”怀恩说：“不是这样。圣意怀疑这份奏章未必是你们四个人共同的意思，落笔时一定有最先提出的人。”万安说：“汪直依仗权势害人，人人都想说，只是不敢罢了。我们共同承受朝廷厚恩，主意完全相同，谁是单独最先提出的呢？”刘翊激动得流泪，说：“我们在青宫侍奉皇上，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幸好朝廷清明，四方无事。如今忽然汪直造成祸害，使远近不得安宁，我们怎么忍心坐视？我们发誓不与他共同站在天地之间。”刘吉说：“汪直的罪行，即使我们不说，不久也一定会有人说。如今奏章既然已经呈上，贬黜、谪罚也只是听凭命令，我们没有什么可回避的。”于是怀恩等人的语气缓和下来，慢慢说：“朝廷命我们写明你们上奏的原因，现在你们都坚持这样的说法，应当据实回去答复。如果皇上召见询问，希望你们不要改变先前的话。”商辂等说：“是。”怀恩等人离开后，商辂举手摸着额头说：“几位先生肯这样替朝廷承担事情，我还有什么忧虑呢？”原来万安等三人都曾随侍青宫，商辂因为先朝旧恩，担心皇上怀疑自己，又担心这三个人不同心，所以这样说。不久怀恩等人又回来，传达旨意说：“你们所说的很对，汪直破坏事情，朕实在不知道。现在就裁撤西厂，遣散官员和校尉。你们各自安心办事。”商辂等都叩头谢恩说：“先生不知道，我们几个人已经封住了他的口。问是谁呢？就是黄赐、陈祖生，他们都被拦在东华门外，不许进来见皇上。”汪直诽谤说他们是福建人，同杨、毕二人一起怀疑这份奏章是黄赐、陈祖生指使的。第二天，兵部尚书项忠起草奏章，会同各部院大臣一同上奏；奏章被留在宫中，没有发出，于是西厂被裁撤。皇上召见怀恩，数说汪直的罪过并责备他；怀恩退回本监。又调韦瑛到边卫差操，遣散各旗校，让他们回锦衣卫。锦衣卫上奏说，派在外面的二十名旗校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于是命都察院发文，令各地巡按御史随处张贴告示晓谕，不得滞留；人们对此都感到痛快。然而，皇上的心意仍未完全释然。起初，西厂逮捕的人犯大多没有案籍，便交由法司考查验证。到这时西厂被革除，相关人员各自散去。有个太医院判官蒋宗武，穿着囚服回到家中，家人还没有察觉。于是将黄赐、陈祖生贬谪到南京。辛卯日，太监怀恩传达圣旨：锦衣卫副千户吴绶在镇抚司与林峦、问刑千户杨瑛一起审讯，仍回本卫办事。吴绶相貌丑陋而心地险恶，很通晓公文，擅长文辞。当时西厂虽然已经革除，皇上仍暗中召汪直察访外间动静，并且命他寻访善于文书事务的人来辅佐自己。有一个军卒告诉汪直，锦衣千户吴绶能够撰写本章、通行文移。汪直于是召他前来，让他拟写三道批答，封进后符合皇上旨意，于是便有了这项任命。吴绶后来用一把银壶谢汪直推荐自己。六月甲辰日，革去兵部尚书项忠的职务，降为平民。项忠已经拟好奏稿，命郎中姚璧请各衙门堂上官署名上奏，请求革除西厂。汪直因此怀恨项忠，项忠心中不安，便请求回乡养病。事情尚未实行，汪直便指使东厂官校揭发江西都指挥使刘江与指挥黄宾的私情，说黄宾为了向其兄、太监黄赐求情，使镇抚尤鉴嘱托项忠，并使武选司郎中姚璧得以从京卫选取人员办理江西都司事务，于是案件才交给都察院。左给事中郭镗、监察御史冯贯等也交相弹劾项忠违法之事，言辞牵连到他的儿子、锦衣卫千户吴绶，以及兴宁伯李震、守备靖州指挥使庄荣、甘肃参将都指挥同知刘文、宁府仪宾王允寿，还有彰武伯杨信等十三人，都说他们平日与项忠有交往。皇上命三法司和锦衣卫在朝廷会审项忠，项忠抗辩不服；但众人都知道这是出自汪直的意思，没有人敢违抗。案件审结后，左都御史李宾等具奏，项忠最终被罢职为民。姚璧调任外地，李宾罢为平民；赐降为长随；李震降为左都督，发往南京闲住；庄荣降为指挥同知；刘文降为署理指挥使；吴绶降职到湖广九溪卫带俸差操；仍派官员前往江西，将刘江和王允寿逮捕到京审问，而宽免杨信等人，其余罪名都按拟定的处理执行。

译这个月，监察御史戴缙说：“近年以来，灾异接连发生，承蒙皇上屡次下谕，命两京大臣一同修身反省。可是训诫明白昭著，为什么听见了却轻忽置之？没有听说大臣进用了什么人才、罢退了什么不肖之徒来巩固国家根本；也没有听说群臣革除了什么积弊、提出了什么谋略来匡正治理。只有太监汪直缉捕杨曅、吴荣等人的奸恶，查办高崇、王应奎等人的贪赃；又如上奏释放冯徽等受冤屈的军囚，禁绝里河一带危害人的积弊。这些事情都符合公论，足以使人信服并警戒众人。无奈他的部下官员韦瑛等人不能体察圣心，行事张狂。现在大臣已经上奏并得到皇上批准，西厂即将革除；这也正显示皇上有古代帝王从谏如流的盛大胸怀。恭请皇上推诚任用人才，及时修明政务，使下层革除积弊，上层清明善治，这样以后天意才可以挽回。”当时西厂刚刚革除，人心稍微安定。戴缙任职九年考满，却没有得到升用，久而久之更加失意。他探知西厂虽然革除，汪直仍然受到宠幸，于是假借灾异上奏，称颂汪直的功德，希望借此得到升进。他先把奏稿给汪直亲厚的锦衣卫所千户吴绶看，汪直得到奏稿后替他说情于皇上，然后戴缙才上奏。于是汪直又重新开设西厂，侦察窥伺更加苛严，百姓不堪其苦，甚至有人因此家破族灭；他的气焰炽盛，天下听闻后都畏惧他。这场祸患实际上是由戴缙开端的。戴缙又上奏自我陈述一事，更加迎合汪直的心意。原来汪直曾经诋毁杨曅，投书给大学士商辂、都御史李宾和尚书董方，请求他们放宽对杨曅的罪责；皇上相信了他，却难以施行。戴缙的奏言正好切中这个机会，所以尤其受到汪直的喜爱。据说江西人杨福假称自己是太监汪直，事情败露后，审定为斩罪。杨福曾经像奴仆一样侍奉内使崇某，随其入京后却背叛了他；回程经过南京时，遇到熟人，说他相貌像汪直，杨福便假称自己是汪直，而那个熟人假扮校尉为他前导。杨福从芜湖县乘坐驿传、享用廪食，经过常州、苏州，又由杭州、绍兴、宁波各府经过，地方官都争先恐后地奉承他。市舶司的内官也相信并害怕他，官民大多拿着诉状前往申诉，他有时还替人处理诉讼。到了台州、温州、处州以及建宁、延平，他都拿着盘缠粮饷来张扬威势。所经过的地方，他虽然假装廉洁来取得信任，但被假校尉夺取的财物已经很多。到达福州后，他声称有敕旨，从三司官员以下都恭敬迎候；有小官违逆他的心意，便立即杖打。最后因为没有符验，被镇守太监卢胜等人察觉，依法逮捕审问。当时汪直的势力震动天下，所以小人借助他的威势，像这样扰乱、危害百姓。成化十五年五月，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牟俸贬谪戍守边地，调翰林院侍读学士江朝宗到外地任职；其余因牟俸而被连坐获罪的人，也分别受到不同处罚。庚午日，将兵部右侍郎马文升贬谪到四川重庆卫戍守。起初，马文升奉敕前往辽东抚慰、晓谕辽人，当时太监汪直也前往查办事务。巡抚都御史陈钺向汪直诬陷马文升。汪直回朝后，正好兵部尚书余子俊有一份弹劾陈钺的奏本，陈钺怀疑是马文升所作，于是指使汪直上奏，说马文升擅自办理事务、心怀奸诈而不忠，抚慰安定边民没有办法，以致挑起边境事端。原来陈钺与汪直长期勾结，见马文升招抚辽人后大多顺服，只有少数人不服并侵犯边境，所以汪直便借机陷害他。锦衣卫指挥吴绶迎合汪直的意思，拼凑材料制造成案件。刑部不敢违抗，依据“指挥、千户导致所属军人反叛”的条文，便下令贬谪戍守。人们都替马文升感到冤屈。成化十六年正月，兵科给事中孙博说：“东西两厂侦缉事务的旗校，大多抓住细小过失来中伤大臣。旗校本是供役使的低微之人，大臣却担负国家辅弼的职责，哪里能反而使旗校比大臣更值得信任？即使他们所侦察的全都属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一旦有一项失实，损害实在很大。请求严加禁止并革除。”皇上说：“孙博不懂事情的体制，他所陈述的多是浮泛之辞，本来应当追究治罪，姑且宽恕他。”当时汪直听说孙博的奏言涉及西厂，非常愤怒，召孙博当面严厉斥责，又命纪功把孙博带去，众人都替孙博感到危险。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吴原等弹劾说：“辽东镇守太监韦朗、总兵官缑谦、前任巡抚都御史陈钺等人，挑起边衅、冒领功劳，贻误战机、隐瞒罪过，把祖宗的法度视为不足畏惧，把百姓的生命视为不足怜恤；他们的不忠不仁，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虽然曾被御史强珍弹劾，不过只是停俸、带罪任职，罪情重而法罚轻，公论并不满意。恐怕边将竞相仿效，把贻误战机视为寻常，把隐瞒实情视为得计，请求重重治罪，以作为臣下欺骗蒙蔽的警戒。”监察御史许进等人也这样上奏，并且说陈钺就像宋代的黄潜善、贾似道，罪行尤其严重。皇上说：“你们所说的都对，韦朗等人本来应当重罪惩处，但事情已经处理过了，就算了吧。”不久，太监汪直从辽东回来，对强珍弹劾他的事情怀恨在心，便上奏说强珍办事违背常理，胡乱上报被俘人畜的数目过多，请求治他欺骗蒙蔽之罪。锦衣卫千户萧聚前往查勘；如果强珍的奏报不实，就用刑具押到京城审问。八月癸酉日，将监察御史强珍贬谪到辽东边卫戍守，辽东都指挥佥事王宗降三级，带俸差操。此前，强珍巡按辽东，弹劾镇守太监韦朗、总兵官缑谦、巡抚右副都御史陈钺贻误战机的罪责，并委托王宗查勘被俘人畜的数目。陈钺等人已经因罪被停俸，太监汪直便上奏说强珍欺骗蒙蔽，命锦衣卫千户萧聚前往查勘，将强珍和王宗用刑具押到京城。汪直先把强珍拘在御马监拷打，然后才上奏报告，皇上命官员会审。强珍因上奏不实获罪，王宗因违背制度获罪，按律都应赎杖后复职。内批说：“朝廷对于风宪官弹劾的事情，从来都认为属实。像强珍这样心怀奸诈、欺骗蒙蔽，诬告他人重罪，难以按通常条例处理，贬谪到辽东边卫戍守。王宗降三级，差操。”不久，因为兵部及科道官员先前曾经妄自弹劾陈钺等人，都察院上奏说派御史查办不当，命他们分别回奏，众人都服罪。皇上责备都御史王越等人办事不谨慎，姑且宽免他们，但仍告诫说再犯不予宽免；兵部及科道官员各停俸三个月，陈钺等人此前被停的俸禄也一并免除。当时舆论认为处理不公平，但众人都默不作声，没有人敢进言。九月，闲住的都指挥佥事韩斌用银三百两，托太监汪直所任用的指挥尹通谋求掌管事务。事情败露后，韩斌被逮捕送交刑部，拟定徒刑，按律应当赎罪，皇上特命免除赎罪，释放了他。

译成化十八年正月庚申日，命太监汪直总镇大同、宣府等地。起初，汪直与王越奉命征讨辽北，后来命王越镇守大同；到这时召回游击将军、京营等官员，只有汪直和王越共同办事。原来皇上已经知道他们过去互相构陷、欺骗蒙蔽的情况，逐渐疏远了他们。起初，汪直与王越选军后相处很久，交情最为亲密。汪直有时忘记戒备，泄露宫禁中的话，王越记住后间或把这些话告诉自己亲厚的人，汪直都不在意。到了征讨辽北时，汪直与陈钺谋划要使王越陷入困境，王越便拿这些话要挟汪直，汪直不敢有所行动。威宁回来后，有盗贼夜间越过皇城进入西内，偷窃衣物和粮食。当时搜捕得很紧，东厂校尉将他们缉捕归案。太监尚铭把这件事上报，皇上非常高兴，给予厚重赏赐。汪直听说后大怒说：“尚铭是我提拔任用的人，你竟敢背叛我，独自占有这份功劳，我一定要设法扳倒他。”尚铭害怕了，想查访这件事。正好王越亲厚的人已经与王越反目，暗中把王越说过的话告诉尚铭，尚铭将此事报告宫内，于是揭发了汪直和王越相互构陷的事情，汪直便被疏远，王越也被斥退。乙丑日，命总督大同、宣府的太监汪直专门镇守大同；调大同太监陈政镇守延绥，延绥少监韦敬镇守宁夏，命龚荣返回京师。三月壬申日，太监汪直既然在大同不能回京，六科和十三道官员交相上奏，说他苛刻侦察、制造纷扰，严重损害国体，请求仍然革除西厂。皇上批示说：“朝廷自有处置。”于是内阁大臣、太子太保万安约太子少保刘珝说：“西厂为害已经很久了，现在科道官员想革除它，朝廷却不听从，我们难道能坐视不管吗？应当设法劝说皇上，应该听从众人的意见。”刘珝不同意，说：“西厂办事有什么不公道的地方吗？”万安说：“你不愿意做，我自己来。”于是亲自署名上奏，题说：“恭敬地想，太宗文皇帝建立北京，为了防微杜渐，无所不用其极。起初命锦衣卫官校暗中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等事，仍担心外官徇私，于是设置东厂，命内臣提督控制，使两者并行，内外互相制约；实行了五六十年，事务已有固定规制，人们也容易遵守。往年城中禁止妖狐夜间出没，民心惊惶，劳烦圣上忧虑，于是增设西厂官校，特命太监汪直提督缉访，用来戒备意外，所以只是权宜之计，以安慰人心。后来却更加纷纷扰乱，臣不再赘述。如今汪直已经奉敕镇守大同地方，京城内外大小官员以及军民众人异口同声，都说朝廷革除西厂最为便利。恭请圣明洞察事情，俯顺下情，将西厂特颁敕旨革除，罢免官校，全部退回本卫，这样旧有制度可以恢复，人心也可以安定。西厂存废，实际上与人心和国家治理体制的关系最大，臣不敢沉默，因此上疏。皇上于是罢除西厂，朝廷内外都欣喜。成化十九年六月，将镇守大同的太监汪直调往南京御马监。巡抚大同都御史郭镗上奏说：汪直与总兵官许宁共同办事以来，许宁害怕受到汪直欺凌，汪直则忌恨许宁与自己相争，双方互生嫌隙，不能和睦协作。试举五件事作为证明：许宁命士卒分班聚集在槽边喂马，汪直认为把下人拘留在一处不便，这是第一件。许宁和汪直彼此嫌恶，预先把人马分成四营，每营二千人，各自作战，彼此分开，凭什么抵御敌人，这是第二件。许宁想把人马拨往野口、宣宁、黑山、怀远四处，汪直却想拨往沙河、红寺二堡，来回争论数次，至今还没有定议，这是第三件。汪直认为右卫游兵调到大同的只有五百人，而把总官却有四员，官多军少，想让其中两员返回本卫；许宁认为既然已经调来，就不必调回，使下属惶恐，不知如何遵守，这是第四件。游击将军董升最近在天城截击杀敌，汪直认为地方没有战事，可以把他调回来；许宁却说调去不久，应当留下不要调回，两人争论数日仍不能决定，这是第五件。他们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不能全部列举。平时尚且如此，突然遇到强敌，难道不会丧失军队、败坏事情吗？这就是臣所忧虑的。事情交给兵部详察，尚书张鹏等人说：如今边防事务正繁重，必须将领协和，才能有所成功。汪直、许宁屡次受到告诫，却仍然执迷不改，如果不及早处分，恐怕留下后患。皇上说：汪直、许宁不把边防重任放在心上，互相发泄私愤，办事多有违背；万一发生警报，靠什么抵御敌人、取得胜利？从前廉颇、蔺相如尚且知道先考虑国家大计、后处理个人仇怨，汪直等人难道反而想不到这一点吗？现在姑且宽免他们的罪过，下敕书严厉责备。汪直可以调往南京，太监蔡新调往大同，简颙调往宣府，务必让他们协同办事。仍命司礼监太监李荣前去晓谕汪直，然后遣送他离开。起初，汪直出使时嫌健马颠簸，不肯骑乘，常常乘骡车，日夜奔驰，地方官员追赶迎候不及，动辄遭到鞭打。有个定州知州裴泰，预先准备饭食等待汪直；汪直到达后，仆从全都吃饱喝足，兴高采烈，汪直心中记住了这件事。到这时汪直被遣送，途经曲阳县，地方官听到风声都害怕躲避，汪直到达后，只能在空寂冷落的公馆中困卧，面对一盏孤灯闪烁。正好裴泰因曲阳上级官员前来迎谒，汪直非常高兴，向他索要食物；裴泰把自己所带的粗劣饭食送上，汪直于是忘记了【原文疑误：“已汝待之”】，并且说：“我已经不是从前那样了。我这次向南行进，皇上的心意仍然难以揣测。明天出发，只要把车马准备好，能够起程就够了。”裴泰说：“是。”到天明时，他催促驾车离去，声势寥落。人们认为他这种小人得势时张扬、失势时凄凉的样子，可以作为世人的戒鉴。八月，将南京御马监太监汪直降为奉御，革除威宁伯王越的名爵，将他安置在安陆州；革去南京工部尚书戴缙、锦衣卫带俸指挥吴绶的职务，都在原籍降为平民。工部左侍郎张颐退休。皇上既然让王越和汪直出守边地，渐渐表现出疏远斥退之意。不久又调汪直居住南京，派太监李荣催促他动身。到这时，科道官员才弹劾他的八项罪状：一是辜负圣恩，忍心欺骗蒙蔽；二是虚报功劳次序，滥行升授官职；三是侵吞盗取钱粮，使府库枯竭；四是排斥善良之人，任用奸邪之徒；五是擅自施展威权恩宠，使人心惊疑；六是蓄养、接纳无籍之人，与恶人互相帮助；七是结交朋党，扰乱朝政；八是轻率挑衅强敌，擅自挑起边境事端。排斥正直、任用奸邪，本来应当置于重典，姑且从轻发落，于是降黜汪直等人，并追夺王越的诰券；将伦钰、春世弼编发为民，将彛聚宏发往湖广边卫充军。当时【原文疑误：“俸已故”】，命马文升、强珍、忠某复职后退休。韩斌恢复冠带，闲住。只有陈钺已经退休，以及永宪，不再追问。

译成化十九年九月，诛杀妖人王臣，并传旨在江南示众。王臣任锦衣卫千户时，因妖术受到太监王敬的信任。王敬奉命出使苏州、常州等府，奏请将王臣及百户王完等十九人，按照他们每到一地便欺凌官吏、毒害善良、假传诏旨、搜括奇珍玩物等罪行治罪，说这些都是王臣所为。王臣又大量掠取美女，因而淫乱。回到京城后，太监尚铭揭发此事，案件交给都察院审讯，查得属实。案件上报，皇上说：“百姓的情状常常苦于不能上达，王臣等人在外面假传欺诈、为非作恶，使东南百姓再次遭受荼毒，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罪状既已暴露，不重重诛戮不足以向天下谢罪。立即将王臣斩首，并仍在受害的州县枭首示众。王敬发往南京孝陵卫充净军种菜；王完等发往开原、肃州二卫充军，家属随同居住。这一年十一月，太监王敬、千户王臣等以购买书籍、采办药材为名，乘坐驿传车马向南行进，所到之处肆意暴行，横行索取财物，搜取奇珍玩物，官民都受到他们的祸害。凡是江南书画和玩器中奇特绝伦的，几乎都被搜罗殆尽。到了苏州府，王敬命生员抄录所谓《子平遗集》，众人以此妨碍、荒废学业为由推辞。王敬便命有关官府把他们追捕到驿站，乱加鞭打。生员赵汴等人哄然喧骂，数说王敬扰害百姓的各种罪行。王敬回京后，上奏申诉，案件交给巡按御史审问，拟定杖刑并准予赎罪，奏请后获得批准。江南巡抚王恕上疏弹劾太监王敬，大意说：“近来见内官监太监王敬持有驾帖，驾帖只写明前往苏州、常州采办药材、收买书籍，没有其他拘捕大户、索要银两的缘由。谁知王敬动辄以朝廷名义索要银两，没有限度，使东南骚动，百姓不堪忍受。王敬刚来，太监段英又到了，办理药料、冰梅，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已经办置并支付价银六千两，镇江、太平、池州、宁国、安庆、徽州、广德七府州又交银一千五百两；又发给松江府钞四百块，索要银两二千两。王敬发放盐一万五千五百引给宁国等府，强迫索取银三万二千五百两。又有数百船盐发往江北庐州等府卫和江西南昌等处，强迫出售所得还不知道有多少千万两。到了苏州、常州等府，刑罚驱迫、权势逼勒，索取官民银三万六千余两。他们在江浙两布政司以及前往南京的沿途所索取的官民金银，又不知道有多少千万。千户王臣专门施弄左道邪术，而王敬听任他摆布；船只首尾相接，满载财物而归，损害国家体面，严重失去人心。”我谨将臣所管辖地区被索取金银的数目列举上报，恭请皇上留意难以保全的天命，割舍对败坏事情的小人的恩情，明正法典。皇上下诏派官校用刑具押送三人，交锦衣卫狱审理；王敬、段英充为净军，王臣伏法被诛。朝廷内外虽然都称快，却认为王敬等人仍然侥幸免死。常州知府孙仁当时被王敬诬告而逮捕，王恕也上奏请求释放他，皇上批准了。（按：王三原劝谕弹劾王敬的奏疏，正好与尚铭访查采办之事相合，而王敬获罪，实际上是尚铭揭发的。）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三。明代王世贞撰写。中官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