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三

译《枝山野记》说：永乐年间，刘行业端父子考取乡荐，会试落第。途中遇到一名被水冲走、尚未沉没的女子，她哭喊求救，刘行业端命人把她救上船，带她一起回去。途中她容貌洁白，身体没有被水浸坏。到了家里，刘行业端的妻子迎上来问：“是买了妾吗？”刘行业端告诉她事情经过。女子叩头说：“我本是士族女子，如今全家都葬身鱼腹了。感激君子使我重获生命，请让我做婢女来报答。”刘行业端说：“哪有这种事？还能够把你送回去。”于是立即派人送她回去。送到后，只见茫茫大水，亲友熟人全都不在了。刘行业端又把她带回家，命人好好照料，并为她选择丈夫，将她嫁出。妻子说：“她已经没有家了，您不是想把她收进家中吗？即使嫁给别人，也未必胜过嫁给您。这大概也是天作之合，就让她留下来侍奉您吧。”刘行业端坚决不同意，妻子再三劝说，过了很久他才同意安置她。两房共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就是后来官至大宗伯的文安公刘定之，次子就是布政司参议刘寅之。考察《永新县志》：刘文安公的母亲夫人留氏，是本县虎溪田家的女儿。当初石潭先生年过四十还没有子嗣，我的高王父帅正翁与先生是老朋友，于是劝他考虑纳副室。先生说：“我也考虑这件事很久了，只是怎么办呢？”帅正翁说：“虎溪我留家老妇有三个女儿，长女已经到了及笄年龄，却还没有订婚。” 先生点头同意。帅正翁回去后，就同高王母刘夫人商议。第二天，高王母借着两家交好，故意约石潭先生的正室欧阳夫人到虎溪，暗中约定让夫人把钗环藏在衣袖中作为给女子的聘礼，而且不让留家老妇知道。到了那里，却已有暗中泄露消息的人。老妇的长女于是先躲到后山松树的树荫中，无法把她叫来。高王母便悄悄对欧阳夫人说：“现在看到的次女虽然年纪稍小，但确实非常俊秀出众，善于体察人的心意，取她来替代长女作为聘礼对象，难道不可以吗？”欧阳夫人深以为然。高王母于是起身拉住次女的衣袖说：“我早就知道你是有福的女子。”随即强行把钗环给她戴上。过了一年，便生下文安公。后来留氏多次受到封赠和褒奖，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富贵显达，出入宫禁，享受荣华富贵几十年，九十岁才去世。所谓有福的女子，难道是虚说吗？如今小说妄称先生纳了一个被水冲来的女子，严重诬蔑先正的出身，不能不加以辨正，所以特意详细记载此事。《永新县志》是宗伯尹台所撰，应当不会错误；《野记》所载，大概只是故意修饰美化罢了。不过留氏实际是刘氏，尹公也不免因为同姓而有所隐讳。据《杨文贞三朝圣谕录》说，宣德年间，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和他的儿子刘辐，都因贪赃获罪，司法部门议定判处死刑。文贞公和建安公都是经历四朝的旧臣，请求从轻发落。皇上说：“看在你们两人的面子上曲法免除他们的死罪，可以发配去做边地官吏。”建安公回答说：“士人可以杀，不可以辱。发配做边地官吏，与死没有区别。”起初只把刘辐戍守辽东，而刘观则跟随养父。可是刘观在永乐十二年，实际上是因为刑部尚书一职被贬为本部吏员，到第二年才恢复官职。因此当时的议论有这样的说法，而《宪章录》说父子二人都被戍边，似乎是错误的。《近峰闻略》说，王文恪公曾说：“宣德年间，巡抚周公忱入朝办理考核事务，皇上命令在乐馆设酒宴，召集公卿大臣陪饮，大家极尽欢娱。唯独东里公没有参加。当天有一位学士醉醺醺地回去，丢失了腰带，词林便为此作了《醉学士歌》。”考察宣德三年以前，朝廷官员有在妓馆设宴的，刘观父子最为严重。那一年，刘观获罪，右都御史顾佐因此禁止并革除这种风气。又过一年，周文襄才被任命为工部右侍郎，巡抚南直隶。又过三年，才入朝办理考核事务，哪里有在妓馆设宴的道理？王文恪是正直之人，长期担任史官，却写出这种说法，大概是苏人轻浮风气遗留下来的习惯。《枝山野记》说：陈祭酒敬宗在留都时，丰城侯李隆任留守，经过丰城，他的夫人就是公主。听说陈公酒量很大，李隆想看看他，结果陈公整天都没有醉。考察起来，李隆是襄城伯，虽然负责南京守备，原本并没有娶公主为妻。又有丰城侯李彬的儿子李贤袭封侯爵，也曾守备南京，接替襄城伯之后，同样没有娶公主为妻。《天顺日录》说：宣德皇帝即位初年，众大臣中只有黄福持守正道、不阿附他人。皇上命他观看戏剧，他说：“臣的性情不喜欢看戏。”皇上又命他下棋，他说：“臣不会下棋。”皇上问他为什么不会，他说：“臣幼年时，父亲和老师管教严格，只教读书，不学习无益的事情，所以不会下棋。”皇上很不高兴。过了几天，皇上下敕书说黄福年老，不必再让他处理政务，实际上是疏远他。考察《三朝圣谕》，黄福当时在淮河漕运任职，是文贞公推荐他任南京户部，只是稍微调剂劳逸罢了。而且当时只有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以及胡忠、安常入宫侍奉，没有听说有下棋的事，似乎不可信。考察史书，史书把这件事记为太宗朝的事，恐怕也是根据《日录》写的，同样不可信。太宗性情严肃，大概从未与群臣对弈；而忠宣当时也多在外地镇守，并不在太宗身边。《菽园杂记》说：正统年间，杨文贞公从江西回朝，沿途经过的府、州、县所馈赠的礼物，一概不接受。耿清惠公当时任淮扬盐运使，馈送四只鸡和一盘面，杨公却接受了，还携着耿公的手同行。他激励、表扬人的心意，就这样默默寄托在交往之中。当时先奉直公客居淮扬，亲耳听到这件事。考察《杨公展墓录》，杨公往返途中，即使驿丞相见，馈送一只鸡也必定记载，难道经过淮扬反而独独不记吗？这件事应当是耿公的事情。书中又说：“听说有个耿运同，也可以相见，却没有见到。”这大概说明前面的说法是虚构的。《枝山野记》说：张太后病势危重时，召三杨到榻前，询问朝廷还有什么大事没有办完。杨士奇首先回答，有三件事：第一，建文君虽然已经灭亡，但曾经临朝统治四年，应当命令史官为他修撰一朝实录，仍然使用建文年号。张太后说：“历日已经把这个年号革除，怎么可以重新使用？”杨士奇回答：“历日只是在一时使用的称号，万世流传的信史，难道可以用洪武年号来掩盖事实吗？”张太后采纳了。有人说：“请给建文帝上谥号为（缺字）皇帝。”第二件事如此如此，张太后也点头同意。第三，方孝孺已经被诛杀，文皇帝曾下诏，搜捕引用他片言只字的人，并论罪处死，请求解除这项禁令，听任他的文章保存并流传。张太后沉默，没有回答。三杨立即快步下阶叩头说：“这三件事我们已经接受了您的顾命。”于是退出，而《宪章录》也因此记载了这些事。考察张太后的遗诏，如今还保存着，却没有听说有这三件事。即使确实有过这些事，为什么实录遗漏而没有修撰？方孝孺的文集直到成化年间才刊行，《宪章

译录》记载马顺杀害刘忠愍刘球的事情，说那名持刀的小校本是卢氏人，和耿九畴为邻。耿九畴一向喜爱他年轻英俊，因此与他来往。后来小校很久没有来，耿九畴感到奇怪。有一天小校来见耿九畴，耿九畴发现他的面色又黄又瘦，和以前不同，便问他：“你难道没有生病吗？相貌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小校吐露实情，并且说：“我是迫于势力，不敢不这样做。”后来听说刘公是忠臣，像我们这样的小人无缘无故做出违背天理的事情，死有余辜。我特意来向您告别，也向您谢罪，您过去错误地爱护了我。”于是痛哭不止，后悔怨恨不已，不久果然死去。《劳堪类编》也据此记载，于是那名小校就被说成是耿清惠一向亲近狎侮的人。耿公是正直之人，怎么会有这种事？而且刘忠愍在正统八年下狱时，耿公正任两淮盐运使，根本没有进京。到正统十三年因受牵连被逮捕赴京，事情查清后立即升任刑部右侍郎。刘忠愍死去已经很久了，二人何曾有过一次交集，却竟敢这样捏造诬陷。《立斋闲录》说，朝廷的旨意由内阁大臣分条进呈草稿，草稿存放在内阁中，称为“丝纶簿”，后来被宦官取入宫禁。徐有贞得到权势宠幸后，便请求皇上依照旧例把丝纶簿送还。另一种说法是，杨文贞请求展墓，担心权力落到次相杨文敏手中，于是把丝纶簿送入宫内。等杨文贞回来请求取出时，就再也没有送出来。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后一种尤其荒谬。草稿原本就在内阁，不能称为丝纶簿；当时文贞、文敏只是因为资历先后，偶然有次序之别罢了。他们所受的委托、信任和宠礼与文贞相同，怎么会因为展墓就把丝纶簿归入宫中呢？嘉靖初年，言事者攻击文贞，并且请求索取丝纶簿，皇上下诏斥责他们，这件事才停止。野史误导人，竟到了这种地步。《余冬叙录》记载，英宗刚即位时年纪幼小，朝廷大政多由太皇太后听从意见后裁决。太后曾在便殿召见执政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濙。太后身边的女官都佩带刀剑，侍卫威严肃穆。英宗站在东边，英国公等人在下面分两边站立。太后召问他们，每个人都说了勉励、称赞的话。轮到杨溥时，他叹息说：“先皇帝曾经称赞您忠诚，没想到今天还能相见。”仁宗在南方监国时，太宗正宠爱汉庶人，并有取代嫡长子的意图。杨溥以翰林学士身份直切进谏，被关入锦衣卫监狱十年。仁宗即位后他才获释，几个月后升任大学士，所以太后才有这样的感叹。太后于是回头对英宗说：“这五个人是先朝精选留下的，皇帝以后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同他们商议；不是五人赞成的事，不可以实行。”英宗接受教诲。不一会儿，太后传宣太监王振到来，王振俯伏在地。太后的脸色顿时变了，说：“你侍奉皇帝起居，常常不守规矩，现在应当赐你死。”女官把刀架到王振的脖子上，英宗跪下替他求情，众大臣也都跪下。太后说：“皇帝年纪小，哪里知道自古以来这类人祸害国家的事情太多了！我可以听从皇帝和诸位大臣的请求留下王振，但以后不得再让他干预国事。”太后起驾后，下诏命英宗赐英国公等人酒饭，众人这才退出。唉！张太后难道就是所谓女中的尧舜吗？宣德、正统二十年间的清明治理，是母仪天下的太后所起的作用。考察杨文敏的行状和《杨文贞三朝圣谕录》，记载最为详细。然而按照召见问答的说法来看，它影响的却是宣宗时期的事情。关于王振的说法，恐怕并不存在。考察杨文敏行状说：“二月乙未日，宣宗陪太皇太后拜谒长陵、献陵、景陵。皇上奉太皇太后的命令，在便殿召见五位大臣，告诉他们说：‘皇帝多次说你们忠诚勤勉，如今天下清平，百姓安宁，这固然是祖宗的福佑，国家能够这样也只是因为你们赞助辅弼的功劳。’赐给他们酒肴以及白金、纻丝表里。”《圣谕录》记载，英国公张辅、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太子少傅杨荣、太子少保杨溥、太常卿杨幼孜入见太后等事，大略相同。太后回京后，杨士奇曾单独进见皇上说：“前些日子在陵上，你们拜见太后，退下后太后对我说，先皇帝过去在京城，常谈到你们的姓名和行事，太后全都记得；你们之间才学的优劣、能否任事，都有评价。太后说，张辅虽然是武臣，却通达大义；蹇义厚重谨慎，但思虑多而决断少；你坚持正直的言论，不避讳触犯皇上的心意，议论事情时先帝多次不高兴，但最终还是听从了你的意见，没有把事情办坏。你曾有一两件事处理失误，先帝非常后悔没有听从你的意见。太后又对我说：‘凡是正直的言论，你不可以认为迂阔而不听从，要谨慎，要谨慎。’考察史书的记载，大略也相同。到了正统年间，却完全没有记载太后召见众大臣的事情。太后召见大臣，是朝廷的盛事；对诸位大臣来说，是极大的荣遇；太后斥责王振，又是盛大的德行。为什么杨文敏行状和《圣谕录》都遗漏了这些事？史书对于太后的圣明政治、王振祸害国家的事情，写得十分详细，究竟有什么忌讳而不记载呢？或许是何文简突然听到前辈的谈论，觉得欣喜便写下来，却不知道其中有错误。《两湖麈谈录》说：正统初年，魏文靖公骥任吏部侍郎。宦官王振倚仗宠幸而骄横，每次出行，即使部堂中的尊官也要收起车舆回避。魏公有一天在崇文门遇见王振，却没有回避。王振记恨他，在宫中进谗言，众人都替魏公担忧。忽然有一天，皇上在便殿召见吏部官员。人到后，皇上问谁是侍郎，魏骥近来做了什么事。魏公慷慨陈述事情经过，并且说：“臣没有才能，却忝居六卿之位，臣自身不足惜，只是朝廷的名器值得珍惜。”皇上温和地慰劳他说：“你所说的是好官。”考察魏公如果确有此事，那是他一生第一件伟大的事情。然而魏公死于成化年间，行状、志传之类的记载有什么需要隐讳的，为什么不记载？又《考古穰杂录》说：魏公非常喜爱吟咏，身体瘦弱，仿佛衣服都承受不起，王振也很看重他，称他为先生；他进见时只带一方手帕作为礼物，王振也不计较。既然说王振看重他，那么王振进谗言害他的事情必定不存在。《古穰》是李文达公贤的门生所作，属于当时人的记载；《两湖》的说法，似乎不是实录。

译《枝山野记》说：英宗有一天单独同杨文敏公谈话，谈到杨家的事情非常详细，又问杨文敏有什么难以自行处理的事情，朕可以替你处理。杨文敏谢绝说没有，皇上仍然坚持追问。杨文敏说：“臣有一个妾，和臣一同经历贫贱，很会侍奉臣。只是这个妾有一个父亲，因为臣显贵，长期依赖臣，臣曾经优厚地待他。如今他侵扰家政，谋求权力和贿赂，颇多妨碍臣办事，臣却没有办法除掉他。”杨文敏的意思，大概是想让皇上命司法官吏依法治罪并把他赶走。皇上忽然回头看着左右，叫校尉来，当面封好一根杖子，让他送到杨文敏家中，把那人杖杀。杨文敏叩头谢恩，然后拿着两根棰杖前往。杨文敏请问其中缘故，皇上说：“既然已经杀了他的父亲，还要他的女儿做什么？”杨文敏叩头说：“这个女子很没有过错，也一向憎恨她的父亲，姑且留下她吧。”皇上说：“父亲因女儿而死，女儿难道能够安心吗？总之势必有些事情无法挽回，日后再后悔也来不及，不如一开始就忍住感情。”杨文敏又再三恳求，皇上最终不答应。校尉离去，不一会儿就报告说父女二人都已经被打死。此时杨文敏还没有离开朝廷。考察此事，别的史书没有记载。杨文敏请假回乡省墓，死在武林，当时英宗才十四岁，事情都由太皇太后主持，怎么会有这样的举动？这件事极像前面记载的徐中山、常开平的故事，都是齐东野人的传说。《闲中今古录》说：永乐末年，诏令允许学官考核期满而缺乏功绩的人，如果确实有子嗣，并且愿意自行净身进入宫中，便可以教导女官。当时有十几个人，后来只有王振这样做了。他官至太监，正统初年在宫中得到宠幸。张太后去世后，他的权势倾动朝廷内外。己巳年，朔漠的额森侵犯边境，劝皇上亲征的人就是他。后来他死于土木之难，世人却不知道其中原因。担任教职的人原来认识他，所以记下来给后人考察。王振年轻时因选拔进入司礼监，读书后任东宫局郎。英宗即位后，便超过兴安、金英，掌握司礼监大权，实录记载得很详细。根本没有所谓教官阉割入宫的说法。《莘野纂闻》说，刘球学士为了躲避祸难隐居在姚江，前后将近几年，跟从他学习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名声才开始传播。当权者认为他是异党，查访得到后，竟依法处置了他。有一位成器先生，是姚江的名儒，特别同情刘球的志向，写文章祭奠他。他登上灵绪山，面向天空哭了三次；祭奠完毕，便抄写祭文数篇，分别送给藩司、臬司。他的行为，就像谢翱、王炎午悼念文天祥一样，都不是为了有所作为而做的。考察起来，刘球任侍讲时因进言触犯王振，王振借董编修璘请求让他任太常卿，牵连他下狱，锦衣卫指挥马顺迎合王振旨意杀害了他，事情非常清楚。如今却说他为避难隐居姚江，跟从他学习的人很多，当权者查访后依法处置，这大概是梦中的话。《枝山野记》说：正统末年，王振对三杨说，朝廷的事情由三位老先生办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三位先生年高体衰、疲惫不堪，以后应当怎么办？杨文贞说：“老臣应当尽心尽力，死而后已。”杨文敏说：“不是这样。杨先生不要这样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衰老残弱，没有办法效力，应该推荐几个后辈来报答圣恩。”王振高兴了，命他们列出姓名送来。第二天，他们就一同推荐陈循、高谷、苗衷等人，王振欣然任用了他们。杨文贞有时责怪杨文敏，杨文敏说：“他已经厌弃我们这些人了。我们即使勉强尽力，他难道会自己停止吗？一旦宫中发出一张纸，写上几个人的名字，说某人入阁、某人入阁，我们这些人也只能束手无策了。”如今这几位士人最终都是我们这一派的人，又应当同心协力才是。杨文贞叹服。考察起来，这只是后人把美名归给杨文敏的话，大概不是实录。杨文敏在正统五年回乡省墓，死于杭州；又过四年，杨文贞推荐曹鼐以侍讲身份入阁。那一年杨文贞去世；又过三年，陈公才以学士身份入阁；又过两年，苗公、高公才以侍读学士身份入阁。如今说杨文敏当时说了这番话，而王振又欣然任用他们，近的相隔也有四年，远的相隔几十年，所以说不是实录。《西樵野记》说：景泰年间，总兵石亨西征，收兵回来，船停在绥德，河中的天色已经昏暗。石亨独自在船中，敲着船舷唱歌。忽然听到一个女子逆流而上哭泣，连续三次呼喊“救人”。石亨命军士赶紧把她救起来，看到她容貌美丽绝伦。女子哭着说：“我姓桂，名字叫芳华。起初许配给同乡尹氏，近几年尹家衰败，父母逼我改嫁，我苦苦不肯，所以投水自尽。”石亨问她：“你想回娘家，还是想做我的副室？”女子说：“回娘家不是我的愿望，我愿意做侍奉公、替您执箕帚的妾。”石亨便收纳了她。她裁剪缝补、烹调煎炙，技艺美妙，无人能比。石亨非常宠爱她，凡是与他亲近的人，往往都让芳华出来相见，芳华也从不为难。那年冬天，兵部尚书于谦到石亨府第，石亨想向于谦夸耀自己的宠妾，命芳华出来相见。芳华始终不出来。石亨命婢女一批接一批地催促她，芳华仍然不出来。于谦辞归后，石亨大怒，拔剑要杀她。芳华跑进墙中，说：“邪不能胜正，这是本来就有的道理。我本来不是世间的人，实际上是一株古桂树，长久以来偷偷吸取日月精华，所以才变成人类。如今于公是国家的栋梁、社稷的重器，我怎么敢轻易前去拜见？难道您没有听说武三思宠爱妾室、却不让她见狄梁公的故事吗？我和您在此永远告别了。”说完，她便杳无踪影。考察起来，这件事原本是武三思对狄梁公的故事，如今只是附会到石亨身上罢了。而且石公在景泰年间从未有一天离开京营，天顺初年才开始西征，那时于肃愍已经被害很久了。《客坐新闻》说，成国公朱某死于战阵，他的儿子朱某随军出征后独自回来，他的母亲夫人责问他说：“你的父亲死于国难，你随军出征，为什么独自活着回来？难道是贪图爵位，抛弃父亲而不顾吗？”立即命令他自杀，让庶子承袭爵位，当时人都认为这件事很伟大。考察起来，死于战阵的是成国公朱勇，他的妻子姓王，起初封为国夫人，后来追封为王夫人，朱仪就是她所生。承袭公爵的是次子朱佶，授任指挥使。这些事情没有一件相合，而且连他的名字都说不出来，怎么能称为野史呢？

译《西樵野记》说：黄鉴是苏州卫人。他的父亲善于舞弄文书，制造、消灭诉讼，倾荡他人产业，造成的祸害不少。后来黄鉴晚年得子，二十岁时考中正统壬戌进士。皇上因为他年轻而有才，便让他担任近侍。苏州人都说：“父亲苦于刀笔之事，儿子却这样显贵，哪里有天理呢？”景泰年间，黄鉴受到的宠爱更加深厚。后来皇帝从北方回来，把英宗禁锢在南宫。到改元天顺时，英宗复位。皇上因为旧日的恩情厚待黄鉴，升任他为大理寺少卿，早晚召见，没有固定期限。有一天，皇上在内阁，看到一本奏章露出一角，被微风吹动，便命人取来观看，原来是黄鉴进呈的、请求禁锢某人的奏章。皇上叹息说：“没想到黄鉴竟然奸邪到这种地步！”于是比平日更加急切地召见他。黄鉴到后，皇上把这本奏章扔给他看，黄鉴连声呼喊“罪该万死”，伏地请罪，皇上于是将他灭族。唉！假如黄鉴没有得到这样的宠爱，怎么能受到这样深重的报复呢？考察起来，景泰年间，吴江有个徐正，任兵科给事中，曾上疏谈论南宫禁锢的事情。景帝厌恶他，把他贬到外地任卫经历；又因为他迷恋娼妓而不肯赴任，便发配戍守铁岭卫。英宗复辟后，把他逮捕并在市中剐刑。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黄鉴和升任大理寺少卿的事。《闲中今古录》说：天顺年间，冢宰王翱和右侍郎姚夔有一天考试应选的监生，出的论题是“道盛德至”。应试者不敢直接说题目有错误，只告诉姚夔：“题目很难。”姚夔也不能公开说题目有问题，只好体察士子的意思，从容地向王翱请示说：“这个题目确实不容易，监生们已经很久没有读书了，希望换一个题目。”王翱说：“你姑且改一个。”姚夔说：“只要把‘盛德至’改成‘盛德至善’，诸位学生就可以下笔了。”王翱笑着同意了。唉！冢宰只知道“道德”相对的意思，说话却失去了章句，把“道”训释成了“言”。他年老多病健忘，如果不是姚夔委婉地请示，应试者的真实情况怎么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恐怕都只能停笔了。考察起来，这件事在野史中屡次出现，但其实是寇庄愍深任掌院、韩襄毅雍任佥都御史时发生的事，并不是王翱和姚夔。《闲中今古录》说：正统戊辰年廷试时，有一天皇上梦见儒、释、道三个人来拜见。到揭晓时，状元彭时出身儒士；榜眼岳正，年幼时曾在庆寿寺抄写诏书；探花陈鉴，曾经做过神乐观的道童。考察各种野史，这只是士人开玩笑编出的说法，并不是皇上真的事先做过这样的梦。《近峰闻略》说，嘉兴人张宁凭借才华资质受到英宗宠爱，英宗曾称赞他说：“我的张宁，吏部察知我的心意，推举他做巡抚都御史。”皇上说：“张宁可以做都御史吗？”后来吏部又推举他任南京侍郎，皇上说：“等北部有空缺时再来报告。”不久宪宗即位，下诏让给事中升两级到外地任职，张宁却只得到通判，后来才到知府。考察起来，张宁任礼科都给事中，受到英宗知遇，英宗确实想重用他，但吏部实际上从未两次推举。成化初年，吏部推举修撰岳正为兵部侍郎、张宁为佥都御史，皇上却下诏让他们与在外的四品方面官一样任职；岳正得到兴化知府，张宁得到汀州知府，实际上从未升任通判。《西樵野记》说：李都宪镇守三边时，曾题写《石灰诗》：“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焰光中走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怕，只留青白在人间。”后来因为边境猖獗，他挺身出战，于是尸体被敌人撕裂。如今人们仰慕他的节义，确实像诗中预言的一样。考察其他小说所载，他的诗句与于肃愍的诗相似，只是略有不同。本朝没有镇守边疆、出战而死于阵中的李都宪，只有正德年间的才襄愍公李宽因轻敌战死，但没有听说他写过诗。这一定是因于肃愍而误传的。《莘野纂闻》说，我们苏州的陈僖敏公陈镒、韩都御史韩雍，都曾是郡学的生员。当时郡守要到城隍庙进香，二公的职责是分别赞礼，他们提前到达。有个乞丐私下说：“刚才看见城隍神迎接丞相，作为前导出去，这是过去从未见过的。”二公暗自认为这话有道理。后来果然先后考中进士，成为显贵官员，最终都以功勋名望著称。这样看来，享有爵禄的人，神明在尘世间就已经预先知道了。考察这件事，《吴中小说》多次记载，说是太保陈镒和太保俞士悦。二人实际上同时为生员，后来又一同位列八座。如果是韩襄毅和陈公，他们的科举年份相差二十年，怎么可能同时是生员呢？

译各种说书人记载王靖远的事，说西部首领阿勒台多尔济巴勒多次侵犯甘州、凉州，朝廷命王公西巡，并允许他便宜行事。王公到达后，巡视检查边防，知道守将法令松弛、号令不严，叹息说：“这样还想让敌寇不来侵扰，太难了。”第二天，他在辕门集合众人，询问平时怕敌人而不怕将领的人，查出都指挥安敬，便把他斩首示众，全军震恐。彭文宪的志铭记载也相同。只是考察史书，史书说都督蒋贵、佥都御史曹翼统兵讨伐朔方敌寇，驻扎在鱼儿海子；都指挥使安敬说前方没有水草，不能前进，于是军队退回。都察院弹劾蒋贵等人怀有奸心、贻误战机，应当按军法治罪；皇上命尚书王骥责问蒋贵的死罪，并在军中把安敬陈尸示众。这样看来，王靖远杀安敬，是奉中旨，还是因为获得了便宜行事的权力？志铭所载极像狄招讨陈尸示众的故事，虽然令人痛快，但恐怕应当以史书为依据。李文达有经世治国的才干，他论说麓川事务很正确；但他生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事情有所记载，也不能没有抵牾。他说麓川刚叛乱时沐晟还在，当时只要派人宣示朝廷的恩威，赦免其罪并加以安抚，未必不会服从；却轻率地出兵，又不任用沐晟而另派将领，导致王师失利，这是最大的错误。考察正统二年十月，云南南甸州知州刁贡罕等上奏说，麓川宣慰思任发侵夺了他们管辖的罗十思庄等地二百七十八个村庄，请求派官员携带金牌、信符，命令他归还所侵占的土地。皇上下诏让黔国公沐晟处理后上报。从此以后，思任发不奉诏令，于是不断出兵侵扰吞并，朝廷讨伐捕治的命令也下达了。然而此后每年都没有停止安抚和征讨。后来派沐晟为大将总兵，都督方政等为副将，率镇兵出征，方政担任前锋，击破敌军并追击败军，渡过潞江后遭遇伏兵，军队败亡。沐晟迟疑不敢渡江，带兵返回，上疏请罪。过了一个多月，他突然暴死，世人认为沐晟是服毒而死，这最符合事情的实际。如今说没有任用沐晟而另派将领，导致王师失利，为什么呢？沐晟死后，朝廷命他的弟弟沐昂以左都督身份代替他任总兵，再次征讨麓川，又遭失败，这才开始商议派王骥、蒋贵率大军出征。李文达又说：“麓川还不如中国的一个大县，即使得到它的土地，对人有什么利益？而军需费用却多得无法计算，战争接连不断，祸患积累，才造成今天的局面。”这又是大错。太祖曾命颍川侯率三十万大军攻下云南大理，文皇帝又命新城侯率八十万大军攻下交趾，因此各地土夷才环绕云贵两广。他们以十人、百人为单位计算，全都恐惧屏息而不敢妄动。到了宣德初年，柳升、王通再次败给黎利，却把交趾割让给他，中国从此被轻视。麓川之所以骄横放肆，就是因为交趾被放弃了。如果再次败给麓川，却最终不诛灭它，那么弱小的土官不到二十年就会变成强大的土官。强大的土官不被诛灭而越来越强，那么中国在西南的土地也将不再属于我们。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政治没有治理好，二是王骥等人的用兵也没有完全妥善。否则，颍川侯、新城侯所率的大军比征讨麓川的军队多出几倍，为什么没有成为天下的负担呢？田汝成撰写《西南夷传》，对于方政的失败、沐晟的死亡以及王骥等人的用兵，记载大致相近；但其他地方又有很多重大错误，甚至把麓川说成孟养。正统初年，宣慰使刁宾玉昏庸懦弱，不能镇抚各夷，他部下的贵姓酋长思仁于是聚集众人，在麓川叛乱，孟养乘机夺取了他的土地。刁宾玉逃到永昌后死亡，没有儿子。思仁势力更加壮大，于是屠杀腾冲，占据潞江，自称“法法夷王”，这是他的称号。事情传到朝廷，睿皇派黔国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出兵征讨，军队败亡。考察起来，麓川本来是最初归降的夷地，也是宣慰使司，首领叫思伦发。当时正与缅甸有战事，所以增加称号为“麓川平缅宣慰司”。后来到思伦发的孙子思任发侵占孟养土地、抗拒王师，才最终伏法。思任发有个儿子叫思机发，叛乱后占有其地，朝廷多次征讨，他才逃往缅甸。如今把麓川说成孟养，把宣慰使思任发说成部下，又把刁宾玉、思机发增加进来并说成思仁，都是错误的。李公生在当时，田公又曾任职于当地，尚且不能没有错误，足见史学确实很难精通。

译吏科给事中姚夔因为交趾死于战事的知州何忠还没有谥号，请求按照待制王祎的先例给他上谥号；礼部审核后上奏，朝廷答复不准。后来永丰知县邓颙死于战事，特意给他上谥号“恭毅”，大概只是偶然因为刘忠愍刘球得到昭雪，言官也一并提到了邓颙罢了，本来就是有的遇到、有的遇不到。张南园的谥号记载中写有何忠，大概是祠堂匾额的错误。张御史春是真定人，在商弘所主持的榜中列二甲第五名。最初参加南宫考试时，主考官想把他列为第一名，却因他是北卷而有所疑虑；拆封后得知他是真定人，便拿这件事去问宰相曹公。曹公与张春是同乡，因为恨张春不来拜见自己，只推辞说不知道，于是把他列为第六名。廷对时，张春又取得第一甲第三名，曹公再次改变他的名次。最初授任南京广东道监察御史。本朝进士释褐后直接任御史，是从张春开始的。当时宦官王振掌权，齐韶依附他，得以任南京刑部尚书，倚仗权势恣意妄为，没有人敢说话。有一个指挥使，与徽州商人关系友好，来往密切，结为兄弟。指挥使富有却没有儿子，有三个女儿：一个嫁给仪真的平民，一个嫁给镇江人，一个嫁给武臣。指挥使死后，徽州商人便谋划承袭他的官职，讨好指挥使的妻子，甚至使她相信了自己，于是妻子答应把他立为嗣子。商人既已得到官职，又想夺取他的产业，便把沈指挥的妻子投进江中。事情逐渐败露后，听说指挥的女儿在仪真，便到刑部控告此事。齐韶收受贿赂，竟偏袒商人，使指挥的女儿的申诉受挫。商人徘徊于京城，杀死了她，用她的血染污衣服，再把她投入井中压沉。指挥的妻子有一个侍女被商人夺走，她心中悲伤旧主，出言怨恨，商人又杀了她。有一个奴仆想要为此申诉，商人又把他杀了。京城内无论贵贱，都对此痛恨愤怒，却又畏惧齐韶，七年之中没有人敢过问。张春刚到任时，看见一个妇人哭泣呼冤，原来是指挥在镇江的女儿。都御史从她身边经过，像没有听见一样；御史经过，也像没有听见一样。张春心中疑惑，便问同僚。同僚摇手示意他，并告诉他说：“这不是你应该过问的事。”张春激愤地说：“朝廷设置掌管耳目监察的官员，什么事情不可以过问？有事情却不敢过问，还号称御史，不是太丢脸了吗？今天我一定要查问此事。”同僚捂着嘴笑说：“南京京城的事情都归广东道监察。”张春于是查办此案。他向白中丞报告，中丞发怒说：“你这个书生不懂时务，竟这样轻躁妄为。你中进士才几天，任官才几天，就突然想干预政事吗？”齐韶听说后大怒，说：“我不认识张春是什么样的人，难道是丧心病狂、求死的人吗？不然，他为什么要翻查我的案件？”后来张春继续穷究审查，事情大为显露，井中的血衣还在，案件供词全是张春亲手写的。齐韶看见这些，大为惊骇，说：“那个书生竟精明干练到这种地步！”这才露出害怕的神色，于是请求都御史劝阻张春。都御史说：“我先前已经斥责过他，今天还有什么脸面再去对他说？”于是让同僚去劝说。张春便把齐韶阻挠案件的意图、都御史转托劝阻的话，以及同僚三四人的情况，一并连同案件供词，写成奏疏呈给都御史，请求盖印，都御史坚决不肯盖印。一个多月后，都御史离任。姓曹的御史代理盖印，强行让他盖了印，奏疏才得以上报皇帝。而齐韶的奏疏已经先上去了。当时北京都察院的都御史寇庄愍公看见后说：“这份奏疏怎么能先上？都察院的奏疏本来也应该马上送到，应该慢慢等着。”三天后，张春的奏疏果然送到，皇帝下令交锦衣卫提审，齐韶和张春一同被押到京城。当时锦衣卫有个金姓指挥使也没有儿子，听到这件事后，悲伤得流下泪来，所以齐韶无从措辞辩解。当时张春的奏疏说齐韶放纵行事有数件，其中一件就是史氏的事情。史氏当初被选入后妃，英宗想立她为皇后，却怀疑她的姓氏，认为朱氏与史氏通婚不雅，于是赏赐内外衣物后把她送还。齐韶最终还是把她纳为侧室。张春又上书弹劾王振，写了几千多字，开头首先论及这件事。王振读到这里，惊讶地说：“齐韶其他事情我还可以替他周旋，这件事我难道能从中左右吗？”因此，商人开始认罪伏法，按杀死一家三人的罪名论处，齐韶则充军边地。刑部原先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死在狱中，替齐韶转托说情的御史都被编入民籍，只有张春恢复了官职。于是齐韶上疏申辩，皇帝发怒，下令再为他辩解的人斩首。齐韶怨恨王振不帮助自己，认为这件案子都是王振所为，便上疏列举王振的罪行。皇帝大怒，最终判他弃市。当时，张春的一份奏疏，杀了一名尚书，杖杀了数名刑部官员，罢免了三四名御史，他的正直声名虽然震动天下，但整个朝廷却无法安宁。这件事是同年中举的周学宪听张春的子孙说起后，记录下来的。后来考察国史的案件文书，所谓指挥使，其实是南京水军右卫指挥佥事贾福；他的姻亲、与他争夺官职的徽州商人是陈玞。案件在刑部审理，刑部右侍郎齐韶想夺去贾福的官职，陈玞与大理寺少卿廖庄对此表示怀疑并驳回。再次驳回后，齐韶责令有关司署仍按原议办理，于是改为驳回，并调广东道御史张春、曹得、赵雯等人与陈玞等当面对理。齐韶恼怒，不肯发文办理，而且把贾福抓来拷打，贾福伤势严重而死。此事被守备太监刘宁上奏，皇帝下诏将齐韶逮捕，交锦衣卫审问；陈玞也上奏说廖庄和张春等人收受贾福的贿赂，于是他们也一并被逮捕来对质。经过审讯，齐韶收受陈玞贿赂、杖打贾福致死的事实，以及廖庄、张春等人收受贾福贿赂、诬称陈玞的奏疏是齐韶唆使所写的情况，都查明属实。齐韶曾称王振是自己的中表兄，他的侄子、锦衣卫指挥使王山、王林是自己的表侄；他署理刑部一年，因而使一百二十名死囚长期拘押而死，又强行索取被选入宫后退回的宫人。百户史宣的女儿是被选入宫的宫人，齐韶娶她为妻；他还僭越买下永嘉大长公主的卧床。王振因为齐韶冒充亲属而发怒，催促司法部门审问案情，判定齐韶故意拷问并杀死陈玞，又诬告平民导致其死亡，判处绞刑。齐韶上疏恳切申辩，皇帝不予听从，几天后便在市中处死他。这样看来，周学宪所记的事情，只不过是根据传闻附会出来的影子罢了。齐韶只是侍郎，根本不是尚书。商人原本没有得到官职，也没有杀死指挥使的妻子、女儿和奴仆。商人被判的是绞刑，不是凌迟。张春原本没有上疏，齐韶先被判斩刑，申辩后也没有免罪，并不是因为上疏诋毁王振而获罪、被判充军。北院掌印的是陈镒，不是寇深。锦衣卫的审问官是马顺，也不是没有儿子的金姓指挥使。又说会试取第一名时，拆开北卷封条后便询问，得知是定州人，再去询问宰相曹公。既然已经拆开试卷封条，谁还能再询问？难道宰相是在这时才填写试卷吗？《齐东野人语》的说法不值得相信。

译周学宪又说，英宗复辟时，忠国公石亨掌握政权。石亨的儿子石彪以游击将军身份巡边，所到之处积聚的财物都被他没收入己。他错误地上奏说边疆敌寇焚烧劫掠，什么都没有留下，朝廷竟相信了他。张春上疏说石彪诬妄，满朝大臣都惊得不敢说话。石亨发怒说：“这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如此狂妄？我要把他的全族杀光。”杀死齐尚书的难道不是这个人吗？这是朝廷的奸佞之臣，留着他有什么用？”皇帝命一名给事中、一名刑部侍郎和两名郎官到当地勘验。给事中因忧惧而死，其他人都含糊其辞地替石彪回奏。皇帝颇知其中情况，便把石彪和张春一同召回，却置之不问。石亨多次派人刺杀张春，张春却没有防备。他等候任命两年，始终没有授官，于是弃官离去。但公论为他惋惜，只把他降为镇江府同知。当时宰相徐有贞也被贬到镇江，他与张春同被石亨排斥，彼此投合，相处十分欢洽。有诗说：“双亲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有贞看见后说：“我的心事，您已经全都说尽了。”于是把这两联中的每个字各自作为一首诗，彼此忧愁叹息。后来徐有贞因服丧离职，两人一同起复到京，又等候任命两年而没有得到官职。当时商弘载已经入朝为相，张春也不去拜见他，最终只得到应天府治中的职位，不久石亨败亡，凡是曾经弹劾石亨的人都恢复官职，并获得赏赐、增加品秩。张春于是升任顺天府丞。当时张春已经病得很重，还没有到任便去世了。考察史书，从天顺元年到三年七月，石亨和石彪掌权，根本没有人议论他们办事失误，也没有派官员勘察边疆，哪里会有这样重大的举措而史书却遗漏的道理？况且天顺二年七月，张春还因为奏牍中漏写“闻”字而被法司问罪，后来恢复职务。现在却说他等候任命而没有授官，弃官离去，这又是为什么？徐有贞在天顺元年七月被贬到金齿，何曾流寓镇江？两年后张春还在山西，怎么能说他们一同被石亨排斥、彼此投合呢？张春诗中说“双亲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公的官位已经达到极高等级，而且双亲早已去世，却说“心事君已尽”，又是怎么回事？石亨败亡时，商弘载还在山中做平民，过了七年才被召回。如今却说张春在镇江服丧起复后到京，等了两年没有补官，而商弘载已经拜相，张春始终不去见他；不久石亨败亡，曾经弹劾石亨的人都恢复官职、增加品秩，张春便升任顺天府丞。前后年月没有一处相合，这与梦中说梦有什么区别？《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 （明）王世贞撰写 《史乘考误》五 《宪章录》说：杨士奇的儿子杨稷殴打死人，皇帝下令多次将他逮捕交法司拘系。到此案审查属实后，便将杨稷斩首。杨士奇因病请假在家，皇帝亲笔写札慰问他说：“卿历事太祖、太宗等祖宗以及朕，辅导匡弼，辛劳功绩实在很多。近来卿因病不能在朕身边已有数月，朕心中一直挂念。只是卿的儿子违背家训，触犯国法，朕不敢因卿而徇私，请你按道理自行处置；努力进药进食，早日谋求康复，以符合朕的殷切期望。”杨士奇感动流泪，便依法将杨稷押解到京城。文贞公的病已经很重了，杨稷的死刑还没有决定，皇帝因此特意用诏书安慰他。文贞公去世两个月后，杨稷因瘐死于狱中，案件也从未真正执行判决。现在《宪章录》的记载似乎有误。《枝山野记》说：王振虽然是跋扈的大臣，却还维持体面。尚书遇到王振，从来不稍稍降低言辞神色。一次同席而坐，王振想占据尊位，尚书说：“您的官职是太监，四品官；我是二品官。”于是傲然端坐，王振也拿他没有办法。考察此事，恐怕不是真实记录。王振得势之时，敢于和他抗礼的只有英国公辅、胡宗伯、王太宰以及内阁中的三四个人。成国公朱勇和其他尚书、侍郎都长跪着唯唯诺诺，哪里会有人坐在王振上首呢？《菽园杂记》说：陈僖敏公陈镒与王毅愍公王文同时进入都察院。陈镒任左都御史，王文任右都御史。后来恰好又增设一名右都御史，王文便坐在中间的位置，凌驾于陈镒之上。陈僖敏没有和他计较。这种说法恐怕有误。王毅愍以大理卿先转任右都御史，而陈僖敏镇守陕西，也由右副都御史转任右都御史。从此每年轮换一人，两人从未同时在都察院任职。陈僖敏出任河间、保定巡抚，负责边防时，王毅愍在陕西，两人都转任左都御史。恰好陈僖敏获准请人代任，由刑部右侍郎耿公接替他。两人这才都以左都御史共事，而陈僖敏的资历在王文之前；但这时并没有右都御史。王毅愍不久因陕西劳绩加太子太保，反而在陈僖敏之前。陈僖敏到英宗复辟、议论更换太子之后，才加太子太保。后来又有三位左都御史，其中有盐山公，几人都加宫保衔。但当时的位次是王毅愍、陈僖敏和忠肃公。传记称郭太宰郭琎在正统十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又说他永乐初年任户部主事，勤于职守，太宗也知道他的才能。不久升任福建右参议，当时二十四岁，人们称他为“小方面”。考察正统十二年是丁卯年，若享年七十七岁，则出生于永乐二年甲申，任参议时应为三十四岁。三十四岁不应称为“小方面”，难道他去世时是六十七岁吗？考察史书，太宗初年他升任参政；他升任参议时，按洪武甲戌年计算，确实是二十四岁。《客坐新闻》说，李西涯、程篁墩小时候以神童身份被推荐，英宗曾经考问他们，如此等等，这不对。考察两人的年龄，应当是景帝时期的事情。《通纪》把吏部尚书何文渊加太子太保的事情系于景泰元年，这是不对的。何文渊是在景泰三年因更换太子而加官的。《通纪》说，提升监察御史韩雍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这是不对的。韩公回朝以后，调任浙江按察副使；过了半年，因为陈芳洲推荐，才升任现在所记载的职位。现在的记载把它放在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以前，也不对；这其实是景泰元年的事情。景泰七年十一月丁卯日，皇帝因监察御史陈述推荐处士吴与弼，下诏命巡抚都御史韩雍以礼聘请他赴京。到了天顺元年，才因忠国公石亨推荐，派行人携带诏书去晓谕他。《菽园杂记》说：天顺以前，公、侯、伯和都督主管营务的，只称为坐营官；总兵的名称，是下级人员私下相互称呼的，公文中没有这种称呼。用“总兵”相称，是近些年才开始的。后来内官汪直掌权，边疆事务都由兵部和总兵官共同商议，总兵的称呼又说是出自当今皇帝。文量当时是当事人，按理说不应记错；但景泰年间，于肃愍公的奏议中，武清侯、昌平侯都称为总兵官，诏书和奏疏也都如此，恐怕总兵官的称呼并不是起于成化年间。所谓坐营，大概只是统领十营的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