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

译《枝山野记》说：景泰年间，刘学士刘俨主持南畿秋试，取江阴人徐泰为解首。徐泰本是富裕人家，有人因此认为其中有私情。高阁老于是请求复试，皇帝没有同意。等到徐泰等人赴礼部会试时，皇帝特地下诏，命南畿五经魁首的士子入宫复试。陈阁老、徐步观看五人的文章，看到徐泰的试卷时，低声说：“仍应当以这份试卷为第一。”也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徐泰。等到拆开封条，第二名的名次与原先的排名相符，于是仍然赐徐泰为解元。刘公起初非常不平，想叩宫门极力申辩，等到复试后才作罢。后来刘公去世，有关部门议定谥号，也因为这件事给他谥为“文介”。起初，高阁老是因为于尚书、王都御史的两个儿子没有考中，想借此事为他们谋求机会。后来朝廷顺从他的意图，特命这两个儿子登科，当时人称为“钦赐举人”。考察于肃愍公只有一个儿子于冕，已经是府军千户。这一科陈芳洲、王千之都在内阁，两个儿子没有考中，便上疏说徐泰的事情是轻视考官；高文义又上奏请求复试，并且在左顺门当面奏陈王千之的过失，这才使他们得到解首。如今祝氏把陈芳洲的事情移到于肃愍公身上，又把两位公所提出的请求移到高文义身上，说这是“于王地”，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是想替外祖父掩饰，遮盖于肃愍公的恶行罢了。孔子厌恶花言巧语足以倾覆国家，真正说的就是这种人啊！而且这里说的是北畿，不是南畿。又说，敌人拥立上皇，登上城墙靠近处察看，许多大臣在城下朝拜。敌人用长刀挑起一片烧羊肉，放在刀尖上，给赵尚书赵雍吃。赵雍直接张开喉咙仰头接住吞下，敌人惊讶得咬着手指说：“好汉，好汉！”考察当时，并没有所谓赵尚书赵雍，应当是王舍人王荣出使北方，进为太常少卿，后来恢复赵姓；天顺复辟后，才升任尚书。况且上皇当时在城外，怎么能登上城墙，而大臣却在城下朝拜呢？野史又说，大同、宣府总兵定襄伯郭登，是一员将领。他镇守时，敌军突然入侵，郭登出战，偶然被俘。敌人想加害他，郭登呵斥说：“我是总兵！”敌人咬着手指不敢动，便用皮帐篷让郭登躺下，四角垂下，用木杠抬着他去见酋长；又让他夹在骑兵中行进。郭登身材肥重，敌人认为他不便奔跑，防护也松懈了。郭登突然纵身跃起，拉住酋长的儿子，扭住他的胳膊，又夺过他的马骑上，冲破包围，飞驰回营。敌人派一千名骑兵追赶，没有追上。郭登的勇猛竟如此！真是伟大啊！考察《实录》和定襄伯家传，都没有这件事，大概是把李将军段褒公的事附会到郭登身上了。王文恪的《震泽纪闻》说，皇甫仲和精通占验，曾预言土木之变时，敌军骑兵逼近城下，城中人都在哭泣。皇甫仲和登高远望，对家人说：“云头在南方，大将的气运将到，敌军将要退去。”第二天，杨洪从宣府、石亨从大同各自带兵入援，敌军于是逃走。考察事实，石亨已经先到京城，因为办理军务升为都督，封武清伯，和于谦一起出营到城外。敌军退走以后，过了很久，杨洪才带宣府军队入援，奉命充任总兵，和孙镗、范广等攻击尚未出关的残余敌军。《震泽纪闻》的说法应当不是真实的。

译李献吉作《清风店歌》，极力称颂武清伯石亨奋力作战的功劳；但《双槐岁抄》说，石亨以都督佥事身份被关进狱中，获赦后才出来。石亨和侄子石彪手持长斧冲入敌阵，所到之处无不摧毁陷落。郑端简所记的《石亨传》尤其粗疏不实，请允许我逐条加以驳正。郑端简说，正统十四年八月，明军战败，石亨与总兵官杨洪等一同被械送锦衣卫狱；这一年十月，额森侵犯京城，有人称赞石亨勇敢，景帝便把石亨从狱中放出，命他立功赎罪。我曾考察：额森等人在正统十四年七月入侵，癸巳日，大同总兵、西宁侯朱晟等人在阳和后口与敌交战，全军覆没，只有右将军、都督石亨得以免死。甲午日，皇帝亲征启程。己酉日，降石亨为事官，让他招募军队效力。八月壬戌日，皇帝蒙尘。丁卯日，召石亨为事官。石亨任右都督，掌管后军都督府，负责大营操练。辛未日，封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九月，封石亨为武清伯。这样看来，石亨只是充任事官，杨洪当时在宣府，也从未下狱。郑端简说，石亨统兵从安定门出发，立即遇到敌军，挺刀单骑冲入，向左右奔驰冲杀，独自杀死数十人。石彪又手持斧头，率领亲兵跟随石亨，诸军欢呼踊跃，声音震动天地，敌军退向西方。石亨等追击交战于城西，敌军又退向南方。石亨命石彪率一千名精兵诱敌南下到彰义门，敌军见石彪兵少，便逼近攻击；石亨率众乘势进攻，敌军于是大败，向南逃奔。石亨日夜追击袭扰，三天后到达清风店北面。敌将准备从紫荆关、倒马关出逃，害怕明军从后追踪，石亨便派间谍欺骗敌军，说石亨还没有到，阵中的将领只是冒用了石亨的名义。敌军信以为真，前来进攻。石亨率石彪和几十名精锐骑兵奋力迎击，大声呼喊，直冲贯穿敌阵，刀斧一齐砍下，斩杀数百人。敌军这才知道石亨就在其中，顿时喧乱，相互践踏。石亨率全军乘势进攻，大获全胜，论功第一，封为武清伯。考察于肃愍公的碑文说，额森的军队来到城下，和明军营垒相对列阵，皇帝也在敌营之中；敌军窥见明军戒备严整，不敢进一步进攻，明军也不敢轻易向敌军发射一箭。喜宁唆使额森邀请大臣出城议和，并且索要数以万计的金帛；明军没有答应，双方对垒七天。到了十月十五日，敌军逐渐把皇帝的车驾移向远处，明军才举炮攻击，敌军死在炮下的有数万人，额森大为沮丧，连夜逃走。史书称武清伯石亨、尚书于谦在德胜门外击败敌军。起初敌军派几名骑兵来窥探德胜门，于谦等把伏兵安排在两旁空房中，先派几名骑兵迎战；敌军一万多人前来追赶，伏兵突然出击，用神炮和火器攻击，敌军于是退却。都督孙镗在西直门外与敌军交战，斩杀敌军先锋数人，敌军稍稍退却。孙镗追赶敌军，敌军增加兵力包围孙镗，孙镗奋力作战。毛福寿、高礼一同前往援救。高礼被流矢射中，石亨又分兵前去支援，敌军才引兵退却。辛酉日，太监王敬、都督武兴在彰义门外与敌军交战。武兴把神铳布置在最前面，弓箭和短兵器排在后面，报效内官的数百名骑兵列在最后。敌军到来后，明军用神铳将其击退。报效内官争抢战功，从后面跃马冲出，阵形混乱，敌军乘机进攻，明军于是败退，被追赶到土城。武兴被流矢射死。居民都登上屋顶，用砖瓦投掷敌军。正好王竑、毛福寿的军队前来援救，敌军远远看见旗帜，便退走。壬戌日，敌军从良乡逃离。当日，石亨进封武清侯，于谦加少保。两种说法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所谓武清伯作为大将持重苦战、冲入敌阵的说法，不能据以为信。况且如果作史者果真想埋没武清伯的功劳，为什么连都城门外的胜仗也要隐去？何况敌军退走后，石亨立即进封侯爵；敌军拥着上皇经过良乡，在京城营垒大肆掠夺后离去。甲子日从紫荆关出逃时，石亨何曾派一兵追赶？哪里会有这样的说法？传记又说，石亨的儿子出生还不满一个月，皇帝命人把孩子抱来给他看，封孩子为锁定侯。考察并没有这件事。又说，天顺四年二月，皇帝秘密下诏命御史审查弹劾，当天就把石彪捆绑起来弃市，并抄没他的家产；石亨被逮捕关进锦衣卫狱中，死在那里。石亨死后，法司请求掩埋他的尸体，皇帝念及石亨，想要答应；于是询问李贤，李贤请求依照法律斩下尸首示众，皇帝不肯，最终还是将石亨掩埋。《宪章录》也把石彪系狱处斩记在天顺三年二月，把石亨下狱记在十月。考察史书，天顺三年八月，石彪因为唆使致仕千户杨斌等人替他上保留任的奏疏而下狱，审查结束。九月，石亨请求养病，十月令其闲住。天顺四年正月，石亨下狱，抄没家产。二月，皇帝下诏告谕群臣给亲王写信。当月癸亥日，石亨瘐死狱中，法司请求戮尸并张榜示众，皇帝才下诏将其掩埋，这是采用李贤的请求。又过四天，到丁卯日，诛杀石彪。这样看来，郑端简的传记哪里有一句是真实的呢？又说石亨因夺门之功封为忠国公，石彪封为定远伯。考察当时，石彪正在大同，天顺元年任右都督，在磨儿山击败敌军，斩首一百四十级，生擒二十人，缴获马二百匹，封为定远伯。后来又在安边营击败二万敌军，生擒四十七人，斩首五百一十三级，缴获马五百一十匹以及驴、骡、牛、羊二万余头，进封侯爵。传记把石彪说成是因夺门之功受封，却把这些战功全都略去，为什么？《宪章录》说，皇帝想更换太子，担心文武大臣不听从，便和太监王诚、舒良谋划，又用赏赐收买内阁各位学士，赐给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并命廷臣都兼任宫僚。王直、胡濙都任太子太师，陈循、高谷、于谦任太子太傅，仪铭、俞士悦、杨善、王文、王翱、何文渊任太子太保，萧镃、王一宁任太子少师，商辂任兵部左侍郎兼春坊大学士。满朝大臣感念恩惠，于是认为太子可以更换，黄竑的邪说也由此兴起。这段记载有很大的错误和遗漏。内阁获得白银赏赐是在更换太子之前，获得黄金赏赐是在更换太子之后。至于各位大臣加授师傅官衔，正好与更换太子的诏令在同一天颁下，并不是所谓满朝感恩。左都御史王文、杨善二人原先就因功勋劳绩加授太子太保，并非在这一天加授。其他加太师的，勋臣有陈懋、石亨；加太傅的，勋臣有柳溥；加太保的，武臣有张輗，文臣有陈义、石璞；加少师的有江渊；加少傅的有俞山；加少保的有俞纲、罗通、李锡、萧维祯，而这些人如今全都被遗漏了。并且黄竑的议论在先，赏赐内阁在后。

译尹文和记载了两件史书没有记载、但颇为详核的事情：于肃愍公于谦长期患病，朝廷商议增设一名尚书来帮助他。江渊先生当时在内阁，几次受到同僚的窘迫，想出任兵部尚书，众人于是顺势奉承他。江渊高兴了，便托商文毅公商辂起草诏旨。他坐在便殿中，刚要下笔，王毅愍公王文先起身进来，商辂因此指画“石兵江工”四个字。陈循先生随后进来，也做了同样的动作。商辂于是按照暗示写完诏旨，封好送上。江渊并不知道其中的意思。第二天，朝廷调工部的石璞到兵部，调江渊到工部，江渊这才大为惊讶悔恨。《寰宇通志》编成后，内阁奉密旨进秩。当时阁老们都兼任太子三师，只晋升兼殿学士，唯独商文毅商辂被拟升为兵部尚书。钱溥原任赞善兼检讨，拟升为谕德兼侍读；黄谏原任编修，拟升为中允，商辂负责改定诏旨。商辂退下后，钱溥改任编修，似乎是笔误；陈循公请求仍按原拟办理。商辂说：“钱溥既然超过众人升了两级并兼任官职，怎么还应当再升？”于是此事作罢。诏旨交给司礼太监王忱封进后，王毅愍又送商辂出门，私下对王忱说：“各位总裁都只是升任兼官，商辂为什么偏偏独自升任尚书？”王忱点头表示明白。第二天诏旨下达，商辂只兼任太常寺卿，于是惊愕而不满。考察当时，陈公陈循以少保、太子太傅、户部尚书的身份，加华盖殿大学士兼文渊阁大学士，共有五个官职；高文义公高谷以少保、太子太傅、工部尚书的身份，共有三个官职。王毅愍公王文以少保、吏部尚书的身份，加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商文毅商辂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加太常寺卿兼左春坊大学士、翰林院学士，共有四个官职，这也是当时官制的一次变化。不久，兼任的官职都被削去。当时商公最后所进的官职也较低，但他能够在票拟时这样斟酌安排，可见王毅愍的强势以及他与内廷宦官相互勾结的情况，也大略可以看出来。史书说钱溥与商文毅不和，钱溥作《老秃妇传》讥刺商辂，商辂没有怎么与他计较，想来应当就是因为这件事。更换太子之际，人们不加考察便把责任讥刺归于王文、于谦二位公，实在毫无道理。于公于谦所掌管的只是军务。身处机密之中、主持这项谋议的，是陈芳洲等人。首先执笔提出这项议议的，是胡忠安。六卿中首先领衔的，是王文端。陈芳洲等人起初和高文义一起获得白银一百两的赏赐，江渊、王翱、商辂三位公只得到一半。事情定下来后，又各自获得黄金五十两。王文端、胡忠安都加授太子太师，而于公不过是太子太傅。王毅愍在正月与兴济一起加授太子太保。到了增设宫僚的时候，大概王文没有升官，于谦也没有得到赏赐。大致情况是可以推知的。诏令各位大臣两份俸禄都支给，他们都上疏推辞，只有于谦再次辞谢而没有获准。如今怎么能把更换太子的谋议归罪于于谦呢？《枝山野记》记载，英宗在敌军中时，除袁彬、哈铭之外，还有一个叫沙瑚里的人，也是卫士，效劳非常显著。皇帝返回时，沙瑚里没能跟随敌军一起走，朝廷便给他部曲，让他担任头目；他逐渐掌权，娶妻生子，成为富贵大族。弘治初年，朝廷得知他的儿子还在世，便把他召回查验属实，赐给官职，任某卫千户，并赐宅第一区。考察事实，沙瑚里本名李成，在敌军中每天以诙谐戏谑侍奉皇帝、护卫车驾。回来以后，南城复辟，朝廷提升哈铭为大通事、锦衣卫指挥佥事，而李成只任百户。李成不久径直进入内府请求升职，皇帝发怒，把他交锦衣卫审问。哈铭与达官额森特穆尔谋划，想替李成脱罪，准备等皇帝驾临太监吉祥的宅第时替他奏请。皇帝知道了事情经过，便把哈铭一同下狱，贬为贵州卫副千户。后来遇赦，两人都恢复官职；哈铭因荆襄之功升为锦衣卫指挥使，直到弘治年间仍任大通事。沙瑚里后来虽然不知下落，但他既然是跟随皇帝车驾回来的，所谓滞留塞外直到弘治年间才归附边塞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宪章录》也沿袭了这种说法，于是在弘治纪中明确记载了这件事。

译《吾学编》记载额森败亡而死的事情说：天顺初年，额森手下有个平章叫哈喇，想接替额森成为太师，便对额森说：“主人穿新衣服，希望能把旧衣赐给臣下。”额森不答应，却任命他的弟弟、平章阿实克特穆尔为太师。哈喇大怒，想要反叛。额森沉溺酒色，又残忍暴虐，各部都不满意，势力逐渐离散。额森更加猜忌哈喇，听说哈喇将要反叛，更加愤怒，想讨伐哈喇，又担心不能取胜，于是召哈喇的儿子饮酒，将毒药下在酒中。哈喇的儿子呕吐出来，用牙咬破手指，血染箭头，命仆人拿去告诉哈喇。哈喇假装不知道，反而更加恭敬顺从额森。额森以为哈喇害怕自己，防备稍稍松懈。哈喇埋伏军队，等待额森出猎，突然袭击他。额森仓皇战败，带着几十名骑兵逃走，投奔阿实克；还没有到达，又产生疑心，半夜丢下这几十名骑兵，只和两个亲信逃走。途中饥饿困顿，来到一名妇人家，讨水喝，妇人给他喝乳酪，他便离开了。妇人的丈夫回来后，妇人把情况告诉他，丈夫怀疑那人就是额森，立即追赶，果然是额森，便把他杀死。各部于是分散。考察史书却说，额森杀死他的君主后，部众更加壮大，于是自称天盛汗。别部大将阿喇卜知院请求担任太师，额森不答应，两人于是产生嫌隙。到景泰七年，额森派他的儿子镇守西番，让阿喇卜的两个儿子跟随前往，于是派人拿药酒毒死阿喇卜的次子。阿喇卜谎称乌梁海人盗走了他的马，派使者向额森请求，接回长子一同追捕盗马者。额森命他的两个弟弟德都王、赛堪王统率军队一同前往。临行时，额森给阿喇卜的长子设酒，又把他毒死。长子在途中死去。阿喇卜的怨恨更加深重，欺骗额森的两个弟弟先渡河，等他们渡过后，阿喇卜率领三万部落人马，直奔额森居住的地方。他先派人列举额森的三条罪状说：“汉人的血在你身上，托克托布哈王的血也在你身上，乌梁海人的血也在你身上。天道循环报应，今天你要死了。”额森说：“我今天有灾祸，明天再和你交战。”他退入帐中，与亲信巴延特穆尔知院、特济博啰平章等坐在帐中商议。当时阿喇卜旧有的部曲布拉克图佥院、托克托哩掌判、额敏和卓学士等人在额森身边任职已久，额森并不怀疑他们。于是他们一同走进额森的帐中，拔出佩刀刺杀额森，又杀死特济知院等人。他们的部众于是散去。赛堪王听说阿喇卜进攻他的哥哥，便率七千人马追蹑阿喇卜的后方，想等阿喇卜作战疲惫后再乘机进攻。不久额森死去，赛堪王抛下自己的部众，乘十七匹骆驼向南逃走，被他的部下布勒图追赶。布勒图追上后将他射杀，德都王则率领自己的人马向西逃走。这里记载的额森死亡经过以及叛贼党羽的姓名，都和史书不同。总的来说，应当以史书的记载为准确。像额森这样强悍凶暴的贼首，竟然仓促间死在归降者手中。中国从此可以得到喘息。庚午年皇帝车驾返回，以及额森被刺身亡，都是天意，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史书说，京师戒严时，瘦弱的马匹和疲惫的士卒不满十万人，人心惶惶；群臣在朝廷上大哭，商议战守之策，有人想要南迁。尚书胡濙说：“文皇把陵寝定在这里，是向子孙表示不可动摇的打算。”侍郎于谦说：“主张迁都的人应当处死。现在的办法，是赶快召集天下勤王的军队，拼死守住这里。”学士陈循说：“于侍郎的话是对的。”众人都说：“对。”可是宫禁之中仍然疑虑恐惧，皇太后便拿这件事询问太监李永昌。李永昌回答说：“陵墓、宗庙、宫殿和城阙都在这里，仓廪、府库，百官和百姓也都在这里；一旦迁徙流散，大事就完了。难道唯独不看看南宋的教训吗？”于是他指陈靖康年间的事情，言辞十分恳切。太后醒悟了，从此朝廷内外才开始有了坚守的决心。考察所谓胡濙、于谦、陈循的这些说法，确实有这样的记载；只是考察当时刘文安、叶文庄等诸位所记，都说侍讲徐珵被召入宫，提出南迁的主张，却被太监金英斥责并赶了出去。学士江渊于是改说坚守京师来应答，终于得到重用。当时，如果宫内没有金英，宫外没有于谦，形势几乎就要动摇了，可是史书都没有记载。至于所记李永昌回答太后的话，几十家稗官野史都没有提到。考察修史是在成化初年，李永昌掌管司礼监，正处于显贵并掌权的时候，而他的嗣子泰以学士身份在史馆任职，这些过分美化的言论，大体上不值得相信。史书说，京城戒严时，瘦弱的马匹和疲惫的士卒不足十万人，人心惶惶；群臣在朝廷中一同哭泣，商议战守，有人想迁都南方。尚书胡濙说：“文皇帝把陵寝定在这里，是向子孙表示不可动摇的打算。”侍郎于谦说：“想迁都的人应当斩首。如今的办法，是赶快征召天下勤王的军队，用死力守住京城。”学士陈循说：“于侍郎说得对。”众人都说：“对。”但宫禁之中仍然疑惧，皇太后便询问太监李永昌。李永昌回答说：“陵墓、宗庙、宫殿都在这里，仓廪、府库、百官、百姓也都在这里；一旦迁徙，大事就完了。难道没有看到南宋的教训吗？”于是他指出靖康年间的事情，言辞十分恳切。太后醒悟了，从此朝廷内外才开始有了坚守的决心。考察所谓胡濙、于谦、陈循的说法虽然有其依据，但考察当时刘文安、叶文庄等人的记载，都说侍讲徐珵被召入宫，提出迁都南方的建议，被太监金英斥责后赶了出去。学士江渊于是改为提出坚守京城的说法来回答，因此得到重用。当时，宫内如果没有金英，宫外如果没有于谦，局势几乎就要动摇了，但史书都没有记载。至于所记李永昌回答皇太后的话，几十种稗官野史都没有提到。考察修史是在成化初年，李永昌正掌管司礼监，地位尊贵并掌权，而他的嗣子泰以学士身份在史馆，夸大赞美的话大多不足以相信。史书在何文肃公何乔新去世的条目下说，景泰初年更换皇储时，大学士陈循起草诏书，开头写道“天降下民，作之君”；当时吏部尚书何文渊恰好在旁边，立即应声说“父有天下，传之子”。到了天顺年间改换皇储，与此事共同谋划的人大多被斥退罢免。何乔新当时任刑部主事，因为看见黄竑、徐正被处以极刑，担心祸及自己，便写信劝他的父亲何文渊自尽。何文渊果然自尽，士人舆论以此为耻。这也是焦泌阳带有怨恨的笔法。正德年间掌管史书的人极力为此事辨明是诬陷，但考察《天顺录》说：“何文渊致仕后，皇帝复位，革去他的宫保衔。何文渊认为自己参与了更换太子的谋议，首先说出了‘父有天下’的话，担心遭遇奇祸。当时副都御史陈泰被贬为广东按察副使，途经广昌时，有人传说陈泰要来抄没逮捕何文渊，何文渊害怕，立即上吊自尽。死后有人上奏，朝廷派官员打开棺椁检验，果然如此。”这样看来，劝何文渊自尽的说法是诬陷，而他自尽的说法是真实的。野史认为这句话出自江渊，大概是根据文章语势推断，恐怕原先是何文渊先说“父有天下，传之子”，后来才借“天降下民，作之君”来对答。又何文渊在四月去世，而黄竑、徐正在五月被诛杀，这些记载大体上也不可信。《宪章录》说：“南京礼部尚书王英去世，谥号为文安，不久改谥为文忠。”考察王英从未改谥。又说太子少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一宁去世，追赠尚书。考察王一宁追赠的是太子太师，不是尚书。

译又说，皇帝将要更换太子时，对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的生日。”金英叩头说：“东宫的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皇帝因此怅然不乐。皇帝所说的“东宫”，指的是见济；金英所说的“东宫”，指的是宪宗。这和魏征回答唐太宗献陵之问的事情相似。这本是野史，似乎可以作为依据；但考察史书，景泰元年，皇帝发怒于金英，揭发他结党邀功、放纵家人贩卖食盐等事情，按罪分别判处斩刑、充军和贬谪。金英被关进都察院监狱，也判处斩刑，皇帝下诏将他禁锢，金英的家产几乎被抄没。难道关于东宫生日的话，是在金英下狱以前说的吗？或者景帝的愤怒就是由此而起，但当时景帝刚刚即位，根本还没有产生更换太子的念头，不应当谈到东宫。金英获赦出狱，一定是在景泰三年以内；那时太子之位已经确定，皇帝何必又说东宫生日？金英当时还处于危险疑惧之中，哪里敢这样回答呢？金英能够斥退迁都南方的建议，又能够作出这样的回答，确实不是平庸之人；但恐怕是好事者据此附会出来的。可是金英曾经出使南京，只有大理寺卿薛瑄不肯出来会见他，金英回京后，景帝问他所见的人中谁最贤良，金英回答：“只有一个薛卿。”这样看来，金英的贤能，大概不是其他宦官所能相比的。《菽园杂记》说：景泰五年，御史锺同、郎中章纶联合上奏请求恢复东宫，因此下狱。当时兵部进士杨集写信给于谦，大略说：“奸人黄竑提出更换太子的说法，以迎合皇上的心意，本来只是为了求得免死罢了。您诸位是国家的柱石，竟然留恋宫僚的恩赏，却一点也不考虑怎样善后吗？即使二人死于杖下，而您诸位安享高官显位，又怎能面对清议呢？”于谦把信给王文看，王文说：“读书人不懂朝廷的法度，但有胆气，应当给他升一级来处置。”于是杨集被出任安州知州。杨集是常熟人，字浩然。我朝由进士选授知州，是从此开始的。按杨集这件事，国史和家乘都没有记载，幸亏有这段材料。然而不知道当时的选官制度究竟怎样；王文端、于忠肃难道一点也没有持异议吗？至于说由进士选授知州始于此，恐怕是错误的。永乐年间，刘纲就是由进士选为陕西宁州知州的。《宪章录》说：长洲人练纲由乡试中举，历任都察院属官；他上奏中兴要务八条，又上《勤王急务疏》。皇帝阅后有所醒悟，命令施行，并且认为他的才干非凡，立即授予浙江道监察御史。按《水东日记》说，练纲拜见左都御史陈镒，说：“刑部俞士悦有意以台端的名义推荐我。”他拜见尚书俞士悦时，又说陈镒也是这样说的。二人互相核问，才知道并没有这回事。这才明白练纲想求推荐，却难以开口；考虑到他多次上奏时政疏已有声望，而且又怕他的言辞，于是便以练纲的名义应授御史。如今说“皇帝认为他的才干奇异，立即授为御史”，似乎是错误的。又景泰年间，命练纲协助赞理陕西、延绥等处军务，他自己说名望轻而责任重，请求升为佥都御史，以便压服人心。皇帝说：“升官难道可以自己请求吗？”这样看来，这位先生向来就急于求进，他被调任外职是应该的。而《宪章录》后来特意为他写传，终于为他立传，以此优待他；又极力褒奖他，难道是因为薛瑄与练纲的意气有相似之处吗？又当时给事中徐正曾自称：“己巳年我有抵御敌人的功劳，想援引姚夔升任侍郎、王竑升任佥都御史的旧例，请求升迁，却没有获准，于是提出离间南城的策略，因而被谪戍铁岭，遭磔刑而死，家产也被籍没。” 徐正也是吴江人。李文达《天顺日录》说：景帝身体不适，大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划，想迎取襄王的儿子立为东宫。事情渐渐泄露，后来景帝病势危急，太监兴安暗示群臣请求恢复东宫。众人都说上皇的儿子本来就应当恢复太子之位，只有王文的意图不在这里。内阁中的陈循等人也知道这一点。李贤于是借机会询问学士萧镃，萧镃说：“既然已经退位，就不能再恢复。”李贤这才觉察他们另有阴谋。王文又当众说：“如今只说请求册立东宫，怎么知道朝廷的意图究竟在谁身上？”李贤也明白了他的心思。又说：事变前两天，有人把这种说法鼓动给石亨等人听，说：“皇上因为掌兵的几个人谋划拥立上皇，命太监张永把中官吉祥、蒋冕等人拿入宫中，禀告太后，写下诏书给石亨等人，命令他们促成此事。”王文起初只是与于谦等人谋划，未必知道石亨等人的事情；不过因为于谦平日总督军务，所有兵政都专断执行，王文的私意没有实现，便趁机图谋于谦，也攻击那些本来就有不足之处的人。这段话可以说是实录。丑正之徒竟然一定要把更换太子、迎立襄王的说法拿来证明肃愍是功臣之首、罪魁之首，而史书却连王毅愍的谋划也一并掩盖了。后来王毅愍竟得以与肃愍一同获得赠谥，而肃愍直到今天还被说成是功首罪魁，这也未免太幸运了吧。又有什么不幸的呢？《双溪杂记》说：徐有贞、李贤被吉祥引入内阁办事，所以罢黜于谦等人，都是采用徐有贞的策略，而李贤因此写了多页详细辨解。然而考察徐有贞在南城复位成功后，当天进入内阁，杀死于谦、王文等人，起初推荐许彬，接着推荐薛瑄，最后才任用李贤。这样看来，二公被杀以及陈德遵等人被戍边、夺职，都是李文达进入内阁以前的事。《传信录》说：景帝还没有去世时，曾有驾帖召楚世子入朝继承帝位。世子想动身，有一位姓伍的长史劝止他说：“事情虽然如此，也应等金牌和诏书送来，然后再走也不迟。”后来英宗复辟，召见世子，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世子把事情详细说了。英宗很高兴，召见那位长史，赐给他袭衣和金带。长史获赐金带，据说从此开始。伍某是苏州人，名字我忘了。吾苏州没有姓伍的长史。按：景帝在群臣请求选择太子时尚且不听，哪里会有从远方迎取疏远宗室来继承大统的道理？考察正史，复辟以后楚世子原本没有入朝，而长史获赐金带也原本不是从英宗时开始的。这些齐东野人的说法，确实毫无根据。《琐缀录》说：在朝廷审讯于谦、王文的那天，刑科给事中尹旻当众愤怒地挽起袖子，挥拳踢打于谦、王文二人，还说这两个奸臣正好殴打。知情者都含着愤恨。第二天，徐有贞等人便径直提升尹旻为通政参议。按尹直因为尹旻被吏部排斥、不予任用而对他恨之入骨，所以编造这件事来诽谤他。否则，这难道是隐秘不能公开的事情吗？朝野之间怎么会没有一个人记载？假如确有此事，成化三年以后于谦、王文二公既然已经昭雪，难道会没有人讥刺尹旻？可是直到尹旻败亡，台谏的评论也没有提到此事，这是为什么呢？

译《客坐新闻》说：天顺初年，泰和人陈循任首相，庐陵人陈文是学士，想依靠陈循推荐自己升迁，泰和陈循对此感到为难，庐陵陈文便转而在别处经营。英宗对泰和陈循说：“内阁缺人办事，陈文怎么样？”陈循回答：“陈文固然合适，只是经历阅历太少，还不够老成。”于是英宗搁置了这件事。后来宦官把这番话告诉陈文，陈文到陈循那里责问说：“先生既不能提拔人，又在皇上面前阻止我，这是为什么？”陈循说：“这些话是宫禁近处的密谈，你怎么会知道？”这样看来，所谓有经历、老成，陈文果然还没有达到。庐陵陈文惭愧地退去了。按：正统末年，陈循还没有任首辅，而陈文的资历也还浅。到景泰二年，陈文因大学士高谷推荐，被任为云南右布政使。英宗复辟的第二天，陈循被捕并遣戍。过了很久，陈文才入朝任詹事，后来又以礼部侍郎兼学士入内阁。他求荐和被阻的事，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野记》说：杨昌平杨俊、范都督范广被石亨构陷而杀，都不是他们的罪过。二人赴市曹时，英气都没有受挫。杨俊尤其刚强，说：“我带兵入援，有什么罪却要杀我？”临刑时，有一名身穿白衣的人来到，原来是杨俊所宠爱的妓女高三儿。她悲痛地呼喊：“天啊，忠良死了，我还活着做什么？”她把杨俊的头缝合在颈上，让他的家人收殓，然后自缢。当时范广、杨俊虽然都是被石亨构陷而杀，但并非同一天。后来查看《双槐堂岁抄》，说杨俊诱捕太监喜宁，因功升任右都督。敌人窥伺怀来，杨俊调永宁的兵前往防守。奉御黄整把此事奏报，于谦憎恶他擅自调兵，请求处死他，皇上没有追究。杨洪害怕祸患，上奏请求回京随营操练。杨洪到京后，于谦又弹劾他镇守独石、马营时丧师辱国的罪行，诏令在市曹斩首，并且也记载了高三儿的事情。又说杨俊死后，杨洪怀着悲痛去世，朝廷仍追索他的禄米，以致家产荡尽。等到考察实录，才知道杨俊是杨洪的庶长子。于谦弹劾杨洪，使他下狱后，不久又恢复他右都督、统率京营兵的职务。杨洪死后，嫡子杨杰袭封。杨俊后来又因事获罪下狱，降为都督佥事。杨杰死后没有儿子，杨俊又袭封。景泰末年，杨俊又因家人首告他想奸淫父亲的妾等罪行，被革去爵位，儿子杨珍袭爵。天顺元年，皇上追究他任参将时勒令所部闭门不迎接圣驾，并且说“火种头来了”的事情；石亨听说后一直记恨他。后来他又被太平侯张軏构陷，以罪判斩。儿子杨珍被谪戍。到成化初年，杨俊又恢复为京卫指挥使。可见《双槐堂岁抄》尤其不合事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四。●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五。（明）王世贞撰写。○《史乘考误》六。《苏材小纂》说：景帝听到钟声，问左右说：“不是于谦吗？”左右回答说是太上皇帝，景帝便说：“哥哥，好，好。”按此说法，这是我们吴地人偏袒徐元玉的说法。景帝对十分信任于谦，难道会怀疑到这种地步吗？即使确实有这种怀疑，为什么不怀疑石亨，却偏偏怀疑于谦呢？《宪章录》说，封都督张軏为太平侯，张輗为文安侯。张軏仍改名为张赐，这是错误的。张軏是河间王的第四个儿子，英宗每次都叫他“张四”，而野史误传为张赐。考察国史、家乘，都没有改名的说法；张輗封的是文安伯，不是侯。《复斋日记》说：额森离去以后，真保、河南一带被盗贼阻隔，交通不通。指挥范信请求率五百名士兵整治平定。少保于谦上奏，提升他为都指挥使，并让他随军大规模教练。于谦倚重范信，英宗复辟后，石亨等人嫉恨他依附少保，指为党羽，将他弃市。按：被弃市的其实是都督范广，是名将。事情也不相合。《武功遗事》记载李文达的话：“夺门复辟没有功劳，皇上说：‘先生说错了。像徐有贞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能够运用自己的勇气。当时的臣子不是不能看出这一点，只是深沉隐忍而不发作，可见彼此才力有所不及。’又召我进入文华殿，再次说明夺门的事情，并嘱咐左右说：‘曹钦、石亨不是没有功劳，但一旦犯法就不能留了。朕在南宫时，你们如果没有徐有贞，怎么能有今天？今天不能忘记他的功业。’”有人把这当作《天顺日录》的话。按《天顺日录》中也有“曹石”两句，只是没有“先生说错了”“徐有贞能运用他的勇气”之前的话，以及“如果没有徐有贞，怎么能有今天”之后的话，大概是《武功遗事》的姻亲和门下客增饰附会的，不知道根据何在。又说：“天顺八年甲申春，大学士李贤离职，内阁缺人，出自皇上裁决，命中书科写诏书召徐有贞来听用，诏书已经写好但尚未下发，皇上便驾崩了。”按天顺八年李贤原本没有离职，也没有召徐有贞的事，大概也是吴地人掩饰的说辞。东白先生张延祥任吏部侍郎时说：“自从我入朝以来，内阁接待中官的礼节，总共发生过几次变化。英宗天顺年间，李文达公李贤任首相，司礼监的大宦官因职事来到，穿便服接见；事情办完后，向他作一揖便送他离开。后来彭文宪任首相继承这种做法，门人来报告时，必定穿戴冠服接见，和他分列而坐。阁老面向西坐在东边，太监中第一人的座位正对阁老，第三人的位置通常空着前两位。后来陈阁老陈文把他们送出内阁，后来商阁老商辂又送到台阶下，后来万阁老万安又送到内阁门口。现在凡是传达诏旨、议事时，掌管司礼监的人偶尔出来，其余时候有的只派小宦官和办事人员传达命令。”按张延祥所说，内阁迎送中官的礼节先后逐渐变化，这当然是对的；但他说彭文宪分列而坐以后，陈文把他们送出内阁，却不对。成化丙戌年，李文达去世，陈文继任首相；陈文去世后，彭文宪才继任。《闲中今古录》说：大凡人出生后由父亲命名，也关系到命数。天顺庚辰年殿试读卷时，评定祁顺的试卷为第一。随后司礼监太监询问所确定的试卷，阁老以姓名回答。太监说：“这份试卷固然高出他人一等，但传胪时北方人的读音与皇上的御名相似。”阁老惊愕，于是用王一夔的试卷替换它，把祁顺压为第二甲。祁顺是广东人，最终官至郡守。司礼监的见识，竟然又高出阁老一等了。这些人不知道，内阁选取试卷进呈皇帝御览，皇帝读完后才拆封，起初根本不知道姓名。而英宗的御讳读音与“顺”很不相似，即使北方读音也不同；这一年馆选也没有受到影响，同时在馆阁任职的诸位也没有人提到此事，所以显然是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