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九

译王文恪撰写《闵庄懿珪志》。考察可知，公因皇太子出阁，加太子少保；任满九年，又加太子太保。志文只记载加太子少保，却没有记载加太子太保。戚编修澜的墓志，是王文肃起草的。公是景泰辛未年的进士，服丧期满后入朝，途中返回，突然患病去世。他成为水神的事情，有许多人记载过，但墓志一点也没有提及，难道是因为儿子不谈论神异之事吗？近来看到杨用修《丹铅余录》的记载，十分详细，说：公是余姚人，字文湍，服丧期满后以编修身份入朝，向东渡过钱塘江，风浪突然大作，有几百盏红纱灯照在江面上，使江水通明。九个大丈夫，头裹帕巾，穿裤子和靴子，佩带宝剑，骑着白马，在水面上飞驰，像在平地上一样，船夫们都非常恐惧。戚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了。”推窗一看，九个人都下马跪下。公问：“你们不是桑石将军的九个兄弟吗？”他们说：“是。”公说：“走吧，我明白了。”九个人便都散去。公命令船夫掉头，说：“有事我还会回来。”于是回到家，对家人说：“某一天我将要去世。”到了那天，公沐浴后穿上朝服，坐着面对九人；九人率领甲士前来迎接，踩踏屋瓦而行，瓦片全都碎裂，戈矛旌旗闪耀，拥挤满院。过了一会儿，公去世了。后来车马腾跃奔驰，前后仿佛有呵斥和护卫之声，隐隐进入空中后消失。后来丘文庄公的夫人从南海乘船沿江而上，经过鄱阳湖，夜里梦见显贵官员呵斥簇拥着进入船中，说：“我是翰林编修戚澜，从前和丘先生同官，情义上不能断绝，特来报信。”三天后将有风浪之险，没有一帆一桨能够保全，应当赶快迁到岸上。夫人惊醒后，按照梦中所说，移居到寺中。不久，江中果然发生风浪，所有船只都沉没了。到了京城，夫人把这件事告诉文庄公，文庄公上报朝廷，朝廷派官员前往祭告。文庄又写了一篇祭文说：“唉！文湍刚劲的资质，豪放的气概，崇高的义气和激切的情怀，直冲云天；眼界宏大开阔，常常俯视尘世。凡是众人的嗜好欲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内心；一时的交游中，很少有人能够合乎他的心意。他有时在宴席上发表惊人的辩论，褒贬人物无不称合自己的心情；有时又像在席间纵情辱骂那样狂放，毁誉之言都各有依据。他醉中所说的话和清醒时没有不同，当面指责别人，背后也不违背。我和你仿佛有前世的契约，开始时彼此疏落而难以相合，最后却互相切磋、共同勉励。为什么命运违背心愿，使你中途去世？我这个老人比你晚死十二年，在幽冥之中谁还知道我们旧日交情呢？” 我的老妻北上，船停在江边，梦中仿佛见到你，你用风浪将至来报信，并预先告知日期，使她知道趋利避害。后来果然如此，幸而没有像普通人那样翻船跌倒。傅君成为神灵，莅临并主持江涛之事而享受祭祀，如今他所经过的地方都能应验，难道不是掌管这些事情吗？江湖之事因为他生前就参与其中，所以没有完全用于明时；因此他死后，事迹被上帝记录。唉！朋友之道废弃已经很久了。口头说朋友，称兄道弟，指着金石结盟，杀鸡宰狗发誓；一旦才华稍有不同，情态便立刻改变。地位悬殊就容易断交，权势地位不同便互相猜忌。面对面时像九疑山的山峰一样隔绝，迈出半步便有千丈之势；刚刚分开半臂，路上遇见就遮住脸走过。宿醉还没有醒，越过别人门槛便放言讥刺；经过门口却不进去，反而在屋里做出挥戈相向的举动；别人掉进陷阱也不伸手救援，忍心采取落井下石的计策。连亲近自身的人尚且无暇顾及，何况夫妻呢？活着做人尚且如此，何况死后到了另一个世界呢？唉！文湍生死都没有改变心意，始终如一，不愧是聪明正直的神灵，真可以说是英武卓异之士。回想从前交游，在众多人聚集的场合，一顿饭喝下百十钟酒，挥笔写下几千字，所以拿平生一向的爱好，来报答故人的阴间恩惠。用诗来抒写无法尽述的感情，用酒来助成伴随而来的眼泪，准备另外的纸张焚烧，在旧坟草上洒酒祭奠。神灵如果还在，请来鉴察这些祭品，不要嫌弃世人的凡俗言辞，特别来享用御赐美酒的醇厚滋味。诗说：幽冥与人间道路不同，隔着生死，九泉之下仍有故人的情谊。曼卿真的成了芙蓉之神，太白常留翰苑的声名。思念我在幽冥中前来入梦，哀悼你时总是悲痛得难以发声。退朝回来独坐面对封存的御酒，惆怅叹息当年鸡坛结盟而辜负了旧约。这些诗句不算十分雅致，只是为了见证公果然成为神灵，并且补足墓志记载的缺失罢了。湛甘泉撰写《庄定山墓志》，说庄定山于弘治甲寅年九月来到京城，大学士徐公溥说：“定山是我朝杰出的人才，应当重新进入翰林。”丘公浚说：“我不知道所谓的定山是谁。”徐公又对学士李公东阳说：“定山是你的故交，你应当留意。我已经致仕，不能替朝廷推荐贤才了。”考察可知，庄公补任官职的第二年乙卯，丘公去世，李公才入阁。再后来的丁巳年，徐公才致仕。庄公补官时，徐公正是首辅，难道不能扶持他吗？墓志却说“我已经致仕”；而那一年李公只掌管诰敕，并未真正拜相，又怎么能托付给他呢？这篇墓志所写荒唐得真像梦呓。

译我经过泌阳，得到李尚书逊学为焦少师芳撰写的葬志。其中其他阿谀之辞不值得谈，姑且摘录他入内阁以后的说法，让人看看它是怎样愚弄人的。难道这是尚书死后焦家人擅自托名写的吗？否则怎么会成为尚书的文章？文中说，纂修《通鉴节要》时，刘瑾认为其中有错误，大发威势，想治史馆官员的罪。公说：“古今从来没有因为文字而治人罪的。”刘瑾才停止。刘瑾提议派户部侍郎追征湖广拖欠的赋税，公极力说明这样做的危害，最终把那个人召回。四年，《孝庙实录》修成，升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其余官职照旧。多次上疏辞职，没有获准。正好因病请假，皇帝赐给酒、肉、蔬菜和米，命太医诊视。病了很久，请求停止发给俸禄，也没有获准。病中听说平江伯陈锐因小事被充军，总兵官神英因些微功劳被封为伯爵，顿足发怒，过了很久才平静。正好同僚两位公来探病，公说：“这样的重大事情，两位先生为什么不争辩，却让人议论朝廷政令刑法的失误？”他们说：“也曾经说过。”五年三月，病愈入朝谢恩。四月，宁夏指挥何锦、周昻、丁广与安化庶人谋反，副总兵一职空缺。兵部尚书王公〔字形有误〕召集众人商议推举补任人选，久久不能决定。公说：“我虽然还不了解参将仇钺的为人，但何锦把他招入城中，也许是不得已为了妻子儿女着想。如果任用他，怎么知道他不能有所作为呢？”于是写好题本上奏，皇帝下令说：“可以。”当时安化庶人伪造诏令，宽免军民的差役，警报一天比一天紧急，而宦官张永统率京营军队。内阁李公已经致仕，杨一清作为总制前往征讨。公说：“宁夏都是熟悉战事的边军，京营虽然号称天兵，恐怕不能与之匹敌。杨一清家在镇江，也恐怕缓慢而来不及处理事情。不如颁下宽赦诏书来安定反叛者，那边自然会有人收取平叛的功劳。”刘瑾正肆意横行，坚持不肯听从。公说：“一个反叛的胡虏尚且能够发布伪诏来收服人心，我们堂堂天朝、圣明天子，难道反而不能写一张诏书来收服人心，使恩惠归于我们吗？”刘瑾无法回答，只说：“千万不要太宽。”不久诏书一发布，天下人都非常高兴。仇钺果然用计杀了周昻，擒获安化庶人，又在城外捕获何锦、丁广，宁夏于是平定。当时京军还没有到达潼关。刘瑾又恨又悔，说：“我数年来所做的一切，一道赦令就全改变了；有人说皇上其实很注意他，想办法除掉公，怎么办？”刘瑾说：“我只是说他年老，请皇上优厚地安排他的行程罢了。” 于是便以星象发生变异为理由，请求退位，众人的奏疏一开始都把这件事告诉了公。公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只是朝廷有事，不敢说出来罢了。”他赶快写好奏疏，先后上奏，第二天唯独公获准。考察《通纪纂要》成书一事，书中指责并指出文字错误，大学士李东阳等都被降俸，尚书梁储、侍郎靳贵、庶子毛澄等都被降官，誊录官甚至有人被改任其他职务。大概是焦芳因为自己没有参与纂修，所以引导刘瑾这样做。如今却说刘瑾想治翰林官员的罪，因焦芳进言而停止，这又是为什么？负责追征湖广赋税的户部侍郎是刘瑾的同乡韩福，也是焦芳的同党，焦芳怎么肯说他的危害呢？安化之役，主张赦免的是内阁，恐怕是借张彩转达刘瑾而得到的，墓志中的话哪里有一句是真实的？焦芳的罪恶比张彩多百倍，张彩遭受重刑，而焦芳却老死在家中，这不合人情。又考察史书，四年二月，先前曾有诏令推荐怀才抱德的人，浙江以余姚周礼、徐子元、许龙和上虞徐文彪四人应诏，皇帝上疏请求任用。刘瑾伪造诏旨说：“天下这么大，难道没有可以应诏的人吗？为什么余姚的隐士竟然这样多？”于是交给镇抚司审讯，声称诏书草稿出自刘健之手，而谢迁偏袒同乡。刘瑾把这件事拿到内阁，想逮捕他们，并抄没他们的家产。李文正慢慢加以劝解，刘瑾的怒意稍稍消解。焦泌阳在旁边用眼示意，却高声说：“即使从轻处理，也应当削除他们的名籍。”不久诏旨下达，刘健、谢迁都降为平民，周礼等人谪戍边卫，并且下令余姚人不得调任京官。然而焦泌阳的墓志却说：“听说刘瑾憎恨致仕大学士刘健、谢迁和尚书韩文，于是派差役和校尉前往逮捕他们。公赶紧约同僚以生病为由推辞，独自等候在门外，等候召见。刘瑾迟迟不来，屡次催促，刘瑾才来。公根据先前听到的情况，责问他是否确有此事。刘瑾过了很久才说：‘有，确实有皇上的意思。我知道是因为他们是同乡。’公说：‘三个人中只有刘健和我同乡，也只有刘健与你有旧怨。国家大事，难道能由个人恩怨来处理吗？你去对皇上说，我焦某认为这三个人都是受先帝顾命、辅佐当今皇上的大臣；如今逮捕他们，他们这些大臣按义理不会苟且受辱，在路上死去，就等于朝廷杀害顾命大臣。’ 将来皇上若说不知道这件事，就一定要有人承担相应的罪责。”刘瑾害怕了，于是把这件事搁置下来。考察可知，这不只是与信史矛盾而已，韩文原本也不是顾命大臣，而且他曾经被逮捕，在三年之内，与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况且焦公当面对刘瑾时，谄媚的话像泉水一样涌出；如今墓志中却写得像前后辈分明、正直抗争一样。唉，替人写墓志阿谀奉承的人，不学习，也没有才术，却敢于编造虚妄之辞，其罪过比焦泌阳还要大。《屠襄惠公墓志》说，公与兵部尚书马端肃公同为太子太傅，按官员班次本应由屠公先行，因为他资历较早，所以特意上疏谦让马公。考察可知，二人虽然都加太子太傅衔，但马公还兼有少保衔，在班次上也应当由屠公谦让。大概是屠公任满九年后加太子太保，当时马公早已担任太保很久，所以屠公向他谦让。

译王文恪读到李文正的墓志，说：“这篇志文是大学士杨一清撰写的。杨一清和李公都是湖广人，年轻时也一同以神童应试，二人最为投合，同心互相推荐扶持，彼此互相标榜，而且都很善于引诱、笼络人才，所以士人也都一致称赞他们。他为李公撰写这篇志文，最用心的地方就是称誉超过实际，这是墓志所难免的。但也必定要有事实依据。如果把有说成没有，把没有说成有，那将要欺骗谁呢？志文所称述的事情，在我入阁以前的，我没有来得及知道；我归乡以后发生的，我也没有来得及知道。只有和他共事的时候，如果凭空虚构、凿空捏造，就不能不加以辨正。志文说张玮、崔璇、姚祥等被枷号，是由于李公上奏才获释。这三人被枷号，正是在刘瑾开始作威作福的时候，李公当时正称病不出，他在哪里上奏呢？《通鉴节要》是刘瑾最厌恶的书，又何曾赐宴表示恩宠？李公又何曾辞谢过呢？有人投匿名文书，于是逮捕廷臣下狱，后来因事解释放出的，确实有这种情况；如今却说是李公上奏，不知道他向谁上奏？向皇上吗？还是向刘瑾吗？刘瑾派出的侦缉人员遍布各处，李公没有说过一句话，却说他上疏极力议论此事，不知那道奏疏如今在哪里？而且刘瑾的威权显赫，有谁敢上书公开攻击他，天下人都会把那人看作‘凤鸣朝阳’般的正直之士，难道同朝为官的人会不知道吗？” 朝廷上的臣子难道会不知道吗？这是多么敢于欺骗啊！他说辨明盗贼之事，也不是事实。既说见到李公便收敛容色、起身致敬，又说常常对他咬牙切齿，二者怎么会相互矛盾呢？大体上，李公在内阁将近二十年，遇事进言，周旋粉饰，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刘瑾掌权时，他对一切都阿谀奉承，又哪里有真正的匡正挽救呢？等到刘瑾败亡，才命令有关部门查究革除其党羽，为什么先前阿谀刘瑾，后来又查办革除他呢？他撰写刘瑾的碑文，立在齐化门外，把自己比作撰写《剧秦美新》的人。刘瑾败亡后，他却最先改换门庭，声称是刘瑾传旨让他撰写的，这又是极其欺骗世人了。”王文恪与西涯李东阳有嫌隙，对李公的攻驳不免有过分之处，但也稍稍足以证明阿谀墓志的过错。我已经把王文恪辨驳李文正墓志的文字，作为董狐一样的直笔记下了。等到考察国史，才发现事情大有不同。按正德二年闰正月乙丑日，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号在长安左门、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被枷号在张家湾。己巳日，大学士李东阳等上奏说：“最近崔璇等人各因公差赴任，在路上犯法，承蒙皇上裁断，都用大枷枷号一个月。天威施加，朝廷内外都感到惊惧。臣等揣测圣意，大概是怜悯地方百姓不能承受劳役。但是每个人所犯的罪，自有相应的罪名，如果再加上枷号，就属于更加严厉的刑罚，关系到生死。从儒生进入官场的人，哪里能忍受枷号一两个月而不死？臣等常常看见皇上遇到应当处决重囚的时候，哀怜他们而详细审察，往往从宽处理。皇上爱惜生命的心，实在与天地相似。如今这三个人担任侍从、部属官员，也曾经有些微劳绩，只因一时不谨慎而触犯重法，性命就在旦夕之间，实在值得怜悯。现在枷号已经数日，足以表示惩罚警戒。希望皇上稍稍收敛威严，特别加以宽赦，或者送交法司依律审问定罪，这样轻重适中，恩威都能彰显。既显示爱民的仁德，也不失对待士人的体统，使天下人永远称颂圣德。这样，文章之士幸甚，群臣幸甚。臣等充任辅导之职，负责辅佐朝政，并非敢于包庇文官，实在是想彰显圣德。这一点犬马般的诚意不能自已，所以冒死上奏。伏望圣明鉴察。”皇帝没有答复。甲戌日，传旨说崔璇等枷号期限未满，姑且从轻释放，发往铁岭卫永久充军。三年六月壬辰日午时，御道上遗落一卷匿名文书，侍班御史上奏此事。司礼监随即传旨，当面加以诘问，各司官员都跪在丹墀之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午后，逮捕后班三百多名官员，一并送到镇抚司审问。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等上奏说：“匿名文字出自一个人，他的阴谋诡计，正是想在众多官员中掩盖自己的踪迹，从而施行他的欺诈手段。各位官员仓促之间跪拜起身，哪里能够知道或看见什么？况且除这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是无罪之人。如今把他们一并投入囚禁，彼此惊疑不安；又正值天气炎热，狱中之气熏蒸。如果拘禁数日，人们将无法保全自身。希望皇上仁慈好生，明察万物，特地下达诏令，先行释放他们，然后暗中详细查察，把真正的罪犯置于典刑。”皇帝听从了。考察可知，这两道奏疏都载于内阁记录和实录，难道会有假的道理吗？可是王文恪却说自己亲身与李公共事，证明李公必然没有做过这些事，实在不可理解。难道李公预先担忧身后之名，制造了这样的掩饰计策吗？否则，王公难道年老昏聩而忘记了吗？或者是他太痛恨李公，只知道行状可以驳斥，却不知道内阁稿本和实录都是秘藏，外人无法看到吗？这两个人总有一个不能算君子。杨文忠公的行状，是杨用修编纂的，颇为详细而且考核严谨。他任满九年考核后，加左柱国，兼支大学士俸禄；任满十二年考核后，加太傅，赐宴于礼部；四次辞让太傅，皇帝才答应。如今墓志却完全不提，这是为什么？

译文忠公的行状说：丁丑年十月二十一日入阁，上疏谢恩，并请求皇帝回銮。十二月十八日，他和蒋公到居庸关，请求皇帝回驾，没有得到答复。当时皇帝北巡将要返回，先派人通知内阁、府、部各自准备旗帜帐幕迎接。钱宁前来逼迫，杨公首先倡议这样做。钱宁当时冒用国姓，擅自掌握威权，传递名刺往来，自称皇帝的庶子，没有人敢反对。杨公说：“旗帜本来是国家的标志，用来铭记功臣；旗帐只是亲友乡里的俗礼。君主尊贵如天，怎么敢用这种礼物来亵渎进献呢？‘威武大将军’是什么名号？”皇帝又派宠信的通政张龙来传话说：“杨阁老忘了往年一次派宦官、两次派行人去接你吗？你活着时便慰问，死后便厚加抚恤，恩礼超过其他大臣百倍，你却这样执拗，难道不知道害怕吗？”公说：“雷霆之下，谁不震惧？只是我不敢用非礼的事情来仰报皇上罢了。”戊寅年正月七日皇帝回驾，没有使用旗帐。皇帝一向重视杨公，也没有因此怪罪他。考察史书，杨公拒绝张龙的话也许确有其事；但说皇帝回驾时没有使用旗帐，恐怕不免有粉饰。史书说正月乙巳日传旨，群臣用曳伞、大帽、鸾带迎接。随后赐文武群臣大红纻丝、纱、罗各一套，按品级分别为：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官不论品级都赏赐，部属以下六品官员不赏。丙午日皇帝从宣府返回，群臣在德胜门外等候。宦官预先传达皇帝的意思，准备彩色帐幕几十顶、彩色对联一千副，都是用金线织成文字和序词，只称“威武大将军”，不敢涉及尊号。众官在下方署名，也不敢称臣。又准备白金、羊、酒和彩币，放在一件红色梵夹中进献皇帝祝贺。仪式举行了很久，皇帝穿着戎服，骑着赤马而来，边军骑兵簇拥在旁；只见火球在戈矛之间升起，烟气直冲上空，才知道皇帝到了。群臣都在道路左侧叩头，皇帝下马坐入御帐。大学士杨廷和奉上酒杯，梁储斟酒，蒋冕奉上果盒，毛纪奉上金花祝贺。皇帝饮酒完毕说：“朕在榆河亲自斩获敌人首级一颗。”杨廷和等叩头回答说：“皇上圣明威武，臣民无不感到庆幸。”皇帝于是驰马从东华门进入豹房。过了十四天，在左顺门赐给文武官员银牌：一品二十两，二品、三品十两，牌上刻“庆功”，用五彩装饰，以朱色丝带贯穿；四品、五品和都给事中四两，给事中、御史三两，牌上刻“赏功”，用青色丝带贯穿。这大概是抵偿彩帐和贺礼的费用。只有翰林因为没有贺仪，所以没有得到赏赐。如今却说皇帝回驾时没有使用帐幕，这是要欺骗谁呢？林介立的行状，当时存于史馆奏记中，副总裁董公说：“昨天听说迎立一事，有人说是由宫中决定，有人说是内阁诛杀叛贼江彬，有人说是张永，有人说是杨廷和；在真伪之间，茫然没有根据，等等。”杨文襄一清为张太监永撰写的志文却说：“逆贼江彬掌握边镇重兵，留在镇上四十多天，召集文武百官前来会集。江彬仍在，人人心中惶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江彬最终有所顾忌而没有萌发异志，是张公的力量。”第二年春天，皇帝驾崩，张公用计擒获江彬，督视京城九门，防备奸邪、制止变乱，朝廷内外依靠他而安定。等到考察杨文忠公的行状，才知道是杨廷和与蒋冕极力进言促成此事。魏彬托人上奏，张锐从旁阻拦，没有成功；少监陈严也帮助杨公入奏，于是事情决定下来。当时江彬刚入宫问安，坤宁宫兽吻礼毕，张永暗中派人报信，江彬便奔向西安门，以取西官厅文书为借口，途中转向北安门。守关的人说：“有诏旨命你留下接受提督。”江彬斥责说：“皇帝在哪里，怎么会有诏旨？”并用手打守门人；守门人一拥而上，追捕的人赶到，便把他捆绑起来。两种说法的不同就是如此。我私下认为，杨文襄与张永亲近，又和杨文忠不和，所以把功劳归给张永；杨文忠后来又和张永不友善。而且后来重新起用张永，是杨文襄和张永嘉推荐的。因此杨氏子孙全都把功劳归于杨文忠，却给张永加上暗中报信的说法。考察陈司马继所著《世纪闻》说：“江彬从南京返回，到通州后停留了一个多月，才进入京城。当时皇帝已经病重，江彬自知罪大，想让自己统率的边军把守皇城各门，意图难以测量，人心汹汹。杨内阁廷和当时赶紧和张永以及兵部商议，说：‘团营官军本来就应当守卫皇城各门，边军离家多日，不可长久留在这里，应当立即放入城中，不许停留，这实际上是削弱他的羽翼。’杨公因为江彬握有重兵，担心他察觉，于是和张永秘密约定，假装与他友好，把他引到坤宁宫，随即请皇太后传下懿旨，将江彬擒拿，并把他的男女同党全部捕获，没有一个逃脱。江彬被判凌迟处死，人人都称快。”当时江彬手握重兵，使执掌国政的人谋划稍有不慎，就不只是自身被杀，还会给宗庙社稷带来祸患，这也不是小事。如今从容用计，不费多余力量，朝廷内外便安然无事。这样审察此事，杨公和张永的功劳就可以互不掩盖了。

译康对山为海卒吕柟撰写墓表，说庆阳李献吉的词赋可以追及汉魏，自称是一时的豪杰。他曾经触犯宦官刘瑾，被关进狱中，几乎死去。康先生后来用计救脱了他，李献吉后来撰文，却让别人独占这份美名。李献吉是名士，尚且不知道感恩，何况其他人呢？至于许宗鲁为他作传，却把这些事情全部删掉；张治道撰写行状，则记载得很详细。韩文率领各位大臣弹劾刘瑾等人擅权，弹劾文书出自李梦阳之手，刘瑾因此痛恨他，借其他事情构陷李梦阳下狱，想置他于死地。人心汹汹，没有人敢救援。李梦阳从狱中急忙传出帖子，说：“对山救我，救我！”何柏斋对众人说：“只要对山肯救他，刘瑾和李梦阳都还可以活下来。”有人把这话告诉康先生。康先生说：“我怎么会吝惜亲自去一趟而不救李公呢？”康先生虽然答应前往，人们仍然为难他。第二天，康先生和某御史前往左顺门，正好遇到柏斋从内阁出来。柏斋说：“这是为献吉来的吗？”康先生说：“是柏斋附带先生一同来。”柏斋说：“这件事只能先生独自前往，不能和别人一起去。”康先生于是没有前往，并且对柏斋说：“刘瑾是横行凶恶、肆意掌权的人，性情喜好名声，只能用巧妙的话诱导他改变，不能用正面的话直接批评他。” 柏斋说：“这件事只有先生能够做到，其他人做不到。”第二天，康先生前往刘瑾的住处。刘瑾听说康先生到了，立即倒穿鞋子出来迎接，留他饮酒谈话很久。刘瑾对先生说：“人们都说历来状元都不如先生，真是为关中增光。”先生故意说道：“我康海有什么值得说的？如今关中有三位才俊，是古今少见的。”刘瑾惊问：“哪三位才俊是古今少见的？”先生说：“李郎中的文章，张尚书的政事，老先生您的功业。”刘瑾说：“李郎中是谁，竟然能和我并列？”先生说：“就是如今关在狱中的李郎中。”刘瑾说：“难道不是李梦阳吗？”先生说：“是。”刘瑾说：“他应当处死，不得赦免。”先生说：“按理确实应当如此；但杀了他，关中就少了一位才俊。”酒喝到很晚才散。第二天，刘瑾上奏皇帝赦免李梦阳。薛应旗《宪章录》则说，康海和李梦阳都自负才名，彼此不肯服输。刘瑾仰慕康海，想招致他，却一直不能如愿。刘瑾常常先向他示好，想让他同意，康海每次都装作没有听见，不予回应。到这时，李梦阳的亲友中有一位姓左的人到狱中，对李梦阳说：“您恐怕已经没有生路了，只有康子可以解救您。” 李梦阳说：“我和康子一向不能相容，如今到了生死关头才开始托付他，难道不独自感到惭愧吗？”左姓人说：“没想到李先生竟然只是普通人的小节之见。”他再三强迫李梦阳，请他在一张纸上写几个字。李梦阳于是提笔写道：“对山救我，只有对山能够救我，我没有别的话。”对山，是康海的别号。左姓人拿着这封信去见康海，康海说：“这件事确实在我，我怎么敢因为憎恶恶人的态度而不替良友消除一次灾祸呢？”于是前往刘瑾处。刘瑾焚香迎接康海，请他坐上座，康海一点也不谦让。刘瑾说：“今天是什么好风把先生吹来了？”命左右摆设酒席。康海说：“我有话要告诉您，如果您听我的话，我就替您留下；否则我将离去。”刘瑾说：“什么话？”康海说：“从前唐明皇任用高力士，宠冠群臣，而且还替李白脱靴，您能做到吗？”刘瑾说：“请先生现在就替您脱靴。”康海说：“不是这样。如今李梦阳的才名高出李白数倍，而我康海远远不及他。一个这样的人下狱，您却不救他，怎么肯替李白脱靴呢？”说完便拂衣起身。刘瑾极力挽留，说：“这是朝廷的事情，如今既然听到您的请求，就应当设法周旋。” 康海于是解下衣带和刘瑾痛饮，直到天亮才告别；李梦阳于是获释回家，而康海从此与刘瑾往来应酬，终于遭到清议的非议。黄泰泉协助撰写《董大理传》却说：“我在史馆查阅实录，看见谢给事的弹劾奏章。正好吕仲木来到，我问他德涵是怎样的人。他说：‘是个正直有气节的人，对父母极尽孝道，而且重视交友情义，曾经把献吉从死狱中救出来。不过他性情高迈刚直，常常直言斥责别人的短处，因此招致怨恨。后来我在留都时，马伯循对我说，献吉下狱时，刘瑾急于杀他，于是献吉写了一张纸送出来，说德涵救我。家人拿去告诉康海，康海立即上马驰到刘瑾门前，守门人不替他通报，他便喊道：‘我是天下第一名士，你们的主人还是我的同乡。’刘瑾平素听过康海的名声，常常希望见他而不得，听到这话便提起衣服迎接康海。康海立即坐上座位，刘瑾留他饮酒；康海谈笑着斜视刘瑾说：‘自古以来，三秦有几个豪杰？’刘瑾惊讶地说：‘请先生指教。’康海说：‘从前桓温问王猛，为什么三秦豪杰不来？王猛一边扪虱一边谈论世务，三秦豪杰除了王猛还能有谁？桓温为什么这样昏暗无知呢？’刘瑾脸上发红，怀疑康海在讥讽自己，于是问：‘如今三秦有几个豪杰？’ 康海默默屈指说：‘只有三个人。从前王三原掌管铨选，提升贤能、黜退不肖；如今则有秘密亲信、掌握大权的人，我想指的就是您。’刘瑾脸上转而露出喜色，又问：‘还有一个人，是先生您吗？不要说王猛已经在前，而我却没有认识。’康海说：‘您怎么错误地称我为海呢？这个人是如今的李白，我康海哪里能替他效力？’刘瑾坚持追问，康海便说：‘康海不敢说。过去曹操憎恨祢衡，借黄祖之手杀了他，这是奸雄的小智；李白醉后让高力士替他脱靴，可以说是轻慢傲视；高力士替他脱靴而不发怒，是容纳人的宽大气度。’刘瑾低头思索说：‘先生莫非说的是李梦阳？这个人罪当处死。’康海立即起身出去，说：‘我不敢说的，就是这个人。’刘瑾答谢说：‘谨遵先生之意。’第二天就把李梦阳赦免放出。后来李梦阳反过来嫉妒、陷害德涵，戏班甚至演出《中山狼》杂剧来讥刺李梦阳。不过德涵并没有仇恨李梦阳。由此看来，他们究竟是朋党，还是不是朋党？董大理的冤情，也可以由此类推。黄泰泉的文字委婉而有文采，薛应旗则替两位先生修饰夸奖，但所说的话太粗疏。《易行状》似乎有所依据，但把张尚书说成关中三杰之一，则不对。李献吉下狱时，张彩还只是文选郎中，后来才转任佥都御史，怎么能说他是尚书呢？又有一部小说说：“康海谈论公事时，认为应以高皇帝的制度作为准则。李梦阳能够效法高皇帝作诗，为什么要杀他？”各种说法竟然如此不同。大概是因为康公曾经救过李公，却没有人详细知道事情经过，所以争相用文章加以修饰夸张罢了。《中山狼传》出自马左都中锡，杂剧则出自王太史九思，用来讥刺李献吉，或许确有其事。董少卿名叫恬，因为刘瑾败亡而获罪，被论处罢官。

译《康公行状》又说：孝宗时，谢阁老升任后被皇上所知，他的儿子谢丕任翰林编修。当时焦芳的儿子焦黄中也任翰林检讨，二人争强，各自培植党羽，互相标榜。焦芳想拉拢先生作为附从，有一天设酒郑重邀请，先生前往拜见，座中客人都是邪曲谄媚之徒。先生说：“这是要排挤谢公、招揽我的人吗？”于是正色斥责他们，座中客人都惭愧服气。考察谢公在内阁任职，谢丕中进士并任编修是在正德元年以前；焦芳当时还没有入阁，焦黄中也还没有中进士。谢公致仕，谢丕也请假离职，而焦芳这时才入阁，焦黄中才中进士；谢丕早已因牵连获罪，降为平民很久了。他们什么时候互相接触过，又怎么能说互相标榜呢？《行状》又说，会试时录取仲木为第一名，王济之却把他列为第六名，先生在朝廷上愤怒地说：“仲木是天下的人才，会试试卷中没有可以和他相比的，怎么能因为南北地域的私心，忘掉天下公正的大义呢？况且会试能够压过吕某，廷试难道还能压过他吗？”到了廷试，仲木果然取得第一名，王济之因此十分怨恨。考察康公所作诗文，仲木治学《书经》，必定不是经房座主的门生；而仲木所作墓表说，自己入翰林后才求与先生交往，也说明他不是座主门生。而且据此把它当作康公被贬斥的原因，更是错误。康公被贬斥时，王公和焦芳都已经致仕，当时并不在政府任职。康公因为营救李献吉、又因与刘瑾秘密往来而遭父母丧服；后来又因盗案牵连有关官署，被责令赔偿补偿，受到众人指摘；李文正当时又有怨恨，未曾出面救他，所以才是这个缘故。龚尚书元之的墓志，是李充嗣撰写的。嘉靖三年，朝廷派官员前去存问，并赐白金一锭。龚公当时还不到八十岁，官职也不是内阁大臣，按惯例没有存问的待遇，怎么会派官赐金呢？李充嗣的说法也没有根据，恐怕是错误的。吕高陵所作《雍正谊墓志》说：“司马俞公总督北部边疆，征召雍公任山西兵备副使。兵备副使这一职务，按制度由吏部推举，最终由皇上裁定，怎么能由总督自行征召呢？” 王伯安所作徐昌谷的墓志文，虽然写得奇特，但到了想抬高自己的学说时，却略去了徐昌谷的才干和经历，读起来仿佛是在写另一个人，而不是徐昌谷。他叙述官职时说“授大理评事”，但昌谷列在二甲，授官应是大理寺右寺副，不是评事，这大概是当时的制度。昌谷的诗自成名家，而现在却说他的诗不是最高成就，那么所谓最高成就究竟在哪里呢？李康和公充嗣的行状，是他儿子所写的，里面说：“丁未年考中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当时呆斋刘文安公主持教导庶吉士的事务，因而受到他的赏识和提拔。”所谓呆斋刘文安，就是刘定之。当时在成化初年，他以学士身份教导庶吉士，距离丁未年已经相隔二十三年了。熊尚书翀的墓志文，是喻司徒皋撰写的，尤其疏略荒诞，竟把马端肃公称为马文贞公。又说因两宫礼仪完成，熊公进阶为资政大夫、正治卿、上柱国，结果一个官衔也没有对得上，实在可笑。又说宪宗朝升任山西按察副使时，诏书说：“天下做官的人都照熊翀这样做。”孝宗朝奏事时，他鼻中流液，诏书说：“鼻中流液只是膝部受寒罢了。”于是命人赐给他宫中所织的护膝。这些说法都极其俚俗荒诞，不合事实。王文成的行状说，王公年轻时跟塾师读书，出游市上，和卖鸟的人争执；有相面的人看见他，认为他非同寻常，便用钱买下卖鸟人的鸟，送他回到书馆，并对塾师说：“这个孩子将来官至极品，一定会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名。”于是遍看馆中诸位学生，分别预言他们将来官位的高低、显达或隐晦，后来竟都一一应验。《年谱》却说，他和同学站在长安街上，遇到一个相士，相士认为他非同寻常，说：“我替你相面，你以后一定要记住我的话。等到拂领时便进入圣境，等到上丹台；那时结成圣胎，等到下丹田；那时圣果圆满。”先生认为这些话很奇异，等等。考察这份草行状比《年谱》早二十年，是王公的门人黄绾所作，他难道不知道圣境、圣果这些说法，却要等钱氏二十年后编写《年谱》时才说出来吗？大体上说，想过分尊崇自己的老师，却免不了添饰，这并不是尊崇老师的方法。《行状》和《年谱》都说，王公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湖广发生石和尚、刘千觔之乱，他便写信想把情况上奏朝廷，请求亲自讨伐，父亲龙山公禁止他，这才作罢。《年谱》还把这件事系在他十五岁时。考察石和尚、刘千觔是在成化丙戌年起兵作乱，到第二年被消灭；再过五年就是壬辰年，王公才出生。前面那些说法实在可笑。《行状》说，王公被贬之后，刘瑾派人跟踪他，王公害怕自己不能免祸，假称要投江，进入武夷山中，遇到道士交谈，于是从武夷山到广信，经过沅湘，最后到达贵阳龙场。《年谱》说，他假称投江，后来搭乘海船游历丹山，遇到风暴漂到福建境内，遇见道士交谈，便前往武夷山；之后回南京探望父亲华，十二月返回钱塘，才赴贵阳。这件事应当以《年谱》的记载为准。王文成的行状说：“浰头贼巢中的池大鬓等人，听说横水各贼巢都已被攻破，才开始害怕，于是加强防备，又派他的弟弟池仲安等人，带领老弱二百多人到军门投降。他们跟随众人立功，实际意图是拖延官军。卢珂、郑志高、陈英有三千多人，受到池大鬓胁迫，但三人尤其忌恨池大鬓，于是前来告发，说池大鬓僭越称号、设置官职，并拿出伪造授予卢珂等人的金龙、霸王官爵印信，前来自首。王公事先已经侦知此事，却故意装作发怒而不相信，于是把卢珂戴上刑具拘禁起来，同时派人秘密告诉他自己的意图。卢珂便派人回去召集部众，等待时机发动。王公又派人前往劝说池大鬓，并秘密收买他的亲信，诱导他们自己前来申诉。王公返回赣州后，便奏乐大宴将士，下令城中解散士兵，让他们各自回乡务农，以表示不再用兵。贼众都很高兴，于是放松戒备，池大鬓率领部下四十人亲自来到赣州。王公派人探知他们已经上路，秘密派人先行，并命所属各县调集兵力、分设哨所，等候消息后再行动。又派人督促召集卢珂等人的兵力一同前来，命所属官员依次准备羊肉和酒，每天犒劳池大鬓等人，以拖延他们返回。正逢正旦的第二天，又在庭院中设宴犒劳，预先埋伏甲士，引池大鬓进入，将他的党羽全部擒获。拿出卢珂等人所写的供状，审讯后他们都认罪，于是投入狱中斩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对质供状、审讯以及下狱的经过。这大概是因为墓志根据奏疏文字写成，而奏疏大多有所隐讳，不如《年谱》记载准确。

译王新建复职以后，三边总制的职位空缺，吏部推举杨少师一清、彭少保泽和王公，内批任用杨一清；杨一清入阁后，又推举彭公和王公，另行推举王宪任职。兵部尚书职位空缺，又推举王公和彭公，内批任用王时中为右都御史。吴廷举因南京左军都督府缺少掌印官，推荐王公担任。南京兵部尚书李充嗣请求退休，推荐王公代替自己。礼部尚书席书推荐王公应当入阁，这些建议都没有获准。最后才有任命王公为两广总督的诏令，而《年谱》都遗漏了，现附载于此。《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三十 （明）王世贞撰 ○《史乘考误》十一 少保廖僖靖公的墓志说：值此修撰《献皇帝实录》，廖公奉命任总裁，大概是援引夏忠、守仁的先例。实际上，他任的是监修，不是总裁；史书的记载很清楚。费文宪公所作《谢文正公神道碑》里面说：“谢公到京，诏令晋升为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起初，谢宏因年老多病准备请求退休，曾经上疏推荐谢公代替自己。谢宏离开后，杨邃庵公又推荐谢公，意图仿佛是让杨廷和谦让而推举谢公，天下人都为此庆贺。谢公重新入阁后，又赞赏邃庵能够谦让。等谢公到京，邃庵认为按官职谢公比自己尊贵，不肯处于谢公之下，最终竟违背当初的意愿，舆论颇为鄙薄邃庵。但谢公德行盛大，不与他计较。后来邃庵作墓志，却说：‘谢公到京时，我拟定让他任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但皇上只改授他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大概邃庵虽然曾拟定任用谢公，却不能再上疏陈述谦让之意。史书记载，邃庵上疏请求仿照郭子仪、文彦博的故事，颁降手敕，派官员征召谢公来京，任命他为辅弼之首，用来讲明道德、裁断大事，皇上答应了。史书又记载张罗峰、桂见山侍郎、詹事曾经推荐谢公入相，却没有记载费公的奏疏，因此应当以墓志为依据。” 分宜所作《张恒山子麟志铭》说：“当今皇上即位后，特别加以眷顾，多次赏赐白金、彩币、羊酒、玉带和蟒服。”当今皇上是世宗。张子麟因父亲生病请求退休，世宗每次都用温和的诏旨勉励挽留；最后获准回乡奉养父亲时，皇上的话语十分恳切，还催促他以后再回来。但张公胸怀高远的志趣，在山林泉石之间闲游了二十多年，享年八十八岁。讣告传来，皇上震惊哀悼，停止朝会一天，命有关官员举行九坛谕祭，并派官员营办葬事。考察张公回乡探亲后，言官弹劾他的同党胡世宁，胡世宁被下狱；当时张子麟曾秘密上奏报告宁王宸濠谋反，署名为“刑部尚书臣张子麟启”。张公上疏竭力辩解，说：“胡世宁的案件在都察院办理，与臣有什么关系？”诏令下达，命他守父母丧。新建伯王守仁、都御史伍文定、御史谢源、伍希儒负责核查回报。谢源、伍希儒说：“宸濠曾向大臣行贿，登记的名册上有子麟的姓名，却没有看到他的密启。”王守仁说：“密启确实可以见到。”当时为了安抚动摇的人，一方面已经将密启焚毁；而且奸诈虚伪之徒伪造此事，以求取宸濠赏赐的很多，恐怕不足以凭信。伍文定的奏疏也这样说。于是言官再次弹劾张子麟，认为他应当处斩；诏令姑且从宽，削去官职和冠带，闲居不用。到他去世时，其间遇到恩诏而恢复官职，固然确有其事；但大臣特别恢复官职，必须由巡抚、巡按上奏请求。如今既然只是牵连而恢复，那么举行九坛祭祀和按完整规格营葬，按惯例都不可能得到。墓志虽然应当替他讳饰过失，但对于因牵连而失官、后来复职的经过，也应略微提及；现在却完全没有。大概是分宜当国时收受了他儿子的贿赂，胁迫礼部删去这件事，并且一并替他隐讳的缘故。袁荣襄的墓志说：癸丑年升为正四品俸级，丁巳年授正三品，乙亥年晋升为江西按察使的品秩。这恐怕有误。王府官员没有授任二司官职的惯例；而且丁巳年既已授正三品，按察使也是正三品，两者有什么区别？恐怕丁巳年是授从三品，乙亥年才授正三品俸级。再说张恭僖任左史时，也没有担任按察使的说法。《乔庄简公行状》说：辛巳年五月，考核功绩，记录乔公过去的功劳，加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乔公任职满九年，加太子太保；不久又记录宁王时期的功劳，加少保。至于加柱国，则是因宗庙恩典颁发诰命。如今把这些事情混在一起说，完全不合国家制度。《杨太宰旦传》由江汝璧撰写。传中说，吏部尚书白岩乔公致仕后，朝廷商议推举杨公，皇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改任乔公为南京官职；杨公竭力辞谢，皇上不准。适逢桂见山、张罗峰二公通过传奉旨升任学士，杨公立即率领部院诸位老臣上疏弹劾，言辞极其激烈，因此触犯圣旨。于是被给事中陈洸弹劾，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学士吴一鹏、吏部右侍郎汪伟；当时左侍郎孟春上疏复辩，极力申明这是诬陷，并斥责陈洸奸邪，结果皇上下令杨公和汪公致仕。按照行状，似乎杨公已经实际任过太宰，但事实并非如此。考察张桂升任学士时，杨公正在南京吏部，和诸公说他们的学识偏僻、心术奸邪，只因偶然说中一句话，便越级升任清贵官职，这不是向天下显示大公之道的做法。皇上说：“录用贤才出自朝廷，璁等所说的正是礼制的正道，怎么能说是偶然说中？”而且没有追究的是，当时人们颇把杨公看作南京议礼的旗帜，所以奏疏下达五天后，杨公便改任吏部官；又过了一个多月，陈洸弹劾杨公、汪公、吴公、文选郎中刘天民，孟公再次上疏，极力说明陈洸奸邪，不可听信。皇上批示：“杨旦、汪伟致仕，刘天民调任外地，仍严厉责备孟春。” 阿谀私附的奏疏中所作的辩解，杨公实际上并没有任过太宰，也没有来得及竭力辞谢；汪公任左侍郎，孟公任右侍郎。杨公在隆庆初年本应举荐追赠谥号，却因为年代久远而遗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