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五

译《闲中今古录》说：景泰年间，于司马于谦、王都宪王文的权势都重于当时。后来英宗复辟，石亨等人诬奏他们图谋不轨，奉皇帝旨意说：“按本来应当凌迟处死，从轻改为斩首，钦此。”二人前往刑场时，于谦连声呼喊“皇天后土”，王文只说：“如今已经到这里了，伸起头来就砍吧。”又连声说：“事情为什么要拖到以后才会明白呢？”唉，王文的话未免太遥远了。按考察《水东日记》等书，都说朝廷审讯那天，王文极力辩解迎立襄王的诬陷；于谦只说：“还有什么可辩的？即使皇上不想杀我，石亨等人也一定不会容我。”于是沉默不答。如今这部书的记载似乎相互抵牾，而且还不知道王文当时在内阁，却称他为都宪，怎么能这样记事呢？《枝山野记》说：曹钦作乱时，到处搜捕大臣，只有寇某遇害；等到抓住李贤时，几次想用刀砍他，却又释放了他。他们急忙搜捕王尚书王翱，王翱躲在一间屋里，困窘无计。有一名主事身材高大而且有力，突然背起王翱逃走，因此得以免难。王翱后来把这个人提升到要职，当时人们称他为“驮官人”。考察李贤亲自撰写的《日录》说：“曹钦伤害贤之后，挟持我到了王公的朝房，命令我起草奏章请求昭雪，又想把李贤押往别处。王公为我解救。”不久怀宁伯率大军到达，包围曹钦，李贤与王翱都得以免难。这样看来，王翱逃走获免以及“驮官人”的说法，不可相信。《客坐新闻》说：兵书记载，余公子俊任西安知府时，朝廷常常命某位总兵率军征讨满四，余公随军出征，负责督运军饷。满四占据两座山，凭借地势高处抵御敌军，箭如雨下，我军士气受挫，将领们无法想出办法。余公说：“一定要攻下这两座山，我处在上游，便可以取得胜利。”将领请他出计，余公说：“要建立功劳，关键在于奖赏。我有银牌二千面，只要招募能够夺取山头的勇士，先发给他们，然后再按功劳计算赏赐。”将领立即挑选招募一千多名勇敢士卒，命令他们攀登山势、进入敌巢，举火攻击。已经夺下一座山，另一座仍被敌人占据。余公说：“再拿出二千余两银子，可以铸成五百面银牌，再招募士卒夹攻那座山。”于是也依次列阵分派士卒，士卒欢呼奋勇，军容大振。将领们又担心士卒饥饿，余公说：“我已经准备了二百车干粮，都是拌入蜂蜜制成的，使他们吃饱而不口渴，用来供给他们。”士卒因此有了死战之心，最终取得成功。将领们说：“这是余知府的功劳，我们有什么功劳呢？”在此以前，满四只依靠一眼泉水饮用，余公率三百名健壮士卒前去探查泉源，把泉水堵塞，满四于是陷入困窘。余公这样料敌制胜，出人意料的事情还有很多。按：余公当时是从西安知府升任本省参政，再升为右布政使，负责协助军务、治理军饷，并不是知府。行状只说他在军中效力的事情很多，却没有提到这件事。至于马端肃《西征石城记》，可以说记载很详细，也没有提到余公。恐怕这是石田一时听到的传闻，不能完全依据它当作实录。《复斋日记》说：阁老陈文贪污受贿、行为不检。死后议定谥号时，本应使用“文”字，但众议鄙薄他，特意改例，谥为“庄靖”。后来永新人刘公进入内阁，更加不合众望。有人告诉别人：“昨天新阁老入阁时，阁吏请他祭祀皋夔、稷、契，刘公说：‘陈先生不祭祀，我也不祭祀。’把祭祀说成‘济’。”这件事流传下来，成为笑谈。按陈文名为“文”，不符合尊名避讳的典制，所以改为“庄靖”。刘公是在李文达之后入阁的，与陈文共事将近一年；入阁后并没有祭祀皋夔等人的事情。《宪章录》在成化元年十二月的记载中说，改派庶吉士许礼等人到各衙门观政。自正统以来，所选庶吉士由内阁奏请两名读书学士，在翰林院公署教习；将近三年时，便请求散馆，不再把进修作为要务。到了这时，庶吉士相继进入内阁，请求散馆。李贤说：“教养的时间还不长，为什么急着想出仕？”许礼高声回答：“我们从哪里得到过教养？”李贤稍稍责备他，他便说：“我们这些人按惯例虽应教习三年，但已经烧掉一年了。”这是指癸未年春闱发生火灾的缘故。李贤大怒，请求圣旨把他们分派到各衙门观政。不久授许礼为南京刑部主事。这出自一部小说，但其中的话似乎也有根据。然而按史书以及诸公的志状，大概是在八月二十六日授李东阳、倪岳、谢铎、焦芳、陈音为翰林院编修，授吴希贤为检讨，授刘淳为中书舍人，仍任译字官张敷华等九人为各部主事；大概并不是到了十二月才散馆。既然已经授李东阳等为编修、张敷华等为主事，也从未命令他们到各部观政。《登科录》记载这一科进士中有计礼，没有所谓许礼，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里产生的。又在成化二年五月的记载中说，李贤因夺情而起复，翰林修撰罗伦上疏弹劾李贤，认为他遭父丧，应当守制终满。诏书斥责罗伦狂妄，把他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按李贤是在四月因夺情起复，朝廷允许他奔丧；当时罗伦刚刚中进士，尚未授官，也还没有上疏。九月，李贤葬父完毕后入京，罗伦极力劝他辞官守制终满，李贤不听，罗伦才上疏。如今的记载完全错误。《纪略》说：佥事沈照称，李淳本是广西桂邑人，生下西涯公李东阳后，妻子去世，便带着李东阳流落长沙，把他卖掉，以便前往京师服戍役。按李东阳的父亲李淳曾受封，官至侍讲学士才去世，也不是桂邑人。《双溪杂记》说：文官达到一品而授柱国称号，始于万阁老。按东西杨先生在正统年间，以及李文达在成化初年，都曾加授柱国。说始于万公，是错误的。《客坐新闻》说：永丰曾学士曾棨，字子启，是永乐甲申年状元及第，最终官至礼部侍郎。他的文学才名冠绝当世。他出生于洪武乙巳年九月七日亥时；有人说他的后代出生年月日时与他相同，因此取名为“追”。成化戊戌年，曾追也探花及第。这样一家子孙，光耀千古。按曾子启至少任詹事，死后追赠的官职才是礼部侍郎。曾追的祖父则是学士曾鹤龄。他们祖孙二人的科举年份并不相同，年月也没有相同之处，却妄加如此说法。

译《菽园杂记》记载：张南安张汝弼曾在诗的末尾讥讽陈献章说：“李密是什么人，也有《陈情表》，陈献章却不能回答。”又说：“陈献章是张汝弼的门人。”按陈献章是正统甲子年举人，张汝弼是成化丙戌年进士，二人的科名辈分本来就是后者在后，说陈献章是门人是错误的。陈献章因为老母亲请求归养，正与李密的情况相同，怎么能说是讥讽他呢？《张南园谥法》中有曾襄敏、启许襄敏、彬林襄敏、文王襄敏。考察国史、家乘，都没有这四个人。后来又从内阁查考前后赐谥的稿本，也没有这四人，这一定是错误的。而且这四人都没有谥“文”，为什么偏偏都谥作“襄”？是什么缘故呢？史书说：尚书项忠准备好奏章草稿，论劾汪直，命武选郎中姚璧带着奏章送到吏部。尹旻请求署名，姚璧坚决推辞，迫不得已才署名。随即派人报告韦英说：“这本是兵部所做的事情，尹旻只是按次序列在最前面罢了。”又过了几天，都御史王越在朝廷遇到刘珝、刘吉，极力称说汪直贤能，言语牵涉并攻击内阁。刘珝默然不语，刘吉出言驳斥他。王越于是与刘吉疏远。按内阁中敢于直言攻击汪直的，只有商文毅商辂、刘文和刘珝二人。刘文和特意上疏说西厂不宜设立，到了被责问时，仍侃侃而谈、毫不屈服。如今却说刘文和默然不语，又说尹恭简尹旻暗中报告韦英，大概是因为实录由刘文穆刘吉修撰，所以把这些说法写来归咎于他们。后来尹恭简、刘文和又一向与刘文穆不和，似乎不能没有修饰笔墨。《菽园杂记》说：汪直、梁芳当权时，有一名宦官王高，很是简静自重，休假时总是谢绝宾客。当时尚书尹旻和诸公约定去拜访他，等了很久他才出来，说：“诸位暂且替我礼佛吧。”出来坐定后，他说：“我之所以劝诸位礼佛，是因为富贵本来就是前世修来的。”只喝了一杯茶便打发他们走了。威宁伯又单独请求见他，已经进了门，王高却叫小宦官扛住他的腹部把他抬出去，觉得非常痛快。按王高闭门不参与外事可以，但他以这种言辞拒绝礼节，实在傲慢悖逆。王高是黄高，不是王高。他在司礼监中排名第三，曾因私怨唆使司法部门杀死吉安知府许聪，看起来也不是善良的宦官。《琐缀录》说，兵部尚书项忠曾在路上遇到太监汪直，没有下轿经过，后来才知道是汪直，便派人前去道歉，汪直大怒，不予答复。项忠害怕遭祸，于是约同六卿极力论述汪直的罪恶，请求罢免西厂，并考察大学士商辂等人。奏疏说：“自从设立西厂以后，汪直每天出外，随从人数很多；只要遇到官员等人，没有不喝令下马的，即使大臣也只能恭敬地回避。比如兵部项忠，早朝鼓响、等候朝见之后，校尉就在左掖门下呼喊，项忠不得已，只能在退朝后被拥挤逼迫着离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这样看来，项公所受的侮辱，大概不只是派人道歉却没有得到答复而已。史书说：大学士商辂等人弹劾汪直的罪状，请求罢免西厂。皇上震怒，命太监怀恩、覃昌、黄高到内阁，严厉地传旨责问：“朝廷任用汪直侦察访查奸邪弊端，有什么坏事？你们竟然这样说，是谁先提出这个主意的？”商辂回答：“汪直败坏祖宗法度，破坏朝廷事务，失去天下人心。我们同心为朝廷除害，没有谁先谁后。”怀恩说：“不是这样，圣意怀疑这份奏疏未必是你们四人共同的意思，一定有先下笔的人。”覃昌说：“汪直倚仗势力害人，谁不想弹劾他？只是没人敢罢了。”商辂说：“我们都受到国家厚恩，主意相同，谁是独自先提出的呢？”刘珝奋然流泪说：“我们在皇上还居青宫时就侍奉皇上，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天下的事情忽然被汪直败坏，我们怎么忍心坐视？我们发誓不能与他共戴一天。”刘吉说：“汪直的罪行，即使我们不说，也一定会有人说；贬斥、谪罚，全听凭皇上命令罢了。”怀恩这才缓和脸色说：“先生说得好。”怀恩等人把这些话全部报告皇上，并嘱咐说：“如果皇上召见应对，不要改变先前的话。”怀恩离开后，商辂举手加额说：“诸位先生这样同心为国，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 大概只是因为覃昌等三人都是旧日青宫僚属，先朝执政者恐怕因此受到怀疑，所以才这样。没过多久，诏令撤销西厂，命怀恩召汪直严加责备，勒令他入内。不久，商公商辂请求退休，汪直又进入西厂，挑起边境事端。到成化十八年三月，六科、十三道上奏说汪直苛刻侦察，造成纷扰，严重损害国体，请求罢免他。于是内阁大臣、太子太保万安约太子少保刘珝说：“西厂为害已经很久了，如今科道官员想撤销它，我们难道能坐视吗？应当劝皇上采纳众人的意见。”刘珝不同意，说：“西厂办事有什么不公道的地方吗？”万安说：“你不愿意做，我自己来。”于是独自署名上奏请求撤销西厂。奏疏呈上后，皇上才罢免西厂，朝廷内外都很高兴，刘珝面露惭色。刘文和的见识，为什么前后自相矛盾到这种程度？我的看法是，执笔修史的人彼此没有商量，或许不能没有掩饰。后来知道这果然是诬饰史实。当商辂最初上疏时，汪直正由一个小孩子般的年轻人突然显贵而掌权，商辂也确实厌恶他，所以奏辞特别恳切。而王威宁王越、尹恭简尹旻很偏爱汪直，又与刘珝友善；汪直用兵决胜或许有使刘珝心服之处，他的势力似乎也可以依靠。至于成化十八年出兵宣大，不久只留下镇守大同，又把同事威宁伯调远，改去守延绥，汪直的事情也就可以看清了。万安一向结交内臣，像尚铭一类人以及梁芳等人对怀恩的忌恨和厌恶，他都暗中知道。刘珝是北方人，还以为自己可以平安无事。仅仅过了一年，汪直和威宁伯王越失败；又过了一年，刘文和被罢免；再过一年，尹恭简被免职。这样看来，汪直两次被罢免，西厂一事以商公商辂为首，项公项忠次之，其余的人都不值得一提。史书又说：成化二十一年，大学士刘珝致仕。在此之前一天，召大学士万安、刘吉到西角门，命宦官拿出御笔写的诏书：“刘珝嗜酒、贪财、好色，与某太监认亲，继子还奸宿宫人；又接受乐府王越的银钱，谋划恢复其爵位。朝廷如果不除掉刘珝，必定会坏大事。”万安、刘吉极力为刘珝解脱，皇上不听，于是请求让他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职，斡旋一番，施恩放他归乡。按此说法，极力救刘珝的是万安、刘吉。然而万安、刘吉实际上是共同策划驱逐刘珝的人。同一个刘珝，《宪章录》说他依附宦官而获罪，以至于上疏辞职时不肯留下奉养亲人；《孝录》却说他进讲时持守正道，确定国家根本，亲自守护母亲坟墓，使乡党受到感化，号称“仁孝里”。大概《宪章录》多是刘吉裁定的，《孝录》则是焦芳改写的。刘珝这个人本来只是中等之才。刘吉与他有嫌隙，焦芳曾受过他的恩，所以记载各不相同。

译《西樵野记》说：河南人马中锡年轻时与一名同学齐名，文章体裁和书法都不相上下。但马中锡在对策时也曾经忘记内容，因此十分忧虑。弘治年间，二人一同参加乡试，在同一间屋里作文。考试结束后，马中锡说，前场虽然优秀，但后场没有接上，希望已经破灭了。等到张榜时，马中锡却考取第一。录下来的墨卷字迹虽然相同，但五道策论实际上是他的朋友所作，大概是在临场的暗室中误拿了朋友的试卷。马公是河间府故城县人，中顺天乡试第一；如今说是河南乡试，错误一。马公中乡试是在成化甲午年，如今说在弘治年间，错误二。两京乡试、会试实行糊名易书，按例不用墨卷；如今说策论由朋友所作而字迹相同，错误三。《吾学编》记载成化年间安南、占城的事情，尤其简略。关于安南，只说天顺年间黎浚被杀，弟弟黎灏继位；弘治年间黎灏去世，孙子黎谊继位。关于占城，只说成化年间朝廷派出的册封正使死在海上，副使因获罪而戍边罢了。按黎灏世代与占城相互仇杀。正统十二年，占城摄王摩诃贵进攻安南，被黎灏打败并擒获；黎灏放纵军队攻抵旧城、古垒等地，杀戮抢掠数以万计。到天顺五年，黎灏大举发兵，攻破并杀死占城国王波笼阿麻，攻破其国都，掳掠人民和财物，占有了全部土地。国王的孙子斋亚麻勿庵逃到西南方的邮地据守，上书告急，诏令严厉责备黎灏，让他归还占城。黎灏接到封诏后上疏，言辞颇为傲慢，并且请求朝廷命使臣重新划定郊界，使灭亡的国家复兴、断绝的世系延续。到十六年，黎灏假称追捕叛党，出兵攻取老挝二十余寨，杀死二万余人，驱逐老挝宣慰使，又想进攻八百宣慰司。此前云南因太监钱能贪污暴虐，暗中派人用文币、良马交换黎灏的珍宝，于是双方往来互市不断。临安、大理之间也都有黎灏派来的人，伪装成大商人在当地活动。老挝被攻破后，云南震动，天子为此严令将领官吏谨慎加强防备。后来黎灏所派的大将东正议率六万军队再次攻打老挝，战败返回，死者二万余人。黎灏又亲自率九万军队接应，被满国拦截，他的别军也损失惨重，死者三万。黎灏惭愧愤怒，得病回国，不久朝廷派给事中冯义、行人司右司副张瑾携带诏书和印信，册封斋亚麻勿庵为占城王。不久黎灏的弟弟古来上奏说：先王被俘以后，交址王的弟弟盘罗茶悦逃居勿灵；大王请求等天使到来，但盘罗茶悦又被交人擒获。我与兄长斋亚麻勿庵逃入山林。后来交人害怕天朝，亲自派人寻找本国子孙，归还土地，从邦都郎到占腊地界共五处，拥立斋亚麻勿庵为王。不久我兄长去世，我如今应当继承王位，却不敢擅自即位，请求派遣使臣，仍赐予宝印，送我回国，归还全境二十七处、四府一州二十二县；东至东海，南至占腊，西至黎人山，北至阿木喇补，共三千五百余里。这样我将万分幸运。当时安南贡使来到，朝廷便借机晓谕并责备安南杀害满剌加进贡使臣。事情过了一个多月，张瑾回国后被捕入狱，大概是因为张瑾与冯义乘坐大船，夹带私货牟利到广东；听说故王已经死去，害怕空手回去损失利益，便急忙前往占城，占城人说王孙已经请求册封。册封以后，斋亚麻勿庵立即被古来杀死，而安南已经用伪造的诏书拥立本国人提婆苔掌管国事。张瑾等人擅自把印信和财物交给提婆苔，封他为王，各自得到黄金一百余两的贿赂；他们回到满剌加后，又把全部私货卖掉。冯义在海上因病死亡，张瑾上奏报告此事，并把安南的伪诏一并呈上，皇帝下诏将他逮捕入狱，判处斩刑。当时占城使者还在馆舍，朝廷通过译员询问他，他说古来确实是斋亚麻勿庵的弟弟，确实因病去世；至于所谓提婆苔，不知是什么人。成化十八年春，老挝车里宣慰司想归附安南，但车里也报告说交人几十万军队驻扎在老挝边界上，八百宣慰司的报告也相同。朝廷下诏晓谕，命令他们回国。二十年，派户科给事中李孟旸、行人叶应封古来为占城王，当时占城仍被提婆苔占据。二十三年，古来从老挝逃到崖州，想入朝申诉，朝廷派南院右都御史屠滽前去晓谕。屠滽到达后上疏说，古来声称八州二十五县都被安南占据；成化年间向朝廷申诉后，安南才归还邦都郎、马那里等四州五县的土地。后来占城头目提婆苔叛逃到安南，安南又割出一州三县给他。提婆苔进兵攻打古来，战败被杀；安南逼迫古来的亲生父亲，想把全部土地交给提婆苔的儿子，让他立国为王；而古来的儿子苏麻及一万名头目、士卒坚守等待。于是朝廷再次赐下诏书严厉责备黎灏，黎灏这才听从命令。屠滽又制造海船，招募一千名勇士护送古来回国。弘治元年，占城王派王孙携带金叶表文和方物前来谢恩。黎灏在安南时，大概是最为骁勇的君主，而占城所拥有的土地只有故国的十分之二。后来安南再次发生动乱，占城才稍稍得到喘息；否则这些土地终究不会属于它。占城王子沙古十剌请求册封，给事中任良弼等人说：“占城王古来已经去世，事情真相难以确定，应当派人查勘明白，派使者把他送到广东境上，让他领着诏书回国。”于是援引给事中林睿出使满剌加时不肯向北面屈膝，被幽禁饥饿而死、朝廷却未能追究其罪的事例，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按这一定是负责出使的给事中首先提出的主张。只是林睿守节而死的事情，史书既避讳不写，志书、碑刻一类材料又有缺失，所以记在这里，以等待后来考证。史书记载谢文庄谢一夔去世时，说他性情平和，待人平实，重视友谊；但又讥刺他为了妻子破例请求祭祀安葬，并与尹直合谋扳倒李孜省，调巡抚闵珪到广西；此外，他骤然升任尚书、抱病督办永昌寺工程等事，也不免受到清议鄙薄。《宪章录》则说，调任闵珪一事，时人认为是尹直所为；而乡里有人嫉妒谢一夔，编修实录时便把这些事一并写入。又说当事人因为谢一夔曾上疏主张节省虚妄开支以充实财用，所以借永昌寺工程为难他；谢一夔因病请求免职未获准，便愤懑而死，这与史书所载相矛盾。谢一夔以状元及第，成化二十七年由少宗伯升任大司空，并不算异常；但当时李孜省掌权，谢文庄又是尹文和的门人，暗中上疏推荐他，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本来无法知道。所谓乡里之人，是少詹事汪谐、赞善张元祯，他们都是同年，很像是张公所写。

译世间传说，陈太常陈音有一次考满，误入户部，看见有人来缴纳税银，惊讶地说：“贿赂公然流行到这种地步，真可笑。”又说：“我本想访问一位故人，车夫竟然已经回去了。”陈太常坐在厅堂上不肯进去，见到他的儿子便说：“你有什么事，也到这里来吗？”按这其实是《北史》中仪同刘臻的事情，被移植到陈太常身上，用来博取笑谈。《近峰闻略》说：“戌年大魁中没有人登上台辅之位，到唐皋为止。至于说刘俨最终官至礼部侍郎、曾彦最终官至太常卿，也都不对。刘俨只任太常少卿，曾彦只是侍讲学士。唐皋之后，丙戌年龚用卿任国子祭酒后离职，戊戌年茅瓒官至吏部左侍郎，庚戌年唐汝楫官止太常少卿，到壬戌年申时行才成为首辅。” 《琐缀录》和《双槐岁抄》都说：南京后军都督府经历卜马益是山后人。他的儿子喜欢武事却很愚蠢，遇到一名全真道士，便向他夸耀自己的武艺。全真道士说：“这只是一个人的勇力罢了，我也有一点小技艺。”于是叫来一把刀，让它砍伐府中的大槐树，后面又有一百多把刀跟随，竟把槐树削得像竹简一样。他又曾解开发髻，头发全都竖直，直指屋梁。经过妓院时，他厌恶其中的淫荡，便呵斥雷火将其焚烧，妓院拜请后才把火扑灭。卜马益的儿子带他来见父亲，说：“这是正人。”全真道士于是渐渐教卜马益炼制黄白之术。卜马益的姬妾美艳众多，全真道士得以自由出入，便用咒术把她们全都勾引过来。众姬妾无法忍受他的淫虐，哭着告诉卜马益。卜马益愤怒，暗中把此事报告给守备厅。守备厅急忙逮捕全真道士，押到后他的桎梏总能自行脱落，于是用狗血涂在他身上，送往京城伏法。有一位兴宁伯李震，与参将吴经有嫌隙；吴经的弟弟吴绶受到太监汪直重用，便诬告李震。李震说自己常跟随全真道士学习谶纬，于是上奏请求逮捕并削去他的爵位。如今考察史书，所谓妖言惑众的人是陈广平，济宁人，假装戴着黄冠，私下学习兵法，遍历秦、汴、楚、蜀之间，伪造星象和阵图，迷惑他人，结交心怀不轨的人，暗中谋划叛乱。他到南京后，被都督府都事卜马翊诱捕，押到京城察院复审上奏。皇上下令太监汪直等人与南京内外守备一同逮捕证人和佐证人员，押送到京城定罪处死。案件审结后，立即在市曹将他们处以磔刑。《琐缀录》说尹文和与汪直荒谬地自称“益”，丑事声名远播却侥幸免罪，第二年任吏部官员，恰逢考察时因“不谨”被罢免。这样看来，尹文和所记的是事实，而史书所载的是审讯供词。只是尹文和不能列出全部真实姓名，并且把“翊”写成“益”，所以仍应以史书为依据。《资治通纪》说：五月皇上驾崩，九月李孜省因犯罪伏诛，僧人继晓发回原籍为民。按：李孜省已经下狱并被贬戍，后来又逃回京师，才再次在狱中被拷打致死，原本并不是判处斩刑。继晓先前以取药为名欺骗官府而获释，后来被有司逮捕，押到市曹斩首。现在看来，《纪》所记这两件事似乎都不真实。《琐缀录》说，丘浚修撰《宪庙实录》时，因为陈献章作十首绝句来讨好梁芳，陈献章从此被世人鄙弃；《宪章录》沿袭这一说法，认为十首诗出自张元祯之手。按《实录》说，陈献章相貌谨严，原有的诗文也有可取之处，但对理学还没有深入研究，只是一味矜持自守以求沽名；会试没有考中，居住在海南，从此不再出仕。一时有些好事之徒妄加推崇，把他视为道学先生，后来众人便跟着附和，极力赞颂他，表现在荐举和奏章中的不知有多少。即使是他乡里那些以德行文章自负的前辈，也对此有所怀疑，认为他不过如此罢了；为什么竟有那么多人为他标榜呢？等到授予他官职时，他称病不肯赴任，早晨却沿途拥随着驺从，排列着仪仗和长矛，得意扬扬地离去。他这样诋毁陈公也太过分了。只是《实录》没有记载陈献章作十首绝句讨好梁芳的事情；所谓“乡里以德行文章自负的前辈”，正是丘文庄。丘文庄是广东人，《实录》既然提到了他，那么这件事就不是丘文庄所记。张元祯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资治通纪》记载，弘治元年冬，礼部尚书周洪谟致仕。周洪谟受到弹劾，和少詹事程敏政、右庶子王臣一同被免职，但现在的记载没有写到。弘治六年，改任礼部尚书耿裕为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耿裕是在弘治六年改任吏部尚书，到弘治七年考核期满后才加太子太保。弘治十三年夏，星象发生变异，尚书屠滽、周经、徐琼、白昻分别上疏请求致仕，皇上答应了。屠滽、白昻加太子太傅，周经、徐琼加太子太保。《宪章录》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按：白昻加的是太子太傅，周经、徐琼都是太子太保。屠滽先以太子太保身份任吏部尚书，东宫出阁时加太子太傅；他回京后入朝应对，因为替周文端请求留任，并提到自己曾被科道官诬陷，皇上不高兴。屠滽出宫后，皇上立即命令他致仕，所以没有加官。这是记载上的错误。弘治元年，太监郭镛请求在宫中预先选取女子，或者让她们以诸生身份入馆读书、学习礼仪，等待服丧期满后册封为两位妃子，以扩大皇嗣。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读谢迁说：“六宫的制度，本来应当完备；但三年的哀爱，难道能突然忘掉吗？现在山陵工程还没有完毕，居丧期间的悲痛仍然很深，为什么突然要办这种事？”此事交给礼部议论，因而停止。焦泌阳执掌史笔，却认为谢公提出的是阿谀之词，是献媚讨好，导致孝庙没有广泛延续子嗣，这一切都是由他的邪谋引起的。他又说：“古代诸侯尚且娶三姓女子，并准备九名女子来扩大子嗣。孝庙作为拥有万乘的天子，难道反而不能立三宫吗？”小人只图自己的势力和利益，却不替国家谋划，焦泌阳这样愤激地写作，大概是在暗中讥刺中宫专擅宠幸，并讥笑谢公顺从附和。哪里知道皇上当时年纪刚十九岁，中宫入宫也才一年多，外面怎么会有她专擅宠幸的声名？谢迁却已经预先知道权力在中宫手中而去附和她了。况且谢迁以山陵未完、居丧之痛尚新为理由，这个道理非常正当，怎么可以非难呢？焦泌阳真是小人，竟然放肆到这种地步。

译《双溪杂记》说，弘治年间，因为刘吉驾驭言官、让他们弹劾各部门，皇上知道了内阁与言官相互勾结的弊端。言官犯法的不少，有人借助御史李兴巡按陕西之机，施刑严酷，打死了很多人，被仪宾上奏弹劾，判处死刑。朝廷审讯时，刘吉想暗中收买人心，秘密嘱咐工部贾俊为他解救。贾俊为官清廉谨慎，又与刘吉同为保定人，平日受刘吉器重，所以附和了他。朝廷审讯复奏后，皇上下令处决。九卿承接刘吉的意旨，接连上章营救。后来众人又一同向寿宁侯张鸾求救，李兴得以免死，改为充军。于是皇帝敕令都察院御史出巡，务必遵守宪纲；有故意犯法的，必须治罪，不能宽宥。又有御史彭程巡视光禄寺，上奏说成化年间浪费过多，如今又恢复旧状，请求节省浮费。皇上恼怒他揭露先帝的过错，将他下狱，以大不敬论罪；原已判斩并押赴市曹处决，后来释放，改为充军。一时言路清肃，没有人敢任意妄言。等到听说有人受皇帝指使去弹劾别人，巡按也不敢仗势欺凌三司。一时之间，宪体因此得以平正。按：博野虽是小人，但他救李兴一事，确实顾全了大体。至于说九卿奉旨上章营救，当时如王三原之类的人，难道是承接刘吉的意旨吗？彭程弹劾成化年间的繁费，也是他的职责，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深究为罪呢？即使如此，对孝庙的盛德也没有损害。至于说一时的宪体依靠这件事得以平正，而隆庆年间高、新郑想要裁抑言官、报复故相，竟把这件事引用到奏疏中，由此可知这两个人的学识和心术了。张鸾应当作张峦，也是记载错误。我曾见到彭程的奏疏，说监管收取厨料时，看见光禄寺制造皇坛器用，却不知道皇坛的含义是什么；向人询问后，才知道那是先帝修斋行法的地方，制造这些器物，是为了供应朝廷不时之需。我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后，凡是这类事情几乎都废除殆尽了，为什么还要保留制造皇坛器用的制度呢？光禄寺的钱粮全都是百姓的膏血，即使把它用在实际需要上，还担心会损害百姓，何况把它放在无用之处呢？近来李孜省、继晓倡导邪术，虚耗民财；先帝深信他们、勤于礼敬，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求得福气和无穷的寿命罢了。那两个人罪恶深重，承蒙陛下依照典法处置，众人都感到痛快；既然祸乱到来时他们尚且不能保全自己，又哪里有把福寿带给别人的道理呢？万一陛下有这样的举动，应当在它刚刚萌发时就加以阻止，杜绝奸邪，崇尚正道。若不是这样，就应当治臣下逢迎取悦的罪，使陛下的好尚能够昭示天下。皇上说：“先帝被李孜省等人所误，事情已经过去了，彭程却在奏章中公开宣扬，这是没有人臣之礼。”于是把他交给镇抚司审问，送交法司拟定赎刑，杖责后恢复职务，并命令仍由尚书彭韶监管。后来会审时，议定发往隆庆卫充军。府部大臣以及尚书王恕分别上疏请求宽宥彭程，皇上不准。过了很久，才释放他为民；有人推荐他，也都只答复已知晓。这样看来，彭程的奏疏本来没有公开宣扬先帝的过错，孝庙也从未下旨诛杀彭程，更没有押赴市曹一事；法司也没有判他斩刑。

译我看樊山王载坽所记，他的曾祖父温懿王见澋上疏弹劾兄长荆王见潚，说见潚承袭爵位以来，完全不想图报，只知道以威势和恩宠自持，暗中怀有悖逆之心。都梁王见溥、都昌王见潭都被谋害而死。见澋苦苦进谏，反而引起兄长的仇恨和愤怒。兄长的校尉都被概行拘束。臣身患疾病，他却不允许臣进奉汤药，使出各种办法加以控制，使臣一步也不能移动，只得自行调养，幸而保全残喘。哪里料到臣兄立心奸险，处事乖张，不念陛下的深恩，扰乱祖宗旧制，听信阴阳之说而受到蛊惑，竟把原来营建的旧王府擅自改成子午正向，暗中酝酿异谋，包藏凶祸，聚集许多凶恶之徒，任意出入禁城之外，势力大得压倒山岳，使田野百姓惊疑。即使有州卫守御等官，也都叩首听命。蕲州境内有麟山、凤山两山鼎立，王府正处在险要之地；况且城池临近大江，距离南京这个根本重地，顺流而下不过三日。倘若一有机会，祸患蔓延不会小。臣三岁时，生母遭受荼毒；五岁时，父王去世，由继母抚养臣。十二岁时，仰赖圣恩，册封臣为樊山王。直到今天二十五年，臣一直只以安分来约束自己，不敢轻易有所行动。因为兄长任用奸邪、安置恶臣，臣因进谏而遭到仇视，日日时时都受到寻害逼迫，只得披露实情，冒犯圣颜。请允许将臣迁往江西建昌府始祖旧基，或者迁往湖广常德、衡州二府，以保全臣的身家性命。臣发誓不再与这个奸恶的兄长同处。请求敕令在朝大臣星夜赶来，将臣所奏之事逐一查访擒拿，以消除祸患。假如事情紧急而大臣来得迟缓，臣全家性命就再也无法逃脱了。臣的兄弟见溥、见潭、见■、见淲含冤埋于地下，最终也无法申雪。臣若有虚言，甘愿受死万次。奏状上呈当天，皇上便命司礼监太监萧敬、锦衣卫指挥同知孙瓉、刑部右侍郎戴珊查办此事。诏令下达仅七天，便命令他们出发。夏五月戊寅日抵达蕲州，与楚镇守太监刘雅、巡抚右副都御史谢绶、巡按监察御史汪某会同审查。此时朝廷使者秘密行动而不张扬，外表像是执行其他使命，王以下的人都没有察觉。萧敬等进入王府请求拜见，随即命锦衣校尉把拨置官旗军校沈濓、王安、彭浩、余寿，阴阳师罗启儒，风鉴师毛刚，伶人周鉴，壮士陈胜等数百人全部擒拿，又选取民间女子和奴婢四十人送入宫中审问，全部查明了实情，于是写成奏状上报。世子佑柄阻挠审查。按官法应当一并连坐。这年冬十二月二十九日，荆王被召入京师，居住在西内，不久命令他自尽。诏令将佑柄、仲季二王都安置在武昌，把王府仪卫一司、旗手群牧二所的军校四百户改调到武昌，各卫的差操、税课局、赤东湖都归还官府。首恶毛刚、韦与、朱贵、沈濓、余寿、彭浩、周鉴、陈胜等都坐罪弃市，其余党徒审讯后发遣。被夺取的聘女和产业全部归还。考察国史记载，大致相同；只是因为见澋没有及早上奏，被革去三分之一禄米，而荆王见潚在弘治五年冬十二月已经削爵并拘禁于西内。第二年，见潚又反过来弹劾樊山王见澋违法，见澋再次揭发他的谋逆之事。皇上命太监章宁、大理寺右寺丞王嵩、锦衣卫都指挥陈云前往核查，结果没有不同。奉旨说：见潚残害各位弟弟，逼奸弟媳，杖打死弟弟的母亲，灭绝天理，败坏伦理，又暗中蓄谋作乱；他的各种不法行为多得数不清，凶恶到了极点，是天地所不能容、国法所不能宽宥的，立即命令他自尽。见澋也有不法之事，但因为他揭发了谋逆，暗中消除了大祸，功劳也值得嘉奖，姑且宽宥他。世子佑柄削爵，安置在武昌，命楚王约束他；又立已故都梁王的嫡子佑橺为荆王。大概见潚被削爵并赐死，前后共有两次；审查和载坽所记并不完备，所以在这里补充记载。《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六。（明）王世贞撰写。《史乘考误》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