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七

译《客坐新闻》说，姚江人王伯安守仁，是成化辛丑年的状元，礼部尚书华之主器。他在弘治己未年会试中得第二名，廷试时列二甲第六名。起初授任刑部主事，后来改任兵部。他博学多文，喜好奇异古奥之事，仰慕神仙。正德丁卯年，大太监刘瑾操弄国柄，放逐大臣，铲除言路，百官都闭口听命罢了。王伯安上疏陈述此事，被贬为贵州驿丞；还没有出发，暂住杭州胜果寺。一天夜里，他梦见使者拿着两封书信交给他，打开其中一封写道：“沧浪之水清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又写“伍员”二字，其中一画像水面上翻覆一只船。最后题着“屈平”二字。醒来后过了三天，白天看见两名军校来到，说有旨意赐你投水，不可迟延，使他十分窘迫。伯安恳求军校说：“请稍等片刻，容我给后世留下诗篇，等待命绝。”于是把纸铺在案上，题写一首诗：“学道无成，岁月虚度；上天啊，到了这个地步又能怎样？我曾经把报国作为心愿，活着却没有补益；死后不能忘记双亲，悲痛还有余。自信孤忠可以悬照日月，哪里知道我的遗骨会被江鱼吞食。百年臣子的悲哀哪里有尽头，日夜潮声都像在哭泣子胥。”此外还有一篇临终辞，没有抄录。写完后，两名军校把他反绑起来，挟持到江边，将他投入江中。伯安刚入水便得到某种东西承托，无法下沉，漂流了七昼夜，所见景物像画中一样。伯安惊慌失措，不知道漂到了哪里；船偶然靠岸，他看见一位老人带着四名士卒前来，说：“你怎么落到这样狼狈的境地？我应当替你解开绳索，扶你上岸。”伯安拜谢，便问老人：“这里是什么地方？”老人说：“这里是福建地界。”伯安说：“希望您护送我到那里。”老人说：“从这里到福建还很远，不能立即到达，我应当送你到广信。”于是命四名士卒一同抬着他前往，快如飞行，不到半天就到了广信。老人又在那里带他到一座僧寺，僧人听说他的姓名，十分恭敬地设宴款待。伯安问僧人：“老人在哪里？请把他请来同坐。”又对僧人说：“我非常饥饿，请给我一点饭，并且先给四名士卒吃饭。”僧人寻找他们，却都不见了。伯安询问从江岸到这里有多少路程，僧人说：“一千里。”伯安说：“从辰时到午时，竟然这样迅速，确实是神灵保佑。”吃完饭后，僧人把他的情况告诉郡县，郡县都供给馆舍粮食，又移文浙江省，派人迎接等候；这一切恍惚如在梦中。人们说，伯安平素向往神仙，所以才坠入这片福地。伯安如今已经转任升为大鸿胪了。考察王公的年谱，却说：“先生到了钱塘，刘瑾派人跟踪侦察。先生估计自己不能幸免，于是假称投江来摆脱追捕，因而搭乘商船游历丹山。恰好大风骤起，一昼夜便到了福建地界，等到登岸后，沿山路奔走几十里，夜里敲开一座寺门求宿，僧人故意不接纳他；他便赶往野外的神庙，靠着香案睡下，原来那里是虎穴。半夜，老虎绕着走廊大声吼叫，却不敢进来。天亮时，僧人料想他一定已经被老虎吃掉，准备收取他的行囊，却看见先生正在熟睡，呼唤后才醒来，惊讶地说：‘您不是普通人！否则怎么能安然无恙？’便请他到寺中。寺里有个异人，曾在铁柱宫见过先生，约定二十年后在海上相见。到了这时，那人拿出诗，其中有‘二十年前曾见君，今来消息我先闻’的句子。他同先生讨论出仕和退隐，并且将要远走。那人说：‘你还有双亲在世，万一刘瑾发怒，逮捕你的父亲，诬陷说他向北投胡、向南投粤，你将怎样应对？’于是占蓍得到明夷卦，便决定返回。先生在墙上题诗说：‘险境平途本来都不滞留胸中，和浮云经过太空有什么不同？夜静时海涛声传三万里，月明之下携锡杖乘天风而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于是他取道小路，从武夷山返回。当时龙山公任南京吏部尚书，从鄱阳前往探望，十二月返回钱塘，再赴龙场驿。根据年谱，这是他的门人钱德洪所著。钱德洪是诚实敦厚的人，不会记错。可是《客坐新闻》所记，正是钱德洪所谓假称投江的说法。当时王公只是营救给事中戴铣等人，起初与刘瑾没有深仇大恨，何必做这种狡猾欺骗的事？难道不是权变诡谲之术习惯留下的余风吗？异人所赠诗的后六句，我还能记得，是：“您把性命看得比毫发还轻，谁把纲常看得重如昆仑？天下四海已经知道您美好的德行，上天终究不会使斯文丧失。武夷山下您经过的地方，最好拿椒浆来祭献夕阳。”我怀疑这也是王公假托异人所作。《客坐新闻》是沈周所作；沈周在正德己巳年去世，而王公到正德甲戌年才任南京鸿胪卿。如今书中这样说，恐怕是后来好事者增添的，也不是沈周的原笔。《双溪杂记》说：王伯安上奏弹劾刘瑾，被杖打得几乎死去，贬为龙场驿丞，因此名声传遍天下。杨文襄公所作《王海日公华墓志铭》，说法也相同，而且记得更加详细。考察国史以及王文成公的年谱、行状、文集，只是营救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人；戴铣等违逆刘瑾，被下狱、杖打、贬谪，根本没有所谓弹劾刘瑾之事。杨文襄在吏部任职时，王文成是他的属官；王恭襄在兵部任职时，和王文成关系也像同僚一样，却竟然如此草率，哪里像野史家乘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余冬序录》说，正德庚辰年，有个方士掌握巫术和史巫之术，遨游江湖。人们问他尚未发生的事情，他总是召来古代著名仙人，转动乩笔作诗回答，按照指定的韵脚写作，敏捷得像早已构思好一样。这年秋天他来到吴地，吴中诸生梁廷用前去询问，他回答说：“我是回道人。您想求白岩的诗，我应当邀请李谪仙一同创作，用十六韵。”梁廷用大概是留都大司马乔公白岩门下的学生。他所作十六韵诗说：“六丁神将手持斧头施展神工，凿开西南万仞高的崆峒山。一朵芙蓉插入云天，气势压倒天下群山。冰壶倒映月色，清澈明亮；瑶台倚着北斗，光彩玲珑。百丈彩虹仿佛吞吐，八方风雨远望一片空蒙。空室不沾一粒尘土，灵光直通银河。乳泉悬挂（缺文）如晴日白雪，玉梅悬在山谷中摇曳着春风。上面有神仙玉虚子，凌风出没游行于太空。登上虬龙、砍伐蛟龙，下入海底水晶洞；早晨朝见真人，拜谒天帝，独自漫步天上的琼瑶宫。头角高耸，独自卓然挺立；胸襟宽阔奇伟，谁能磨砺雕琢？回想从前在江楼吹奏铁笛，明月下三人一同醉酒。近来一别，世间甲子不知经过了多少，只看见几度玉洞中的桃花变红。” 金龟老、黄鹤翁各自分出一席诗文赠给白岩，此诗天然的意趣彼此相合。美好的声誉长存于尘世之间，正应当凭大手整顿乾坤。归来后笑着拂拭云气观看宝剑，再次在东海相会。”嘉靖壬午年春天，乔公以吏部侍郎身份奉召入朝时，已经位居冢宰。闲暇时拿出这卷诗给我看，我替他作跋说：“苏东坡记载，黄州时有神灵降临汪若谷家，自称天人，姓李名全，为汪若谷篆写文字，并且询问席间张炳是否曾知道刘苞的事。李全究竟是鬼还是仙，无法知道；如果怀疑他的托名，那么汉代的和君就更加浅陋了。世人能见到的事情常常很少，见不到的事情常常很多，世外之事本来不是区区耳目所能衡量的。苏东坡后来为韩文公撰写碑文，曾说幽暗处就是鬼神，显明处便又是人语，大概对这种道理并不感到奇怪。吕洞宾成为仙人，从唐代到宋代的事迹很多；他曾到岳阳拜访滕宗谅，自称回道人，高策为他作传。近世好事者又刻印他的若干诗作，编成《纯阳子集》。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证，大体说来，他的事迹在宋代或许有人亲自接触过他的变化形态；南宋以及元代以来，也有些人凭借术法寻求他，往往凭借物件来作出回应。这卷诗是梁生偶然得到后，献给乔公白岩的。诗作跌宕不凡，书法奇妙而有飞动之势，实在也很奇异。汪家神灵的诗和篆字，不曾听说有人认识，苏东坡还把它珍藏喜爱，而梁生把它献了出来。”竟然如此，世上果真有仙人能够长久存在而不被遗忘，在人的视听之外吗？我在这件事上得到了验证。他所作《白岩篇》末尾说了这些话，假如苏东坡听见了，难道会相信吗？张炳、刘苞的事情不值得再说。秦楚材在积金峰、苏养直在罗浮山所遇到并谈论的事情，都是三生两世、尘世之外的恍惚之事。像我从各种记载中听闻的这类事情，难以一一列举。学士大夫大多把它们置于半信半疑之间，不加评论。如今从乔公本人这方面看，这首诗仍然值得怀疑。苏东坡称范文正公、欧阳公都说：“公是天人。”我据此向鬼神求证，又知道世上确有谪仙存在，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回道人作诗后第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考察这个方士，姓王，是无锡人，我还来得及见过他。他是一个秃头、瘦弱的老人，吟诵百韵诗，片刻就能完成。大概只是借仙鬼来推销他的术法罢了。梁廷用后来改名为宏，字裕夫，也是我的中表亲戚。这两个人实际上共同编造此事，用来欺骗白岩。乔公的伯父谈起这件事时，记得非常详细。《宪章录》列载，致仕兵部尚书刘大夏于正德六年去世。考察可知，刘大夏在正德五年从甘肃获赦返回，到正德十二年才去世。《宪章录》在正德十四年七月记载，逮捕吏部尚书陆完、太监萧敬以及秦用、卢明、钱宁、臧贤等人下狱，籍没他们的家产，因为他们与宸濠交通。只有萧敬罚银二万两，仍掌管司礼监。下文才说王守仁起义兵讨伐宸濠等事。八月，皇帝亲自出征。考察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得知宸濠谋反的文书后，诏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亲自统率各镇边兵征讨；安边伯朱泰挂威武副将军印，率兵担任前哨，前往南京；左都督朱晖挂平贼将军印，太监张忠监督军务，前往江西；命太监张永、平虏伯朱彬提督并协助谋划军务，朱彬仍督率军门官校办事；留东厂太监张鋭、锦衣卫掌卫左都督朱宁在京师。朱宁的宠信已经衰退，害怕自己与宸濠交通的事情泄露，坚决请求随行。八月癸未，皇帝从京师出发，传旨命朱宁酌量带领官校随行，不妨碍原任职务。十月辛未，抵达临清，留下朱宁管理皇店事务。十一月丁巳，朱彬揭发朱宁谋反，命令将朱宁拘禁看管在临清，并秘密派人逮捕他的家属。十五年正月戊午，太监毕眞、刘琅、刘璟，都指挥廖鹏、齐佐，王凖、都督同知王瓛等被关入锦衣卫狱。毕眞、刘琅、刘璟因为与朱宸濠交通，廖鹏、王瓛是宁王朱宸濠的同党；齐佐、王凖是朱宸濠的女婿。十五年十一月，事情发展到通州。庚申日，才逮捕陆完押赴行在，又逮捕太监商忠、杜裕，少监卢明、秦用、赵秀等，关入锦衣卫狱。辛酉日，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李英闲住，都是因为与叛逆朱宸濠交通，被太监张永揭发。朱宸濠等人的事情发生后，原本应在一年半以前，却被合并记在十四年七月。又，萧敬原本没有下狱，他被罚银二万两是在世宗初年，后来又任掌印太监，也是在那个时候。

译史书对于王文成在洪都的功劳，极力加以削弱和压抑，几乎不遗余力。史书说，王文成奉命到福建审理案件，因为朱宸濠的生日将近，便赶往南昌道贺。到了丰城，遇见知县顾汝，顾汝把变乱的消息告诉了他。王守仁大为惊骇，丢下官船，换乘小艇，逃回赣州。伍文定带领三百名士卒在峡江迎接他，到了吉安，留下来讨伐叛贼。王守仁起初不同意，后来认为他说得很对，便下令各郡县晓谕大义（阙）。朱宸濠已经离开南昌后，王守仁才和伍文定等顺流而下。伍文定担任前锋，直奔广润门。当时已经是三更，开炮轰击守门士卒，守军惊慌逃散，于是攻入城中。城中百姓听说王守仁将到，都很高兴，一同登高眺望；但王守仁等人不知道这一点，以为守军防守坚固，正害怕不能攻克。军队包围城池后，城中寂静无声，彼此相看，没有人敢先登城。不久，听见城中披甲骑马的人喧哗，声音表明伍文定已经入城，于是众军争相攀梯抓绳登城。各路士兵都是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平时没有纪律，大帽、华林等寨投降叛军、号称新民的人也在军中；他们贪图功劳，任意杀戮，居民往往死在床席之间，有的全家被杀，一个活口也没有。天亮时，各城门都敞开了，王守仁才勒马整队进入，死者已经有几万人。几天之内，尸体堆积横陈在道路上，鸡犬都不再鸣叫。拱樤等一千多人已经被捆绑。王守仁又搜捕叛党，每天杀戮数百人。军士于是纵情抢掠，郡王、将军、仪宾的府第以及富裕人家的住宅，没有不遭到祸害的。朱宸濠府中的积蓄非常丰富，也大多已经散失。宫人听说军队入城，惊慌恐惧，有的放火自焚，有的相继穿戴盛装上吊，一间屋子里甚至有几个人，尸臭传到屋外，剩下的只有几十个羸弱多病的人罢了。南昌起初苦于朱宸濠的暴虐，到这时又遭受荼毒，大家都把怨恨归于王守仁不能约束军队。后来叙述樵舍之战的功劳，只说郑献脱身回来，把情况告诉了伍文定。伍文定直接进兵逼近敌营，战事不利，退到黄家渡；新民刘文礼杀死叛军的骁将，乘胜追击，于是取胜。第二天，伍文定又用火攻大败叛军，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王文成。到了《刘养正传》，却说他年轻时有文采，喜欢诡辩性理之学，以求取名誉，士大夫多被他欺骗。王守仁尤其看重他，说：“这是我的道学朋友。”正德十年，刘养正前往朱宸濠处应聘，一见面就许诺他可以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又谈到陈桥兵变，彼此心意十分投合。后来他又自我掩饰，有个庠生康昭，从谈话中察觉了他的机密，刘养正便秘密写信给朱宸濠左右的人，谋划杀死康昭。王守仁在南赣时，尤其受到朱宸濠的仰慕，馈赠之物在道路上接连不断。他曾经写信给陆完，说认为能够担任江西巡抚的，只有王守仁和梁宸耳。王守仁又曾派他的门生、湖广举人季元亨去游说朱宸濠，当时人们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一年朱宸濠过生日，王守仁借公事之便，提前约刘养正前往祝贺，在吉安的船中相会，畅谈到半夜。刘养正先行离开，随后便投奔了叛逆朱宸濠。他亲自到南浦驿迎接朱宸濠进入府中，被任命为军师，日夜盼望王守仁到来，还派人在生米地方等候。可是王守仁到了丰城，听到变乱的消息便立即返回。朱宸濠实在没有料到王守仁会图谋自己。刘养正被擒后，后来还希望王守仁能饶他一命；王守仁害怕他泄露自己的话，命他自杀，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城，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等王守仁从南昌回来时，刘养正的母亲暴尸在外，他派人将其安葬，并且写祭文祭奠说：“君臣的道义，不能因为他的母亲而对他本人徇私；朋友的情谊，还可以施于他的母亲。”有个儒生上书辩论，说君臣和朋友本来没有两种道理，王守仁因此惭愧而理屈。季元亨不久被太监张永捕获，戴着刑具押到京城，也死在狱中。根据史书所记来看，王文成不但不应当封爵，而且有三项大罪。所谓不应当封爵，是说他的战功全都出自伍文定。所谓三项大罪：预先与叛逆朱宸濠交通，是第一项；纵容杀害平民，是第二项；事后仍然包庇叛党刘养正，是第三项。然而，朱宸濠平日与刘养正相处时，知道王文成在上游，拥有精兵，建立了大功，又有才略，便用好听的话拉拢他，这种情况或许存在；王文成也只是按照巡抚与藩王往来的通常礼节加以回报罢了。假如他预先参与了朱宸濠的谋划，为什么还会径直回到吉安？伍公虽然进言倡议起兵，但杀身灭族这样的事情，也必须由王文成自行决定。前后进兵的谋划、调度，片刻之间便能安排百事，这哪里是那些身披坚甲、手执锐器的人所能相比的？而史书一个字也不提王文成，难道合乎道理吗？进兵攻打南昌，不可能完全没有少量杀掠，但军令一下，事情就已经确定了。后来徐少师、郑端简、薛应旗等诸位公卿都亲临其地，了解了详细情况，所以才开始替他昭雪；但还没有人揭发当时执笔编史者的内心。原来《实录》最初的总裁是杨文忠，继任的是费文宪，实际专门负责的副总裁是董文简。杨公与王恭襄的嫌隙非常明显，实在令人不解。王恭襄虽然阴险狡诈，却能识知王文成，独自任用他；因此在前后平定叛贼以及擒获朱宸濠的奏疏中，都把功劳归于兵部，说是兵部发号施令、指示谋划的力量，却一个字也不提内阁。杨公等人对王文成恨之入骨，并不是一天两天了。江彬、许泰、张忠等人既然以大功被王文成抢先而感到羞耻，就一定会肆意罗织罪名；那些嫉妒功劳的人也跟着附和。费文宪曾在王文成抚治的地方任职，因与朱宸濠抵触而遭祸；朝廷内外的臣子都多次推荐他重新起用，而王文成却从未写过一封奏疏提及他，费文宪也应当不会心里平静。董公在乡里最以嫉妒狠毒闻名，像王鉴这类人，巧言诋毁他而不遗余力。董公既在内心嫉妒王文成的功劳，又想在外表上讨好杨文忠、费文宪，编造了这部诬陷性的史书，这是想欺骗谁呢？后来王文成恢复爵位、获得赠谥，董公却受到不实诽谤，甚至传到皇帝耳中，这未必不是鬼神的责罚。至于刘养正的母亲，埋葬她也就罢了，祭奠她还写祭文，却是不应该的。至于季元亨，并不是季元亨这个人，而是说另一人；他是长者，嘉靖初年曾跟从为刘养正昭雪。四年，江西按察使陆完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过了两个月才到京城，吏部上奏说他迟缓怠慢，于是命他以试任佥都御史，等有了政绩再上报。又选进士阎钦、石柱、刘洙、潘埙、赖鳯以及行人、推官，一同补任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李宪说任命太快，请求让他们试任，皇帝采纳了。史书已经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却说这是刘瑾扰乱成法；然而它不知道，这本来就是成法。洪武年间曾有署任和试任尚书、侍郎、都御史的制度，宣德年间仍然实行。例如魏源以按察副使试任刑部左侍郎，后来又出任山西布政使，就是这种情况。仁宗监国时选任给事中，其中由监生出身的有四人，都是试任。后人不了解这些典故，只知道有试任御史。只是试任官职仍是原来的品级，地位较低，也不享受新的俸禄；这样一来，陆完是由按察使升迁，品级本来就高、俸禄也高，又该怎么办呢？

译野史说，吴公廷举请求退休的奏疏引用张忠定的诗句：“只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皇帝认为他有怨望之意，斥责他回乡。张忠定在当时已有把“恨”改为“幸”的说法。可惜吴公不知道这一点。考察吴公再次上疏的原文，实际说的是：“幸得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由此可知是野史弄错了。他又引用白居易的诗：“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顾我作闲人。”并且使用“呜呼”一词，皇帝认为廷举有怨望和侮慢之意，不合人臣礼节，命令他退休。这难道是向君主进言的体统吗？能够退休也算幸运了。《西樵野记》说，我乡的蒋阁老蒋冕，历仕三朝才请求告老还乡。朝廷仰慕他的贤能，派使者三次聘请他，他都没有来。皇帝作了一首诗，称道说：“听说江南有一头老牛，征召聘请的诏书下达已经三年。主人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几次加鞭你都不转头。”蒋冕叩头伏地，作诗回答说：“老牛用力已经多年，领子破了皮也磨穿了，只爱睡眠。犁耙已经停止，春雨也下足了，主人何必还要苦苦加鞭。”他最终也没有接受任用。像这样忠义的事情，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考察蒋阁老蒋冕，是全州人。嘉靖三年，他因议礼意见不合而请求退休，哪里有三次聘请的说法？况且这两首诗，是三家村社里的人都不会说的话，却有人把它写进书中，实在何其粗俗鄙陋、没有见识啊。《近峰闻略》说：正德年间，都御史彭公泽曾经和言官谈论朱宁，愤怒地说：“我恨不得亲手杀了这个奴才！”有人把这话告诉大司马王公琼，王琼把它转告朱宁，并且说：“我替你把他叫来。”朱宁私下察看，于是藏在屏风后面，叫彭泽到王琼那里去，故意激怒他。彭泽又大骂，朱宁便记恨在心。随即传旨罢免彭泽的官职，但朱宁的意图还没有达到。他派卫所校尉到彭泽家中，查出彭泽曾让教兵官调动边地军务，便命言官弹劾他，以擅自调动军官的罪名定罪。公卿在朝廷上议论，籍没彭泽的家产，众人都执笔签名，只有礼部尚书毛公澄替他申冤。当时陆太宰陆完称病不出，第二天出来，也同意王琼的意见。毛澄又在朝廷上大声呼喊，彭泽才幸免于难。当时科道官员中只要有人敢于进言，立即就会传旨贬职。不久朱宁败亡，王琼和陆完都因是朱宸濠的党羽而被编籍。嘉靖初年，皇帝下诏起用彭泽为兵部尚书。考察这件事，当时朱宁的声势几乎和皇帝相等，哪里有藏在屏风后面、躲进兵部尚书密室的道理？彭泽固然鲁莽，难道会完全没有察觉吗？听前辈说，大概是朱宁派亲信到王琼那里，彭泽偶然到来，于是王琼留他饮酒，故意挑动他辱骂朱宁。彭泽后来从西边勘察哈密事务回来，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后来，王琼因为处理哈密事务失当，把彭泽列为重罪；毛公确实曾替他解释。然而，朱宁实际上从未派卫所校尉到彭泽家中，查出他调动教兵官办理边地军务，再命言官弹劾他。史书说，命锦衣卫正千户孙堪、许玚都按照现任管事的成例填注，荫叙为军职，但不得掌管事务。皇帝念及他们的先臣孙燧、许逵临难而死、忠节显著，所以特意采纳兵部的请求。所谓荫叙，是说初次授任。王忠肃翱的儿子锦衣卫副千户竚，余肃敏的儿子俊的儿子锦衣卫百户寘，难道什么时候没有升任指挥、掌管卫所事务吗？我曾在《巵言》中记载，高苏门叔嗣与陈友谅的生年干支相同；他担任湖广按察使时，又恰好与陈友谅死于彭湖的年份相同，因郁郁不乐而死。这些说法是故人王允宁、吴峻伯告诉我的，说是从前辈那里确切听来的。后来考察信史，却完全不是这样：陈友谅于癸卯年死在彭湖，享年四十四岁，应当是元延祐庚申年出生；而叔嗣则生于弘治辛酉年，卒于嘉靖己亥年，享年三十九岁，根本没有一项相同。因此我改正了记载，并且记下当时的错误。《交事纪闻》记载世宗御制的送毛伯温南征诗：“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悬秋水雁翎刀。风吹金鼓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穴中蝼蚁莫能逃。太平颁诏回辕日，亲与将军脱战袍。”《损斋备忘录》却说这是太祖送总兵杨文征讨蛮人的诗。诗中所说的雁翎刀，就是吕虔刀；结尾说：“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庆百劳。”《备忘录》作于弘治年间，《交事纪闻》的附会由此显而易见。然而太祖的文集里没有这首诗，又见宋代一部小说说，这是哲宗送大将征讨夷人的诗，可见它流传已久。不过哲宗的事情也不值得相信，大概是民间传说，经过三次附会变化罢了。有人刻印《名臣言行录》，在南京兵部尚书原杰名下错误地写上“襄敏公”三个字，杨豫孙编纂的《谥纂》也沿用了这个错误。我到郧阳访问原杰留下的政绩，同时考察国史以及内阁赐谥的底本，发现原杰和右都御史顾佐都还没有谥号，因此上奏请求赐谥。一时间众人纷纷传说，认为原公已经有谥号，而我是为了此事再次上奏。山西两位大老也说看见原杰祠堂的匾额上已经有了谥号。我听后很不平，但众口一词，也没有办法。后来礼部查考原杰的原籍，果然发现从未请求赐谥，于是特意再次上奏。恰好其中有一两处互相抵牾，事情被搁置。这样以后，我的奏疏才不算毫无根据，《名臣言行录》和《谥纂》的错误也才得以订正。我曾经上疏说，卫所中的千户、百户等官员，有声望事迹，或者是武举出身、按次序补任的，不授为指挥等官，却竟然提拔为守备、把总；兵部对此很爱惜，往往不肯直接推举，直接推举的又难免越级，不推举的则终身沉滞。只是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属于因功升任的官职，我想参照都指挥按体统行事的成例办理：遇到考选军政、掌印、屯田操练等事务，等他们再取得成绩以后，才推举为守备等官。兵部很赞同这个意见，却以没有成例为难我。覆奏准许等到有人推荐后，直接升任指挥佥事，言官却弹劾我不懂办事体制，这实在可笑。都指挥按体统行事，就是指挥按体统行事的成例。弘治六年，广西副总兵、都指挥同知郭鋐上奏说，自己的职务应当统辖三司，但官职只是都指挥，彼此地位相当，办事不便，希望稍微提升一个品秩，以便行事。皇帝下旨说，郭鋐既然是副总兵，就直接令他按都督的体统行事，等有功劳后再另行议论。都督可以按体统行事，难道指挥就偏偏不可以吗？

译史书在嘉靖六年正月记载，皇帝阅读宋儒所作《南剑州尤溪县学明堂记》，其中有一篇叙述说：“如今世道衰落，天理微弱，人欲炽盛，不奇怪有人附和这种风气。可惜的是，师生、兄弟、朋友，有的本来同气却分离，有的交往而成为朋友，也有彼此不同的。”少师杨一清是乔宇的老师，乔宇跟随杨一清学习多年；一旦受到权势利禄的逼迫，就不再听从老师的话。桂华是少保桂蕚的哥哥，于是弟弟不亲近哥哥了。湛若水是尚书方献夫的朋友，于是虽为朋友却疏远了。唉，权势利禄如此迅速地夺取人心，确实可以垂示后世作为警戒。辅臣杨一清因此说：“乔宇不听我的话，湛若水背弃方献夫的言论，确实如此。至于桂华，如果能够坚持正论，而且我听说桂蕚的学问多由他的哥哥启发，也未必全都不对。”皇帝答复说：“朕阅读大典有所心得，写下这些话，因此感叹兄弟有邪正不同的道路，桂华、桂蕚如此，方鹏、方鳯又是那样。感叹之余，褒贬失于不平。近来事情很多，没有时间重新检查阅读，依照你的意见，朕将改动原稿。”考察方鹏在南京吏部任职时，曾经一句话赞成张璁的议礼；方鳯则与同僚上疏弹劾张璁、桂蕚等人，所以皇帝这样说。然而，嘉靖六年正月，桂蕚还任詹事，不应称为少保；方献夫还任少詹事，也不应称为尚书。况且当时《大典》尚未完成，应当是七年年末、八年年初，桂蕚、方献夫加官以后，皇帝的御札不应放在这个月。七年，史书说皇帝下手诏：“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桂蕚，都任太子太保。”张璁、桂蕚上疏后，皇帝都用优厚的诏书答复他们，又加张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这是错误的。起初，皇帝在年末举行祫祭时，看见张璁、桂蕚的班次在新任太子太保、团营尚书李承勋之下，所以特意加授宫保；但张璁因为以前的官阶还没有显著，不敢虚居这个官位，请求留待日后。皇帝因此特意加授他为少保，并没有兼任太子太保。见于行状、志铭以及进呈《明伦大典》的表文，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退休的少保、左都御史陈金去世，按照惯例赐祭并安葬。史书说他有才干和办事能力，在内外任职四十多年；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士大夫舆论称许他。考察陈公平定江西盗寇时，没有约束士卒，使当地百姓受到祸害。正史、野史读到这里都令人惊骇。陈公是楚地应城人，恐怕当时南方史官不能不稍微替他曲笔。又追赠太保，谥号为（阙）；如今这个谥号也被遗漏了。退休的少傅、大学士谢迁去世。史书称赞他学术纯正，有大臣的风节；但又说正德初年权奸专擅朝政，谢迁作为顾命大臣，不能在艰难危急时坚贞不屈、挽救国难，应该舍身殉国。考察谢公虽然接受过顾命，但当时只是第三位宰相，他的力量难道能独自击败八虎之首并攻击他们吗？况且他正是因为和刘文靖同心坚持议论，辞职以后被削去官职、除去名籍，所受祸患几乎不可预测，却反过来责备他不能挽救国难、舍身殉国，这是什么道理？只是他八十岁时再次入阁，恰逢时势已经变化，事情也已经改变，没能提出什么建白便回去了，这一笔略显多余罢了。可是史书反而避讳此事，为什么褒贬取舍错乱到这种地步？徐左使学谟撰写《楚通志·王廷陈传》，说王廷陈是翰林院庶吉士，因为喜欢讥评别人的长处短处，出任吏科给事中。适逢毅皇帝南巡，他已经和修撰舒芬、庶吉士汪应轸因言辞激切而上书劝阻。大学士石珤阻止他们说：“如果祸患突然发生而不可预测，没有人能庇护你们。”王廷陈于是当天作《乌母谣》，大书在玉堂墙壁上，言辞触犯政府。因此被吏部弹劾，又出任裕州知州。这一记载很是错误。事情应当发生在正德十四年散馆之前，当时王廷陈与同馆的汪应轸、曹嘉、江晖、马汝骥上疏，言辞恳切，奏疏被留中。到这时，江晖、马汝骥留在馆中，而王廷陈、汪应轸、曹嘉被出授官职。等吏部拟定江晖、马汝骥为编修，王廷陈任吏科、汪应轸任礼科，二人都为给事中，曹嘉为御史时，皇帝下旨让他们各依甲次补任外官。到了嘉靖初年，他们又都恢复官职，但王廷陈因犯法被革职为民。后来按照言事官的成例准许退休。如今却说王廷陈已经授为给事中，还激使修撰舒芬等人上书，又出任裕州知州。况且当时石公以礼部侍郎、学士身份掌管翰林院，负责教育，并不是大学士。又说肃皇帝登极后访求遗逸，巡抚都御史顾璘推荐王廷陈，却没有任用，这也不对。嘉靖十八年，顾璘聘请王廷陈修撰《承天志》，但推荐他的事情被科道官员驳回，所以只赐给银币罢了。肃皇帝登极时，王廷陈正因案件获罪，顾公还只是台州知州。杨康惠公的志书，是一篇关于名臣的文章，叙述他的事迹非常简略，只说他入朝任户部侍郎，升任尚书，随从皇帝出巡大狩，兴办都督的军饷，免除租税，百姓受到他的恩泽。其实，杨公在嘉靖十七年被起用时，任的是刑部左侍郎，后来升任尚书。十八年，他只是以刑部尚书的身份随驾出行。当时户部尚书是李廷相，也随驾出行；办理军饷的是袁侍郎宗儒，与杨公完全没有关系。八年，大学士杨一清应当撰写五年丙戌进士题名记。他说，这篇记虽然由礼部奏请、命翰林院撰文，但从未奉旨专门命令撰写。为什么历年碑石都写着“臣某奉勅撰其文”，而且又从未经过皇帝审阅？按照事情的体制来看，似乎不妥。臣如今恭谨呈上文章稿本，伏请皇上稍加圣心思考，改发礼部，仍令翰林院拟定“制勅房官一员”书写并刻在碑石上。皇帝同意了，于是把这定为成例。由此看来，先前焦芳撰写戊辰题名记，阿附权奸、擅自改变制度，既不是奉皇帝钦定的旨意；徐文华上疏请求重新撰写，又有什么困难呢？史书叙述王恭襄公王琼时，只说他由副都御史升任户部侍郎，却没有说他转任吏部右侍郎以及改任南京官职，记载过于简略。史书说他加授太子少保，任期届满加授太子太保，不久又加授少傅、太子太傅，成为一品官；任期届满又加授少师、太子太师，这是大错。王琼由太子少保加授少保兼太子太保，是因为山西边功；加授少傅，是因为两广功；加授少师，是因为应州功。原本没有先加太子太保、也没有因考满而推恩的事情，史书对他的称许也超过了实际。

译十六年，荫授顺天府丞周玺的儿子周襄为国子监生。周玺原来以都给事中的身份弹劾逆臣刘瑾及其党羽，又因锦衣卫指挥杨玊而受到诬陷迫害，被杖打致死。皇帝登极后，赐祭并表彰他的忠节。到这时，他的儿子陈请恩荫，因此有了这项命令。考察《武录》，周玺任府丞时，因公文往来和查办案件与锦衣卫指挥佥事杨玊抗争，反而被杨玊弹劾。刘瑾大怒，杖打周玺，导致他死亡。当时又依据他儿子的奏疏给以荫叙，史书再根据部覆来记载这件事，可以说算是幸运了。三十一年，给事中袁洪愈弹劾翰林院检讨梁绍儒，吏部文选司郎中白璧将梁绍儒调任外地，皇帝把白璧交镇抚司拷问；查出一些痕迹后，便罢免白璧为民。考察实际情况，白璧只是被降为边远地方的杂职，不久又升为布政司参议。史书说他因三十四年山西地震被压死，如今又说他被罢为民，是错误的。史书叙述仇鸾败事，曲折地写出了事情的真实情况，也使仇鸾本人心服。史书所载大学士徐某的密疏说，仇鸾勾结外虏、误国的情况，皇帝看后大为惊骇。考察徐公的奏疏，原文说：“仇鸾的疾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治愈的，防秋的事情正紧急，请皇上早日裁断处理，以免误事。”又说：“祖宗时期京军和边军从未统属于一个将领，而且作战和防守使用的方略不同，很少有人能够兼通一切。如果分开他的事权，选择各有所长的人任用，那么眼前就足以有所帮助，日后也可以没有忧患。”当时仇鸾的病虽然很重，但权势仍然炽盛，皇帝的心意还无法测知。徐公这封奏疏可以说委婉而恰当，但其中实际上没有立即详细指明仇鸾勾结外虏、误国的罪状。我曾见过徐公所说的皇帝批复札子：“我不是不知道仇鸾，只是想把他的罪行说得严重些罢了。”到了晚上，将军印便被收回了。严嵩听说有徐公的奏疏，恨不得没有让他抢先，绕着床走了十多圈，无法入睡。史书在四十年二月壬午日说，改任少保、太子太保、工部尚书欧阳必进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却没有说明他是否辞职以及皇帝是否准许。考察欧阳必进是首辅严嵩的密亲，先前因为督办工程屡次加官至少保，志愿已经满足，又害怕工部事务艰苦繁重，想要避开它。当时吏部尚书吴鹏也是严嵩的密亲，于是两人联合推举欧阳必进。皇帝知道他的意图，很不高兴。按惯例本应有辞职奏疏，奏疏上呈后，吏部另有会推官员的奏疏，已经先列上了欧阳必进的名字。皇帝在辞职奏疏上忽然批示说：“欧阳必进已经到任了，为什么又请求辞职？”欧阳必进非常局促不安，便与严嵩谋划，严嵩教他到了任所就不要再谢恩。皇帝也没有办法。仅仅一个月后，吏部尚书吴鹏被勒令退休，礼部尚书也出缺，都应当推补。当时左侍郎袁公深受皇帝信任，早晚将要得到礼部尚书之职；但按照署理部务的成例，必须先会同推举吴鹏的空缺，之后才可以办理。等礼部尚书袁公和右侍郎冯公率领郎中以下官员入值，向严嵩询问时，严嵩捋着胡须说：“论年资、官位，谁在欧阳必进之前？论与吏部内外相应，谁能像都察院这样？还问什么呢？”当时朝廷内外都知道欧阳必进为皇帝所厌恶，推举他必然触犯皇帝，但又不敢违背，只好相继到次相徐公那里商议，也无法决定。不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来当值，再派人催促袁公以下前往会商，众人更加窘迫。忽然中使传旨说：“袁炜升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兼任原职不变。”袁公很高兴，向冯公作揖说：“请您另走一趟，准备辞谢的奏草罢。您善于谋划。”于是冯公泪水含在眼眶里说：“袁公是皇上宠信的人，即使触犯圣旨也一定没有别的祸患；让我承担罪责吧，我若失去依靠，不过是孤雏腐鼠罢了。”郎中以下官员都大惊失色。等见到严嵩后，果然不敢抗争。第二天早晨会同推举时，把欧阳必进的名字列为第一，皇帝大怒，将奏疏扔在地上。严嵩于是上密启说：“欧阳必进确实是臣的儿女亲家，也是为人厚重的长者；他的资历簿和官秩都在六卿之前。臣已经老了，依靠这个人掌政，正感到快意。”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拿起奏疏，用朱笔点定欧阳必进的名字；笔力很重，朱墨湿透了纸背，仿佛要穿透纸面。可是没过多久，欧阳必进最终还是被驱逐，严嵩也无法救他。当时新蔡人张助甫任文选司员外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向我详细叙述，吐着舌头说：“严嵩竟敢和皇帝争强，王介甫也不值得一提了。”史书对这类事情记载得十分简略。史书说，三月己亥日，命吏部尚书吴鹏退休，礼部尚书吴山冠带闲住，吏部左侍郎袁炜升任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原兼任官职不变。戊寅日，改任少保、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欧阳必进为吏部尚书，也没有说明他是否辞职以及其中原因。到了十月戊寅日，原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去世，他的家人请求追赠，礼部覆奏同意。皇帝说：“湛若水是伪学，扰乱正道，这份奏疏只是浮泛的言辞和夸张的赞誉。”命令他们说明情况，并削去欧阳必进的少保、太子太保，只保留尚书。十一月庚子日，南京吏部尚书出缺，众人会同推举太子少保、掌詹事府郭朴，皇帝认为文选司诸臣不应擅自推举，责备这些臣子，并且说欧阳必进本性勤勉谨慎，自从连续转任以来，凡事专断放肆，完全失去大臣的体统，姑且令他退休，任用郭公代替他。史书在陆武惠陆炳传中说，己亥年皇帝南巡到承天，抵达卫辉行宫时夜里发生火灾，侍卫仓促之间无人护卫，只有陆炳亲自背着皇帝从火中出来。皇帝记住他的姓名，立即任命他为都指挥使，后来不断升迁至当时的官职。可是考察华亭公所撰写的墓志，对陆炳的事情记载得很详细，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件事，难道华亭公当时有所避讳吗？即使有所避讳，为什么不略微说他随从南巡时勤勉效力、因此升迁，竟至于连随驾和回程都一并略去？墓志说，陆炳在戊戌年掌管卫所事务，冬天转任实授指挥使，加俸禄及服色一级；甲辰年冬天代理卫所印务，捕获杀害母亲的儿子，因此升任都指挥同知。这样看来，己亥年随驾以及回来后任都指挥使，都是错误的。史书说陆炳任用豪强恶吏作为爪牙，广布耳目，官吏在钱财上做的奸诈事情他全都知道；富民一有过错，就拷打并罗织成案，没收其财产，因而被夷灭的不可胜数。他积累的财产达到数万万，生活豪奢，修建别宅十多所，都高大华丽；各处宅第分别安置姬妾，绫罗、珍玩充满其中，供应陈设不必搬动，随时可以到各处游玩居住，东西任意取用。他又在各地置办良田住宅，如扬州、嘉兴、南昌、承天等地都有庄园店铺，声势震动天下。这些可以说是实录。只是他暗中操纵吏部、兵部的权力，每逢文武大选、地方长官升降，都时时与他相通；给事中、御史、翰林和吏部官员中，也有许多人出自他的门下。他起初与严氏关系如同坚固的石交，晚年却转而产生嫌隙，彼此的矛盾已经形成，都在等待机会互相发难；这些史书全都没有提到。

译《穆庙录》记载，三年十二月庚申日，起用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以原官任职，不妨碍阁务，并兼掌吏部事务。我当时亲眼见到邸报，写的是高拱以原官掌管吏部事务，并没有所谓“不妨阁务兼掌”这些字。因为这个缘故，朝廷没有派行人，也没有携带诏书，只由吏部发文咨请，兵部派一个指挥前往。高拱很不高兴。到第二年二月到任时，他含糊地兼理阁务；与掌管都察院的大学士赵贞吉一起，都免于奏事并听取皇帝旨意，这才真正成为阁臣。《穆庙录》的记载很不真实，大概是王元驭撰写的；他曾和我争论，认为高拱确实兼理阁务，却不知道这是自己的错误。《穆庙录》在记载万镗获赠太子太保时说：“万镗因为弹劾赵文华进献百花仙酒、触犯皇帝旨意而被罢为民。”这是错误的。万镗是根据前任官职、任职地点和任职月日合计，考满九年后，被赵文华弹劾；他从未因百花仙酒而弹劾赵文华。又说陶仲文请求立即回乡，朱隆禧邀请他到家中饮酒，重重贿赂他，并把方药的事情上报皇帝，这也不对。陶仲文是从河南取道到麻城，那里离昆山一千多里，朱隆禧虽然因这件事进香，却没有缘由邀请他到家中。徐宗伯《冰厅札记》记载王金的事情，说赵文华视察军队回来后，皇帝宠爱他；他扳倒李太宰后，早晚希望进入内阁。严嵩父子立即亲近赵文华，但因为这不合旧例，心里颇为为难，于是严嵩自己拿王金酿造的仙酒进献，说：“喝了可以延年益寿，这是臣的老师严嵩亲自试验过的。”皇帝拿这话问严嵩，严嵩惊讶地说：“赵文华怎么会轻率急躁到这种地步？假如皇上服用后没有效果，谁来承担欺骗蒙蔽的罪责？”于是委婉地再次奏报说：“臣平生不接近药物，而已有狗马般的年纪，实在不知道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皇帝喜欢这种酒，在宫中喝了几次，最终没有责问赵文华；王金从此多次以姓名通报于皇帝面前，也时时秘密进献丹方。赵文华仗恃宠爱，越发骄横放肆。皇帝派内使到赵文华家中赐给他东西，赵文华恰好喝醉了，不能向内使行礼起身，内使回来报告皇帝，皇帝恼怒他不敬，不久下旨勒令他回乡，而王金则入宫任御医。这件事虽然大致相似，但前后次序不太相合。我在壬子年居住燕地时，知道进献仙酒的事情。所谓百花仙酒，是用蜜酿造的，味道纯甜而淡薄，因为蜜采自百花，所以假托为百花仙酒。当时赵文华还任通政使，从乡人那里得到此酒，并不是王金酿造的，却对皇帝说：“我的老师严嵩服用它而长寿。” 皇帝拿这件事询问严嵩，严嵩恼怒赵文华没有先告诉自己，便用恶言诋毁他；第二天召赵文华到值所责骂，声音传到了外面。华亭、余姚两位宰相于是经过严嵩的住所，看到赵文华正跪着哭泣，而严嵩仍不停地骂他，两位宰相替他婉转解释，这才使事情缓和。后来严嵩罢去值班，九卿前来拜见，严嵩却特意命令让差役扶着赵文华把他赶出去。赵文华无奈，便重金贿赂严嵩的夫人，请她安排耳房，等严嵩入内饮酒时，让赵文华出来叩拜谢罪，事情才得以解脱。最后赵文华以大司空身份从南方征讨回来，受到宠幸，加授少保；严嵩于是推荐他以文学才能进入内阁值班，皇帝没有答应。赵文华更加骄横，对宦官不以礼相待。他曾进献方士的药，药将用尽时，皇帝急着索取，他害怕了，回答说：“这些药都是从赵文华那里得到的，臣只是负责配制。”皇帝派小宦官到赵文华那里索取，赵文华不答应。小宦官说：“您不担心皇上发怒吗？”赵文华傲然说：“皇上发怒，难道还能杀我吗？”小宦官回来把这话告诉皇帝，皇帝低头说：“他真以为我不能杀你。”当时西苑正在建造新阁，皇帝催促工程，赵文华又应付得很慢。一天，皇帝登高远望西长安街，看见一座高大的屋脊，问道：“这是谁家的宅第？” 一个宦官说：“是赵尚书的新宅。”另一个宦官说：“工部的木料有一半用来建赵文华的宅第了，他哪里还有时间替皇上建新阁？”皇帝更加恨赵文华，从此便驱逐赵文华。前面的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后面的事情，是徐少师告诉我的，讲得非常详细。又有人说，谈相是中书官，带有工部侍郎的衔头，获赐飞鱼服色。他以母亲丧事为由请假回乡，竟然不安葬母亲，却每天带着妓女、穿着飞鱼服，在西湖上放浪游玩。他又仗恃宠爱，欺凌轻蔑有关官署，被御史弹劾。皇帝大怒，将他逮到京城斩首。考察谈相最初回乡时，皇帝赐他乘驿车，并给了半年假期。谈相回乡后骄横奢侈，设宴享乐，挟制郡县；但他泄露了严嵩父子收受贿赂的事情。严嵩听说后很愤怒。假期将满时，恰逢皇帝到达吴门，又传来倭寇警报，谈相徘徊了一个多月，才从官船的船尾出发；船夫供出船上有一尊小神像。当时人们称他为谈侍郎并与他说话，谈相对此感到奇怪。到淮地时，他在漕运官署饮酒，回船后跌倒，摔伤左臂，于是把真实情况全部上报，请求延长假期。皇帝大怒，严厉责骂他，等他到京后交有关科道官员审查。谈相赶往京城，自以为不过是降级供职罢了。弹劾奏疏上呈后，皇帝把他逮捕交刑部，却找不到可用来定罪的罪名。于是派郎官去探问，严嵩的儿子回答说：“皇上非常愤怒，一定要判他死刑才会满意。”于是以比附毁弃制书律判处谈相斩刑，皇帝批准。第二年冬天，他便与张司马等人一同被押赴市曹处死。

译偶然有人送来徐文贞公的传记，似乎不是他家人所请托的。传记中虽然也有叙述和赞语，但其中多有讽刺之意，而且疏漏、脱误、悖谬、妄诞的言语往往存在。却又夸夸自称是忠实的史书，这难道不是不合适、也违背忠厚之道吗？姑且为它分析如下：传记一处说，徐公平素的志向在于本朝，经相国夏言推荐，宾客把他引入内廷。所谓宾客，必定是御医顾定芳。顾定芳是陆文裕公的表弟，而夏言又是陆文裕公的门生，所以这样说他们彼此相知。然而徐公结亲，实际是在任洗马之后。世宗南巡时，册立皇太子，设置宫僚，并不是出阁。内阁前后推荐征召的人，多有私人关系者，被给事中、御史纠劾。皇帝特意委托吏部推举，当时许文简公讃虚心广泛访求，所推荐的霍韬、吕柟、邹守益、薛蕙、任瀚、黄佐以及徐公等，都是天下知名的士人。皇帝斥退薛蕙不予任用，其余人都召入朝廷。夏公非常不高兴，却也没有办法。如今说徐公是被相国任用的，实在太荒谬了！又说徐公想用阴谋阻挠严嵩的权势，却始终受到宠爱，没有任何间隙。恰逢皇帝居住的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迁居玉熙殿，地方十分狭窄。严嵩根据众议，请皇帝返回大内。皇上想到大内历代皇帝升遐之处，而正希望抵达特殊的宫苑，想把后世的功业德行比拟九皇，于是永寿宫新建，或许可以借此上通天界、迎候神灵，并不只是依靠九重宫门来显示威严。皇上很不高兴严嵩的请求。严嵩揣摩到皇上的隐微心意，便请求负责永寿宫的工程。皇上大为高兴，于是把对严嵩的宠信转给了夏言。夏言请求让他的儿子夏璠前去巡视，只用了一百天工程便完工。皇上迁居那里，改名为万寿宫，晋升夏言为少师，夏璠也越级拜为太常少卿。这种说法似乎正确，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永寿宫发生灾祸后，公卿大臣都想让皇上回到大内，却不敢明说。严嵩因此推测皇上不愿回大内，便请求皇上临幸南内。皇上不高兴，说南内原是英宗皇帝居住的地方，这是想把我幽禁在那里，好让夏言控制我。夏言估计事情不能就此罢休，才请求利用三殿大工程剩下的木料，赶快修治南内，以一百天为期限，并请求亲自与工部大臣雷礼一起督理。百日之后工程果然完工，皇上因此更加器重夏言。皇上命尚宝丞夏璠兼任工部主事，负责工程，也是皇上的意思，并不是夏言请求的。如今却说夏言想用暗中谋划来牵制严嵩的权力之类的话，难道不是过于刻薄了吗？即使夏言确有此意，王沂公驱逐丁谓，也是运用权力来成全正道，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又何必把这种事揭露出来呢？文贞公刚开始执掌政权时，在座位旁张榜说：“把威福归还给皇上，把政务归还给各有关部门，把任用、罢免、刑罚、赏赐归还给公论。”这些话说得很漂亮，但《山斋语录》却逐条讥讽，认为世宗皇帝英明，威福哪里是被臣下夺走的？分宜只是借威福来实现自己的私欲罢了。如今说“把威福归还给皇上”，就好像威福原本全在臣下手里，现在才还给君主；这对自己来说是美化的说法，对君主却反而遮蔽了他的圣明。唉，这话多么险恶而且巧妙地切中要害啊！他没有看到分宜父子窃取威福已经很久，天下人只知道有他的儿子而不知道有他的父亲，只知道有他的父亲而不知道有君主，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一天了。文贞的话，确实是想解除君主的疑虑，消除众人的迷惑。把政务归还各有关部门，是要使各部门能够履行自己的职务；把任用、罢免、赏罚归还公论，是想使公论能够得到伸张，难道是说要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什么都不表示赞成或反对吗？如今却说他想收买人心而蒙蔽大体，真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唉，如果这些话出现在分宜当权时，分宜一定不至于失败；如果出现在江陵当权时，江陵一定不至于覆亡。大抵后来的刻薄之人中伤前辈，只知道让自己说话痛快，却不知道天理人心，大多都是这样。《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八 （明）王世贞撰写 《史乘考误》九 三年北征时，以徐魏公为正虏大将军，常鄂公为左副将军。常鄂公去世后，由李曹公接替。冯宋公为右副将军，邓卫公为左副副将军，汤信公为右副副将军。《实录》记载得很清楚，但邓、汤二公的神道碑都只称副将军。大概是不了解“副副将军”是什么意思。冯公当时还名叫宗异。杨文贞撰写《朱东平墓志》说：“征讨安南时，命王总兵佩带征夷大将军印。印文实际上是‘征夷将军’。《实录》和制敕都可以查考。” 史官叙述人物传记，本来以简明严谨为体例。然而到了杨文定撰写文贞神道碑时，其中有些地方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比如公辅佐谋划的事迹，见于《三朝圣谕录》的很多，其中可以记载的很多。但救止袭击赵一事，功德非常重大，如今却只含糊写了两句话，对其他事情则完全没有涉及。甚至一次主持乡试、两次主持会试，以及宣宗皇帝后来赐给他的铭记，也都遗漏了。文贞与杨文敏平时关系不太融洽，但从这篇碑文以下三卷，都是考证家乘中的错误，详细周全，没有遗漏。由此可知，二人用心的厚薄竟然如此不同。公以礼部左侍郎兼任华盖殿大学士，加少保；兼任官职不到一个月，又晋升兼任兵部尚书。如今说晋升为少保、兵部尚书，也不是《实录》的记载。大概杨文定自夸文章简明严谨，却这样埋没别人的善行，类似的遗漏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