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三十

译《屈都御史传》由韩苑洛撰写。传中说，屈公任刑部官员时，想逮捕锦衣卫的揽头，尚书不同意，屈公坚持请求后才获准。锦衣卫出面争夺此人，尚书又惭愧又怨恨地说：“我起初不答应，如今怎么会这样？依法放了他，能有什么办法？逼得太紧，刑部将会多事。你赶快到锦衣卫那里道歉，说如此如此。”考察这是弘治辛亥年，何文肃任尚书，哪里有命令下属向锦衣卫道歉的道理？恐怕其中不免有抑扬取舍。传中又说，屈公任浙江按察使时，归安县知县因事获罪，带着白金三百请求解脱，屈公斥责他出去。考察屈公任淮漕官时，那个知县已因御史身份服丧期满，经过淮地，以属吏礼节拜见，态度十分恭敬；屈公高兴地设宴畅饮，忘了他就是那个人，还对他说自己一生没有丝毫过度取用财物，曾经斥退过一个知县送的金钱，至今仍耿耿于怀。御史神色沮丧，更加恭敬。到了京城，刘瑾败亡，许多给事中、御史都受到牵连。这个御史刚入仕途时，却公开说屈公是刘瑾的党羽，导致屈公罢官归乡。考察屈公在丁卯年秋从浙江按察使任上调离，距离庚午年刘瑾败亡还不到三年。那个知县刚刚侍奉屈公后离开，便通过行取授任御史，服丧后又服除赴京，经过淮地；这些事情怎么能在两年半内完成？这大概不是实录。总的说来，陕西人为乡里人撰写志状之类的文章，一心奖掖维护，不太顾及公论。胡端敏公世宁的墓志铭由吴鼎撰写，内容颇为疏略。胡公在广西太平知府任上服丧，服丧期满后请求补任，走到沧州时遇到刘六、刘七大盗。他筹划守卫沧州的办法非常出色，墓志却没有记载。胡公曾任兵部官员，因请求到南京任职而任吏部官，官至左侍郎；现在却说成刑部侍郎。陈九畴的案件，胡公明白地在朝廷上说明情况，现在却说他暗中上疏，这些都错了。曾任太仆寺卿的曾直，其墓志由女婿罗文恭洪先撰写，说：“庆阳伯有个外甥张柱，骄横跋扈，打人致死多人，被厂卫察觉。司法部门因收受贿赂而转移案件，反而把罪名加在他的儿子身上。朝廷议论认为，厂卫是天子的私人机构，不能偏听偏信，以致轻视司法部门。曾公说，应该根据是非判断，不能有所偏向。”皇上侦知此事后大怒，罢免尚书、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最终处死张柱，并且说：“满朝之中，只有曾某孤立而无党。掌权者不能容忍他，便唆使言官弹劾他。”考察当时主持这一议论的，是右都御史熊浃。皇上虽然因他赞同议礼而宠信他，却动辄将他罢免；刑部尚书周伦只是改任南京官职。所谓各罢免一人，并不符合事实。殴打他人致死，不过是一件小事，哪里至于使皇上如此震怒？大概庆阳伯是武宗的外戚，皇上特别想挫折他，而曾直正好迎合了皇上的意图，所以皇上认为曾直贤能；但他在朝廷中又不被公论所容。顾文康所撰《李文康墓志》说：“辛卯年七月，加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程完工，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癸巳年三月，加少保。乙未年七月，皇史宬建成，加太子太傅；九月，进呈历朝训录，加少傅；十二月，九庙建成，加太子太师；当月晋升为华盖殿大学士。”考察《乙未登科录》只称少保兼太子太保，后来又说皇史宬建成时加太子太傅，那么辛卯年九月加太子太傅一定是错误的。顾文康所撰《李文康墓志》又重复记载：“辛卯年七月，加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程完工，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癸巳年三月，加少保。乙未年七月，皇史宬建成，加太子太傅；九月，进呈历朝训录，加少傅；十二月，九庙建成，加太子太师；当月晋升为华盖殿大学士。”考察《乙未登科录》只称少保兼太子太保，后来又说皇史宬建成时加太子太傅，那么辛卯年九月加太子太傅一定是错误的。又 《张文忠墓志》说：丁亥年，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戊子年，加少保。考察张公起初和桂文襄一起加太子太保，张公却独自上章坚决辞谢，说：“太子尚未显耀，不敢虚受这个官职。”于是特别改加少保。现在墓志把这件事遗漏了，大概是因为张公辞去较低的宫职而接受较高的少保，故意替他隐讳。自彭文宪以后，没有不兼任宫廷官秩的，百余年来，只有张公一人如此。” 桂文襄蕚的墓志说：“戊子年春，加太子太傅；这一年夏，加少保。”这大概是错误的。桂文襄当时在吏部，张文忠在内阁，两人都加太子太保。张文忠辞去宫廷官职，改加少保。后来《明伦大典》完成，张文忠于是加少傅、太子太傅、谨身殿大学士；而桂文襄加少保、太子太傅，两人的官职于是不同，隔阂也逐渐产生了。大概从侍郎以前，张文忠一直处在桂文襄之下。秦端敏公金的墓志由分宜撰写，里面说：“庙工兴建后，改任工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不久加太子太保，又改任南京兵部尚书。”考察秦端敏任工部尚书时，因修建庙宇而加太子少保；后来皇上认为他年老，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并因此加太子太保以示优待。按照墓志现在的文义，就成了无缘无故加少保，又无缘无故改任南京官职。分宜倚仗权势，写文章时忽略人物经历，竟然还自以为简明扼要，为什么呢？李古冲作《刘文安龙志》，却说：“己未年会试，礼部李文正、程文敏亲自主持考试，录取刘公并把他列为高等。”程文敏就是程敏政，他什么时候获得过谥号呢？而且这一年程敏政因避嫌没有阅卷。

译翟文懿的行状说，翟公曾和李公一起奏对，在皇上面前拟定票拟，议定某人的罪名。皇上想依法从重处理，翟公对此表示异议，反复争辩，触犯圣旨。皇上震怒，翟公叩头谢罪，随后又剖白心意，平静地提出规劝。皇上察觉他忠诚实在，脸色因此缓和；李公战栗惊惧，不知所措，退朝后对人说：“石门的气节，我今天才知道。”考察李公的召对记录：皇上在平台召见二人，銮到御榻前，皇上问都察院复核谷大用家产的奏疏怎么样。銮回答：“都察院拟定的处理与律例不合，只是后来又有人参论，所以臣等拟议没收他一半家产。”皇上说：“没收一半已经很轻了。”谷大用在先朝扰乱政事，能够老死牖下已经是幸运。銮说：“按照律法，家产没收入官只有三种情形：谋反、叛逆、奸党。如果不符合这三条法令，怎么能使天下信服？”皇上说：“谷大用正是奸党，怎么能说不能取信天下？”銮说：“皇上就是天，春天使万物生长，秋天加以诛杀，没有什么不可以。”时说：“请将他的全部家产没收入官。”皇上说：“可以。”据此可知，翟公所反对从重处理的罪犯，是谷大用。谷大用是大太监，在先朝扰乱政事，罪行超过丘聚、魏彬；又在安陆迎驾时当廷侮辱按察使，所以皇上特别厌恶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二公都是北方人，又受到宦官的倚重，所以极力替谷大用从宽解释。“奸党”两个字一说出，便把他们驳得惶恐无措，于是转而说顺从皇上的话；结果谷大用的家产终于被没收了。哪里有所谓剖白心意、从容进谏呢？刘松石的行状，原来是刘端简公采撰写的。里面说：壬申年巡按陕西，首先在道路上张榜揭露大宦官廖堂违法。癸酉年，廖堂拿重金贿赂逆阉刘瑾，谋划陷害刘公，把他逮捕送到京城。考察行贿的不是刘瑾，而是朱宁；刘瑾在前三年已经伏诛了。又说：甲午年，奉敕仍以原职总理河道，不到三个月，运河旧有的通航状态便恢复了。大学士桂萼正好经过济南，极力称赞刘公是奇才。桂萼在辛卯年去世，已经将近四年了。所说刘公的事迹大体可靠，但这两个姓名都弄错了，更使人怀疑。端 万侍郎浩替治斋公镗所作的行状，文辞和主旨没有不粗疏拙劣的。写到任吏部以后，说：“由于没有通过关说和门路，严重触犯权势，于是催促他回乡，夺去了他的官职。”考察治斋公曾以通政使赵文华为例推举，赵文华没有同意，反而指责治斋公不应当考核任满九年，因此治斋公被夺官。治斋公离开后，赵文华在外任职时颇有古代大臣的气度；但赵文华后来受到严重谴责，为世人所唾骂，不知行状作者有什么需要回避的，竟这样说。而且“关节不到”这句话也很不像当时的说法。王襄敏公的墓志。考察王公任兵部尚书时，朝廷讨论收复河套，王公认为此事困难，不敢作出决定。皇上大怒，逮捕三边总督曾铣，特旨命王公代替他。皇上大概知道王公的想法与自己相合，虽然表面上恼怒他不能坚持主张，实际上却任用他。因此王公辞别皇上那天，皇上赐白金三十两、彩币二表里。王公到任后，停止并遣散各种劳役，一心安定局势，升迁和奖赏的诏令接连下来。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也是王公一生中的关键经历，墓志却略而不提，实在可恨可笑。程吏侍文德替屠简肃公作行状，说：“都察院长官白岩乔公非常爱重并倚仗他，不想让他外任。”乔公由南京兵部升任吏部，什么时候做过左都御史呢？后来的刻本似乎已经改订过。程文德又说，国初到太保这一官阶的有五人，其中有彭文惠泽。考察彭公当时还没有获赐谥号，也不是彭文惠；而左都御史加太保的还有王毅愍文、陈僖敏镒、王襄敏越、陈恭襄金、王恭靖璟、肃敏廷相，大概不止五人。晋江王慎中替李源少卿作行状，说李源任户部主事，监督德州仓储，有所弹劾，尚书孙九峰赞叹他称职，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冢宰马端肃。考察李源是乙丑年进士，过了一年才选任户部官员，而马公已经致仕离开了。马公归乡六年后，孙九峰才被授为大司徒；两人不可能有这样的关联。《鹿野史公行状》说：嘉靖改元，史公奉命出使朝鲜，赐玉带和一品服。考察麒麟服是公侯的服色，须由皇上赏赐；玉带则由使臣自行准备，这是一向的典章制度。又说，史公上疏弹劾大学士石斋杨公，列举其三十多件违法之事；奏疏上呈后，升任山西按察佥事。不久又被下诏狱，贬为陕西金县县丞。考察史公的奏疏大意是：近来任谏官时，曾指责大学士杨廷和是漏网的首恶，起草奏疏准备上奏，被杨廷和察觉，急忙把臣调到外地任职。臣实在没有才能，恐怕有一天遭祸，使臣的母亲忧虑，只希望陛下赐臣致仕，保全臣与母亲。臣临行前便把原奏封好上呈，并且说：先帝自称威武大将军，杨廷和从未竭力争辩；如今对于献帝的一个“皇”字、一个“考”字，却要以辞官去留相争，实在是在欺骗蒙蔽。杨公上疏竭力辩解，并请求退休。皇上用温和诏旨勉励挽留，命吏部弹劾史公。于是吏部将史公的案件提交诏狱，兵部尚书彭泽说：史公曾经营救奸党许泰、张洪、王琼、陆完，为士大夫舆论所不齿，不过是借攻击当权者来博取名声。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这样看来，所谓‘奏疏上呈后升任山西按察佥事’，是不对的。又说案件审结后，杨公出面营救史公；等诏旨下达，史公被贬为南阳府通判。后来又被御史弹劾，才有降为金县县丞的处分，但行状遗漏了这段经过。又说给事中孟奇、御史吴恺等几十人联名上疏推荐史公，于是恢复他原来的兵科官职。考察大礼议定后，吏科右给事中陈洸已经升任佥事，却仍冒用原来的官衔上疏称颂；参与议礼的诸位大臣因此推荐史公，以及和杨公发生冲突的于桂、阎宏等人，他们都得以恢复原官。所谓给事中、御史交相推荐，也不对。又说杨、张两位宰相不和，有人上疏议论此事，皇上给了近百字的温旨，其中说：“卿一清、卿孚敬给朕的奏疏，我都一并加以体察勉励。”考察张璁在嘉靖九年时，杨一清罢相以后才改名孚敬；此时他原名是璁。所谓“卿孚敬”，也不对。最后又说，朝廷处置宣大军务，九卿辞别皇上时，众人设宴饯行，史公当众大声说：“堂堂天朝，冠冕人物多得很，宏大的题目很好做，却把大臣当作牙行商人，我这次出行实在很难忍受。”考察马市一事，是史公和咸宁侯共同揭发的；所谓“当众大声说”，也不对。《薛西原墓志》。考察嘉靖十八年选拔宫廷属官时，吏部拟定让薛公任右春坊右司直兼检讨，却唯独上报罢免，没有录用。墓志也没有记载此事。其间参与拟定礼仪，多次上奏辩论，也都被遗漏了。

译《丰学士熙家传》说：己未年廷试，孝宗亲自阅卷，认为丰熙十分奇异，取为第一名；后来因他步履蹒跚，将他改列为第二名，特别赐给状元袍服和腰带，以示嘉奖。这件事考察国史和翰林院各种典故书，都没有记载赐袍带一事。又说，武宗去世后，丰熙晋升为朝列大夫、翰林院学士。考察丰公实际以侍读学士署理翰林院印信，并没有来得及正式授任翰林院学士。况且朝列大夫是四品，也不是学士所用的散官官衔。这是丰存礼不加考证而夸张吹嘘的过错。又说：“议礼意见不合时，适逢掌院侍郎贾咏率领百官伏在宫阙前，把丰熙的姓名列为次席；丰熙不肯听从，因此获罪，贬戍镇海。”考察当时实际掌管翰林院的是丰公，贾公自己掌管詹事府，丰存礼竟如此轻率。黄尚书绾的行状说，他从詹事升为学士，又升任南京礼部右侍郎，召回京城任礼部左侍郎。考察黄公任侍郎以后，因议论大同事务而违背内阁意见。吏部汪鋐弹劾他在南京礼部任职时与属官邹守益结党，请求将他调往边地任参政。皇上不准，汪鋐又弹劾他与王守仁结为婚姻，趁王守仁去世侵占盗取其家产。事情经皇上裁决后，黄公被降一级、调往外地；黄公上疏竭力辩解，诏令恢复其官职。现在行状完全略去这些事，不对。聂贞所作《襄豹行状》说，丙戌年襄豹到余姚拜见阳明王先生，于是行弟子礼，这是错误的。襄豹和阳明先生虽然讲学数日，彼此往返质问，但他不肯行弟子礼。直到阳明去世，他才设位哭吊，称自己为门生。因此当时有这样的说法：活着称老师、死后称朋友的，是黄绾；活着称朋友、死后称老师的，是襄豹。盛荣所作《简端明墓表》，由欧阳文庄撰写，出自故友吴明卿之手，文辞雅正刚健而且有法度，也不作浮夸的赞誉。只是其中有些地方相互抵牾，说襄豹任翰林检讨时，上书给李文正公，论述宰相之道，慷慨直陈数千言，使文正公心中畏惧，因此把他补任外职。襄豹任按察佥事，督学浙江。考察他上书确有其事，只是李文正改变态度起身致谢，而乡人梁相心中不安，便暗中让他借病养病。后来他病愈，起复补任浙江时，李文正已经致仕。又说朝廷召见授任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充任经筵讲官；己丑年，襄豹又因流言获罪，调任南京尚宝。考察襄豹因在经筵讲学时患咳嗽、失去礼仪而被纠劾，皇上不高兴，改任南京尚宝。现在说他因“流言”而调任，似乎是因为别人的议论，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吴明卿替江都御史张潮作墓志，说张潮被授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兼督三关军务。当时太原人李福达用妖书迷惑百姓，聚集党徒数千人，改年号起兵作乱，震动三河。张潮调集军队平定了他，只有李福达携带大量财物逃往别处藏匿。张潮听说后，画出他的画像，重金悬赏搜捕，李福达于是冒用张寅的姓名进京，夜间带着万金给武定侯郭勋祝寿，便藏在郭勋家中。郭勋写信给山西负责官员，替他求情，想解除他的危急。张潮捕获这封信后，上疏直陈李福达的罪状，并弹劾郭勋倚仗宫廷亲信关系、仗势藏匿叛逆，竟敢成为作乱的阶梯，罪当处死；如果不杀郭勋，便无法取信于法律。奏疏上了三次都没有答复。郭勋于是散布涉及宫闱的流言，谎称张寅使皇上疑心。此时永嘉张公刚刚入阁，担心各位大臣不依附自己，又想结交郭勋以巩固自身，于是迎合皇上的旨意，把张潮下诏狱，并且暗中派人试探张潮，说如果他稍微改换说法，或许还能恢复中丞官职。张潮正色答谢说：“臣子奉行法令而没有罪状，连死在哪里都不知道，还要官职做什么？”永嘉知道张潮不能屈服，最终按从轻一等议处，罢免他的官职。考察李福达就是李五，是旧日的妖贼。他在正德年间起兵，后来事情被解脱，改名换姓为张寅，又称张五，积聚财产数万，为两个儿子谋求布政司承差之职，自己则取得京卫指挥使的官衔，并以秘方求见郭勋，与郭勋交好，以求事后得到安置。李福达的乡人告发了他，御史马录说：“张五就是李五。”马录将他逮捕下狱，郭勋写信替他调解。马录与张潮会同审理此案，却只弹劾郭勋。皇上对此产生怀疑，把相关人员全部逮捕到京城，命三法司复审，结果和马录、张潮原先拟定的一样。皇上更加怀疑，连三法司大臣也一并下狱，在朝廷上审问。张永嘉以兵部侍郎身份特令掌管都察院，桂安福以礼部侍郎身份掌管刑部，两人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判词。马录因此获罪，永戍边地；张潮则降为平民。现在说李福达聚集数千党徒、改年号作乱，张潮调兵平定；又说李福达逃往别处，张潮画影图形悬赏捕捉，这是第一处错误。说永嘉刚刚入相，迎合皇上旨意把张潮下诏狱，这是第二处错误。说永嘉派人暗中试探张潮，命他改口，声称可以恢复中丞官职，而张潮正色说了那些话；当时皇上的意旨已经确定，并不是因为张潮改口与否而决定，这就是第三处错误。大概事情年代久远，江公已经去世，他的子孙不能详知经过，便这样承袭错误，可见撰写纪事之书实在困难。刘中丞夔的墓志铭由费文通撰写。墓志说：甲申年服丧期满，仍任史官，参与修撰《武宗实录》；事情完成后本应加官晋秩，却忽然得到外任，降为大名府通判。考察史书，刘夔原任检讨，史官任期届满后改任给事中，因此升为按察佥事。当时席尚书书替他的弟弟申辩，刘夔也得以升为编修，已经授职，却又上疏辞谢。皇上发怒，将他降两级，调往外任。这一定是他先任幕职，后来转任大名府通判。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必隐讳，却偏要隐讳，导致叙述不合事理。孙文恪公升的墓志说：“改任吏部少宰，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被推荐为礼部少宗伯，不久改任少宰。”考察孙公当时已经任吏部左侍郎。服丧期满时恰好没有空缺，所以补任礼部右侍郎，转任吏部右侍郎，这也是一时制度和任用上的变化。这篇墓志写得很不清楚。赵洪洋的墓志说：“宣大提督职位空缺，兵部推荐左都御史王宪，王宪认为此事困难。有人议论王宪挑选官职、逃避事务，不合大臣的体统，最终被罢免。这份奏疏其实是吏科会同上奏的文书，出自夏少师之手。奏疏还说李琮是江彬的爪牙。李琮伏法时，赵洪洋还没有参加殿试；赵洪洋改任庶吉士，第二年秋天才升为给事中。” 刘端简公采的行状说：“朝廷下诏在山东采矿，百姓深受其苦。原来的巡抚大臣害怕获罪，不敢发言；刘公刚到任便上疏请求停止采矿，诏令说：‘可以。’这件事说得不完全符合事实。采矿同时采紫矿、白矿，是刘公到任一年后的事。由于进献的矿样太少，又没有馈赠给权贵，朝廷下诏严厉责备，刘公不得已，后来增加进献；各位权贵都从中得到好处，这才免于祸患。当时我刚补任青州，竭力向刘公说明矿脉已经无法继续，请求停止。刘公据此上呈奏疏说明此事。不久，权贵中没有得到矿产的只剩徐少保阶和方司徒钝；赵司空文华遇到他们，强行夺取了矿产。”

译顾东桥公所撰《吴讱庵公山志》说：“戊戌年升任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军务。他治理地方崇尚清简，只是整顿装备、训练军队，捕杀山谷中的贼首罢了，不追求多做。历任刑部左、右侍郎。”考察屠文升撰写的吴公传说：“吴公从四川到赣州，中途升任刑部右侍郎。接到任命后，人们都说他应当赶快进京赴任才方便；吴公说：‘前任巡抚王守已经接近任期结束，我是来代替他的；升任刑部官职的命令在赴镇之前下达，这段经历不应当略去。’” 罗文恭所作程先生文德的墓志说：“己卯年春，大宗伯和冢宰都空缺，朝廷大臣两次议论推举程公；程公竭力请求回南京，于是推举他任南京冢宰。奏疏上呈后，皇上大怒，将他调任南京工部左侍郎。”又说：“人们认为，他辞去冢宰一职，真有凤凰飞翔九千仞的气概。”考察乙卯年春，李默公、王用宾公已经任职，并非职位空缺。大概皇上因为程公撰写的文章不合旨意而斥责他，程公害怕，于是请求到南京任职。《詹侍郎行状》说：詹公升任刑部右侍郎，不久转任左侍郎。有重大案件交付众人议论，詹公依据法律上奏。皇上震怒，众人害怕发生意外，于是暗中寻找借口，并在外面把诽谤推给詹公，詹公便致仕。关于奸党的法律条文，是詹公拟定后上奏，并传示天下的。况且重大案件发生一年多后，詹公才被弹劾致仕；他谢恩时失去礼仪，于是闲居不用。行状所说并不是实录。汪伯玉所作《吴峻伯状》，文章写得很奇特；峻伯也是我的朋友，是一位简朴而尊贵的士人。只是其中记载刑部和山东的两件事并不准确。庚戌年，敌军大举入侵，诏令收捕兵部尚书，因吏部议论而获罪，并牵连那些从轻议论的人。吴郎从容上疏说：“尚书没有别的过错，只是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罢了。”皇上不听。考察尚书已经被论定死罪，过了很久，职方郎才被下狱，这就是王学柳所说的“牵连那些从轻议论的人”。严嵩答应从宽处理，吴郎害怕发生不可预测的祸患，便以职方郎获罪而死，哪里敢上疏？后来将他放出来的，是陕西司。当时我任陕西司主事；有一次在泰安州主持考试，段御史顾说按察巡察即将到来，有关官员请求避开住所让他居住，我没有同意。藩司、按察司的大夫都跟随御史登泰山，只有先生留下没有前往。御史巡按泰安时，我也在场，后来又一同登泰山；吴峻伯则在别的郡主持考试，相距大约七百里。大概他是在西边某县主持考试，段御史路过那里，只停留了一夜。吴峻伯因为关防和搭建帐棚困难，没有另行迁移，倒是可能有这件事；但如今行状所写的全部不符合事实。我曾见张学士衮、文待诏征明撰写朱恭靖公希周的神道碑墓志铭，都称其追赠为太子少保。我私下认为，以朱公的名望和德行，追赠仅为东宫三少之一，稍嫌不相称。后来看到徐尚书学谟的《冰厅札记》，说按旧例，尚书最高只能得到太子少保的追赠；我便举吴文端一鹏的例子，请求追赠太子太保。等到查考《实录》，也称追赠太子太保，这才知道碑志都错了，而朱家的草率竟到了这种地步。不过，追赠官职的事归礼部祠祭司办理，只须写明应当追赠官职和谥号的理由，谥号直接上奏请求，追赠官职则由吏部办理。他们所引用的吴一鹏事例，也只说应当有祭葬、追赠和赐谥，并没有说应为太子太保。吴文端原任太子少保，也不应当作为依据。如果引用罗钦顺、赵鉴、赵璜追赠太子太保的事例，才合适。严文靖公的行状，是他家草拟、请我撰写神道碑铭的稿子，只是把严公的事迹叙述得很简略，只有吏部任职一事稍有发挥。他晚年奉诏封赠自己的母亲为公太夫人，以及母亲得以寿终、丧葬完备、礼数周全而显荣耀恩宠的情况，乃至世系、门第、子孙和女儿，都没有涉及。文中间又说，严公患了痰饮病，后来入阁，内晋宫保，受到皇帝的恩宠日益隆厚，但病情也日益加重。文中又说，乙丑年主持殿试事务时，严公以冢宰的身份代替阁臣；这两件事都有错误。严公是从吏部任上加授太子太保，进内阁、入阁以后才开始患病；现在却把患病写在入阁之前，把加授宫保写在患病之后。况且乙丑年内阁中只有徐文贞公一人，严公任冢宰，本来就应当按次序参与读卷，哪里有代替阁臣的事呢？我撰写袁提学尊尼的墓志铭时，周天球所草拟的行状中说，袁君以嘉靖己未年的试卷参加会试，由同考官全元立取为第一名，后来被主考官斥退，全公极力争辩却未能挽回，袁君终身以此为遗憾。又说，周天球的父亲在南都时，曾听全公这样说。我考察全公在嘉靖己卯年冬天调任南京翰林侍讲学士、掌院，到己未年春天已经任南工侍郎，哪里曾担任会试同考官呢？而且这一年袁君和我的弟弟一同参加考试，未能中式，也没有所谓考中之说。我让周天球改正，他执意不听。大概袁君到了乙丑年，才由本房考官汪谕德镗推荐其试卷为第一名，但最终没有实现，只考中第六名。汪镗和全元立都是鄞县人，他们曾把这件事告诉周天球，周年老以后忘记了旧事。行状又极力诋毁考功郎李棠，说他贪婪放纵、品行不端；袁君任主事时坚持正义据理力争，因此被李棠陷害，几乎因大计考察而被罢免。李棠也是一位杰出人物，由废职起用为郎官，很倚仗自己是前辈；袁君不肯屈身下拜，两人发生了口角，不久便解除了此事。如今说李棠贪婪放纵、品行不端，我不敢认同。

译吴明卿为汪子才撰写墓志铭，文章十分古雅有情致，但所叙事实不很核实，应当是被汪家误导了。例如文中说，康子升任工部营缮郎中，修建圜丘泰坛，汪公与武定侯郭勋共同督办这项工程。郭勋原是椒房亲属，凭借宠幸，多行不法之事，只有汪公时时加以折挫，从不稍有屈服。郭勋因此记恨他，并唆使政府，准备诬陷构害他。政府摆手示意说：“汪郎不能动。”他的阴谋于是停止。考察当时武定侯已经进封为翊公，同皇帝实际上并不是椒房亲属，但依仗恩宠，势力非常张扬。政府首臣夏文愍说郭勋与自己势如水火，并且轻视他。凡是夏文愍所厚待并弹劾纠举的人，他从不少加宽恕。如今却说夏文愍只摆手就使此事停止，似乎不是实录。文中又说，庚戌年，北方敌军深入京师，京城戒严。大司马飞驰檄文，征召各路军队入京卫戍，而京师三大营的军队不下数十万人。敌寇到来时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派遣，主将陈国公朱希忠仍安然坐视。汪公于是挽起袖子，起草奏疏说：“朱希忠误国负君，按法应当诛死，以向天下谢罪。”奏疏呈上后，皇帝为之变色。因为朱希忠侍奉皇帝已久，皇帝不忍加以诛杀。又因分宜与朱希忠约为婚姻，从中极力调解，最终只削去其常禄的三分之一。敌寇退去以后，分宜替朱希忠报复，唆使大司徒孙应奎征究外事，于是有了汪公被谪往润州的事。后来给事中徐公遴弹劾孙应奎结党、替人掩饰过错并把罪责转嫁给属官，诏令将孙应奎改调陪京，不久又罢免离职。当时我正在京师，汪公的奏疏虽然论及朱希忠，但被阻格而未能施行。过了很久，朱希忠与次帅陈鏸一同被给事中纠察弹劾，罚俸三个月，停止营务，但仍掌管府事；这并不是因为汪公的奏疏得到执行。成公是朱希忠，不是陈鏸。汪公被谪绝不是由于朱希忠，也不是由于严氏替他报仇。孙应奎被弹劾，则是因为他想增加江南赋税，被御史郭仁纠察后，反而诬陷郭仁并把他贬谪，因此受到当时舆论鄙薄。孙应奎被论罪后改任南京工部，后来又改任南京户部，过了三年因年资已满而致仕。给事中的本意并不是要把他谪降，汪公也不是立即罢职离去的。汪公名叫宗凯。《弇山堂别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弇山堂别集》卷三十一 （明）王世贞撰 ○帝系 （图表略） ○帝统（后附） 太祖高皇帝最初的讳名为兴，后来定讳为元璋，字国瑞，是仁祖的第四子。元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出生，母亲是淳皇后陈氏。至正十五年起兵，丁酉年攻下金陵，设置江南行中书省，任右丞相，封吴国公。丁未年即吴王位，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日在西宫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葬于南京孝陵神烈山。永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上尊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峻德成功高皇帝。高皇后姓马，宿州人，是徐王马公的女儿。洪武元年正月初四日册立为皇后。洪武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去世，享年五十四岁。与太祖合葬孝陵。永乐元年上尊谥为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嘉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加上尊谥为孝慈贞化哲仁顺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建文帝讳允炆，是太祖的孙子、追谥为兴宗孝康皇帝的懿文皇太子的次子。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册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改元建文。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靖难军进入金川门，宫中起火，建文帝去世。在位四年，有人传说他逃到外地。成祖即位后，革除他的帝号。建文四年仍作为洪武三十五年。建文皇后姓马，籍贯缺载，是光禄寺卿全某的女儿。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立为皇太孙妃。建文元年二月册立为皇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死于火灾。成祖文皇帝讳棣，是太祖的第四子。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日出生，母亲是高皇后马氏。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日册封为燕王，在北平建立王国（今京师），洪武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就藩。建文二年起兵。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永乐。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在榆木川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葬于长陵。天寿山在这一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谥为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加上尊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成祖。文皇后姓徐，是中山武宁王徐达的女儿。洪武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册封为燕王妃。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册立为皇后。永乐五年七月初四日去世，享年四十六岁。与成祖合葬长陵。永乐二十二年九月初十日上尊谥为仁孝慈懿诚明庄献配天齐圣文皇后。仁宗昭皇帝讳高炽，是成祖的长子。洪武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出生，母亲是文皇后徐氏。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二十一日封为燕世子。永乐二年四月初四日册立为皇太子。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即皇帝位。洪熙元年五月十二日在钦安殿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葬于献陵。七月初二日上尊谥为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昭皇后姓张，永城人，是彭城伯张麒的女儿。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二十一日册封为燕世子妃。永乐二年四月初四日册封为皇太子妃。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册立为皇后。洪熙元年，宣宗即位，七月初八日上尊号为皇太后。宣德十年，英宗即位，二月初九日加上尊号为太皇太后。正统七年十月十八日去世，与仁宗合葬献陵。十一月初四日上尊谥为诚孝恭肃明德弘仁顺天启圣昭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