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二

译考察史书，周定王朱橚的封国在汴梁，他是次子。汝南王朱有【缺字】上奏揭发，说他与兄长世子有【缺字】谋反之事。建文帝逮捕世子，投入诏狱，长久刑讯逼供，世子始终不肯承认。于是又逮捕定王，父子先后逃到云南，分别安置在大理等府，彼此不能往来；后来又把【缺字】留在汴梁，过了很久再次逮捕定王，把他囚禁在京师。十王府【原文有误】文皇帝入京后，建文帝自焚而死，于是释放定王，又用金符把世子从云南召回，赏赐十分丰厚，作《孝子歌》赐给他，让他跟随定王回封国，同时把【缺字】封在云南的大理，每年给禄米三千石，金帛、钞缗、海巴之类也以千计。过了很久，又召他回大梁。我私下认为，那个【缺字】揭发父兄，连虎狼、虺、虿都比不上；可是文皇帝却这样对待他，难道不是刑罚失当而又伤害义理吗？后来考察建文元年确实有【缺字】上奏揭发的事，但这个人按洪武二十三年出生计算，当时只有十岁；即使世子按洪武二十二年出生计算，也只有十一岁。世子不肯承认，反而正是忠孝的天性，不是常人可以揣测的。可是一个【缺字】十岁的孩子，难道就能做出这种狡猾诡诈的事吗？难道不是齐、黄诸公想要借此坐实、确定定王的罪名，于是派人诱使他身边的宦官，以告密为利，图谋夺取嫡位、弑父吗？莫非是■〈火〈勋，厶代口〉〉被身边的人诱骗劫持，因而不能自制吗？文皇因此明察其中情由而曲意保全了他。然而到了宣德三年，世子继承父位，成为宪王；新安王有熹伪造了一封以兄长名义谋反的书信，并制作号箭，约使彰德府赵王起兵。赵王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怀疑都指挥王友参与叛逆，逮捕审治，几乎酿成大狱。不久事情败露，才知道策划此事的是有熹，而主谋又是■〈火〈勋，厶代口〉〉。于是二人都被削去爵位，降为庶人，囚禁在西内；他们的子孙也都幽禁而死。这固然是天道循环报应，但像虎狼、毒蛇、蝎子那样，生来残暴、阴险、狠毒、嫉妒的人，终究不能因为年幼便予以宽解。许浩《复斋日记》说：永乐年间，解缙起草登极诏书，符合皇帝的旨意，皇帝因此任用他；不久便把他贬黜了。一天将近黄昏时，宁夏报告说遭到敌寇围困。皇帝把阁下诸位老臣全都召来，但他们都已经出宫，只有编修杨子荣奉命前来。皇帝很不高兴，把奏报交给他说：“你这个后辈，难道能解决此事吗？现在应当派哪里的军队前去救援？”杨子荣慢慢回答说：“不必救援。”皇帝问：“为什么？”杨子荣说：“臣曾奉命出使到那里，那里的城池坚固，而且人人都熟悉战事。如今敌军发兵已经十多天了，敌虏一定已经退走。只须命令守臣坚守，并让附近各城堡加强防备就可以了，不必派兵，以免再次造成烦扰。”皇帝的脸色稍稍缓和，说：“明天和诸位老臣商议此事。”当天夜半，敌虏解除围困的消息传来。第二天清早，皇帝召杨子荣来，把报书给他看，说：“你料事怎么这样准确！”喜色显现在脸上，又问他的姓名。回答说：“杨子荣。”皇帝命令去掉“子”字，改为单名“荣”，随即命他入阁，与杨文贞、杨文定共事，宠遇日益隆厚。按语：文敏在太宗即位当天，就与解公等七人一同进入内阁，并改名为荣。到解公被斥退外任时，文敏已经担任右谕德了。杨文定在此后二十年才入阁，怎么能在这里说他当时已经与杨荣共事？关于料定西部敌寇大概有这件事，或许确实如此；但宁夏也并不是遭到围困。又说：文敏的才智确实通达敏捷，而且善于迎合君主的心意。杨文贞、杨文定二人都因为劝谏东宫之事被关进监狱，多年不得释放。文敏虽然曾经劝谏皇帝，却没有获罪。按语：文敏实际上从未因劝谏东宫之事获罪。东宫留守南都时，皇帝因为听信宦官的谗言而发怒。文贞当时留在京师辅导太子，曾经入朝，因为不能匡正皇帝，被交付锦衣卫监狱关押十天，随即获赦出狱，恢复官职。文定任司经局洗马，被下狱长期拘禁十年，直到东宫即位才获赦出狱，授为翰林学士。如今这段记载没有一处相合。《枝山野记》说，文皇的嫂子姓汪，后来文皇追谥文皇为懿文，称为孝康皇帝，庙号兴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建文初年，皇帝为皇太子确定谥号，称为兴宗孝康皇帝。文皇即位后，削去这一谥号，仍称懿文皇太子。建文帝的前母是开平王的女儿常氏；现在所说的母亲是太常卿吕本的女儿，并不是汪氏。《一统志》记载：陈德文是始兴人。洪武年间，他以北平按察使的身份出使西域，到达赛玛尔堪。按先前出使赛玛尔堪的人是给事中郭骥。传记中有陈诚，曾以吏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使西域，记载当地风土十分详尽。洪武十二年，又说永乐年间格黙勒国王哇来顿亲自率领群臣来朝，行至福州去世，谥号康靖，敕令葬在闽县，由有关官署每年按时祭祀。考察史书，实际是他的国家名为格黙勒，国王名为卫喇义伊德伯，前来朝见，朝廷给予的赏赐十分丰厚。他返回途中到达福州，才去世，朝廷赐葬于闽县。《一统志》由内阁诸公主持编修，却有与国史相抵牾的地方，这是因为当时只派人到各省采集事实，却不知道考核国史。洪武二十八年，兵科给事中傅安、郭骥出使西域，直到永乐五年才回朝，二人都改任礼科给事中。永乐七年，郭骥出使布尼雅实哩，被对方杀害。永乐十四年，朝廷命傅安册封巴什伯里纳哩实克为王；后来他又被扣留在敌境，直到宣德元年才回来，前后将近三十年。其中留在敌境的时间占了十之八九，但朝廷给他的仅仅是一道敕命而已。睦挈所作的传记说：“永乐年间，他以都给事中的身份出使归来，告老还乡，赐一品服退休，每月供给米十石，配给夫役八名。”这些都是妄谈，不值得相信。

译《传信录》说：我朝宣宗章皇帝就是建文君的儿子。诸如此类的话，不可写入书中。书的末尾又说：太宗驾崩，仁宗继位时，皇太子在南京。不久，有一个姓王的太监说：“当今皇上的寿命不会长，殿下应当早些为宗社作打算。”于是秘密用小船把太子送回北京。几天后仁宗驾崩。太宗既然已经立宣宗为皇太孙，却从未明说他是建文帝的儿子。宣宗年幼时失去依靠，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究竟出自何处。此后英宗、宪宗、孝宗直到当今皇帝，也都不知道自己是建文君的孙子。这件事极其荒诞可恶。壬午之后，吴王的各位弟弟全都被幽禁而死，建文帝的儿子也在幽禁之中。直到天顺年间才获赦出狱，哪里会唯独有把宣宗送回北京这一举动？况且仁宗驾崩后，宣宗到六月辛丑才抵达京师，哪里有不等召唤却先行到达的道理？文皇进入金陵时，宣宗已经四岁，如今却说只有二三岁；而且当时宣宗还在北平侍奉仁宗，事情十分明白。大概这是梁亿这个小人的传闻，不值得保存。《开国功臣录》说，长兴侯耿炳文援救真定时阵亡，高氏《鸿猷录》也沿袭了这种说法。按成祖即位后，曾下敕命，命各镇大将恢复原职，耿炳文也在其中。永乐二年，礼部说耿炳文家中使用龙凤纹服饰，皇帝说：“先帝的老臣，难道也这样做吗？赶快改正。”可见耿炳文并不是阵亡的。考察《吾学编》，大概耿炳文是因为被弹劾而自尽的。耿炳文的几个儿子，有的任都督，有的尚江都郡主，有的成为驸马，但都没有得到善终。《野记》说：太宗偶然问指挥宋琥：“你有儿子吗？”宋琥回答：“有两个儿子。”皇帝命他带来看看，宋琥便把他们带入觐见。皇帝很高兴，说：“都很好。”随即命令三公主、四公主同时下嫁给他们，兄弟二人都成为驸马都尉。一天，宋琥从外面回来，两个儿子迎接侍奉他。宋琥喝醉后非常高兴，抚摸着两个儿子说：“我们家所受的恩典太深了。”父亲腰佩金带，儿子腰佩玉带。公主偶然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说：“他这也是想让儿子腰佩玉带罢了。”于是命宋琥镇守宁夏，后来因功升为都督，又经推荐最终封侯。至于西宁侯，这是又一个大错误。西宁侯本人名叫晟，他的两个儿子名叫琥、瑛，二人都是驸马。况且靖难初期，晟以中军都督佥事的身份归附，随即升为左都督；他的两个儿子则是后来才通过选拔成为驸马的。“父亲佩金、儿子佩玉”的说法，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吾学编》称：“西宁侯晟去世，追赠郓国公，谥号忠顺。郓国忠顺公的继承人侯瑛在土木之变中去世，这是后来追赠褒奖的。”晟去世时，只有祭祀和安葬的记载，并没有追赠爵位和谥号。

译田汝成《炎徼纪闻》说：田琛是原思州宣慰使。自宋、元以来，思州世代相传，宗族繁衍。他们自己叙述说祖先出自关中，大概是汉高帝把齐地的田氏诸族迁徙到关中，而巴蜀与关中相近，于是田氏势力便蔓延到这里。如今婺州县有《齐地图》，其中有称为齐田的说法。俗谚说：“思播田杨，两广岑黄”，说的是当地的大姓。吴元年，田仁智献出土地归附，诏令设置思州宣慰司，任命田仁智为宣慰使。他的族人田茂安占据沿河婺州，把当地献出。伪夏明玉珍政权时期，洪武五年，明玉珍败亡，田茂安于是投降，朝廷任命他为思南宣慰使。田琛是田仁智的儿子，承袭职位后，与田茂安的儿子宗鼎争夺砂坑，天天寻衅用兵。宗鼎又禁止当地百姓接受华夏风俗，不许建瓦屋，不许种植秔秫，子弟也不得读书，百姓非常困苦。永乐初年，朝廷派行人蒋廷瓉前往查勘。田琛自己说愿意进京面见皇帝陈述事情，蒋廷瓉于是带他入朝觐见。田琛说：“思南原本是思州的土地，应当归还思州。”皇帝说：“思南在叛离而归附伪夏时，你为什么不直接夺取，反而让它隶属于你？划分土地、确定疆界，是朝廷的事情，你怎么能擅自占有它？”田琛又揭发宗鼎的种种违法之事。皇帝说：“他的过错罪恶在于他，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安分守土，再犯我的禁令，我就把你磔死。”田琛叩头接受训谕后返回，仍旧与宗鼎互相构陷、厮杀。永乐十一年十一月，皇帝才派几名旗校秘密潜入思州、思南二司，把田琛、宗鼎拘捕带走，城中寂静无声，没有人知道。不久，忽然有一名官员打开黄榜，向各部族宣布：“首恶已经擒获，其余人一概不问罪。”于是各部族都安定下来。田琛、宗鼎到了京师后，全部被斩首。皇帝于是谕告兵部尚书全忠等人说：“思南、思州的百姓，长期苦于田氏，现在应当消灭田氏，改设府治。”于是设置贵州布政司，以蒋廷瓉为左布政使。当时蒋廷瓉已经担任行在工部侍郎。考察国史，记载说：起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狠残暴、荒淫虐民，任意杀生，与副使黄禧结怨多年，双方互相上奏揭发。朝廷虽然厌恶宗鼎，但因为田氏世代守护其地，便曲意加以保全，并改任黄禧为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也与宗鼎有仇怨，黄禧暗中结交田琛，谋划对付宗鼎。宗鼎和田琛多次相互攻杀。黄禧得势后，横行残虐百姓，百姓非常痛苦。田琛自称“天主”，他的妻子自称“地主”。黄禧谋划与田琛联合出兵攻打思南，宗鼎于是带着全家逃走。田琛杀死自己的弟弟，挖掘祖宗坟墓，又把母亲的尸体戮辱，掠夺当地人的人畜和财物，所到之处残害百姓。宗鼎向朝廷申诉，朝廷多次下令田琛、黄禧赴京自行辩解，但二人都抗拒命令不来。后来他们知道朝廷必不容纳自己，于是产生了反叛谋划，暗中派奸人张胜借托教坊司官员史勉的名义出入其间，伺机发动变乱。事情败露后，朝廷命行人蒋廷瓉前去召他们入朝，又命镇远侯顾成率兵五万进逼他们的境地。凶党离散，田琛等被擒，与黄禧先后戴着刑具押送京师，全部供认服罪。田琛的妻子冉氏尤其强悍，又派人招诱台罗等寨的苗人苖普亮等起兵作乱，希望朝廷派田琛回来招抚，借此使自己免死。皇帝得知后，下诏命有关官署把田琛等人禁锢起来。因为宗鼎虽然横暴放纵，但最终困窘后自行归顺，朝廷从轻发落，让他恢复职务，返回思南。宗鼎上奏说，必须抓到仇家，以彻底断绝祸根。皇帝认为他一向凶恶，好不容易才免除灾祸，却仍不知自我惩戒，反而想逞一时之忿，百姓将要承受无穷祸害，于是把他留在京师，每月供给俸禄和米。宗鼎心怀怨恨，散布诽谤之言，又揭发祖母的隐私，说她当初曾与黄禧通奸，实际上是祸乱的根源，并暗中削减她的衣食，想要杀死她。祖母也揭发宗鼎曾经缢杀亲生母亲、败坏人伦等罪行。皇帝命刑部依法追究他的罪责，并谕告户部尚书夏原吉等人说：“朝廷当初命令田琛、田宗鼎分别治理思州、思南，正是想使当地土人安定；如今二人反而都成了土人的祸害。田琛悖逆无道，煽动邻近州府，妄自挑起兵端，屠杀善良百姓，抗拒朝廷命令，已经依法治罪。宗鼎尤其凶暴桀骜，灭绝伦理，罪不可赦。思州、思南三十九个长官司，应当特别加意安抚，可以设置府、州、县来安置治理，并设立布政司总管辖。原来设置的长官司及差役、赋税，仍按旧有规定办理。你们详细议定后上报。”夏原吉等人议定：把思州二十二个长官司分别设置为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把思南十七个长官司分别设置为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镇逺州、婺州县也各自按照所在地隶属相应府州；在贵州设置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总辖八府，仍与贵州都司共同管理贵州宣慰使司。布政司的官员全部任用流官，府以下则参用土官。皇帝同意了，于是命吏部选授布政司以及府、州、县官员，任命行人蒋廷瓉、河南左叅政孟骥为左右布政使；改任河南右叅政陈俊名为右叅政；任命山西左叅议王理、河南按察司副使张翥、江英为左叅议；任命副使邹锐、佥事丘陵、进士周宗保为右叅议；授予进士崔彦俊、王恭等府、州官职，命蒋廷瓉等率领他们前往贵州。补缺定注说，蒋廷瓉曾参与擒获田琛等人的谋划，因此得到升迁任用。根据这段记载，与田汝成所载相比更加详细；但顾成等率重兵压境以后，凶党才叛散，首恶才被擒获。所谓几名旗校秘密潜入两个宣慰司，把田琛、田宗鼎押走，并不是实录。土酋出入都有亲信护卫，他们既然如此放纵作恶，哪里肯束手被擒？蒋廷瓉原先曾任工部侍郎，因获罪被削职，后来因才能被举荐为行人，到此事中立功，升任左布政使，不久死于任上。他披荆斩棘，建立军府，贵州人直到今天还称颂他。辽东击破倭寇的胜仗，没有比广宁伯、谥忠武的刘荣更重要的。《辽东志》认为此人是刘江，《水东日记》记载了这件事，却怀疑他的姓名。考察国史，原来刘荣的父亲名叫刘江，死于戍所；刘荣承袭父亲的姓名补入军伍，屡次立功升到右都督。奏报胜利的当天，他还叫刘江；到封为伯爵以后，后来补具相关事迹，才开始改名为刘荣。我在《宛委余编》中记载过父子同名的情况，认为很奇异，刘荣也是其中之一。成化年间修史的人在他的孙子刘安的传记中说，刘荣封广宁伯，儿子刘江承袭爵位，实在太草率了。《一统志》又沿袭了这个错误，说刘江是桃源人，任燕山中护卫百户，靖难有功，屡次升任中府左都督；又说刘荣是宿迁人，承袭父职，靖难有功，进封广宁伯。他们不知道任左都督的刘江，就是刘荣原来的名字，竟然如此轻率。

译《枝山野记》说：靖难时，有一名将官刘纲，勇力无人能比，功劳十分显著，以中军都督佥事的身份长期镇守辽阳，心中很不平。后来因为内侍狗儿申诉，说自己劳苦功劳在诸功臣之上，却独独没有得到封爵。狗儿趁机对皇上说：“我看刘纲的相貌很刻薄，难道我是会辜负功臣、吝惜赏赐的人吗？只是爱惜这个人，想让他多侍奉朕几天罢了。”后来倭寇侵犯边境，刘纲率军讨伐，一战擒获倭寇，并把同党全部杀尽，没有留下活口。于是封为广宁伯，受封当天拜谒家庙时便再也起不来，第二天去世。文皇帝长久为此叹息。考察可知，所谓刘纲，就是因刘江之事而产生的又一个错误。刘江以中军左都督的身份镇守辽东，文皇帝是否说过那些话无法知道。不过他是在永乐十七年八月壬子日受封，次年四月戊午日去世。现在说他受封当天拜谒家庙不起，岂不是很矛盾吗？陆子渊《玉堂漫笔》说：镇远侯顾玉去世，追赠夏国公。这不对，“夏”字上面少了一画，应当是“虔”，读音也应相应改变。我任比部郎时，随口拿这件事问当时的侯爵顾寰，顾寰不能回答，说侯家子弟只知穿绸衣吃好饭，已经忘了这件事。我遍查《广韵》《玉篇》《洪武正韵》，都没有收录这个字，难道陆子渊博学而另有依据吗？然而追赠国公是国家大典，难道会舍弃《洪武正韵》而故意造出一个字来吗？喜欢猎奇的人不熟悉典章，竟会这样说，不值得相信。考察碑志和史书，也都没有这种说法。子渊又说：“太宗朝的镇远侯不是顾玉，而是顾成；永丰人刘子钦由省元考中会元，也不对。这一年的会元是杨相。” 《刑部题名记》有驸马都尉、富阳侯李让掌管刑部事务的记载，《吾学编》也因此犯了大错误。富阳侯死于永乐四年，当时北平刚改称北京，只有行部而没有刑部，李让掌管的应当是行部，也就是布政司、按察司两个总司。《吾学编》又在驸马都尉、滦城侯李坚的传记中说：“有人说李坚的儿子李庄继承侯爵，谥号威壮。”但遍查史料都没有这种记载。《枝山野记》说：永乐年间征讨安南，黎氏投降，有三个儿子都随朝廷而来。长子叫澄，赐姓陈，任工部尚书。陈澄擅长制造神鎗，后来被贬任某官，朝廷又命他的儿子世袭锦衣卫指挥。陈澄希望从文，于是得到允许，子孙世代作为国子生。次子叫腾，赐姓邓，也任尚书，后来被贬为江阴县佐，有三个儿子，命其中一人世袭锦衣卫指挥。这大概只是听闻传说，并不真实。黎季犁的次子叫澄，就是所谓伪相国、越国大王。黎季犁和黎苍长大后，黎澄被释放出来，负责监造内府器仗，逐步升任工部尚书。他的儿子叔林也逐步升任工部侍郎，享受尚书俸禄，却没有听说他被赐姓，也没有所谓邓腾。《一统志》记寿州人张勇时说：他的父亲张兴在靖难时奋力作战，受了重伤，张勇代替父亲统领军队，因功封为安乡伯，却没有为张兴立传。考察可知，代领众军的是张勇，但封伯的实际上是张兴。张兴受封五年后才去世，七年张勇才承袭爵位。张兴没有儿子，张勇大概是他的从子。《枝山野记》说：驸马梅殷接受遗诏，发誓以剑相逼，勉强交出兵权，因直言而被皇帝忌恨。皇帝忽然秘密下旨，命驸马王云招募能够刺杀都尉的人，官职可以越级升三等。王廉知道事情败露，指挥许至发遣四十多名囚犯到官府，奏报皇帝。皇帝大喜，命令他们夜间等候梅殷早朝到来，乘小船在竹桥处拦截，拥挤着把他扶上船，等他走到渡船的跳板时，便掀动挤压使他落水；水浅不能淹死他，于是奋力驾船压在他背上，把他杀死。大长公主上朝时放声痛哭，向太宗说了这件事。太宗命令立即逮捕许至等人审问，说：“你们和梅都尉有什么仇？”他们回答：“有圣旨。”皇帝大怒，立即命人用金瓜锤打断他们的牙齿，并把他们的同党全部斩首，用竹桥的办法来为梅都尉报仇。他们的三个儿子据说直到今天仍世袭指挥使。考察可知，谋杀梅殷的是都督佥事谭深、赵曦，揭发此事的是都督许成，并没有所谓许至和王姓驸马。谭深、赵曦怀有私怨并加以窥伺，或许有此事，但说是奉旨行事就是错误了。他们的两个儿子都任指挥使，其中一人后来任都督同知。《震泽纪闻》说，河南人王璋，永乐年间任右都御史。当时有人告发周王将要发动变乱，皇上想趁事情尚未发动时讨伐他，便询问王璋。王璋说：“事情还没有迹象，讨伐他没有名义。”皇上说：“不是这样。用兵贵在神速，等他出了城就无法控制了。”王璋说：“以臣愚见，可以不必劳烦军队，臣愿意前往处理。”皇上问：“如果使用军队，需要多少人？”王璋说：“只要有三四名御史随行就够了。但必须先下敕命，命臣巡抚当地，这样才可以。”皇上于是命他起草敕命，当天就出发，直接前往王府。周王惊愕，问他为何而来。王璋说：“有人告发王爷谋反，臣因此而来。”周王惊惧跪下。王璋说：“朝廷已经命丘太师率十万军队将要到达，臣认为王爷的事情还没有迹象，所以先来向王爷说明。”周王一家环绕哭泣不止。王璋说：“哭又有什么用？希望想办法消除皇上的疑虑。”周王说：“我愚昧，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请公指教。”王璋说：“如果能把三护卫献出，就没事了。”周王听从，于是快马传递驿奏上报。皇上大喜，王璋便拿出敕书给人看，说：“护卫军三日内不迁出的处斩。”没过几天，三护卫就解散了。考察国史可知，此人不是王璋，而是王彰。永乐十八年十月，河南中护卫军丁俺三等多次上奏告发周王有谋反企图，皇上派亲信大臣查核，查明属实。于是使用金符召周王，命他第二年二月到京师。第二年正月，周王提前入京。丙午日入见时，皇上把丁俺三等的告词拿给他看，周王无言以对，叩头说：“臣罪该万死，罪该万死。”皇上因他是至亲而赦免，不再追问，将他安置在王邸。四月丙申日，命他返回封国。癸丑日，命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抚慰安定军民，王彰负责河南。壬申日，周王返回封国，上奏愿意交出三护卫的官军，皇上准许。命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前往河南，除酌情留下仪仗和亲随外，其余全部送往京师。从癸丑到壬申，只有二十天。按王彰到任的日期计算，周王已经上疏请求交出护卫十多天了。王彰尚未奉命巡抚之前，周王已经被召到京师承认谋反之罪。告发谋反的是丁俺三，王彰没有参与；迁移护卫的是袁容，王彰也没有参与。况且丘太师在塞外已经死了十年，怎么又说他将率十万军队即将到来？王文恪是旧史官，却喜欢编造没有根据的话，竟然如此，后人怎么能够相信他呢？

译《水东日记》说，本朝将官专门掌握杀生大权。比如都督韩观镇守广西时，还这样做。韩观出兵时，庆远的生员前来迎候，他竟命令把他们全部斩杀，说：“我知道这些人也是贼。”山忠毅公接替韩观后，情况就有所不同。听说山忠毅公这样做，大概是为了惩戒英国公杀死黄参将的旧事。考察正史和碑志，都没有说山忠毅公杀黄参将的事，只有《三下南交录略》提到，但记载不详细。考察可知，黄参将名叫黄中，起初以都督佥事身份与吕毅一同护送陈天平回国，被黎季犁欺骗，陈天平被杀。后来大军南征，吕毅任鹰扬将军，黄中没有官职任用，便随军效力。史书中说，贼军依托天健山等处，并从生厥潭出兵，舍弃三江渡，进攻官军。新城侯张辅派黄中等将其击败。后来赏功的典册下达，说都督佥事吕毅、黄中先前失律坏事，后来虽有功，也不列入赏功之典。不久命黄中掌管交址都司。黔国公出兵失败时，吕毅战死。后来又任用张辅率军南征，简定等人被诛。黄中当时在军中，但论功时名单中完全没有提到他。难道他当时不听命令，被张辅杀了吗？叶文庄所说的“惩戒”，难道不是文皇帝起初因此恼怒英国公张辅吗？还是因为等到功业完成后才宽免他，并且有意避讳这件事呢？把它记下来，以备考察。《复斋日记》却说：“太师、英国公张辅征讨交址时，有一天黎寇大举拥兵而来，张辅下令出战。参将王某以风势逆向为由，按兵不动，不率部出战。张辅率众奋力作战，大败敌军后回来。第二天按功行赏，便问昨天没有参战的人是谁。王某知道张辅发怒，已经收敛姿态说：‘昨天因为风势逆向，所以不敢出战。’张辅说：‘只有我不怕死吗？我既然已经出战，而你不跟随，幸亏承蒙朝廷福佑才取胜。假如不能取胜而陷入困境，不就是你出卖我吗？’命人把他拉出去斩首。王某呵斥押解他的人说：‘谁敢押我？’张辅立即拔出佩刀，呵斥众人把他推出去，在军门斩首。王某的儿子向朝廷申诉，朝廷颇为怀疑。征讨回朝后，都御史顾佐请求解除张辅的兵权，以保全王某。王某的儿子知道朝廷的意思，便率领家人在长安门外等候张辅下朝，殴打他。朝廷知道后却不追究。可是这段记载说张辅是在宣德初年征讨安南，已经错误；而且又说不出参将的姓名，所说的姓也不对。张辅在宣德年间虽然被罢免兵权，天子仍然宠爱眷顾他，他在诸勋臣中位居首位，他的儿子怎么敢率家人在长安门外殴打他呢？”丘文庄公《三下南交录》也大致提到斩杀黄中的事，但记载不详细。如今《水东日记》这样说，或许是太宗听说这件事后有所不高兴吧。《陕西通志》记载，西安举人杨弘上书论事，皇上召见他。他相貌高大白皙，奏对时善于辩说，皇上很器重他，召来吏部，授给他左布政使。吏部说只有陕西有一个空缺，而且属于本地人，不适合授予。皇上厉声说：“会稽难道不是朱买臣的家乡吗？”授官以后，又诏令赐给他免死券，并授予他的儿子锦衣卫指挥官职。考察《宣庙实录》，其中完全没有杨弘的姓名，也没有举人被授予布政使的事。成祖在位时，曾有西安人杨恭从刑科出任本省布政使，后来因犯法被贬为办事官，恢复官职后去世。这一定是《通志》误传。何况铁券免死、升官并让儿子任锦衣卫官，都是非常规的典制，授给一个普通举人，实在没有道理。《枝山野记》说：太宗有一天命左右侍从到文渊阁窥察庶吉士是否在讲习，并命令逐一记录他们的举止。等到回报时，众人各有所事，只有刘子钦袒露手臂，席地酣睡。原来他当时刚喝完酒，刘子钦被酒力所醉，竟然进入梦乡。皇上命令把他召来，说：“我的书堂难道是给你当卧榻的吗？”于是罢免他的官职，允许他到工部做办事吏。刘子钦完全没有分辩，立即谢恩，起身出去。到了府邸外，他马上买来吏员的巾和绦带穿戴上，步行进入工部，跪在庭中。尚书看见他，惊讶地说：“刘进士为什么这样做？”便特意起身迎接他。刘子钦说：“奉圣旨，命刘子钦做本衙门的吏。”尚书不敢回答。刘子钦于是登堂站立，与旁边的众吏员并列。不久，皇上又派一名小宦官到工部窥察。小宦官回来报告了情况。皇上叹息说：“刘子钦真是不要脸。”又命人把他召来。刘子钦到后，仍然穿着吏员服装。皇上说：“你真是不要脸。”命左右给他恢复冠带，让他回内阁读书。刘子钦又没有说话，立即起身谢恩，出去脱下吏服，穿上冠袍，回到内阁。整个过程就在一天之内。客座新闻则说，此人是吉水人罗汝敬，永乐初年任翰林庶吉士时，也喜欢下棋。一天，皇上赐问他事情，他没有答好，被斥退为刑部吏。皇上派人窥察他，罗汝敬已经穿戴吏员的巾服，站在堂上。有使者回报皇上说：“罗汝敬为什么不在？”众人不敢隐瞒，便照实奏报。皇上发怒，斥退他为刑部隶卒。罗汝敬又穿戴巾服，手执棍杖站列在台阶下。皇上再次派人窥察得知，召他前来，改授刑部主事，后来历任升至工部侍郎。这两件事很相似。考察罗汝敬任庶吉士时，曾经戍守交址，出了都城三舍路程又返回，不知道他是否确实有过做吏员的事。《双槐岁抄》说，袁廷玉曾因事经过鄞县，看见一个妇女在县衙旁的廊下给女儿喂奶，哭得十分悲伤。袁廷玉询问她，她说丈夫应当到赵州戍守，如今正在酒馆，喝完酒就要出发。袁廷玉很同情她，便和她一起到酒馆，问她的丈夫说：“我叫韩岭金世忠，靠占卜为生。如今轮到戍守，是族人贿赂了卒长，让我代替他们前去。”袁廷玉替他谋划说：“这是尚书之才，不必忧虑。”于是替他偿还酒钱，借给他二斗米，并赠言说：“如果将来富贵了，不要忘记我。”金世忠到戍所后以占卜为业，幸而受到文皇帝宠爱，屡次升官，做到兵部尚书兼詹事。我得到袁廷玉家藏的一卷像牛腰那么厚的书，是戴九灵所著，记载从洪武初年至永乐七年的事情。为证明戴九灵术数灵验而作跋的人，大约有一百人，却没有一个提到金尚书的事。而且金尚书当时正处于显贵地位，如果记得袁廷玉的恩德，为什么不作一篇跋文来酬谢他？这恐怕是附会编造的说法，不值得相信。况且金尚书名叫金忠，并不是金世忠。

译《传信录》说：文皇帝有一天把解缙召到便殿，屏退左右侍从，问他说：“汉王英武，很像我；太子不如他。依你的意思看，怎么样？” 解缙说：“太子是守成之主，是天下根本，怎么可以轻易动摇？”文皇帝默然不语。解缙出来后遇到太子，对他说：“陛下喜爱汉王，殿下恐怕不能长久居住东宫了。”太子忧虑极深，第二天便投井自杀，左右侍从把他救了出来。文皇帝听说后，召太子来问：“我从来没有说过要以庶子取代嫡子的话，你是听谁说的？”太子回答：“解缙说的。”文皇帝大怒，于是把解缙关进诏狱。过了很久，掌管卫所事务的指挥纪纲请求说：“解缙在诏狱关押已久，实际上没有大罪，陛下请赦免他。”文皇帝大怒说：“朕以为他已经死了，原来还活着。”纪纲知道皇上一定想杀死解缙，回来后便把解缙从狱中带出，面对他流泪，给他喝烧酒。解缙醉后，纪纲便把他埋在堂下的雪中，不一会儿就冻死了。考察可知，解缙最初是因为泄露这番话而被汉王告发，出任交址参议。又过三年，他请求开凿章江水道，触犯圣旨而下狱。过了很久，最终因为旧日怨恨而被害死。现在说太子投井后立即导致解缙下狱，大错。《海涵万象录》说：旧制没有巡抚、侍郎等官职。宣德年间，吏部只有尚书蹇义，侍郎一职空缺已久。后来蹇义奏请保举文选司郎中郑诚，升任右侍郎。本部郎中赵新因为郑诚受到蹇义的宠信，而且时间很久，心中不满，便每天对蹇义说：“郑诚做得，为什么赵新就做不得？”蹇义想上奏此事，却难以面对众人的议论。过了很久，便借巡抚各地的名义，保举十二人升任侍郎。赵新得以列入巡抚之名，巡抚一职是从赵新开始的。考察可知，尚书、侍郎、巡抚这些官职起于永乐十九年；赵新在宣德五年升任侍郎，巡抚江西，但巡抚并不是从赵新开始的。而且赵新升任后，郑诚才调任文选司。《双溪杂记》说：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兼任的官职不过是春坊大学士。当时殿阁大学士已经很久没有设置了。这不对。当时胡广、杨荣、金幼孜都兼任文渊阁大学士。《野记》说：永乐初年，状元原名叫李马上，后来把“马”改成“骥”。不久又被除名，所以如今人们很少知道此事。考察这件事，这一科是戊戌科，大概就是永乐十六年。此人本名马上，只是在旁边增添一字，因为他说自己叫李骐。到了唱名时，没有人应答。李骐在永乐二十二年由修撰因病请假，听说皇上驾崩后，悲痛惊惧，病情加重而死。如今说他叫李骥，又说他被除名，都是错误的。又说这一年进士中有个林廷茭，是闽人，相貌仪表很魁伟，皇上想任用他为近侍，询问他的籍贯，林廷茭用乡音回答，皇上嫌弃他，于是拟任某部官员。林廷茭退下几步，皇上又叫他回来，说：“这个老蛮子也没有这种福分，改任某州知州。”考察戊戌科登科录，其中也没有所谓林廷茭这个人，可知这说法是错误的。《野史》说，永乐皇帝在榆木川去世时，金文靖公立即召集各内侍，秘密不发丧，把锡熔化后制成匣子加固棺柩，并杀掉工匠灭口，写了两道诏书：一道作为遗诏送入朝廷，一道召东宫太子到留都，使他日夜兼程即位。等到丧事传到京师，竟然没有人知道。皇太子到达后，才宣布丧事，改换梓宫。金文靖一时镇定处理的功劳，别人不能相比。考察起来，这一举措实际是杨文敏公谋划的，金文靖只是完成了它。仁宗特地下敕书提升、赏赐杨文敏，论功说得很详细。史书说，成祖在六月辛卯日崩于榆木川；壬辰日，学士杨荣与御马少监海寿奉密旨传达消息；甲辰日到达行在，皇太子命太孙前往行营，并把讣告报告给各王，晓谕朝廷内外；丁未日成服；太孙在己酉日到达鵰鹗谷，到了御营才宣布丧事，六军号哭悲恸；文武官员、军民百姓在辛亥日到居庸迎接，壬子日龙舆进入大内。这样看来，所谓太子在南都、丧事传到京师却无人知道，实在太荒谬了。《耶琐缀录》说：仁宗在位时，有一天内臣谈到，太宗皇帝晚年想立赵王府的人为太子，曾把这个意思告诉东杨。东杨当即回答说，赵王府那人的脸和鼻子歪斜，不适合登正位。于是太宗把赵王府的人叫来仔细看了片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仁宗听说后，当天就下内批，任命东杨加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西杨得到诏旨后怀揣着进呈，请求在少傅二字旁边加上“太子”二字，这道命令才传出。不久又升任工部尚书。假如太宗想立赵王府的事此前从未听说过，难道是内臣借此为东杨谋取地位吗？考察起来，成祖很不喜欢东宫，起初因为诸将推拥汉王府，汉王擅自招募勇士并杀死兵马指挥，这件事才被平息。后来成祖又很属意赵王府，因为孟指挥谋划拥立，这件事才被平息。东杨是否阻止赵王府，无法确定。然而在西杨升任少保以后，东杨以太常卿、谨身殿大学士加太子少傅，金文靖以户部右侍郎、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少保，都是同一天的事。不久，东杨升任工部尚书，金文靖也升任户部尚书。这样看来，起初并没有所谓加少傅以及西杨阻止此事的说法，可以推知了。后来东杨得到赐予的玺书和奖谕，命令三种俸禄兼领，这或许是奖赏他在榆木川接受顾托的功劳，也可能兼有他暗中拥护辅翼的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小说说：《尚书》吕震有通晓多方面事务的才能，掌管礼部、兵部、刑部三部事务。太宗将要北征沙漠，命洗马姚琪撰写祭文。姚琪题作《祭宝纛文》，进呈给皇上。皇上大怒说：“竟然这样舞弄文辞！”命令把姚琪关进监狱，等军队回来后治罪。军队到达榆木川时，太宗驾崩。仁宗即位，命吕震审理这件狱案。吕震拟定意见进呈说：“原名是旗纛，姚琪写成宝纛，属于字形讹误，应当判处某种惩罚。”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考察永乐、洪熙前后，既没有洗马姚琪被下狱后获释免罪的事，当时刑部尚书也是刘观，吕震也没有兼掌刑部。另有一个姚友直，曾任司经局洗马，出任滕府长史，永乐元年升任左参政，仍然掌管长史事务，后来官至太常卿，恐怕也不是这个人。《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三 （明）王世贞撰写 ○《史乘考误》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