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六

译命司礼监太监刘允前往乌斯藏，携带并送去番贡等物。当时皇帝身边的近幸说，西域番僧中有人能够知道三生，土人称他为活佛，于是传旨查考永乐、宣德年间邓成、侯显奉使的旧例，派刘允乘驿传前往迎接他，以珍珠制作幡幢，以黄金制作七供，赐给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众，馈赠赏赐以数万计，内库黄金因此耗空一库；敕令刘允往返以十年为期限，准许他便宜行事，沿途所带盐茶贸易的利润也达数万。刘允尚未出发，负责导行的人员已经相继到达临清，运输船只因之被阻截；进入峡江后，大船难以前进，便改用[字形缺损]相连，绵延二百多里。到达成都时，有司提前撤除新馆，督促十天造成；每天支取官廪一百石，蔬菜银也一百两。锦官驿供应不足，又从城旁几十处驿站征取物资。又办理入番所需物料，估价白银二十万两；镇守、巡抚等官争论后，减为十三万两，征调各种工匠在各公署普遍制造，日夜不停。停留一年多才出发，率领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一千人，一同向西行军，两个月后到达当地。番僧中称为佛子的那个人害怕中国诱骗加害自己，不肯出来。刘允部下的人都很愤怒，想用武力威胁；番人夜间袭击他们，夺走宝物、货物和器械后离去。军职人员死了二人，士卒数百人受伤，受伤者约占一半。刘允骑着良马才得以逃脱，又回到成都；仍然告诫部下不要谈论失败和损失，只用空函快马奏报，请求回京，而这时皇帝已经驾崩了。大学士梁储等人说：“近来兵部手本说到司礼监太监刘允所奉的各道敕令。我们认为，内外官员奉行的敕令中，必须详细载明所要办理的事务。如今刘允前往四川，却不知道究竟要办什么事，没有依据可以撰写敕令。”不久，礼部手本说奉旨命令刘允依照永乐、宣德年间派遣邓成、侯显等人的旧例，前往乌斯藏携带并送去番贡；而户部覆本中说，刘允奏请带太监刘宗等八人，锦衣卫等卫的官舍、指挥同知韦禄等一百三十三人，供应并发给口粮、马匹、车辆、马快船只以及应用的通番物件，并令四川镇守、巡抚、布政司、按察司三司听其便宜处置。又选派骁勇官员二人往返护送，又发给长芦现盐一万引、两淮正课盐六万引，用来变卖办事，这些都想载入敕令之中。我们愚昧地充任辅导之臣，不敢不进言。西番本是夷人的宗教，邪妄荒诞，自古先圣先王的时代，从未听说有这种事情。只是它的说法流入中国，浸染日久，不能立即革除。永乐、宣德年间虽然曾经派遣使者，但我祖宗的用意，是在天下初定之时借此开导愚昧、镇服夷狄，并不是真心相信并尊奉这种教法。太平安定以后，历代列圣，只是因为番地每年按惯例派人朝贡，便厚加赏赐，以答谢他们的勤劳，从未有过屈辱使命、派使者远涉夷境的事情。陛下如今派遣内侍近臣前往送番贡，朝廷内外听说后都相顾惊骇，认为不应有这种轻率的举动。而刘允奏请征取盐数万引，动用马匹、快船达一百只，又想听任他便宜处置钱物、调拨官军护送等事项，按法律和旧例都不合适。开中盐引本来是为了供应边地，如今兵乱尚未平息，三边粮草缺乏，国库空虚，紧急接济只靠这一条办法。而且各运司的盐课都已经开中完毕，如果允许刘允携带盐引，不过是收买私盐贩卖，趁机夹带牟利的弊端不知会有多少，盐法将因此大坏，边方靠什么供应？何况京城储粮每年运输以及营建所需的大木，都要经过里河，议论者还担心河道不能疏通；如果再增加这类盐船往来其中，凭借势力不断骚扰，不仅地方受害，粮运和木料运输两件事也会受到阻碍。而且四川的大盗刚刚平息，百姓尚未恢复，奏请便宜处置的钱物，在官府中已经没有积蓄，免不了向军民摊派；百姓穷困而盗贼再起，今后的变乱几乎无法预料。何况从天全招讨司出境，路程要经过数万里，往往要历经数年才能到达乌斯藏。如今所带的官军、人役人数很多，沿途都是未受教化之地，如果没有驿传供应，人马的草料粮食都要驮载前行，耗费数万，难以预先估计。路上如果供应不足，不知道将如何处理？又听说番地多与王达子相邻，时常进行抢掠造成祸患，使臣所到之处，万一被他们突然袭击而有所伤害，就会损害中国的体面，承受外夷的侮辱，这不能不考虑。为了没有益处的事情而妨碍最重要的事务，又留下意外的忧患，满朝都知道这是不可行的，这就是我们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刘允奉命远赴番境，利害关系切身，而且也不是出于本意，我们深知事情的艰难；所要下达的敕书不敢撰写，恭请皇上慎重考虑国家体面，怜悯百姓贫困，收回成命，不必派官员护送番贡等物，只令朝贡使臣携带送回，这样礼制不失，事情也不会妨碍，而圣德更加光明，治理功业也不会留下损害。”皇帝没有采纳。

译十一年，南京六科给事中孙懋等人说：“近来听说御史张经巡按直隶，弹劾镇守太监于喜，反而被于喜诬陷；宁波知府翟唐查问部民王臣的不法行为，又被市舶太监翟瑶构陷。张经、翟唐都奉旨逮捕治罪，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于喜故意违背敕旨，轻率举行烧荒，损失折耗官军，他的罪很大。陛下却置于喜而不问，反而只恼怒张经、王臣。翟瑶掌权时，诈取百姓财物，奸淫妇女，对百姓的危害更大。陛下因为王臣而只责罚翟唐，实在恐怕从今以后人人都以张经、翟唐为戒，每天只做诡诈逢迎之事。所谓‘宁可触犯天子，也不敢触犯权臣；宁可辜负公朝，也不敢辜负私门’，对陛下有什么好处呢？请特地下令法司秉公查核，果真如臣所说，就宽宥张经、翟唐，恢复他们原来的官秩，并将于喜等人明正其罪，作为欺骗蒙蔽的警戒。”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南京吏科给事中孙懋等又说：“南京近日听说，织造太监史宣上奏，把管闸主事王銮、沛县知县胡守约都押进诏狱。南都起初听说，以为王銮、胡守约一定是耽误御用物品的严重罪行。后来又听说史宣在路上酗酒逞威，肆意作恶；经过的州县，他纵容家丁索取贿赂和折干钱，动辄一百两，并且声称皇上赐给他皇棍，听任他把官吏打死也不追问。他已经威逼宿迁主簿孙锦，杖打秦州船户孙富，二人都已经死了。史宣经过的州县乡里，百姓纷纷逃窜，鸡犬都不得安宁。近来朝廷采纳御史王崧的意见，定为禁令：‘拖曳船夫上水不得超过二十人，下水不得超过八人，违犯者准许抚按等官上奏，予以重治。’这道旨意刚刚下达，史宣却首先违反，王銮、胡守约又被他中伤。远近听到这件事的人，难道不灰心丧气吗？这样的禁令还怎么能够实行？请将史宣置于重典，恢复王銮、胡守约原来的职务。”没有得到答复。南京六科给事中徐文溥等人说：政治和刑法，是帝王驾驭天下的工具。过去陛下信任逆贼刘瑾，任意操弄威福，政治刑法大坏，国家形势几乎危亡。如今圣心觉醒，准备与百姓重新开始，几年之间，政教清明，太平又出现了。为什么明鉴还不遥远，怠惰之心却又乘机而起？近来的举动，仍然沿袭旧日的道路。郡守本来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地方的，却因为翟瑶的诬陷而逮捕翟唐；部属本来是分理各项事务的，却因为刘琅的诬陷而逮捕王瑞；又因为史宣的诬陷而逮捕王銮。更严重的是，巡按御史是朝廷寄托耳目的人，却因为刘琅、于喜的诬陷而逮捕施儒。张经在道路上传闻，又说镇守太监王堂以绘制地理图为名，每县征银达到二百两。佥事韩邦奇巡按各部时加以制止，王堂便产生嫌怨，罗织罪名把他陷入狱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又要因为镇守太监而逮捕两司官员了。内外臣工都只是想为国家尽职，却因为权贵宠幸的一句话，动辄受到刑罚谴责；旗校络绎奔走天下，士大夫一个接一个被关进监狱。远近震惊，朝廷上下屏息，这正是刘瑾造成的局面。从前是一个刘瑾在宫廷内部扰乱政治，如今却是多个刘瑾在外面纵横，民怨将要兴起，陛下想想看，难道不寒心吗？” 恭请陛下惩治当前的弊端，警戒意料之外的忧患，割断并堵塞私人的宠爱，严明政治和刑法，完全按照舆论所说的去做。请将王堂和韩邦奇一并交给法司，召集官员会审，使天下人都认为陛下不偏私权贵宠幸之人。至于史宣，已经得到审治，天下人都称快。刘琅、于喜、翟瑶等人的罪恶，请一并查核革除，革职退居闲住；仍然敕谕南京守备以及各处镇守等官，务必整饬自身，不得仿效他们，毒害地方。官员有罪，就应交给法司治罪，不要让旗校惊扰天下；这样或许刑政能够公平，人心能够喜悦，天意也会顺遂。”没有得到答复。当初，镇守河南太监廖堂依附逆贼刘瑾的势力，借口进贡，制造出许多没有名目的征敛。后来接任他的人大多把这当作常例。于是河南巡抚都御史李充嗣说：“近来镇守太监进贡，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锦鸡、猎犬、羔羊皮之类，都是假借名目征敛，作为自己取财的办法。此外还有拜见银、须知银、图本银、税课司银、出办桩草银、扣除驿传银、马价银、甲首夫银、快手月钱、银河夫歇役银，动辄以数十万计。太监身边掌权办事的人，又私下向下属推销马匹、布匹、纸张、纱、铺陈，还沿河抽取客商货物，弊端很多。”请求下令禁止这些事情，以缓解百姓的困苦。诏令说：“进贡仍按旧例办理，禁止太监下属征取这些物品。” 勒令浙江按察使佥事韩邦奇削职为民。当初，镇守太监王堂采办土产鲜品进贡，韩邦奇上奏说此事不合适，请求停止。韩邦奇又轻视王堂，办任何事情都不向他通报，王堂积累怨恨，于是上奏说韩邦奇阻挠上贡，想博取美名而把怨恨归给朝廷，是不敬；又说他擅自乘轿，刑罚残酷苛刻，都是违法行为。诏令把韩邦奇逮捕到锦衣卫狱拷问，韩邦奇不服，又命令重新审问。不久送法司拟议，按缴纳赎金、杖责后恢复职务处理，但皇帝特旨降他为民。后来给事中王爌、御史王栢等都说，韩邦奇禁止奸邪、平息暴乱，很符合宪法，不应因为小过而弃置，请按照原拟处理，皇帝没有听从。当时各处镇守官任意作威作福，每每诬陷奏报他人，便有权贵宠幸者收受贿赂替他们相助，所以凡是遭到构陷的人没有能够逃脱的。此前，凤阳奉侍皇陵的太监郭旺、监丞秦宗前往白塔、寿春等王坟所在之处，因恼怒中卫指挥霍璋没有迎接自己，便命家奴把他殴打致死。事情上报后，命刑部郎中萧海前往会同巡抚等官勘问。萧海等回来奏报说，皇陵内臣与所属卫所平素没有统属关系，只能按凭借威力、主使他人行凶的法律定罪；但事情体制重大，而且关系到内臣，不是臣下所应专擅处理的，应该令三法司会同科道官员议论定罪。于是刑科都给事中王爌等弹劾萧海说，他奉命担任勘官，却不能依照法律直接裁断，反而辗转迁就，持两可的说法，实际上是替郭旺等人打开侥幸脱罪的道路，以便使自己免祸，这不是忠于朝廷的人所应做的事。事情交都察院议论，都察院请求重新勘问，并逮捕郭旺、秦宗。皇帝批示说，事情已经查明，不必重新勘问；秦宗应当重治，暂且从轻降二级；郭旺革去管事职务，都令其守皇城。

译十二年，给事中任忠说：臣奉命出使陕西，听说有一位张太监前来办理进贡的各种物品。陕西北面邻近边境，西面接近番戎，土地贫瘠，天气早寒，百姓多住在洞穴、野外，穿兽皮、以藜藿为食，没有其他谋生办法。近来因为北方敌人入侵，沿边百姓的耕种和放牧全都荒废，腹地没有遭到杀掠的也只有三四个府。又因调集士卒马匹，每天耗费草料粮食，千里转运，也都疲惫困乏。何况春夏久旱，麦子很少成熟，接着又遭霜雪，庄稼全都枯死；百姓流离逃窜，十户中有九户空了。去年征取黄羊皮以及织造龙衣，费用动辄数万。如今太监又来到这里，催逼督促十分急迫，我私下担心百姓将无法承受。鸟到了穷困时就会啄人，兽到了穷困时就会攫取；如今外有交相侵扰的敌人，假如内部又有不安分的百姓乘机而起，即使有智者，难道还能妥善收拾残局吗？恭请收回成命，以巩固国家的根本。”没有得到答复。已夘，南京进贡太监康灌、少监王钊等因进贡到达天津卫，索要夫价二百三十多两。康灌又揪住并捆绑指挥刘良容，侮辱他。巡按御史万镃将此事上报。诏令南京守备衙门逮捕审问。到这时，太监黄伟等上奏说，康灌、王钊被下属蒙蔽，并说天津卫都指挥贺勇和刘良容额外折送夫价，也应一并逮捕。都察院议覆说：夫价是被威逼才出的，不是贺勇等人的罪过，仍命一并免予追究；只是告诫今后进贡不得扰害地方，违者严惩。工部说：“太监等官员病故，成化、弘治年间营造坟墓、安葬并赐给银两，不过五十两；建享堂、碑亭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自正德以来，奉特别诏旨营造的接连不断，通常每人给银五百两。本部都从其他材料的料价银中借用，至今已经借用了三万二千四百八十多两。聂玺、刘宣两人的费用，尚且无从筹办。今后有人请求赐给安葬费用，请令司礼监会同礼部、工部查考历年长短、勤劳与否，分别确定等级后上奏，不许一概胡乱请求。至于工料、夫价银，也应分派给天下各地。”得到圣旨说：“以后应斟酌办理。”不久为太监徐通办理葬事，又照前例办理，竟然没有任何削减。” 丁酉，六科都给事中汪玄锡等说：镇守湖广太监杜甫借口郴、桂有流贼，上奏请求巡视地方。兵部认为不可实行，陛下却特别批准了他的请求。不知杜甫凭什么得到这种许可？何况湖广已经穷困到了极点，先有侍郎韩福的科敛，接着有剧贼刘七的扰乱，如今水灾旱灾交替发生，猺、獞又窃发，采木的差役、征调的费用，譬如人的身体百病缠身，精血已经耗尽，即使给他服用良药，尚且担心不能保全，何况各种毒害一齐攻来呢？况且杜甫镇守一年，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谋取利益、为自己积聚财富，一点补益也没有。如今让他出巡，有司馈赠，仆从扰民，仓促之间发生变故，那么楚地的忧患就不只是猺、獞了。《易经》说：‘踩到秋霜，坚冰就要到来。’将来如果他心怀不轨，假借名义和道义来窃取兵权，像汉、唐末世那样做，难道也要允许吗？其余十三省都有镇守，也都有盗贼，实在担心一两个月之内都会援引杜甫的先例，奏章纷纷送来。这样杜甫不只是祸害一方，还将祸害天下。先朝虽然增设镇守等官，却从未允许他们巡视地方，只有逆臣刘瑾擅权时，才允许其接受百姓诉状；刘瑾失败并被诛杀，也正是因此获罪。杜甫难道还不知道应该受到惩戒吗？伏望陛下顾念祖宗既定的法令，体恤百姓的困穷，停止并撤销这道敕书，仍治杜甫欺诈之罪，以警戒不忠之人。十三道御史陈良玉等也说：杜甫想通过巡视来平息盗贼，哪里知道官吏馈赠、里胥供应，各种科敛层出不穷，反而正好促使百姓成为盗贼？过去太监廖堂在河南，违反制度听讼、考察官吏，结果河南盗贼兴起，流毒至今。如今杜甫又想违反制度巡视，那么湖广的祸患，恐怕还不可预知。陛下姑且顺从一个人，却大大违背天下人的情愿，臣实在不能理解。奏疏送入后，一概没有答复。十三年，赐镇守浙江太监王堂生祠匾额，并赐护祠敕书。此前，太监刘璟暗示杭州百姓为自己请求修建生祠，已经获准。王堂沿袭刘璟的旧办法，又暗示杭州百姓请求修建，并且大肆陈说自己在浙江有平定盗贼、安抚百姓的功劳。此事交礼部复奏，礼部说给现任官员立碑，是律令所禁止的，不可实行。诏令特别允许。王堂获准后，便选择西山的佳胜之地，大兴土木，所建祠堂与刘璟的祠堂遥遥相对。许多民房、古墓遭到毁坏、挖掘。嘉靖初年，祠堂都被没收入官，杭州人对此非常痛快。巡按江西监察御史范辂上疏说：御马监太监毕真，先前依附逆臣刘瑾，在天津经营打鲜，凭借刘瑾的声势，贪得无厌；往来徐州、扬州之间，搜刮民财，累计达数十万，百姓都恨他入骨。后来刘瑾失败，又经营广东市舶，再经营山东镇守。如今又被起用镇守江西，到任之初便擅自作威作福，人人自危。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比刘瑾更加严重。若不趁现在处置，将来地方发生变乱，有些后果是不忍说的。臣谨将毕真的贪婪、残酷和违法行为列成十五条上报，伏乞将毕真召回闲住。奏疏送入后，没有答复。大学士梁储等说：“各地镇守、守备内官应办理的事务，旧有定规；祖宗历朝的敕谕，各处彼此不同，大概都有深意，不应轻易更改。近来守备凤阳太监丘得上奏请求更换敕书。臣等查阅旧敕，凤阳守备的设置，只命令他奉侍皇陵，兼管皇城，并防护高墙庶人，操练中都留守司八卫一所的军马。到正德二年，姑且命令他兼管庐、淮、扬三府，徐、滁、和三州，督捕盗贼，事情平定之日，再具奏裁定。到正德五年，查革刘瑾的弊政，但有司没有及时具奏，因此未曾改正。如今丘得竟然这样上奏，圣旨又命令凡一应事务都要向守备禀报，由守备斟酌施行，并且命令臣等改写敕书。只是此事关系国家体制，臣等不敢顺旨曲从。伏望特地停止他的请求，不要使各地守臣援引此例上奏扰乱，以给百姓带来祸患。又如延绥、宁夏、大同、宣府等处，紧临边境，与山西腹里地方相比，事体本来就不同。太监刘祥、马锡、许金、颜大经所领的敕书，也请仍按旧制为宜。伏望圣明鉴察采纳。”得到圣旨说：“都照山西的例子撰写敕书给他们。”

译湖广盐商的船只按例到武昌府挂号纳银，储存在库中以供军饷使用。到这时，镇守太监杜甫以修缮公署为由，援引前任镇守王润、赵荣的例子，上奏请求借用这些银两，并且说要用作进贡费用。此事交户部议论。户部说，交给有司办理，向商人征取时不敢暴虐，官府使用时不敢营私，官民两便，也不会引起怨骂；如果转给镇守太监，不但不能补助经费，反而会损害盐商，不可准许。诏令仍借给杜甫，但命令从轻征收，等二三年后再上报。大概是明知这会造成危害，却没有办法禁止。因应州的功劳获得升迁荫叙：锦衣卫指挥使秦玉升为都督同知，指挥同知魏天祥、温得升为都督佥事，指挥使于福升为都指挥使，指挥同知周暹、正千户李钦升为都指挥同知，副千户张祥升为都指挥佥事，署指挥佥事、正千户苏荣升为指挥使，署正千户马祥升为署指挥使，舍人张俊、韩盛聪、刘栋、杨胜、萧迪、谷柯、蒋锶、张奇、寗玺升为正千户，陈钊升为百户。魏天祥等十五人，都是太监魏彬、张永、赵林、苏进、马英、张忠、萧敬、谷大用、蒋贵、张淮、秦文、温祥、李英、于经、周昻的弟弟或侄子；寗玺冒充赖义的姓氏，陈钊是佛保的家僮，韩盛聪、刘栋是韦霦的，张钦是张鋭的表侄，杨胜是张鋭的表兄。凡是荫叙的次序，从来没有像这样滥的。不久，魏天祥等又自行陈述功劳，请求改正并重新升迁。于是又升秦玉为右都督，魏得天祥等都为都督同知，信升为署都指挥同知，苏荣为都指挥佥事，马祥为署都指挥佥事，萧迪、寗玺、张奇都为指挥佥事。此前，内官监太监刘养等以缺少物料为由，请求派本监两名官员前往湖广、浙江抽分厂，会同工部主事各抽取一半。得到圣旨：派（阙）广前往湖广，马俊前往浙江。工部于是上奏说，抽分厂的竹木等材料，都送到清江、卫河二提举司，用来制造粮船，以及供应备器皿厂制造器皿。近年流贼猖獗，焚毁粮船将近二千艘，补造至今没有完成；而上供器皿的工价也有很多拖欠。其他如赏赐、朝贡番夷的衣服、丝段，动辄需要数万，都是靠抽分所得来补充。何况如今湖广、浙江各处连年饥荒，百姓逃亡，连正常应缴的赋税还希望能够蠲免。伏望陛下体恤百姓的艰难，追回并停止先前的命令；如果本监急需物料，臣等另行设法办理，不要准许。” 戊辰，降徐州兵备副使余佑为广西南宁府同知，降徐州知州樊凖为云南宁州同知。此前，南京尚膳监奉御王敬进鲜经过徐州，按例之外索取折干钱没有得到，于是与樊凖及指挥王良争吵。王良揭发他在船中私带硫黄等违禁物品，王敬到余佑那里请求替他解脱，余佑没有答应。王敬于是诬奏樊凖、王良殴打他，并将余佑一同逮到镇抚司审问；又命刑部从重拟罪。按本应赎杖还职，特别诏令各降二级，调往边方边卫叙用。《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七 （明）王世贞撰写 ○中官考八 正德十四年，兵科左给事中徐之鸾等上疏说：已故太监马永成尊贵显赫、掌权办事十多年，而且多次接受恩荫，连侄子和同姓亲属以下的人都做了都督、高爵，担任显要官职，也已经过分了。太监赵亨又为他请求升授，现任官员竟达到九十多人。不知马永成有什么功劳，为什么分外的恩宠泛滥到没有止境？况且一个太监死去，竟有九十多人因此做官，臣担心天下听说后会离心瓦解。伏望皇上替天下爱惜官爵名器，裁抑受宠幸的人。没有得到答复，反而将南京监察御史范辂贬为龙川宣抚司经历。范辂在江西清理军籍时，举发并弹劾镇守太监毕真等人的违法行为，又被宁王忌恨，他们都想陷害他。范辂乘轿经过毕真时，毕真夺走他的轿子，并罗织他的罪过上奏，范辂被逮送锦衣卫狱，最终以不通晓宪体为由贬谪。癸未，太监张得玉替已故太监邓敏请求恩荫，授予锦衣卫指挥一职，并为僧人、道士、医官八十人请求授官，被兵科驳回。兵部坚持议论，得到圣旨：“朕顾念旧臣，已经都升迁任用了。你们为什么竟然一概上奏革除？本来应当查究，姑且宽宥你们。” 当时刘琅任南京守备，城中人说刘琅与宁王交通，替他做内应。刘琅于是派人缉捕散布流言的人，按军法治罪，众人更加惊恐。于是给事中孙懋等具疏，请求罢免刘琅，让他回到私人住宅，不许他参与机务；他的侄子、南京锦衣卫指挥刘奇，也不许掌管事务。没有得到答复。太监韦霦传旨，罢免镇守浙江太监毕真，改由御马监太监浦智代替。当时毕真正与宸濠共同谋划。论定捕获妖贼的功劳，增加太监张鋭禄米一百二十石，准许都督朱宁从折俸米中改支本色米一百二十石，并且各自荫升一个子侄，升三级。东厂、锦衣卫每逢捕获妖言者，往往都得到重赏，甚至预先在乡村设置侦卒，诱使愚民做违法的事，随后以妖言罪名揭发他们，罗织文书依法治罪。司法官心里知道他们冤枉，却不敢为他们争辩。到这时，厂卫旗校说贼人刘学孟等散布妖言，在河南地方聚集数百人，准备作乱，不久将他们捕获，于是以谋逆论罪，命三法司官会同审讯，拟判凌迟处死。仍诏令有司督促捕捉尚未捕获的人。于是兵部说张鋭、朱宁提督捕盗有功，应加以奖赏，所以有了这道命令。皇上从京师出发，传旨命平戎伯朱彬提督、参赞机密等重要事务，仍在军门提督官校办事；左都督朱周协助他办理事务。又传旨命掌管锦衣卫事务的都督朱宁酌情带领官校随驾南征，不妨碍原任西官厅提督操练、兼管西路关口的都督佥事朱琮，与太监刘祥、佛保统领捕盗兵官军五百人，负责押运船只、防护运输神器的官军，赏赐银、布按例发给。朱宁于是请求带官校钱杰等五十六人、营兵二百五十人；朱琮请求带官舍王某等四十人、西官厅兵一百六十人；左都督朱周请求带官舍许芳等三十八人、西官厅兵二百人，全部准许各自随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