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通志卷一百五
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蠧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传，故作《校讐畧》。」其所著论，大约以搜求阙逸、编次类例为重事，而考核防订之法不与述焉。葢郑氏生未际焕文成化之时，目不窥金匮石室，肆其搜订，仅据一家所见，思以综贯古今，故用力勤而研考未及。所云校讐，特《艺文畧》之凡例云耳。我
朝文治光华经籍大备
列圣
御纂
钦定之书皆禀
睿裁一时，操觚载笔之士，研精覃思，从事稽考。
皇上圣学髙深
几余念典歳时无间凡
发为文章，大而义理小，而名物放弥卷宻，钜细兼赅，时而辨析字句，指抉音义，洞见古今，觉刘向、扬雄、刘攽、曾巩以校中秘书为能尽职业者，于广大精防之蕴，毫无所见，始知
圣人之理足，而识卓也。乾隆初年。
特命武英殿重刻《十三经》《二十二史》。
御制经序有云：「训诂繁则蹖駮互见，卷帙重则亥豕易讹。」爰敕词臣重加校正，其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末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附于卷后。
史序亦云：「辨讹别异，是正为多。」卷末考证，一视诸经之例，当时搜求辨晰，咸仰。
集成布在琅函，指归有定。乾隆三十七年。
命辑四库全书，备书契以来未有之大观，征薄海之遗籍，录大典之散编。每一书撮举大端，标列简首，名曰提要，逐篇奏。
御仰承
亲定告成之日，彚为总目二百卷。其中考辨繁赜，征引明确，实为万古学海津逮要涂。臣等纂辑校讐，畧恭编。
御制文考定经籍者为一卷
武英殿重刋经史考证为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考证为二卷。不胪著作之富，惟取校讐之精，以别于诸史经籍艺文之志，以符郑氏之例。使樵得亲逢。
盛际亦将以一得之愚为一职之効，其庆幸当何如矣！
御制文考定经籍五篇
御制读周易枯杨生稊辨诂
易》大过之九二曰：「枯杨生稊。」王弼注云：「杨之秀也。」孔頴达谓：「枯槁之扬，更生少壮之稊，取象显而易见。」陆德明《经典释文》从之。考《夏小正》云：「正月桞稊，稊也者，发孚也。」戴德自释其文，确然可信，足与弼注相发明。且微独王、孔之説为然也，唐以前诸儒讲《易》者，莫不然。即郑康成书作「荑」，而解为木更生；虞翻诂作「穉」，而解为杨叶未舒，辞虽小异，义实不相逺也。惟朱子《本义》以「稊」为「梯」，且训为「根」，谓「荣于下者」，其説本之程传。而程子则举刘琨《劝进表》「发繁华于枯荑」为证。夫琨信笔为文，无与《易》理，然亦未明言根义，而「荑」之训又为草，琨所谓「枯荑」，安知非在彼而不在此？其不足据审矣。
译都有一定标准。乾隆三十七年，命辑《四库全书》，具备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未曾有过的宏大规模，征集天下遗留的典籍，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散佚的篇章。每一部书都撮取其大要，标列在卷首，称为提要，逐篇奏呈皇上审定，在完成之日，汇总为《总目》二百卷。其中考辨内容繁富，征引确凿明晰，实在是万世学海的津梁要道。臣等纂辑校雠略，恭敬地编入御制文考定经籍者一卷，武英殿重刊经史考证五卷，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考证二卷。不罗列著作之丰富，只取校雠之精审，以此区别于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符合郑氏的体例。假使郑樵能够亲身遇到这样的盛世，也一定会以自己的一点浅见来尽自己的一份职责，他该会多么庆幸啊！
御制文考定经籍五篇
御制读《周易》"枯杨生稊"辨诂
《易》大过卦九二爻辞说："枯杨生稊。"王弼注说："这是杨树发出新芽的意思。"孔颖达认为："枯槁的杨树，又长出年少强壮的新芽"，取象显明而容易看出。陆德明《经典释文》也遵从这一说法。考《夏小正》说："正月柳树发稊，稊，就是发孚（发芽）的意思。"戴德自己解释这句话，确实可信，足以与王弼的注相互印证。而且不单单是王弼、孔颖达的说法是这样，唐代以前讲《易》的儒者，没有不这样解释的。即便是郑康成的本子写作"荑"，而解释为树木重新生长；虞翻训作"穉"，而解释为杨树叶还未舒展开，说法虽略有不同，但意思实际上并不相差很远。只有朱熹《本义》把"稊"当作"梯"，并训为"根"，说是"荣华在下面"，这种说法本源于程颐的《程传》。而程子则举出刘琨《劝进表》中"发繁华于枯荑"一句作为证据。刘琨信笔写文章，与《易》理无关，而且也没有明说是"根"的意思，"荑"这个字的训释又是"草"的意思，刘琨所说的"枯荑"，怎知不是指别的东西而不是这里所说的呢？他们所说的根据实在不足信。程朱的意思，不过是因为卦体二爻初爻阴爻在下，于是就认为是下面生出根稊；而五爻老阴在上，就认为是上面生出华秀。若是以二爻比初爻，取象为"老夫得女妻"，以五爻比六爻上，取象为"老妇得士夫"，这是可以的。若是拘泥于把根稊、华秀分别对应上下爻来讲，那就不可以了。朱熹不也说过："荣华在下面，就会生长在上面。"既然说"生长在上面"，不是指秀（开花）又是什么呢？况且植物的天性，生长没有不是由根而干而枝而芽蘖依次生长的，如果舍弃稊秀而单单讲"梯"，还训为"根"，那么所说的"生于上"，又是指什么呢？考察朱震《汉上易传》说："二爻变而与初、二两爻构成艮巽卦象，木在土下，就是根。"枯杨有根，那么它的嫩芽秀发抽出新芽，嫩芽是杨树新发的部分。朱震未尝不兼带讲到根，进而又说到稊，这比程朱的说法更为完备。我曾经综合爻辞卦象反复推究，"生稊"必定应当以王弼的注为正解。因为阳虽然过盛，但辅之以阴，所以能成就生发的功用。譬如枯杨生出新芽，开始孚育秀发而具有生生不息的气象，就像老夫得到年轻妻子相互扶助一样，所以说没有不利。九五爻的"生华"，应当直接解作"华絮"。陆佃《埤雅》说："柳树的花也叫絮"，正是这个意思。因为杨树发展到开花结絮，它的生机已经过了旺盛期，从此以后将渐
程朱之意，不过以卦体二爻初隂在下，遂以为下生根稊；而于五爻老隂在上，则以为上生华秀。夫以二之比初为老夫得女妻，五之比六为老妇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爻之象，以根稊、华秀分上下而言，则不可。朱子不又云乎：「荣于下，则生于上。」既曰「生于上」，非秀而何？矧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榦而枝而芽蘖，若舍稊秀而专言「梯」，且训为「根」，则所云「生于上」者，曷所指乎？考之朱震《河上易传》曰：「二变而与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杨有根，则其穉秀出稊，穉出杨之秀也。震未尝不兼言根，而引而至于稊，则较程朱之説为赅举矣。间尝综爻象之辞而覆按之，生梯必当以弼注为正。葢阳虽过，而济以隂，故能成生发之功。譬枯杨之生稊，始孚秀而具生生不已之象，犹老夫得女妻之过以相与也，故无不利也。五爻生华，直当作「华絮」解。陆佃《埤雅》云：「桞华一名絮，是其义矣。」葢杨而至于华絮，其生意已过，自此以徃将就衰落，故不可久也。亦犹老妇得士夫之可丑也。则以象辞释爻辞，其义自合；即以卦体证爻象，亦无弗合。又何必泥程朱之曲解为「梯」乎？但「梯」之为字虽今时所行《大戴礼》亦从木然，诂解无异义，或出刋冩之譌。而张参《五经文字》则列稊于禾部。唐国子学石经本，汉鸿都之遗，最为近古。而木旁之梯，则《説文》《广韵》并训木阶与发荣义，无渉，亦不可以不正。
【臣】等谨案，羣言淆乱，衷诸圣生稊之説。自郑康成、王弼、虞翻、孔頴达、陆德明各执一解，即程朱大儒，亦不能无偏驳也。恭读
御制于卦位上下，不泥旧説，而一以物性断之。隂阳生生之妙理，不解自喻。取朱震之兼词，证张参之小学，而梯与稊之音义益明。经训昭于星日，彼白虎观诸儒讲同异，称制临决者，葢未之见及也。
御制麋角解説
壬午为鹿角记，既辨明鹿与麋皆解角于夏不于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过冬至，陡忆南苑有所谓麈者【俗名长尾鹿，可为蝇拂，即麈尾】或解角于冬，亦未可知。遣人视之，则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角，或双，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归，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理不易穷，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麈之解角于冬，将谓月令遂误，而不知吾之误更有甚于月令者矣。”然则月令遂不误乎？曰：“月令之误，误在以麈为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兽也。”葢鹿之与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则有所弗能，麋之与麈亦如是而已耳。且説文训麈有麋属之言，而名苑则又曰：“鹿大者曰麈，羣鹿随之，视尾所转而徃。”夫鹿也，麋也，麈也，逈然不同，亦不相共羣而处，实今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为鹿，孰为麋，孰为麈？
译渐衰落，所以说"不可长久"。这也就像老妇得到年轻丈夫，是可耻的事一样。这样用象辞来解释爻辞，意思自然吻合；即便用卦体来印证爻象，也没有不合的地方。又何必拘泥于程朱把"稊"曲解为"梯"呢？只是"梯"这个字虽然是如今通行的写法，《大戴礼记》也是从木旁写的，训释解说没有不同的意思，或许是刊刻抄写时出现的讹误。而张参《五经文字》却把"稊"字列在禾部。唐代国子学的石经本，是汉代鸿都门石经的遗留，最为接近古本。而木旁的"梯"字，《说文解字》《广韵》都训为木制的台阶，与花草发荣的意思无关，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订正。
臣等谨案，众说纷纭混乱，取决于圣裁"生稊"之说。从郑康成、王弼、虞翻、孔颖达、陆德明各自坚持一种解释，即便程朱这样的大儒，也不能没有偏颇疏漏之处。恭读御制文，在卦位上下的问题上，不拘泥旧说，而完全依据物性来加以判断。阴阳生生不息的精妙道理，不待解释自然明白。援引朱震兼顾两方的说法，参证张参小学（文字训诂）方面的著述，"梯"与"稊"的音义因此更加明晰。经义训诂如日月星辰般昭明，那些在白虎观讲论经义异同、由皇帝裁决的诸位儒者，恐怕也未曾见到这层道理啊。
御制麋角解说
壬午年撰写了《鹿角记》，已经辨明鹿与麋都是在夏天脱角而不是在冬天，但是《月令》既然有那样的说法而未能深究其中的缘故，我一直耿耿于怀。昨天过了冬至，忽然想起南苑有一种叫做"麈"的动物【俗名长尾鹿，可以做成拂尘，就是麈尾】，或许是在冬天脱角的，也未可知。派人去查看，正好赶上它脱角的时节，有已经落地的，也有还留在头上的，有的是一对，有的已经掉了一只。拿了已经脱落的角回来，才恍然若失地说："天下的道理不容易穷尽，事物的规律也不容易把握到如此地步啊。如果不弄清楚麈是在冬天脱角，还以为是《月令》的记载有误，却不知道我的错误比《月令》的错误更严重。"那么《月令》就没有错误了吗？我说："《月令》的错误，错在把麈当作了麋，而不在于冬天有脱角的兽类这件事上。"因为鹿与麋，北方人能够分辨，而南方人则往往分辨不清，麋与麈也是同样的道理罢了。而且《说文解字》训释"麈"有"麋属"的说法，而《名苑》又说："鹿中体形大的叫做麈，群鹿跟随着它，看它尾巴摆动的方向而行动。"鹿、麋、麈，实在是截然不同的三种动物，也不相互聚集在一起生活，这是如今的人所知道的，可是古人却弄不清楚哪个是鹿，哪个是麋，哪个是麈？那么《月令》没有说"夏至麋角解，冬至鹿角解"，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又怎能怪它把麈误认作麋呢？既然解开了这个疑问，就写下这篇说来记录它。《月令》是古书，不必像灵台时宪历那样加以改动，那就应当订正错误来昭示天下四海。
臣等谨案：麋与鹿都是在夏天脱角，麈是在冬天脱角，这是事物本性使然，也是天地自然之理。皇上以至诚的德行，穷尽万物本性以参赞天地化育，能够得到善于观察、亲身验证的道理，可以见到穷究事物道理、获得真知，进而成就万物而不遗漏的道理正体现在这里。以至于降旨改订灵台时宪历，而对《月令》的错误加以辨明，却仍旧保留原文，更加可以见到尊崇经典、爱好古学的圣怀所在。
御制读《礼记》文王世子篇
《文王世子》篇记载，周公在伯禽面前申明世子的礼法，引孔子的话说："我听说，做臣子的，如果牺牲
则月令不云“夏至麋角解，冬至鹿角解”，为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误麈为麋也耶？既释此疑，因为説以识之。月令古书，不必易灵台时宪，则命正讹以示信四海焉【臣】等谨案：麋与鹿皆解角于夏，麈解角于冬，乃物性之本然，亦天地之自然也。
皇上以至诚之徳，尽物性以参天地，得善读之间騐亲。
见之征格物致知曲成不遗之
道在是矣至
谕改灵台时宪，而于月令辨其误，而仍存其文，更足见。
尊经好古之
睿怀云
御制读礼记文王世子篇
文王世子记，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引仲尼曰：「闻之，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郑康成训「于」读为「迂」，迂犹广也，大也。后之説经者多傅防之。孔疏则以为周公之益君于身，优饶于德，广大而黄敏求、陈祥道、方慤则或以为周公委曲其身以正其君，或以为迂身非直躬，或以周公抗世子法为致曲，是皆不衷于理。夫周公摄政时，成王已为君，不可挞，故挞伯禽以警成王，其理甚正，而其道甚直，初非有迂曲迁就之私。孔頴达疏申引广大之释，委曲烦言以致经义，反晦。偶因检《永乐大典》，得陈懋赏《集説》云：「况于正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已而物正之事，语较直截。夫于诠为于义固当矣，而「身」字解尚未能亲切。因考古篆「身」作「子」作「」二字相似，疑或当时传写之譌。若作「于其子以善其君」，则与周公所行适合，而于理于文皆无弗合。康成葢未思及「子」字之误为「身」字，遂强附训释。后儒益从而为之词，使孔子之言、周公之事皆不得其正。夫强解以误后学，不可；乃因强解而诬孔子，并以诬周公，则尤不可。是不容以不辨，但经文沿诵日久，无改正之理，姑记余所见，以俟后之考古者。
【臣】等谨案：唐开元《易》、《尚书》古文，从今文而改，《洪范》“无陂”为“无颇”，是以后人之韵改古人之文也。宋儒谓《论语》“学易章”“五十”当作“卒辨”，者以篆文“卒”字与“五十”字逈不相侔，是以后人之字改古人之文也。我
皇上考二戴之传，述掲六书之渊防，于「身子」「二字篆文。
相近致误之处特为
指明诚为探万古文字之源，而理正词安，郑、孔以下诸儒之傅防，迁就支离，轇轕俱无所事矣。
御制三韩订谬
尝读《后汉书·三韩传》，称辰韩人儿生欲令头扁，皆押之以石，讶其説之悖于理，而肆为诡诞以惑世也。夫以石押头，壮夫且不能堪，而以肆之初堕地之小儿，实非人情所宜有。间考三韩建国本末，诸史率多抵牾。以方位准之，葢在今奉天东北、吉林一帯，壤接朝鲜与我国朝始基之地相近。
译自身对君主有好处，就应当去做，何况用委曲自己的方式来使君主向善呢？"周公做得非常好。郑康成把"于"训读为"迂"，"迂"是宽广、盛大的意思。后代讲解经义的人多半沿袭这种说法而加以附会。孔颖达的疏则认为周公使君主受益于自身，是德行优渥宽厚、广博而昌盛；黄敏求、陈祥道、方悫则有的认为周公是委曲自身以匡正君主，有的认为"迂身"不是"直躬"的意思，有的认为周公申明世子礼法是一种"致曲"（委曲求全）的做法，这些说法都不合乎道理。周公摄政的时候，成王已经是君主，不能鞭打他，所以鞭打伯禽来警戒成王，这个道理十分正当，做法也十分正直，本来就没有什么迂曲迁就的私心。孔颖达的疏申引"广大"的解释，用委曲繁琐的话来讲经义，反而使经义变得晦涩不明。偶然翻检《永乐大典》，看到陈懋赏《集说》说："何况用端正自身的方式来使君主向善呢？"这是"大人端正自身而使万物端正"的道理，说法比较直截了当。用"于"来训释"于"字的意思固然是对的，可是"身"字的解释还没有能够贴切。因此考证古篆"身"字写作类似"子"字的形状，两字相似，怀疑或许是当时传抄写录时出现的讹误。如果原文是"于其子以善其君"，那就与周公所做的事恰好相合，无论从道理上还是从文字上都没有不合的地方。郑康成大概是没有考虑到"子"字被误写成"身"字，于是就勉强附会训释。后代的儒者更进一步跟着做出各种解说，使得孔子的话、周公的事都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勉强解释而误导后学，这是不可以的；进而因为这种勉强的解释而诬蔑孔子，并连带诬蔑周公，那就更加不可以了。这是不能不加以辨明的，只是经文传诵已久，没有更改订正的道理，姑且记下我所见到的看法，以留待后世考订古籍的人参考。
臣等谨案：唐代开元年间的《易》《尚书》古文，依从今文而作改动，《洪范》篇中"无陂"改为"无颇"，这是用后人的用韵来改动古人的文字。宋代儒者认为《论语》"学易章"中的"五十"应当作"卒辨"，是因为篆文"卒"字与"五十"两字形状十分相近，这是用后人的字形来改动古人的文字。我皇上考订《礼记》二戴的传注，阐发揭示六书（文字学）的渊源，对于"身""子"二字篆文相近而导致讹误之处特意加以指明，实在是探求了千古文字的本源，道理正确、措辞妥当，郑玄、孔颖达以下诸儒的附会曲解、迁就支离的说法，都因此无从立足了。
御制三韩订谬
我曾经读《后汉书·三韩传》，记载辰韩人生下孩子想要让头形扁平，都用石头压他的头，我很惊讶这种说法违背常理，认为是荒诞不经的话来蛊惑世人。因为用石头压头，健壮的成年人尚且不能忍受，何况用来压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子，这实在不是人之常情所应有的事。我曾考察三韩建国的本末，各史书大多相互矛盾。以方位来推断，大概在如今奉天东北、吉林一带，土地与朝鲜相接，和我国朝创业初期的地方相邻近。国朝旧俗，孩子生下几天后就放在卧具中，让孩子仰卧其中，时间久了脑骨自然变得扁平，头形看起来像是扁的，这其实是习惯使然而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辰韩的情况大概也是类似的。范晔（蔚宗）不明白其中的缘故，从而曲意加以解释，实在是太荒谬了。又比如汉人生下孩子，常常让孩子侧卧，时间久
国朝旧日，儿生数日即置卧具，令儿仰寝其中，久而脑骨自平，头形似扁，斯乃习而自然，无足为异。辰韩或亦类是耳。范蔚宗不得其故，从而曲为之解，甚矣其妄也。且如汉人生儿，常令侧卧，乆而左右角平，头形似狭；防古人生儿，以韦▯束之，木版植立于地，长则股形微箕。此亦皆习而自然，无足为异。借如蔚宗所言，岂汉人、防古亦皆以石押之，令其头狭而股箕乎？若夫三韩命名，史第列马韩、辰韩、弁韩【亦曰弁辰】而不详所以称韩之义。陈夀《魏志》直云“韩地”，韩王；鱼豢《魏畧》且以为朝鲜王准冒。
姓韩氏，其为傅防尤甚。葢《国语》及防古语皆谓君长为汗，韩与汗音相混。史载三韩各数十国，意当时必有三汗分统之。史家既不知汗之为君，而庸鄙者至譌韩为族姓，何异扣槃扪籥以喻日哉？且中外语言不通，不能强为诠解者，势也。今夫天昭昭在上，人皆仰之。然汉语谓之天，国语谓之阿卜喀，防古语谓之腾格里，西畨语谓之那木喀，囘语谓之阿思满。以彼语此，各不相晓，而人之所以敬与天之所以感，则无弗同。若必一一以汉字牵附臆度之，能乎？不能夫韩与汗音似义殊谬，而失之诬，犹可也。至于
译了左右两侧的头角就会变得扁平，头形看起来像是狭长的；再比如蒙古人生下孩子，用皮带束缚，木板竖立在地上，孩子长大后腿形就会微微呈箕状。这些也都是习惯使然而自然形成的，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假如按照范晔所说的道理，难道汉人、蒙古人也都是用石头压头才使得头形变狭、腿形变箕吗？至于说到三韩的命名，史书只是罗列了马韩、辰韩、弁韩【也叫弁辰】，却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称作"韩"。陈寿《三国志·魏志》直接说是"韩地"、"韩王"；鱼豢《魏略》甚至认为是朝鲜王准冒姓韩氏，这种附会就更严重了。考《国语》以及蒙古语都把君长称作"汗"，"韩"与"汗"读音相混。史书记载三韩各有几十个国家，我想当时一定有三个"汗"分别统治这些地方。史家既然不知道"汗"是指君长，浅陋的人竟然把"韩"误认作族姓，这与用瓢舀水、摸索着数竹管来比喻太阳有什么区别呢？而且中外语言不相通，不能勉强加以解说，这是自然的道理。就譬如天在上面昭昭可见，人人都仰望它。可是汉语称它为"天"，满语称它为"阿卜喀"，蒙古语称它为"腾格里"，西藏语称它为"那木喀"，回语称它为"阿思满"。用这种语言去理解那种语言，各不相通，可是人们对上天的敬畏、以及被上天所感应的心情，却是没有不相同的。如果一定要用汉字逐一牵强附会地去揣度它，能做到吗？做不到。"韩"与"汗"音相近而意思不同，这样的错误，还是可以谅解的。至于……
以石押头之谬，实悖于理，斯不可也。然则余之《三韩订谬》之作，乌容已乎哉？
【臣】等谨案：史家之失，穿凿为甚。葢由见理不明，而设词多诞也。三韩之名，出于当时之自称，而不习其语者，遂以为韩地、韩王，甚且以为韩姓。固罔知「汗」之当作何字，且「汗」之当解何义也？字义不明，无惑乎它説之悉悖于理矣。有
御制订谬之作，而三汗之字之义乃昭然，足以破千古之讹矣。此其▯，至辽、金、元三史而益棼，人地官名俱无正音。
译用石头压头这种荒谬说法，实在悖于情理，这是不可信的。既然如此，那我写作《三韩订谬》一书，又怎能停止不做呢？
臣等谨案：史家的失误，穿凿附会最为严重。这大概是由于见识不明，因而措辞多有荒诞之处。「三韩」这一名称，本出于当时人的自称，而不熟悉他们语言的人，便以为是指韩地、韩王，甚至以为是韩姓。他们本来就不知道「汗」字应当写作什么字，也不知道「汗」字应当作何解释。字义既不明白，无怪乎其他说法都完全悖于情理了。有了皇上御制的订谬之作，三个「汗」字的含义才得以昭然明白，足以破除千古以来的讹传。这一情况，到了辽、金、元三史更加纷乱，人名、地名、官名都没有正确的读音。
皇上特勅改正三史国语解
颁之学官，以正托克托、宋濓之舛，其详具见《本书》云。御制《道命録》识语。
昨命词臣校勘《永乐大典》，得李心传《道命録一册，集当时论伊川程子之事，以道属之，而以命惜之所见不衷于理，曽题诗帙首并序而正其失。兹内廷翰林覆校《天禄琳琅》旧藏，有元板《道命録十卷，重以《永乐大典》本校之，则前六卷相同者过半，其刋本有而写本无者计二十八条。第七卷以下则写本皆不録，疑其为未全之书。及细检之，又有冩本所录而刋本无者凡八条，似《大典》别有所据。考李心传原序，专以伊川为言，而刋本则兼及朱子，并附濓洛闗闽事。复考程荣秀序云：「李秀岩《道命录》五卷，梓在江州，燬于兵。荣秀尝得而读之，疑为初稿，欲删定而未成。兹因原本畧加厘次，十卷如左云云。」今《大典》写本止载伊川事，与心传序合，或写本乃钞江州初梓之本，而龟山书院所镌十卷兼及朱子诸人，乃荣秀増定之本耳。因识原诗后，以俟考其元板书前篇已有甲子题语，兹不复録。
【臣】等谨案《永乐大典》在当时以为搜采极博矣，而所载《道命録》尚为不完之本，证以
天禄琳琅之元刻益信我
朝秘府储藏之富前古无伦也
皇上题诗，附识于两本多寡完缺之故，校勘必审辨析。
必详
典学精勤，有占毕下士所未能万一者，葢
皇上于四库全书呈进时毎
亲加乙览
圣心所防发为
天章凡数百余首，美富奥博，莫测津涯，咸在。
御制诗集，中兹以本书之例，不具载云。
皇朝通志卷一百五
钦定四库全书
皇朝通志卷一百六
校讐畧【二】
武英殿校刋十三经注疏考证【易经至礼记共一百六十七条】易经周易经传原目，韩康伯注音义，王辅嗣止注大经句，监本大譌。六先儒以上下经二篇为大经，据毛居正六经正误改。乾卦彖注：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郭京谓：健也者，健字应作干。疏云：天是定体之名，干是用体之称，体即形也，足明用形是干健字，以音近而譌。坤卦初六：履霜坚氷，隂始凝也。郭京曰：隂始凝也，上误増坚氷二字，履霜与坚氷时侯颇异，不合相连结义。按魏志许芸引易传，亦作初六履霜，无坚氷二字。屯卦君子以经纶。疏：纶谓防纶，句监本绳譌纲。又纶谓纬也，句纬亦譌纲，并据李鼎祚集解改。防卦六四：困防吝。疏：此释六四爻辞也。按疏例从无于本节之下自言此释某文者，此七字疑衍。需卦卦辞。疏：此需卦繇辞也。监本繇譌系，据毛氏本改。此六字疑亦衍文，他卦无此例。九二注：履健居中，中譌实，据毛氏本改。
译灭掉夏后相的人是寒浞，不是后羿，各本都错了。
《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疏"桀奔南巢"一段，监本错误地排列在后面"奉若天命"注文之下，而且这一篇疏文大多不依经传次序，如今校改。
《太甲上》"自周有终"，传"周，忠信"一句，旧说认为"自"是"由"的意思，由忠信之道就能有好结果。王柏说："周"字应作"君"字。金履祥说古文"君"字与"周"字形似，所以致误。吴澄《书说》也说应作"君"字。
《牧誓》序疏，监本错误地排列在后面标目之下，如今校改。
《洪范》"无有作好"，传"不要恣意妄为地出于私心好恶"一句，监本"为"字讹作"无"字，如今校改。
"四曰攸好德。"疏"喜好邪恶的人，不知道邪恶是邪恶，反把邪恶当作善"二句，监本脱漏"谓恶"二字，如今校补。
《康诰》"惟三月哉生魄"，疏"太保从戊申到第七天庚戌"一句，按《召诰》说"越三日庚戌"，从戊申到庚戌是三天，这里作"七日"是错的，各本相同。有人怀疑《召诰》疏说庚戌是第七天，然而这里的文字不应如此。
"王曰：'呜呼，小子封！'"疏"之所以可敬畏，是因为他辅佐真诚的缘故"二句，监本脱漏"所以可畏"四字，如今校补。
《洛诰》序"使来告卜"，传疏监本错误地排列在后面标目之下，如今校改。
《多士》序"殷遗多士皆非在官"，监本作"皆非民事"，是错的，依据毛氏本校改。
《君奭》"有若散宜生"一句下，监本脱漏音义一百十八字，依据毛氏本补上。
《多方》"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疏"（成汤）作天下民主"一句下，监本脱漏"汤既为民主"五字，如今校补。
"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传"监，指成周的三监"，按这里指治理洛邑殷民的官员，不是指武庚时事。而且孔疏也未解释"三监"字义，可见"三"字是衍文。
《康王之诰》"宾称奉圭兼币"，疏说圭是致送马匹之物，"致马"旧本作"文马"，依据《觐礼》，贾公彦疏都说是用币帛致送的，应作"致马"为是，依据监本改正。又引《觐礼》："诸侯朝见天子，一匹马站立在前，九匹马跟随在后。"按《觐礼》原文作"匹马卓上，九马随之"，则"马卓上"之前应有一个"匹"字。
《君牙》序疏"穆王命其臣"一段，监本错误地排列在经文中，插入"春冰"一句之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