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

译火，其声为徵；天一与地六相合而生水，其声为羽。五声相生，轮流为宫，于是用八音来播扬它，用来宣发八方风气之和；再用十二律来调和它，用来顺应四时的和气。有了元气而后才有和气，有了元声而后才有和声。声音和谐则气就和谐，气和谐则形体和谐，形体和谐则天地相合之应自然显现。请让臣就古乐中可以在今天施行的部分，以及今乐与古乐相违背的地方来说一说。古代乐律的制度，阳律配属乾，阴律配属坤，所以演奏黄钟、歌唱大吕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来祭祀地祇；演奏姑洗、歌唱南吕来祭祀四望；演奏防賔、歌唱凾钟来祭祀山川；演奏夷则、歌唱小吕来祭享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来祭享先祖。这是因为人声与乐声相配合，快慢高低都各有节度。如今的乐律职掌在太常寺协律郎手中，传承既久便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用意，运用方式已经不同，也得不到原本的元声，其中阴阳配合的道理、律吕子母相生的义理，恐怕未必都能符合古制。古代设置乐舞，文舞执羽籥，武舞执干戚，所以祭祀天神就跳云门之舞，祭祀地祇就跳咸池之舞，祭祀四望就跳大磬之舞，祭祀山川就跳大夏之舞，祭享先妣就跳大濩之舞，祭享先祖就跳大武之舞。这是因为乐舞与乐律相呼应，而舞蹈的进退快慢都合乎法度。如今的乐舞只是由太常寺乐舞生练习，朱漆的盾牌、玉制的斧钺只是画在服装上，皇（羽）旄和臯（羽饰）也不能在佾舞的行列中分辨出来，其中乐师所掌六舞的仪节、舞师所掌四舞的节度，恐怕未必都能符合古制。古代大飨之礼，是用来亲近君臣的。《周礼》中天子宫悬之制，凡飨食之礼演奏燕乐，歌唱的乐工在堂上，舞者的位置在堂下，琴瑟设在堂上，钟鼓设在庭中，各自依照其类别，彼此不相僭越。如今大祀庆成时在奉天殿设宴，由教坊司承应演出，雅乐俗乐混杂，侏儒杂技混杂其中，恐怕不是用来恭承上天恩泽的合适方式。古代耕耤之礼，是用来重视农事的。《周礼》记载天子出入就演奏《王夏》之乐，司空清扫祭坛，农正陈设耤田之礼，郁人进献香酒，牺人进献甜酒，各司其职，互不越权。如今天子亲耕耤田，在先农坛设乐，由教坊司承应演出，众多伶人纷扰喧闹，各种杂剧喧嚣，恐怕不是用来表率天下百姓重视农事的合适方式。凡此种种，都应急切加以厘正。宋代儒者周敦颐说："音乐，古代用来平静人心，如今却用来助长欲望；古代用来宣扬教化，如今却用来滋长怨恨。不恢复古代礼制，不改变如今的音乐，却想达到天下大治，那是相差太远了。"有人以为元声难以知晓，古乐难以恢复。臣遍考典籍，讲论音乐的学说还是存在的：论述音乐根本的，有《乐记》；记载音乐礼仪的，有《仪礼》。自周代以后，虽然失传，但司马迁撰写《律历书》，班固继承其说，因此有三统之论；蔡元定撰写《律吕》之书，朱熹称赞它，认为可以自成一家之言；至于陈旸的《乐书》，则更是完备记载了古今的制度，没有遗漏。然而想要求得元声，应当求之于经典。《易经》说："雷从地中震动而出，这就是豫卦，先王取法于此来作乐崇尚德行。"雷，是运行天地元气、来鼓动万物萌发生机的东西。知道雷是元气所发，就知道音乐是元气所宣发的了。舜命夔说："诗表达志意，歌咏唱出言语，声音依循咏唱，音律调和声音。"我朝太祖对熊鼎说："音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谐那么八音自然谐和。"这番教训，正是舜命夔的用意。《礼记》说："只知道声音而不知道音乐的，是禽兽；只知道音乐而不知道乐理的，是普通百姓。"臣并

译非精通音乐的人，姑且陈述所听闻的，依照古代乐书分条来加以论说：

第一，考察五声来审定八音。《礼记》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轮流作为宫音。"孟子也说："不用六律，就不能校正五音。"五音，是天地自然而生的声音。在天为五星的精气，在地为五行之气，在人则为五脏所发之声。发自脾脏、闭口而通畅地发出来的，叫做宫；发自肺脏、张口而吐出来的，叫做商；发自肝脏、张口涌唇发出的，叫做角；发自心脏、齿合唇开发出的，叫做徵；发自胃、齿开唇聚发出的，叫做羽。宫音属土行，象征君主，其性为信，其味为甘，其色为黄，其所主之事为思，其方位为戊己，其数为八十一，其声音重厚而舒缓，就像牛在〇（鸣叫），主合聚之义。商音属金行，象征臣子，其性为义，其味为辛，其色为白，其所主之事为言，其方位为庚辛，其数为七十二，其声音清亮而敏捷，就像羊离开羊群时的鸣叫，主张扬之义。角音属木行，象征百姓，其性为仁，其味为酸，其色为青，其所主之事为容貌，其方位为甲乙，其数为六十四，其声音〇（低沉）而约束，就像野鸡登上树木时的鸣叫，主涌发之义。徵音属火行，象征事务，其性为礼，其味为苦，其色为赤，其所主之事为视，其方位为丙丁，其数为五十四，其声音浮泛而急促，就像猪受惊时的鸣叫，主分散之义。羽音属水行，象征万物，其性为智，其味为咸，其色为黑，其所主之事为听，其方位为壬癸，其数为四十八，其声音散淡而空虚，就像马在原野鸣叫，主吐发之义。宫音数为八十一，向下相生而得徵音；徵音数为五十四，向上相生而得商音；商音数为七十二，向下相生而得羽音；羽音数为四十八，向上相生而得角音；角音数为六十四。五种颜色相配成文而不紊乱，八方之风顺应音律而不邪僻，各种法度都有其数而保持恒常。《史记》说：宫音感动脾脏而使人和顺圣明，商音感动肺脏而使人和顺守义，角音感动肝脏而使人和顺仁爱，徵音感动心脏而使人和顺守礼，羽音感动肾脏而使人和顺明智。听到宫音使人温和舒展、胸襟广大，听到商音使人方正而崇尚道义，听到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听到徵音使人乐于行善而喜好施舍，听到羽音使人整肃而崇尚礼节。声音的道理，是与政治相通的。伏愿皇上昭示宣明祖训，敕令有关部门，延请访求精通音乐的儒者，遴选掌管音乐的官员，务必看重这个职任而不轻率对待，把它当作常务；使他们长久任职而不轻易更换，形成定规。凡是协律郎，必须选择品行端正谨慎、精熟音律的人，不许虚应故事，让卑劣庸滥之人混杂其中。凡是乐舞生，必须选择年富力强、熟悉礼节的人，不许滥收平庸之辈，让琐屑龌龊之人混迹其中。这样才能使教化预先有根基，练习长久而自然化成，古乐就可以恢复了。

第二，考察八音来审定十二律。《易经》说："易有太极，这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因此只有乾卦是天下至阳之气，石音就归属于它；只有坤卦是天下至阴之气，土音就归属于它。竹音属震，革音属坎，匏音属艮，虽然卦象不同，但都同属于阳，都本于乾。木音属巽，丝音属离，金音属兑，虽然卦象不同，但都同属于阴，都本于坤。所以石音是乾音，它对应的风是不周风，它的声音温和坚实，它的音辨明清晰，是立冬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玉磬、毊磬、编磬、离磬、笙磬、颂磬、球磬、寋磬。革音是坎音，它对应的风是广莫风，它的声音隆盛宏大，它的音欢腾，是冬至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鼓、拊、鼙、鼗、应鼓、□、〇、提鼓、雷鼓、灵鼓、建鼓、足鼓、盈鼓、悬鼓。匏音是艮音

译，它对应的风是融风，它的声音崇聚浓厚，它的音凄怆，是立春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凤笙、巢笙、大竽、小竽、和笙。竹音是震音，它对应的风是明庶风，它的声音清越，它的音温和，是春分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箫、籥、管、篞、〇、簥、篴、篪、簜。木音是巽音，它对应的风是清明风，它的声音茂盛畅达，它的音正直，是立夏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祝、敔、止、籈、椌楬、防牍。丝音是离音，它对应的风是景风，它的声音〇（幽）微，它的音悲哀，是夏至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琴、瑟、离琴、中琴、小琴、洒瑟、中瑟、小瑟。土音是坤音，它对应的风是凉风，它的声音含蓄宏大，它的音浑浊，是立秋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土鼓、瓦鼓、埙、缶、雅埙。金音是兑音，它对应的风是阊阖风，它的声音防容（宽宏），它的音铿锵，是秋分的节气。作为乐器，它表现为钟、镛、编钟、镈钟、剽、栈、錞、镯、钲、铎。《乐记》说："钟声铿锵响亮以立号令，号令使人生出气概刚强之志，刚强就能建立武功。君子听到钟声，就想到武臣。"石音磬，磬声用来立分辨之义，分辨的极致是致死尽节。君子听到磬声，就想到为守卫疆土而死的臣子。丝音悲哀而清廉，清廉可以确立志向。君子听到琴瑟的声音，就想到重义守志的臣子。竹声繁盛以聚合众人。君子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想到蓄养聚集人才的臣子。鼓鼙的声音喧腾以激发行动，行动可以推动众人前进。君子听到鼓鼙的声音，就想到统率军队的将帅之臣。所以观察人心所感发的东西，天下的情状就可以看出来了。伏愿皇上昭示宣明祖训，敕令有关部门，精心制作八音乐器，务必选择合适出产的地方，就像峄山之阳的桐木、泗水边的石头，这样气质完备而不会有差错。调和各种乐器合奏而成，务必辨明其旋宫的节度，就像玉璧的相合、珠子的相连，这样乐音才会宏大而有章法。用十二律作为节度，向上取法于天象的规律；用十二声作为剂量，向下宣发月令的节气，这样才能既合乎古制而不失其正，又不违背当今而可以流传久远。

第三，考察十二律来审定旋宫。《易经》说："神，是能使万物变化神妙而言说的东西。能鼓动万物的，没有比雷更迅疾的了。"能摇动万物的，没有比风更迅疾的了；能使万物干燥的，没有比火更炽烈的了；能使万物喜悦的，没有比湖泽更能使万物喜悦的了；能润泽万物的，没有比水更能润泽万物的了；能终结万物、又能开始万物的，没有比艮更旺盛的了。因此万物孳生萌芽于子月，纽结萌牙于丑月，引发通达于寅月，冒出茅芽于卯月，振发美好于辰月，已经茂盛于巳月，遍布张扬于午月，晦暗隐藏于未月，坚实成形于申月，防熟（成熟）于酉月，全部收藏于戌月，闭藏包容于亥月。阳气凝聚于子位，称为黄钟，它的岁名是困敦，星宿是虚宿，星次是须女，辰位是星纪，节气是冬至，卦象是乾卦的初九。阴气回旋于丑位，称为大吕，它的岁名是赤奋若，星宿是牵牛，星次是建星，辰位是玄枵，节气是大寒，卦象是坤卦的六四。万物凑集于地而萌发，称为太簇，它的岁名是摄提格，星宿是箕宿，星次是尾宿，辰位是娵訾，节气是启蛰，卦象是乾卦的九二。阴阳相互夹杂而聚合，称为夹钟，它的岁名是单阏，星宿是心宿，星次是房宿，辰位是降娄，节气是春分，卦象是坤卦的六五。万物防（并）齐而共同发生，称为姑洗，它的岁名是执徐，星宿是氐宿，星次是亢宿，辰位是大梁，节气是清明，卦象是乾卦

译的九三。万物旋（一作旋）转而向西运行，称为仲吕，它的岁名是大荒落，星宿是轸宿，星次是翼宿，辰位是实沈，节气是小满，卦象是坤卦的上六。阴气接续阳气而作为宾客，称为防賔，它的岁名是敦防，星宿是张宿，星次是七星，辰位是鹑首，节气是夏至，卦象是乾卦的九四。万物成熟而繁茂众多，称为林钟，它的岁名是协洽，星宿是柳宿，星次是井宿，辰位是鹑火，节气是大暑，卦象是坤卦的初六。万物平易而各有法则仪度，称为夷则，它的岁名是涒滩，星宿是觜宿，星次是参宿，辰位是鹑尾，节气是处暑，卦象是乾卦的九五。阳气旋转进入南方，称为南吕，它的岁名是作噩，星宿是毕宿，星次是昴宿，辰位是寿星，节气是秋分，卦象是坤卦的六二。阳气已尽而终结，称为无射，它的岁名是阉茂，星宿是胃宿，星次是奎宿，辰位是大火，节气是霜降，卦象是乾卦的上九。阴阳交相感应而初步闭藏，称为应钟，它的岁名是大渊献，星宿是壁宿，星次是室宿危宿，辰位是析木，节气是小雪，卦象是坤卦的六三。因此黄钟律管长九寸，向下相生而得林钟；林钟律管长六寸，向上相生而得太簇；太簇律管长八寸，向下相生而得南吕；南吕律管长五寸三分有余，向上相生而得姑洗；姑洗律管长七寸一分有余，向下相生而得应钟；应钟律管长四寸六分有余，向上相生而得防賔；防賔律管长六寸二分有余，向上相生而得大吕；大吕律管长八寸三分有余，向下相生而得夷则；夷则律管长五寸五分有余，向上相生而得夹钟；夹钟律管长七寸四分有余，向下相生而得无射；无射律管长四寸八分有余，向上相生而得仲吕；仲吕律管长六寸五分有余，再向上相生而复得黄钟，如此变化无穷。《乐记》说："清明象征天，广大象征地，终而复始象征四时，周而复旋象征风雨。"这就是圣人制作音乐的根本。伏愿皇上昭示宣明祖训，敕令有关部门，历考雅乐的篇章，革除俗乐的部类。凡是淫邪不正的声音，扰乱正音的，都要斥退，不许再使用；凡是妖冶邪僻的技艺，出于奇诡邪僻的，都要禁止，不许再练习。这样，教化风气就能从近处推行开去，大道就能成为天下公器；风俗就能从远方得到匡正，颂扬之声就可以兴起了。"

皇帝下令礼部详加商议，礼部尚书李时等人商议大略说："太常寺所传的音律，不但不合乎古代制度，就是对本朝开国制作乐制的本意，也很少有留存的了。但是想要更改，恐怕难以骤然施行。应当选拔精通音律的人，让他们逐一斟酌商议处理。至于朱漆盾牌、玉制斧钺，只是画在服装上；皇（羽）帗、旄、臯（羽饰），也不能在佾舞的行列中分辨，这确实不符合古人乐舞的本义。至于庆成、耕耤时的乐章乐舞，雅乐俗乐混杂，其中有平定天下、安抚四夷、车同轨书同文、表率端正万邦、天命所归者有德等内容，又有黄发儿童、白发老人以及蛮夷队舞，都属于承应演出。既然称为承应演出，那就明显是俗乐了。祭祀专门使用雅乐，朝会宴飨兼用俗乐，自唐宋以来都是如此。只是庆成礼中有仰承天恩、感念地德的乐曲，如今庆贺圜丘祭天礼成却仍旧使用感念地德的乐曲，似乎没有道理。况且各篇乐章的歌词大多鄙俗，实在不应使用。朝廷把这些传给后世，应当奉命考订确定音律，等待真正懂得的人来施行。羽籥干戚这类舞具不应只画在服装上，应当依照礼制重新确定；至于朝会宴飨等乐，暂且依旧沿用。今年冬至日大祀之后宴飨所用乐章曲名，还是交由翰林院官员撰写使用。"当时廖道南奉命选定进献庆成乐章

译九奏，共四十九章，把"感地德"改为"感昊德"。

致仕的太仆寺丞张鹗请求考订确定雅乐。

吏科都给事中夏言推荐已经致仕的甘肃行太仆寺丞张鹗应诏，皇帝命令吏部催促召他入京。张鹗到京后，请求确定元声，恢复古乐。他说，大乐要归于纯正，必须先确定元声。元声起自天地未开、混沌初萌之时，亥时子时相承接的时刻，累积丝毫而成毫，累积毫而成厘，累积厘而成分。一个时辰分三十分，一天有十二个时辰。所以声音产生于日，音律起于辰，气在声之先，声跟随在气之后。如果拘泥于乐器来求取气，那么气就不能被乐器招致，反而会被乐器所限制。凭什么来确定黄钟、推算历法的起点呢？所以不如采用蔡元定的方法，多截取一些竹管，来仿照黄钟律，长短每次相差一分，冬至那天依照律管〇（吹）候，依法取气。就像众多律管中最先飞出灰烬的那一根，就得到了元气，验证其时刻。如果在子初二刻，就把子初一刻移到子初二刻；如果在子正二刻，就把子正一刻移到子正二刻。希望命令钦天监懂历法的官员一人，与臣一同参详考订元声，或许可以求得（《乐律志》说：有见识的人认为张鹗本来没有确定的见解，姑且这样说说罢了）。又说编钟设十六枚，古人并非只是为了好看，而是为旋宫转调而设置的。其下面八钟，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防賔、林钟；其上面八钟，是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近代只用黄钟一均，而不遍设十六钟，那么古人设立音乐的方法已经丧失了。何况太常寺只用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等字来记谱，距离古制更加遥远。况且两个律共用一个字，比如黄钟为"六"、"合"看似合理；又把大吕当作"下四"，太簇当作"高四"，夹钟当作"下一"，姑洗当作"高一"，夷则当作"下工"，南吕当作"高工"之类，凭什么去旋钟取律？所以只能局限于黄钟一均而已。而且黄钟、大吕、太簇、夹钟被当作上四清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黄钟是君，尊贵无比，黄钟作为宫音，那么其余十一律都受它节制，臣民事物没有敢超越僭越的。至于夹钟作为宫音，那么向下相生得无射为徵音，无射向上相生得仲吕为商音，仲吕向下相生得黄钟为羽音。然而黄钟本律的声音较长，并非仲吕作为商音三分损一之后的层次，所以要用黄钟的子声作为羽音——子声就是上黄六的清声，正是因为不敢用黄钟的全声，而只用它的一半。姑洗以下各律的均率也是这样，这就是四清声得以设立的缘故。编钟十六枚，道理也是这样。宋代胡瑗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把四清声的钟都做得围径较小，以适应这个原理。黄钟、太簇二声虽然与大吕、夹钟二声相合，但也不能因此就使十二律、五声都失去了准确的音高。李照、范镇只用十二律，不用四清声，他们符合三分损益之法的地方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夷则以下的律，其所代表的臣民事物之间，又怎能有尊卑之分而不相互侵犯呢？臣又考察《周礼》所说圜钟、凾钟、黄钟分别为天地人三宫之说，其中有荐飨的乐曲，有降神的乐曲。所谓荐神之乐，是演奏黄钟、歌唱大吕，子丑相合，跳云门之舞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寅亥相合，跳咸池之舞来祭祀地祇；演奏姑洗、歌唱南吕，辰酉相合，跳大韶之舞来祭祀四望；演奏防賔、歌唱林钟，午未相合，跳大夏之舞来祭祀山川；演奏夷则、歌唱小吕，巳申相合，跳大濩之舞来祭享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卯戌相合，跳大武之舞来祭享先祖。所谓降神之乐：冬至祭天于南郊的圜

译名分两全，神明与人心都会感到欣悦了。恳请敕令礼部速速加以改正。"皇帝下诏交给礼部尚书李时等人复奏说："张鹗所说的，与臣等所听闻于律吕各书的道理深相符合。黄钟一调，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防賔为变徵，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旧乐章用合、用四、用一、用尺、用工，却去掉了防賔的勾字，而越级使用再生黄钟的六字，这是旧乐章的失误。至于林钟一调，则以林钟为宫，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大吕的半声为变徵，太簇的半声为徵，姑洗的半声为羽，防賔的半声为变宫。近来沈居敬更改乐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合是黄钟，四是太簇的正声，一是姑洗的正声，六是黄钟的子声，用林钟作宫音，却所用的角、徵、羽音都不是这一均本该有的声音，这就大错特错了。况且林钟一调，不适宜用在宗庙祭祀中，而太庙与世庙不应该用不同的调式，这个见解尤其精当。从今以后，应当沿用旧的协律音乐，只需加上防賔的勾声，去掉再生黄钟的六字，改用相应的凡字，从而完成黄钟一均，这样对于我皇上感格神明的诚意，会大有裨益。"皇帝说："乐音就依此更改确定，不要耽误了宗庙祭享的使用。"沈居敬等人则被下令交由法司逮捕问罪。

嘉靖十四年，太常寺卿张鹗请求设置特钟、特磬，作为演奏的节度；恢复宫悬之制，以完备古代制度；〇（校验）元气，以确定钟律。

张鹗升任太常卿，再次申述以前的说法，提出三件事。他说：臣曾私下思考，音律的发端起始于亥时子时相承接的时刻，天地未开、混沌初萌之后，神灵借助形体而产生数理，数理成形而形成声音。圣人的心思与数理相契合，神明奇妙地寓于数理之中。声音从心而生，音律从声音而出，于是制作音乐来沟通天地之德，以合乎神人之和，本来不需要依靠个人的私智造作而后才有所成就。所以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谐所以万物不会失序，有节度所以要祭天祭地。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这难道是小事吗？臣虽然十分愚钝，怎敢不竭尽心力来抒发浅陋的见解？臣先说俗乐，用来破除其不正确之处；再说雅乐，用来使其归于正道。俗乐以黄钟为正宫，商调则为大石调，角调则为大石角调，羽调则为般涉调，四声虽然齐备，但是徵宫却没有。宫声共有七调：用律管的六字孔黄钟清声作为宫音，其声音极其清亮，对应的时辰是子；用大吕作为高宫，五字孔太簇清声作为商音，其声音也清亮，对应的时辰是丑；用夹钟作为中吕宫，一字孔，其声音微浊，对应的时辰是卯；用中吕作为道调宫，工字孔作为变徵，其声音渐渐浑浊，对应的时辰是巳；用林钟作为南吕宫，尺字孔作为徵音，其声音清浊各半，对应的时辰是未；用夷则作为仙吕宫，工字孔作为羽音，其声音渐渐清亮，对应的时辰是申；用无射作为黄钟宫，凡字孔无射作为变宫，其声音高亢清亮，对应的时辰是戌。这样清浊颠倒错调，天干地支不成伦序，或凌越，或怠慢，或〇（急促），或靡曼，法度没有依据，性情失去本原，这是乱世的音乐。雅乐以黄钟为宫，就以太簇为商，姑（洗为角……原文至此中断）

译(姑)洗是角音，蕤宾是变徵，林钟是徵音，南吕是羽音，应钟是变宫。黄钟系统共有七调：黄宫属子位，律管长九寸，声音浑浊；太商属寅位，律管长八寸，声音略浊；姑角属辰位，律管长七寸一分，声音半浊半清；林徵属未位，律管长六寸，声音略清；南羽属酉位，律管长五寸三分，声音清亮；蕤宾律管长六寸二分有余，属午位，是变徵；应钟律管长四寸六分有余，属亥位，是变宫。因为它们各隔两个地支，所以能相互调和而不紊乱。上下不相侵犯，纲纪不乱，不凌越不怠慢，不浮华不靡曼，本于性情，考之度数，这是治世之音。辨明了这雅俗宫调的区别，那么大吕以下的宫调也可依此类推了。俗乐把浊音当清音，把清音当浊音，吕强律弱，如何能奏出旋宫转调而成均调呢？雅乐则以律长的为浊律，律短的为清律，阳律开辟、阴律收敛，足以构成大均，并顺应正律。

臣又考察了俗乐演变的由来。自隋代郑译开始，逐条制定七均，辗转相生，形成八十四调，清浊混淆，纷纷更改而无统绪，竞相制作新声，用律来带头搞乱。后来又有犯声、侧声、正声、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等法，支离破碎、无据可考，随意变化的声音再无条理。到唐天宝十三年，开始下诏令法曲与胡部合奏，从此完全失去古法。只用尺、工等十个字的谱式，钟磬的十六种声音，一字兼代两律，两律共用一声，雅乐的正统大概就此失真了。

臣刚到京城时，太常雅乐只用六口钟，其余都是不响的哑钟，而且宫声长久沿用不变，变徵也不齐全。臣曾陈述雅乐之说，并更正了它的律制。考究此事，自隋文帝以来，专奏黄钟一均，一直沿袭到现在。宋儒胡瑗知道这个问题，所以把四清声的钟都缩小围径来迁就，结果黄钟、太簇二声虽然相合，大吕、夹钟二声却又不对，于是使十二律五音都不能得其正，也就不能成乐了。李照、范镇只用十二律，又去掉四清声，凡合于三分损益的就和谐了。可是自夷则以下，其中所象征的君臣、民众、事物，又怎能尊卑分明而不相互侵犯呢？

臣就悬挂十六钟旋宫而言：以黄钟为正宫，则以应钟为变宫，各调通行无碍。以大吕为宫，则以黄钟为变宫，哪有臣子役使君主的道理呢？所以用黄钟清声的子声来代替。以太簇为宫，则以大吕为变宫，哪有下位役使上位的道理呢？所以用太簇清声的子声来代替。夹钟为宫，不可以黄钟为羽，只能用黄钟清声的子声代替。姑洗为宫，不可以大吕为羽，只能用大吕清声的子声代替。仲吕为宫，不可以太簇为羽，只能用太簇清声的子声代替。蕤宾为宫，不可以夹钟为羽，就用夹钟的子声代替。从黄钟宫到蕤宾宫，七宫齐备，一调形成，四清声从此用尽了。等到了林钟宫，以姑洗为羽，那就轻清到极点，不能成为乐音了。

宋儒朱熹说："十二正钟之外，还应当用十二子钟，只怕夹钟清声之上，声音近乎焦躁肃杀而不可再加了。况且人的声音高不超过五，低不超过合，这似乎也是声数不可勉强而为的。"

臣曾考究邵雍关于声音的学问，是理也是数。理因数而彰明，数因理而确定。收敛就是清，开辟就是浊。开辟的属于"调"，收敛的属于"切"。调有四声，切有四音。声有十干，音有十二支。干是唱主，

译支是应和。有声而无字的，就寄托于孔窍；有音而无字的，就寄托于口喙。一声一音，都不出这数理之外。那么夹钟清声之上便没有音，黄钟浊声之下便没有声。由此可以辨明历代纷纷更改的谬误。

臣又考察古代钟律，《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凫氏造钟：钟壁厚薄决定振动，清浊由此区分，钟口的侈弇由此产生。铢两有一定标准，分数不能有偏差。钟壁过厚则声音滞钝，过薄则声音散逸；钟口过侈过弇则声音局促而郁结。钟身长而带甬柄则声音散乱，钟身大而短则声音急促，钟身小而长则声音迟缓。钟的两角叫铣，钟顶的纽叫衡，衡上有旋，旋上饰有虫纹，环带布列成枚，分布在鼓、钲、舞之间。律的度数有十二等，所以失去这度数造成的偏差也有十二种，高低厚薄之类便是。声音的齐量有十二种，所以失去这齐量造成的偏差也有十二种，某肆、甄石之类便是。凡此种种，铸钟工匠不可不知。

其中大的叫特钟，单独悬挂一枚，是用黄钟律数的倍数铸成的；小的叫编钟，律数不加倍，十六枚编为一虡；还有镈钟，比编钟大而比特钟小。特钟高二尺三寸，甬柄长一尺二寸六分，直径三寸，两舞相距一尺三寸，横一尺一寸一分，两铣相距一尺五寸三分，横一尺六寸一分，钟枚三十六个，各长二寸五分，重二百三十八斤半，无铭文。大编钟高一尺六寸，甬柄长八寸，直径一寸二分，两舞相距六寸七分，横五寸三分，两铣相距一尺八寸，横八寸，钟枚三十六个，各长一寸六分，重四十六斤二两，无铭文。小编钟高七寸四分，纽高二寸一分，宽一寸四分，两舞相距四寸三分，横三寸一分，两铣相距五寸三分，横四寸二分，钟枚三十六个，各长三分，重五斤半，就是黄钟编钟，无铭文。镈钟高一尺七寸五分，纽高二寸一分，宽二寸三分，两舞相距一尺四寸七分，横一尺二寸三分，重一百二十二斤八两，有铭文四百九十二字。

按特钟特磬，只有天子的宫悬之乐才全部设置。考《周礼》，小胥掌管乐悬的位置，天子宫悬四面而设，象征王的宫室，因王以四方为家的缘故。依十二地支排列十二律，特钟、特磬各居其中，编钟、编磬各分列于四方。黄钟起于子位，蕤宾配于午位，夹钟居于卯位，南吕据于酉位，柷敔设于中央，各种鼓立于四隅，天干地支不乱，次第井然有条。共三十六虡：东方、西方磬虡在前，北面钟虡次之；南方、北方磬虡在前，西面钟虡次之。笙、箫、埙、箎之类系挂在编钟之下；隅鼓、琴、瑟之类系挂在编磬之下。四隅歌工依次立于两旁，文武二舞分立于左右。凡祭祀天神，用雷鼓、雷鼗；祭祀地祇，用灵鼓、灵鼗；祭祀宗庙，用路鼓、路鼗，都设在宫悬之内，由乐官掌管。轩悬之乐，去掉南面，镈钟、编钟、编磬各三，共九虡，设于辰、丑、申三位，三面建鼓也是如此，其余都与宫悬之制相同。乐曲未奏时，先击特钟以宣发其声；演奏结束后，再击特磬以收束其韵。这就是孟轲所说的"金声而玉振之"。

臣思考古人宗庙昭穆之乐，如果七庙依次亲自举行，各庙之乐应依次序演奏；如果昭穆之礼交替举行，就必须祖庙特钟一响，各庙之乐才闻声而知开始；特磬一响，各庙之乐才闻声而知停止。所以说："金声，是开始的条理；玉振，

译是终结的条理。开始条理，是智者之事；终结条理，是圣者之事。"圣智兼备，雅乐才算完备。

臣又考察周代铸钟的制度，有钟就有名，有名就有含义，这就是所谓制乐崇尚取象，并非浑然浇铸而无所依据的。比如龙钟，每面铸八条龙，沿边相向环绕，形状如腾跃之势，钟枚之间夹饰雷纹，大概是取飞龙兴雷雨、润泽天下的意象。虎钟，虎是西方的兽类，在人体脏腑中对应肺，肺主忧，大概是因为乐就是欢乐，欢乐到极点忧患必生，圣人常在未至之时便戒惧谨慎，所以钟上铸虎，大概是取节制享乐的意象。凤钟，鼓部之间饰以双凤，顶上又饰八凤，大概是取凤鸣岐山、预示周室兴王祥瑞的意象。防兽钟，防是山泽间的野兽，最难驯服的，如今使它兴起而作率舞之状，大概是取鸟兽都能驯顺的意思。如今的钟，臣不知道它们的名称，也不知道它们的含义。至于雷纹钟、蛟篆钟、双螭钟、星带钟，不可一一列举，它们的名称与含义都不是凭空虚设的。

臣考《周礼》，祭天时击圜钟，圜钟就是夹钟天宫，生发于房、心二宿之气，这就是大辰，是天地间的明堂，祭天从此宫起调。祭地时击函钟，函钟就是林钟地宫，生发于未位之气，在东井、舆鬼二宿之外，主司社稷地神，祭地从此宫起调。祭人鬼时击黄钟，黄钟就是人宫，生发于子位，子位之上有虚、危二宿之气，主司宗庙，祭宗庙从此宫起调。这圜钟、函钟、黄钟三宫之乐，臣已经逐一分类调协均齐了。

只是臣候气改律这一件事，几年来一直未曾顾及，并非没有考虑到。臣在嘉靖九年六月间，因言官务求虚名，举荐臣厘正郊坛雅乐之事，蒙皇上钦点征召来京。臣原以太仆寺寺丞改授太常寺寺丞，职掌雅乐。臣当时因冬至祭期迫近，仓促间难以马上更改，臣原来的奏疏中已说明先迁就厘正，以应急筹备大祀。祭祀之后，接着又有方泽等七坛的钟磬等乐，早晚校订调协，一年多才完成。这几年来又遇上水旱不调，气候不顺，所以不敢轻举妄动，拖延至今，深感惭愧虚耗光阴。

伏见去年阴晴适时，夏秋两季大获丰收，听年长之人说二十年来没有这样的丰收年景，而且去年冬天屡见瑞雪，今年春天多次降下灵雨。臣据此推知陛下的太和元气已经酝酿充盈于天地之间，雅乐的厘正大概也有所待的时机了。

臣又用今年的七政历来验证，正月、二月以来，木星在虚宿，火星运行经过虚、危二宿，金星、水星都运行在危、室二宿。而且虚、危是北方的星宿，主司宗庙，水、火、金、木四星都聚集于此。何况火星是大礼之星，室宿是营室之宿，如今皇上修建宗庙，建立世庙，兴起昭穆之礼，确实是有天数的，天人之间的感应是不可否认的。

又考虚、危二宿属子位，正是黄钟之声。因为黄钟是万事的根本，它所候的气一旦稳定，元声就端正，钟律就端正，就在这一天了。臣愚以为，候气之说岂能拘泥于纸上的陈旧记载而固执不变呢？此事就像斫削车轮，要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尤其必须参照天时人事才行。

臣曾考察洛下闳自称八百年应差一算，当时以为已很精密，而且汉代还不知道黄道岁差，到北齐张子信才开始知道岁差。如今用古今历法相比较，大约八百多年差一度，那么洛下闳的说法就不可信了。还必须用中星来验证才行。考之颛帝历，冬至那天太

译阳在斗宿之初，如今则在斗宿六度有余；《尧典》说："日短星昴。"如今却是日短星在东壁，都随岁差而移动了。必须知道这一点，然后才可以推算候气之事。

今年冬至，臣请求候气。臣考虑王气寓居北方，此时气候十分端正，想在圜丘外垣西北的空地，与神乐观相对的地方，建起候气室一座，上圆下方，共三重围墙。外层墙的门朝子向，中层墙的门朝午向，内层墙的门又朝子向。室旁各建耳房三间，用来存放漏刻仪器，兼供役使人员躲避。四周围以围墙，以防风侵袭。再选取几名懂得历数、精通更漏的天文生，与臣一同完成这件大事，或许对皇上制礼作乐的典章、敬天孝祖的诚心，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

臣斗胆将前述所陈的正乐、俗乐、钟律、候气、宫悬等事，绘图并附说明，缮写成一册，随奏本一并封呈。

奏章下发礼部，尚书夏言等人复奏说：宗庙雅乐，此前已经本部奏请，各庙应用的乐器、乐舞以及四时特享、祫享、大祫的乐章，都已奉旨钦准依行，转发各该衙门钦遵执行。如今太常寺卿张鹗所奏，大意是想设立特钟、特磬作为乐节，恢复宫悬以齐备古制，候元气以确定钟律，这三件事都是对的。

特钟、特磬，就是所谓"金声而玉振之"。各庙行礼奏乐，必须以此为节，然后才能举行。所以特钟、特磬确实应当特别设置。乐悬的制度，夏商以前没有听闻；夏商以后，其详情见于《周官》，才有宫悬、轩悬、判悬、特悬的区别。天子宫悬四面，以象征四方，依十二地支排列十二律，特钟、特磬各居其中，编钟、编磬各分列于四方，四隅四正各有次序配置。然而这仍属于器数方面的细节，如今朝廷之中，恐怕施行起来也不方便，姑且搁置也可以。

只有候气以确定钟律这一件事，是自古以来制乐的根本，无可替代。因为象数与天地一同产生，钟律出自象数，都是天造地设的自然之理。所以黄钟是声气的根本，候气之法，实际上是探求冲和之气以确定中正之声，这是制乐的本原。这种方法，就像密闭室屋、涂封门户，截取律管、填实葭灰，覆盖缇纱、按历推算，气到时就吹动灰、震动素丝，再用累黍来验证，都有现成的方法。前代儒者程氏也说律并不难确定，多截几根律管来候气，就应当能得其正。班固说至治之世，天地之气交合而生风，风气端正然后十二律才能确定。（礼部）同意依照张鹗所奏，按照法度在圜丘外垣的空地上建室，仍选取懂得历法、善于候气的天文生，前去承办此事。或者在民间草野之中，如有精通这门学问的人，也多方查访物色，共同完成此事。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下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的黍子，大、中、小三等各五斗，以备候气定律之用。

译《乐律志》记载：皇帝听从礼官的建议，于是命令内官高忠、工部侍郎林庭防等人测量土地。第二天，召见礼部尚书，谈到林庭防等人说："宗庙大工程正在紧张进行"，后来又告谕说："倘若特磬难以求得巨石，而且石头之声清细幽远，即使石料巨大也难以达到深远的效果"。有人回答说："陛下见识深刻通达事理，臣等所不及。如果都改用铜来制作，又恐怕与各庙正悬的钟磬混同难辨；而且设置特钟、特磬，不过是用来标示乐曲的节拍，似乎不如在竿上悬挂灯笼，乐曲奏起或停止时便不动声色，一望便知。"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而有见识的人都暗中讥笑。营造殿室的事情于是作罢，仍旧下诏取山西长子县羊头山的黍，大、中、小三等各五斗，以备用来候气定律，但最终没有派上用场。

朱载堉《律学新说》说："黍的种类很多，律学家所用的只是秬黍这一种而已。那种一壳两米的，是秠，不是秬。前代儒者用错了。律学家考订秬黍多称出自羊头山，然而并不止这一座山。凡山西全省的庄稼收成都很好，特别看重羊头山，也就像歌咏《甘棠》来怀念召伯的德政一样，大概是因为神农播种百谷是以这里作为名区罢了。聪明的人在山西不拘哪个地方选取好黍都可以，愚钝的人拘泥于一定要用羊头山的黍，而不去辨别它的好坏，这和痴人说梦有什么不同呢？古书所说的'秬黍中者'，大概是指挑选出合用的黍，不是指中号、中等的黍。而且'秬'这个字的意思是巨细的'巨'，是说以头等大号的为好，不是以次等中号的为好。古人耕种收成情况又与今不同，如今的收成比不上古人，如果选用大黍大概接近于中等，如果用中等的黍就会失之偏小。黄钟律生于尺，而尺又生于黍，黍粒大则尺就长，因此黄钟的声音就变浊；黍粒小则尺就短，因此黄钟的声音就变清。刘歆、荀勖、王朴这些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拘泥于《汉志》中关于黍的记载，于是导致所累积成的尺偏短，所造的乐声悲哀，不是中和之音。"万历庚辰年秋天，臣派人前往上党一带，求得优质的秬黍，依照这种黍造尺，与货泉、货布相比较，正好与史书方志所记的尺寸完全吻合。

《乐志》说："张鹗虽然因为懂得音乐而得到官职，但候气之说终究渺茫难凭，不能据以确定音律。"

《竟山乐录》说：明代弘治甲子年，太常卿吕防因为钟磬音律不协调，虽然依照斤两来铸造，始终调不谐和。当时乐器中旧悬挂的铜编钟有四口，一口是正黄钟，一口是正太簇，一口是林钟，一口是南吕，都已残缺损坏，不知道改造的方法。到嘉靖十四年，张鹗奏请改设特钟、特磬，用来标示乐曲的节拍。因为当时的编钟都不能协调和谐，姑且制作这个作为钟磬一类的替代品，可以敷衍搪塞过去。世宗忽然召见礼部尚书夏言，说特磬石料太重，声音低沉反而难以传得深远。夏言便请求都改用铜来制作。原本不能把石料制好，却马上想改用铜，已经很奇怪了。到改用铜之后终究还是不协调，又请求用灯来代替铜制的钟磬，设置一盏特灯，悬挂在旗杆上，用作乐曲起止的标志，这样便不动声色，一望便知。比起钟磬来要安静一些。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制作音乐本来不是为了求得安静，如果只是求安静，那还不如干脆撤去宫悬乐器，废弃不用，岂不是更加安静吗？

黄佐撰写《乐典》。

黄佐自序大略说：论述乐均上下共十二篇，从黄钟章第一到应钟章第十二；论述乐义九篇：乐气章第一，乐体章第二，乐类章第三，乐物章第四，乐声章第五，乐律章第六，乐音章第七，乐风章第八，乐歌章第九。论述大司乐义三卷，各自附有图说，最后以《乐记》《诗乐》作结。《乐记》依照刘向

译校订的次序，分为十一篇：乐本第一，乐论第二，乐礼第三，乐施第四，乐言第五，乐象第六，乐情第七，魏文侯第八，宾牟贾第九，乐化第十，师乙第十一。《诗乐》本于朱子所传，与蔡元定所记录的燕乐相同，因此一并配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的谱式，总共三十六卷，命名为《乐典》。

黄钟章说：黄钟之均，对应仲冬的中气，斗柄指向子位，与丑相合，其数为八十一，律长九寸为宫，子声变数为三十九，律长四寸三分八厘强。通说：黄钟是什么？是黄色居中之色，钟是发音之器【凡是声音都产生于钟，依钟来命名律，律由钟而生，叫作均，也有人说是种，是动的意思，这种说法不对】。阳气潜藏在水土中央，所以用居中之色来标明宫声。仲冬中气是什么？就是冬至。节气有的落入下一个月，而中气必定落在正数所属的那个月，所以如此。为什么以冬至为首？因为阳气开始产生。候气，是探求声气的本原，推算历法的人，是探求历法的本原。

都以冬至子时正中作为标准，天地之心静到极点又开始运动，是一年周期终而复始的开端，所以以此为首。"建"，是北斗所指的方向【傍晚所建的是斗杓，斗杓连着龙角，指的是卯辰的方位，这是就天盘而言的】。"子"是孳生的意思，北斗所建的方位在正北，斗杓建子时，傍晚奎宿居中；斗衡建子时，半夜东井居中；斗魁建子时，天亮时角宿居中【太阳出于辰初初刻，落于申正四刻】。一阳刚刚在阴气极盛之时复生，这叫作辜月，它所对应的星宿是危、虚、须女【北斗沿天而东行到危宿为坟墓，再东行到虚宿为宗庙，再东行到须女为嫁娶，是人伦之道的终始所在】，它所对应的分野是齐地青州【《书》说"海岱惟青州"，《周礼》说其镇山是沂山，其川是淮、泗】。"合辰"是什么？是说太阳运行到星纪之次时，恰好在丑与子相合【从斗宿三度到女宿初度为星纪之次，星为纬星，纪是七曜从斗背的建星之间开始来纪历】。太极元气，混三为一，最初孳生于子，所以黄钟律以一置于子位而三倍推衍【八十一这个大数可以生出五声，不能生出十一律，所以立这个方法】：丑位三，寅位九，卯位二十七，辰位八十一，巳位二百四十三，午位七百二十九，未位二千一百八十七，申位六千五百六十一，酉位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戌位五万九千四十九，亥位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在六个阳辰中，子为全律，顺次每隔一位，则寅为寸数，辰为分数，午为厘数，申为毫数，戌为丝数；在六个阴辰中，亥为黄钟之实，逆次每隔一位，则酉为寸法，未为分法，巳为〇法，卯为毫法，丑为丝法】。这就是黄钟之实，用来兼该寸、分、厘、毫、丝，由此十一律便产生了【它的分、寸、厘、毫、丝之法都用九数推算，所以九丝为一毫，九毫为一厘，九厘为一分，九分为一寸，九寸为黄钟。大概黄钟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个数，用三来约算得出丝数为五万九千四十九，用二十七来约算得出毫数为六千五百六十一，用二百四十三来约算得出厘数为七百二十九，用二千一百八十七来约算得出分数为八十一，用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来约算得出寸数为九，由此以三分损益的方法生出十一律】。约算成九寸，归入正度，则是八十一分【它的谱式标作"合"】。这一律最长，不为其他均所役使。当它充当徵、商、羽、角时，就用子声变数来对应它。它由仲吕而生，作为变律之元，是八万七千三百八十一【小分二百四十三】，约算为四寸三分八厘五毫三丝一忽。归入正度，则是三十九分【它的谱式标作"六"】。黄帝命令伶伦截断竹子，取两节之间的部分，吹出的声音是三寸九分，所以吹口称为"含少

译"。加上不发声的部分四十二分，就是全律的长度【加倍为七十八，再加吹口三分共为八十一】。三十九是子位一半的数【子时初四刻，是阳气刚刚萌动的时候】。阳气依附于阴，阴含着一丝阳气，所以这样命名。凡是律管，其孔径周长九分，直径三分四厘六毫，十一律都是如此。

乐气章说：黄钟之宫确定了，律、度、量、衡便由此而生，利用出入，百姓都会用到它。演奏音乐、调和声音时，阴变化而生阳，就是羽变为角；阳变化而生阴，就是徵流转为商。从无到有，已经显现而成为具体的音了。宫先倡，商相和，用来大合乐起始。羽生角，角生徵，徵生宫。商各以其羽返归到角，最终归结到黄钟之宫。从有归于无，又隐没而成为变化。在有在无之间，两者都不可测度，若不是圣人的心思所能体察，谁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大凡神人是用数来相合，用声来昭示，而和谐由此而生。咸池、承云、九韶，用来符合乾元之德。从黄帝一直到夏、商，都没有改变过。周武王伐殷，才开始增加三清声而成为七律，把这乐曲命名为：羽【夷则的上宫】，厉【黄钟的下宫】，宣【太簇的下宫】，嬴乱【无射的上宫】，而《武》《象》乐奏到六成，那就是坤元之用了。后来诸侯藩国的僭越，臣妾的变乱，厉声流播到彘地，宣声不能终成，而丰镐终究在秦地乱亡，这都是感应召致的结果。神奇啊，天地之气，其根本难道不是在于自身吗？五声对应五官，六律对应六腑。真诚地使神灵相合相应，音乐才会兴起。这就是古代圣人以声音为律、以自身为度的道理吧？至于用缇室候气的方法【用宜阳金门山的竹子做律管，建造三重室，室外一重和最内一重的门都朝向子位，中间一重却朝向午位，三重门户都关闭，涂抹缝隙，务必周密，室内铺设红色帷幔，上圆下方，务必使风气不能流通】，用木料做成案子，把律管放在上面【先整治室内地面，使地极平坦，然后用木料做十二个案子，内低外高，向外的一面为外，背对的一面为内，那形状有的做成桌案，方向反了是不对的，按照方位埋在地下，把律管放在案子上面，黄钟放在子位，管口朝南；蕤宾放在午位，管口朝北；其余十律各依照它们所属的辰位放置，都要使管口上端齐平，管子埋入地下，深浅不一，地质也有疏密不同，就难免会有差错，所以先用木案把它们隔开，然后填实泥土压紧，使坚实均匀一致，用水平仪校正案面，然后把律管埋在下面，即使地质有疏密，也已被木案所调节，气便自然平匀，只在于调整案子上面的泥土罢了】。中秋白露降临时，采集河内的芦苇薄膜烧成灰，装入管中，用白绢覆盖在管口，这就是所谓的"缇素"。依照历法来候气，节气到时便会吹动灰而使绢动，轻微地动是气候调和的征象，剧烈地动而君弱臣强，是专权乱政的应验；不动，是君主过于严苛猛烈的应验。被节气所感动而动的，它的灰是散开的；被人或风所触动而动的，它的灰是聚拢的【汉代制度中，殿内候气用玉律十二支，只有在冬至、夏至两个节气才用灵台候气，用竹律六十支。候气的日期依照历法而定。沈括说：冬至时阳气距离地面九寸就到头了，只有黄钟一根管子能够到达，所以由黄钟来应验。正月时阳气距离地面八寸就到头了，所以从太簇以上的都能到达。黄钟、大吕已经先虚了，所以只有太簇一律会飞灰。就像人用针刺入经渠穴，气就会随针而出一样。有人得到古代的玉律，长一尺八寸，外方内圆，里面有隔层，隔层上有小孔用来通气。隔层以上九寸，那孔的直径均为三分，用来应合黄钟之数。隔层以下九寸，逐渐收缩到管尾，用来聚集气而使它上升，这是迎候阳气的意思。它的精妙就是这样】。冬至这个月气深而黄钟最长

译，所以最先得气，似乎有道理。然而阳气上升，一个月还升不到一寸，而亥、子二律相差三寸多，音调却又衔接不上，这是为什么呢？况且阳气只升不降，那么四季就不均衡了，又怎么能成为一年呢？不如按照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来测定比较合适【已见于乐均】。有人主张多截取一些竹管来比拟黄钟之管，有的极长，有的极短，有的稍有差等，等到哪一根应验了节气就用哪一根。气是无孔不入的，难道会拘泥地局限在一个角落吗？世道太平然后气才正，然而太平的日子少而混乱的日子多，所以正气少而戾气多。何况所截取的竹子本来就没有一定的标准，所埋的地方或许方位没有摆正，虫蛀之类也没有清除，那气又从何应验呢？又有人说：一定要在洛阳吗？那是天地的中心，阴阳交汇之处。要率领天下讲究音乐的人都到那里去，那音律什么时候才能制定出来呢？所以音乐，是天地之气，取之于自身罢了。《说文》说：寸，是十分。人的手掌向后退一寸，那跳动的脉搏叫作寸口【脉有寸、关、尺三部，从手鱼际到关前恰好一寸】。校验的方法是用中指弯曲，看它中间那一节内侧纹路的两端，虽然有的手指肥、有的瘦，但这个长度都是相同的，这是自然而然的尺度【宋徽宗时，魏汉津制定音律，请求以中指二节三寸来确定黄钟之律，中指的周径又依此作为度量权衡的标准，却不看它内侧的纹路而只量它外面的关节，这是错误的】。世上制定度量标准的人，有的用累积黍粒的方法【《素问》注说：古代的九寸就相当于今天的七分，三分大小不同，是因为所依据的秬黍标准不同。朱子说羊头山的黍现在得不到了，只好依照司马温公的样式，绘制出周尺示人，就是现在《家礼仪节》里所画的那种。《新书》说：晋代以前的尺，黄钟容纳黍八百零八粒，就是周尺。古代银错题字说，黄钟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那是方分的算法】，有的用丝忽来计算【蚕刚开始吐出的丝叫忽，从忽到丝，丝到毫，毫到厘，厘到分，分到寸，所以数目的名称是：一寸有十分，一分有十厘，一厘有十毫，一毫有十丝，一丝有十忽】。然而黍粒有大有小，丝缕有粗有细，尚且难以求得标准的一致，又何必单单对人身的尺度产生怀疑呢？只要用手来量尺，用脉来定寸，虽然不能十分精确，但也相去不远了。而且先王是以律生尺，周尺则是八寸而略短，车工使用这种尺【韩邦奇说：现在的尺，只有车工用的尺最标准，天下万家都分毫不差，稍有不同车轮就不能顺利安装，这是什么使它这样的呢？是古今相传、自然形成的标准。然而现在的尺，是古代尺的一尺二寸，所谓"尺二之轨"，天下都是一样的。用木工尺去掉二寸就是周尺了，这种尺出自汲冢出土的律和刘歆的律，是最接近古制的，就是《新书》所说的晋代以前的尺。然而晋代荀勖虽然确定了这种尺，但他所定的乐声偏高偏急，大概是因为周人以八寸为一尺，而荀勖误以为是十寸的缘故。宋代司马光所传的这种尺，又出自王莽的制度，铜钱虽然年代久远，轮廓不无磨损，但它的大致规格还是接近的。现在见于《家礼仪节》的，也误以为是十寸】。铜龠尺则是十寸而略有余，测量日影的景表尺使用这种尺【蔡邕《铜龠铭》说：龠是黄钟的官定标准器，长九寸，孔径周长九分，容纳秬黍一千二百粒，称重十二铢，两龠合为一合，用三分损益法依次生出十二律，这就是《新书》所说的铜龠尺，实际比晋代以前的尺长一尺一寸五分八厘。现在南京观星台的景表尺，是郭守敬所制造的，比晋代以前的尺长一尺三寸六分，大概《新书》也误将晋代以前的尺当作十寸了。景表尺所增加的二厘，正好与铜龠尺相同，用现在的市尺来比较，只

译有八寸多一点，取黑黍中等的一千二百粒，晒干后称重五钱，用九十粒横排累积起来正好是九寸，与铜龠尺加一寸的长度相同。钞尺是截取竹子做成管子，长度与黍寸相同，管孔上下均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吹起来与人所能发出的最低一个音相合，这就是黄钟的标准音】。这些都不过是候气罢了，是累积黍粒来相合罢了。再用手脉来验证，校正它的过长过短，黄钟之宫便确定了。依律开孔制作竹管来吹奏，依律来调弦【黄钟律管长六寸四分，作为角孔，那么黄钟琴用六十四根丝弦作为角声；四寸八分作为羽孔，那么用四十八根丝弦作为羽声，其余依此类推，这就是所谓五声、六律、十二管，循环相为宫的道理】。有的用律法以九分为一寸【八十一分即律九寸】，有的用正度以十分为一寸【含少三寸九分即律四寸多】。钟声崇尚羽音，就要按倍数或一半来推算。假使让三个人分别来铸造，铜料配比、火候虽然没有一点差异，铸成之后声音也未必完全相同，那也就取其声音浑厚洪亮的了。磬声崇尚辨明角音，也应当如此。或减或增，务求达到和谐均衡罢了。

乐物章说：钟、磬、琴、瑟、笙、箫、柷、圉，是用来演奏的；干、羽、旌、旄，是用来跳舞的；笋、簴、崇牙、树羽，是用来悬挂乐器的。形制可以分别，而其精神实质不可分别。所以礼以器物为主，用来辨别差异；乐以声音为主，用来统一同一。通说：制作乐器、整饬乐具，必定要依据四灵的形象。比如钟磬的架子，象征鸟兽；琴瑟的形状，象征交龙；笙箫的形状，象征凤翼；柷圉的形状，象征虎，这些都是用来演奏的。干戚象征玄武，羽籥象征凤鸣，旌象征交龙，旄象征毛麟，这些都是用来跳舞的。笋业横贯（架梁），上面刻着龙蛇；钟架竖立的脚，刻着猛兽；磬架竖立的脚，刻着飞鸟。横梁上部的齿状装饰，刻成层叠的牙形，用来悬挂垂下的纮带，叫作"枞"。彩绘的羽扇形装饰叫作"翣"，上面戴着玉璧，垂着牦牛尾毛，竖立在笋架两端，羽鸟装饰的下面，叫作"树羽"。《礼记》说：夏后氏的龙形笋簴，商代的崇牙【簨与笋相同，崇与重相同】，周代的璧翣，文饰逐渐增多了。《考工记》说梓人制作笋簴，架子形制不同，是因为所悬挂的乐器不同；笋横梁相同，是因为纮带相同。笋簴是用来悬挂钟磬的，而崇牙、树羽是用来装饰笋簴的。《周礼》小胥掌管乐悬的等级：天子用宫悬（四面悬挂），诸侯用轩悬（缺一面），卿大夫用判悬（缺两面），士用特悬（一面），以此来辨别尊卑等级的音乐规格。凡是悬挂钟磬，半数叫作"堵"，全数叫作"肆"。大概悬挂十六枚钟，像堵墙一样，再加磬一堵，合起来就叫肆。宫悬四面，象征宫室，天子以四方为家。轩悬缺南面，是避开天子南面而坐的方位。判悬又缺北面，是因为卿大夫在天子的左右两侧。特悬只有一堵，象征士人特立独行。宫悬四面都击鼓演奏，轩悬三面击鼓演奏，都用钟、磬、镈。判悬东西两面击鼓演奏，有钟磬而无镈。特悬在台阶之间的天沟位置，朝北击鼓演奏，有磬而无钟。这是贵贱等级的差异。然而歌唱演奏循环归宫，周流贯通，相生相长，它的变化无穷无尽，就像昼夜循环、阴阳开合一样，没有不相同的。演奏的人演奏的就是这个道理，跳舞的人跳的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形制真实，那么声音也就真实，与神明之气相合，就像大地承奉上天一样。大概可以分辨的，是形制；不可分辨的，是精神。所以说：乐以声为主，统一同一而顺从于天；礼以器为主，辨别差异而顺从于地。又说：那乐悬的布置，难道不就像天体一样吗？冬夏交替之际，正是南北的极点。东方是阳气之中，万物由此

译而生；西方是阴气之中，万物在此而成。舞蹈设置四表，那天意难道不是兼具于此吗？通说：天子的宫悬，就像天是圆的一样。北方朝南面，应钟起自西边，磬紧接其后，黄钟接着，磬接着，大吕接着，磬接着，都向东排列。一面建鼓在它的东西两侧之间。东方击鼓，西面而立，太簇起头，磬接着，夹钟接着，磬接着，笙磬在西面，其南是笙钟，再南是镈，姑洗接着，磬接着，一面建鼓在它的南边，南方击应鼙的鼓在它的东南，南方击鼓，朝北而立，中吕起头，东边是磬，接着蕤宾，接着磬，接着林钟，接着磬，都向西排列，一面建鼓在它的西南，西方击鼓，朝东而立，夷则起头，南边是磬，接着镈，接着颂钟，颂磬在东面，接着南吕，接着磬，接着无射，接着磬，都向北排列，一面建鼓在它的北边，东边击朔鼙的鼓在它的北边，东方击鼓。大射礼时就撤去北面的乐悬，只有建鼓在西阶的东南，面朝南而不击奏；建鼓原在东边的，就移到阼阶西边，与应鼙都朝南，鼓与簜（笙箫管籥一类乐器）放在建鼓之间。鼗鼓靠在颂磬西边的纮带旁；雷鼓用来祭祀神灵，灵鼓用来祭祀土地社神，路鼓用来祭祀鬼神，各自都配有鼗鼓。黄钟与蕤宾南北相应，这就是冬夏交替的道理。然而编钟编磬都以黄钟为主，所以说黄钟是用来宣发涵养六气九德的；国君在阼阶东南向卿大夫作揖，主人的位置也在洗（酒器架）的北边，正对着镈的南面，所以大射礼时要移动鼓鼙以避开；祭祀时则面朝北相对以尽敬意，所以说蕤宾是用来安定神灵和人心、使献酬礼节交错有序的；东方是阳气之中，万物由此而生，而四种金属乐器东西相应，鼓作为节奏的主导，迎宾时就在东南方，所以说太簇是用来以金奏辅助阳气发散滞塞的，姑洗是用来修饰百物、礼敬神灵、接纳宾客的，因此东方的笙磬称为"笙"，"笙"是由笙磬向南，钟镈与笙相应的意思；西方是阴气之中，万物在此而成，开始敲击朔鼙而东边相应，作为西阶宾客所由来的、发出咏歌配合舞蹈的鼗鼓所在，所以说夷则是用来歌咏九种法则、使百姓不差忒的，无射是用来宣扬明智之人的美德、向百姓昭示法度威仪的，因此西方的磬称为"颂"，"颂"是说成就功业的意思；由颂磬向南，钟镈与歌相应。六吕称为"同"，专门与律相间排列，所以叫"元间"：大吕辅助宣发万物；二间夹钟，抒发四方细微的隙缝之气；三间中吕，宣达中和之气；四间林钟，调和展布百事，使无不恭肃诚敬；五间南吕，辅助阳气秀发；六间应钟，均调器用，使一切复归本位。律与吕不相混淆，就没有奸邪之物产生。大合乐时就设置舞蹈的四表：第一表在南，第四表在北，第三表在东，第二表在西。舞蹈随着乐声而动，就像日月与经星彼此相值一样，从北向南直行来加以区分，叫作"度"；从东到西横截而过，叫作"道"。合朔的时候，纵向虽然同度，横向却不同道；对望的时候，纵向虽然对度，横向却不对道。到了分（春分秋分）的时候，就同道了；到了至（冬至夏至）的时候，就相互交错而过了。舞蹈往返于四表之间，就类似这种情形，所以说舞蹈兼具天意。

臣等谨按：黄佐《乐典》文字繁多而义理条目各不相同，现在依照类别加以采录，分散见于各个门类中，以便于阅览查看。

他的门人全赐为之作序说："我的泰泉夫子平素立志于礼乐，曾经梦见孔子传授给他图书，指示他'知崇礼卑'的道理，就像太极的形状一样。因此领悟到音乐本源于太极，混三为一，五声与五行相配，就是河图；八音与八卦相合，就是洛书。于是综合考核各种典籍，以《周礼》大司乐为主体，用《乐记》以及朱子、蔡氏的各种著述来加以印证，登歌、下管，都与《诗》《书》互相参证，没有一处不相合。羽属水，象征知；徵属火，象征

译礼卑。西汉以前懂得音乐的人，大都能说出这个道理。于是他建立乐均、论述乐义，详细记载了各种名物度数，并阐明其中的道理，合《大司乐》《乐记》《诗》《乐》共三十六卷，有扩充前代贤哲所未曾阐发的地方。"全赐承受了老师的教导并完成了这部书的编订工作，因此知道《楚辞》中的《咸池》《承云》《九韶》是有虞氏（舜）时代的音乐，确实如此。《箫韶》共十六管，与悬钟磬相合，都用四种清声作为清角。周人的七律，是增加三种清声而成为清徵，而韦昭误解为七音，殊不知七音是五声兼二变而成。伏羲创立音律之元声，当时就已经有了，不是等到周代才增加的。朱子的《钟律》说蕤宾重上生的说法，是月律，与《月令》相同；蔡氏《新书》说蕤宾下生大吕，则是乐均，与《史记》相同。黄钟以下各律相生的，从丑位的倍数开始，取三分之二再乘以三，就得到林钟之实。凡是律生吕，都是这样。林钟以上各律相生的，从寅位的四倍开始，取九分之八再乘以三，就得到太簇之实。凡是吕生律，都是这样。这些都是朱子、蔡氏所没有涉及到的。张横渠用牙齿、舌头、嘴唇的动作来调和宫、商、角、徵、羽，转换声调而不改变字音，作为善于歌唱的标准。现在用黄帝五钟来验证，宫与角、徵常显现于仁，而商、羽则隐藏于用。歌唱演奏相合时，羽比附于角、徵，流转为商，以返回本源为文采，就归结到宫。由此可知仁、礼、义统属于圣，就好比臣民事物顺从他们的君主一样。这又是张横渠所没有涉及到的，这不正是精妙地审察声音以了解音律的道理吗？程明道用八十四声来分辨清浊，取其中声而上下推衍。现在用《韶》乐本于六府三事来验证，宫、羽的中声是清角，商、羽的中声是流徵。移宫换羽，角必定返归于宫，用水调和土，用土调和火，用火化解金，用金克制木，木又复归于土。五行调和相合，以此来正德、厚生、利用，所以能够降下天神，招出地祇，感格人鬼，而奏到九成。这就是天地、四时、人的七始，都从中声往返变化而来。这又是程明道所没有涉及到的，这不正是精妙地审察音律以了解音乐的道理吗？

孙学古作序说："我的老师泰泉先生精妙地领悟了大司乐之学，独有心得，于是撰述了《乐典》。他认为黄钟一均七音，是伏羲纪录阳气初生、声气本原的记载。徵、商依次轮流作为宫，各自得到五声中正的位置，而形成三种调式。宫与羽之间，变商为宫的羽音；角与徵之间，变徵为商的角音。等到太簇自身作为宫时，就变宫为大吕；变徵为夷则，又成为角的羽音，角而圜钟应和夷则，去而复返，九变便完成了。这就是六代之乐所以能够相合的原因。庚子年，先生在东宫（春坊）任职，太常寺典簿李文察拜他为师受业，得到了他的教诲。后来先生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李文察撰写了增补天枢诸舞的书进呈朝廷。我（学古）当时正在观察部里的政务，亲耳听到大宗伯（礼部尚书）称赞嘉奖，命令协律郎依此演习。然而辅臣夏公终究奏报罢废此事，而李文察也被任命为磁州知州，本要等先生的书完成后再进呈，那样这件事必定能够大行于世了。今年秋天，先生因为议论边事得罪了夏公，南归故里。我（学古）得以侍奉左右，就以'元声'的问题请教。先生说：'黄帝制作黄钟八寸一分的律管，而吹奏时取三寸九分作为发声的部分，所以吹口称为含少。从宫向上依次是商、角、变徵，一直到变宫，就是这样。由此产生变半之声，应和圜钟为羽，应和夷则为角。蔡氏《新书》所说律长四寸三分多，就是正度七音的长度。声律本源于天地，顺应自然而发自人心。宫商正变，刚柔适中，没有超出七音之外的。所以一气周流运转

译，穷究根本、了解变化，音调形成而阴阳齐备，就成为二体。干羽舞蹈的声音，从乐器发出，聚合三类，区分四物，五声与二变合成七音，成为天地四时人的象征，用来施行八风、成就九歌。开始于清宫，终结于正宫，黄钟哪里会有两个呢！'于是又谈到截竹候气的方法，就是朱子《语类》中所说用周尺和景表尺作为标准的道理。规矩在木料中确定方圆的形状，就如同律吕在乐器中调正五音一样，各自都有无穷的用处。如果吹奏没有开孔的管子来求得声音的和谐，那就没有用了。'于是拿出这部书来传授给我，又展示他所制作的琴、瑟、钟、磬、管、篴、笙、箫，都分别按照宫商来相互唱和。以前听同门师兄弟说，先生演奏音乐时，曾有一对野雉从天而降，和鸣着飞去，大概是文明之气的感应吧。这难道不是有所期待的征兆吗？"

据考，黄佐还曾经论述过钟律以及密率推候中黍、闯律、火德去羽等篇，都不见于《乐典》，只有王圻本载录了它们，又见于《渊鉴类函》，注题标为"黄佐钟律论"，大概是从《续考》中采录来的。看他所论述的截管候气之法，与《乐典》乐器章的说法互相抵触。难道这篇论述是作于《乐典》之前、尚未定稿时所写的吗？现附录于后。

《钟律论》说：象数与天地相合而生，钟律产生于象数，都是天造地设的自然规律。所以黄钟是声气的本原，万物的本原，产生于气，起源于伶伦，他取嶰谷的竹子，制作十二根律管，用来吹奏以校准凤鸣之声，依此产生六律六吕的制度，用候气的方法来验证，从而确立宫商之声，以应合五声的调式。凤有雄有雌，它们的鸣叫不同，阳律仿照凤的鸣叫，阴律仿照凰的鸣叫，这样以后才能协调和平之声。候气不出差错，古人是用律管来确定尺度，这是由母生子的道理。后世却用尺度来确定律管，这是用子来验证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像五代时的王朴，声音与乐器都失去了它们的关联，这难道是小事吗？太史公说黄钟起始于声气之元，班固说到治世的时候，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风，风气纯正而十二律便确定了。后世探求音律，却想要从黍粒、从尺度、从嶰谷、从钱币、从鬴（量器）中去寻求，这怎么行呢？甚至竟然用当时君主手指关节的长度作为标准，那就更加荒谬了。所以声气之元，不是凤鸟那样的灵性就不能协调，不是阮咸那样的神悟就不能理解，不是祖冲之那样的密率就不能推算。前代像和岘、胡瑗、阮逸、李照、范镇、司马光、刘几、杨杰这些贤人，彼此纷纷争论，始终不能统一。周敦颐、程颐、张载的一些余论，也都没有能够抓住关键。崇宁年间被黥面流放的魏汉津，也敢妄谈制鼎作乐的方法，真是不自量力。南渡以后，建阳的蔡元定，撰写了《律吕新书》，他的领悟不亚于阮咸，精妙的推算不亚于祖冲之，积累多年，《钟律书》才得以完成。朱子认为他所论述的大多是近代人所未曾讲过的，而又都不脱离古人已有的成法，首先探求声气之元，而必定依据律来产生尺，这确实是他卓然独到的见解，所以为朱子所深深赞许采纳。后来讲究钟律之学的人，幸而生在蔡元定之后，应当推广发挥他的论述，作为世间君主制作音乐的凭借，不必勉强穿凿附会，归结为空谈画饼而已。因此撰写《钟律篇》，保存古书中应当保存的，辨明古书中应当辨明的，选取如今可以采用的方法，列在左边，至于那些泛滥的杂说、纷乱的旁论，虽然……

译范镇的《乐律》、房庶的《乐书》、陈旸的《乐书》、吴忠的《律志》，都依从朱子的成说，这里就不一一记载了。现在如果要求得黄钟律管，从其长度、周长、直径、面积、体积的真实定数入手，就必须多截取一些律管来候气。蔡氏关于多截管候气的说法是：先多截取一些竹管，用来比拟黄钟之管，或长或短，每相差一些，各自做成一管，把这些管都埋入地中，等到冬至时来验看，如果这些管当中有气应验的，就取那根管来计算，认为它合于造化自然，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于是把管分为九寸，一寸作九分，一分作九厘，一厘作九毫，一毫作九秒，一秒作九忽，以此来合于八十一终天之数。等到元气运行，从子到亥，得到一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数。凡是用这根管，三分损益，上下相生。由此而来。又，这根管长九寸，改作十分，一分为十厘，一厘作十毫，一毫作十秒，一秒作十忽，以此来合于天地终于十之数。于是以十乘以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用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之管，可知此管长九十分，管腔中容纳八百一十分；也就是说，十分之管，管腔中容纳九十分；一分之管，长度和管腔中容纳的都是九分。凡是求度、量、衡，都由此而来。

译宻率推算。推算是有方法的，由来已久。只有宋代祖冲之的宻率乘除法，是古今算学家中最精妙的。蔡氏的律本已经订正之后，还必须用祖冲之的算法来推算它。推算得圆周长为十分六厘三毫六秒八忽，又万分之忽的六千三百一十二。又用圆周求直径，得三分三厘八毫四秒四忽，又万分之忽的五千六百四十五。又用半径乘半周，仍得九万万忽【其中忽一略去不计】，通算得到面积。这样一来，黄钟的宽度、长度以及空围内的容积体积就都可以计算出来了。所以面积算得九方分，深一分，那么管内空围应当有九立方分。深九方分，管长九寸，那么管内空围应当有八百一十立方分。这就是黄钟这一根律管的容积，这个数目与天地造化没有不相合的。这就是这种算法能够成立的原因。算法确立以后，有的用竹子做，有的用铜做，另外制作律管。依照它的长度各自分作八十一分，作为十二律相生的方法。又依照它的长度分作九十分，取其中九十分之中的三分三厘八毫四秒四忽，再加上万分之忽的五千六百四十五，用来配合孔径。这样一来，圆周长、面积以及管内空围的容积，自然没有不协调吻合的了。

中黍闯律。黄钟从哪里产生呢？产生于天籁之声，而与造化之气相合。所以黄钟发出造化的奥秘，是声气的本原，这就是律的根本。嶰谷的竹管，是天生自然的器物。羊头山的黍粒，是天生自然的物产。用天生自然的物产，装入天生自然的器物中，容纳多少而分寸长短就显现出来了。十一律由此而损益增减，度量衡由此而确立法则。程子说：「黄钟的声音，也不难确定。将上声下声考订好，得到它的正声，就用黍粒来装满律管。看装入的是几粒，然后律就可以确定了。」胡氏定乐，取羊头山的黍粒，用三等筛子筛过，取其中中等的黍粒来确定标准。总之，古人用秬黍中等大小的黍粒装满龠这种量器，那么是先得到黄钟，然后再用黍粒来度量它。如果不够就换用大一些的黍粒，有余就换用小一些的黍粒。大约用九十粒黍的长度，其中容纳一千二百粒黍的体积，由此来看出圆周直径的宽窄，由此产生度量衡的数值。大体上是用黍来验证律，并不是说律是由黍产生出来的。百世以后，想要求得百世以前的律，一定要从声气的本原去探求，其次再用累积黍粒的方法来验证，这样就能得到了。

火德……〔以下为残缺段落开头，接续下文〕生于天三，成于地八的，是木之所以成为一行的道理。角声由此产生，生于地四，成于天九的，是金之所以成为一行的道理。商声由此产生。金能克木，木也会被金所克，从没有并用而不相妨害的。周朝以木德统治天下，所以周官旋宫演奏的乐曲，祭祀天神圜丘则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南吕为羽；祭祀地神方泽则以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祭祀人鬼宗庙则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而始终不涉及商音，是为了避开被木所克的音。荀子把审定诗中商音作为太师的职责，那么诗歌中如果有商声，太师一定要审察它，也是为了避开相克的缘故。郑康成认为祭祀崇尚柔和，而商音坚硬刚强，所以不用它。杨收说：周朝祭祀天地不用商音以及二少（少宫、少商），是因为商声刚硬而二少的声音低沉，所以要取其中正而裁去繁复的部分。如果是这样，周天子佩玉右边配征角之声、左边配宫羽之声，也是同样不用商音的意思。唐代赵慎说：祭祀天地宗庙的音乐应当合用商音，而《周礼》中两处大祭都没有商调，郑玄说：这里没有商调，是因为祭祀崇尚柔和，商声坚硬刚强的缘故。依我愚见，这个道理不恰当，只是商音属金，周朝的德属木，金能克木，所以作乐的人去掉了它。如今唐朝

译以土德为王，与周朝不同，五音的损益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怎么可以把木德的礼仪用在土德的场合呢？三种祭祀都请求加入商调，去掉角调。宋朝祫祭之乐也去掉商音，这是不明白去商音本是周人的制度罢了。用周人的制度来推论，那么宋朝以火德统治天下，论避开相克之音，应当去掉羽音，可是太常寺所用的音乐不审察诗中的羽音而审察诗中的商音，大概是丢失了古人深远的用意了。如今本朝以火德统治天下，与宋朝相同，避开相克之音，那么也应当去掉羽音。

　　万历年间王邦直著《律吕正声》

王邦直论律，也主张黄钟三寸九分的说法，但与李文利的说法又有异同，著有《律吕正声》六十卷。他自序大略说：帝王的乐曲不相沿袭，但其度数的相同之处，却未曾有所更改。所以典同官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此制作乐器。凡是制作乐器，都以十二律作为它的尺度数量，以十二声作为它的量度标准。但是它度数的详情，却有不能听闻到的，为什么呢？大概是经历秦朝焚书之后，乐经就亡佚了。乐经亡佚，那么礼就空疏而诗就虚浮。这是一部经书残缺，而三部经书都不完整了。三部经书既然都无从考证，各种异说便由此兴起。所以司马迁的《律书》就出现了。《律书》以黄钟为九寸，用三分损益法、隔八相生法，由此产生出十一律，于是律吕的制度就更加支离破碎、不可再听闻其真相了。我私下认为把黄钟定为九寸的说法，一定是因传闻"子九"之说而弄错了。大概子位和午位的数目都是九，子为九分，是九数中的少数；午为九寸，是九数中的老数。一阳来复，却用九寸这个老数来对应它，这怎么可以呢？至于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之法，我怀疑本是古代乐经中的话。大概律以子午为经线，左边五律各增益三分，右边五律各减损三分，这是阴阳消长的意思。律用隔八的方法来取得相应之声，所以宫、征、商、羽、角五声都是隔八相生，这是阴阳唱和的道理。三分损益自是三分损益，隔八相生自是隔八相生。如果把三分损益和隔八相生混合在一起，使律吕的制度算到毫忽尘埃那样细微而无穷无尽，岂不是更加背离本意了吗？如今按《律书》黄钟九寸，逐一上生下生、损益推算，从黄钟到大吕相差六分多，大吕到太簇相差三分多，太簇到夹钟相差五分多，夹钟到姑洗相差三分多，姑洗到仲吕相差五分多，仲吕到蕤宾相差三分多，蕤宾到林钟相差二分多，林钟到夷则相差四分多，夷则到南吕相差二分多，南吕到无射相差四分多，无射到应钟相差二分多，应钟到黄钟相差四寸三分多。历法家推算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推算起来分毫不差。如今律管的长短，其间的差异如此不齐，那么节气与律管必定不能相应，而葭莩之灰的律管必定不能应验飞灰，又怎么能用来协调时令、正定日月而完成一年的历法呢？《律书》既已确定，后代论述律吕的儒者，都依照《律书》来推算。《律书》既然以黄钟为九寸，它相生到仲吕就不能再回复到黄钟，于是就说黄钟一去不返，所以京房又在仲吕之下添加执始等六十律。钱乐之又进一步演化为三百六十律。律本来只有十二，这是古代的制度。另外分为六十律，演化为三百六十律，岂不是更加荒谬了吗？唉！音乐的道理不明，已经很久了。自汉代以来，旋宫演奏的音乐早已废弃。历代相承，都只用黄钟一均，在七声之内变化到极限。唐代命祖孝孙、张文收考订雅乐，才开始有旋宫的制度。完全依照《周礼》：祭天圜丘用夹钟为宫，其乐奏六变；祭地方泽用林钟为宫，其乐奏八变；祭宗庙用黄钟为宫，其乐奏九变。五郊、朝贺、宴享，则随月份采用相应的律，可以说是超越前代了。但五音的损益，应当

译依据当时的适宜情况。周朝以木德为王，所以去掉商调，是因为金能克木，所以去掉它。唐朝以土德为王，应当用商调，却去掉角调，怎么可以把木德的礼仪用在土德的场合呢？律吕的制度，史书没有明确说明，难道也是沿用黄钟九寸的制度吗？宋朝建隆初年，采用王朴所定的乐律，因为它的音调太高，接近于哀伤悲切，于是下诏令和岘考订两京的表尺，命令降低一律。仁宗景祐二年，又命燕肃、李照、宋祁一同参与考订核查，铸造了一套编钟，声音还是太高，又恢复使用和岘的旧乐。王朴、和岘、李照所定的律，虽然高低有所不同，但都以黄钟九寸为准则，所以都没有得到正确结果。至于李照说四清声可以去掉，这话极有道理。四清声自晋代以来就已经有了。大概因为以黄钟为九寸，那么黄钟、大吕、太簇、夹钟这几个律管太长，声音不协和，容易导致音律紊乱，所以把它们的律减半，称为清声，也叫子声，这并不是古代的制度。所以梁寅说：「杜佑在正律之外又立子声，这是不明白计算律管当以本律为根本的道理。」蔡氏说十二律都有半声，大概是沿袭了杜佑的错误，这是在讥讽子声、半声的不对。元丰年间，又下诏命范镇等人详细制定大乐，因此司马光、范镇二人的论辩往返达数万字之多，大致他们的说法有两种：范镇主张蜀人房庶的学说，想要由律来产生尺度；司马光的说法则主张由尺度来产生律。反复审视各家的学说，都不过是拘泥于黄钟九寸这个错误，以讹传讹，没有人察觉它的不对。所以西山蔡氏折衷各家的议论，写成《律吕新书》，历经十二辰的推算，得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丝丝分毫地剖析，精巧得如同天成一般。这部书，不能说不精妙。但是因为以黄钟为九寸，它损益相生的谬误、变律半律的错误，用它来调和声音则声音不能调和，用它来验证节气则节气不能相应，这是汉唐以后的律吕，不是三代以上的律吕啊。到了本朝李文利，纠正蔡氏的失误，著《律吕元声》，以黄钟为三寸九分，由此产生十一律。以子午为经，左右为纬，升降清浊，巧妙地协合阴阳。他的见解，不能说不卓越。但是他把左律当作右律，六九升阳的错误，十二月律管的谬误，这也只是一个人主观臆断的律吕，也不是三代以上的律吕啊。黄钟本来是三寸九分，那么宫声最清，所以为君；商声次清，所以为臣；角声处在清浊之间，所以属于民。自汉代以下，都以黄钟为九寸。如果黄钟作宫音，那本来没有什么不顺的。但如果用其他律作宫音，那就是以最浊的音作君，臣与民反而比君更尊贵，这样一来道理就乖谬了，人伦就废弃了，天道就逆反了。这样演奏出来的，无非是以下犯上的音乐，颠倒名分、混乱伦常罢了。又怎能指望它移风易俗、感通天人呢？汉、唐、宋的治理所以不如古代，都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么圣人的制作，难道终究不能得见了吗？大概律吕的具体度数虽然已经亡佚，但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还有留存的部分。只是各位儒者没有仔细考察罢了。黄钟三寸九分，《吕氏春秋》记载了这一点。圜钟六变，函钟八变，黄钟九变，《周礼》记载了这一点。子九、丑八、寅七、卯六、辰五、巳四，吕三十六、律四十二，合起来共七十八，有的返回有的不返回，黄钟的数目就由此确立了。杨子《太玄》详细论述了这一点。至于它在制作中的体现：黄钟、蕤宾作宫音，其乐奏九变；大吕、林钟作宫音，其乐奏八变；太簇、夷则作宫音，其乐奏七变；夹钟、南吕作宫音，其乐奏六变；姑洗、无射作宫音，其乐奏五变；仲吕、应钟作宫音，其乐奏四变。这些在《唐史》中都可以考证。至于它在度数上的留存：防氏做的鬴这种量器，其发声与黄钟之宫相合，与鳬氏所铸黄钟之钟相合，它们的容量都是六斗四升，这在《考工记》中可以查考。它的方位数目，就是洛书的数目，这是以洛书为

译它的本体。它相生的数目，就是河图的数目，这是以河图为它的运用。纵向的数目七百二十九，杨子云就是得此数以完成《太玄》的。累积的数目六千五百六十一，蔡九峰就是得此数以推演《洪范》皇极的。以子午为经，左右为纬，这经纬的意义，就是《易经》中阴阳消长的机理。阴主南、阳主北，交替消长，它清浊运用的道理，就是《乐记》中清浊交替经营的原理。本于先天圆图来排列卦气的运行，本于先天方图，以穷尽声与卦的变化。它对应节气的部分，则用中星来订正，用日晷的影子来参验，用日月交会来考核，以符合飞灰应验节气的规律。它对应历法的部分，则以中气为准，以物候来验证，以气朔闰余的数目来考核，以符合周天的度数。它对应五气的部分，则本于《素问》。它对应八风的部分，则参照后天五音六律十二律管，轮流互为宫音，采用《礼运》中"还相为宫"的方法。宫商角征羽五声，本于人的声音而用律来订正它，本于《尚书·虞书》"依永和声"的意义，以宫商角征羽为五声清浊的次序，以宫商角征羽为五声相生的次序，这是本于朱子对《仪礼》的注疏。一均之中有五调，一调之中有七声，用声时兼用二变，庭中演奏用律，登堂而歌用吕，调式用双声，这是本于李氏元声的说法。至于文舞武舞两种舞蹈的仪容，则本于《周礼》大舞小舞的制度，以及《宋史》中文舞武舞的节次。至于赵慎言关于方色的论说、李太常关于周舞节次的论说、韩邦奇关于虞舞图式的论说，也未尝不一并加以参考。至于八音乐器，则本于鳬氏铸钟的制度、磬人制磬的制度。至于韗人和皋陶所定的规矩、陈旸论八音的说法、李氏关于吹孔的方法，也未尝不一并加以采纳。律是万事的根本，可以用来审定长度，可以用来确定容量，可以用来校准轻重。度以司马光所定的为准，再累加以上党所产黍粒来验证，用三体淳化年间的铜钱来印证，那么度就完全确定了。量以周代的鬴为标准，衡以汉代的制度为标准，它们容纳的铢两，也都参照秬黍来验证，那么量和衡就完全确定了。我深深忧虑律吕失传，痛惜各位儒者附会牵合，所以不辞劳苦，竭力钻研穷究，将近二十年，才敢综合各种学说而折衷定夺，分成六十卷。

李维桢作序说：「盐山县丞王邦直著有《律吕正声》，它的大致内容都在自序当中。书中有图、有解说、有制度、有义理、有体用、有统合、有经纬。本于河图洛书，合于先天之说，参照日晷刻漏，应合星辰运行的次序。用它来核对天体度数、中星、闰余、五气、八风、卦爻筮法，纵横交错，无不相符。它的要领，是以黄钟为三寸九分，采取闽人李文利的说法，而纠正他把左律当作右律的错误。三分损益和隔八相生，这两者本是不同的科目，而他辨明了各家把三分损益混同于隔八相生、求上生下生损益之数，作为律管长短的错误做法。这是卓越的见识和独到的领悟，通达神明而入于精微。然而他也是仿照《吕氏春秋》《太玄》而加以推演阐明，确实有所依据。至于节容器服、八音的制度、歌曲的调式，参伍错综、折衷定夺，最为精密。这不是凭个人主观臆断去追求那些子虚乌有的东西，荒诞无稽而毫无边际的。」

　　愍帝时黄道周著《乐律论衡》

黄道周《乐律论衡》大略说：乐律的道理，《史记》所记载的极为详尽周全。杨子云的《太玄》只不过是在讲历法罢了。天地的本体，四方各一百二十八周而将它包围起来，共五百一十二，由此把它变为圆形，得四百八十。凡是方与圆互相分割，共经过十八次变化才归于极体。四份中用三份，三份的本体则用四份。以四为实数，

译用三来损益。分割方形就是损，分割圆形就是益。考察它们细微的差别，都是方形不止于径一周四，圆形也不止于径一围三。约取长度的余数，这就是日月历法差异之法的由来。律历的精妙之处，都是在这个"径一围三"上审察它的细微差异，以此作为相生之律的依据。像黄钟全律，一百二十余一分七厘多，由此裁定，八十一分为黄钟的上宫。它的下宫是三十九分，余数不能除尽，由此产生下生之法。而《淮南子》、吕不韦（《吕氏春秋》）都说黄钟是三寸九分，这是把黄钟的下宫误当作了上宫。本朝的李文利、郑世子这一类人，又沿袭这种说法，用三寸九分作为黄钟的起点，那么黄钟的声音就应当极短而清越，不再有"牛鸣窖中"那样低沉的声音了。《管子》也说黄钟有洪大的声音，这都是在变宫的层面上讲黄钟，并不是就黄钟本身的位置来推算实数的。如果就本位来推算实数，那么六律六吕都是一百二十分。像大吕是七十二，那么它剩余的宫数是四十九，又有余数不与仲吕相混乱。如今把子、未、寅、酉、辰、亥、午、丑、申、卯、戌、巳分作娶妻生子的次序，上下损益，终止于南吕的六十，这就是一百二十分之律分当中所说的"律之一终"。京房的六十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用三寸九分的律，那么律管分数极短，吹不出声音，也不能感应节气。又增益五寸二分作为大吕，这就更加颠倒了。我自年少时曾用李文利的律来比照《淮南子》《吕氏春秋》的说法，久而久之知道并非如此，于是又求证于《史记》，知道太史所收藏的律法距古代不远，是置一而以十一乘三倍，以三为实数，以四为积数，这是不可更改的。伶州鸠所论的六间六正，最大不超过宫音，最细不低于羽音，这从来已是旧例，怎么能拿极短的律来作为极大之宫的起点，使钟、度、量、衡都没有了根本的起始呢？凡是音乐讲到钟吕，是关系人生日用的重大根本，也是鬼神所凭用的。进退方面，亥为应钟，卯为夹钟，未为林钟，这三钟是由三个"甲"位所统辖，《周易》所说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说的就是这些事物。巳为南吕，丑为大吕，酉为仲吕，这三吕是由三个"庚"位所统辖，《周易》所说的"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说的就是这些事物。黄钟为子，子与亥同属阳，治理阳的为主，所以治阳而以钟为主。蕤宾为午，午与巳同属阴，治理阴的为客，所以称为"宾"而以吕来治理。主客的区分，出入的次序，正是六府三事所要治理的内容。礼制中祭祀天神圜丘，就用圜钟为宫，以相次为序；祭祀地神方泽，就用函钟为宫，以相生为序；祭祀人鬼宗庙，就用黄钟为宫，以相合为序。用黄钟来代替应钟，也就如同尊崇子位而贬抑亥位一样。凡是本于礼乐的道理，都与天体运行的度数一一相对应。礼是退让而谦抑的，乐是前进而充盈的；乐是主动而上升的，礼是谦让而返归的。日让于天，月让于日，前进就称为顺，后退就算作逆，藏往知来，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日月律度的差异，各自超过十三分有余，成为日月交食的规律。将它分割为六分半，就成为律法所推演到极限的数值。蔡元定说子丑寅卯辰巳能得全分，午未申酉戌亥不能得全分，这还没有成为定论。只有用十二来区分它，从三分九厘依次损益上下，一直到一分为止，而半声之间产生的方法，也是由此而来的。有人问："那么太师吹铜听律，用什么来判断乐师的好坏呢？"我说："我不是掌乐的瞽史，怎么知道吹律的事？"但是《诗经》讲军队"其军三单"，大国出兵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三军的数目与天地相参配，六师的道理是加倍运用它，用兵众多的律法却超过了天道的限度，没有不失败的。那么律数十七万八千余强，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置十而以

译十一乘三倍，这是《易经》中的偶数。由此再乘以三，得五十三万余强，这就与天体周天之数相合了。"律与礼乐、天道、兵法用师，它们的道理是一致的。愍帝十五年，礼部请求考订确定乐律，辅臣推荐黄道周，但最终未能被采用。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文献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

　　乐考

　　度量衡

宋理宗时，姜夔进呈《大乐议》，请求校正权衡度量。

姜夔说雅乐俗乐的音高不一致，应当校正权衡度量。自从尺律之法在汉魏时期失传后，隋唐时又杂乱地出现了十五种尺制。正律之外，又有所谓"倍四"的乐器，"银字中管"的名号。如今大乐之外，又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中又有"中管倍五"这种。有的叫"蕃笛""孤笛"，有的叫"双韵十四弦"，凭主观臆断制造声调，不合于正律，声音繁复悲哀，抛弃了它的根本，失之过于清越。有的叫"夏笛""鹧鸪"，有的叫"胡卢琴""渤海琴"，声音沉滞抑郁，腔调含混不清，失之过于浑浊。所以听到这些声音的人，性情在内心被扰动，手足在外面举止失度。这就是《礼记》所说的"轻慢随便而忘记节制，放纵流荡而忘记根本"，音域宽了就容易滋生邪淫，音域窄了就容易引发欲念。各家自定权衡，各乡自定尺度，于是标准就混乱到了这个地步，应当由朝廷明示是非好恶的标准。凡是制作乐器的人，一律以太常寺所用的和文思院所颁行的为标准，其他私自制定高低多寡不同标准的，一律禁止，这样百姓就能顺从朝廷的法度，风俗也就可以端正了。

【臣】等谨按《乐志》记载：「理宗在位四十余年，礼乐方面的事情未曾有过什么改革创制。绍定四年，为皇太后上尊号册宝时，才新制作乐曲用于典礼。于是姜夔便进呈了《大乐议》，前面考订认为是宁宗即位时的事，云云，恐怕是弄错了。」

辽道宗太康八年三月，下诏推行以秬黍所确定的升斗标准。

元世祖中统二年八月，颁行斗斛权衡的标准。

　　至元十三年五月确定度量标准。

二十年五月，颁行宋代文思院所制的小口斛。

刑部尚书崔彧说：「宋代文思院所制的小口斛，用于官粮的出入，没有可以隐匿舞弊的空间，应当加以颁行。」朝廷采纳了这个意见。

世祖时，东平的平民赵天麟上呈奏议，一同讨论制度，大略说道：「从前虞舜巡狩四方，统一律、度、量、衡的标准。我考察虞、夏、商、周的制度，已经不能详细知道了。只有刘歆的论述，记载在班固的《汉书》中，最为详尽。一叫备数，二叫和声，三叫审度，四叫嘉量，五叫权衡。如今数已经通行于天下，历法已经掌管于太史，音乐已经统辖于太常，音律已经协调于协律。它们所以还有些没有确定、即使确定了也未能统一划齐的，就只有度量衡了。我居住在山东，只见山东数郡之间，有的隔着一座城镇，有的隔着一条河，它们的长度、容量、轻重的标准，就已经全都不相同了。那又拿什么来彰显四海一家的公平呢？」《元史·张思明传》说：「大德初年，被提拔为左司都事。当时有人进献西域的秤法，张思明认为这会惑乱众人，没有采用。」

《多尔济巴勒传》说：至正年间，他担任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当地的风俗是用编织的柳条做斗，大小不统一，奸商狡猾的经纪人借此上下其手谋利，百姓都深受其害。他就命令有关官府严加禁止，统一称量各种货物，于是大家都聚集起来，价格自然也就公平了。

明太祖洪武元年，命令铸造铁斛、斗、升，交付户部用来收粮，作为校勘的标准，并将这个式样颁发到天下各地。

凡是天下的官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