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

乐考度量衡宋理宗时，姜防进《大乐议》，请正权衡度量。夔言雅俗乐髙下不一，宜正权衡度量。自尺律之法亡于汉魏，而十五等尺杂出于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谓倍四之器，银字中管之号。今大乐外，有所谓下宫调，下宫调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笛、孤笛，曰双韵十四▯，以意裁声，不合正律，繁数悲哀，弃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鹧鸪，曰胡卢琴、渤海琴，沈滞抑郁，腔调含糊，失之太浊。故闻其声者，性情荡于内，手足乱于外。礼所谓慢易以忘节，流▯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者也。家自为权衡，乡自为尺度，乃度于此，谓宜在上明示以好恶。凡作乐制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颁为凖，其他私为髙下多寡者，悉禁之，则斯民顺帝之则，而风俗可正。【臣】等谨按乐志云：「理宗享国四十余年，礼乐之事未尝有所改作。绍定四年，上皇太后册寳，始新制乐曲行事。于是姜防乃进大乐议，前考指为宁示嗣位云云，疑误。」辽道宗太康八年三月，诏行秬黍所定升斗。元世祖中统二年八月，颁斗斛权衡。

至元十三年五月定度量二十年五月，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刑部尚书崔彧言：「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粮，无所容隠，所宜颁行。」从之。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防论，同制度畧曰：「昔有虞巡狩，同律度量衡。臣考虞、夏、商、周之法，不可得而详矣。惟刘歆之义，载在班书，最为详悉。一曰备数，二曰和声，三曰审度，四曰嘉量，五曰权衡。方今数已宣于天下，厯已职于太史，乐已总于太常，声已协于协律。其所以稍有未定，虽定而未齐一者，度量衡而已矣。臣居山东，但见山东数郡，或隔一镇，或间一河，其度之长短，量之多寡，衡之轻重，已皆不相同矣。则又何以示四海一家之平乎？」《元史·张思明传》曰：「大德初，擢左司都事。有献西域秤法者，思明以惑众，不用。」多尔济巴勒传》曰：至正中，为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其俗编栁为斗，大小不一，豪贾猾侩得以髙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饬有司厉防禁，称量诸物，乃毕集而价自平。明太祖洪武元年，令铸造铁斛、斗、升，付戸部收粮用，以较勘，仍降其式于天下。凡天下官民人等行使斛斗秤尺，俱有一定法则，颁行各司府州县收掌务如式，成造较勘相同，印烙给降，民间行使其在京仓库等处，户部较勘印烙发用。至二十六年，定凡使用斛斗秤尺，着令木秤等匠计算物料，如法成造。所用铁、力木、杉木板枋、生铁等项，行下龙江提举司等衙门，照数放支。其合用锤钩，行下寳源局督工铸造。如是成造完备，移咨户部较勘收用。大明令曰：「斛斗秤尺，司农司照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较定则様，制造发直▯府各州及呈中书省，转发行省，令各府依法制造较勘，付各州县仓库收支行用。其牙行、市铺须赴官印烙，乡村人民所用与官降相同，方许行使。」十二月，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毎三日一次，较勘街市斛秤尺。邱濬《大学衍义补》曰：臣按，律者，▯气之管，所以作乐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长短，量多寡，称轻重，所用与律不同，而帝舜巡狩所至，同律而必及于度量衡，何哉？盖以度量衡皆受法于律，于此审之，三者之法制皆与律同，斯为同矣。诚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而与▯气之律同出于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圣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圣人不徒因律而作乐，而用之于郊庙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为造作出纳交易之则焉。其作于上也有常制，其颁于下也有定法。茍下之所用者与上之所颁者不同，则上取于下者，当短者或长，当少者或多，当轻者或重；下输于上者，当长者或短，当多者或少，当重者或轻。

下亏于民，上损于官，操执者有増减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监守出纳者有侵尅赔偿之患，其所闗系盖亦不少也。是虽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为治尚不之遗，而况后世民伪日滋之时乎？乞饬所司，毎正岁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度斗斛权衡，使凡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様，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域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騐，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又曰：「臣按宋太宗，太宗皆起自民间，熟知官府出纳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谨权量为务。史谓比用大称如百斤者，皆悬钩于架，植镮于衡，或偃手，或抑按，则轻重之际，殊为悬絶。于是更铸新式，悉由累黍而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増损也。又令每用大称，必悬以丝防，既置其物，则却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由是观之，可见古昔好治之君，莫不爱民。其爱民也，凡官吏可借以害民者，无不预为之禁革。则虽一毫之物，不使过取于民。彼其具文移着律例约束，非不备，刑罚非不严，然利之所在，人惟见利而不见害，往往外法以巧取，依法以为奸。孰若毎事皆立为一法，如宋人之于权衡，必齐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损，又俾操执者却立以视，而不得抑按。噫！使凡事事皆凖此以立法，则官吏无所容其奸，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宣宗宣德三年三月，较凖各仓斗斛。命各仓斗斛凖洪武中制度，官为较勘，印烙木筹，上刋年月及提调官吏姓名，亦用印烙。凡官斛筹非官印烙者不用，私造者问罪至七年，令重铸铁斛，毎仓各以一给之，永为法则。周忱言行録》曰：宣德间，忱为工部右侍郎，巡抚南直▯。先是，欠粮，粮长往往私造斛斗，大入小出。忱奏行南京工部铸造铁斛，发属县依造木斛，较勘烙印，给与粮长收槩。于是出入均平。英宗正统元年，令部颁铁斛，等于仓库。各布政司府州县仓，分嵗收粮五十万石，及折收仓库嵗收布绢等物十万匹以上者，工部各给铁斛一，铜尺木秤各一。又令各处斛斗秤尺，府州县正官照依原降式様较勘，相同官民通用，仍将式様常于街市县挂听令比较。【臣】等谨按实録云：是年二月，陜西按察副使金濓奏，西安原降铁斛、铜尺、木秤，便于收支。今甘肃等卫仓库，因无前项斛与秤尺，作弊多端，乞行各布政司及直▯府州，悉照原降式様成造，以凭收支较勘。九月，儧运粮储总兵官各处巡抚侍郎至京，防议军民利便事宜。一，苏松诸处官仓，原有洪武中颁降铁斛、升斗，年久废矣，出纳之际，军民受弊，应令府县量计合用铁斛、升斗，备料送付南京工部防官，依式铸造颁给备用。

命准行之，此即防典之所载也。景帝景防二年，颁等秤天平于内外。令工部成造等秤、天平各四十，颁给户部及在外收支衙门掌管用，使其所属各许依式成造应用。宪宗成化二年题准，私造斛斗秤尺行使者，依律问罪，两邻知而不首者，事发一体究问。

五年命重发铁斛依法置造以新旧铁斛大小不一，仍令工部照洪武年间铁斛式様，重新铸造，发江南、江北、山东、河南兑粮诸处，令兑粮官员依式置造木斛，送漕运衙门较勘，印烙给发，交兑。防典曰：是年又令京城内外并顺天府所属地方，凡诸色货物行人，依式制造平等斛斗秤尺，天平等赴官较勘，印烙方许行使，违者如律治罪，知情扶同互相借用者，事发一体究问。十五年五月，命添铸斛，给散所司为式。先是，总督漕运总兵都御史等官奏：运粮官军告言，有司粮里长交兑粮米，多用小斛，不依原领印烙木斛，少米凡六七合。而粮里长又告称，官军印烙木斛较之本处铁斛，多米至五六合。今宜于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五布政司，应天、苏松等十三府，及徐州、▯淮二水次兑粮处所，京通、天津、蓟州四収粮仓，淮安、徐州、临清、徳州四支粮仓，并两总督漕运十二把总兵共四十三处，各给一铁斛，就令漕运官军措置工料，如成化六年所降式铸之，送户部较勘相同，给发各处仓分，依式置造印烙木斛应用。敢有私造木斛大小不同者，皆治以罪。事下户部议，以为前此铁斛俱依式铸造，岂有大小不一？但有未及降到处，今拟京通二仓及江南北、山东、河南四处已有者不必另铸，其余合如所请铸造给降。毎斛识以“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十三字及监铸官员匠作姓名，较定送部，仍取京仓旧斛重较，令漕运官顺带给发较造印烙木斛收用。从之。至九月，户部覆准漕运巡抚等官所奏事宜，将新铸铁斛给发各处遵用，仍尽收其旧斛。

十七年八月较定权量武定正徳元年颁发铜法时议准工部行寳源局如法制造铜法三十二副，毎副大小二十个，俱錾正徳元年寳源局造字号，送部印发浙江等布政司及各运司，并南直▯府州各依式様支给官钱，一体改造颁降行使。

八年六月颁给广东斛斗秤尺户部覆广东左布政司罗荣所奏地方军民利病事，其一言广东因非运粮去处，原无降给斛斗秤尺，宜行工部铸造较勘平凖，发回应用，以絶弊端，从之。世宗嘉靖二年，定私造斛斗、秤尺等罪。时定市易诸法，凡私造斛斗秤尺及作弊増减者，官降不如法者，提调官失勘者，其在市行使不经官司较勘印烙者，仓库官吏私自増减官降支收不平者，监临官知而不举及失觉察者，各定罪有差。

三年七月铸铁斛给诸边仓巡抚直▯御史王官请命户部铸造铁斛颁给宣大诸仓以为出纳之凖，从之。因命户部并给诸边。

八年六月新定天平铜法颁行诏天下司府州县起解官银，俱照钦定天平铜法，不得妄増耗银，违者抚按官治罪。其两京内外各衙门，听科道查▯，仍勅内府将旧用铜法送工部改造如制，从都给事中蔡经议也。防典曰：是年奏准制天平，法马一様七副，六副分给各司并监收内府银料科道官一副，留部堂为式。二十四年十月，补置铁斛，分给该兑地方，令运军到时赴官告领。四十五年，题准南京供用库斛斗升秤等，行南京工部拨匠料造三千八百七十六副。

穆宗隆庆四年新铸法马颁行防典曰：旧法马轻重参差，令户、工二部公同较勘，行寳源局铸造。节慎库、太仓、光禄寺、太仆寺、荆杭抽分两厰、两直▯、十三省及七边郎、七钞闗、五运司各法马一様四十副，仍行抚按转行各府州县照依新降式様铸造。神宗万厯十年六月，工科给事中傅来鹏奏：「准各处库用法马，以部降为准，旧者一槩解部销毁。」十九年闰三月，令收解钱粮，俱照嘉靖年颁行法马。先是，嘉靖年颁行旧法马，轻重与民相同。隆庆年有新钦降法马，毎百两重一两二钱，收纳通行，民不胜困。科臣叶初春上疏曰：「新法马之设，非制也。各省钱粮，斛官者十之三，杂用者十之七，一概加増，而火耗又复不减。兹欲铸而颁降，日乆更改，不无动扰。若京解用新法马，杂派用旧法马，又非画一之法。宜照原降法马，平收平解，分外不得加増，违者访实▯究。」诏可。【臣】等谨按，明代遣使外夷时，有记其权量之制者，附録于后。陈诚【永乐时人】使西域记曰：「哈烈国不置斗斛，惟用权衡。」马欢【永乐时人】瀛涯胜览》曰：古里国用番秤，名番剌失。秤之权钉定于衡，未称凖则活动于衡中，提起平为定盘星。称物则移凖向前，其量法铸铜为升，行使番名党戞黎。又按乐考之载，度量衡以其皆本于律，而其制可参考耳。如祗载宋辽以来校勘颁行诸事，似于乐都不相闗。特马考及王圻续考体例有之，兹亦编年排列，实于三者制度槩阙如也。窃意宋制粗具，前考即末造或不至悬殊。辽金元则简册鲜徴矣。明代去今差近，其説有可旁稽者，随所见録之，以资考订。于制度仍不能详也。

愍帝崇祯十四年诏定律尺时命工部察周尺之制，工部不能定，移问礼部。礼部覆云：周尺之説，古今推求不一，有用累黍者。《汉书·律厯志》云：“以子谷秬黍中者度之，九十分为黄钟之长，一黍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尔雅》云：“秬，黑黍也。”顔师古云：“中者，不大不小。”后周时牛▯等议曰：“上党羊头山黍，其色至乌，其形圆重。”《唐礼乐志》曰：“黍真则尺定，尺定则律均。”宋窦俨、司马光等考定周尺，用上党黍，十黍为一寸是也。有用指者，古人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寻。大禹声为律，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三寸，谓之君指，裁为宫声之管。许慎《説文》曰：“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尺即周尺也。”有用璧羡者，《考工记》曰：“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盖璧径九寸，羡而长之，纵十寸，横八寸，周谓之度。尺则周之十寸、八寸皆为尺也。有用蔈粟者，蔈，禾穗芒也。《淮南子》曰：“律数十二，故十二蔈当一粟，十粟而当一寸。”是也。有用▯丝者，《孙子筭术》云：“▯吐丝为忽，自丝毫厘分而成一寸。”是也。有用马尾者，《易纬》以十马尾为分是也。详考之，窃谓人指则长短不同，璧羡则古璧难得，粟有重轻，马尾有巨细，▯丝秒忽亦难辨，惟絫黍之法为正。而又有谓圭璧之属用▯尺，冠冕尊彛之属用黍尺者。又有谓岁有丰歉，地有肥硗，絫黍较騐亦复有不齐者。故前代制尺，非特用絫黍，又必求古器以杂较焉。《隋书》所载厯代之尺，十有五种。第一种即周尺，与西汉刘歆铜斛尺、东汉建武铜尺、晋荀勗律尺、祖冲之铜尺皆合。今去古既逺，欲求确据，惟我髙皇帝时命宋濓、冷谦等所定乐律及刘基等所定钦天监晷景可凭，而晷景尤其显者。宋和岘用西京铜望臬，即司天台影表臬下石尺也。影表上可测天度数，不爽，况其他乎？唐顺之曰：“今钦天监表尺，乃元郭守敬所造，比市尺止得八寸强。守敬精于律厯，决非妄作。”尝取其黑黍中者一千二百粒，日干之，秤量重五钱者，以九十粒横之，命为九寸，与表尺果合。于今欲求周尺，似不能舍是而他求矣。抑又有説焉：髙皇帝创制垂法，诒谋万世，当时制为镇圭，定按周尺，莫若以镇圭之尺为主。若欲别造凖尺，是必博搜古器，如表尺之属，兼求真黍，参互考定，非可悬虗臆决也。工部据以回奏，奉防既説周尺，即镇尺，着照镇圭式造尺桞。贯答宋景濓书曰：承问尺法，盖自宋徽庙制大晟乐时，礼官用声律身度之説，请以天子中▯为寸，于是所制器服，悉取之以为长短广袤之节。当时固有非之者矣。然紫阳文公编类家礼，于深衣制度条明言度用▯尺，复注云中指中节为寸。

而秦溪杨氏又引説文云：周制寸尺咫寻皆以人之体为法，似亦凖之▯尺矣。至于造木主条，谓身髙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释者即援文公之説曰：周尺当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与书仪误注五寸五分弱。温公圗所谓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随尺，即布帛尺。今以周尺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説同出一书，已不能归一，况诸家互有异同者乎？往在礼院时，因更造时飨祭器，尝与议斯时，而及于尺，法院之老吏云：库中有前代玉尺，下库检索得之，其制作极工，然较之周尺、省尺，又复微有强弱。廷议以为玉尺厯代袭传盖乆，尤有据依，遂凖用玉尺定下其议。乃若淮尺、浙尺，随方所用，殊难凖以为法。然是尺法非有声律髙下之差，不若且从文公之说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据依。律吕精义》曰：厯代尺法，皆本诸黄钟，而损益不同。有以黄钟之长均作九寸，而寸皆九分者，此黄帝命伶伦始造律之尺也，是名古律尺，又名纵黍尺。选中式之秬黍，一黍之纵长命为一分，九分为一寸，九寸共计八十一分，是为一尺。有以黄钟之长均作十寸，而寸皆十分者，此舜同律度量衡之尺，至夏后氏而未尝改，故名夏尺。传曰：「禹夏十寸为尺」，盖▯此尺也，又名古度尺，又名横黍尺。选中式之秬黍，一黍之横广命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共计百分，是为一尺。有以黄钟之长均作四叚，加出一叚而为尺者，此商尺也，适当夏尺十二寸五分。传曰：「成汤十二寸为尺」，盖▯此尺也。有以黄钟之长均作五叚，减去一叚而为尺者，此周尺也，适当夏尺八寸。传曰：「武王八寸为尺」，盖指此尺也。有以黄钟之长均作九寸，外加一寸为尺，此汉尺也。有以黄钟之长均作八寸，外加二寸为尺，此唐尺也。有以黄钟之长均作八十一分，外加十九分为尺，此宋尺也。唐尺即成汤尺，而唐人用之，故又名唐尺。宋尺即黄帝尺，而宋人用之，故又名宋尺。七代尺凡有五种，互相考证，要之皆有补于律也。又《律学新説》曰：按唐虞及夏后氏之制，歩也皆以夏尺六尺为歩。商以夏尺一尺二寸五分为尺，而以商尺五尺为歩。周以夏尺八寸为尺，而以周尺八尺为歩。置一尺二寸五分为实，五因得六尺二寸五分。置八寸为实，八因得六尺四寸。然则商之一歩，乃夏尺六尺二寸五分也。周之一歩，乃夏尺六尺四寸也。秦复古制，六尺为歩。自汉以来，歩法或从六尺二寸五分，或从六尺四寸。今工部收藏寳源局所铸量地铜尺，五尺为歩。今之五尺，乃夏尺之六尺四寸，周尺之八尺也。用纸条长五尺，置铜尺上，照铜尺两端裁齐，将纸条折作八叚，墨匙界令相均，于毎叚内界。

作八寸，共为六尺四寸，即夏尺六尺四寸也。夏尺八寸，均作十寸，即周尺也。夏尺一尺二寸五分，均作十寸，即商尺也。商尺者，即今木匠所用曲尺。盖自鲁般传至于唐，唐人谓之大尺，由唐至今用之，名曰今尺，又曰营造尺。古所谓车工尺。韩邦竒曰：今尺惟车工之尺最准，万家不差毫厘，少不同则不利载。是孰使之然哉？古今相沿，自然之度也。然今之尺，则古之尺二寸也。所谓二尺之轨，天下皆同，是也。以木工尺去二寸，则古尺也。盖鲁般家相传之久，乃舜时同度之也【臣】谨按：韩氏所谓车工，即造骡车之匠人也。语云：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此尺而言也。此尺即唐人所谓大尺，大尺去二寸，唐人所谓黍尺。《唐六典》曰：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臣尝取秬黍极大者校之，则与《六典》合；取中者校之，则不相合也。《六典》又云：凡积黍为度者，调钟律，测晷景，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盖唐制加黍尺二寸为一尺，今尺去二寸为古一尺无疑。韩氏之言信矣。尺中最古而可常用者，惟此尺耳。盖此尺即殷汤之尺也，去二寸即夏禹之尺，夏禹之尺去二寸即周武王之尺。是今一曲尺中，包括三代之制，不待累黍而自明矣。臣尝依据古法，拟造三种歩尺，谨附载于左方：夏尺六尺为歩【比营造五尺短二寸】裁纸条与寳源局铜五尺一般长，乃界为六十四叚，毎叚为夏尺之一寸，十寸为尺，六十寸为一歩，外余四寸不用。商尺五尺为歩【即今营造五尺是也】裁纸条与寳源局铜五尺一般长，乃界为五十一寸二分，取其十寸，是为商之一尺。五尺为歩，外余一寸二分不用。周尺八尺为歩【比管造五尺长一寸二分】裁纸条与寳源局铜五尺一般长，乃界为八十叚，每叚为周尺之一寸，十寸为尺，通长八十寸，是为一歩，无欠无余。右乃三代歩尺：夏尺六尺为歩，当商尺之四尺八寸，当周尺之七尺五寸；商尺五尺为歩，当夏尺之六尺二寸五分，当周尺之七尺八寸一分二厘五毫；周尺八尺为歩，当夏尺之六尺四寸，当商尺之五尺一寸二分。其周歩尺即今工部寳源局铜五尺是也。商歩尺即今工部营缮所营造五尺是也。将寳源局铜尺均作六尺四寸，除去四寸，即是夏尺一歩；将寳源局铜尺均作五尺一寸二分，除去一寸二分，即是商尺一歩；将寳源局铜尺均作八叚，毎叚均作十寸，不必増损，即是周尺一歩也。又曰防典云洪武八年诏中书省造大明寳钞其制方髙一尺濶六寸许又云凡织造叚疋濶二尺长三丈五尺【臣】谨按见今常用官尺有三种皆国初定制寓古法于今尺者也世人止知今尺而已岂知寓古法哉请详言之：一曰钞尺即裁衣尺前所谓织造叚疋尺也此尺与寳钞纸边外齐是为衣尺又名钞尺；二曰曲尺即营造尺前所谓方髙一尺者也此尺与寳钞黒边外齐是为今尺又名曲尺；三曰寳源局铜五尺即上条所谓量地五尺也此尺比钞黒边长比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有六分【臣】家收藏宝钞数万大率同者多而不同者少是以取其同者校尺其不同者不可校也校尺之法亦用纸条自钞纸边外齐用刀裁作一尺均为十寸毎寸均为十分是名衣尺别取纸条自钞近边黒道外齐裁作一尺均为十寸毎寸均为十分是名营造尺营造尺之八寸裁衣尺之七寸五分乃稽古度尺也求古尺防法钞外纸边取齐折为四折去一取三是为一尺又法钞内黒边取齐折为五折去一取四亦得一尺宜知防法则校对尤便也又曰：「汉度量衡其制皆小，唐度量衡其制皆大。

昩者以为汉制近古，殊不知似是而非，未若唐制虽与古异，而古法寓于中也。」《唐六典》曰：「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度，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觔。凡积秬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今以秬黍考之，则古度当唐十分之八，古量当唐十分之三，古权当唐十分之六。是度量稍与《六典》合，惟权则不合。按杜氏《通典》：「唐以其尺之八分为开元钱之径，以开元钱十枚之重为一两。尝以其钱较今之秤，尺全与唐同，不差分毫。惟量则无所考。」然房元龄注《管子》曰：「古一石推今三斗三升三合。」今校铁斛一石，亦与唐制大同小异。九百余年而度量衡无变，非其法之最善，岂能如是哉！又曰：大眀颁降铁斛，今在有司者，其前面有铭曰：「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十三字，其后面有铭曰：「监铸官直▯大河卫指挥仲纲，直▯淮安府同知夏祈，铸匠袁宗范斌等」二十八字。依寳源局量地铜尺，斛口外方一尺，内方九寸，斛底外方一尺六寸，内方一尺五寸，深一尺，厚三分，平秤量一百斤。依古横黍度尺，斛口外方一尺二寸八分，内方一尺一寸五分有竒，底外方二尺零五分，内方一尺九寸二分，深一尺二寸八分，厚四分。按古人未尝以五斗为斛，五斗为斛者，盖自唐宋始也。算法依寳源局尺量，斛口内方九寸，底内方一尺五寸，深一尺，置口九寸自乗得八十一寸，置底一尺五寸自乗得二百二十五寸，又以口底相乗得一百三十五寸，三宗相并得四百四十一寸，三归得一百四十七寸，以深一尺乗之得一千四百七十寸，是为铁斛五斗实积，倍之得二千九百四十寸，是两铁斛即十斗实积。然则今之斛法非二千五百也，民间俗传算术多以二千五百为斛法者，疑术士杜撰也。或曰：此钞尺也，钞尺即裁衣尺，算法置量地尺一尺当裁衣尺九寸六分，自乗得九十二寸一十六分，再乗得八百八十四寸七百三十六分为实，以量地尺斛法二千九百四十寸乗之，一千除之，得裁衣尺二千六百一寸一百二十三分八百四十厘，减去二千五百多一百寸有竒也。如欲算古横黍度尺，求今铁斛十斗之积者，置古度尺十寸当裁衣尺七寸五分，自乗得五十六寸二十五分，再乗得四百二十一寸八百七十五分为法，置裁衣尺斛法二千六百一寸一百二十三分八百四十厘，一千乗之为实，却以前法除之，得六千一百六十五寸六百二十六分八百八十厘，是为铁斛十斗横黍尺积分也。

就置为实，以古斛法一千九百六十四寸，一百八十五分半为法，除之，得古三石一斗三升九合，是今一石之数。为法以除一石，得今三斗一升八合半，是古十斗。比唐量少一升四合半，民间私量随时损益，在处不同，难为凭据，只凖铁斛算之可也。先儒宗古《九章》，以一千六百二十寸为粟一石之积，此乃前汉王莽斛法，今不可用也。又曰：「国语吴韦氏注曰：衡有斤两之数，生于黄钟。黄钟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是为一龠。龠二为合，合重一两，故曰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则三代之制，权衡之起，信亦出于律矣。夫黄钟之龠容千二百黍之重，是为半合，即半两也。合龠为合，两龠为两，俱二千四百黍，是乃一合黍之重，即一两也。然则一升黍之重，即为十两；一斗黍之重，即为百两；一斛黍之重，即为千两，明矣。一斤之重，乃一升六合黍也。一均之重，乃四斗八升也。一石之重，乃一斛九斗二升也。权量二法，配合整齐，未有得其量者，不得其权者。书曰：『关石和钧』，此之谓欤？今者羊头山秬黍，以时制等子秤之，其大者百粒在二分六厘上下，其小者百粒在二分四厘上下，其中者百粒为二分五厘整。积至两龠二千四百粒，秤重六钱。然则今之六钱为古一两，今之六两为古十两，今之六斤为古十斤，其余可以例推矣。古之一斤，今之九两六钱也；古之一均，今之十八斤也；古之一石，今之七十二斤也；古之一鼔，今之二百八十八斤也。大率古之于今，乃五分之三耳。先儒以为三分之一，非也。置今求古，则用六归；以古求今，则用六因。若斤两互见者，各以其法通之，此算家所易晓，不必细解。求度量亦如之，但率法不同耳。度以八为率，量以三为率，权以六为率。者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一斛，今之六钱即古一两，故也。凡度量衡，以今求古，皆用归法；以古求今，皆用因法。故附见于此云。」又曰：今按时俗权衡之法，小数则一两作为十钱，而钱之下借为分厘毫丝忽之名；大数则十五斤为一秤，八秤为一防，二斤为一里，百里为一引。盖分厘毫丝忽引本皆尺度之名，借作权名也。古人所谓六铢为分，四分为两之类，今既参差而亦不复晓矣。以钱为名，不知始于何代，意者自唐武徳开元之钱始乎？然以黍秤较之，汉钱五铢，失之太轻；唐钱二铢四絫，失之太重，皆不与黍秤合。要之，合于时俗之秤者，开元等钱，殆近之矣。宋史载其权衡之制最详，今以古人千二百黍之法较之，与宋不同。宋人所定，乃今世俗秤也。依其法以淳化钱较之，正与今同，然与黄钟度量乖矣。宗皇祐中，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既大于汉尺，姑欲合其量，然竟于权不合，乃谓黍秤二两已得官秤一两，而疑史书之误。

愚见亦以为然。或今黍秤与隋书黍秤不同，隋唐之秤一斤当黍秤三斤，今秤一斤只当黍秤一斤十两三分两之二。盖隋唐黄钟之龠既短且狭，虽以二龠所容黍作一两，而其实不满千二百数，无疑矣。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定乐律，古秤三斤当今十三两，一斤当今四两三分两之一，一两当今六铢半。若然，则古秤适当宋秤四分之一，又与胡阮之説不同。夫沈与胡阮相去不逺便乃相悬，是又可疑也。今术选羊头山秬黍中者一千二百枚，实于黄钟之龠，无欠无余，以天平秤之，整有三钱，乃古半两也。两龠之黍当天平六钱，为古一两。然则古秤一斤当天平九两六钱，今之平秤一斤是古一斤十两三分两之二也。春眀梦余録》曰：审度嘉量权衡皆出于律。自积黍之法不明，黄钟之説始纷然如聚讼。近代郑世子考羊头山秬黍以时等，则称之百粒得二分五厘。至两龠二千四百重六钱，则今之六钱为古一两。以约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之一斛。度以八为率，量以三为率，权以六为率。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