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八

译五至宁宗时期，各州郡的商税屡次减免或停征。

理宗绍定五年三月，下诏京城内外免征商税三个月。

淳祐四年九月，台谏官员进言说："严州及绍兴的萧山防税关卡征收商税繁苛。"皇帝下诏立即废除。

宝祐二年六月，废除临安府临平镇的商税。

秘书少监刘克庄进呈故事说："自汉代中叶实行专卖（筦榷）之法以来，上自公卿，下至贤良文学之士，各持一种主张。但公卿的主张往往占上风，即使贾谊、董仲舒等诸位名儒说得口干舌烂，也不能削弱其势头。只有本朝不是这样，所任用的三司使如寇准、蔡齐、王尧臣、包拯、宋祁、张方平、蔡襄，这些人平日既持贤良文学之论，一旦身居公卿之位，始终不肯违背儒者的大防，这就是与汉代不同的地方。"熙宁变法之初，还任用程颢、苏辙做属官，后来薛向、吴居厚之流才开始得到进用。于是司马光执政后，在朝内提拔李常任户部官员，在外提拔鲜于侁任漕臣，以补救其弊端，这是元祐年间宰相政绩中的第一要义。臣认为国家的这一脉气运，应当延续而不应中断，应当培养而不应摧折。只是如今天下兵员不能裁汰，官吏不能精简，郊祀宗庙之礼不能欠缺，宫掖的用度不能减省。臣并非敢标榜高深空谈之论，径直认为理财是错的。从前善于理财的人，只是摧抑富商巨贾垄断的暴利，谋取厚利者才管，而追逐十分之一微利以养家糊口的人不去过问；只是削弱豪门大姓侵夺细民的行为，而经营些许升斗小利以养育妻儿的人不去过问。天地所出产的，海中的鱼盐，山泽中的柴薪，漆麻葛布等各种货物器械，陶冶等各种工艺，这些都是贩夫贩妇、种园的男子织布的女子赖以为生的东西，如果搜刮起来毫无遗漏，那么怎能免于百姓的哀叹愁怨？汉代征收算缗钱，下及末业小商；唐代设宫市，祸害波及打柴的樵夫。太平盛世的气象，不应当是这样。从前的榷酒榷茶专卖契约，确实还有遗漏的利益；如今几乎搜刮殆尽，弓弦拉满却未曾放松，已经失掉了利源，郡邑困于横征暴敛，百姓遭受无辜株连之殃。议论的人排斥得越发用力，执掌政事的人却坚持得越发牢固，重蹈汉朝盐铁专卖的覆辙，违背了先朝前辈名儒治理赋税的本意。麒麟安宁则德泽滋生，蝎尾伤人则怨谤四起，将从哪里取得这样的结果呢？臣观察如今的事势，减损朝廷用度不容易说得清楚，酌情制定中庸的办法来取用财赋就足够了；使百姓富裕不容易说得清楚，舍弃末业之利归还给百姓就足够了。从前陈恕命三司官吏各自条列茶法，分为三等：说取利最深的一等，只可以在商贾中施行，不可以在朝廷中施行，我采用其中等的一种，这是理财之臣应有的用心。王旦派遣漕臣时说："朝廷取利已经到极点了！"这真是大臣该说的话啊。希望下诏命朝廷、省府尽快谋划此事。

译度宗咸淳元年正月，下诏免除临安征收商税三个月。

咸淳四年，又免除在京城征收商税三个月。

恭帝德祐元年二月，命令地方长官一律不要征税。

辽太祖三年五月，在炭山以北设置羊城，设立〇务以沟通各道的市场交易。

圣宗统和元年九月，南京因秋雨连绵损害庄稼，暂时停止关卡征税，以便与山西通商籴粮。

这是听从南京留守的奏请。

【臣】等谨按《辽史·食货志》又记载干亨年间留守司说百姓吃粮困难，请求放松居庸关的税收，怀疑就是本纪所记统和元年九月的事。因为统和改元正在干亨五年六月，所以《志》里还沿用了干亨的年号，是记载有误。

统和四年十一月，因古北口、松亭关、榆关征税不依法度，导致阻滞商旅，派使者审查此事。

统和十二年二月，免除各部落每年应交的羊税及关税。

统和十九年闰十一月，减免关市的税收。

开泰元年十二月，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开始征收商税。

当初，东辽这片土地，自神册年间归附以来，还没有〇酤（酒）盐麴的法令，关市的征税也很宽松。冯延休、韩绍勋相继用燕地、平山的法度来约束，百姓不堪忍受。到太平九年八月，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于是趁机作乱。

金世宗大定二年，制定院务亏欠及功劳酬奖的标准。

八月，废除各关征税，只令巡查稽察。

当时张中彦任吏部尚书，上疏说：「古时候关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如今掌管关市的人只征税而不稽查，苛刻地扣留行旅，甚至翻检行囊，比抢劫还厉害，有伤国家体面，请求禁止此事。」皇帝听从了。

大定二十年正月，制定商税法，金银百分之一抽取，其他货物百分之三抽取。到章宗承安四年，议事的人认为物价比从前高了，除去金银按原额难以完全征足外，其余金银可以并按〇一分征收，皇帝下诏听从。承安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说：旧制小商人贸易各种货物收税四分，而金银是贵重细软之物，多出自富裕人家，反而只收三分，这样不合情理，也请求一律收取。省臣商议认为这样恐怕会导致更多隐匿，于是作罢，仍照旧制。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下令尚书省确定院务课税及商税定额，各路使司院务共一千六百一十六处，比旧额减少了九十四万一千余贯，于是废除坊场，免除赁房税。

明昌元年八月，禁止假借亲王、公主之名让奴仆占用网船，侵扰商旅。

十月，废除提防所的赏罚制度。

尚书省上奏，如今天下使司院务的课税额既已减少，而监官反而增加、亏欠，又有升迁追责降职的制度，应当废除提防所支给赏罚俸禄的制度。只是委托提刑司稽查提防官侵犯场务的情况，则按制度论处，皇帝下诏听从。

明昌五年，增设中都等路的院务。

上言的人请求恢复旧制，坊场不允许恢复，只允许增设院务。皇帝下诏令尚书省斟酌确定制度，于是拟定辽东、北京依旧允许人分别办理，中都等十一路派官员按查视察，酌量在二十三处添设院务。从今年九月一日起立界为制。原来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每年收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自从增设院务后，每年收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共增加了五万余贯。

泰和六年五月，规定院务课税亏欠，令转运司派官员监督〇。

元太宗二年正月，制定各路的课税。

十一月，设置十路征收课税使。

任命陈时可、赵昉出使燕京，刘中、刘桓出使宣德，周立、和土贞出使西京，吕振、刘子振出使太原，杨简、高廷英出使平阳，王晋、贾从出使真定，张瑜、王锐出使东平，王德亨、侯显出使北

译京，夹谷永、程仿出使平州，田木西、李天翼出使济南。《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太宗刚即位时，楚材上奏了十八条便宜事，其中一条说：「贸易借贷官物的人应治罪。」近臣别迭说：「汉人对国家没有帮助，可以把他们的人都清空来做牧场。」楚材说：「陛下将要南征，军需应当有所仰仗，如果确实均衡制定中原的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每年可以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军需。怎能说没有帮助呢？」于是奏请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官、副职都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都是宽厚的年长者，是天下之中挑选出的最好人选，助理都用省部旧人。

太宗六年，设立征收税课所。

凡是仓库院务官以及总管千人等，命令各处官府选择有产业、有品行的人来担任。他们所办理的课税，每月要送到所里输纳。有贸易借贷的，一律判处徒刑二年，杖打七十下。所里的官员骚扰百姓、索取钱财的，罪责也是一样。

太宗十一年十二月，商人乌尔图哈玛尔承包中原银课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定额，皇帝听从了。

到第二年正月，就任命乌尔图哈玛尔为提防各路课税所的官员。

耶律楚材传说：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用一百四十万两银子承包天下的课税。楚材说：「这些是贪利之徒，欺上虐下，危害很大。」上奏罢免了他们。自庚寅年制定课税标准以来，到甲午年平定河南，每年都有增长盈余。到戊戌年，课银增加到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谄媚讨好镇海，首先引荐乌尔图哈玛尔承包课税，又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争辩劝谏，以至于声色俱厉，言语中夹着眼泪。皇帝说：「你想要争斗吗？」又说：「你想为百姓哭泣吗？」姑且让他试行。楚材没有力量阻止，于是叹息说：「百姓的困苦穷乏，将从此开始了。」又《杨奂传》说：戊戌年，考试各道进士，杨奂在东平应试，两次考中赋、论第一名。北上拜见中书耶律楚材，楚材上奏推荐他，授任河南路征收税课所长官兼廉访使。将要出发时，他对楚材说：「我不才，误蒙不次之用，以书生身份来料理财赋，本来就不是我所擅长的。又何况河南遭遇兵荒之后，遗留的百姓无法生存，'烹小鲜'的比喻，正适用于今日。急切地骚扰百姓，必定会使他们困弊不堪。希望能给我一些时间，使我能够抚慰百姓的创伤，作为朝廷爱护养育百姓根本的一点帮助。」楚材很赞同他。到任后，招揽当时的名士，与他们商议政事，约束百姓一概以简易为原则。巡行境内，亲自询问监务，每月课税的难易情况，若有人以增加税额来进言的，杨奂就责备他说：「剥削下民来欺骗上级，你想让我这样做吗？」立即减少原定额的四分之一，公私都感到便利。不到一个月政事就办成了，当时舆论一致认为此前的漕司从没有做到过这样。

世祖中统四年正月，把各路的监〇课税所改为转运司。到至元六年二月，废除宣德府税课所，由上都转运司兼管。把河南、怀孟、顺德三路税课所改为转运司。至元十七年六月，中书左丞安塔哈等请求废除江南所设立的税课提举司，平章政事阿哈玛特极力争辩，皇帝下诏令御史台选派官员核实检查，据实上奏。至元十九年二月，把上都宣课提领改为宣课提举司。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废除甘州宣课提举司，并入宁夏都转运使司。

这一年，命令凡

译是在京城有权势之家从事经商，以及用官银买卖的人，一律要到务所纳税，进城不出示凭证的，与匿税者同罪。

这是采用都转运司阿哈玛特的奏请。也是在至元十九年十一月，因为有权势之家经商，阻碍官民船只，设立沿河巡察军，违犯的人籍没其家产。仁宗延祐五年（此处原文作元祐，恐系传写之误）二月，敕令上都各寺权贵豪门商贩货物，一律要输纳税课。

【臣】等谨按《元典章》中统二年六月整顿课程条画十二事中的一条：凡犯匿税的人，货物一半没收充公，一半付给告发人作为奖赏。但犯笞刑五十的，进门不出示凭证的，与匿税同罪论处。《食货志》说这一年采用阿哈玛特等人的建议，才制定这一制度，与《典章》所记年月不同。

至元四年九月，重申严禁西夏中兴等路的僧尼、道士经商及征收酒醋税之禁令。

至元十二年二月，派遣必勒陶齐〇啰核查西夏〇课。

至元七年五月，制定三十分抽一的税制，以银四万五千锭为定额，有超出定额的，另作增余处理。

尚书省上言：各路课程每年银五万锭，恐怕会使百姓疲于负担，应当减少十分之一。转运司官吏的俸禄，应当与地方官相同，其院务酌量支给工食费用，仍然要禁止有关部门向百姓多取。年终考核其增减而定升降，皇帝听从了。到至元二十年，下诏各路课程选派廉洁能干的官员二人，提防增收盈余的可以升迁受赏，亏空短缺的要赔偿并降职罢黜。凡是沿路所办理的课税，每月都要将数目上报户部，逾期不报以及虽然上报却不完备的，其首领官初犯罚俸，再犯打十七板，令史加一等处罚，三犯把正官取来招供呈报省里。院务官的俸钞从增余的钱内支给，其课税仍依照旧例，三十分抽一。院务官大的不超过三员，攒典等吏员合并聚集千人来核验课税的存留。转运司以及提防官吏在所管辖的院务中借取钱物的，以盗窃罪论处，给予者同罪。即使是应税之物，不依照惯例抽分，使用了纳税印记的，也一样论处。

免除上都的商税，只收取市易、庄宅等契约的成本费用。

尚书省上言：「上都地处遥远，商旅往来不容易，应当特别免除税收来优待他们。只有市易、庄宅、奴婢、牲畜按例收取契本、工墨的费用。」皇帝听从了。到至元二十年七月，敕令：「上都商税六十分抽一。」至元二十二年五月，又减少上都的税课，一百两之中抽取七钱半。

至元十年四月，免除隆兴路〇课三年。

至元十四年七月，〇大都商税。

至元十九年二月，减少大都税课官十四员为十员。至元二十年九月，把旧城的市肆局院税务，都并入大都，减少税收征收四十分之一。

至元二十年十一月，巩昌设置拘〇课税所。

诸王哲必特穆尔请求在其分封地二十四座城自行设置管课官，皇帝没有听从。又请求设立拘〇课税所，其长官由都省决定人选，其次由王府差派设置，皇帝听从了。到至元二十三年正月，废除巩昌二十四城拘〇所，把这件事交由有关部门管理。

禁止云南管课官在正常定额之外多征收余钱。

至元二十一年七月，规定征税之物不得抽分实物。

行御史台上言：应征税的货物，都应折算成钞来收，不得抽分实物。违反的人以偷盗官物论处，索取和给予的一并同罪。皇帝命令中书省下达部里执行。

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下诏减少商税，废除牙行。

至元二十六年，大幅增加

译天下的商税。

增加内地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是采用丞相僧格的请求。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禁止任何人阻挠平阳、太原、大同的宣课。到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又下诏禁止阻扰山东转运使司的课程。

至元二十九年，规定各路输纳的期限，不得超过四孟月的十五日。至元三十年五月，敕令僧寺、邸店、商贾停放货物的地方，都依例收税。至元三十一年，下诏天下商税有增余的，不要作为定额。

成宗元贞元年，增加上都的税收。

这是采用平章拉沁的建议。也是到大德元年十月，又减少大都商税的年额为三千锭。

大德二年十二月，规定各种税钱二十分抽一，年额之上不要再增加。到大德七年二月，皇帝对中书省的臣子说：「近来有人以年课增余为名，希图爵位赏赐，这不是从百姓身上盘剥，从哪里得来？从今以后除原定额外，不要把增余当作正数。」十月，安西转运司在常规课税外增收算五万七千四百锭，皇帝赐每人衣服一套，来奖励他的功劳。

大德三年三月，废除陕西路拘〇课税所。

大德七年二月，裁减杭州税课提举司的冗余人员。

大德九年七月，免除晋宁、冀宁今年商税的一半。

这是因为连年遭受灾害的缘故。

武宗至大三年正月，禁止近侍等人擅自增加课税定额，以及进献其他物品，妨碍以往的制度。

制定税课考核优劣的办法。

各种课程都以大德十一年校定的旧额为准，原来增加的总数折算为正额，用至元钞计算数目，自至大三年开始整顿办理，其余只以十分为比率，增收达三分以上的评为下等，达五分以上的评为中等，达七分以上的评为上等，增收达九分的评为最优，不到三分的评为最差。所设置的品级官员，以满两年为期，规定税课官的等第：万锭以上设正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一员；千锭以上设提领、大使、副使各二员；五百锭以上设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百锭以上设大使、副使各一员。

至大四年十一月（当时仁宗已经即位），敕令商税官盗窃税课的，与在职官员犯赃罪同罪论处。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禁止京城各寺庙、邸舍隐匿商税。到泰定帝泰定元年四月，对僧道邸舍所积存的货物征税。致和元年正月，禁止僧道隐匿商税。文宗至顺二年八月，命令宣课提举司不要征收伊特穆尔邸舍商货的税。

文宗天历二年三月，规定僧道伊噜勒昆珠格达实密等经商的人，仍依旧制纳税。

到七月，于是征收京师僧道的商税。至顺二年三月，中书省上言：「宣课提举司每年征收商税，为钞十万余锭，比往年数目减少。请求凡是僧道经商的，仍旧征收其税；对于真心为僧的人，仍然免除。」

十月，因为亲自祭祀太庙礼成，下诏免除奉元路民间商税一年。到至顺三年六月，又免除陕西行省本年的商税。

天历年间天下总入商税的额数：

大都宣课提举司十万三千六锭十一两四钱，大都路八千二百四十二锭九两七钱，上都留守司一千九百三十四锭五两，上都税课提举司一万五百二十五锭五两，兴和路七百七十锭十七两一钱，永平路二千二百七十二锭四两五钱，保定路六千五百七锭二十三两五钱，真定路一万七千四百八锭三两九钱，顺德路二千五百七锭九两九钱，广平路五千三百七锭二十两二钱，彰德路四千八百五锭四十二两八钱，大名路一万七百九十五锭八两五钱，怀庆路四千九百四十九锭二两，卫辉路三千六百六十三锭七两，河间路一万四百六十六锭四十七两二钱，东平路七千一百四十一锭四十八两四钱，东昌路四千八百七十九锭三十二两，济宁路一万二千四百三锭四两一钱，曹州六千一十七锭四十六两三钱，濮州二千六百七十一锭七钱，高唐州四千二百五十九锭六两，泰安州二千一十三锭二十五两四钱，冠州七百三十八锭十九两七钱，宁海州九百四十四锭三钱，德州二千九百一十九锭四十二两八钱，益都路九千四百七十七锭十五两，济南路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二锭三十六两六钱，般阳路三千四百八十六锭九两，大同路八千四百三十八锭十九两一钱，冀宁路一万七百一十四锭三十四两六钱，晋宁路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九锭四十两二钱，岭北行省四百四十八锭四十五两六钱，辽阳行省八千二百七十三锭四十一两四钱，河南行省十四万七千四百二十八锭三十二两二钱，陕西行省四万五千五百七十九锭三十九两三钱，四川行省一万六千六百七十六锭四两八钱，甘肃行省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一锭三十六两一钱，江浙行省二十六万九千二十七锭三十两三钱，江西行省六万二千五百一十二锭七两三钱，湖广行省六万八千八百四十四锭九两九钱。

【臣】等谨按《元史·食货志》说天历年间总入的

译数目，比至元七年所定的额数，不止增加了一百倍。因为至元七年的额数只有四万五千锭。如今就《志》中所记载的各路总数计算，共九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八锭有余，还不到一百万。然而以四万锭的定额而增加到九十余万，百姓又怎能承受这样苛刻的征税呢？

顺帝至元三年二月，设立船户提举司十处，提领二十处，规定船户的科差。船一千料以上的，每年纳钞六锭，以下依次递减。到至元六年二月，废除各处的船户提举司。

邵远平《续弘简录》说：「元朝有商课，又有额外课。至于船料税，又在额外课之外。」

至元六年二月，废除通州、河西务两处的抽分和商税房。

明太祖即位为吴王时，设立宣课、通课等司。凡商税三十分抽一。当初，征收官店钱，到此时才减少。把在京的官店改为宣课司，府县的官店改为通课司。凡商税三十分抽一，收取钞和收钱超过定额的，以违反法令论处。

洪武元年八月，免除书籍、田器的税收。

又命令：凡是不在市场出售的物品，不征税；买卖田宅，牲口必须签订契约，本钱之外另纳纸价。

《明史·食货志》说：关市的征税，宋、元时颇为繁重。明朝初年务求简约，其后逐渐增设。行商携带货物、坐商开店贩卖，所经过、所停留之处，各有税收。其名目品类，张榜公布于官署，按此征税。应当征税而隐匿的，没收其一半。凡是纳税的地方，设置店历簿册，登记停留商人的姓名、货物数量，官府中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抽分场。局中有河泊所，所收的税课，有本色，有折色。税课司局，京城各门以及各府州县的市集大多设有，共四百多所。其后依次裁并了十分之七，又有门摊课钞，归有司管辖。

【臣】等谨按：这时虽然设立了征税制度，但皇帝常常告诫不要多取，要免除苛刻的征税，如《实录》所记载：洪武七年四月，彰德税课司对蔬菜、水果、饮食、畜牧等物也征税，事情上报后，皇帝说：「古人说聚敛之臣，比盗贼之臣还要坏，正说的是这类官吏。」下令治他的罪。洪武八年三月，南雄商人带着货物进京，到长淮关时，官吏扣留他征税，过了一个月货物还没卖出，商人到官府告状，皇帝听说后说：「商人远涉江湖，各有目的地，扣留他，不合人情。况且向官府纳税，彼此都是一样，拖延时日而使货物卖不出去，是官吏的罪过。」下令打他板子并追缴他的俸禄来赔偿商人。洪武九年六月，山西平遥县主簿成乐任满来京朝见，他的考核评语说他「能够增办商课」，皇帝说：「税收有固定的额数，如果把增办课税当作能干，这是剥削百姓，有失官吏的职责。」认为州里的考核不对，命令吏部行文查问。洪武十三年六月，皇帝对户部说：「以前奸臣聚敛，税收连细小之物都不放过，朕对此感到十分羞耻（当时胡惟庸刚被诛杀）。从今以后，军民嫁娶、丧祭所用之物，舟车、丝帛之类，都不要征税，要张榜告知天下，让大家都知道。」洪武十九年十一月，大同知府郑彦康上奏说：「过去大同中纳盐粮交易的人多，所以商税日益增加，自从停止中盐之后，税课亏欠，达不到旧额。」皇帝命户部核实其所亏欠的数目，全部免征，这些都是开国时的良政。

洪武十年三月，派遣宦官、国子监生核实检查天下的税课司局。户部上奏，天下税课司局征收商税达不到定额的有一百七十八处，因此派遣

译宦官、国子监生及部里委派的官员各一人核实，确立为定额课税。

洪武十三年正月，命令税课司局中额定征米不到五百石的，其税收归有司管理。

吏部上言：「天下税课司局每年额定征米不到五百石的，共三百六十四处，应当废除，改由府州县征收其税课比较方便。」皇帝批复同意。

洪武十九年三月，下诏天下每年解送的税课钱钞，其中道路险阻遥远难以运送的，允许换成金银来进献。

每金一两，折价钞六锭；银一两，折价钞一锭。到宣宗宣德六年六月，温州知府吴文渊说：「如今禁止用银，但是温州的商税、渔课仍然征收银子，巡拦、网户办纳很艰难，请求仍旧改纳钞。」皇帝听从了。宣德七年三月，命令湖广、广西、浙江商税、渔课办纳银的，都折收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宣德十年正月，英宗即位，下诏各种课程原来折收金银的，仍照旧例收钞。

成祖永乐元年，免除军民日常用品等的税收。

凡是军民家中嫁娶、丧祭时节的礼物，自己染织的布帛以及买来已经纳过税的物品，用车船运输自己的货物，以及农用器具，各处小民挑担贩卖的蔬菜、溪河捕捞出售的杂鱼，民间家中园圃池塘所采摘的果品若不是专门贩卖的，以及竹木、蒲草器物和常用杂物、铜锡器物、日常食物，都免税。

永乐七年，派遣御史、监生到收税之处，核实办理课程。

规定京城官店塌房的税收。

当初，南京军民的居所都是官府所拨给的，房舍之间没有空地，商货运到时，有的停在船上，有的存放在城外，牙侩从中操纵抬高或压低价格，商人深受其害。太祖于是命令在三山等城门外靠水边建造房屋，叫做塌房，用来存放商货。这些货物按三十分为比率，其中扣除一分作为官府收取的税钱，再拿出免牙钱一分、房钱一分，给看守的人使用，货物听凭客商自己出售。那些小民贩卖的，不用送入塌房纳税。到这时，命令京城的官店塌房照三山门外塌房的先例，宣课分司收取税钱一分，免除牙钱、塌房钱二分。

永乐十年，命令巡按御史等官员查核所办理的税钞有数倍增收，以及把零碎之物一概强行征税的，治以罪责。

永乐二十一年，〇淮安等处的商税。

山东巡抚陈济说：「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聚集之地，如今建都北平，各种货物比以往多了一倍，应当派人监督征收商税，以一年的数额作为定额。」皇帝听从了。

仁宗洪熙元年正月，增加市肆门摊的课钞。

当时想要疏通钞法，户部尚书夏原吉商议请求在市肆各类门摊税之内，酌量轻重，增纳课钞。官府收取那些破旧软烂的钞票，全部烧毁。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仍命令等到钞法通行后，就恢复旧额，不要作为常例。

宣宗宣德四年，开始设立钞关及收钞官。

当时因为钞法不通，是由于商人存放货物不纳税，以及市肆贩卖者阻挠所导致的，于是在京城、各省共三十三处府州县中商贾聚集的市镇店肆门摊，税课比原来增加五倍，凡是在塌房、库房、店舍存放商货的，以及骡驴车受雇装载货物的，都命令纳钞。委派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员各一员在城门稽察征收，那些依仗权势隐匿不报的，货物全部没收充公，仍治其罪。舟船受雇装载的，按照所载料数多少、路程远近纳钞。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南京、上新河等钞关，酌量船只大小规模而定其额数，称为船料，每船百料纳钞百贯。

译【臣】等谨按：钞关的设立，从这一年开始。从北京到南京，沿河设立钞关七处：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到正统十一年，把漷县钞关迁到河西务。景泰元年，又在湖广金沙洲、江西九江以及苏州、杭州二府设立钞关。成化、弘治年间，几经沿革变化。嘉靖四年，凤阳府设立正阳钞关。前后共十二处，都只对船料征税。只有临清、杭州兼收货税。到万历年间，只剩下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共七处。这是明朝一代钞关的大概情况。凡是船料，起初时是估算船料来定税，后来因为估算船料难以核实，就改用度量船的梁头宽窄为准。从五尺到三丈六尺各有差等。嘉靖时，又命令以整尺为限，不再计较零头。

宣德四年六月，采用户部尚书郭资商议的奏请，规定塌房核收纳钞的成例。到七月，御史罗亨信说：「臣监收在京官员、军民铺店的课税以及塌房、园圃的稽核钞税，都不按月缴纳官府。以及有铺店积存货物隐匿不报的，还有油房、磨房、砖瓦窑、木材场都还没有增加课税。请求今后课钞过期不纳的，命令顺天府、兵马司催督；私自隐匿货物的，追查各处并追罚钞一千贯。油房也照塌房的先例，除额定钞外，纳钞五百贯；牛车纳一百贯，小车二十贯。至于外地州郡城市，多有豪猾的军民在家中存放货物，如同塌房一样，或者就在船上交易，都使用金银。请求派官员前往稽核存放货物的人家，每一间房，每月追缴钞五百贯。又在各处河岸巡查闸口来往的舟船载运货物的，按路程远近，估算货物多少，每船百料征钞或二百、三百贯，都在本地有司处收贮，这样内外的钞法都可以流通。」皇帝命户部采纳其中可行的部分施行。

宣德六年二月，免除临清等处店舍的课钞。

在此之前，临清等处的官民之家多有店舍，依照京城的先例收钞。到这时，侍郎曹〇说：「近来有关部门命令里老申报塌房，人们一时畏惧，凡是街市上的人家都当作停货店舍申报，每月纳钞五百贯，而实际上并没有货物存放。百姓贫穷没有钞，有卖儿女、卖产业来缴纳官府的。」皇帝看了奏章，对户部说：「先前想让钞法通行，所以权且命令店铺纳钞，有关部门不知道体恤百姓，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立即查核属实后免除了这一税收。又命令京城及通州店房税，每间从五百贯减到一百贯五十文。到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减到四十贯。景泰二年二月，户部奉命商议宽恤百姓的条款：「自从宣德年间因钞法不通，查核民间购置铺面以及居住的房屋，作为塌房名目纳钞，如今大多已烧毁倒塌，请求免除这笔钞税。」皇帝下诏依照所议。

宣德七年三月，减少各处税课额外加倍处罚的数额。

下诏因为先前商贾阻滞钞法而加倍处罚征收税课，如今钞法比较通行，除正额外，加倍处罚的数额以十分为比率减少三分，塌房减少五分，南北两京不在此例，等到钞法流通后再重新议定。到五月，思南知府张瑾上奏说：思南税课司每年应办钞一万二千六百余贯，边地本来没有其他出产，商贾很少到来，累及百姓赔纳，近来在额外又加征五倍，夷民贫困，即使卖儿卖女也无法办纳，追缴急迫时就逃到山峒中，请求仍照旧制。皇帝对户部说：「贵州是边远郡县，怎能用中原的标准来衡量呢？」这大概是先前商议时的疏失，命令全部照旧。宣德八年六月，又对户部说，所收的课税除前面已减免的以外，增加的数额以三分为比

译率，全都减去一分。宣德九年十月，因为旱灾饥荒，下诏府州县现有征收的税课以及车船门摊、地亩果木一切课钞，除正额外，因钞法而增加的部分以十分为比率，都免除四分。宣德十年正月，英宗即位，下诏凡是课程门摊都遵照洪武旧额，不得借口钞法而妄自增加。正统三年十月，因顺天府尹姜涛上奏，免除京城小车纳钞。正统四年六月，因水灾命令塌房及车辆钞贯都减半征收。正统十二年三月，御史闻人韺上奏请求停止对贩卖蔬菜、载送柴薪的小车、小船征收纳钞，皇帝命户部商议施行。

英宗正统元年，命令直隶各省的税课司局，收钞不到三万贯的，其税收归有司管理。

这是听从侍郎于谦的请求。正统十一年，命令各处税课照永乐七年的标准收办。那些现办课钞比旧额增多的，以现办的数额作为定额。若是所办课税达到一万五千贯，与市镇买卖之处距离有司路途遥远以及与军卫相邻的，恢复设置税课司局。云南、贵州原本没有征税之处，命令有关部门收办，以一年为定额。到天顺元年，又命令税课司局收不到一万贯的，归有司管理。

正统四年七月，撤回徐州等处的收钞官。

户部上奏，漷县、临清、济宁、徐州、淮安、扬州，每船百料纳钞百贯，虽然屡次减免，只纳四十贯，但六处征收不无重复，应当革除徐州、济宁二处，撤回收钞官，皇帝听从了。十月，又废除龙江、大胜关等处的收钞官。到正统六年，废除上新河的收钞官。正统十二年九月，又因杭州知府高安所言，每船百料只纳钞二十贯。

七

译这一年正月，制定了在京宣课、都税二司征税的则例。

起初二司征收赋税的则例不统一，奸弊丛生。户部主事汪防就此提出意见，此事交由顺天府商议制定。每季缎铺缴纳税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裁、绣作、防铺三十六贯，其余各项均按货物估量取利，以及按工艺所得报酬多少征税。

八年七月，免除南京各城门所征收的税。

译南京守备太监刘寕上奏，先前各城门征收军民人等骡驮柴米等物出入的钞贯税，如今钞法通行，应当全部免除。皇帝同意了。

九年，在彰义门设置官房，收取商税课钞。

十一年，又派主事一员监收临清、淮安的船料钞。

十二年，命户部派主事二员，专办淮安、临清商税课钞，顺天府委官一员，专办张家湾宣课司商税，都是一年一换。景帝景泰元年，派主事二员监收金沙洲、九江船料钞，一年一换。又派主事二员监收苏州、杭州二府船料钞。六年，派南京户部主事一员监收上新河船料钞，又撤回河西务、临清、淮扬、苏州、杭州及九江、金沙洲监收船钞的主事，命各府委派佐贰官一员，每年负责收取。各处巡河或巡按御史提督兼管。宪宗成化二年，派主事二员监收九江、金沙洲钱钞，定为则例，等一年期满后，各府委派佐贰官一员照例轮流收取。七年，又各派主事一员到苏州、杭州、九江、河西务收钞。孝宗弘治十四年，撤回临清收钞主事，命委派府州佐贰官管理，仍命管仓主事监督。

十四年九月【当时景帝已经即位】下诏内外城门摊派商税课，先前因钞法而增加的税额，只按洪武年间旧额收取。

第二年，各处商税课仍依照正统年间正在施行的事例收办。当时于谦掌管国政，船料钞每百料减至十五贯，又将张家湾及辽阳课税减半。

景帝景泰二年，制定收税则例，依时价估算价值。

凡商客所带的钞、罗、绫、锦、绢、布及皮货、瓷器、草席、雨伞、鲜果、野味等一切货物，依时价估算价值收取税钞、牙钱钞、塌房钞若干贯及若干文，各有不同，估算不到的按相等则例收纳。其中进塌房钞并抽分布匹按月收的房钞，都予以免除。

五年七月，因钞法阻滞，仍比照宣德年间的旧例，命两京塌房店舍、菜果园以及各色大小铺行，都减轻纳钞的数额，各有差别。

这是依户部所请。八月，给事中陈嘉猷等上奏说：听说户部将两京塌房店舍、菜园果树及街市各铺定为则例，按月缴纳钞。军民人等都害怕纳钞艰难，有的把铺面关闭，不敢做买卖；有的把园圃里的蔬菜废弃，改成空地；有的把果树砍掉，减少株数。都是因为铺面已经缴纳门摊钞贯，园圃也有夏税差徭。况且其中有的是借了本钱做买卖，有的是租房舍开店，有的因获利多少而时开时闭并不固定，有的因天时旱涝而栽种不能如愿。如今若通行编册、按月纳钞，百姓实在难以承受。况且近年来旱涝灾伤遍及天下，只盼皇上上察天变，下悯民穷，将各色应纳钞贯暂且停止，敕令部里晓谕军民人等务必让钱与钞兼行，这样国用不亏，百姓不受骚扰，实在是两便之事。皇帝下令：已缴纳门摊课钞的，其菜果园及小铺行暂且免除。

英宗天顺元年四月，命临清船料钞改收米，以备赈灾。每钞二贯，折米一升。

到四年二月，巡抚湖广都御史白圭请求将金沙洲现在所收的船钞改收米以赈济饥荒。部里商议：每钞五贯折米三升，皇帝准许了。宪宗成化六年六月，因淮安、扬州二府去年大旱，改船料钞收米，每钞五贯折收粳粟米三升，储存在附近的仓库以备赈灾。

宪宗成化元年七月，下诏商税课钱、钞各半兼收，每钞一贯折

译钱四文。

三年六月，又因光禄寺缺钞供应，命苏州、杭州二州丈量客船，钱钞各半兼收。六年，命钞一贯折钱二文，商税课仍照旧收钞。

这一年撤销苏州、杭州、淮安、扬州、临清、九江、金沙洲各处收船钞料。到二年十月，因军士月粮折支不足，又征收湖广金沙洲、江西九江船料钞。四年撤销苏杭、九江、金沙洲四处钞关，六年又设立金沙洲钞关，七年二月又设立苏杭、九江三府钞关。

五年，命河西务监收船钞官，凡是装载官粮物资并运粮的河船有卫所名号的，来往都不在收钞之列。

到孝宗弘治七年，命河西务及各处钞关，凡是经过的官民粮米剥船，都免纳钱钞。

命京城九门以及通州各抽分局厂按照惯例，不该抽税的物品，不许擅自征取。十五年，又命九门监收钱钞的内官及各处抽分厂，不得将不该抽税的货物违例抽分。到嘉靖四年，又命各商人装载紫米以及自用物件，不许在抽分时一概混在一起抽税。

七年，增设芜湖、荆州、杭州三处工部官员。

此后不久派御史前去，弘治初年，听从给事中王敞的建议，撤回芜湖、杭州、荆州三处抽分官员。由府州佐贰官监收该处税收，十三年又派御史前往。

弘治十二年吏部尚书倪岳上疏说：祖宗旧制，各处设置钞关收受商税，都委托各府通判等官管理。施行了一百年，虽然不能说没有弊病，但课钞也未见亏损，客商船只也未见被扣留刁难。因为通判等官职位低而责任重，上面受巡抚、巡按、分巡分守等官节制，稍有不才，随即被加罪罢黜，所以除非是极其妄为无知之人，否则不敢在关口生事骚扰客商。近年以来，改委派部里官员出去管理课钞，其中贤能与否不一，往往以增加课税为能事，以严苛刻薄为作风，算计到极点，一分一毫都不放过，常法之外，又巧立名目，肆意勒索。船只往返超过期限的，就指为罪状，动辄加以科罚；客商资本稍多的，就称为殷实富有，又进行劝借。有本该缴纳十两银子的课税，科罚劝借到二十两的，很少有人敢不听从，轻则重重鞭打责罚，重则以其他罪名判罪，连船一并拆毁。客商号哭，在水边看见的人都心生怜悯。增加课税是为国家，虽说是聚敛，尚且还有个名目；那些科罚劝借的，有的假称是为修理公家房舍，有的假称是为打造官船，大都是借这些名目装进自己口袋，无法查对核实。况且这些官员既是从部里委派出去的，各地巡抚官把他们当作宾客对待，巡按官也以平等相待，因此他们肆无忌惮，没人敢过问。以致近来客商害怕被征求勒索，多致卖船弃业，这难道是祖宗设关通商、富国裕民的初衷吗？恳请俯察民情隐忧，特敕令该部停止新的则例，遵照恢复旧制，仍敕令镇守巡按等官经常督察，各府委派的官员依法办事，务必做到公私两便，商民不受损失，这样才能使人心快慰，怨声平息。

吴肃公《读书论世》说：「三处税官起始于工部王复，因京师建造公署及器具运船的费用不足，所以增设的。这一年所征的税仅千金，其后逐渐增加，一年达到万金。商人受到无穷的祸害，都是他开的头。」

十五年，命顺天、保定、河间等府，凡是皇亲、公主以及内外官员管理庄田的仆人佃户等，不许占据把守水陆关隘，抽取财物，挟制害人，违

译者发边卫永远充军。

十六年正月，户部条陈奏请扬州、苏州、杭州、九江各处应收船料，每钞二贯折收银一分，按季送交部里，以备边防用度，皇帝命议行。到四月，又依户部所奏，因内库缺钞，命九门以及都税、宣课司、河西务、临清、淮安各处商税都征收本色（钞），为期一年，以备赏赐支用。孝宗弘治元年二月，崇文门、上新河、张家湾以及天下税课司局仍钱钞兼收，除钞关、税课司局都折收银钱。又命崇文门、九门、上新河、张家湾、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刘家隔、正阳镇各税课司局，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送交京库，其中留存的折支官军俸粮，每银一两折钞一百贯。四年十一月，崇文门宣课分司商税兼收五处钞。九月，九江钞厂船料改收银。十一年闰十一月，命扬州钞关明年折收银，以备建造清宁宫之用。十二年正月，命河西务船料钱钞一律折收钱。二月，又因尚书倪岳的建议，恢复旧制，命各处钞关收钱钞，不许勒取新钞高钱，以损害商人。武宗正德元年五月，崇文门分司商税钱钞也折银。七年十月，户部上奏，除扬州钞关的银专用于备织造，临清、河西务、淮安、苏州、杭州五钞关都收钱钞，九江钞关仍旧收银。世宗嘉靖八年十月，规定各直省关钞恢复收银。巡按直隶御史魏有本上奏，命各钞关主事将经过的军民船只应纳的钱钞，从十月初一日起，照例每钞一贯折银五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按期限送交部里转送承运库。此后钞关收银便成为定制。

孝宗弘治元年，命崇文门客货以外的车辆，不得搜查阻拦。御史陈瑶说：「崇文门监税官以剥削为能事，不合国体。」因此有此命令。五年，又命在京宣课司收商税，只照旧例，不许过分搜求，有损治国体统。

二月，制定京城商贩起条纳税的则例。

客商贩运来的各种货物，如果是在张家湾发卖的，就命他们到局里投税；如果是在京城发卖的，以十分为比例，张家湾起条收三分，崇文门收税七分；如果张家湾未曾起条，崇文门就全部收取。

【臣按：王圻《续考》记载，弘治年间商税课钞共四千六百一十八万零九十贯，当时每钞一贯折收银三厘，那么这四千六百多万贯以银计算，也不过一十三万八千五百四十两多一点罢了。又记载嘉靖二十三年课钞共五千二百六万八千一百零九贯，也没有增加多少。到万历以后，横征厚敛，无法计算，百姓穷困财力耗尽，国家也随之多生事故了。】

十六年，凡是桥梁道路、关津私自设立抽分害民的，照巡按御史所奏一律查革。

武宗正德五年十月，增加京城九门的税。

当初，弘治年间，九门每年收入钞六十六万余贯，钱二百八十八万余文。到末年，数额大减。到此时，户部覆核御史李元的奏疏：九门车辆每年纳钞三百三十万八千二百贯，钱四百二十万二千一百四十四文。定为惯例，比弘治年间数额增加了几倍。到嘉靖三年，下诏仍按弘治初年的旧例。到万历三年，户部奏准九门出入车辆钱钞数，每年进钞六十六万五千八百贯，钱二百四十三万二千九百五十文，送交内府天财库。

十二年六月，命撤销新设的抽分厂。

先前，十一年七月，巡抚湖广都御史李充嗣上奏说：「近来因镇守太监假借名义横征，其身边随从的人从中作弊尤其多，请求禁止以

译缓解百姓的困苦。」皇帝下诏依从了他的奏请。到此时，又依从御史胡文静的奏请，命查察天下新设的抽分厂所并禁止各镇守官横征索取助贡的银两。不到一年，太监郑玺又请求在顺德、广平设立抽分厂。工部尚书李燧首尾两端摇摆不定，横征暴敛的事端又起。不久命宦官李文、马俊到湖广、浙江抽分厂与主事平分税收。

世宗嘉靖四年，设置钞关稽考簿。

户部制作空白印信稽考文簿三份，发给钞关主事收执掌管，命他们每日填写船料商税的数目。差期满时，一份留存备查，一份由委官收执，一份送部里查考。又御史杨仁上奏：各钞关自文书到达之日起，委派附近府州县佐贰官一员共同负责查收钱钞，就把实际数目登记在簿上，以凭稽考。差期满时若有不廉洁贪败的官员，听凭部里指名弹劾，不必等到考察，立即罢黜。

四十二年，命各关每年额定数目之外，多余的部分全部归入国库。四十五年，开始征收淮安过垻税。

当时因灾荒，议定准许过垻的米麦杂粮，每石抽银一厘，名叫军饷。到隆庆四年，又规定脚夫挑运过垻货物，每石脚头原本得客商脚银一厘之中，抽取四五毫不等，名叫脚抽。又将过垻杂粮，每石斛夫原本得斛银一厘五毫之中，抽取五毫，名叫斛抽。五年，又将过垻杂粮、子花麻饼，每价银十两，牙人取牙用银五分之中，抽取二分五厘，名叫济漕，与军饷合计共四种税。每年通计不满三万两。万历八年，漕运总督凌云翼上奏，淮安四税害商，实在是由于监收官交接不定期，巡缉人役增用太滥，想要把它归并。部里官员兼管，尚书张学颜覆奏，照原有则例，向商人牙人张榜示知，命管理淮安常盈仓的主事委派官员收贮，作为正项支销。皇帝准许了。

穆宗隆庆元年十月，重申九门课税原定则例。

刑科孙鑨说：九门税课定有则例，近年来加倍征收横征勒索，弊端滋生很多，应命令分属五城御史委派官员监收，所设置的监生吏典都立即裁撤，仍申明原定则例张榜公示，皇帝准许了。

二年，开始给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各钞关主事发关防敕书。

不久命钞关离府城近的，由知府收取送交；离府城远的，命佐贰官收贮府库。年终送部里的主事负责核查商人所报的物数，以确定税额。收取送交没有另外插手的人。

神宗万历六年，天下商税总收入数额。

在京九门额征本色钞六十六万五千一百八十贯，折色钱二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文。顺天府每年征收都税司正阳门、宣课司安定门税课司、德胜门税课分司，共本色钞十三万七千九百五十贯，折色钱二十七万五千九百文。崇文门宣课分司商税、猪口牙税、条税、船税，共银四万三百余两，钱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七千七百文。通州张家湾宣课司及抽分麯税并条税船税、通州盐牙税、居庸关商税，共银一万六百余两，钱二百八十八万七千余文。永平、保定、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宣府商税，各种钞共六十八万四千六百余贯。

南京五城兵马司房税、龙江关船料、石灰山关、大胜关、应天府都税司商税、聚宝门宣课司、聚宝、朝阳二门分司、江东、龙江两宣课司商税门摊、太平门、龙江、龙潭三税课局商税门摊、上元、江宁、句容等

译县商税【并酒醋、房屋等】、江东等埠两巡检司，共钞一千四百八十九万一千一百余贯【以上都是每贯折银六毫，闰月加钞在外】，此外还有钞课、廊纸、匠营、房地租银、批验茶引所以及龙江河泊所、诸埠等河泊所、各所渔课不在内。安庆府商税【鱼课、酒醋】、徽州、宁国二府商税【并茶课】、池州、太平、苏州三府商税、松江、庐州、扬州三府商税【并鱼课】、常州府商税门摊【并酒醋、鱼课】、镇江、凤阳两府和州商税、淮安府滁州商税门摊、徐州商税门摊【并酒醋】、广德州各色课钞，共一百五十七万九千零四十三锭，四十五万二千五百余贯，钱五十六万七千余文。

浙江布政司商税门摊【并酒醋鱼课】等钞共二百二十八万三千四百四十三锭五贯一百七十七文。

江西布政司商税银三千五百五十两二钱【鱼课等在外】。湖广布政司各色钞二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四十一贯一百七十三文。

福建布政司商税门摊【并鱼课】等钞共二十六万七千三百三十六锭，五贯五百零九文。

山东布政司各色钞三百五十万一千一百一十锭，一贯。

山西布政司各色商税、门摊【并酒醋】等课，本色钞共三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八锭三贯一百七十五文，折色钞九百二十锭三贯【羊皮及米在外】。

河南布政司各色课钞，共四十万六千八百二十锭，二贯四百零一文。

陕西布政司商税【并酒醋】等课钞共一百七十四万五千三百二十一贯九十一文。

四川布政司商税等钞五十四万四千七百一十八贯二百四十六文【黑铅皮硝以及课米并鱼课米在外】。

广东布政司额征南雄府太平桥南北抽盘商税【并铁课】等银约四万三千余两。

广西布政司商税门摊等钞二万四千五百五十六锭，三贯八百八十三文。

云南布政司商税门摊【并酒醋铅铁铜税鱼课】等银约一万五千一百三十五两二钱多一点，各色课海𫗧约五千四百九十八索二十手【本色麦米在外】。

贵州布政司商税等钞，共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六十三贯，二百九十九文。

十一年，撤销天下无名私设的税课。

万历初年，命商货进京的，河西务发给红单，到崇文门一并缴纳正税、条税、船三税。不进京的，河西务只收正税，免除条税、船税二税。到此时，下诏两京十三省所属额设有印的税课以外，一切无名税课，命全部除去。然而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自擅立抽税的，多有害民之处，虽多次下诏查革，仍未能除去。

给事中萧彦论商税说：「商税仿照古代关市的用意，用来辅佐国用，怎能罢废？只是法令越详细，税就越重，与国初已经不同了。别的姑且不论，就如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税，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卖货物，河西务已有四种外加的正税、条税、船税，到了张家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管辖的官员有三处，一件货物运来，被征收好几次税。所得利益能有多少，怎能忍受这样的负担？船料税是旧有的，条船税真的是旧有的吗？出店进店都要重征税吗？至于不落进店家，直接运到京城卖的，他们并未曾进店，也一体征收，是什么名目？」这是万历八年该司郎中的议论，而如今仍

译照此办理，估计增加的税额约三万有余，商人已经困苦了。商人困苦，物价就腾贵，百姓也就困苦了。为何独独不为商民设法缓解一下呢？淮安四税以及脚抽，议论的人认为是权宜之计，不可再增加了。但是难道不能逐渐减少吗？日用米谷进出店的二税，如同河西的布匹、通州的油篓一类，难道不能也缓解吗？至于仪真的税，既不是祖宗的制度，也没有多少收获，从前谏官的奏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既然该地方声称是充当军饷之用，那数额有多少，为何不能议罢呢？像这样的事情，难以一一列举，这些都是商税应当议论的问题。

二十四年十月，开始命宦官在通州征税。

此后各省都设立了税使，群臣多次上谏都不被听从。

《食货志》说：「税使的设立，从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开始。此后，高寀在京口，暨禄在仪真，刘成在浙江，李凤在广州，陈奉在荆州，马堂在临清，陈增在东昌，孙隆在苏杭，鲁坤在河南，孙朝在山西，邱乘云在四川，梁永在陕西，李道在湖口，王忠在密云，张烨在卢沟桥，沈永寿在广西，有的征收市舶税，有的征收店税，有的专门管理税务，有的兼管开矿采矾。奸民向宦官行贿，往往就发给指挥、千户的札令，用作爪牙。在水陆行走数十里，就竖旗建厂，看到懦弱的商贾就肆意抢夺，没收其全部财产，即便是背带的行李，也被搜查。又设立土商的名目，穷乡僻壤，连米盐鸡猪都要征税。所到之处多次激起民变，皇帝大多庇护他们不加追问。」

二十五年正月，命御马监王朝按原奏所请，百户郑惟明前往天津各处征收店税，赐给他敕书。

这一年王朝上奏征收杂货税银上进，次年四月又进献租银二千两。七月千户宋户上奏请求设立湖口县税。二十七年二月，千户张宗仁上奏征收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湖州的货税。三月，天津税监马堂上奏辖区内铺店牙课每年再加银二十万两。通州、湾城税监张煜上奏年例事务办完，进献租银三千三百两多。四月，百户陈道元上奏征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商税，每年可进五六万两。五月，千户韦梦麒上奏征收湖广荆州店房税，千户王宫柱上奏征收河南彰德、邓州各处土产货物及各种马税课。辽东税监高淮上奏进献山海关福德店设店银五百两。山东征税千户乔嵩上奏德州、清宁、徐州南界各处税课，每年可增加银四万两，加上原额共十万两。太监李凤上奏征收广东广州府及太平桥、海岭等处税课。百户韩永受请求恢复广西水陆通衢并土产货物税课。百户范苍上奏征收黄州税课并土产名马。太监高寀进献福建税银。百户仇世亨上奏查取湖广全省各项存留羡余等银。千户何其贤上奏查各省年额余款及所积无碍银两。十二月，千户陈保上奏广东原设市舶司，请求赐店名征收租银四万两。千户何忠上奏福建八府一州请求恢复设立市舶旧税。二十八年正月，千户王承德上奏征收庐州等四府州县税银，每年可得四万两。太监邱乘云上奏进献四川税课银七千七百余两，都被皇帝准许施行。御史叶永盛论税使的奏疏说：近来矿税繁兴，弹劾议论接连而起，宦官凶狠残暴，恶党横行。只有留都根本重地稍稍安枕无事，不料无

译赖武弁郑一麟、马承恩等人又有在京口、仪真设店抽税的请求。供用库副使暨禄条陈议论沿江内外河道有装贩私盐货料等的，一并容许他统辖察查。自古设关只限于江湖要津，并未牵连各府州县，也没有土商土著的名目。马承恩借一个仪真而牵连沿江上下，借一项商税而巧立土商土著的名目。暨禄又跟着推广开去。江南各府州县哪里没有河，哪里没有水道，哪里没有土著，哪里没有交易？如今不分内外，全都归他统辖。那么留都各府县的河埠，细到米盐鸡猪，粗到柴炭蔬果之类，无物不征税，无处不征税，无人不征税。将会家家不安宁，村村不安宁，内外骚动，贫富都受扰乱，流毒肆虐，哪里有个极限？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暴行。暨禄又想给韩文盛等人授以冠带，委任官职名目。近来京郊一带，假冒官员私自委任已经不堪其扰。但如果说是假冒的官员，还能拿住他们的短处长处，他们还有些畏惧，唯恐败露，为害尚且较小。如今既然给了冠带，就将公然以命官自居，恣意妄为，白天在通衢大道上抢掠货物，谁能阻止他们？而且宦官借这些人做爪牙，这些人又借各地土棍做羽翼。凡是十户之村，三家之市，有土著就有土棍，有土棍就有借土商名目吞噬乡里的，这是猛兽与豺狼联手，戎狗与莾蛇接踵而至。若说是不忍心加派害民，但加派尚有定制，不遵守制度的还能依法追究其后。这些人却是横心取利，横口噬人，更无所忌惮。府县官不敢管，巡抚巡按官不能问，上告朝廷反被认为是阻挠而加罪。百姓怨恨郁结在胸，哭声遍及田野。像这样而人心不离散、天下不动乱的，从古到今从未听说过。若说是征收商税以缓解小民困苦，却不知道所奏的土著土商，正是所谓的小民，忌讳说小民，却假称土商，这是那些奸邪之人的巧计，怎能不加以察辨？况且上面拿一分，下面拿两分，官员拿一分，众奸党又拿两分，利益归到下面，怨恨归到上面，名义上朝廷担了污名，实际上是那些小人享受了好处，何苦让自己身受怨恨而给奸党提供劫夺的借口呢？请求赶快停止派遣暨禄，仍将首恶郑一麟、马承恩、韩文盛、林廷桂等人交付司法部门，斩首于闹市，以警戒渎乱奏事之人。

二十六年九月，巡抚天津汪应蛟请求停止派遣征收租店的使者，以缓解百姓困苦，皇帝严厉斥责了他。

到二月，太常少卿傅好礼又上奏抽税之事，皇帝认为傅好礼放纵臆断骚扰，将他降级调用，并禁止此后再有此类奏疏。停止此事的，还有大理寺卿吴定上奏赦免直言的臣子以宣扬宽宏之意，也因他越位结党，被降职调往边远地方。给事中张问达厘正三件事，上疏说：一是辨别忠言和谗言，以断绝祸源。忠言大都出自缙绅重义之人，谗言则出自武弁贪利之徒。试查这些年的奏章，开采河南矿的，是千户仲春；千户王允诚等人就相继以各省开矿上奏。增设通州、湾城店税的，是千户赵承勋；千户马尚仁等人就相继以各省税收上奏。等到山泽已经枯竭、关市已经空虚，而千户郝承爵等人还以各省未尽的矿税上奏。于是开矿抽税，成了他们中饱私囊的手段，加重了各省的困苦。这对大工程有何补益？对国库又有何帮助？这只是媚

译上、欺君罔上，武弁的心思何等私利，他们的话又何等谗邪？至于辅臣、部院以及台省的奏疏，侃侃而谈剖析矿税的两大害处，倾吐至诚，剖露肝胆，何等忠诚？谗言容易被采信，但其害处实际上很容易看清；忠言难以被接受，但它的益处终究难以推却。所以说：辨别忠言和谗言，是用来断绝祸源的。二是严惩贪酷之罪，以惩治大恶。我朝官员贪酷的，重则发配充军，更重的则处死，法令是很严的。可是矿税官身边宦官的奸党，如中书程守训，原奏官陈保、韦梦麒等人，讹诈勒索之多以数十万计，打造金银器皿以数千计。郡邑百姓，是朝廷的子民，被殴打致死达五十余人；县驿的官吏，是朝廷的职官，被鞭打到当场毙命。他们伤害人的手足，摧折人的师徒，拆毁人的房舍，挖掘人的坟墓，贪婪残暴已到极点。而奸恶之徒刘有源挟私仇讹诈，唆使人逼死儒生士绅，已经被逮捕问罪正法，而程守训等人的罪行不止十倍于他，反而从宽处理。虽然有过命令不许骚扰、不忍加派的旨意，但一切都被违背，恣意横征，以致到处激起民变。如果现在不正其刑罚，程守训等人的剥削掠夺，将会日益严重。所以说：严惩贪酷，是用来惩治大恶的。三是明确弹劾之权，以正国家体制。国家设立都察院、道、科、台省，用来主管纠举弹劾、审核批驳，除此之外即便议论公事，也算越职，何况是宦官小人？如今陈增、孙朝等人贪心稍有不遂，飞语流言就随之兴起，将会导致各直省官员无论大小，都由他们随意弹劾；利权无论远近，都由他们随意操弄。从此变乱鼓动煽起，威胁淫刑，纲纪败坏，权柄颠倒，还能说得上国家体制吗？应当明确降旨，严厉斥责治罪，并著为法令，才能使权力归于皇上，而群小畏惧法度。所以说：明确弹劾之权，是用来正国体的。

三十年二月，命罢除各处税使，不久又未能实行。

当时税使横行，内外群臣交章谏阻，都不被听从。到此时，仪真税监暨禄也说：“地方旱涝，乡里萧条，商民都困苦不堪。”于是命令下旨各处矿税织造都一律停止，镇抚司及刑部关涉税务的人犯即行释放，官员各自复职，因谏言获罪的诸臣都准许恢复任用。到第二天，司礼监田义又传旨说：“开矿抽税，本因大工程尚未建成，国库空虚，是权宜采用的办法。各处矿税织造仍照旧施行，等到三大殿建成之后再行停止。”部里、司里被囚禁的人犯仍旧被关押着。三十三年十二月，又下诏罢除天下开矿，命税务归有关部门管理，每年将收入的一半送交内府，一半送交户部、工部，但税使仍未撤除。湖口税监李道假称地方官坚决拒绝（接管），请求仍按旧例办理，皇帝立即依从了他。

译又听信福府承奉谢文铨的话，在崇文门外设立官店，用来供给福王府。户部尚书赵世卿多次上疏，皇帝都不听。赵世卿又说："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处钞关，每年征收本色折色共约三十二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增加银八万二千两，这是原定的额数。"可是从二十七年以后，历年不断减少，到二十九年，总共只解运二十六万六千余两。追究其中的原因，是因为税使苛刻搜刮，前来经商的人减少，连年税使所进献的银两，就是从这各关短缺的数目中挪出来的。奏疏送上去，皇帝没有理睬。当时九门征税尤其苛刻，就连应举的士子也不能幸免，甚至有人殴打杀死朝觐的官吏。此事上报后，皇帝下诏命法司治罪，那些宦官才稍稍有所收敛。

译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代的君主，未曾忌讳谈论财利。之所以厌恶那些兴利之臣，是因为他们必定会危害百姓。自万历年间以来，纷纷求利，而且持续了数十年，可是民生却越来越贫困，国家财政也越来越窘迫。既然如此，治乱盈虚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难道可以只求财利而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吗？"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因皇太后遗命，减免天下税额三分之一，免除近年来的零星小税。

四十八年七月，遗诏罢除一切矿税。

这个月，光宗还未即位，就遵照遗诏，全部免除天下额外的税收，撤回税监。那些摊派到田地、行户、人丁、房屋间架上的税，一概免除。

熹宗天启五年，户部尚书李起元请求恢复对水陆要冲征收关税，依照万历二十七、二十八年的成例，酌量征收十分之一，皇帝听从了。

愍帝崇祯二年，命令关税每两增收一钱。

臣等谨按《春明梦余录》记载户部议定榷税税额的奏疏："南北各关有旧额，也有新增的。北新关原额四万两，天启元年增二万两，五年又增二万两，共计八万两。浒墅关原额四万五千两，天启二年增二万二千五百两，五年增二万两，共计八万七千五百两。九江关原额二万五千余两，天启元年增一万二千五百余两，五年增二万两，共计五万七千五百余两。两淮钞关原额二万二千两，天启元年增七千六百余两，五年增一万五千两，共计四万四千六百两。扬州关原额一万三千两，天启元年增二千六百两，五年增一万两，共计二万五千六百两。淮临清关原额银八万三千八百两，河西务原额四万六千两，都没有加增，因为解运不足额，临清减二万两，河西务减一万四千两。崇文门原额六万八千九百二十九两，天启五年增二万两，共计八万八千九百二十九两。这是旧额与新增之数。天启六年因为要资助工程税差，按正额每两加收羡余银一钱，大工程完竣后改为助饷，每两只增收羡余五分。到这时又酌量增加五分，共计一钱，合计八关共增银五万余两。明朝末年关税的数目，大致都记载完备了。"

崇祯三年，命令关钞每两再增二钱，只有临清仅增一半，崇文门、河西务都照旧不变。

当时户部尚书毕自严提议增加南京宣课司税额，从一万两增至三万两，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认为宣课司所收的落地税并无保障，请求向芜湖征税以抵充增加的数额，毕自严于是提议向芜湖征税三万两，而宣课司仍然增加一万两，郑三俊后悔，上疏争辩也无法阻止。

九年，又议定增加税课的项目。

到十三年，增加关税二十万两。

《日知录》说："单穆公曾说：'断绝百姓的用度来充实王府，就好比堵塞河流的源头而造成一片积水一样。'自古以来，哪有百姓穷困、财力耗尽而君主独自在上面积聚大量财富的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不懂得财富是上下共有之物，反而把它当作一家私有之物。《诗经》说：'上天不体恤我们，不该让我百姓陷入困穷。'有子说：'百姓不富足，君主又怎能富足？'《管子》说：'与天下人共享利益的，天下人拥护他；独占天下利益的，天下人图谋他。'唉！崇祯末年的事情，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啊。"

十六年七月，尚书倪元璐上奏说："门税积弊。"

当时倪元璐查察崇文门税务之事，有商人汤茂芳控诉主事朱从义苛刻处罚，情形属实，于是审讯书吏和铺商十余人，都说每漏报一件纱一条裙，就把整张税单全部处罚，而且要加倍，以至于罚款达到数百两的。于是上奏说，凡是一张税单所开列的货物，多的达到二三千件，是几十家商人共同的货物。因为一件货物漏报而重罚数千件货物、已经如实申报未曾漏税的部分，因为一人

译犯规而普遍处罚数十家、同在一张税单上却无罪的其他人，如此奸猾贪婪，百姓怎能不穷困，天下怎能不动乱？又说见到南方关署刻立石碑，规定漏报一件货物，就要没收全船货物的一半充公。大凡天下的关卡，都变成了崇文门这样了。恳请严诏整饬施行，使商贾往来道路畅通无阻。国家富强之事，还是可以有作为的。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九

征榷考

盐铁

宋宁宗嘉定二年，下诏淮东地区贴纳的盐钱免除十分之二，交子只使用银，一半一半地折算。

嘉定三年，又下诏停止钞引之家的做法，增加旧钞的价值，出售官府担保之物，凡百贯以上的，从今诏令下达之日起，令盐钞的官钱担保，增收保证金二十贯，三处务所加盖朱印在钞面上，标注某年某月新钞，等到通行出售满一百万袋，就免除增收，那些之前尚未支盐的旧钞，一律作为旧钞，限期一年内，持钞前往仓场支盐，每袋要贴纳官府担保金十贯，超过期限的就不再通行使用。

《宋史·汪纲传》说：淮东煮盐的利益，本来占天下的一半。年岁久了弊端滋生，盐本逐日亏损，府库储备空虚枯竭，欠两个总司五十余万，亭户欠二十八万，向朝廷借拨五十万。又设置了防饷所，恢复了盐钞的旧制，不许商人预先供给贴钞钱，盐司因此困窘不能支撑。汪纲提举淮东常平之职，揭发查处隐藏的弊端，凡是虚假的名额、没有实际的、假造出入、飞洒移易的种种手法，都加以更改整顿，因此税课反而有了盈余。已经全部偿还了所欠的债务，又赢余金三十万缗，作为桩办库，用来预备盐本的短缺，又添置新灶五十处。各盐场都参照乾道年间的旧额，共三百九十万石，折合二千三百万缗。考核官吏的优劣，汪纲自己以身作则要求下属，谢绝台郡的相互馈赠，只是增加盐场官吏的俸禄，以此培养他们的廉洁。

嘉定三年十一月，派遣官员前往两浙路，与提举官商议收缴浮盐。六年，命令福建转运司对下四州军，凡是二十文产业以下、应当纳盐五斤的人家，全部免除他们折算的户产钱。刚好达到二十文的，不必纳盐钱。

当初，福建上四州建州、剑州、汀州、邵武实行官卖盐法，下四州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实行产盐法，沿海各处按田产计算纳钱，官府发给食盐供百姓食用。后来这就成为固定的赋税，而百姓不再去请领食盐。到这时，臣僚极力陈说其中的弊端，才开始减免。第二年四月，又免除沿海各州贫民缴纳盐钱。《儒林传》说："蔡幼学升任福建路安抚使，为政崇尚宽厚宏大，唯恐伤害百姓。福建下州按例强制百姓购买食盐，按户产高低平均摊派购买的，叫做产盐；按交易契纸的钱数摊派征收的，叫做浮盐，都是在正常赋税之外征收的。时间久了就成了固定的赋税，蔡幼学极力请求免除它。"

臣等谨按，史书上所记载的浮盐，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像福建的浮盐，是相对于产盐而命名的，并不像江淮亭户正盐之外，另有锅户的浮盐那样。

嘉定七年十一月，废止四川制置大使司所开凿的盐井。

在此之前，孝宗淳熙六年，四川制置使胡元质、总领程价上言：核查推排四路盐井共二千三百七十五处，除去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处、盐场一百五十处依照旧额煎盐输课外，那些自行呈报或经纠察决定增加数额的井有一百二十五处、盐场十四处，加上如今重新淘浚的旧井也自愿登记入册的四百七十九处。那些没有盐的井，就予以铲除。数额不足而仍要承担赋税的，就酌量减少。总共减少钱引四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钱引十二万七千三百四十九道。这样各井户就可以免于困窘于重税之下。四月，免除

译于统一，百姓的疾苦才能得到缓解。"皇帝听从了。

绍定元年，废止上虞、余姚沿海滩涂地，新设盐灶之事。

这是听从侍御史李知孝的进言。

绍定二年八月，敕令二广及福建，不得以摊派盐额来扰害百姓。

在此之前，孝宗淳熙六年九月，下诏二广、福建卖盐不得擅自增加旧额。淳熙十六年正月，经略应孟明上言，广南自行钞法，五六年间，州县大多用钞法强行摊派给百姓，其危害比官府自行贩卖还要严重。皇帝下诏命应孟明与提举司从长计议，采取长久便利的办法，不要再有摊派抑配的弊端。到这时，又依从监察御史留元英的奏请，二广各郡及福建上四州，只依赖盐利，守令在正常赋税之外剥削百姓，借户口之名摊派盐额，百姓深受其扰。近来汀州的盗寇作乱也是由此引起，请求命令二广、福建漕司严格督察州县，彻底革除以前的弊端，仍命令宪司每年上报户部，允许百姓陈诉冤情。皇帝听从了。

端平二年，下诏淮浙提举司、茶盐司各增设主管文字一员。

都省上言：淮浙每年盐额九十七万四千余袋，近二三年来累积亏欠一百余万袋，百姓吃盐昂贵，官府和百姓都受其害。于是命令三路提举茶盐司各设置主管文字一员，专门以恢复盐课定额、收买浮盐为职责，年终由尚书省考核其政绩优劣。

臣等谨按《食货志》记载，宝祐五年，侍御史朱熠上奏："端平初年，分设十个局收购浮盐，就是这一年收购浮盐、增设主管文字之事。"王圻《续文献通考》又记载，嘉熙二年四月，都省上言："国家的经费和军需，大多仰仗盐课，乾道年间以来，每年定额六十五万余。自从钞法改变，购买者稀少，亭户失业，请命令江淮各屯不得私自购买浮盐，命提举司恢复盐场，委派官员按照价格收购，那么利益就归于公家了。"皇帝命令核实情况后上报，然后听从了这个建议。由此可见端平年间设立盐局后，不过几年间，私自购买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又重新申明禁令。

淳祐五年，重申严禁私贩、苛捐的禁令。

《日知录》说：行盐的地区有远近的不同，远于官府而近于私贩，那么百姓就不得不购买私盐。既然购买私盐，那么贩私之徒必然兴起，于是盗贼增多而刑狱案件也增多了。宋代时防州、汀州的盗贩，所到之处劫掠一空。元朝末年张士诚就是以贩盐之徒而窃据吴地作乱，这种小规模的贩私活动，即使在太平盛世也未曾断绝过。我年少时居住在昆山、常熟之间，那里是两浙的行盐地区，而民间大多贩卖淮盐，从通州渡江而来，颜色青黑，比官盐还要好。等到我游历大同，所吃的都是番盐，坚实精良，这是地利之便，不是国法所能禁止的。明知道不能禁止，却设立巡捕缉查的规矩，用查获私盐的多少来考核，每季规定一定的数额，这是掩耳盗铃的政令。

臣等谨按：宋代盗贩谋取私利，没有比防州、汀州二州的百姓更严重的了，马端临已经详细讲过了。考察宁宗庆元三年夏天，广东提举徐安国派人到大奚山岛捕捉私盐贩子，百姓于是作乱。八月，知广州钱之望派兵进山，把岛上的百姓全部杀掉。理宗宝庆元年，因为广州安抚司的水军大肆贩私牟利，罢免了他们的统领尹椿，统辖黄受各降一级官职。宁宗以后私贩之事，见于纪、志的记载仅此而已。至于苛捐杂税的危害，却往往在列传中能够见到。像宁宗嘉定年间，高定子出任长宁军知军，长宁地区接壤夷獠之地，官府的各项需求都仰仗淯井的盐利，来任者往往借此自肥。制置使又征取其中的一半，高定子到任后与制置使力争，才得以免除重赋。孙子秀主管浙东盐事

译，在此之前各盐场每卖盐百袋要附加五袋，称为五厘盐。不久，提举官把它当作正式的定额，百姓困苦不堪，孙子秀上奏免除了它。淳祐九年，郑清之兼任枢密使，当时各路盐课亏欠，负责此事的官吏因赔偿而破产的很多，郑清之查核那些真正犯法的人，追究那些因过失牵连获罪的人，全部予以免除，救活了很多人。开庆元年，孙子秀担任浙西提举常平，在此之前丁大全任用私人办理此事，把亭民的盐本钱全部夺走，用来充当献纳羡余的数目还不够，就估计造册、虚加摊派，弄得一路骚动，亭民大多逃亡在外。孙子秀归还了前任所欠的盐本钱五十余万贯，上奏裁撤华亭分司，纠正衡量方面的非法行为，多取盐本钱的人于是流散在外的百姓又重新回归本业。度宗咸淳初年，洪天锡担任福建安抚使，亭户因买盐而至于破家丧命的，洪天锡首先废除了这项弊政，百姓做法事来报答他。大概宋代自从南渡以后，偏安一隅，经费大多仰仗盐酒等项利益，苛捐杂税的扰民，也是形势所必然的了。

宝祐元年，因务场增加定额，实行推举奖赏之法。

都省上言：行在（临安）的都货务、都茶场以及本务场，淳祐十二年收取到的茶盐等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二十三贯余，比起现今的新定额四千万贯多出一倍以上，应当参照淳祐九年、十年、十一年的成例加倍奖赏，以此激励后来者。皇帝命令依照所上奏的办法给予推赏。到宝祐四年五月，因为行在务场比新额增加了九千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贯余，本务场以及三省、户部、大府寺、交引库，凡是三务场中总管其事的执事人员，都依照成例给予推赏，此后就成为常制。

宝祐二年六月，废止江湾浮盐局。

淳祐元年，臣僚上奏："自从南渡建国以来，专门仰仗盐钞之利，绍兴、淳熙年间大都享受这个利益。嘉定年间以来二三十年间，钞法有时施行有时废止，而浮盐之说牢不可破，其危害有说不尽的。希望交付有关部门集中商议，哪些可以施行，哪些应当废止。天地所蕴藏的资源，与官民共享，岂不是更加美好？"皇帝听从了。到这时，就废止了江湾浮盐局。到淳祐五年，殿中侍御史朱熠又上言："盐利是极为广大的，用蜀地、广南、两浙几路来比较，都比不上淮盐定额的一半。这是因为淮南盐碱地一望无际，可以供应煎盐所需；芦苇丛生茂密，可以充当燃料。所以环海一带，有亭户，有锅户，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自亭户，归入朝廷的；浮盐出自锅户，卖给商贩的。正盐占十分之四，浮盐占十分之一。端平初年，朝廷不想让浮盐的利益都流入民间，于是分设十个局收购浮盐。按每年的定额计算，共二千七百九十三万斤。十几年来，钞法屡次变更，官府和百姓都很困窘。真州、扬州、通州、防州四州六十五万袋的正盐，比起从前尚且不能足额，还哪有余暇顾及浮盐呢？因此那些贪墨无耻的士大夫，得知朝廷停止收购浮盐，就垄断把持这项利益。累累的灶户散布在沙洲之上，每天登记那点微薄的盐斤，用来延续朝不保夕的生计。如今商贾既不能私自贩卖，朝廷又不予收购，这就是断绝了他们衣食的来源。为今之计，不如遵循端平年间的旧例，收购锅户的浮盐。所发给的盐本价钱应当高于正盐的价格，那么人人都愿意与官府交易。再把这些盐卖到上游各地，所得的盐利直接输送给朝廷，一来可以杜绝各军镇争夺盐利的风气，二来可以延续锅户煎盐之利。"皇帝听从了。

淳祐四年十二月，再次申明严禁私贩的禁令。

殿中侍御史朱熠上言："近来盐课定额顿时亏损，一天比一天严重。姑且以真州分司来说，眼下就亏欠二千余万，都是因

译为各地军镇及诸军统帅兴贩谋利的缘故。"于是又重申了禁令。

景定元年九月，下诏福建上四州县的盐课，凡是招商买盐延误时限、解运拖欠、在宝祐五年以前的，一律予以免除。那些违法按人口摊派的，命监司查明弹劾上报。

当初，福建上四州财赋极少，所依靠的只有官府卖盐。孝宗淳熙十三年，四川安抚制置使赵汝愚上言："汀州百姓贫穷而官府强行摊派卖盐，比其他州更加严重，请把汀州改为客钞法。"这件事交给提举应孟明及汀州守臣商议。应孟明说："上四州军中有距离产盐地很近的地方，官府不卖盐则私盐禁令不严，百姓吃私盐则客钞卖不出去，既然没有兑换钞引的地方，那么客商买卖就要亏损，这就是钞法屡次施行又屡次废止的原因。四州路途遥远尚且不能兑换钞引，汀州又能到哪里去兑换呢？所以钞法虽然良善，却不能在汀州施行。只有裁减本州以及各县应当缴纳的内钱，同时严格禁止摊派卖盐，或许汀州百姓才能有所缓解。"交给转运司赵彦操等人筹划处理。赵彦操等人于是说："汀州六个县，长汀、清流、宁化吃福州的盐，上杭、连城、武平吃漳州的盐，正因为所吃的盐种类不同，所以钞法难以通行。现在应当把从前所欠的盐钱全部予以免除，并且降低盐价，盐价既然平抑，私贩自然会平息。"于是按每年运盐二百万四千斤来计算，总计免除三万九千三十八缗余，又免除了分摊给各司的部分，汀州六个县每年减轻百姓负担三万九千缗余，减轻官府负担一万缗余，用来补充州用的部分还不在其中。到这时因为祭祀明堂大赦，又有了这道诏令。到景定三年，臣僚又上言："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赋税不足，州县的上供等钱银，官吏、宗室子弟、官兵的俸给开支，全都要仰赖卖盐来筹措。转运司虽然管辖盐纲，实际上并不自己贩卖，近年来创立先例自己运销盐两纲，后来有的年份运十纲甚至二十纲，与上四州县所运的年度定额相当，而纲吏私自搭带的数量还不在其中。州县遭到夺取盐利，货物无法出售，上供的固定赋税无从筹办，不免要摊派到民户身上，其危害说不完。"于是命福建转运司参照历来的盐法不得违背，上四州依此施行。

臣等谨按《宋史·袁甫传》："端平初年，福建的盐旧属漕司管辖，按例运两纲以供开支，后来增加到十二纲，官吏差役都借机为奸，而且强迫州县变卖，官民都深受其苦。袁甫担任转运判官，上奏恢复旧例。"如今看"每年运十纲到二十纲"等语，那么当时增加得更多，害处自然更加严重。

度宗咸淳四年正月，严禁广南强行摊派卖盐。

国子祭酒陈宜中上奏：从前淮盐运道受阻，广盐更多地行销到江湖南北一带，官府部门卖盐数量有了盈余，朝廷的钞额也随之骤增。近年以来，越界贩卖有了禁令，滞销的盐无处销售，而增加的钞引又不能再免除。加上银价成倍上涨，纲运解送又催逼紧迫，盐司无从筹措，就到处追索钞户，多导致强行摊派销售。接着又责令各官吏，限期加倍缴纳，而食盐的户口并未增加，每日纳钱纳银的数量也没有减少，钞户破产荡尽家产，仍不足以填补偿还。各级官吏层层盘剥，肆意摊派卖盐，分乡设局，按人口摊派卖盐，还掺杂灰泥，减少斤两，挨家挨户强行摊派，限期逼债偿还。前面的欠债还没消完，后面的摊派又接踵而至，不能偿还的，就聚集数十个恶少，把他家席卷一空，连烧饭的锅、盖的被子都不留，甚至搜身拷问，诬陷他私贩盐，抢占他人家产，诬指为私自贩卖，摊派勒索遍及温饱人家，惩罚不问是非曲直，百姓无法生活，只能坐以待毙。前些日子台臣曾说过，按人口摊派食盐的危害，弊端繁多，难以立刻革除，请命令监司严厉禁止查办，皇帝听从了。

咸淳七年四月，免除广东提举司的盐箩银三万两。

当初

译，孝宗淳熙七年正月，减少广西各州每年卖盐的数量。淳熙十二年二月，派遣使者访察询问二广盐法的利弊。淳熙十五年，下诏说："广南在数千里之外，百姓的疾苦难以上达朝廷，朕对此尤其感到悲悯。盐这种东西，是百姓赖以为食的必需品。从前，官府贪图它的利润，转而自行贩卖，长久以来成为百姓的祸患。朕为此更改了法令，让商人自由贩运而杜绝官府专卖，百姓本以为这是有利的事。然而对百姓有利的，官吏却不方便，必定会用谣言来煽动。况且朕只知道体恤百姓罢了，谣言又有什么可顾虑的？何况设置盐司、守令本是为了百姓，朕有这样的美意，不推广它，反而阻挠破坏它，这怎么可以呢？从今以后有这样做的，一定按法律治罪。"于是命詹仪之出任静江府知府，兼管广东西两路盐事合为一司【纪年记载为淳熙十年正月，命二广提举盐事官互相商议筹划盐事，废除广南官府卖盐之法。淳熙十三年三月，把广南东西两路盐事司合并为一司，与此处记载略有不同】两路卖盐每年以十六万五千箩为定额。詹仪之等人说，两路卖盐姑且以十万箩为定额，等过几年视增亏情况，再增加定额。所有客商的钞引，东西两路互通货物钱一并免除，用以方便商贩。光宗绍熙元年，采纳吴宗旦的请求，颇减少了五州盐价及所卖的数量。又采纳刘坦之的请求，减少钞盐一万，户部上奏说，这样一来每年将损失经费六万三千余缗，皇帝并不吝惜这笔钱。绍熙二年，广东又说六万五千箩仍有卖不完的，又命令减少五十八箩。大概是因为惠州、潮州、南恩州本来自己产盐，而官府又重新贩卖，往往按人口摊派强卖给百姓，所以宁可暗中损失十万缗经费，让摊派抑配稍微减少一些。到这时又有了这道诏令。臣等谨按，广东西两路的盐法有两种：一种是钞商贩运，一种是官府自行贩卖。淳熙五年，因季茆的奏请，命令官贩官卖之法要经常切实遵守。淳熙十年，下诏广盐恢复实行钞法，废止官贩官卖。淳熙十一年，广西经略詹仪之等人上奏，高州、雷州、化州、钦州、廉州五州按每年定额十分之几的比例，由官府贩卖十分之二余，静江、郁林、宜州、融州、柳州、象州、昭州、贺州、梧州、藤州、邕州、容州、横州、贵州、浔州、宾州十六州都实行官府贩卖。因为五州靠近海边盐价便宜，不需借助官卖；十六州距海较远，如果不官卖就无从获得食盐。淳熙十五年，广西提刑赵伯逷又上奏钞法的弊端，皇帝下诏命令相关部门审议后上报。此后就命令五州只由官府贩卖十分之二余，十六州都命令官府贩卖，而命广东每年卖盐十六万五千箩，这就是南宋广盐制度的大概情形。

又按管仲用盐铁来谋取利益，秦汉沿袭这个做法，一直到唐宋，历代都沿用这种制度。然而自唐朝末年以来，虽然官名仍称盐铁使，但那时立法的重点已经偏重在盐上。五代以后，盐的法令，设置务所、委任官员，而铁不再与盐并称了。宋代盐官与茶官同设，与酒课同列考核，不再涉及铁，此后偶尔有盐铁并称的情况，如辽有上京盐铁使司。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四月，把莱芜铁冶提举司并入山东盐运司管辖。成宗元贞二年九月，废除民间盐铁炉灶。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广东铁税在省城外设厂一所，就命盐课提举司来管理它。正职专管盐课，副职专管铁课，一切事宜，由巡盐御史总理。那惠州、潮州、揭阳以及雷州、琼州等实行铁课的地方，凡有走私漏税、夹带瞒报等种种弊端，都比照盐法的规定处理。这都是盐铁相互关联的事例，其余大多是盐自成盐、铁自成铁，互不相涉。铁是五金之一，如今与金银铜锡一

译起详细记载在坑冶门中。

矾

臣等谨按南宋《食货志》记载征收矾税的方法：高宗建炎三年，筹划整顿财政用度，黄潜厚上奏：允许商人贩运淮南的矾进入东南各路，听凭他们把钱交纳到行在，然后持凭证到盐场支取矾。绍兴十一年，因铸钱司韩球所言：抚州所产的青胆矾每斤价钱一百二十文，土矾每斤三十文；比抚州铅山场所产的青胆矾更好的，每斤定价一百五十文，黄矾每斤八十文。绍兴二十九年所收的矾钱，一年之中数额四万一千五百八十五缗，定为固定的税额。其他产矾的地方，像潭州浏阳的永兴场、韶州的岑水场，都设立盐场发给凭证，每年都有固定的输纳数额。只有漳州往东靠近大海，大山深阻，虽然有采矾之利，但潮州、梅州、汀州、赣州四州的奸猾之民都聚集在那里。其中的头目号称大洞主、小洞主，本地居民与外来贩运者都是盗贼一类的人。嘉定以后，矾事就没有可考的记载了。

又按马端临的考订，矾与盐都一并记载。现在考察从宋宁宗以后，矾事的记载十分简略，所以把历朝所有的相关记载，都分别附记在盐事的末尾。

辽太宗天显初年，在香河县设置了掌管盐务的机构。

当初，太祖因为所得的汉人百姓数量众多，就在八部之中分出古汉城，另外划为一部来治理，这座城在炭山之南，有盐池之利。八部都从这里取食。等到征讨幽州、蓟州回来，驻扎在鸳鸯泺，命令取盐供给军队。此后泺中的盐日益增多，上下都够用了。到这时，后晋献上十六州之地，瀛州、莫州都在其中，才获得了河间煮海的盐利，于是设置了掌管盐务的机构。从此燕云以北的地区暂时改食沧州盐，一时之间产盐的地方，如渤海镇、城海阳、丰州、阳洛城、广济湖等处，五京的计司各自按其所属地域管辖。至于煎盐的制度、每年产出的定额，就无法详细知道了。

后周广顺年间，胡峤记载说："契丹的东南方是渤海，再往东是辽国。它的南面海湾一带有鱼盐之利，再往南就到达榆关了。"

叶隆礼《契丹国志》说：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游，就是后魏的滑盐县所在地。太祖运用舒噜皇后的计谋，派人告诉各部落说："我有盐池，是各部落所依赖食用的，然而只享用食盐的利益却不知道盐有主人，这怎么可以呢？应当来犒劳我。"各部落认为有道理，共同带着牛和酒来犒劳盐池的主人。太祖在旁边埋伏了军队，酒喝到正酣时伏兵突起，把他们全部杀掉，把各部合并为一国。东北各部因此都畏服他。

《辽史·地理志》说：上京有广济湖、盐泺。南京析津府，得鱼盐之利。香河县本是武清县的孙村，辽在新仓设置了掌管盐务的机构，居民聚集在此。西京丰州，本是唐代丰州之地。太祖神册五年，攻打后唐的天德军，攻下了那座城，重新设为州，有大盐泺。

圣宗统和四年六月，南京留守上奏："百姓每年缴纳给三司的盐铁钱，折算成绢不如折算成钱值钱，请求皇帝下诏增加。"

译译文：

金世宗大定二年，才开始允许百姓用米交换盐。设置了盐官管理大盐泺。

当初，辽金旧地靠海一带多产盐，上京东北两路的百姓吃肇州的盐，沿海一带的百姓吃海盐，临潢那地方有个大盐泺，乌库哩实垒部有盐池，都足够供境内百姓食用，曾经征收盐税，等到得到中原的盐场后税额加倍，设立官员、订立法度，规定得更加详细，但增减不一，废置也不固定，也只是随时应付罢了。海陵王贞元初年，蔡松年任户部尚书，才重新恢复钞引法，设置官署、建立仓库来制造盐钞盐引，钞与盐司账簿相合的凭证，引由州县核对交纳数目，每七年修订更改一次。到这时斡罕之乱后，军粮不够，朝廷下诏命河北东路转运副使梁肃筹划安排沿边的兵粮，梁肃于是行文给肇州、北京、广宁的盐场，允许百姓用米换盐，士兵和百姓都得到好处。户部郎中曹望之也上奏请求在大盐泺设置官员管理盐务，听任百姓用米交易，百姓于是聚居成村落，可以巩固边防，这样的好处无穷无尽，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此后总共积贮了二十多万石米，东北路遇上荒年靠这些粮食赈济的百姓不计其数。到大定二十一年八月，梁肃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上奏说，宝坻和邻近各县多缺粮食,可以降低盐价、提高粟价，用粟换盐,皇帝命宰臣商议此事,大家都认为盐不是可以大量食用的东西,如果降价换粟,恐怕数量太多卖不出去,以致亏损盐税，如今这一年已有七十多万石粮食运到通州，近来又有恩州、献州等六州的一百多万石粟接着运到，足够用来赈济，不必用盐来交换。到章宗承安四年六月，桓州刺史张炜又请求用盐换米，皇帝下诏命尚书省商议此事。

译《金史·食货志》说：金朝的货物税目有十种，分别是酒、麴（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居于首位。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制定了军人私自煮盐及盗窃官盐的法律，命令明安、穆昆负责巡查抓捕。

十一月，下诏用银牌发给益都、滨州、沧州盐使司。

十一年正月，重新划定果勒盐场，设为六品使司，以当年收入的钱数作为固定额度。

采纳西京盐判宋俣的建议，于是就任命宋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使。

四月，因乌库哩实垒地方百姓饥荒，免除了那里盐池的税收。

（到十三年三月又免除了一次）

十二年十月，下诏西北路招讨司：明安所辖的贫民及富人的奴婢，都发给食盐。

当时因宰相进言，离盐泺遥远的人，所得的盐不足以补偿路途的花费，于是命令按人口计算发给盐钱，富人的奴婢限于二十口。

十三年二月，合并（滨州、）永济的盐司为宝坻盐司，使司废除了平泺的盐钱。三月，在大盐泺设置监税官。

另外沧州有一处旧时废弃的海阜盐场，这个月州人李格请求恢复设置，朝廷下诏派使者前去查看。有关部门认为如果这个盐场兴办起来，就会损害沧州盐的税收，况且食盐的用户仍然照旧，而盐货年年增多，必定只会白白积压而不能卖出去，于是搁置了这个提议。

二十年，合并沧州及山东两个盐司为海丰盐使司。

益都、滨州原先设有两个盐司，十三年四月合并为山东盐司。到这时，朝廷议论认为沧州及山东各自的盐务都增加了盈余，冒着禁令贩卖私盐，担心时间久了或许会败坏法度，于是又将它们合并。

十一月，又合并辽东等路各盐场为两个盐司。

（十二月免除了平州摊派的盐税）

二十三年十一月，增加宝坻盐课的耗盐数额。

当时张邦基进言：宝坻的盐课，如果每石收取正课一百五十斤，考虑到会有风干折耗，于是命令每石加收耗盐二十二斤半，仍然提前一年预支偿付其价值，以此优待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废除防宁所属的盐引制度，增添灶户。

当时皇帝在上京，对丞相乌库哩元忠等人说："防宁尹富察通言说，那个地方的明安、穆昆户民生活很艰难。以前大都以东的地方吃海盐，扶余、呼尔哈等路吃肇州的盐。起初定下的额度是一万贯，如今已增加到二万七千贯。如果废除盐引制度，增添灶户，或许可以更容易买到盐。"元忠回答说："已经派使者到咸平府以东去规划这件事了。"皇帝说："不必等到那时，应当赶紧去办。"

（二十五年，将果勒盐司改为西京盐司）

此后只设有山东、沧州、宝坻、莒州、解州、北京、西京七个盐司。山东、沧州、宝坻的盐以三百斤为一袋，二十五袋为一大套，钞、引、公据三样都齐备了，然后才准许出售。小套的袋数是十个、或五个、或一个，每套一张钞，引的数目与袋数相同。宝坻的零售盐按其斤数比例，或是六分之三，或是六分之一，另外发给小钞引，以便于出售。解州的盐以二百五十斤为一席，五席为一套，钞引的制度与陕西转运司相同。凡向陕西军营运粟米交纳的商人，允许用官府文牒换取钞引。西京等盐场的盐以石计算，大套是五石，小套是三石。北京的大套是四石，小套是一石。辽东的大套是十石，都是一套配一张钞，一石配一引。零售盐累积到十石，也是一张钞配十张引。到章宗承和元年九月，尚书省的大臣因沧州、滨州两盐司每年买盐袋一百二十万个，都是取自百姓，清州北靖海县新设置的沧盐场，原本是过去的猎地，低湿多芦苇，应当放宽对它的禁令，让百姓随时采割来编织盐袋。

盐的行销区域，各自依照当地的情况而定。山东

译、沧州的盐场有九处，行销于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各府路，以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各州。莒州的盐场有十二处，涛洛盐场行销于莒州，临洪盐场行销于赣榆县，独木盐场行销于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盐场行销于涟水、沭阳县，信阳盐场行销于密州。以上五个盐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盐场行销于莱州录事司，以及招远县衡村盐场行销于即墨、莱阳县。以上两个盐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听凭本州县出售。宁海州的五个盐场都出售零售盐，不用引目。黄县盐场行销于黄县，巨风盐场行销于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盐场行销于福山县。以上三个盐场，又通行于邻近各县。栖霞、宁海州的盐场行销于司候司、牟平县，文登盐场行销于文登县。宝坻盐行销于中都路，平州副使在马城县设局贮存盐钱。解盐行销于河东、南北路、陕西东路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各州。西京、辽东的盐各自行销于本地。北京宗锦地区末端的盐行销于本路及临潢府、肇州、防州境内与其接壤的地方，也在其中。

（十月，废除北京、辽东盐使司）

皇帝从上京返回，对宰相说："朕听说辽东凡是百姓家里吃盐，只要没有引目的，就以私盐治罪。那些平民百姓小额买来吃，怎么会有引目呢？可以只让他们防范办理，或者征询百姓的意见，顺从他们的意愿。"于是废除了盐使司。

（二十八年五月，创设巡捕使）

当时尚书省讨论盐务，皇帝说："盐使司虽然经办官盐，但是向来扰民。盐官每次出巡，巡捕人员往往私自怀藏官盐，所到之处索取贿赂，酒食稍不如意，就用他们私藏的盐诬陷别人为私盐。盐司只图盈余增加，即使知道是诬陷，也照样加以刑罚。应当另外设置巡捕官，不要与盐使有牵连，这样才能革除这种弊端。"于是设立了巡捕使，山东、沧州、宝坻各二员，解州、西京各一员。山东就设在潍州、招远县，沧州设在深州及宁津县，宝坻设在易州及永济县，解州设在澄城县，西京设在多塔古，官阶为从六品，直属于尚书省部，各自发给银牌，选取盐使司的弓手充任巡捕人，并且禁止他们到百姓家中搜查。如果食盐在一斗以下的，不得追究处理，只有盗卖、私煮盐的才予以逮捕。在二百里以内的归转运司管辖，二百里以外的就由沿途的府、提防所治罪。盗窃盐课的，也照此办理。

二十九年十二月【当时章宗已经即位】，减低盐价并减少巡盐弓手。

这一年十月，皇帝对有关部门说："近来因为打猎，得知百姓中有许多因盐禁而获罪的，百姓怎么受得了？朕想让他们按照平滦、太原均办的先例，让百姓自行煎盐，命令百官商议这件事。"这个月，户部尚书邓俨等人商议说："如果按人口计算定下盐课，百姓既要交纳干办钱，又必须另外买盐来吃，这是加重百姓的财力负担，而白白增加了煎盐贩盐者的利益。而且如今的盐价，是当初钱币容易得到时定下的，如今与从前不同了。何况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户口增殖，食盐的年课本应有所增加，反而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官方定价太高，贫民贪图私盐便宜，导致亏损了官方的税课罢了。近来已经减低了宝坻、山东、沧州盐的价格，每斤三十八文，请求再减八文。每年不过减少一百二十多万贯，官盐价格既然便宜，卖出的必定增多，自然会有盈余，也不会完全亏损所减的数额。况且如今府库的金银折合钱大约有上万万贯还多，假设盐课不足，也足

译够补足百多年的经常开支。如果量入为出，一定没有不足的忧患。请让平滦地区办理干办盐课的，也减低价格。各路巡盐弓手不得擅自巡捕，这样才能革除诬陷的弊端。"礼部尚书李晏等人商议说："所谓干办，既不是好名声，也不是好办法。一定要杜绝私煮盗贩的弊端，不如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官价私价相同，那么私盐自然会消失。另外巡盐的兵吏往往挟带私盐来诬陷人，可以让他们与所属的州县约定日期才准许巡捕，违反的由按察司治罪。"刑部尚书郭邦杰等人商议说："平滦濒海及太原的盐碱地可以依旧干办，其余的与邓俨的意见相同。"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建议："私煮盗贩的人，都知道是禁令而故意触犯的，也可以选拔能干的官吏充任巡捕使，但不得进入百姓家中搜查。"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求："每斤减为二十文，废除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图克坦镒则认为干办比较方便。宰相上奏："以每斤官方成本十文来算，如果减为二十五文，似乎比较适中。巡盐弓手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盐官出巡，必须约同所属官员一起前往，不是一同查获的不予治罪。"从来年五月初一开始实行，于是命令宝坻、山东、沧州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经发出的钞引尚未支取的，按新价格补足，其余的都听从所请。到明昌元年七月，有上密封奏章的人又说："河东北路干办盐钱每年十万贯太重，因此百姓多有逃亡的，请求放缓征收督促。"皇帝命令等到农闲时派使者去查察。又因为尚书省的大臣认为山东盐课不足，是因为盐司官员出巡时，不敢擅自逮捕，必须约同所属官员一起前往，人们因此不畏惧的缘故。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如果有盗贩私盐的，任凭盐司官员随时逮捕，百姓私自煎盐及藏匿的，就约同所属官员搜查，巡尉弓兵如果不是与盐司相约的，不得擅自进入百姓家中。

这个月，重新设立北京、辽东盐使司，废除西京、解州巡捕使。因为大理司直伊喇某胜努、广宁推官宋扆考察了北京、辽东盐司的利弊，于是重新设立北京、辽东盐司。使北京路每年以十万余贯为定额，辽东路以十三万贯为定额。废除西京、解州巡捕使。到承和三年二月，让解盐司使在本州治事，让副使在安邑治事。

章宗明昌元年十二月，制定禁止州县擅自科敛盐税的法令。

五年正月，重新制定山东滨州、益都小盐场的盐课。

在此之前尚书省上奏，山东滨州、益都九个盐场的盐行销于山东等六个地区，登州、涛洛等五个盐场只行销于沂、邳、徐、宿、（睢）、泗六州，各有固定的课额，与九个盐场的大课额不同，如果让它们与九个盐场通同比较，就会增加这五个盐场的亏损，官府依恃那边的大课额，恐怕不肯用力，反而滋生奸弊，于是规定这五个盐场自成一套通比方式，改变了旧时与盐司使副通同比较的办法。到这时，八个小盐场的盐官左荜等人因课额不能达到定额，缴回了任命的敕书，于是派使者去查看十三个盐场，重新核定。除了涛洛等五个盐场设有管勾的，可以当天恢复办理，就把左荜所奏报的八个盐场按照大定二十六年的制度，从当前所管的课额依照新的定例永久相互比较。户部郎中李敬仪等人又说，八个小盐场如今核定的新课额有减少一半的，如果都让它们遵从新课额，而旧课额已经缴纳入官府，恐怕所减少的钱数太多，因此产生弊端，所收取的钱数不能都实打实地记入账簿上交官府，于是遵照明昌元年所定的酒税院务的制度，让他们当天收办。

（十一月，重新制定军人百姓触犯私盐的法令）

从元年六月起，户部员外郎孙即康等人与盐官使一同商

译议：军人百姓触犯私盐的，在三百里以内的，由盐司判定罪责；较远的附归提防所，缉捕获得的赏钱都从贩卖私煮盐的人身上征取。明安、穆昆部下的人煎制贩卖及盗窃私盐的，其所辖的官员予以论罪赎罪；三次触犯的处以杖刑，能够捕获罪犯的可免罪。另外滨州渤海县的永和镇，距离州治遥远，恐怕会藏匿盗贼及私盐，可以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自新设巡检。皇帝命令重新商议明安、穆昆受杖刑的规定，其余的都听从所议。另外旧制度是，明安、穆昆触犯私盐、酒麴的，由转运司判罪；到这时，命令军人百姓触犯私盐的，都归属盐司管辖，酒麴的归转运司管辖。三百里以外的，仍归附提防所。如果要逮捕审问罪犯，而所属官府吝惜不肯遣送的，判处徒刑二年。到承安三年四月，宰相上奏："按照法律，明安、穆昆中有知道私盐而不去举报的，处以杖刑；其部下的人有触犯而失于察觉的，按数目多少论罪。如今竟然有亲身犯法的，都是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加禁止。"于是制定制度，判处徒刑的年数、杖刑的数目不允许用钱赎罪，未到判处徒刑程度的处以杖刑五十下、拘役八个月。命令山东、宝坻、沧州三个盐司，每年春秋派使者督促按察司及州县巡查私盐。承和五年十月，签书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使司事张德辉说："海边的百姓也能得到私盐，因此犯法的人很多，可以按户口衡量而平均分配。"尚书省命令山东按察司商议其中的利弊便宜之处。按察司说："莱州、密州等州近年收成不好，按人口卖盐所征收的虽然是防范措施，人们却认为是加重负担，恐怕会导致流亡；况且私自煮盐的都是没有依靠的人，难道会因为分配卖盐而不去做吗？"于是制定制度，命令与沧州盐司都乘驿马巡查境内。

承安三年十二月，重新制定盐价及盐课。

明昌五年十一月，尚书省商议：山东、沧州的旧法，每一斤盐钱四十文；宝坻每一斤盐钱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大赦恩典一并特别减免，减为三十文，共减少一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如今国家用度不充足，应当规定每一斤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到这时，尚书省有奏章说：盐利极大，如今天下户口增殖，吃盐的人比从前加倍，军队储备支取盐引的也很多，况且这是日常不可缺少的东西，怎么能因为价格的高低而有多寡的差别呢？如果不趁时取利，恐怕会白白失去。于是重新规定山东、宝坻、沧州三个盐司的价格，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的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的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例每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例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加了价格，又增加了它所卖出的数量。七个盐司旧课额每年收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增为一千零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额每年收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额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课额每年收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课额每年收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课额每年收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课额每年收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

译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课额每年收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零二百六十四贯六百文。到承和四年六月，把七个盐使司的课额定为七年一定的制度，每斤增为四十四文。

承和元年十一月，规定征收缉捕私盐的赏钱纳入官府。

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说："旧制度，缉捕告发私盐等，按斤数发给赏钱，都是从犯人那里征取的。但是盐官缉获的，就充作正课；巡捕官缉获的却不给赏钱；巡捕军缉获的则减为常人的一半；免役弓手又再减半。这是罪责相同而奖赏不同。请求把司县巡捕官不给的赏钱数额，以及巡捕弓手所减少的数额，都征收纳入官府，那么罪与赏就均衡了。"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

（三年十一月，规定进士授任盐司的制度）

明昌元年六月，户部员外郎孙即康等人请求把山东、宝坻、沧州盐司判官提升为从七品，任用进士，皇帝听从了。到这时制定制度，进士授任盐司使的官职，按照科榜名次及入仕先后来拟定任命。到四年八月，皇帝下诏因为山东、沧州盐司自从增加新课额之后，官员既不为其筹划经营，而管勾盐司与有关联的人互相勾结作弊，所亏损的数额逐年累积，于是下诏挑选有才干的人代替两司的使、副职务，用进士以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各局分出身中廉洁谨慎的人担任管勾，而罢免原来的官员。八年七月，又因为宋克俊进言，盐司管勾自从改由任用进士诸科出身的人以来，而盐官失去了超升为县令的阶梯，因此懈怠而亏损课额，请求依照旧制为便利。有关部门商议认为四年改任选拔时，当时到部的人已被截替，于是就用秋季到部的人补充任命。

（四年十月，制定私盐法）

在此之前，世宗大定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百姓李孜收集日晒的盐，大理寺提出私盐及刮取咸土两种处理方法呈上，宰相认为不能与私盐相提并论，参知政事张仲愈独自说："私盐罪行重大，而触犯的人还是很多，不可放纵。"皇帝说："刮取咸土不是煎制的，为什么与私盐相同？"张仲愈说："如果这样，那么渤海一带的人就会肆意刮取咸土来吃，将会侵害官府的课税。"极力陈说不停，于是把李孜与刮取咸土的一同定罪，此后触犯的就按照私盐法论处。到这时，西北路有触犯收取咸土之禁的，想要与私盐罪同等治罪，宰相认为如果比照私盐则有不同之处，下诏制定制度，收取咸土的处以杖刑八十下，每增加一斤加重一等，罪责最重不超过判处徒刑一年，赏格与私矾的先例相同。七年十二月，规定采集黄穗草烧灰淋取卤水的，也处以杖刑八十下。

五年六月，划分规定山东、沧州两个盐司所辖的路、府、州、县。因为山东、沧州两个盐司侵占课额，派户部员外郎石某去巡查。石某回来后说，两个盐司分开办理比较方便。皇帝下诏把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州、陈州、蔡州、许州、颍州划归沧州盐司，把山东东西路、开州、濮州、归德府、曹州、单州、亳州、寿州、泗州划归山东盐司，各自按人口承办课额。

六年四月，听从涿州刺史某尔佳愽诺的建议，让莱州百姓所交纳的盐钱，允许用丝绵、银钞来抵交。

七年九月，规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各盐场管勾增亏升降的等级标准。

起初六年二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某说：国家的经费只依靠盐课，如今山东亏损五十多万贯，是因为私自煎盐盗贩的人结成团伙，盐司既不能缉捕，统军司、按察司也不加禁止。如果只论处贩卖私盐的人数，处罚俸禄降职，他们将会压制不去伸张，就更难以制约了。应当立下制度，把各官员在职时所增加或亏损的实际情况，命令盐司上报省部，作

译为升降的依据。于是下诏各统军司、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辖境内有触犯的，两次的就扣除半月俸禄，一年五次的就上奏裁决。巡捕官只要触犯就立即处决，命令按察司、御史去察查。到这时制定出等级标准，又命令凡是文资官吏员、各局署承应人应当依据资历考核任命的，增额不到一分的，升为本等；增一分的，减一资；增二分的，减两资，升迁一官；增四分的，减两资，升迁两官。亏损的就按此标准降职。如果是任满回来经核验考核而任命的，增额不到一分的，升为本等；增一分的，减一资；增二分的，减一资，升迁一阶；增四分的，减两资，升迁两阶。亏损的也按此标准降职。

（十二月，规定灶户盗卖课盐的罪责）

尚书省依据卢附翼所说的，于是制定了盗卖课盐的制度。如果缴纳盐课之外还有剩余的，就要全部申报官府；私自留下的按照盗窃罪减一等治罪。

八年七月，下诏沿淮河各盐场，任凭官府和百姓用盐进行交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设置阳武等县盐场官。

户部说：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各县盛产盐碱地，百姓私自煎盐无法禁止，于是下诏设置盐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属户部。不久御史台上奏：各县都被有势力的人夺占了，因此商贩的贸易无法进行，于是敕令御史分别巡行申明禁令约束。

四年七月敕令："往陕西运盐，不要拦截收购粮食，以免夺取百姓的利益。"

起初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库哩庆寿说：绛州、解州的百姓大多以贩盐为业，通过大阳关来换取陕虢一带的粮食，等到返回渡河时，官府却拦截收购，除去途中八旅的费用之外，剩下的还有多少呢？另外河南行部又自行运盐到陕西换取粮食，完全夺取了百姓的利益。这一年河东大旱蝗灾，再加上拦截收购，物价飞涨，百姓流亡，实在令人怜悯。请求废除拦截收购，来缓解这个祸患。到这时，庆寿又说：河中缺粮，既然不能救济，又拦截收购来夺取它。盐本是官府的物资，有关部门经陆路运到河边，又用船只运到京兆、凤翔，用来与商人交易，得来十分艰难而且劳苦。可是陕西行部每石又拦截收购二斗，这是官府的物资却自己收购自己的物资。运盐换取物资，本来是为了救济河中，可是陕西又强行夺取它，不是抢夺是什么呢？请求彼此都听从百姓的方便，那么公私两方面都能得到救济。皇帝听从了。

《金史·忠义传》说：贞祐年间，宗室子弟苏尔坦担任宣差都提控，安抚山西的军民，支援中都。上书说："绛州、解州两州仅仅能够守住城池，而村落的百姓都曾遭受兵祸，加上连年歉收，人们大多难以维持生计，都依靠盐布来换取米粮。如今大阳等渡口却不允许粟麦过河，希望废除这个禁令，官府按十分之三征税，公私两方面都能受益了。"又说："绛州、解州、河中是必争之地，只要命令宝昌节度使根据情况规划盐地的利益，来充实这两州，那么百姓就能受益，军力也可以增强了。"又说："平陆出产银、铁，如果用盐来换取米粮，招募工匠冶炼，可以广开财源，储备兵器；平民靠出卖劳力谋生，可以平息盗贼。"皇帝命令尚书省商议，结果只允许开放大阳等渡口罢了。

兴定三年，设置绥德近河地区的盐场官。

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议："绥德的嗣武、城义合、克戎寨靠近河边，当地盛产盐，请求设置盐场管勾一员。每年可获盐十三万余斤，可换得钱二万贯，用来辅助军费。"皇帝下诏采纳他的建议，设官贩卖盐来供给边防之用。

二月，下诏运送解州盐到陕西，用来接济调度，命令枢密副使胥鼎兼管这件事。

到四月，废除招募百

译姓运送解盐的做法。四年，提控军兴粮草李复亨说："河中西岸的解盐从前用来交换粟麦一万七千石，可以充作关东的用度。"不久又下令不得超过陕西的范围，因为北方有战事，河防正紧急的缘故。到元光二年，听从邠泾总师内族讹可的建议："百姓运送解盐有助于军队的粮食供应。"下诏修筑石墙来加固它。

《金史·李复亨传》说：兴定三年，李复亨代理西路行三司，上奏在阳武设置卖盐官，用来辅助军用，请求禁止沧州、滨州的盐，不让它越过黄河，河南地区吃阳武、解州的盐，河北地区吃沧州、滨州的盐，南北两方面都能受益，皇帝下诏让尚书省实行这个办法。四年，提控军兴粮草，上奏黄河渡口不通，陕西盐价飞涨，请求用粟米互相交换，充实军粮，皇帝下诏让户部从长计议措办。

哀宗正大七年八月，赐给陕西殉难者的孤儿盐引及绢帛。

　　矾

【臣】等谨按《金史·食货志》没有记载征收矾税的办法，只在章宗承安四年五月见到，制造私茶的比照私自煎制矾的先例，判处徒刑二年。承和四年十月，制定私自采取咸土的法律，奖赏也与私矾的先例相同。

　　元太宗二年开始实行盐法

元朝初年，用酒、醋、盐税、河泊、金银、铁冶六种税目向百姓征收课税，每年固定为白银一万锭。到这时，才开始实行盐法，每一引盐重四百斤，价格为白银十两。世祖中统二年，减为七两。至元十三年，已经攻取了宋朝，而江南盐税的收入尤其丰厚，每一引改为中统钞九贯。二十二年三月，下诏依照旧制度，凡是盐一引四百斤，价格为白银十两，折合成当今的钞为二十贯。二十六年，增为五十贯。成宗元贞二年，又增为六十五贯。武宗至大二年，到仁宗延祐二年，一共七年间，累计增为一百五十贯。

用河间、山东、河东的盐课统一征收，设立课税所。

河间课税所设置盐场，拨给灶户二千三百七十六户，管理盐务。每一袋盐重四百斤。六年设立盐运司，十二年改设立提举盐运所，每年办理三万四千七百袋。癸卯年（当时是六皇后乃马真氏称制的第二年）改设立提举沧清盐课使所，每年办理盐九万袋。定宗四年，改真定、河间等路课程所为提举盐运沧清盐使所。宪宗二年，又改为提举沧清深盐使所。八年，每袋增加盐到四百五十斤。世祖中统元年，改设立宣抚司提领沧清深盐使所。四年，又改为转运司。这一年办理课税白银七千零六十五锭，米三万三千三百余石。至元元年，又增加了三分之一。二年，改设立河间都转运司，每年办理九万五千袋。七年，才规定每年煎盐十万引的定例，办理课税白银一万锭。十二年，改设立都转运使司，添加灶户九百余户，增加盐课二十万引。十八年，因为河间灶户劳苦，增加工本钱为中统钞三贯，又增加灶户七百八十六户。十九年，废除河间都转运司，改设立清沧盐使司。二十二年，又改设立河间等都转运盐使司，增加盐课为二十九万零六百引。二十三年，改设立河间都转运司，一并办理盐酒税课。二十五年，增加工本钱为中统钞五贯。这一年二月，疏浚沧州的运盐渠道。二十七年，增加灶户四百七十户，办理盐三十五万引。所辖的盐场共有二十二处，分别叫做利国、利民、海丰、阜民、阜财、益民、润国、海阜、海盈、海润、严镇、富国、兴国、厚财、丰财、三义沽、芦台、越支、石碑、济民、惠民、富民。

【臣】等谨按三义、沽芦台、越支三个盐场，本来隶属于大都盐运司。成宗大德七年，大都并入河间，这

译三个盐场也随之改隶。如今根据《百官志》所记载的，大都、河间等路盐官大致列举全数，也附记在这里。

山东在益都设立课税所，拨给灶户五千一百七十户。征收课税每白银一两，可得盐四十斤。到六年，设立山东盐运使，中统元年每年办理课税白银二千五百锭。三年，命令课税归属山东都转运司。四年，命令益都、山东百姓每月购买食盐三斤，灶户逃亡的，招募百姓来补充。这一年办理白银三千三百锭。至元二年，改设立山东转运司，办理白银四千六百锭十九两。命令户部制造盐引。六年，增加每年办理盐为七万一千九百九十八引。到这时，每年都在增加。到十二年，改设立山东都转运司，每年办理盐十四万七千四百八十七引。十八年，增加灶户七百户，又增加盐为十六万五千四百八十七引。灶户的工本钱也增加为中统钞三贯。二十三年，每年办理盐二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二引。二十六年，减为二十二万引。所辖的盐场共有十九处：叫做永利、宁海、官台、丰国、新镇、丰民、富国、高家港、永阜、利国、固堤、王家冈、信阳、涛洛、石河、海沧、行村、登宁、西由。

河东在平阳府设立课税所，按实际情况办理课税，每盐四十斤得白银一两。到五年，拨给新归降的户民一千户，命令盐使姚行简等人修理盐池损坏的地方。宪宗二年，又增拨河东一千零八十五户，每年捞盐一万五千引，办理课税白银三千锭。中统二年，才设立陕西转运司，仍在路村设置解盐司。三年，因为太原百姓自行煎制小盐，每年办理课税白银一百五十锭。五年，又增加小盐课税白银为二百五十锭。至元元年，每年课税白银七百五十两。七月，因为都转运司阿哈玛特进言，解州盐课增加五千两，平均分摊给各色僧道军匠等户。太原的小盐听凭百姓自便。三年，晓谕陕西、四川，把所办理的盐课送到行制国用使司缴纳，其盐引由制国用使司发给。四年，设立陕西、四川转运司。六年，设立太原提举盐使司，直属制国用使司。八年七月，尚书省请求增加太原盐课，每年以中统钞一千锭为定额，仍让本路兼管，皇帝听从了。十（一）年命令捞盐户九百八十余户，每个成年男子捞盐一石，发给工价钞五钱，每年办理盐六万四千引，折合中统钞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锭。二十三年，改设立陕西都转运司，兼办盐、酒、醋、竹等课税。二十九年，减少大都盐课一万引，纳入京兆盐司增办。这一年五月，又撤销京兆盐司一处，只保留盐运司。

八年，设置大都路白陵港等处的盐司。

白陵港、三义沽、大直沽等处设置官署管理熬煎办盐，每一引都有工本钱。到世祖至元二年，又增加宝坻两个盐场，灶户的工本钱每引为中统钞三两，与清沧等地相同。八年，因为大都百姓多吃私盐，亏损国家课税，

译因此以查验的盐引来供应食盐。十九年，改设大都、芦台、越支、三义沽盐使司。到二十五年，又设立二义、芦台、越支三个盐使司。二十八年，增加灶户的工本费，每引为中统钞八两。二十九年，因年成饥荒减免盐课一万引，并入京兆盐运司添加办理。

译九年设立辽阳盐课

命北京路征收课税，因当地出产大盐泺硬盐，制定随车随引装运盐的办法，每盐一石，价银七钱半，附带征收匠人米五升。到癸卯年，合懒路每年办课白布二千匹，恤品路一千匹。世祖至元四年，设立开元等路运司。五年，禁止东京、懿州、乞石儿的硬盐，不许越过涂河界。又谕令各位下所辖盐课，按照旧例缴纳。二十四年，滦州四处盐课，原先缴纳羊一千只的，也令其按例改缴钱钞。

世祖中统二年六月制定盐课法

在此之前，宪宗三年，割出河东觧州盐池以供军食，又招募百姓交纳盐钞换取粮食，通过嘉陵江转运，都是依从皇帝的奏请办理的。到此时，又下诏晓谕十路宣抚使，以及管理民政的官员，制定盐税课征等法令。

臣等谨按《元典章》，此时整顿办理课税事项共有十二条，其中制定为盐法的有一条：犯私盐罪的处徒刑二年，杖七十，财产没收入官，发配到盐司戴脚镣服役，期满后释放，告发捕获者从没收的财物中拿出一半充作赏赐。如果是犯越界贩盐的，比照私盐罪减一等处罚。提调官禁治不严，导致私盐、越界盐案件发生的，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三犯一并奏报定罪。若捕获犯人依照上述规定给予奖赏。如果是盐司监临官与灶户私自卖盐的，与私盐罪同等论处。一、盐场收购及支付客商盐时，不得留难阻挠，若在勘合号簿批凿、引钞过期，以及不按次序发放，或秤盘不公平的，都处徒刑二年。在关津渡口无理阻拦的，杖一百，若借机索取财物的，处徒刑二年。官府故意放纵的同罪，失于察觉的笞五十。若有拦截客商借机图利的，处徒刑二年。盐没收归还原主，买价没入官府，仍禁止各处官民擅自开挖决口引盐河水灌溉稻田，以致耽误运输、亏损课税，违者治罪。一、运盐纲船，任何人不得强行拘留调用。一、沿河原设的桩橛，官吏差役等若不及时拔除，致使盐船损坏，官府应赔偿并治罪。一、回回通事及各色人等不得夺取巡盐弓手所骑马匹及贩盐车船的头匹并驱使传送，以致耽误客商、亏损盐课，违者奏请治罪。一、煎盐烧草时常有耽误损坏草地和砍伐柴薪的情况，以致缺少燃料，管民官应专门加以禁止防范，凡犯者杖八十一。达达民户支取食盐若借机夹带私盐贩卖的，把守关隘的官吏若巡察不严，与犯人同罪。以上共七条，《食货志》又记载伪造盐引的处斩，其家产没收给告发人充赏。《刑法志》又记载商贾贩盐到各处不出示盐引发卖，以及引数之外夹带的盐与引不相符的，都按私盐法论处。盐已卖出五日内不到官司县衙批销引目的，杖六十徒一年，若借机转卖的按卖私盐法论处。捕获私盐只追究现场查获的人家，不得听信牵连指认无辜平民。巡捕人员若非有人告发且证据明白，不得擅自进入人家搜查，被查获而抗拒逮捕的判处流放远方，因而伤人的处死。巡盐军官收受财物放走犯人的，按枉法受贿计赃论罪。私盐再犯的加重处徒刑，如初犯、三犯的杖刑处罚与再犯、流放相同。元代盐禁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

九月，用清沧盐课银偿还历年所借百姓的钱，供给公费的直到三年六月，因东平严忠济曾为百姓借贷钱财缴纳赋税四十三万七千四百锭，借用了课程钞本盐课银一万五千余两，下诏免于征收。

《元史·严忠济传》记载：太宗十三年，严忠济随他父亲严实

译入朝觐见，被任命承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他曾向人借贷，代替所辖百姓缴纳拖欠的赋税，年深日久，欠债越积越多。等他辞去官职后，债主拿着借据前来索取，世祖听闻此事，下令全部从国库中拨款代为偿还。

三年七月，允许利州大安军用盐换取军粮。

这是听从了都行省杨大渊的请求。到四年正月，又用觧州盐课供给军粮。

四年正月，设立东平等路巡禁私盐的军队。

七月，禁止防古汉军中人煎制贩卖私盐。

到八月，冀州防古百户爱实等人违犯盐禁，没收马一百二十余匹，用来分给没有马匹的军士。至元三年三月，侍中和济厮等因隐瞒盐课被处死。四月，重申严格禁止沿海私盐。四年正月，重申严禁平阳等地私盐。八月，重申严禁平滦路私盐、酒醋。二十年四月，重申私盐之禁，允许按察司纠察盐司。二十八年十月，江淮巡省上奏说：「盐课收不足数，是因为私自贩卖盐的人多，请求拨给士兵五千人巡查捕捉」，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至元二年设立兴元四川盐运司

四川的盐产于成都、防府、重庆、叙南、嘉定、顺庆、潼川、绍庆等路的万山之间。起初设立拘收课税所，分拨灶户五千九百余户经营。按照实际产量办课，后来因盐井废坏，四川军民多改食觧州的盐。到此时设立盐运司，修理盐井，并禁止觧盐越界销售。八年废除四川茶盐运司。十六年又恢复设立。十八年并入盐课归四川道宣慰司。十九年又重新设立陜西、四川转运司统一办理盐课。二十二年改设立四川盐茶运司，将京兆运司分为两个。每年煎盐一万零四百五十一引。二十六年增加到一万七千一百五十二引。所设的盐场共十二处：简盐、隆盐、绵潼川、遂实、顺庆、保宁、嘉定、长宁、绍庆、云安、大宁井。盐井共九十五口。

十三年，设立广东广海盐课提举司。

当时刚攻克广州，沿用宋朝旧制，设立广东提举司，按实际产量办课。十六年，设立江西盐鐡茶都转运司，所辖盐使司六处，各盐场设立管勾办理盐课六百二十一引。二十二年，将江西盐课划归广东宣慰司管辖，每年办课一万零八百二十五引。二十三年，合并广东盐司及市舶提举司为广东盐课市舶提举司，每年办盐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五引。所设的盐场共十三处：靖康、归徳、东莞、黄田、香山、矬峒、双恩、咸水、淡水、石桥、隆井、招収、小江。

广海也设立提举司，办盐二万四千引。三十年，又设立广西石康盐课提举司。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十一月，因广西盐先发给百姓引证，然后再征收盐价，导致私盐日益横行，等到官府自己卖盐时，百姓又不肯购买。于是下诏先将盐给予百姓，然后再征收盐价。

设立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两浙盐运司，以及福建市舶司兼办盐课

在此之前，两淮的盐在十三年命提举马里范张依照宋朝旧例办理，每引重三百斤，价格为中统钞八两。到此时，设立两淮都转运使司，每引开始改为四百斤。十六年，额定办盐五十八万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加到八十万引。二十六年，减少十五万引。二十九年十月，两淮运使约苏拉鼎坐受商贾贿赂，多给他们盐，下诏严加审问。三十年正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上奏说：「扬州转运司设有三层官府，应当削去盐司，只保留管勾一职。」襄阳原来食用京兆的盐，从水陆运输难易来计算，不如改

译食用扬州的盐，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增加八千二百引。又废除了苏拉鼎黙哩所设立的鱼盐局。所设的盐场共二十九处：吕四、余东、余中、余西、西亭、金沙、石港、掘港、丰利、马塘、拼茶、角斜、冨安、安丰、梁垜东台、河垜丁奚、小海、草堰、白驹、刘庄、五祐、新兴、庙湾、莞渎、板浦、临洪、徐渎、浦。

《元史·郝彬传》记载：国家的经费，盐利占十分之八，而两淮盐税单独占天下的一半，法度日渐败坏。世祖任命郝彬以行户部尚书身份来管理整顿。郝彬请求勘察舟船通行、路程均等之处，建造六座仓库，在盐场煮盐后运送储存到仓库中。每年年初听凭各商人到转运司探查仓库存量，筹划确定各自的份额，然后购买引券。又规定对不按法度经营的河商、江商加以处罚。

两浙设立运司，每年办课九万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两袋，每袋按照宋朝十八界的换算折算为中统钞九两。十八年增加到二十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在原价之上增加钞四贯。二十三年增加每年办课为四十五万引。二十六年减少十万引。这一年十月，尚书省上奏说：「江淮省平章沙布鼎因为方便管理，增设了东、西二盐司，合并浙东西原有设立的机构共为七处，请求任命懂盐法的官员五十六人。」朝廷采纳了此议。三十年，在海滨渔场设立局所卖盐、鱼盐。三十一年，合并煎盐地四十四处为三十四个盐场：仁和、许村、西路、下沙、青村、袁部、浦东、横浦、芦沥、海沙、鲍郎、西兴、钱清、三江、曹娥、石堰、鸣鹤、清泉、长山、穿山、袋山、玉泉、芦花、大嵩、昌国、永嘉、双穗、天富、南监、长林、黄岩、杜渎、天冨、北监、长亭、龙头。

福建盐也是从十三年开始收课，办盐六千零五十五引，到此时设立市舶司兼办盐课，二十年增加到五万四千二百引，二十四年改设立福建等处转运盐使司，每年办盐六万引，二十九年废除福建盐运司及盐使司，改设立福建盐课提举司，增加盐课为七万引，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五月升盐提举司为盐转运司，所设的盐场有七处：海口、牛田、上里、恵安、浔美、浯州、〇州。

十六年五月，因客商兴贩干鱼，难以等同私盐论处，免除没收之罪，允许照常出卖。

十九年四月，商议设立盐使司，制定卖盐引的法令。

废除大都及河间、山东三处盐运司，设立户部尚书、员外郎各一员，另发印信，令他们在大都设局卖引，盐商买引后到各盐场关领盐货发卖，每年灶户的工本费，由省台派遣官员按季分发。

二十年六月颁布至元新格盐法

新格共十一条，其中盐法占七条：一、茶盐课程，禁止官吏营利，阻碍商人；一、各盐场的盐袋，都由判官监督装载，须斤重均匀，没有多余或短缺。运使以下官员进行检查，仍要在袋内各自写明职名，以千字文编号，依序堆放。凡遇支取，依次序发给。若有夹带多余的盐、克扣斤重以及支给不按次序的，各按所犯轻重治罪；一、各灶户交纳的盐到达盐场后，须随时收纳，不得留难阻挠。应给的工本费，由运司官员一名监督发放。若官吏有克扣或用其他物品折抵的，按数目论罪，并追令赔偿；一、各盐场堆放的盐垛，须放置在高处。运司官员负责检查，若堆垛不合规定、防护不用心，以致损坏毁败的，都追令赔偿；一、各盐

译司凡是接受关于私盐的举报，须指明确认煎制、藏匿的地点，防止所在官司随意搜捕，不得擅自进入人家；一、各处捉获、追缴私盐的情由钱物，须立案核验，每月上报上级机关；一、盐法一律须以现钱买卖引证，必须价钞入库，盐袋出场，才能结算课税。

二十一年十二月，设立常平盐局，用来平抑民间盐价。

中书省上奏：「国家减少课税卖盐，本意是为了惠及百姓。然而有权势的人假借他人名义购买盐，把持市场，胁迫百姓以谋取厚利，穷苦百姓深受其害。现在计算盐二百万引，请允许客商贩卖一半之外，设立常平盐局，每逢盐价昂贵时，官府以低价出卖，这样百姓能吃到便宜盐而国家也能获得盐利。」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制定制度，每个盐局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各处官司在边境的户籍中，选取有资产且诚实无过错的人充任。各县设立一个盐局，此外各路以及户口众多的州郡和人口聚集的市镇，可斟酌情况增设。各运司额定的煎盐数量，先满足常平盐袋所需，其次才发给商贩。

二十三年正月下诏禁止阻挠盐课的行为。

到二十六年闰十月，尚书省上奏说：“南北的盐都以四百斤为一引，如今权贵豪强之家多取到七百斤，不如先把盐储放在席子上，客商来了就交付给他们，这样比较方便。”朝廷采纳了。十一月，又禁止江南江北的权贵豪强之家阻挠盐法的执行。

二十九年正月，增加发给灶户煎晒盐的工本费。

中书省上奏：「煎盐的灶户，先前一引盐卖三十两时，给工本钞五两，如今卖到五十两，应增加工本为中统钞八两六钱。晒盐不需要用柴薪，先前给工本四两，如今应增加为六两四钱。」朝廷采纳了。

命令镇守的军人兼管巡查私盐。

六月下诏允许僧人食盐不缴纳课税。

三十年二月改造盐引。

自从平定江南以后，盐引一直没有更改。到此时，听从中书省的奏请，令户部重新印造。

三十一年五月，增加捕获私盐人的奖赏标准。禁止各衙门豪强抢夺盐船，用作递运官府物资。禁止僧道及有权势的人家私自匿藏、贩卖私盐。

到七月，又规定捕获私盐旧例赏钞十两的，如今应捕的军人增加到十五两，与之无关的人增加到二十五两。

叶子奇说：世祖时期的盐法，沿海各州郡设立盐场，派遣官员主持管理，派遣盐亭户丁负责煮盐。到十月盐场停止煮盐，达到定额就停止。盐商在各省府运司购买盐引，就到各处盐场领取盐货。后来盐积压卖不出去，就按户口平均分摊，令百姓出钱购买。县官负责收购，其中贫富不等，都被迫出钱。官吏乘机作弊，百姓深受其苦，都说不方便。此事后来被废止，又改由富商负责收购。

成宗元贞元年闰四月，废除各处盐使司、盐场，改设司令、司丞。

十月，发给浙江、河南巡逻私盐的南军兵器。

到二年八月，命令江浙行省用船五十艘、水工一千三百人，沿海巡查禁止私盐。大徳二年六月，重申严禁陕西运司地区的私盐。三年四月，重申严禁江浙、两淮的私盐。巡捕官员查验所捕获的，予以升迁奖赏。

二年九月，增加盐户制盐的费用为十贯，唯独广西仍照旧例。

废除民间私营的盐鐡炉灶。

大徳元年十月，免除陕西盐户的差役赋税，废除原先给他们的米粮。

四年十一月，谕令两淮盐运司设法关防私盐，并设立盐仓。中书省上奏：「各处的盐课

译，两淮最为重要。近年来，各种人偷卖私盐，权贵豪强多携带超出规定的斤重，办课的官吏贿赂勾结，军民等官吏巡查禁止不力，请求重新设法关防。」于是命令从四年开始，设立仓库查核运输，拨发盐袋支出，以革除以往的弊端。真州、采石依旧设官批验，设置军队巡查捕捉江淮海口的私盐，出役的地方增派车船，附属盐场的闲杂船只不许往来停泊。军民捕盗等官员都要用心防范禁止，不使私盐产生。到明年正月，又因盐法运行涩滞，命令转运司官员两名分司管理上江地区，加以整治，并颁发印信及驿劵。

臣等谨案《元典章》又记载这一年十二月新颁布的盐法事宜：一、淮东扬州、淮安，把远的分立六个仓库，雇佣纲船，设法押运到盐场核查，入仓收贮，拨袋发卖，客商纳课购买盐引后领盐，依次序支付。一、两淮每年额定盐课六十五万零七十五引，按惯例在二月开始煎烧，到十月足数备齐，春天河水开冻，冬天河水干涸时停止，在九个月内共分立四十纲，每纲设官一员分别运输。若有的月份煎盐数量多少不一及河道通塞不同，也须在九个月内相互增补足数，并预先储备柴草卤水。即使连续阴雨数月，也不许以阴雨妨碍公事为借口上报，以此作为常规。一、纲船运到的盐袋入仓堆放收贮，遇到客商领盐时添席重新包装发放，不许就船兑换拨发。一、盐袋的席子绳索，由运司核定样式规格，州县分派户口催办，各人不许私自制造私自贩卖，违者处杖五十七。仓库官吏若滥收或故意刁难因而受财的，一并按枉法受贿论处。运司官吏若有失于防范的，也要追究治罪。一、盐袋每引连带席子绳索共四百一十斤，其余十斤用于在船上及坐仓时的走卤折耗，短少斤重的，由纲头船户赔偿，监运等官员酌情治罪。一、煎盐用的柴地，由官府分拨，本非灶户的私产，应当严加禁止，富人不得多占，穷人不得典卖耕种。一、盐徒扰乱淮河一带，各在其门首粉壁上大书「犯盐经防贼徒」六个字，由官府登记姓名，每月核查名单一次，务必令其悔改另谋生计。一、先前在附近盐场设立官局十七处，往往夹带私盐扰害百姓，今后附近盐场十里以内，查明现有人口户数，责令购买食用官盐，十里以外允许客商贩卖。一、卖引支盐，每引缴纳中统钞正课六十五两，附带收取二两五钱，纲船运费一两一钱，装盐席索费七钱，仓场杂费七钱。设立盐仓，一、南北商旅聚集之处从本地各行铺户中，选取有资产、品行端正、无过错、熟悉商贾之道的人，充当盐总部辖，专门负责说合买卖交易。真州江口设部辖四名，鄂州、龙兴、潭州、江陵、吉州等处设二名，其余只设一名，令买卖双方对面成交，每引牙钱不超过中统钞一钱，私自舞弊的处杖六十七，并各自征收中统钞五锭给告发人充赏。其余私盐等条例，大体与中统、至元年间所定的相差不多。《食货志》又说：凡盐商经过批验所发卖的，由批验所收取牙钱；不经过批验所的，由本仓就地收取。

七年二月，禁止内外中书省、户部、转运官私自购买盐引。御史台上奏说：「江浙行省平章阿里、左丞髙翥、佥省安祐、张裕等，假借他人名义购买盐一万五千引，抬高价格卖给别人，请求派遣省台官员查问。」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到十年五月，又禁止御史台、宣慰司、亷访司的官员购置盐引。

八年制定盐折算草料的则例。

每年用河间的盐，

译命令有司在五月预先发给京畿郡县的百姓，到秋天收成时各自核验盐的数量来缴纳草料，供给京师喂马之用。每盐二斤折算草一束，重十斤，每年用草八百万束，折合盐四万引。

十年正月，疏浚真、〇等州的漕河，命令盐商每引缴纳钞二贯作为佣工的费用。

到十一年，武宗即位，九月，尚书省上奏说：“佣工费用共计钞二万八千锭，如今河道已经疏通，应转移用来赈济饥民。”皇帝下诏批准。

十一年七月，江浙、湖广、江西、河南、两淮所属郡县发生饥荒，从盐茶课税钞中折算发放粟米，派遣官员赈济。

到十一月，中书省上奏说：「先前因为江南发生大水，用茶盐课税折算收取米粮赈济饥民。如今因商人交纳米粮换取盐，中盐的米价飞涨，百姓虽获得些许小利，终究没有实际益处。建议茶盐的课税，应恢复旧制。」朝廷采纳了。

十二月暂且授权户部出卖盐引。

中书省上奏说：「如今国家用度很多，府库已经匮乏。若动用钞本，不合适；至于盐引，向来是由运司与百姓交易，如今权且变通制度，从户部出卖盐引八十万。」皇帝便下诏：「今年姑且依照所请，以后不得再这样做。」

武宗至大元年增加盐课。

大都的盐，从成宗大德七年二月废除大都盐运司，并入河间管辖。到此时，河间盐增加到四十五万引。到仁宗延祐元年，因河间亏损课税，停止煎盐五万引。从此直到文宗天歴年间，都是每年办课四十万引。顺帝时，年额三十五万引，余盐三万引。至正三年，暂时免除余盐三万引。五年，暂时免除二万引。八年，减少盐额。九年，又暂时免除三万引。

山东的盐，从成宗元贞元年闰四月，都转运使司布斯格等增加盈余盐钞四千余锭，皇帝命令赐衣以表彰他的才能。大徳十年，增加到二十五万引。到此时，年办正盐、余盐共三十一万引。

河东的盐，从元贞元年闰四月，陜西行省增加盈余盐钞一万二千五百余锭，皇帝命令赐衣以表彰其才能。大徳十一年，增加年额为八万二千引。到此时，又增加煎制余盐二万引，合计为十万二千引。到延祐三年，因盐池被雨水损坏，只办课钞八万二千余锭。于是，晋寜、陜西的百姓改食用韦仁红盐，懐孟、河南的百姓改食用沧盐。五年，免除河南、懐孟、南阳三路当年的陜西盐课，同时授予盐运使及所辖路府州县正官兼管渠堰事务，责令疏通壅塞之处。六年，改陜西运司为河东解盐等处都转运盐使司，直属中书省。十月，废除陜西行省所委派的巡盐官六十八员，添设通判一员，另铸造分司印信两枚。又废除捞盐提领二十员，改设立提领所两处，增加余盐五百料。这一年，实际捞盐十八万四千五百引。到致和元年正月，免除陜西捞盐一年。二月，解州盐池黑龙堰坏损，调派轮休的盐户修理。天厯二年，办课钞三十九万五千三百九十五锭。

辽阳的盐仍照旧制。到仁宗皇庆二年七月，免除辽阳、大寜路当年的盐课。延祐二年，命令食盐人户每年办课钞，每两一律加征五分。

两淮的盐，从元贞元年闰四月，河南行省亏损两淮年办盐十万引，钞五千锭，派遣扎拉尔岱等前往查实，命令按其罪行轻重分别治罪。大德八年，因灶户艰辛，派遣官员讨论商议，在原额六十五万八千二百引内，停止煎盐五万余引，到此时又恢复如故。到天歴二年，额定办正盐、余盐九十五万零七十五引，共计中统钞二百八十五

译万零二百二十五锭，其工本钞也从四两逐渐增加到十两。

两浙的盐，从大徳五年增加额度为四十万引，到此时又增加余盐五万引，到延祐六年，年办五十万引。七年，各运司盐课以十分为比率，收取白银一分，每锭银折合盐课钞四十锭。其工本钞，浙西十一个盐场，正盐每引逐渐增加到二十余两，余盐至二十五两；浙东二十三个盐场，正盐每引逐渐增加到二十五两，余盐至三十两。顺帝至正元年，免除余盐三万引，二年暂时免除额盐十万引。

《元史·王都中传》记载：武宗时，任命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还未到任，就升任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使。中书省上奏说：“国家的经费计划没有比盐更重要的”，于是仍按前令任命。盐亭灶户每三年重新核定一次，这是世祖旧有的制度。当时任事的官员因担心招致民怨，很久都不实行。王都中说：“作为臣子，若都躲避责难，怎能成就事业？”于是向行省请示，走遍三十四个盐场，核验其物力盛衰，来相应增减赋税。役事均衡之后，课税也充足，公私都感到方便。到顺帝元统初年，两淮盐法已经败坏很久，任命王都中以正奉大夫的身份担任都转运盐使。到任之后，参照他先前在两浙推行的办法，依次施行，盐法于是得到整顿。

又《良吏传》记载：王艮被任命为两浙都转运使司经歴，绍兴路总管王克敬认为按人口计算食盐分配不方便，曾向行省进言，还未得到答复，而王克敬就任转运使，召集商议想稍微减少这个额度以减轻百姓负担。反对此议的人认为已有既定的户籍不能更改，王艮坚决地说：「百姓实际人数少而强行征收的赋税多，百姓因这笔钱财而死亡迁徙的已经很多了，难道要看重不能更改户籍，而轻视百姓的性命吗？况且浙右一带的郡县，商贾云集，从来不是按人口来计算的。把这份赋税转移，分散到商旅聚集之处，实在是良好的办法。」于是商议每年减少绍兴食盐五千六百引。不久有人又重提前议，王艮想要辞职离去，丞相听闻此事，急忙派人挽留王艮，于是这项决议就此确定下来。

福建的盐，从大徳四年恢复设立盐运司，九年又废除它，并入本道宣慰司。十年又设立盐课都提举司，增加盐课为十万引。到此时又增加到十三万引。四年改设立福建盐运司。到文宗至顺元年，实际办课三十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三锭。其工本钞，煎盐每引逐渐增加到二十贯，晒盐每引到十七贯四钱。顺帝至元六年，把余盐五万作为正额。至正三年，减少余盐三万引。

四川的盐仍照旧制。到皇庆元年，因灶户艰辛，减少煎制余盐五千引。天歴二年，办盐二万八千九百一十引，共计钞八万六千七百三十锭。至顺四年，添加余盐一万引，又带办两浙运司五千引。顺帝元统三年，暂时停止带办。《元史·文宗本纪》记载：「至顺三年二月，卭府有两口井，宋朝旧名叫金凤、茅池。天歴初年，地震发生，盐水涌溢出来。当地百姓侯坤愿意制作器具煮盐，并向官府缴纳课税，朝廷下诏令四川转运盐司主管此事。」

广东的盐，从大徳四年增加到正盐、余盐共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加到三万引。十一年增加到三万五千五百引。到此时又增加余盐一万五千引。到延祐五年又增加为五万零五百五十二引。防定年间减少一万五千引。顺帝元统元年仍照旧

译制。至元二年减少五千引。

十月，下诏凡持有内降文书购买河间盐的，以及诸王驸马凭借言语向运司索取盐的，一律加以禁止。持有内降文书但不经过中书省的，一律听从处置。运司要将此上报朝廷。

在此之前，皇帝刚即位时，中书省上奏说：“比及穆鼎进献宝货，皇帝下令以盐一万引赏赐给他，还允许他购买九万引盐。”私下认为所进献的宝货既已估算了价值，只应给予钞币，若用盐引赏给他，只会败坏盐法。皇帝说：“这是朕自己的意思，不是臣下所请求的，还是照给，不要视为惯例。”到此时，才有了这项禁令。

二年十二月，增加盐价，每引为至大银钞四两，广西的仍照旧，其煎盐工本增加为至大银钞四钱。

四年十一月，卖盐局命令提调正官加以关防巡视。

仁宗皇庆元年二月，中书省上奏说：「预售来年的盐引，除边远地区中纳粮食外，依照惯例十分之中收取一分白银。」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

在此之前，白银一锭折合钞二十锭；到此时，白银一锭折合中统钞二十五锭。

延祐五年，商议对违限不缴纳退引的，比照相应条例定罪，免除其籍没发配之罚。当时两浙运司呈报钱塘县，灵隠寺僧人心玘违限不缴纳盐引，部议：若依照私盐法籍没发配定罪，终究不是真正的犯罪，只应比照相应条例定罪。

六年八月颁布盐法通例

一、私盐案发，依律定罪。妇人若有此罪，只需单衣受刑，免除徒刑。一、首先捕获私盐的，依例给予奖赏。若是辗转指认出来的，不给予奖赏。私盐数量不足一引的，就按一引计算。一、关津渡口放纵私盐通过的，与犯人同罪。一、凡犯私盐者，用私盐腌渍鱼虾、竹笋等货物购买，或自行食用及交换其他物品的，一律按私盐法论处。一、扫刮咸土食用及采卖穂草烧灰淋卤的，难以等同私盐论处，酌情处笞三十七。挑担撑船受托寄存或作为牙人引领的人，减一等处罚。一、扫取、敲打上缴官府剩余零盐自行食用的，处笞一十七。若拾得无主的私盐，不立即报告，自行食用的，处笞二十七。一、挑担撑船受托寄存或作为牙人引领贩卖私盐并从中获利的人，各比照私盐正犯减等处以杖刑。一、军官军人倚仗势力索取官盐，私自贩卖的，依照私盐法处置，食用及给盐的人依次减等处罚。一、军民捕盗、防范等官吏捕获私盐后，若有收受贿赂放走犯人、谎称在逃的，除去克扣的斤重，往往只作为无犯人的私盐上报解送，不再追究。今后凡捕获有犯人的私盐，依例给予奖赏；没有犯人的，依照窃盗案例分三期限捉拿，以革除奸弊。到十月，因发卖鱼盐已有既定惯例。至于腌渍的鱼鮝，听凭百姓方便，不限定贩盐的地域，允许各处兴贩。到至顺三年十月，寜宗即位，制定妇人犯私盐罪的处罚为定例。

七年两浙建立盐仓

设立杭州等处的盐仓，命令纲运官押运船只到盐场，运盐到仓库收贮，客商就在仓库领取盐货。到顺帝至正元年十二月，又增设……

译嘉兴等地的仓库。

《元史·曹伯启传》记载：延祐五年，曹伯启升任司农丞，奉命出使江浙，商议盐法，罢免了检校官，在浙东、浙西设置六个仓库，设立运盐官，运输有固定期限，出库入库有先后次序，船户、仓吏中有盗卖或使盐货遗漏散失的都要受到处罚，回朝奏报后，定为法令。

译山东所辖分司二处：为胶莱、滨乐批验司；另设泺口盐场。盐场十九处：信阳、涛洛、石河、行村、发宁、西由、海沧（以上属胶莱），官台、固堤、王家冈、新镇、宁海、高家港、丰国、永阜、富国、丰民、利国、永利（以上属滨乐），各设盐课司一处。洪武年间每年办大引盐十四万三千三百余引。弘治年间改办小引盐，数量加倍。万历年间为九万六千一百余引。所产盐行销于山东、直隶的徐州、邳州、宿州三州，河南开封府。后来开封改食河东盐。所输往边境的有辽东以及山西

译神池等堡。每年入太仓余盐银五万两。

福建所辖盐场七处：上里、浯州、海口、牛田、惠安、漳州、浔美，各设盐课司一处。洪武年间，每年办大引盐十万四千五百余引。弘治年间，增加七百余引。万历年间，减少一千引。盐引区分依山地区和附海地区，依山地区缴纳折色（折银），附海地区行销本色（实物盐）。万历年间，也改为折色。所产盐行销于本境内，每年入太仓银二万二千余两。

陕西灵州有大小

译盐池，又有漳县及西和盐井。洪武年间，灵州每年办盐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余斤，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斤，西和十三万一千五百余斤。弘治年间相同。万历年间，三处共办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余斤。所产盐行销于陕西的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每年解送宁夏、延绥、固原饷银三万三千余两。

（洪武）三年九月，开始招募商人纳米换取盐引。

中书省上言说：河南、陕西的军队粮储，请求招募商人输纳粮食而给予他们

译盐引。凡在河南府输米一石五斗，在开封府及陈桥仓输米二石五斗，在西安府输米一石三斗的，都发给淮浙盐一引。河东解盐储积甚多，也应招募商人换纳。凡输米于西安、凤翔二府二石，河南、平阳、怀庆三府二石五斗，蒲州、解州、陕州三州三石的，都发给解盐一引。

到十二月，户部上言说：察罕诺尔之地有大小盐池，请求设立盐课提举司专门负责煎办，招募商人输纳粮食以换取盐引，粮食不足则用金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