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

译所使用的斛、斗、秤、尺，都要有统一确定的标准，颁发到各司、府、州、县收藏保管，务必要按照式样制造、校勘一致，用印烙上标记后再颁发使用，民间使用的以及在京城的仓库等处使用的，由户部校勘、印烙后发放使用。到二十六年，规定凡使用斛斗秤尺，命令制秤等工匠计算材料，依法制造。所用的铁、力木、杉木板材、生铁等物料，行文交由龙江提举司等衙门，按数额支付。所需用的秤锤秤钩，行文交由宝源局督工铸造。等到制造完成，移交咨文给户部校勘后收纳使用。

《大明令》说：「斛、斗、秤、尺，由司农寺依照中书省原先颁发的铁斗、铁升所定的标准式样，制造后发放给直隶各府和各州，并呈报中书省，转发各行省，命令各府依法制造并校勘，再交付各州县仓库收支使用。凡是牙行、市铺所用的量具，必须送官府用印烙上标记，乡村百姓所用的量具要与官方颁发的标准相同，才允许使用。」

十二月，命令京城的兵马指挥司和管理市场的官司，每隔三天校勘一次街市上的斛、秤、尺。

邱濬《大学衍义补》说：我认为，律是校正气候的管子，是用来制作音乐的。而度量衡是用来度量长短、称量多少、衡量轻重的，它的用途与律不同，但虞舜巡狩所到之处，统一了律却一定还要涉及度量衡，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度量衡都是取法于律的，从这一点来审察，三者的法度制度都与律相同，这才叫做"同"。确实因为这三种事物，它们的分寸、龠合、铢两都起源于黄钟，与调节气候的律出自同一个根本。按照律固然可以制定度量衡，而考察度量衡也可以用来制定律，这就是圣人制律又涉及度量衡的本来用意。然而圣人不只是根据律来制作音乐、用于郊庙朝廷之上，还要把它颁布到民间，让天下的人使用它，作为制造、交纳、交易的准则。朝廷制定它有固定的制度，颁发到民间有确定的法度。如果民间所用的标准与朝廷所颁发的标准不一致，那么朝廷向民间征收的东西，本应短的可能变长了，本应少的可能变多了，本应轻的可能变重了；民间向朝廷交纳的东西，本应长的可能变短了，本应多的可能变少了，本应重的可能变轻了。这样一来民间吃亏，朝廷也受损，掌管度量衡的人有从中增减舞弊的机会，交易的人有相互欺诈的危害，监守出纳的人有侵吞赔偿的隐患，这中间关系到的利害其实也不小。即使是在唐虞那样民风淳厚的时代，帝王治理国家尚且不敢忽视这个问题，何况是在后世民间作伪日益滋长的时代呢？请求命令有关部门，每年正月重申旧有的制度，从朝廷开始，先校正官府所用的尺度、斗斛、权衡，使凡是收受民间租税财物时不允许超过标准，又在各处市场交易的地方悬挂标准样式，作为百姓的准则。在京城的府尹以及五城兵马司的官员，在外地的府州县官员，每月校勘一次。巡按的官员巡视所到之处，一定要命令有关部门拿出标准样式来检验，公私所用的度量衡如果有不符合标准的，就追究相关部门以及制造、使用之人的责任。这也是王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又说：「我认为宋太宗，他和太祖都是从民间起家的，深知官府在出纳方面的弊端，所以他在位期间，首先把校正权衡量度作为要务。史书记载，从前用的大秤如百斤重的，都是悬挂钩子在秤架上，把秤纽套在秤杆上，有的人故意压低手，有的人故意抑按秤杆，那么在轻重之间，差别就非常悬殊了。于是重新铸造新的秤具，全都根据累积黍粒的方法来使斤两齐一，不能随意增减。又规定每次使用大秤，必须用丝绳悬挂，放好要称的东西之后，就退后站立观看，不能再用手去抑按。由此看来，可以看出古代善于治理的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

译的。他们爱护百姓，凡是官吏可能借以害民的地方，没有不预先加以禁止革除的。这样一来，即使是极其微小的东西，也不会让官府过多地向百姓索取。那些具备条文法令、约束以法律条例的做法，不是不完备，刑罚不是不严厉，但是只要有利可图的地方，人们往往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害处，常常表面上遵守法律条文而暗地里巧取豪夺，甚至依据法律来做违法的事。这怎么比得上凡事都立下一套确定的办法，就像宋代对待权衡那样，一定要使斤两齐一，不能随意增减，又让掌管的人退后站立观看，而不能有所抑按呢。唉！如果凡事都能依照这个原则来立法，那么官吏就没有办法容纳他们的奸诈行为，而百姓也就不会遭受他们的祸害了。」

宣宗宣德三年三月，校准各仓库的斗斛。

命令各仓的斗斛都按照洪武年间所定的制度，由官府加以校勘，用木牌印烙标记，上面刻上年月以及提调官吏的姓名，也要加盖印烙。凡是官方的斛牌没有加盖官印烙记的一律不准使用，私自制造的则治罪。到七年，命令重新铸造铁斛，每个仓库各发给一个，永远作为标准。

《周忱言行录》说：宣德年间，周忱担任工部右侍郎，巡抚南直隶。此前，因为缺粮，粮长常常私自制造斛斗，收入时用大斛，支出时用小斛。周忱上奏，命令南京工部铸造铁斛，颁发到所属各县依照制造木斛，加以校勘印烙，发给粮长收槩（刮平斗斛的木板）使用。于是出入就变得公平均等了。

英宗正统元年，命令颁发部里制定的铁斛，配给各地仓库。

各布政司、府、州、县的仓库，凡是每年收粮五十万石以上，以及每年折收布绢等物十万匹以上的，工部各发给铁斛一个、铜尺木秤各一个。又命令各地的斛斗秤尺，由府州县的正官依照原先颁发的式样加以校勘，使之相同，官民通用，还要将标准式样经常悬挂在街市上，让人们比对校正。

【臣】等谨按《实录》记载：这一年二月，陕西按察副使金濂上奏说，西安原先颁发的铁斛、铜尺、木秤，便于收支使用。如今甘肃等卫的仓库，因为没有这些斛与秤尺，作弊的手法很多，请求命令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都依照原先颁发的式样制造，以便凭此进行收支和校勘。九月，负责漕运粮储的总兵官和各地巡抚侍郎到京城，共同商议军民有利便宜的事宜。其中一条：苏松等地的官仓，原本有洪武年间颁发的铁斛、升斗，年代久远已经损坏了，出纳的时候，军民深受其弊，应当命令府县衡量估计所需的铁斛、升斗数量，备齐材料送交南京工部主管官员，依照式样铸造后颁发使用。皇帝下令批准施行，这件事就记载在前面的典章制度之中。

景帝景泰二年，向朝廷内外颁发标准的秤和天平。

命令工部制造秤和天平各四十副，颁发给户部以及地方上负责收支的衙门掌管使用，并允许其所属机构依照式样自行制造以供使用。

宪宗成化二年题准，凡私自制造斛斗秤尺并加以使用的，依法治罪，邻居明知而不举报的，一旦事发……

译体究问。

五年,命令重新颁发铁斛,依照法式置备制造。

因新旧铁斛大小不一,于是命工部按照洪武年间铁斛的样式,重新铸造,发往江南、江北、山东、河南等兑粮各处,命令负责兑粮的官员依照样式置造木斛,送到漕运衙门校验勘定,烙印后发给,用以交兑。

译《大明会典》记载：这一年又命令京城内外以及顺天府所属地方，凡是各类货物商贩，都须依照规定样式制造标准的斛、斗、秤、尺、天平等器具，送交官府校验，加盖印烙后方准使用，违反者按律治罪；知情故意包庇、互相借用（不合格量器）的人，事发后一并追究。

十五年五月，命令增铸斛器，分发给主管衙门作为标准样式。

此前，总督漕运的总兵、都御史等官员上奏说：运粮官军反映，各衙门粮长、里长在交兑粮米时，多使用小斛，不依照原先领用的加盖印烙的木斛，每次短缺米粮六七合；而粮长、里长又反映称，官军所用加盖印烙的木斛，比当地铁斛多出五六合米。如今应当在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五布政司，应天、苏松等十三府，以及徐州、〇淮两处水路转粮之地，京通、天津、蓟州四处收粮仓，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四处支粮仓，以及两位总督漕运下辖十二把总，共四十三处，各发给铁斛一件，命漕运官军筹措工匠材料，依照成化六年颁降的样式铸造，送户部校验相符后，发给各处仓分，依样制造加盖印烙的木斛使用。若有胆敢私造大小不合规格的木斛者，一律治罪。此事交户部商议，户部认为此前铁斛都依样铸造，怎会大小不一？只是有些地方尚未颁发到位，如今拟定京通二仓以及江南北、山东、河南四处已有铁斛的地方不必另铸，其余各处应依所请铸造颁发。每斛刻上"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十三字，以及监铸官员、匠人姓名，校验核定后送户部，仍取京仓旧斛重新比对校验，命漕运官员顺便携带发给各处，校造加盖印烙的木斛收用。皇帝准许了。到九月，户部批复同意漕运巡抚等官所奏事宜，将新铸铁斛发给各处遵照使用，并将旧斛全部收回。

十七年八月，校定权量。

正德元年，颁发铜法马。当时议定批准工部行文宝源局按规定制造铜法马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个，都刻上"正德元年宝源局造"字号，送户部盖印后发往浙江等布政司及各转运司，以及南直隶各府州，各自依样支给官钱，一律改造后颁发施行。

八年六月，颁给广东斛、斗、秤、尺。户部批复广东左布政使罗荣所奏地方军民利弊之事，其中一条说广东因不是运粮之地，原本没有颁发斛、斗、秤、尺，应当行文工部铸造校勘、校准，发回广东应用，以杜绝弊端。皇帝准许了。

世宗嘉靖二年，制定私造斛、斗、秤、尺等罪责。当时制定各种市场交易法规：凡私造斛、斗、秤、尺以及作弊增减分量的，官府颁发器具不合规格的，提调官失于校验的，在市面上使用未经官府校验加盖印烙器具的，仓库官吏私自增减、官降支收不公平的，监督官明知而不举报以及失察的，各按情节轻重分别定罪。

三年七月，铸造铁斛发给各边境仓库。巡抚直隶御史王官请求命户部铸造铁斛，颁发宣府、大同各仓库，作为出纳粮米的标准，皇帝准许了。因此又命户部一并颁发各边地区。

八年六月，新定的天平、铜法马颁行。诏令天下各司、府、州、县在起解官银时，都要按照钦定的天平、铜法马为标准，不得妄自增加耗银，违反者由抚按官治罪。京师内外各衙门，听凭科道官查核，并敕令内府将旧用的铜法马送交工部按规制改造，这是采纳都给事中

译蔡经的建议。《大明会典》记载：这一年奏请批准制造天平、法马，同样规格共七副，六副分给各司以及监收内府银料的科道官，一副留在部堂作为标准样式。

二十四年十月，补充制造铁斛，分给应当交兑粮米的地方，命运军到达时前往官府申领。

四十五年，题请批准南京供用库所用的斛、斗、升、秤等器具，行文南京工部拨给工匠材料制造三千八百七十六副。

穆宗隆庆四年，新铸的法马颁行。《大明会典》记载：旧法马轻重不一，命户部、工部两部共同校验，行文宝源局铸造。节慎库、太仓、光禄寺、太仆寺、荆州杭州抽分两厂、两直隶、十三省以及七边镇、七钞关、五转运司，各制同样规格的法马四十副，并行文抚按转行各府州县依照新颁样式铸造。

神宗万历十年六月，工科给事中傅来鹏上奏：请批准各处库房所用法马以户部颁发的为准，旧的一律解送户部销毁。

十九年闰三月，命收解钱粮都依照嘉靖年间颁行的法马为准。此前，嘉靖年间颁行的旧法马，轻重与民间通用的相同；隆庆年间有新颁的钦定法马，每百两多重一两二钱，收纳通行，百姓不堪其苦。科臣叶初春上疏说："新法马的设立，不合旧制。各省钱粮，用官斛校验的占十分之三，杂用的占十分之七，如今一概加重，而火耗又不减少。如今若重铸颁发，长久屡次更改，难免造成骚扰。若解京钱粮用新法马，各种杂派用旧法马，又不是统一划一的办法。应依照原颁法马，平收平解，不得额外增加，违者访实追究。"皇帝下诏准许。

臣等谨按：明代派遣使者出使外国夷邦时，有记载当地权衡度量之制的，附录于后。

陈诚（永乐年间人）《使西域记》记载："哈烈国不设斗、斛，只用权衡。"

马欢（永乐年间人）《瀛涯胜览》记载：古里国使用外国秤，名叫"番剌失"。秤砣钉定在秤杆上，未称量校准时可在秤杆中活动，提起使秤杆平衡处就是定盘星。称量物品时把秤砣向前移动，量器方面则铸铜为升，通行使用，外国话叫"党戛黎"。

又按：《乐考》所载度量衡，因其都本源于乐律，其制度可供参考罢了。像只记载宋、辽以来校勘颁行等事，似乎与乐律都不相关。只是《文献通考》以及王圻《续文献通考》体例中有这些内容，如今也按年编排列出，实际上对度量衡三者的制度大致都还欠缺完备。窃以为宋代制度大致齐备，前人考证到宋末大概不至相差太远；辽、金、元三代典籍简略，少有可考之处；明代距今较近，其中说法有可旁加考证的，就随所见记录，以供考订，但对制度本身仍不能详尽了解。

愍帝崇祯十四年，下诏审定律尺。当时命工部考察周尺制度，工部不能确定，转而咨询礼部。礼部批复说：关于周尺的说法，古今推求各有不同，有用累积黍粒的。《汉书·律历志》说："用黑黍中等大小的度量，九十分为黄钟律管之长，一粒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尔雅》说："秬，是黑黍。"颜师古说："中，就是不大不小。"后周时牛弘等人议论说："上党羊头山的黍，颜色极为乌黑，形状圆而饱满。"《唐礼乐志》说："黍种真实，尺度才能确定；尺度确定，律吕才能均齐。"宋代窦俨、司马光等人考定周尺，用上党黍，十黍为一寸，就是这个方法。

有用手指定尺度的

译：古人按手指便知寸长，展开手掌知尺长，伸展手臂知寻长。大禹以自己的声音为律，以自身为度，用左手中指三节共三寸，称为"君指"，裁定为宫音律管。许慎《说文》说："中等身材妇人手长八寸，称为咫，尺就是周尺。"

有用璧羡定尺度的：《考工记》说："璧羡度尺，孔径三寸为度。"大概璧径九寸，加长延伸，纵十寸、横八寸，周代称之为"度"；尺，则周代的十寸、八寸都可称为一尺。

有用蔈粟定尺度的：蔈，是禾穗上的芒。《淮南子》说："律数十二，所以十二根蔈芒相当一粒粟，十粒粟相当一寸。"就是这个说法。

有用蚕丝定尺度的：《孙子算术》说："蚕吐丝为忽，从丝、毫、厘、分累积成一寸。"就是这个说法。

有用马尾定尺度的：《易纬》以十根马尾为一分，就是这个说法。

详细考察，窃以为手指长短各不相同，璧羡则古璧难得，粟粒有轻重之别，马尾有粗细之分，蚕丝秒忽也难以分辨，唯有累积黍粒之法最为准确。又有说圭璧一类用某尺，冠冕、尊彝一类用黍尺的；又有说年成有丰歉，土地有肥瘦，累黍校验也会有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前代制尺，不单用累黍之法，还必须寻求古器交叉比对校验。《隋书》所载历代之尺，共十五种。第一种即周尺，与西汉刘歆铜斛尺、东汉建武铜尺、晋代荀勖律尺、祖冲之铜尺都相合。如今距古已远，想求确凿依据，唯有我朝高皇帝时命宋濂、冷谦等人所定乐律，以及刘基等人所定钦天监晷影可以凭据，而晷影尤其显明可靠。宋代和岘用西京铜望臬，就是司天台影表臬下的石尺。用影表测量天体度数，丝毫不差，何况其他？唐顺之说："如今钦天监的表尺，是元代郭守敬所造，比市面通用的尺只多八寸多一点。郭守敬精通律历，绝非随意制作。"曾取中等大小黑黍一千二百粒，晒干后，称重五钱，用九十粒黍横向排列定为九寸，与表尺果然相合。如今想求周尺，似乎不能舍弃此法而另求他法了。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高皇帝创制垂法，为万世子孙作长远打算，当时制作镇圭，是依周尺确定的，不如以镇圭之尺为主。若想另造标准尺，就必须广泛搜求古器，如表尺一类，同时寻求真黍，相互参照考定，不能凭空臆断决定。工部据此回奏，奉旨既说是周尺，就是镇圭之尺，命依镇圭样式制造尺柳。

（有信）回答宋景濂说：承蒙询问尺法，本自宋徽宗制大晟乐时，礼官用声律、身度之说，请以天子中指某处为一寸，于是所制器物服饰，都以此为长短宽窄的标准。当时本就有非议的人。但是紫阳文公朱熹编纂《家礼》，在深衣制度一条中明言度用某尺，又注解说以中指中节为一寸。而秦溪杨氏又引《说文》说：周代制度中寸、尺、咫、寻都以人体为标准，似乎也是以某尺为准的。至于制作木主一条，说身高一尺二寸，宽三寸，厚一寸二分，注释者便援引朱文公的说法，说：周尺相当于省尺七寸五分弱。《程氏文集》与《书仪》误注为五寸五分弱。司马温公图中所说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随所用之尺，即布帛尺。如今用周尺与布帛尺相较，正好是七寸五分弱，这两种说法即使同出一书，尚不能统一，何况各家又互有异同呢？以往在礼院任职时，因更造四时祭器，曾参与议论，谈到尺度问题，礼法院老吏说：库

译中藏有前代玉尺，到库中检索找到，制作极为精工，但与周尺、省尺相较，又稍有出入。朝廷商议认为玉尺历代相传已久，尤有依据，于是以玉尺为标准确定了这项决议。至于淮尺、浙尺，是各地随其所用，实难作为统一标准。但这些尺法本身并无声律高低之差，不如姑且依从朱文公所说周尺七寸五分弱的说法，还算有所依据。

《律吕精义》说：历代尺法，都本源于黄钟，但增损各不相同。有把黄钟律管长度均分为九寸、每寸都是九分的，这是黄帝命伶伦最初造律所用之尺，名叫"古律尺"，又叫"纵黍尺"：选取合格黑黍，把一粒黍纵向长度定为一分，九分为一寸，九寸共八十一分，为一尺。有把黄钟律管长度均分为十寸、每寸都是十分的，这是虞舜统一律度量衡所用之尺，到夏后氏也未曾改变，故名"夏尺"；传曰"大禹以夏尺十寸为一尺"，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尺，又叫"古度尺"，又叫"横黍尺"：选取合格黑黍，把一粒黍横向宽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共一百分，为一尺。有把黄钟律管长度均分为四段、再加出一段作为一尺的，这是"商尺"，恰好相当夏尺十二寸五分；传曰"商汤以十二寸为一尺"，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尺。有把黄钟律管长度均分为五段、减去一段作为一尺的，这是"周尺"，恰好相当夏尺八寸；传曰"周武王以八寸为一尺"，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尺。有把黄钟律管长度均分为九寸、外加一寸为尺的，这是"汉尺"。有把黄钟律管长度均分为八寸、外加二寸为尺的，这是"唐尺"。有把黄钟律管长度均分为八十一分、外加十九分为尺的，这是"宋尺"。唐尺就是商汤尺，唐人使用它，故又叫唐尺；宋尺就是黄帝尺，宋人使用它，故又叫宋尺。七代之尺共有五种，互相参照考证，总之对律吕都各有裨益。

又《律学新说》说：按唐虞及夏后氏的制度，一步都以夏尺六尺为一步。商代以夏尺一尺二寸五分为一尺，而以商尺五尺为一步。周代以夏尺八寸为一尺，而以周尺八尺为一步。设一尺二寸五分为被除数，以五乘之得六尺二寸五分；设八寸为被除数，以八乘之得六尺四寸。这样，商代的一步是夏尺六尺二寸五分，周代的一步是夏尺六尺四寸。秦代恢复古制，以六尺为一步。自汉代以来，步法有的依从六尺二寸五分，有的依从六尺四寸。如今工部收藏的宝源局所铸量地铜尺，以五尺为一步。现今的五尺，就是夏尺的六尺四寸，周尺的八尺。用纸条量出五尺长，放在铜尺上，照铜尺两端裁齐，将纸条折成八段，用墨笔均匀标界，每段之内再标界作八寸，共为六尺四寸，即夏尺六尺四寸。夏尺八寸均分作十寸，即周尺；夏尺一尺二寸五分均分作十寸，即商尺。商尺，就是如今木匠所用的曲尺，大概自鲁班传下，到唐代唐人称之为大尺，沿用至今称"今尺"，又叫"营造尺"，即古代所说的"车工尺"。

韩邦奇说：如今的尺中，只有车工尺最为准确，千家万户丝毫不差，稍有不同就不利于装载。这是什么使它如此呢？是古今相沿、自然形成的度量标准。但如今的尺，就是古代的尺加二寸，所谓"车轨二尺，天下皆同"就是这个。用木工尺去掉二寸，就是古尺了。这大概是鲁班家世代相传已久，正是虞舜时统一度量的遗制。臣谨按：韩氏所说的车工，就是制

译方便了。

又说："汉代度量衡制度都偏小，唐代度量衡制度都偏大。昏昧的人认为汉制接近古制，殊不知这是似是而非，不如唐制虽与古制不同，但古法却寓含在其中。"《唐六典》说："凡度，以北方黑黍中等大小的，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度，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一丈。凡量，以中等大小黑黍，容一千二百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一斛。凡权衡，以中等大小黑黍，一百粒的重量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一斤。凡累积黑黍定度量权衡的，用于调校钟律、测量日影、配制汤药以及冠冕之制，就用（小标准）；朝廷内外官署都用大标准。"如今用黑黍考察，古度相当唐制十分之八，古量相当唐制十分之三，古权相当唐制十分之六。这样度量大致与《六典》相合，只有权衡不相合。按杜佑《通典》：唐代以其尺的八分作开元钱的直径，以开元钱十枚的重量作一两。曾用这种钱校对如今的秤，尺完全与唐代相同，丝毫不差；只是量器方面无从考证。然而房玄龄注《管子》说："古代一石，相当现今三斗三升三合。"如今校验铁斛一石，也与唐制大同小异。九百多年来度量衡没有变化，若不是这个方法最为完善，怎能如此！

又说：大明颁发的铁斛，如今在各衙门的，前面刻有铭文"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十三字，后面刻有铭文"监铸官直隶大河卫指挥仲纲，直隶淮安府同知夏祈，铸匠袁宗、范斌等"二十八字。依宝源局量地铜尺，斛口外沿方一尺，内沿方九寸；斛底外沿方一尺六寸，内沿方一尺五寸；深一尺，厚三分，平秤重一百斤。依古横黍度尺，斛口外沿方一尺二寸八分，内沿方一尺一寸五分有余；底外沿方二尺零五分，内沿方一尺九寸二分；深一尺二寸八分，厚四分。按古人未曾以五斗为一斛，以五斗为一斛，大概自唐宋才开始。

算法：依宝源局尺量，斛口内沿方九寸，底内沿方一尺五寸，深一尺。设口九寸自乘得八十一寸，设底一尺五寸自乘得二百二十五寸，又以口、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寸，三项相加得四百四十一寸，以三除之得一百四十七寸，用深一尺乘之得一千四百七十寸，这是铁斛五斗的实积，加倍得二千九百四十寸，是两个铁斛即十斗的实积。这样看来如今的斛法并非二千五百寸，民间流传的算法多以二千五百为斛法，恐怕是术士杜撰的。有人说：这是钞尺的算法，钞尺即裁衣尺。算法：设量地尺一尺相当裁衣尺九寸六分，自乘得九十二寸一十六分，再乘得八百八十四寸七百三十六分为被除数，用量地尺斛法二千九百四十寸乘之，再以一千除之，得裁衣尺二千六百零一寸一百二十三分八百四十厘，比二千五百多出一百多寸。若要计算古横黍度尺，求如今铁斛十斗的容积，设古度尺十寸相当裁衣尺七寸五分，自乘得五十六寸二十五分，再乘得四百二十一寸八百七十五分为除数，设裁衣尺斛法二千六百零一寸一百二十三分八百四十厘，以一千乘之为被除数，再用前数除之，得六千一百六十五寸六百二十六分八百八十厘，这是铁斛十斗按横黍尺计算的容积分数。以此数为被除数，以古斛法一千九百六十四寸一百八十五

译分半为除数除之，得古制三石一斗三升九合，这是如今一石所相当的数目；以此为准去除一石，得如今三斗一升八合半，就是古代的十斗，比唐代量制少一升四合半。民间私自使用的量器随时增减，各地不同，难以为凭，只应以铁斛为准计算。先儒宗奉古代《九章算术》，以一千六百二十立方寸为粟一石的容积，这是前汉王莽斛的算法，如今不可采用。

又说：《国语》吴国韦氏注说：秤有斤两之数，源于黄钟。黄钟律管能容黑黍一千二百粒，这就是一龠。两龠为一合，一合重一两，所以说度、量、衡由此产生。这样说来，三代的制度，权衡的起源，确实也出自律吕。黄钟一龠所容一千二百粒黍的重量，是半合，也就是半两；两龠合为一合，共二千四百粒黍，是一合黍的重量，即一两。这样说，一升黍的重量就是十两，一斗黍的重量就是一百两，一斛黍的重量就是一千两，是很明显的。一斤的重量，是一升六合黍的重量；一钧的重量，是四斗八升黍的重量；一石的重量，是一斛九斗二升黍的重量。权与量两种标准配合十分整齐，没有得其量而不得其权的情况。《尚书》说"关石和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如今羊头山的黑黍，用当时的秤称量，大的一百粒重二分六厘上下，小的一百粒重二分四厘上下，中等的一百粒恰好二分五厘。累积到两龠共二千四百粒，秤重六钱。这样说来，如今的六钱就是古代的一两，如今的六两就是古代的十两，如今的六斤就是古代的十斤，其余可以类推。古代的一斤，相当如今九两六钱；古代的一钧，相当如今十八斤；古代的一石，相当如今七十二斤；古代的一鼓，相当如今二百八十八斤。大体说，古与今是五分之三的关系，先儒认为是三分之一，是不对的。用今数求古数，就用六来除；用古数求今数，就用六来乘。若是斤两互相换算，各自用这个方法推算，这是研习算学的人容易明白的，不必细解。求度量也是同理，只是比率不同：度以八为率，量以三为率，权以六为率，就是说如今的八寸相当古代一尺，如今三斗相当古代一斛，如今六钱相当古代一两，就是这个道理。凡度量衡，用今数求古数都用除法，用古数求今数都用乘法，所以附记于此。

又说：如今按时俗权衡的方法，小数则一两分作十钱，钱以下借用分、厘、毫、丝、忽的名称；大数则十五斤为一秤，八秤为一防，二斤为一里，百里为一引。大概分、厘、毫、丝、忽、引这些名称本来都是尺度的名称，这里借用作权衡的名称。古人所说"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之类的说法，如今已参差不齐，也不再明白了。用"钱"作名称，不知始于哪个朝代，猜想大概是从唐代武德、开元年间的钱币开始的吧？但用黍粒秤来比较，汉代五铢钱失之太轻，唐代二铢四絫钱失之太重，都与黍粒秤不相合。总之，与时俗之秤相合的，大概开元等钱币差不多接近了。《宋史》记载权衡制度最为详细，如今用古人一千二百粒黍的方法比较，与宋制不同；宋人所定，就是当今世俗所用的秤。依这个方法用淳化年间钱币校对，正与今制相同，但与黄钟度量却不相合。宋代皇祐年间，阮逸、胡瑗累黍定尺，既然大于汉尺，姑且想使其量制相合，但最终权衡方面不相合，于是说黍秤二两才相当官秤一两，并怀疑是史书记载有误，愚见也认为如此。也许是如今的黍

译秤与《隋书》所载黍秤不同：隋唐的秤一斤相当黍秤三斤，如今的秤一斤只相当黍秤一斤十两三分之二两。大概隋唐黄钟的龠既短又窄，虽然以两龠所容黍作一两，但实际不满一千二百粒之数，这是毫无疑问的。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我奉诏考定乐律，古秤三斤相当如今十三两，一斤相当如今四又三分之一两，一两相当如今六铢半。"如果这样，古秤恰好相当宋秤的四分之一，这又与胡瑗、阮逸的说法不同。沈括与胡、阮二人时代相去不远，说法却相差悬殊，这也令人生疑。如今的方法是：选取羊头山中等大小的黑黍一千二百粒，装入黄钟律管的龠中，不多不少，用天平秤量，恰好三钱，这是古代的半两；两龠的黍相当天平六钱，为古代一两。这样说来，古秤一斤相当天平九两六钱，如今平秤一斤是古代一斤十两三分之二两。

《春明梦余录》说：审定度、量、权衡，都出自律吕。自从累积黍粒的方法不明确以来，关于黄钟的说法就纷纷聚讼不休。近代郑世子考察羊头山黑黍，用当时的秤具称量，一百粒得二分五厘，累积到两龠共二千四百粒重六钱，那么如今的六钱就是古代的一两。以此推算度量：如今的八寸就是古代的一尺，如今的三斗就是古代的一斛。度以八为率，量以三为率，权以六为率。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九。乐考。乐器。金属类【雅部】。钟。

金代登歌乐所用的钟一虡，设在殿上前柱之间。金钟一件设在东北方向，面向宫悬之乐。大钟四虡。当初，金太宗攻取汴京，得到宋代的钟磬乐架，携带回国。后来沿用宋代乐制，有关部门发现钟磬上刻有"晟"字的，因犯太宗名讳，都用黄纸封住。

元宪宗二年，命东平万户严忠济设立局所，制作钟磬和悬架。元世祖至元元年，搜集散落在寺观、民家中的金代乐器，先在燕京搜集到钟磬等器物共三百九十九件；大兴府又将所搜集的钟磬乐器十件进呈，又在各道搜集到钟三百六十七件，又搜集到大小钟磬五百六十九件。其中完好的，大声钟十件，中声钟一件，小声钟二十七件；不完好的，大声钟十三件，中声钟一件，小声钟四十五件。元代初期的钟沿用宋、金旧器物，上面标识"大晟""大和""景定"字样的就是；后来又增加铸造，两者兼用。明代初期制定乐制，只是命冷谦制作编钟编磬。嘉靖年间，太常寺卿张鹗建议设置特钟特磬，作为乐曲节拍之用，但后来终究没有施行。

王圻《续文献通考》说：明代钟的形制，正音共八口：一是黄钟之钟，重十二斤，中央高七寸八分，两旁高八寸四分，口径五寸，口部横宽七寸，上部直径四寸一分，上部横宽五寸二分，钟梁高二寸四分；一是太蔟之钟，重九斤七两，高六寸六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