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八

译而唯恐案件办得太快。奏案文书已经下达到刑部，还要拖延时日才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审查核实，也是如此拖延。大理寺回复申报尚书省，动辄经年累月；省房又不马上呈拟意见，也有呈拟后又被驳回的。驳回后又要经年累月，反复拖延，有的案件一两年都没有批复下来。可疑可怜的案件，按法律应当上奏审理从轻宽宥而保全其性命，却反而拖延时日，等到宽贷的批复下达时，那人已经死在狱中了；有的犯人本人获得宽贷而牵连的人却因病死去不止一人，难道不是十分值得哀怜的事吗？请求从今以后各路奏报的案件，就将上报的月日申报御史台，由台臣追究刑部大理寺拖延懈怠的责任。"皇帝依从了。

景定元年，下诏刑狱案件，除了命官、命妇、宗妇、宗女以及应当荫庇之人需要上奏裁决之外，其余的判决完结即可上报。

诏令说："近来命令各路提刑司提取翻供改判、驳回重审的案件，从轻判决，但长官、监司大多不肯负责任，又援引上奏裁决的先例，甚至有拖延十几年未能判决的案件。命令提刑司、太守审理核实，如果之前审理不够详尽，确实有可疑之处，除了命官、宗妇等人需要上奏裁决之外，其余的判决完结即可上报，官吏特别免除一次连坐处分。"

　　辽朝的制度有八纵八议之法

太祖七年十月，下诏群臣分头判决积压的诉讼案件。

诏令说："朕自从北征以来，四方积压的诉讼案件颇多，如今休战安抚百姓，群臣应当辅助朕的心意，详加判决，不要有丝毫宽纵冤枉。"于是命令北府宰相萧达鲁分道疏理判决，由韩知古总管记录此事。

《辽史·康黙记传》说："当时各部刚刚归附，法律制度还不完备，康黙记在部下之中，剖析法律要义，判定罪行轻重，丝毫不差，被关押在牢狱中的人，人人都自认为没有冤屈。"

【臣】等谨按：辽朝派遣官员分道疏理判决积压案件，从这时开始。后来圣宗时屡次施行：统和九年闰二月、三月，十四年五月，开泰二年二月，五年六月，六年七月。兴宗重熙十六年三月，都曾派遣官员分道按察刑狱，疏理积压诉讼。又道宗清宁六年六月，咸雍七年七月，太康元年六月，三年六月，五年六月，大安二年六月，寿隆六年六月，都有派遣使者分道按查审问定案的命令。

　　太宗天显四年四月录囚

【臣】等谨按：辽朝历代录囚（审录囚犯案情），史书上不绝于记载。这一年以及十年四月，穆宗应历十四年六月，圣宗统和十五年四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开泰二年正月、十一月，三年正月，六年五月，七年九月，八年九月【这个月又录囚一次】，太平元年四月、十月，兴宗景福改元七月【这个月又录囚一次】，重熙五年七月，六年五月，七年三月、七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三年六月，十七年七月，十八年正月、六月，十九年七月、十一月，二十一年十一月，道宗咸雍二年七月，十年五月，太康五年六月，都有这样的命令。至于圣宗统和元年七月，皇帝亲自录囚；四年正月，朝见皇太后决断积压诉讼。又在其间，皇太后亲自决断积压诉讼的有三次。至于下诏各路录囚决断积压案件的事情，时时都有。如统和八年正月，下诏判决积压的案件；十二年十一月，下诏南京判决积压案件；十五年正月，下诏也是如此；五月，下诏平州判决积压案件；七月，下诏南京迅速判决积压诉讼；十月，因为上京诉讼案件繁多冗积，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重熙十二年十月，下诏各路上报重囚，派遣官员详细审理；十四年十二月，判决积压案件；清宁十年七月，下诏各路判决囚案；太康四年八月，下诏有关部门判决积压案件。像这一类的事情，不可胜数。体恤谨慎用刑的用意，在这里表现得十分详尽了。

圣

译宗时，才设置大理少卿以及大理正，主管详细判决诉讼案件的事务。

圣宗用刑详细慎重，从前大理寺的狱讼案件，凡是需要上奏复核的，由翰林学士、给事中、政事舍人详细判决。到这时才设置少卿以及大理正主管此事，还担心不够周全，又亲自录囚，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各道审理判决冤屈积压的案件。像邢抱朴这一类的官员，所到之处人人都自认为没有冤屈。

【臣】等谨按《刑志》：五院部有百姓自己毁坏铠甲的，该部的长官佛努用杖刑将他打死。皇帝对他用法过于严峻感到愤怒，下诏剥夺其官职，因此官吏不敢再滥用酷刑。达尔罕纳旺舒因为醉酒说了宫中之事，依法应当处死，皇帝特别赦免了他的罪。五院部有百姓偶然失火，延烧到木叶山的陵墓所在，也应当处死，皇帝只是杖责后就释放了他，并因此定为法令。近侍榴格乌鲁斯曾跟随齐王妻子逃亡，因为大赦之后在防千龄节主动自首，皇帝便下诏命令各近侍防卫聚集观看并将他腰斩。在那个时候，朝廷没有苛刻的政令，国家没有侥幸逃脱刑罚的百姓，纲纪整顿修明，人们都看重不敢犯法，所以统和年间，南京以及易州、平州两地都曾以监狱空虚上报。到开泰五年，各道大多监狱空虚。

统和十二年六月，北府宰相耶律运隆上奏说："三京各处审理案件的官吏，大多因为受人请托，曲意从宽宽宥，有的甚至妄加拷打刑讯，请求加以禁止。"皇帝准许了他的奏请。

兴宗重熙八年，下诏凡是有人说北院处事不公平、敲钟鸣冤以及拦驾告状的，都要如实上奏。

当时有关部门抓获盗贼八人，已经处死之后，才抓获了真正的盗贼。家属诉冤，中书令张俭三次请求申理此事。皇帝勃然大怒说："你想让我偿命吗？"张俭说："那八家老幼无处申告，如果能稍加存恤抚慰，让他们得以收殓遗体，也足以告慰生者死者了。"皇帝依从了。又大理正刘伸曾经因为上奏案情，皇帝当时正与近臣说话，没有理会他。刘伸进言说："臣听说自古以来帝王一定看重百姓的性命，愿陛下省察臣所上奏的案情。"皇帝大为惊异，提拔他为枢密都承旨。刘伸先后三次担任大理明法之职，因宽赦而平反的冤狱案件，被保全性命的人很多。

《刑法志》说："兴宗时，有兄弟二人犯强盗罪，依法应当处死，因为弟弟是跟从哥哥所为，而且两人都没有儿子，皇帝特别赦免了弟弟的死罪。"

道宗清宁元年，命令各郡长史像各部的做法一样，与属官一同判决囚犯的罪行，不要导致有人枉死狱中。

后来大安四年十月，又下诏各郡长官亲自审理诉讼案件。又因为耶律额特埒上奏说："先前北、南府有诉讼案件，各州府都可以就地审理。近年来如果不是奉枢密院的文书，就不得审理案件，因此诉讼案件大多拖延积压。请求恢复旧例。"皇帝依从了。

四年二月，命令死刑案件中如果有冤屈的，立即详细上报。

此前，下诏各路死刑案件中，凡是强盗罪证据确凿的，听任就地判决，不必等候朝廷裁决，以免导致诉讼案件拖延积压。到这时，又下诏左伊勒希巴说："近来下诏各外路死刑，听任所在官府就地判决……"

译然而恐怕不能完全了解实情，或许有蒙冤的人。从今以后即便已经招供认罪，仍要让附近官府再次审问，确认没有冤情之后才可判决。如有冤情的，就要详细上报。

金太宗天会二年五月，下诏等到农闲时节，再听讼断案。

新近归降的百姓诉讼的人很多，当时正值农忙时节，恐怕耽误田间农事，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海陵王正隆三年十月，下诏给尚书省，凡是处理不当的事情，允许各处到登闻鼓院投递状纸，汇总上奏御览完毕后，交付御史台审理查问。

译世宗大定四年九月，皇帝因为有权有势的人家的亲属子弟打官司，官吏往往屈法徇情，便告谕宰相加以禁止。

十七年八月，诏令尚书省及大理寺：「判决案件的轻重，各有期限，不要让案件拖延滞留。」

皇帝对宰相说：「近来听说大理寺判案，即使没有疑问的，也要经过一旬一月，这是为什么？」参知政事伊喇道回答说：「按法律，判决死囚不超过七天，判徒刑五天，判杖刑三天。」皇帝说：「法律有一定的期限，却动辄违反，这是松懈怠慢。」退朝后，皇帝亲自批示送尚书省说：「凡是大理寺判罪，轻重各有期限，法官只要犯了案子都应当立即判决，怎敢违反？只是因为你们意见不一致，以至于反复送来要求再议定后奏报。写好的奏牍也常常十天半月不能下发，以致事情大多拖延滞留。从今以后不应再这样。」二十二年，皇帝又对宰相说：「凡是尚书省送大理寺的文书，一经判决便可以上奏。像乌库哩公所说的那样，案件刚送来查看之初，送交法司依法裁断，又送司直披阅详议，再送全寺共同审议，反复三次，每人妄生己见，导致案子不能结案。朕认为国家政事不应拖延滞留，从今以后只需送一次文书让全寺共同披阅详议，如有意见，立即具实奏报，不要使案件滞留。」二十三年，皇帝因法司判案要把汉字译成女真字，如今法官又各自妄生己见，穿凿附会，白白导致案件延缓，于是下诏废除让法官各出己见的做法。到了章宗泰和五年，当时有上奏的案件，法官中仍有独自提出己见的，皇帝说：「有人说法官不应当提出己见，所以议论纷纷不止。朕认为提出己见并非出于法律之外，只是要折衷调和以求合乎法律罢了。」平章政事守贞说：「这项制度是从大定二十三年被废止的，然而律法中有'起请'等条款，这说明古时也是允许提出己见的。」皇帝说：「法律条文是有限的，而人情却是无穷的，提出己见又怎么可以没有呢？」

二十六年，规定太子妃的大功以上亲属，以及与皇家没有服丧关系的人，以及贤能而触犯私罪的人，都不列入八议的范围。

在此之前，皇后家族中有犯罪的人，尚书省都引照旧例上奏议罪。皇帝说：「法律，是天下公正持平的工具。如果亲属犯法就从轻减罪，这就会让他们倚仗这一点而肆意骄横。从前汉文帝诛杀薄昭，这件事很值得取法。二十年前，皇后家族济州节度使乌凌阿楚呼曾犯下死罪，朕未曾宽恕过他。如今却要宽恕这个人，这是给后世开了轻重出入随意变通的先例。」宰相说：「古时候之所以议论亲属，是为了尊崇天子，区别贵贱等级。」皇帝说：「外戚本来就不同于宗室。汉代外戚权力太重，以至于动摇了国运。这正是朕不让诸王公主掌握权力的原因。至于对国家有功的人，议论其功勋是可以的。至于议论贤能，既然说是贤能，又怎肯犯法呢？倘若是因连坐受牵连的，那固然应当减刑。」到这时，于是奏定了这条法令。

臣等谨按：世宗临朝执政，法司上奏定案，有的舍弃律法援引经典，有的斟酌大义制定法律，近古以来君主听讼断案，言论近乎合乎道理的，很少有能赶得上他的。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百姓李十等人胡言乱语，应当处斩。皇帝说：「愚昧的百姓不懂得典章法律，有关部门又未曾谆谆告诫，怎能就此施以极刑？改判减死论处。」七年，左藏库夜里有盗贼，杀了都监，盗走金银珠宝逃走，防检司抓了八名可疑之人，五人被屈打成招，其余的人都在拷打中死去。皇帝对此有疑，不久亲军百夫长阿里本在市上贩卖金子，事情败露被处死。皇帝听说后说：「在严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口供得不到呢？为什么审案的人不以情理来求证呢？」赐给冤死者的家属每人二百贯钱，未死的人每人五十贯钱。十年，尚书省上奏：河中府百姓张锦自称报了父仇，依法应当处死。

译皇帝说：「他为父报仇，又自己承认，是个烈士，改判减死论处。」十三年，尚书省上奏：邓州百姓范三殴打致人死命，应当处死，但他双亲年老又没有别的儿子。皇帝说：「身处困境而不与人争，这叫做孝，能孝顺然后才能奉养父母。这个人因一时之忿而忘记自身安危，还会有奉养父母的孝心吗？可依法论罪，其父母由官府供养照顾。」十五年，唐古部族节度使伊喇摩多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妻子后逃亡，皇帝命令捉拿他。皇姑梁国公主请求赦免他，皇帝对宰相说：「公主是妇道人家，不懂得典章法律，她的罪过还可以宽恕。摩多竟然请托到这个地步，怎么可以宽恕呢？不予批准。」二十一年，尚书省上奏：巩州百姓马俊的妻子安姐与管卓通奸，马俊用斧头砍死了他，依法应当处死。皇帝说：「可减死一等，以此警戒那些败坏风俗的人。」二十三年，大兴府百姓赵无事带着酒气胡言乱语，他的父亲赵千把他抓来告发，依法应当处死。皇帝说：「作为父亲不体恤自己的儿子却抓来告发，他的正直就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事，可特别减死一等。」尚书省又上奏：益都百姓范徳，六十七岁，被刘祐殴打，范徳反将刘祐打死，依法应当处死。因为刘祐的父母年纪都已七十多岁，家中没有侍奉的成年儿子，因此上请皇帝定夺。皇帝说：「范徳和刘祐的父母年纪相仿，本应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对待他，竟至将他打死，难以议减轻处。」监察御史陶钧带着歌妓游玩北苑，饮酒歌唱，提控官石玠得知后揭发了这件事。陶钧让他的朋友阎恕嘱托石玠让此事从缓处理，不久事情败露，法司上奏应判徒刑二年半。皇帝下诏，因为陶钧身为耳目风纪之官，却带歌妓进入禁苑，毫无上下尊卑之分，杖责六十，石玠与阎恕也都一并治罪。

章宗承安元年三月，敕令尚书省：「刑狱案件虽然已经奏准施行，但恐怕其中有可疑冤屈之处，应当重新审议再上奏。」

四年四月，尚书省请求再次复核审定的法令。皇帝敕令宰相说：「凡是案情明白的，转奏就可以了。文书太多，恐怕难以一一详阅，那些三次审讯仍有疑问的案件，要专门上奏。」到了宣宗贞祐三年正月，敕令尚书省：「凡应当交法司判定，而再次送来仍不妥当的案件，要详细上奏。」

四月，派遣使者审理冤案。

到贞祐四年五月，以及泰和四年四月、贞祐四年六月、兴定二年四月、六月、七月，都因为大旱的缘故，或者命重臣，或者派遣使者分道审理内外的冤案。

五年十二月，命令制定州县官审理诉讼的条例规则。

当时翰林修撰杨廷秀进言说：「州县官往往仗着权势自居，凭喜怒断案，审理诉讼时，很少能认真审核。只让翻译人员来回传话，罪行的轻重全凭他们一张嘴决定，贿赂公然横行，冤枉之事甚至有三二十年都不能昭雪的。」皇帝于是命令制定条例，违反的由按察司纠察。又命令编纂前后的条例制度，写入书册，以备将来查考验证。

宣宗兴定元年三月，敕令尚书省：「凡事关刑名的案件，应当当面议定，不要只听转奏。」

八月，皇帝对宰相说：「律法中有八议，现在有议论的人说应当议罪的人就应当减等处罚，这样怎么样？」宰相回答说：「凡是议罪，要先条列所犯之罪以及应当议罪的情状加以请示，必须议定之后，才能上奏裁决。」皇帝认为对，说：「如果不论轻重就随意减罪，那么权贵之家都将倚仗这一点来虐待百姓，百姓怎么能受得了？」

哀宗正大二年四月，因为大旱派遣使者审察囚犯，在许州处理此事。

《金史·本纪》记载：宗室旺嘉努故意杀死主簿鲜于某，权贵大多为他求情。皇帝说：「英王，是朕的兄长，尚且不敢随意鞭打一个人。朕身为君主，怎敢让一个无罪的人无辜受害？如今国家衰弱之际，百姓所剩几何？而宗室子弟仗势杀了一个主簿，

译我的百姓就没有主人了。」特命将其斩首。又，正大五年四月，亲卫军士王咬儿酗酒杀死自己的孙子，大理寺应当判处徒刑，皇帝特命将其斩首。

元朝制度，各路的推官专门掌管审理刑狱，平反冤屈滞留的案件，按察官每年记录他们的考绩优劣，据此加以升降。

凡是审问重大案件，需要加以拷问审讯的，正副长官会同僚佐官共同商议决定立案，然后才能施行，违反者要加重治罪。凡是官吏能够平反一起以上重刑案件的，在本官职上从优升迁一等录用。能够平反一起以上冤案的，给予减少一年资历。各路府曹吏能够平反冤案的，可以补授为各道宣慰司部令史。凡是官府故意判人有罪，如果案子还未判决，就按所加之罪减一等论处；如果判成全罪，就以全罪论处；如果案子未判决就已释放，仍按减等论处。凡是失误将人定罪的，减三等处罚；失误将人无罪释放的，减五等处罚；案子未判决就释放的，再减一等，并记过。失误将人判处死罪释放的，笞打五十七，解除职务一年之后，降先前品级一等叙用。要记过。真正的犯人则要追捕拘禁结案。

世祖中统三年四月，下诏详细审理冤案。

诏令说：凡是犯罪应处死的，如果州县府衙审问结案后就立即处决，那么死者不能复生，判决也不能重新更改，万一出现差错，后悔怎么来得及？人命关天，朕实在感到哀怜怜悯。从今以后凡是民间犯死罪的以及部曲获重罪的，审问核实之后，先具报案情事由始末，上奏等候批复。又，至元六年七月，下诏派遣官员审理各路的冤案滞案，各种犯罪判处死罪以下的都酌情判决遣送。到成宗大徳七年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抚使所审理的冤案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将天下分为十八道，派遣使者审理冤案滞案。顺帝元统元年十二月，派遣台官分别审理天下的罪囚，有冤屈的为他们辩明，有疑问的加以审议，案件拖延滞留的追究相关官吏的罪责。

三年十二月，下诏犯罪应处死的五十三人，要重新加以详细审议。此后至元十年十月，有关部门判处死罪的五十人，下诏加以审察复核。其中十三人因斗殴杀人，免除死罪改为充军，其余的命令再三审察复核后上奏。十七年十一月，下诏犯罪应处死的，要详加审议。

至元三年五月，派遣使者到各路审察囚犯。

二十年二月，派遣官员到扬州审录囚犯。二十二年正月，派遣官员到各路审察囚犯，罪轻的予以释放。成宗元贞初年，诏令太常少卿王约会同宗正、御史在京城审理案件（因为议论斗殴杀人者应当减死一等，制定为法令）。大徳五年八月，下诏派遣官员分道审察囚犯，凡是囚犯在狱中关押多年、有疑而不能判决的，命令廉访使详细写明疑难情况申报省、台详议审定，并作为定例。武宗至大三年六月，派遣使者到各道审理重囚案件。英宗即位后，派遣使者分别审理内外的刑狱案件。至治二年三月，派遣御史审录囚犯。泰定帝泰定三年三月，因久旱不雨，命令审理决断重囚。四年六月，因灾异发生，审录各郡在押囚犯。顺帝至元元年十月，选拔省、院、台、府中熟悉刑狱的官员，分道与廉访使一起审理决断囚犯案件。

八年三月，敕令有关部门不得拖延案件滞留诉讼以致造成越级申诉，违反的官员和百姓都要治罪。

《刑法志》说：「诬告他人的要抵罪，越级申诉的笞打五十七。只有本属官府有过错以及有冤屈的，屡次申告却不受理，或者判决处理不公平，以及应当回避的情况，才允许到上级官府陈诉。」

十六年五月，下诏有罪的人要先经行省审问完毕，然后由台官核查体察。二十年正月，敕令各种事情要到省、台申诉，处理不公平的，允许到登闻鼓院击鼓上诉。

成宗大徳四年正月，下诏防古都元帅伊苏岱尔，如果没有奉旨，不得擅自判决重刑案件。

五年七月，命令监察御史审核复查扎尔古齐所判的囚犯罪案。

当初，

译太宗审定刑狱案件，都任用防古文书吏，并且一并掌管文稿，其中冤枉错判的情况很多。到这时，命令御史在扎尔古齐处审核复查罪囚。六年，开始命令译史另立汉文案卷，委派防古、汉族御史各一员阅览审核复查，然后再等候批复。后来延祐六年正月，仁宗驾临嘉禧殿，对扎尔古齐说：「扎尔古齐，关系着人命，要详细审阅案卷诉词，事情无论大小，必定要和同僚商议，有疑难不能决断的，要与省、台大臣共同商议后上奏。」

六年正月，下诏：「官吏犯罪，已经获得赦免的，仍然要依照原案核查审问。」

九年三月，下诏：「从仲春以后，如果有轻微罪行的，就应当疏理判决，不要拘禁羁押以致耽误农时。」

武宗至大二年，颁布尚书省的条例规定。

诏令尚书省，民间的诉讼案件，有关部门应依法理处理判决，不得拖延时日。凡是官员各自坚持己见不同的，允许申报上级官府详细勘察，违反的由监察御史、廉访司纠察治罪。

仁宗延祐六年七月敕令，扎鲁尔古齐囊嘉特前往，与晋王内史一起审录罪囚。罪重的就上报晋王处以死刑，应判流放的加一等杖责。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下诏，疏理判决在押囚犯。

诏书大略说：天下囚犯在押冤屈滞留，如今正值盛夏，应当命令台省选派官员审录，处理判定重刑案件，疏理判决轻罪在押囚犯，有疑问的申报详细审议。

三年十一月敕令：「从今以后应当释放的罪囚，要经宗正府审核。」中书省大臣进言：「西僧常常假借节庆疏理释放重囚，有违政令法典，请求予以废止。」所以有了这道诏令。

文宗至顺三年，九年（宁宗已经即位），下诏重囚在押拖延三年以上、疑而不能判决的，要申报省部详细审议，予以释放。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令死罪案件要三次复核、五次上奏，不得随意执行死刑。

十四年，派遣监察御史分别巡察各道，罪重的囚犯全部送往京城。后来十六年七月，派遣监察御史前往浙江等地审录囚犯，谕示说：「古人说过，议狱要缓慢用刑。又说，不要轻率地断案。人命关天，必须详加审察。刑罚与罪行相当，尚且值得怜悯；如果错杀无辜，怎能再后悔？你们此去要谨慎。」二十四年六月，因为久旱不雨，又命令刑部官员和监察御史清理天下的刑狱诉讼案件。

臣等谨按：这时皇帝忧虑刑狱案件壅塞积压，分派御史林愿、石恒等分巡各道。后来派遣官员审录囚犯，实际是从此开始的。到宣宗宣徳八年九月，又派遣官员审录天下的重囚。英宗正统六年四月，因灾异屡次出现，敕令派遣御史张骥等详细审理天下的疑难案件。而两京的刑狱案件，则命令刑部侍郎何文渊、大理卿王文、巡抚侍郎周忱、刑科给事中郭瑾办理，也赐给他们敕令。十二年，又派遣刑部、大理寺官员会同各省巡按御史、三司官员审录在押囚犯。天顺元年四月，御史张鹏请求分派御史、郎官审辨天下的疑难案件，皇帝下诏命令由巡抚、御史审录，不必另外派遣官员。宪宗成化元年十一月，南京户部侍郎陈翼因灾异发生，再次请求按照正统年间的先例办理，刑部认为水旱之灾的缘故，恐怕再劳师动众，商议后搁置了他的奏疏。八年，于是分别命令刑部郎中刘秩等十四人审录，各自赐给敕书，郑重地派遣他们前往。十二年七月，大学士商辂进言：「自八年派遣官员之后，至今已有五年，请求再照旧例施行。」皇帝准许了他的请求。到十七年，规定在京城五年一次大审，就在这一年派遣部、寺的官员分赴天下各地，会同巡按御史一起办理。大概在外地的恤刑审录之例，从此才确定下来。

十月，命令法司审理囚犯案件，依照律法拟定罪名后上奏。要经过翰林院、给事中以及春坊正字、司直郎共同商议是否公平允当，然后再复奏判决。

臣等谨按：审理囚犯案件会同翰林院，从此开始，天顺五年八月废止。

十五

译年九月（《明史》作十月，此处依据《太祖实录》），命令刑部、都察院、断事等官详细审核审录囚犯案件。

皇帝说：「审录囚犯务必要求得实情真相，使刑罚与罪行相当。大凡人的曲折隐情难以明察，案件的疑似之处难以分辨，所以往往有已经审录过，不久又翻案改判的情况。这大概是由于审刑官员的失误所致。如今命你们审录囚犯，务必以公心破除私意，明辨疑惑，查阅先前的案卷，再三详细审察。囚犯如果有申诉的，就应当为他查明实情后上报。」

十六年六月，规定五六天为一旬，三审五覆的法度。

皇帝对刑部尚书开济说：「天下的事情不能只顾虚名而忽略实情，应当依据名分求得实效。近来听说审覆的做法，只是应付一时之名而已，不说今是而昨非，仅仅是些大同小异的东西。审覆的官员未必尽心尽力，申诉的人未必能尽述实情。朕深知其中的弊病，你应当引以为戒。」

十七年闰十月，命令天下各司的刑狱案件都归属刑部、都察院，详细商议是否公平允当，送大理寺审核复查，然后再判决。

臣等谨按：太祖曾说大案要当面讯问，以防止罗织陷害、锻炼成狱的弊病。所以洪武初年，重大案件多由皇帝亲自审讯，不委托法司办理。到十四年，命令刑部听取原告被告双方的陈词，议定后上奏。上奏之后，将案卷发下，送四辅官、谏院官、给事中复核，没有异议然后再复奏施行。如果有疑难案件，就由四辅官驳回。过了一年，四辅官被废除，于是命令议狱之事一律归三法司办理。到这一年，在太平门外钟山北面建立三法司，命名为贯城。诏谕法官要秉持效法上天、谨慎行事的用意，又告谕法司官员：「布政司、按察司所拟定的刑名案件，其中涉及人命的重大案件，要具文上奏转达刑部、都察院会同核查，大理寺详细拟定。」十九年三月，又下诏从今以后各司凡是应判死刑的重囚，都要交大理寺复奏听候判决。二十三年七月，又下诏在外地死罪确实无疑的，要将罪状呈报刑部，刑部详细议定之后，再派遣官员审理判决。于是职责分工统一而审理判决更加详细了。然而这时又有审刑司以及五军断事官都设在贯城中。审刑司设立于洪武十四年，到十九年才废止。断事官设立于太祖辛丑年，到建文年间才废止。到靖难之后，就不再设置了。

二十五年二月，命令刑部详细审议在外地的案件。

皇帝告谕尚书杨靖等人说：「在京城的囚犯案件，你们三次复奏，朕亲自审理判决，还恐怕有不妥当的地方。在外地的囚犯案件很多，所拟定的判决怎能件件都恰如其罪？从今以后在外地上报的囚犯案件，你们应当加以详细审议，务必求得实情，然后再派遣官员审理判决。有冤屈的就应当为他伸雪，不要让善良的人被诬陷，让奸邪的人侥幸逃脱。只是云南路途遥远，如果等着派遣官员前往，必定导致案件拖延滞留。那就命令当地的防守官员详细审理判决。」

二十六年，制定了圆审的制度。

洪武初年，判决笞杖刑的案件都由县、州、府直接判决，徒刑以上的要具报案卷送到行省，往来驳查繁琐而贿赂之风盛行，于是命令中书省、御史台详细审议，把每月上报改为每季度上报。以每季度上报的数目汇总为每年上报，凡是府州县所辖的轻重案件依照律法判决，违反枉法的由御史、按察司纠察弹劾。到这时制定制度，布政司以及直隶的府州县，笞杖刑就地判决，徒刑、流刑、迁徙、充军以及各种应处死罪的案件要解送刑部审录，发下去时要具报死囚所犯的罪名，上报刑部详细议定，符合法律的由大理寺拟定复核，监禁等候处决。其中应立即处决不必等候秋决的案件，批准之后即刻上奏，派遣官员前往执行。案件情词不明或者判定失出失入的，由大理寺驳回改正，再次审问驳回可到三次，如果改拟仍不妥当，就要将相关官吏上奏，这叫做照驳。如果审理疑难案件囚犯翻供的，就改换到

译别的衙门重新审问定罪，两次翻供不服的，就要具文上奏，会同九卿共同审讯，这叫做圆审。到三四次审讯仍不服的，然后再请示皇帝裁决处置。

三十年六月，重新制定了会同大臣审录的条例。

当初的制度，有重大案件必定当面讯问。十四年，命令会同商议后复奏判决。到这时，设立政平、讼理二面旗帜，审察谕示重囚。谕示刑部说：「从今以后审判囚犯，只有武将犯死罪的，朕亲自审理。其余的都按照所犯的罪行上奏，然后带到承天门外，命令行人手持讼理旗传令谕示他们。其中没有罪应当释放的，就手持政平旗，宣示皇帝的恩德释放他们。」接着又命令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以及驸马间或一起参与审理。有冤屈的以奏状上报，没有冤屈的，实犯死罪以下的，都依律判决。各种杂犯罪行准许赎罪。

惠帝建文元年十二月，法司上奏：「今年判决的囚犯案件，比往年减少了十分之二。」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载：常州陈理因儿子弑父之罪，于是送交皇太孙处理判决。皇太孙从容详细审察，最终使他免罪。陈理的父亲原本抱病已有一年，是误服药物而死的。继母一向憎恨陈理，因而极力作证坐实了这个罪名，陈理无法自我辩解。皇太孙梳理其中情由加以审议，皇帝当初并不相信。于是拘捕邻里的婢女仆人以及原来的医生加以审讯，果然如此。皇帝惊讶地说：「竟有这样的事，用刑不可不谨慎啊。」皇太孙不仅仁厚，而且明察。又有一次，巡逻的人抓获七名盗贼，命令送交皇太孙审理。皇太孙一见就产生怀疑，认为为首的盗贼不是真正的盗贼。经过讯问，果然是主人的儿子，偶然外出到庄园上，而佃户们才都是盗贼。当晚这些佃户正谋划抢劫商船，于是强迫他一同前往，本想回来后揭发说明，却先被抓获了。皇帝重新审理，全部查明了实情，将他释放。皇帝问皇太孙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是盗贼？」皇太孙回答说：「《周礼》审理案件，以观察脸色为先。《尚书》也说要观察容貌加以考察。刚才见到那个人，双眼炯炯有神，目光端正详审，断定不是盗贼。」皇帝因此感叹说：「审理案件的人不可以不读书啊。」看这两件事，惠帝即位不到四年，而用刑的谨慎怜恤，就可想而知了。

成祖永乐元年二月，命令三法司每五天引见奏报一次囚犯案件，依照洪武年间的旧例，会同大臣在承天门复审施行。

臣等谨按《刑法志》以及《防典》记载，这一年各布政司呈报所辖的案卷，凡是死罪囚犯一百多人以上的，分派御史审理判决，这是听从大理卿薛岩等人的奏请。

二年四月，制定了热审的条例。

谕示说：天气渐渐炎热，囚犯在狱中拖延太久必定生病，生病又无人供给必定死去，轻罪却因此而死，与枉杀又有什么不同？如今命令五府、六部、六科协助你们，几天之内全部疏理判决完毕。凡是已经判定死罪的，等到秋天再处决；轻罪的立即判决遣送。有牵连需要等待辨明还不能判决的，让他们暂时出狱听候处理。

臣等谨按明朝的制度，热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到宣徳年间，更加告诫法司不得拖延懈怠，甚至限定期限完成案件审理。曾经有整个夏天之内，疏理判决在押囚犯的诏令三四次下达的情况，大概是深深地念及古时孟夏减轻刑罚、仲夏释放重囚的道理。然而这时既然已经命令驰谕中外，都要按照京城的先例办理了。而正统元年，才因兵部侍郎于谦的进言，开始命令外省像京城一样在隆冬盛暑时节审录囚犯，这大概已经难免前后矛盾之处。到孝宗弘治七年，礼科给事中吕献进言，说每年初夏释放在押囚犯，这个惯例只在两京施行，还没有推行到天下各地。而武宗正徳元年，掌管大理寺的工部尚书杨守随又说，每年热审的惯例，只在北京施行，却不在南京施行。五年一次的大审惯例，在京城

译施行，而在外地却比较简略。于是才开始通行到南京。凡是审理囚犯，三法司都要会同审理。在外地审录，也依照这个惯例。那么吕献所说的两京之例，究竟是什么惯例呢？这两人相距仅十几年，而前后所说竟有如此差异。或许是孝宗末年，刑政多有废弛的缘故吧。

十一月，皇帝亲临承天门审录囚犯。

这一天，皇帝多有怜悯宽宥。囚犯们都已经放出，到了午门还担心有冤屈未能昭雪的，又召来锦衣卫指挥程逵等人，对他们说：「囚犯们都长久地被困在牢狱之中，而刚刚被带到朕面前。长久被困，即使有冤屈也不敢求人辩白；刚到朕面前，则畏惧天威而不敢开口。有这两种情况，判罚怎能都恰当呢？你们再用朕的这番话，从容地审问他们。如果他们确实有话要说，就来禀告朕。」

六年，法司上奏应当处决的囚犯有三百人。皇帝说：「三百多人，难道没有一两个冤屈的吗？你们再仔细审察。一天审不完，就用两天、三天，直到十天也没有妨碍。」不久获释的有二十多人。

臣等谨按：皇帝对各种案件多有怜恤谨慎之心。锦衣卫曾经执奏卫所士兵与外国使者私相往来的罪名，皇帝诘问核实情况，回答说：「因为用毡衫做买卖而和他们交谈，说话时间较长。」皇帝说：「立法是为了禁止奸邪，而用法在于体察实情。平民百姓谋生，富裕的就用钱买东西，贫穷的就用东西换钱，价钱的多少，本来就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他们哪里知道什么叫私通外国的禁令呢？把他释放了吧。」又，右都御史袁泰审理经历王爵一案，罗织构陷坐实了他的罪名，属吏薛希胜应当连坐，到大理寺陈诉自己的冤枉。袁泰指使河南道御史将他依法治罪。皇帝召集廷臣会同审察得知实情，于是袁泰因当面欺君而被弹劾，皇帝严厉责备了他。又，天城卫某千户因罪被关押在刑部，他的母亲租住在附近，早晚为他送饭。邻居中有个指挥探知他家颇为富有，骗他说自己已与刑部官员交情深厚，可以行贿免罪。这位母亲于是筹措财物，却被别人发觉，将要揭发此事。这位指挥写好状子呈上通政司，说千户的母亲乞求他行贿，他没有答应，一并把这件受贿之事自首了。皇帝命令法司审问：「这位千户与指挥有旧交吗？」回答说：「没有。」皇帝说：「不是旧相识却随意违法来求他帮忙，这不合人之常情，不可轻信。」命令重新审讯查明实情。法司想要判千户的母亲行贿之罪，而判那个指挥革职屯田。皇帝说：「疼爱儿子而用财物求他免罪，这是人之常情，况且妇人又哪里懂得律法？应当宽恕她。这个指挥起初欺骗别人骗取财物，最终又隐瞒实情蒙骗皇上，从轻处罚不足以示惩戒，可以贬谪到交趾充军。」又，高邮有个百姓不听从父亲的教诲，父亲年老不能制服他，夜里带着次子前去帮助抓他，结果失手打死了长子。刑部按弟弟殴打兄长致死的律法论处次子，皇帝改命尚书蹇义等人重新议定。蹇义等人议定说：「次子是听从父命行事，本来没有杀害兄长的意图，他的罪过在于不能劝止父亲，致使兄长死亡而已。」于是次子得以免死改为戍边。这可以作为依情理定罪的一个范例了。

七年闰四月，谕示法司：「发遣重囚案件，必须五次复奏。」

皇帝在行在，刑部、都察院上奏请求审录囚犯。皇帝谕示侍郎呉盛等人说：「古人制定刑罚，判罪必须出于至公，之所以称为钦恤，是想要审慎恻隐哀怜，使有罪的人不能侥幸逃脱，无罪的人不至于被滥杀，最终都归于恰当而已。如今轻罪已经有了定例发遣处理，重罪的必须五次复奏，才能符合古人钦恤的用意。」后来九年九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复奏处决重囚。皇帝说：「死刑是重大的刑罚，不可轻率地判决，万一处置不当，死者就会含冤。从今以后遇到要处决重囚的情况，奏报之后，仍要记录所犯的案情，密封呈进朕在

译私下闲居时批阅，等候朕的命令下达后再执行处决。」十一年四月，谕示三法司说：「死罪先要疏理案情核实，然后再五次复奏，必须是确实不可宽恕的然后才能处死。你们职掌刑狱，不要为求苛刻而深究文法，不要凭个人爱憎来决定取舍，肆意徇私，使刑罚殃及无辜。即使眼前侥幸逃脱了刑罚的制裁，天地鬼神在上鉴察，是不会宽恕你们的。」

九年三月，命令从今以后凡是案情可以怜悯有疑的，必须先具文上奏。

当时有百姓私藏《劝善书》，刑部判处黥面发配戍边，上奏皇帝。皇帝认为他的本意是喜好行善，便免除了戍边，并且去掉了脸上所刺的字。于是有了这道命令。

十七年十二月，谕示法司：「在外地判处死罪的重囚，一律押赴京师审录。」谕示说：「刑罚，是圣人所要谨慎对待的，平民百姓中若有人死得不明不白，就足以损伤天地间的祥和之气，招致水旱之灾。从今以后在外地各司判处的死罪案件，都要押送京城审录，经过三次复奏之后才能执行刑罚。」

二十二年十月（这时仁宗已经即位），命令大学士会同大臣审录囚犯，定为法令。大理寺上奏应当处决的重囚案件，皇帝特意召大学士杨士竒、杨荣、金防孜到御榻前，谕示说：「近年法司判案的滥用刑罚，朕深知其详，所拟定的大逆不道之罪，往往出于罗织构陷，先帝屡次严厉告诫过这件事。所以死刑要经过四五次复奏，然而法司却仍不加以留意，甘心做酷吏而不感到羞愧。从今以后审理判决重囚案件，你们三人必须一同前往会同审议，有冤屈的，即使是微小的事情也必须上奏。」于是命令三法司此后审决重囚案件，必须会同三位大学士。

臣等谨按：内阁学士参与会同审录囚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天顺八年九月被废止，穆宗隆庆元年四月又恢复参与了。因为按照旧例，朝审时吏部尚书应当主持执笔，当时大学士高拱恰好兼任吏部尚书，所以如此。

仁宗洪熙元年七月（这时宣宗已经即位），命令大理寺详细审核盗贼案件。当时大理卿虞谦等人上奏：贵州道御史所审理的强盗十人，都是南卫的士兵，坚决声称是在河上运送砖石，都有证据可以核验，是被人诬陷的。再经审讯核实仍不服，请求依照旧例会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的堂上官一同审理。皇帝说：「强盗罪行极为凶恶，必须让死者心服才可以，应当与他们辨明清楚，才不致冤枉无辜。」九月，南京都察院上奏：苏州强盗四十一人，杀人劫财，应当处斩，请求让法司审核复查后判决。皇帝说：「盗贼固然应当处死，但应当详细审察，不要造成冤屈。」于是谕示刘观等人说：「隋炀帝在位时，盗贼同时案发，杀了两千多人，追查真正的罪犯，实际只有几个人而已。群臣一味迎合顺从，不敢据理力争，至今仍令人感叹遗憾。你们要以此为戒，谨慎处理。」

九月，敕令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学士、给事中共同审核复查有疑问的重囚案件，重新审问。

当时刑部尚书金纯等人上奏：「确实犯罪的重囚，儿子殴打父母、伪造诏书等罪行，请求及时判决处决。」皇帝于是命令会同大臣审核复查，并且命令从今以后判决重囚，全都按照这个惯例办理。

宣宗宣徳元年正月，大理寺驳正了猗氏县百姓妻子杀害丈夫一案的冤屈。当时大理寺上奏：王古都杀夫的冤案。王古都，是猗氏县百姓郭小生的妻子，曾经在夜里与婆婆一同纺纱织布。郭小生先睡下了，仇人于八潜入他的房中将他杀死后逃走了。郭小生的父亲怀疑王古都私自与……

译四月，命令都察院辨明澄清诬告盗窃案，拟判斩刑。

当时，义勇右卫军士阎羣儿的妻子毛氏有淫乱行为。李宣曾把这事告诉阎羣儿。阎羣儿多次用棍棒打毛氏，想要杀她。毛氏于是诬告阎羣儿与李宣等九人强行抢劫校尉陈贵家。御史全部按强抢罪论处，应当斩首。李宣等人的家属敲登闻鼓申诉冤情。给事中李庸把此事上奏。皇帝命令都察院重新审辨此案。到这时，经过查勘核实，证明并非盗贼。皇帝下令释放他们。毛氏则被治罪。皇帝因此告谕御史刘观："应当告诫约束各道，凡是审理案件必须查明实情。这件案子如果已经判决执行，一定不会饶恕你。"

【臣】等谨按，皇帝生性仁厚宽恕，每逢审阅囚犯奏章，脸色就变得忧郁，御膳因此都吃不下，有时用手撤去那些文书，对身边的人说："跟刑官说，稍微宽缓一些处理。"他体恤囚犯、谨慎用刑的施政，在《实录》中记载得很多。比如永乐二年六月，有人诬告刑部员外郎何回收受贿赂，交给锦衣卫拷问，何回受不住酷刑，只得认罪，他的家人为他申诉冤情，皇帝命令法司核实审讯，回奏确实没有受贿之事，于是释放何回，并严厉责备锦衣卫指挥李顺等人。永乐四年三月，总旗王彪的妻子蒋氏，因为与婆婆积有怨恨，诬告婆婆掐她的喉咙想要加害她，向刑部提起诉讼，判定婆婆蒋氏斩罪，蒋氏屡次喊冤，引小姑子和邻居老妇作证，此事上报后，皇帝说："她如果想杀害婆婆，婆婆的女儿肯为她曲意辩解吗？"于是召来小姑子和邻居老妇，她们都说没有杀害婆婆的意图，于是释放了蒋氏。永乐六年六月，刑部奏报钱成孙曾与王忠互相殴打，王忠的妻子在旁边劝救，不慎摔落她怀抱的婴儿，伤及脑部而死，王忠诬告钱成孙踢伤了孩子，判处绞刑，大理寺审核后同意并具本上奏，皇帝认为此案有疑点，命令重新审讯，查得实情后，钱成孙得以免除死罪，于是处罚原来审案的官员俸禄，并告谕如再犯不予宽恕。又，大理寺奏报，通州学仓的存麦已经用尽，刘畯让人打扫仓库得到剩余麦子五斗，本应归还官府却私自使用，按律应判徒刑，但有司却以盗窃官粮论处应当斩首，家属发配戍边，皇帝说："因为五斗被丢弃的剩余之物就杀人，不可以。让他戴罪回任原职，罚俸一年。"永乐八年十月，办事官何俭病死，他的妻子苏氏要将丈夫的灵柩送回原籍安葬，苏氏的父亲苏惟善不许她回去，又想要全部占有何俭留下的财产，苏氏不听从，苏惟善发怒殴打她，苏氏仍不听从，苏惟善于是告发女儿骂父亲，法司议定应当判绞刑，皇帝说："丈夫死后灵柩送回原籍，这是合乎情理的正当之事，而父亲所做的都不合正理，也没有听说女儿说了什么不合情理的话，凭什么判绞刑？"于是释放了她，不再追究。永乐九年八月，辽东指挥黄顺、张荣等五人赴任，一同前行到蓟州，张荣醉酒后自刎而死，张荣的弟弟张永等人诬告黄顺杀害了张荣，逮捕黄顺后，判定谋杀罪，黄顺的妻子申诉冤情，法司长久未能判决，皇帝派遣御史前往蓟州，到张荣等人当初留宿的地方核实情况，那家房主说，张荣害怕守边之苦，坐卧不安、话说个不停，那晚因为喝醉了酒自刎而死，御史回来奏报，皇帝说："朕本来就怀疑这不是黄顺所谋划的，如果不认真查察他的冤情，冤屈怎能昭雪？"当即释放黄顺让他回任原职。史官说皇帝继承仁宗之后，更加多施仁政恩惠，确实如此啊。

十二月因天气寒冷录囚

敕令南北刑官说：如今天气寒冷冻凝，囚犯长期羁押，朕深为忧念。不论罪情轻重，限期三天之内，都要一一具本上报，朕将亲自审阅。【臣】等谨按：明朝历代皇帝没有"寒审"的固定制度，但间或有实行寒审之事。到崇祯十年，代州知州郭正中上疏提到寒审之事，皇帝命令有关部门查考过去的先例。尚书郑三俊援引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谕令刑部尚书杨靖录囚，永乐四年十一月谕令吕震释放长期羁押的囚犯，永乐九年

译十一月责令法司判决放出在押囚犯，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皇帝亲自审阅疑难案件，宣德四年十月因皇太子生日而减免赦宥罪囚。此外如永乐十一年十月派遣副都御史李庆携带玺书命皇太子录审南京囚犯，以及这一年的事情，都是寒审之中最为著名的。但郑三俊未能来得及详细列举，看他所说寒审并无近期先例，由此一句话就可以知道。宣德以后能够举行这项制度的，就很少了。

宣德三年【《刑法志》作二年，这里依从《宣宗实录》】十二月，法司奏报判决重罪囚犯，命令多位官员一同复审。

皇帝谕示说："古时候判决案件，必定要征询三公九卿的意见，这是为了合乎至公，重视人命。你们前去一同审核复查，不要导致有人冤枉而死。"英国公张辅等人回来后，奏报申诉冤枉者有五十六人。皇帝命令法司查勘核实，又告诫他们说："杀死无罪之人，即使能逃脱人间的罪责，也难逃鬼神的诛罚，不可不谨慎。"

宣德七年二月，因春天和暖，谕令法司录囚。

皇帝亲自审阅呈进的在押囚犯罪状，判决释放遣散了一千多人。春审从此开始。

宣德九年三月，敕令御史贾谅、总兵王瑜等会同审核各处盗案。

当时贾谅奏报在四川抓获强盗一百三十余人，王瑜奏报在淮安抓获强盗四十五人，都已认罪。皇帝敕令说："盗贼虽已认罪，还要会同众官员审核核实。如果赃物证据确凿无可辩驳，就按律处决；如果有申辩之辞，就应当重新审理，不可用诬陷粉饰之辞来图省事。"

英宗正统元年九月，谕令法司："囚犯不服判决申辩的，如敢压制迫使其顺从原来的审讯结论者，罪不可赦。"

当时评事尹弼进言说："刑部、都察院对于调审的罪囚，大多不加详细审讯，只是逼迫他们照原来的口供认罪服罪，请求革除这个弊端，使蒙受冤屈的人能够充分申明实情。"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因此有了这道谕旨。

正统四年四月，命令都、布、按三司，每年委派官员防巡，会同御史审录罪囚。

这是依从御史唐慎的请求。

正统六年五月，命令通行晓谕审囚官讯谳案件的相关事宜。

刑部郎中林厚上奏：一、京城在押的重罪囚犯，有多次申诉冤枉、逮捕相关人员核查勘验、长久未能判决的，请敕令各衙门分类记录各犯紧要相关的冤情，交给审狱官，即刻办理，具本上奏。一、外地在押的重罪囚犯，有曾经申诉冤枉以及呈报三法司，因为议论不明而被驳回再次诘问的，也请分类记录各犯所申诉的冤情及驳回时的说辞，交给审狱官，令其详加审谳后具本上奏。一、已经辩明的重罪囚犯，如果要等奏报批准后才去除枷锁镣铐，时间拖得太久，难免有人瘐死狱中，请求将应当上奏的犯人暂且去除枷铐，仍旧用锁镣看管，等待奏报批准后再处置。皇帝依从他的奏请，仍命令通行晓谕审囚官知晓此事。

七月，命令官吏抓获盗贼而未经审录核实的，不得援例升赏。

当时大理寺评事马豫进言："臣奉敕审理刑案，私下见到各处抓获的强盗，多是因为仇人指认攀扯，拷打逼供而成案，不等详细上报，死伤的人很多。今后应当不要听信随意的指认，如果确实有赃物证据，经御史、按察司会同审核，才准许判决。如果未经审核，就有人因拷打致死伤，不得援例升赏。"皇帝依从了他的意见。【臣】等谨按《实录》，第二年十月，评事王亮进言："囚犯供词翻覆不一，调审辗转，拖延滞留。请重罪案件调审，轻罪案件不必调审，只需移交驳回原审官员。"又说："服丧期间嫁娶的人，年深日久已经生了子女，按法律应当离异，可是夫妻悲痛怨恨，母子号哭分别，实情令人不忍。应当允许不愿离异的人听从他们的意愿。"法司认为这些都不合律令，未予采纳，这就是审谳中未能公平处理的地方。

正统九年四月，命令防审改用详审的成例。

当时山东副使王裕上奏："囚狱案件应当防审，但御史及三法司官员有的一年才防审一次，囚犯多有瘐死狱中。以往常常派遣御史防按察司

译详细审核，释放遣散的人很多。如今不如废除防审的成例，而实行详审的办法，敕令派遣按察司官员一员专门审理各处案件。"部议认为："旧制不可废除。"皇帝因此命令选派按察司官员一员与巡按御史一同审核原审官吏，判决出入轻微失误的暂且不予追究，涉及贪赃徇私的按律追究。后来景泰四年四月，命令各处巡抚、巡按官员只需防审三司以及巡按御史所审理的罪囚，各府卫则按正统九年的成例，专门委派布政司、按察司两司防审。

正统十二年四月，派遣刑部、大理寺官员前往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司，会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员审核录囚。死罪中情有可悯、有可疑之处以及事情没有证佐可以定案的，具本奏请处置。徒刑、流刑以下的，减等发落。原审官员因过失导致误判等罪，一律不予追究。

这是因为御史吕渊上奏而实行的。

正统十四年五月，命令太监金英会同法司录囚。

当时大理寺卿俞士悦等，因为春夏干旱，请求防审刑狱。皇帝命令太监金英会同法司堂上官审理，审查在押、听候判决的罪囚，情节重大的分类记录实情上奏处置。

【臣】等谨按：《刑法志》记载内官会同法司审录，始于正统六年，命令何文渊、王文审理京师的疑难案件，敕令内官兴安、周忱、郭瑾一同前往南京，敕令也是如此，而特命内官审录，是从此以后开始的。景泰六年，则命令太监王诚；成化八年，则命令司礼太监王髙、少监宋文毅。宦官这类人，竟然公然与大臣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审决罪囚，极大地有辱国家体统，实在难以言说！国家设置官职，如此完备，在朝廷内有三法司、科道官；在外有巡抚、巡按、按察使等，难道还不足以办理此事，而要如此烦劳宦官防审吗？况且刑罚，是人主威权所出的凭借。汉代有黄门狱、北寺狱，使宦官得以专擅刑罚，从而穷究钩连党人，屠戮名士，国运于是转移。明太祖鉴于前代的失误，曾经镌刻铁牌置于宫门说："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干预者斩首。"敕令各司不得与内臣有公文往来，立法可以说是很严格了。再传两代之后，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探臣民隐私之事，各项大权都归于宦官。此后厂祸迅速兴起，三大案接连发生，其危害于是与大明王朝相始终。这正是欧阳修所说的"虽然想要悔悟，但形势已经无法摆脱"，实在令人畏惧啊！

代宗景泰六年六月，禁止审讯囚犯的两种弊端。

大理寺正向敬进言，审讯囚犯有两种弊端，其一：判罪不当者，就被重新调审，痛加拷打三四次，仍旧依照原来的拟判，难免有冤屈。请求从今以后，三次不服的，送到别的衙门重新推鞫，原审判罪不当的官员要治罪。其二：斗殴、辱骂、违反期限等类的轻罪，法律条文中有正式条款的，法司认为按正条判罪太轻，就往往依照"不应"条从重判处。至于买放、枉法、强盗窃盗等项赃罚的金银，法律规定要追缴原物，如今却准许折算成费用追缴钞钱。这些都是轻重不当的地方，请求下令严禁，一律依照法律规定执行。皇帝依从了。

英宗天顺三年十月，确定朝审的制度。

命令每年霜降后，凡是应当判决的重罪囚犯，由三法司会同公、侯、伯共同审核，永远作为固定的成例。

宪宗成化五年六月，申明大理寺防审问刑官的制度。大理寺评事张钰进言："设立大理寺，是用来审核录问刑部、都察院审理的罪囚。其中如果有判罪不当的，一再驳回，并令改判；如果仍然不当，就允许防问。这是旧有的制度。近来见到南京法司多用酷刑逼迫囚犯，使受到弹劾的人被迫诬服，也只是改正而不加治罪。请求从今以后允许本寺防问，寺卿王槩再复奏。"皇帝依议照准。

成化七年八月，申明罪囚有申辩之词的，改调别的官员审问的成例。

刑科给事中白昻等进言："大理寺审核录问罪囚，防查所拟罪名，都记载在各司的职掌之中，极为详细周密。近来大理寺审核录问有申诉冤枉之词的犯人，驳回再审的多，移交调审的少。以及巡抚、巡按官员和外地衙门详议所属申报的囚犯，其

译中有情况可疑的，也都驳回再审，导致被偏执己见的官员对待，不给予辩明的机会，多使用非法的酷刑，罗织成狱。囚犯因担心被驳回，必定遭受更加严酷的刑罚，即使有冤枉，也不敢再申诉。今后请命令京城内的法司遵照各司职掌的成例执行，在外地防审所属申报的囚犯，其中如果有审问口供不明、判罪不当以及有申诉冤枉之词的，都应听从改调别的衙门审理，不许仍旧由原审官员审理。"奏疏下发法司议定，依照所奏，皇帝准许。

成化十四年九月，确定防审重案的相关事宜。

大理寺评事周茂建奏准：凡是确实犯有死罪的重罪囚犯，推问取得口供，依律拟定罪名要明白清楚，连同证佐和相关人员的卷宗一并具本，都发交大理寺审核录问。如果有口供不明、拟罪不当、申诉冤枉不肯服罪的，都要驳回重新审问。如果口供明白、拟罪合乎法律、心服口服的，大理寺将审核认可的缘由奏请皇帝钦定，批准依律处决，才回报原审衙门在押看管，照例具本上奏，将犯人押送到承天门外，会同多位官员审核录问。审核录问之时，原审、原核以及接管的官员仍要带原卷宗听候审核，案情属实、无申辩之词的，复奏处决。如果遇到囚犯翻供喊冤、有申辩之词的，各官仍要亲自一一按卷宗陈述其始末原由，以及原先审问核查过的缘由，听凭众官员公正详加核实，如果确实有可怜悯、可怀疑之处，或者应当再加审问，一并列明缘由奏请裁定。

成化十七年，弘治四年确定两京，弘治五年确定大审的成例。

当时因为久旱不雨，谕令法司谨慎用刑。命令司礼太监怀恩会同三法司堂上官在大理寺审核录问，称为"大审"。南京则命令内守备执行此事。从此确定为定例，每五年派遣内臣审核录问，作为常例。所怜悯疑难而放遣的人，常常比热审时多一倍。

孝宗弘治二年，敕令法司详加审核。

敕令说：凡是人命案件没有尸体可以检验的，或者尸体已经腐朽难以辨认的，盗贼案追查不到赃物证据的，或者赃物有假的，或者情节与法律不相符的，或者情罪有可怜悯、可怀疑之处的，或者屡次申诉喊冤而不服判决的，或者长久等待证佐而未能获得的，都要说明情节上奏审谳。审问的时候，尤其要详细审察神色言辞，旁询知情人证，不要回避嫌疑，不要任凭个人好恶，不要以权贵要人而区别轻重对待，务必要查得实情，以保全百姓的性命。原审官员因过失出入人罪的，不予治罪，务必要竭尽心力，明断案情，并以宽恕仁厚之心执行。

敕令天下各司详细录审重罪囚犯。

命令法司每年立秋时登记造册在外地在押的重罪囚犯，不分有无诉讼以及有无供词，一律具本上奏，转发各该巡按御史会同都、布、按三司以下，南北直隶转发派遣的审刑主事会同巡按御史，督同都司以下秉公研审，除案情属实、罪当其罪的按例处决，如果确实有冤屈被压抑的，立即为其辩理，案情可以怜悯、怀疑的，直接具本上奏裁定，其中没有转报详情的责令转报详情，没有审问了结的督促了结，都要遍历各衙门逐一研审，作为定例。

弘治十三年二月，因灾异清理天下狱囚。

户科给事中邱俊认为，京城内外问刑衙门的罪囚，有的被监禁四五年，甚至数十年，冤屈之气郁结，都足以招致灾异，请求通行天下，将现在在押三年以上、案情属实的罪囚，秋后处决，其中案情可以怜悯、怀疑以及事情难以查明的，不拘泥于已定的案卷，都要重新辨明。到四月，刑部议覆认为，两京的罪囚每年夏天审核录问，秋后又派官员重新审核，以及每五年又命太监等官员会同审核，已经有了成法，应当照旧执行，其中各布政司的审核录问，不必等到明年，请求按照邱俊所奏，暂且执行此事，此后仍每五年派遣一次官员。皇帝依从了。

世宗嘉靖六年八月，编纂《钦明大狱录》，颁布天下。

【臣】等谨按《钦明大狱录》，是张璁等人代理三司职务时，请求于皇帝而编成的。名字叫"钦明"，实际上是冤狱罢了。如今保存这部书的名字在此，作为嘉靖初年的旧有典章，让阅览古事的人，借此推究其来龙去脉，也是考察镜鉴的一种辅助。当时，李福达

译有罪，出入郭勋家中，御史马录穷究此事，于是科道官交相上章弹劾郭勋。郭勋自己向皇帝申诉，说自己因为议礼一事触怒众人，皇帝相信了他，将马录等人全部逮捕关押，并命令张璁、桂萼、方献夫代理三司职务，重新审讯。拟判马录挟私、故意入人于罪，免除死罪，永远戍边。其中因为弹劾郭勋而遭拷打致死的有十余人，其余的人都被削去官籍、发配戍边。张璁等人自认为平反有功，因此有了编纂此书的请求，皇帝依从了。《刑法志》说："这个案子所判定的罪名，大抵是张璁三人平素怨恨的人，用祖宗定下的法律来供权臣排挤陷害之用，而皇帝却没有觉察。"在此之前两年的冬天，刑科给事中刘济请求平反刑狱，进言说："国家设置三法司，专门审理刑狱案件，有的主管审讯，有的主管评审，权奸不能凭恩怨来出入人罪，天子也不能凭喜怒来决定轻重。"这已经切中当时的弊病，但皇帝没有觉察，渐渐发展到严嵩父子窃取权柄，其权势威柄承继张璁而更加厉害。这祸端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

嘉靖二十年三月，命令各省所派遣的审谳官员，不得回避嫌疑、顾忌迎合。当时按照每五年派遣官员审核录问的成例，刑科给事中龙遂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转发公文给所派遣的官员，凡是应当审理的重罪囚犯，务必虚心研审，一定能查明真实情况、可以辨明道理的，就释放遣散。审查清楚的都要迅速施行。如果确实有冤枉，而是最初审辨的官员所辨明的，原来勘问、原来审理的官员仍旧置之不问。如果审辨官员明知有冤屈，却故意不为之辨明，或者因为忌讳原审官员而诬陷定罪，后来被其他官员辨明出来的，原审、经审的官员都应当追究论处。如果本来没有冤枉，而徇私曲意宽纵的，也应当从重惩处。皇帝于是特别命令实行此事。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刑科条陈上奏审核录问的相关事宜。

给事中沈寅进言：每年霜降，会同官员朝审，草率地就完成了。今后应当命令一一唱名，宣读口供和审核情况，复核查明案情属实，有申辩之词以及可怜悯、可怀疑的实情，宣示所批复的意见，才准许带下去。又部里的臣子奉命出巡审查案件，有所平反的，可是有关衙门却故意阻挠，都是因为权力太轻，或者用人不当的缘故。从今以后应当谨慎选拔并专门委任，不完成使命不得升迁。地方官有不听命令的，听凭他们上奏，奏疏送入后皇帝批复照准。

穆宗隆庆三年十一月，敕令刑科会同商议刑狱之事。

给事中舒化进言："法律，是天下共有的准则。臣等在该科任职，应当为陛下执行法律。从今以后一切应当论罪的犯罪，应当下发法司，法司拟定意见，如果不当就下发臣等防察审看，那么天下谁还敢自行触犯明确的法律？如果有不合圣意的地方，径直用敕令施行，那么爱憎喜怒难免不会完全没有，法司与臣等就都成了闲职虚设。希望陛下屈尊容许臣等执行法律，敕令下发法司，永远作为固定的法令。"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隆庆四年九月，申明审谳决囚的成例。

在此之前，弘治十七年，兵科给事中潘释上奏："按旧例，每年会同审核重罪囚犯，大都一天就完事了。人命至关重大，应当审核的囚犯众多，如果拘限于一天，就不能从容详细审慎地处理。当初太宗文皇帝因为刑部等衙门有三百多名死刑囚犯，重新审讯都属实，请求处决，太宗又谕示说：'再审一天审不完，那就两天、三天，即使十天又有什么妨害？'这是祖宗好生的仁德，万世都应当遵循。请求命令从容研审，使没有冤枉之人。"皇帝依从了。又，嘉靖十一年十月，刑科给事中王瑄等进言："近来重罪囚犯审核，原来的案卷还没有读完，囚犯的供词还没有说完，就已经被带走了；而执笔的官员手不停地批复，况且有一百五十多人，草率地就完成了，很不合乎谨慎处理案件的用意。请求从今以后廷审稍微延长期限，命令原审衙门各自将案情朗然宣示，使众官员共同商议，务必使人心服口服。如果有可疑之处，立即加以分辨。"皇帝认为对，因此命令防审诸臣尽心详加审慎。到这时，给事中舒化进言："在押囚犯的数目几乎达到五百人，一天审谳，形势上不可能周全，应当分

译成两天。"皇帝依从了。

隆庆六年正月，申明告诫区分"矜""疑"的成例。

刑科给事中胡槚进言："律文中'矜疑'二字，在斟酌情理定罪时，很难同时并用。所谓'矜'，是指有的出于情理上不得已，有的出于形势上不得不如此，有的是被相互激怒而致，有的是出于无知而陷入罪责，一旦抵罪，其情理仍然值得怜悯。所谓'疑'，是指有的案情暧昧不明，有的前后供词互相矛盾，贴合法律条文却不相符，比照相似案例却又不合，拟定罪名，最终难以定案，这样的罪情又值得怀疑。'矜''疑'二字文字上虽然连缀在一起，含义却并不相同，如今奏章一概混用，没有区分，很失律义，请求命令刑部申明告诫各司，斟酌律令，可以怜悯、可以怀疑的情形，务必剖析清楚情理与罪责。"皇帝依从了。

神宗万历元年九月，刑科请求慎重对待朝审。

给事中侯于赵进言：朝审举行时，正是古代"狱成"、由公卿会同听审的用意。其中蕴含冤屈、忍受痛苦的，不知有多少？除了十恶、强盗等重罪之外，应当分散各司会同互相参与审核，准备制作小册子，分送给参与审核的官员，使他们清楚地知道案件的始末缘由。推问审讯的时候，不厌其详，各人所见有不同之处，要相互商议决定。再如厂卫所抓获的强盗，必须送交法司研审，不得诬陷牵连他人一概处以酷刑，共同造成罗织构陷的冤狱。刑部复奏，皇帝依从了。

万历五年六月，谕令刑部详加审核。

皇帝因为审核录问中怜悯、怀疑的罪犯不合乎法律本意，谕示说："印信关系到王朝制度，与历日、符验等物同等重要，所以法律规定凡是伪造者一律处斩，本来就不论他使用的次数以及得财多少。如今该犯情节没有可以原谅之处，照旧监押发配。朝廷每五年派遣官员审核录问，是想要申明为无辜之人昭雪，而不是想要轻易释放有罪之人。如果有罪的人侥幸获免，那么百姓就会轻易犯法，刑狱案件就会更多，这怎么能算是仁政呢？近来审核录问的官员不讲求法律的本意，只是沽名钓誉，求取体恤宽恤的美名，其中的疑难冤案，反而不能被查察清楚。今后务必要仔细推究详察，不得一概混同复核。"

万历十年四月，刑科请求敕令恤刑官员，不得任意改动原来的口供判定。

给事中张养防进言："案件贵在最初的实情，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记载的。各位大臣奉命审核审谳，依据原来的口供来区分可怜悯、可怀疑之处，批准或驳回听凭这个来定。部议是法司奉命防议复核，依据原来的奏报来决定批准或驳回，请求自上裁定。倘若有原来的口供不应当辨明释放，却被任意改定的，那么这就说明最初的实情不值得看重，而重罪犯人也可以被故意开脱了。请求敕令恤刑官员只依据原来的口供，详细上奏，或者事情确实有冤屈，也不妨先陈述原来的口供，再加上防察后的意见。"奏章下发有关部门处理。

万历十一年十月，申明审决的成例。

礼科给事中李以谦进言："每年录囚，不说是'处决'，而说是'审决'，是担心临刑时有冤屈的情况，所以要再加详审。近年各省直，遇到审决的期限，只是挑选罪情重大的处决，这是处决而不是审决。应当命令巡按御史虚心详细审谳，有案情与法律相违背、事实与供词不符的，立即为其辨明处理；事实虽然没有冤屈、但供词不服的，也要缓期处决等待再审，不要一概执行死刑。"皇帝依从了。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更改每年清理刑狱的成例。

在此之前，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刑部进言："派官员审核录问，必须等到五年一次，难免有冤枉之人，请求参照两京怜悯疑难案件的成例，在巡抚每年审核录问之外，再立一个澄清监狱的办法。每当春季和暖之时，听凭两直隶、十三省的各巡抚、巡按官员会同所属问刑衙门，各自审核本部内轻重不等的囚犯。按察司驻在省城，就审核省城的囚犯；守巡道各有分管的地方，就审核各道的囚犯。都要亲自

译巡行，不得调集案件审理以免囚犯拖累，也不得委托州县长官轻易发落轻罪案件，重罪案件仍要听凭部里复核，务必切实施行。请求每年审核一次，这样天下郡县就没有一处监狱是不清理的了。"皇帝依从了。到这时，御史李宗延进言："每年的罪犯之中，京城有热审，外地有嵗清（年度清理）。热审是会集多位官员，众人商议共同认可；嵗清却只有一位道台，似乎太过草率。而且春天举行嵗清，冬天处决，中间又有审录，上报解送的情况有三种，又太过烦劳骚扰。请求敕令刑部行文各省直巡抚、巡按官员，废除嵗清，而比照热审的成例，每年五六月对徒刑、流刑、笞刑、杖刑各减一等处理，应当枷号示众的暂时免除两个月。其中充军、死罪案情可以怜悯、怀疑的，没入官府给主人的，赃物过多、监禁已久的，由巡按大臣会同审核明白，尚未得到判决单的直接发落，已经得到判决单的等到年终一并题请豁免。这样热审的恩泽就遍及天下了。"皇帝依从了。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八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文献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九

刑考

赎刑

辽朝的制度，官员因公事而误犯罪的，百姓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的，都听凭用财物赎罪论处。

赎铜的数目，杖一百的输钱一千。

兴宗重熙元年，下诏说：因公事而犯罪的，听凭赎罪；因私事而犯罪的，各按本来的法律处理。金朝的制度，亲属之间有罪，想用牛马杂物赎罪的，就依从他们。有的犯了重罪，也听凭自己赎罪。但是担心这样与平民百姓没有区别，就用割鼻、割耳的刑罚来加以区别。

章宗泰和元年正月，新的法律制定完成，赎铜的数目都比旧例翻了一倍。

元朝的制度，各牧民的官员犯较轻的公罪的，允许罚款赎罪；官员犯夜禁的，允许赎罪；各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能承受杖刑的，允许赎罪；各罪犯身患严重残疾、妨碍判决执行的，允许赎罪。

凡是应当罚款赎罪的，每笞杖一下，罚中统钞一贯。

明朝的法律相当严格，凡是朝廷有所怜悯体恤，但受限于法律而不能施展的，就都寄托在赎罪的成例之中，这是用来补救法律过重的办法。而且国家也能借此时常征收这笔收入，来救助紧急之需，充实边防、储备粮饷，赈济灾荒、宫府颁发各项大笔费用，往往从赃罚、赎罪这两项中支取，所以赎罪的法令比历代都特别详尽。赎罪的法令有两种，一种是依照法律可以收赎的，一种是依照条例可以纳赎的。法律规定的赎罪不敢随意增减，而纳赎的条例则根据当时的情况权宜变通，前后各有不同，这个开端是从太祖时期开始的。

凡是依律赎罪，比如天文生学习专业已经学成，能够专门从事这项事务的，犯了徒刑、流刑的，改判杖一百，其余的罪都可以收赎；妇女犯徒刑、流刑的，改判杖一百，其余的罪也可以收赎。凡是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以及有残疾的人，犯流刑以下的罪可以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重残疾的人，即使是盗窃、伤人的罪，也可以收赎。凡是犯罪时尚未年老或患病、事发时才年老患病的，依照年老患病论处；犯罪时年幼、事发时已经长大的，依照年幼论处，并且都可以收赎。如果在徒刑的年限之内才年老患病的，也是这样处理。至于诬告的成例，告发两件以上的事情，轻的属实、重的属虚，告发一件事情、把轻罪诬陷为重罪的，已经判决执行的，全部抵消剩余的罪责；尚未判决执行的，笞刑杖刑可以收赎，徒刑流刑改判杖一百，其余的罪也听凭收赎。又，因过失伤人的，比照斗殴伤人罪，依律收赎。已经服徒刑五年、再犯徒刑的，也可以收赎。如果犯徒刑、流刑而准许留下奉养父母的，只需改判杖一百，其余的罪可以收赎。至于条例上的赎罪，也有两种，一种是罚役，一种是纳钞，而这个条例又经过三次变化：罚役后来大多折算成工值，纳钞的钞法已经败坏，就改为纳银、纳米了。

太祖洪武六年正月，制定官员以俸禄赎罪的成例【并见于《刑法志》】。

因为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当受笞刑，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