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

译二十四年，太祖称吴王）平定江汉之后，就命江西行省设立货泉局，颁布大中通宝大小五等钱的样式，命其铸造。到这时，就命户部及各省铸造洪武通宝钱。其制式共分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当三、当二钱都各按其面值的数目定重，小钱重一钱。各行省都设立宝泉局，与宝源局一并铸造，并严禁私铸。《明会典》说：「洪武年间铸钱的则例，当十钱每一千个，铸钱连同火耗共用生铜六十六斤六两五钱；当五钱每二千个，用铜数与前相同；当三钱每三千三百三十三个，用铜六十五斤九两二钱五分；折二钱每五千个，小钱每一万个，用铜数都与当十钱相同。每一千个之数，每斤铜之外再增加一两火耗。铸造小钱一百六十文，需当十钱一十六个，当五钱三十二个，当三钱五十四个，折二钱八十个，各自折合小钱一百六十文。铸造工匠每人每天铸当十钱一百二十六个，当五钱一百六十二个，当三钱二百三十四个，折二钱三百二十四个，小钱六百三十个。」臣等谨按：据洪武实录，设置宝源局铸造大中钱，是太祖尚未即位建元时的事。大概明太祖将要建立国号，本意在于"大中"，后来占卜得到"大明"的结果，所以当时的钱文才有"大中"的名号。《明会典》及万历《会计录》都以为是在洪武初年，王圻《续通考》也沿袭了这个错误，如今根据实录加以订正。

四年二月改铸大钱为小钱

宝源局所铸的大中通宝大钱，都在背面铸有"京"字。后来多数不再铸这个字，民间因为第二等大钱没有"京"字而不肯流通，所以改铸为小钱以方便使用。

六年十一月，下令私铸钱作废，铜料交官，以官钱偿还。

应天府上奏说，私铸钱妨碍钱法，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遇到私铸钱，准许作为废铜交官，每斤给官钱一百九十文作为补偿。各项税课中如有私钱，也一律重新铸造。

八年三月，停止宝源局铸钱。

在此之前，元年七月，命户部及各行省停止铸钱，不久又重新开铸。到这时，因推行使用宝钞，于是停止宝源局铸钱。第二年六月，同时停止各省宝源局。十年五月，又命各省设立宝泉局，铸造小钱，与宝钞一并流通，一百文以下只用钱。二十年，又下令停铸。

臣等谨按，明初设立的钱局，在京城的叫宝源局，在外地的叫宝泉局（起初名为货泉局，后来改名），但外地的也有称宝源局的。《明会典》说：「洪武九年撤销各布政司的宝源局。」《大政记》说：「洪武二十二年一并设置各省宝源局。」都是这样的记载。此后在京城也设有宝泉局。《春明梦余录》说：「国初铸钱专门隶属于工部宝源局，天启二年才增设隶属户部的宝泉局。」也是这样的记载。

十年八月，设置宝泉库。

二十二年六月，收缴废铜铸钱，更改制定钱的样式，并设置各省宝源局。

工部尚书秦逵上奏说：「铸钱本应与宝钞一并流通，不应当停罢，请求收缴废铜进行铸造，以方便百姓使用。」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并且下诏更改制定钱的样式，于是规定生铜一斤铸造五等钱各若干文（详见前面《会典》所载）。第二年十月，又重新制定钱的规格，规定每枚小钱一文用铜一钱二分，其余四等钱按小钱的规格依次递增。到二十六年七月，因为铸钱扰民，又停止各布政司的宝源局，京城则仍旧照常铸造。

臣等谨按《会典》记载，这一年下令铸造小钱一十文至五十文以方便百姓使用，每生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等语。万历《会计录》、《名山藏》、《泳

译化类编》、《春明梦余录》所记载的都相同。可是宝钞有几十文到一百文不等的面值，铜钱无论大小，一文自然就是一文，可这里却说"一十文至五十文"，这是什么道理呢？查考实录，原来这一年四月是铸造小钞以方便百姓使用，从一十文到五十文；六月才更改制定钱的样式，才有生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等语。这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会典》直接把它们并作一件事记载，其他各书也就沿袭这个错误而没有仔细分辨了。又，这一年规定，生铜一斤铸小钱一百六十枚，这是每一文重一钱。第二年又下令小钱一文用铜一钱二分，大概是比旧例加重了，所以这样说。其余四等钱按小钱的规格依次递增。然而王圻《续通考》与傅维鳞《明书·食货志》都有"一钱"二字，而实录、《会典》都直接说用铜二分，这样陡然减少到这个程度是不合理的。查《会典》所记洪武年间的则例，小钱一万个铸造连同火耗，用生铜六十六斤六两五钱，那么每一文总共应当重一钱有余，这与每文用铜二分的说法不合，应当是有脱漏错误。

二十六年，制定在京城和在外地铸钱的条例。

凡在京城铸钱，行文移交宝源局，委派官员在内府设局，每季度核算工匠人数，所需用的铜、炭、油、麻等物料，行文下达丁字库等处支取，铸造完成后入库收贮，奏报朝廷，派遣官员分类押送司钥库交纳。在外地的各布政司一并铸造，工部分类行文各司，行文下达宝源局，委派官员监督工匠，按照京城的则例铸造，就在当地的官库收贮备用。各处炉座及铸钱数目：北平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四百文；广西十五座半，每年铸钱九百三万九千六百文；陕西三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二千三百三万六千四百文；广东十九座半，每年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四川十座，每年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山东二十二座半，每年铸钱一千二百一十二万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年铸钱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年铸钱一千三百一十二万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年铸钱六千七百六万八千文。

傅维鳞《明书·食货志》说：「洪武年间，天下一共开设钱炉三百二十五座，每年铸钱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一万四千八百文。此后数目多有增减，已经无法考证了。」

臣等谨按，炉座及铸钱数目详细记载于《诸司职掌》，唯独没有记载云南、贵州、湖广、福建四处，到弘治十六年才照浙江等处的定例，全都实行开铸。至于《明书》所记载的炉座总数，与《诸司职掌》的记载有不相符之处。

成祖永乐六年，铸造永乐通宝钱。

到九年，又派遣官员到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造永乐通宝钱。

宣宗宣德八年十月，命工部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布政司铸造宣德通宝钱。

十年十二月（这时英宗已经即位），放宽使用铜钱的禁令。

自洪武二十七年以来，因为钞法推行受阻，严格禁止使用铜钱。到这时，梧州知府李本上奏说："律法规定宝钞与铜钱可以一并流通，如今两广一带交易都用铜钱，一经查出就以违禁论处，百姓多有不便，请求按照律法准许铜钱与宝钞一并流通。"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景帝时期，因为钞法不能推行，又重申铜钱的禁令，不久又听任百姓兼用铜钱和宝钞。

景帝景泰七年，因为内外私铸铜钱的人很多，通令禁约。

中兵马司指挥胡朝鉴上奏：京城内买卖交易只用永乐钱，苏州、松江等地

译约。」户部奏请批准，九门税课衙门收钱，除破碎、伪造的以外，其余不论年代远近，只要是完整的铜钱，就一律准许使用，不许刁难挑拣。仍旧出榜禁约，命令东西两厂、五城兵马司缉查追究处治。

宪宗成化元年（《明会典》记作三年，现根据实录改正）七月，下诏通行钱法。凡商税课程，钱和钞各半兼收。

每钞一贯折合铜钱四文。到六年，命令各处的船料钞每贯折合铜钱二文。十年四月，批准巡视江西侍郎原杰的奏请，户口食盐税兼收钱钞，每钞一贯折合铜钱二文。

三年四月，重申命令文武官员军士，折色俸饷，钱、钞兼支。

在此之前，户部因为钱法不通行，请求命令天下各司凡是征收、支给钱钞，都要兼用，到这时有阻挠此事的人，户部于是奏请重申这个命令。到第二年，就命令京官折俸钞三成、钱七成，每钱二文折合钞一贯。

十七年二月，严禁私铸私贩。

命令京城内外买卖交易，只准使用历代钱以及洪武、永乐、宣德旧钱，每八十文钱折合银一钱，不许掺杂私铸钱，如有违反以及贩卖和私自铸造的人，依律究治，告发捕获的人给予奖赏，明知情由而不告发的人一旦事发连坐，仍旧在各处通行铜钱的地方通令禁约。

孝宗弘治三年六月，命令天下各司发放所储存的洪武、永乐、宣德钱，与历代钱一并流通。

从二年九月起，户部就说：洪武、永乐、宣德钱都积存不用，应当疏通它们，请求用来充作官吏折俸之用。其中折收的商税、户口钱，命令一半收历代钱，一半收洪武等钱。如果没有洪武等钱，就以二当一。得到皇帝的批准。到这时，就命令发放库存的洪武等钱与历代钱相兼流通。到十六年（《明会典》记作十八年）二月，又命令全部发放两京及各处库存的洪武等钱，与弘治通宝一起支给官员俸禄及物价。武宗正德二年八月，南京户部上奏：近来税课钱解运到部，必须历代钱与洪武等钱各半。但洪武等钱库存虽然多，发放的却还很少，况且弘治通宝铸造还没有完成，市面上还没有流通，解户措办来不及，官府收受也有困难。如果命令折收旧钱以二文当一文，反而更加负累。请求从今以后不拘泥于各半之数，新旧钱都暂且收受，等弘治通宝铸造完成，再按例各半兼收。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六年（《明会典》《会计录》都记作五年）二月，给事中李铎上奏：钱法败坏于私铸，请求把新铸的低劣钱、倒好钱、皮棍钱等各种名色一律革除不用。把洪武、永乐、洪熙（这两字疑为衍文，洪熙年号短促未曾开铸，到嘉靖年间才补铸）、宣德、弘治通宝以及历代真正大样的旧钱相兼流通，不许以二当一。如有仍旧沿袭以前弊端的人，各按律治罪。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七年正月，司礼监张永上奏：洪武等钱以及历代钱按例应当兼行，但内库没有发放，外面没有征收，导致民间以二折一，物价腾贵。请求把内外库存现有的铜钱，敕令户部商议奏请发放征收的办法，使官民两便。户部覆议批准，出榜晓谕军民人等，不分年代远近，钱样大小，只要是完整的铜钱，每七文当银一分，不许以二折一。仍请求把职官的折色俸给，以十分为标准，一分折钱九分，抵充银两；在京城的九门税课，在外地的各钞关，以及官府买办估价、里甲收受钱粮，都收历代旧钱与本朝的钱相兼使用。仍命内府天财库将收积的洪武等钱与近来铸造的弘治通宝查明后按数发放支用。

臣等谨按，弘治初年就已下令发放各处储存的洪武等钱，与历代钱一并流通。到张永

译请求发放库钱的时候，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而张永的奏疏却直接说，内库没有发放，外面没有征收。那么前面所说的那些，都不过是一纸空文罢了。要想让铜钱流通顺畅，那么发放比征收更为急迫。可是虽屡次下令发放，最终却难以发放出去，是因为宦官从中作梗、舍不得放。看弘治、正德年间，大学士刘健等屡次上奏司钥库的铜钱，该部奏请支用，内官辗转推延，直到如今还没有发放，这就是明证。既然如此，那张永难道不是内官吗？为什么偏偏他要请求发放？回答是：争利相互倾轧，往往会有这种情况。司钥库太监忌恨承运库独占利益，所以请求收钱；承运库太监忌恨司钥库独占利益，所以请求收银（都是正德二年的事）。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件。京城的弊病，是宦官从中作梗造成的。那外省又是谁在作梗呢？回答是：天子脚下尚且政令都行不通，外省更是鞭长莫及，自然都敷衍了事，诏令大多被废置不行了。

十六年二月，铸造弘治通宝钱。

在此之前，二年九月，户部请求命令宝源局并各省开局铸造弘治通宝。皇帝认为各处开铸难免纷扰，只让宝源局铸钱，命工部详细商议后再上报。工部说："如今民间洪武等钱都不使用（陆容《菽园杂记》说：洪武钱在民间全然不流通，我年轻时还常常见到，如今再也见不到一文了），倘若铸造弘治通宝也不能流通，白白耗费而没有益处。"于是就停止了。到这时又命令商议铸钱，户部就商议命令两京各省照《诸司职掌》所记载的数目多少（详见洪武二十六年条）请求酌情增减。北京照初年北平的旧数，南京地域广大应当增加一倍，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西、广西、陕西、广东、四川都照旧数，湖广参照浙江，福建参照广东，云贵参照四川，每年陆续铸造。得到皇帝批准施行。三月，给事中张文陈述铸钱的事宜，对户部说："旧时没有通行铜钱的地方务必设法推行。臣以为向来钱法不通的地方，形势上难以骤然改变，况且《诸司职掌》没有记载云贵闽广四处，宣德年间也只在浙江等四处推行，这一定是有深意的，应当先把两京的样钱发到那些地方暂且流通一次，等形势能够逐渐推行，再开铸也不晚。如果习俗实在难以改变，姑且顺其自然。"户部又说："山西、陕西、贵州都是遭受兵荒的地方，应当酌量减少铸造数目。查去年天下水旱灾伤共有二百七十多处，不如一律酌量减少，等到年成丰收、百姓安定，再另行商议应当如何处理。"奏疏呈上后，命令仍旧照原议施行。第二年六月，南京吏部侍郎杨守阯上奏："南京宝源局应当铸造弘治通宝二千五百六十六万文，花费不少，如今灾伤特别严重，请求暂停铸造。"皇帝命令酌减原数的三分之一。十八年五月，皇帝命令户部查明弘治通宝到当年为止已铸造的数目。户部说："各处所铸造的才达到十分之一二。"皇帝认为铸造已经很久了，为何只有这么点数目，命令工部再仔细商议，并查明已花费的工料数目上奏。六月（这时武宗已经即位），给事中许天锡等人陈述铸钱事宜十条，其一说："安置铸造工匠，先前所抓获的山东盗铸犯金山等人被押送到局，正逢大赦得以原宥，请求暂且留下他们铸造，等教会了各个工匠之后再遣散。"其一说："考究铸造的方法，铸钱必须兼用锡，这样铜液流动得快而容易铸成，请求每斤铜酌量加好锡二两。""有人拿铅锡冒充铜的，以盗铸论处。"其一说："核算物料，金山等人的铸造方法只用生铜很少加锡镴，图省便

译就简化处理，而钱的轮廓粗糙，色泽暗淡，用石炭代替木炭，用松香代替桐油，只少量使用黄蜡、硫黄、稻草数束而已。至于牛蹄、磁末、沥青、焰硝等项，都应当一并减去革除。"其一说："爱惜浪费损耗，每文钱削下的铜屑多达二三分，白白丢弃很可惜。请求敕令委派官员设置淘沙的器具，把灰土中的铜末淘出来作为正项支用。"工部覆议：金山等人除去免除军役，暂且留下教习，如果有逃跑的，仍依照原来判定的谪戍处理。其余的都按所议施行。后来又题请批准铸造弘治通宝，每文重一钱二分。到正德二年，弘治通宝还没有铸造完成。四年，御史段家上奏陕西遭受灾害，请求暂停铸造。工部覆议，各省有灾伤的，铸钱应当一律停止。四月，就命令各处暂停铸钱。七月，就下诏推行洪武、永乐、宣德、弘治通宝等钱。

臣等谨按实录，洪武三年十二月，潭州百姓艾立五等人，因私铸铜钱被判处死罪，皇帝特地下令免除死罪，杖责后发往宝源局服工役。后来成化十四年八月，也曾特别赦免私铸犯人的死罪，因为他们父母年老的缘故。到正德初年，则是把盗铸犯充军，因金山等人的铸造方法便利，于是免除他们的军役，留在局中教习。

世宗嘉靖六年，铸造嘉靖通宝钱。

奏请批准铸造嘉靖通宝一千八百八十三万四百文，南京宝源局铸造二千二百六十六万八百文，每文重一钱三分。又命令工部照永乐、宣德年间的先例，派遣官员到直隶、河南、福建、广东铸钱解运司钥库备用，每七百文铜钱当银一两。到十八年十月，补铸嘉靖制钱不足的数目，户部商议分派南北工部监造。十九年八月，工部覆议，铜锡等物料都出自南京，况且南京工艺精巧而物价便宜，于是都命令南京工部铸造。二十年五月，工部上奏铸造制钱得不偿失，请求暂时停止，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二十三年正月，又命令工部铸造嘉靖通宝钱，依照洪武年间的折二、当三、当五、当十的样式各铸三万文。三十二年十一月，谕令工部铸造洪武到正德年间共九个年号的钱，每个年号一百万锭，嘉靖年号一千万锭，每一锭五千文，其中工部铸六分，南京工部铸四分，各自分铸。十二月，因为户部、工部说铸钱工本不够，批准将嘉靖通宝每年陆续铸造进呈。这一年定下条例，命令黄铜照例发放，户部买办的锡、麻等物料行文甲字等库支取，柴炭、工食等项由工部核定料价支给，以本部侍郎提督，本司员外郎监造。四十二年题请批准，每一千文铜钱旧例重七斤八两，如今重八斤，每用铜五万斤、锡五千斤，铸钱六百万文，共重四万八千斤，除去耗损四千斤，仍剩下铜锡三千斤。凡进呈的铜钱务必称足数目，才准许运进司钥库交收。后来盗铸日益滋生，判处死罪的案子天天上报，终究不能禁止，皇帝对此很忧虑，询问大学士徐阶，徐阶陈述了五条害处，请求暂停铸钱，应当给付铜钱的一律改给银两。四十三年十一月，皇帝就审讯治罪宝源局的工匠侵吞物料、克减工时的罪行，命令该局铸造暂行停止。

《明会典》说：嘉靖年间，铸钱的则例，通宝钱六百万文，共需用二火黄铜四万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锡四千七百二十八斤。铸造工匠的工食，每一百文钱，给银三分八厘。

范守己《肃皇外史》说：嘉靖初年，听从朝廷的商议，命令宝源局及南京、云南铸造嘉靖制钱，发放到民间贸易流通。不久所铸造的钱式样不一，有金背、火漆、镟边等名目，百姓大多能够通行使用。过了

译很久，谏官建言：铸造镟边艰难，耗费工匠的劳力，请求革去镟车，改用鑢铴代替。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于是铸造工匠竞相掺杂铅锡，图省事而草草处理，钱的轮廓变得粗糙，色泽暗淡，与从前大不相同了。奸徒纷纷仿效，盗铸的劣钱一天天滋生，贸易受阻不通，民间大受困苦。因为盗铸案件天天上报死罪，始终无法禁止，于是就停止了宝源局的铸造。

臣等谨按：嘉靖年间补铸先朝九个年号的钱，就是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这九个年号。其中建文、景泰两朝没有经过补铸，其中只有洪武、永乐、宣德、弘治四朝原本就有旧铸的钱。至于洪熙、正统、天顺、成化、正德时期，史书没有记载铸钱之事，那些流传到后世的这类钱币，应当是嘉靖年间所补铸的。

十二月，因为私铸钱阻碍官钱流通，谕令户部妥善处理钱法。

私铸的弊端已经很久，难以改变。正德年间甚至有以四折一、恶劣破烂不堪的钱，叫做倒四（后来又有倒三、倒五、折六、折七等名目，见嘉靖十二年四月孙锦的奏疏），也盛行一时。嘉靖三年四月下诏：旧铸的好钱每七十文当银一钱，那些私铸的伪钱要从重论处不予宽贷。到这时皇帝谕令户部：听说市面上都使用私铸钱，前代的旧钱以及本朝的通宝钱都被阻滞不能流通，要迅速商议处理禁约的办法。于是户部逐条列出五件事：一是遵照使用制钱，一是严禁私铸，一是严禁私贩，一是体察顺应民情，一是督促收纳官铸钱。皇帝认为禁钱应禁止私贩，只应禁止私铸的伪劣钱，其余不必禁止。所议的其中一条，一百四十文中钱抵七十文好钱，这样奸弊终究难以禁绝。从今以后命令市面上只使用好钱，以七十文当银一钱，与制钱相兼通用，督促收纳官铸钱。如果命令私铸的地方开局铸钱，那么奸弊会更加滋长。命令查明历朝没有铸造过的钱一律予以补铸，与嘉靖通宝兼用。如有敢阻挠不予流通的，缉拿从重治罪。于是商议批准内外税课等项都命令兼收新旧制钱，买办物料照例支给，民间交易一律遵照施行。敢有把持市场不遵照使用的人，按违例治罪。又命令晓谕京城内外商贾铺行，凡有收积的新钱，限一个月内全数到官府自首上交，照铜价给予价银，免除其私贩之罪。此例颁布之后敢有隐藏不报的，一旦事发照私铸从犯的条例发遣，仍旧对之前盗买贩卖的人一并追究治罪。收缴上来的新钱随即销毁熔化入库储存，等候铸造大明通宝时取用。又命令晓谕京城内外行户，除私铸的新破铅铁等项自首交官换取而不再使用外，凡是完整的中等样式旧钱，每一百四十文当银一钱，与洪武等钱一并随意流通使用。到十五年九月，巡城御史阎邻等人说：本朝所用的钱币有两种，一是制钱，一是旧钱。一百六十年来两种钱并用，虽然有伪造的，但与原来的制式还相差不远。近来京城的钱又轻又薄又小，一碰就碎，字迹虽然还在但文样已经模糊难辨，甚至有不用铜而用铅铁的，不用铸造而用剪裁的方法制成的，每三百文才值银一钱，制钱、旧钱反而被壅塞阻滞不能流通。请求敕令都察院在五城张榜告示，准许用旧制的两种钱通行流通，

译其私自伪造、私自窖藏的，限半月内自行销毁，违犯的人依法逮捕治罪。又说嘉靖八年曾申明禁令。而奸党私下相互勾结，各自关闭钱市，以致物价飞涨，那禁令于是就废弛了。如今又重蹈覆辙,请求暗中侦察其为首生事的人,将其治罪，奸邪之风才可以止息。于是把所缴获的伪钱进呈皇帝，皇帝也厌恶那些诡诈滥造的行为，命令立即施行禁令，胆敢仍旧铸造使用以及阻挠禁令的人，一律缉拿从重惩治。三十二年十月，议定处置钱法之令，凡是嘉靖年间制式的钱，以七文兑换银一分；洪武等年号及前代的杂钱加倍兑换，违反的人治罪。十一月，大学士严嵩上言：去年禁止铅锡薄钱，只许使用本朝制钱，各税课衙门于是专门收取嘉靖钱，以致钱法不能通行。听说内库积存的本朝制钱很多，那些前代的杂字旧钱、大板儿等项，也恐怕年久霉烂，请求敕令该库查明发放，百千万支付给在京的官军作俸粮，这样就可以节省数十万两银子，而钱币自然就流通了。皇帝于是命令从库中拿出储存的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折价发给俸粮。在此之前，民间行用滥恶的钱，大多以三四十文当银一分，后来加到六七十文，狡诈作伪的人有的剪纸夹在钱里，仓促之间难以辨别。三十三年于是下诏，凡公私用钱，嘉靖钱以七文抵银一分，洪武等钱以及前代杂钱中品相好的都按照嘉靖钱的例子，其余的按照钱的品相高下，或十文、或十四文、或二十一文抵银一分，一切私造的钱全部禁止。当时小钱行用已久，突然革除，百姓颇感不便。不久又拿出内库的钱发给官员俸禄，不论新旧美恶，一律以七文折算，因此那些用俸钱交易的人，也都以七文强迫压低价值给百姓，百姓更加骚动不安。御史何廷钰于是请求允许百姓使用小钱，以六十文当银一分，那内库储存、用来折价发放官俸的旧钱，应当像先前诏令那样区分品相高低等差，不应当都比照嘉靖钱为标准。奏疏下发户部，户部回奏说：滥钱依法应当禁止，如果官府下令使用它，这是开了私铸的门路。内库所发的钱是从门摊税课收入而来的，原本是以七文折收的，所以不应增加数目发放俸禄。何廷钰因自己的建议被驳回而愤怒，便上疏揭发户部郎中刘尔牧专断自用，不顾念百姓的急难，并且用诽谤诋毁激怒皇帝。三月，刘尔牧被杖责革职，于是采纳何廷钰的建议，命令钱法暂且顺从民便，以嘉靖钱七文、洪武等钱十文、前代钱三十文抵银一分来行用。十年后再议此事。然而各种滥恶小钱因初禁之时甚严，虽然奉命放开，竟未能再在民间通行，百姓于是竞相私铸，嘉靖通宝便与官钱并行了。

译七年十二月，下诏赐给京官节令钱，不要用钞。

内阁大臣及一品官各赐钱二百文，其余各有差等。朝觐官吏各给一半钱一半钞，凡钞一贯折钱二十一文。当时礼部说：「旧制钞一贯折钱一千文，似乎太重了。近来治中衙门每贯折钱十二文多一点，又太轻了。请重新制定则例。」所以有这道命令。

　　三十二年严定销毁钱币之禁。

题奏批准：凡有熔毁旧钱以及现铸的钱、制作铜像、铜器等物的，都按盗铸律论罪判处。

　　三十四年四月，下令云南开炉铸钱。

给事中殷正茂上言：「两京铸钱，因铜价太高，得不偿失，可以采云南的铜，从四川运到岳州府城陵矶开炉铸造。」户部回奏说：「城陵矶五方杂处，恐怕容易滋生奸邪；云南地处偏僻，事务简单，就地依山鼓铸，更为便利。」于是敕令云南巡抚每年扣留盐课银二万两作为铸钱本钱，每年铸嘉靖通宝钱三千三百零一万二千文，命一员参政专门管理，每年十月铸造完毕，派官解送贮存太仓库以备使用。皇帝依从了。到三十七年七月，云南巡抚王昺上奏请求罢除此事，未被听从。四十四年，云南巡按王诤又说：「铸钱获利少花费多，不如征收银两解交户部。」户部回奏批准施行，五月于是罢止云南铸钱。神宗万历四年三月，云南巡按郭廷梧说：「滇中出产铜，不用来鼓铸，反而花高价到远方购买铜，哪个有利哪个有害？」户部回奏批准，又下令开局铸钱。八年题奏批准：「云南既然不使用钱，不必再铸造，其库中存钱让贵州派人搬取去充作军饷。」熹宗天启五年七月，云南又重新开炉鼓铸。七年四月，批准云南巡按朱防祯的奏请，颁发京师钱的样式，令依样鼓铸，并派副使孙同伦专门管理钱法。（有敕书。）

四十年四月，内库缺钱，命令取云南新铸的钱进呈使用，因户部尚书髙耀执意上奏而作罢。

髙耀上奏说云南的钱原是备京城和边地俸禄军粮之用，不是进呈内库的数目。皇帝于是作罢。仍命令两京拨发银二万两，由工部铸造进呈使用。到四十三年十一月，因停止工部铸钱，命令户部每年将南京、云南以及税课司解送收缴的好钱一千万文送往司钥库以备使用。万历七年四月，又因内库缺钱，想让户部铸造进呈使用。张居正说：「先朝铸钱本来是为了便民使用，留存一代的制度。铸成后量取样钱进呈，不是为了供皇上使用。」万历二年铸造之初，只进呈样钱一千万文。后来把一半进呈使用，已经不是本意了。如今如果因为赏赐所用的钱缺乏，就径直铸造进呈使用，那就是拿外府的储蓄来充实内库，大大违背了旧制。各种无益的费用，应一概裁减节省，才能使国家用度充足。不然的话，用有限的财力供应无穷的开支，将来必定有大可忧虑的事。奏疏呈上，皇帝嘉许采纳了。二十年十一月，工部奏报铸造制钱九万锭。按旧规以十分之六为标准，一分进司钥库，五分进太仓。计算每年应铸送内库的钱为一万五千锭。昨日又奉旨再送五千锭，给事中刘宏宝执意上奏说：「内廷供应的赏赐并没有比从前增加，而军事兴起后从太仓取用的却比从前多万倍。为何要减少太仓的份额来增加内廷的供应？况且内库进钱时铺垫的银两每年耗费一千一百多两，铸炉商人困苦不堪。请求晓谕按旧例铸造进呈。」皇帝依从了。

【臣】等谨案：国家外府的储蓄，动辄要加以稽查考核，而内库的积储，却常常难以清理厘定。实际上用于外部的，都是经费所不可缺少的；而用于内部的，多是

译可以省去的浮滥花费。在外面容易被人察觉，所以觊觎的人常常较少，即便是君主也常常有所节制；在内部容易虚报浮开，那么受宠幸的人一多，请求乞求怂恿的人也多，君主也乐于图方便，而不知道节制。于是花费越来越多，而形势上越发感到不够用，常常想分拨外面的积蓄，来供给内部的取用。大概起初取用没有限制，往后使用必定枯竭，弊病本来如此。所以损外益内，实在是国家财政盈亏的一大关键。像髙耀的奏疏，不过是分辨款项而已；张居正规正君主，才是充分阐明了这层道理。只是臣下能够守法力争的很少，节省用度以充裕国家储蓄，这就要看君主是否能以道来制约欲望了。

四十二年九月，又下令崇文门宣课司征收商税用钱。

此前，采纳主事花燧的建议，每钱七文折收银一分，实行了半年，而民间所积存的旧钱都壅塞积压不能流通，钱法于是败坏。于是给事中孙枝请求恢复收钱的旧例，皇帝依从了。到穆宗隆庆元年三月，令崇文门征收课税三两以上的收银，三两以下的以及九门各城的房号行户，都令收钱。神宗万历五年十一月，令崇文门收税二两以上的银钱各半，二两以下的以及各门税课、五城房号等，全部收钱。第二年十二月，又令崇文门税银三两以下的全部收钱，三两以上的银钱各半。

【臣】等谨案：嘉靖末年，税课征银而不征钱，钱法不能推行。所以自隆庆、万历以来，收钱的条例多次重申。到万历十八年六月，御史冯应凤等议论疏通钱法，仍以官私钱不能相互流通为由。说官府发给百姓的，银钱都用；百姓上交官府的，却把钱全都去掉。应该通令内外官府，一切收支征解，银钱兼收兼用等等。既然如此，那么此前收钱的命令屡次下达，而折收银两的做法依然如故。

穆宗隆庆四年三月，铸造隆庆通宝钱。

自二年五月起，南京户部因铸钱所费不赀，题奏批准停铸。三年七月，蓟辽总督谭纶上奏说：「如今议论钱法的人，都说铸钱的费用与银两相当，朝廷有什么利益？我认为每年铸钱一万两银子，那么国家就增加一万两银子的钱，流布海内，铸钱越多，增加的银子也越多，这是蓄藏财富的办法。又有人说钱虽然铸造出来，但不能强迫百姓使用。如今的钱，只想在民间流布而不想上交朝廷，所以其流通的权力常常在市井而不在朝廷。而且用年号来标识，也难免有壅塞不流通的弊病。请朝廷每年拨出工本银一百二十万，分发两京各省，就地开炉铸造，钱制必定要轻重适中均衡，每钱十文值银一分，若不够则稍微加重其制，铸钱五文值银一分，都以大明通宝作为标识【后来有巡按杨家相也请用此制，都没有实行】，希望可以行之万世。此前嘉靖等年号的钱以及历代的钱，或流通或不流通，都听凭百姓自便。发布新钱的那天，让百姓可以用钱缴纳官府，那么百姓都会觉得使用钱很方便了。」到这一年二月，山西巡抚靳学颜上奏说：「钱和银质地不同而用途相同，如今用银而废钱，钱越废弃则银越发独行，银独行则豪门大户的蓄藏就更加深厚而银也就更贵，银贵则货物就更贱而折收色银的办理就更加困难，豪门大户又乘着银贱的时候收购，等到银贵时抛出，银子积聚在豪门大户手中的越多，而流通在天下的就越少，再过几年，不知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如今议论的人说钱法难以推行有两个原因，一是获利抵不上成本，一是百姓不愿意使用，这些都不对。朝廷拿山海的出产作为财富，用亿万百姓的力

译量作为工力，究竟有什么成本什么利益可言？如果真的让百姓可以用铜炭赎罪并负责转运，那么水陆运输并济，工匠劳役则从驻军中调取，何愁没有本钱？至于说不愿意用钱的，只有奸猾的豪强而已。如果推行钱法从朝廷显贵近臣开始做起，一切事例罚款赎罪征税赏赐俸饷之类，都用银钱并行，上面这样施行，下面这样缴纳，何必担心违背民意？奏章都下达有关部门。到这时才下令铸造隆庆通宝钱，每文重一钱三分。第二年十一月，户部进呈隆庆制钱二百万文。

下令用新铸的隆庆通宝钱量为京官折发俸禄。

　　到六年，议定批准在京文职官员折俸以十分为标准，九分支给银两，一分支给钱（金背钱六厘每八文折银一分，火漆钱二厘、嘉靖镟边钱二厘都是每十文折银一分）。万历四年十二月，给事中孙训说，银库贮存的钱累计千百万，壅积着有什么益处，应该让百官俸给四分支银六分支钱。奏章下达有关部门。

四月，下令让钱流通，听凭百姓自便，不必纷扰。

此前，京城内外钱法不能流通。户部说是由于税课征银而不征钱，加上民间只使用制钱，不用古钱，私铸的人多，真假混杂，而讹言蛊惑，说制钱将要废止，于是滞碍不通。请求仍旧禁止使用滥恶伪劣的钱，制钱、旧钱都听凭相兼使用，税课、房号、行户等的银两都令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的，只许用钱。如有伪造以及阻挠、抬高压低价值的，从重治罪。皇帝下诏依从这个建议。到这时，大学士高拱说：「钱法不能流通，是由于所指的方向头绪太多，规定不统一所致，其实钱要有固定的用途，才能够通行。如今早上议定晚上又更改，始终没有定论。百姓怕今天得到的钱，明天不能使用，所以越变更越纷乱，越禁约越惊疑。我认为钱法要推行，应当听从百姓的方便。试看当年没有议论钱法时钱反而通行，近年来议论它反而不能通行，这个道理可以知晓了。希望特别降下圣旨，行钱只是听凭百姓方便，不许再多说话扰乱百姓耳目，那么人心自然安定，钱法自然畅通。」皇帝说：「钱法的确应当听凭百姓方便，不必立法纷扰。」从此钱法又渐渐畅通了。

神宗万历四年二月，铸造万历通宝钱。

谕令户部、工部：万历通宝制钱，照嘉靖式样铸造，二万锭，每文重一钱一分五厘，其中七分是金背钱，三分是火漆钱，与嘉靖、隆庆等年号的钱兼行，仍以一千万文进呈内库。两部照旧按四六分成铸造，工部请求分八千锭到南京铸造，皇帝依从了。到四月，工部说：铸钱应当以五铢钱为标准，用四火黄铜铸金背钱，二火黄铜铸火漆钱，务必求铜质精美，那些粗恶的要治罪。大约铸钱一万文，用银十四两八钱九分，零星费用多而获利少，私铸自然会平息。皇帝命令再议，于是议定铜价各减十分之一，报请批准。十一月，工部进呈铸造完成的新钱三百万，其中金背钱二百万，火漆钱一百万。十三年，又铸万历通宝钱十五万锭，其中南京工部分铸六万锭。二十七年四月，因国用不足，命令宝源局多铸以救济用度。二十八年三月，户部议定广设钱局，通行钱法，奉旨令南北宝源局加工添设漆炉，逐渐增铸，仍申明法例，一切税、赎、俸、饷、商价等项，都用银钱各半收放。有盗铸以及阻挠的，访察查拿严加惩治，以防止壅塞滞碍。明代典籍记载：万历年间铸钱的则例，金背钱一万文，共需用四火黄铜八十五斤八两六钱一分三厘一毫，水锡五斤十一两二钱四分八毫八丝，铸匠工食银三两六钱五分；火漆钱一万文，所需二火黄铜、水锡的斤两以及铸匠工食，都与前面相同。

　　四月，诏令各省一律开炉铸钱。

译

给事中周良寅上疏议论钱法，户部回奏议定四条：一、专设监铸的官员，两京由工部负责，各外省则以右布政使为主，直隶各府则由府同知负责，都听凭各巡抚、巡按查核处理。一、申明废铜的法令，军民之家有废铜愿意出卖的，听凭其自便，没有铜的不许强行搜刮，也不许互相告发。一、确定折算兑换的数额，宝源局铸钱已经很久，不能全部改变，各省直只铸镟边钱，每十文折算银一分，那些通行旧钱的地方都听凭百姓自便。一、权衡简省的办法，内外各官四品以上二分支钱，八品以上三分支钱，九品以下四分支钱，在职官员各差役银钱各半，凡是存留的钱粮以及春夏两季的纸张赎罚，都不拘泥于银钱兼纳。皇帝依从了，下诏通令各省直开炉铸造，每府发放镟边样钱一百文，直隶各州五十文，每文重一钱三分，令依照样式铸造，铸成后呈样与本地旧钱相互兼行使用。从此各省巡抚、巡按争相陈奏鼓铸事宜。五年二月，江西巡抚潘季驯上疏疏通钱法七条，其一是确定责成各府同知入省铸钱，不要因此荒废本职，只令每季将银铜解交布政司兑换新钱。其一是计算工料，铸钱一千一百文，需工费银一两。其一是议定收买旧钱，把低劣假冒的旧钱改铸新钱。其一是议定收支，本省王府的俸禄粮食银钱兼发。户部回奏旧钱相兼使用，听凭民间折算，王府俸禄粮食若愿意领钱的听凭其便，其余按议定的报请批准。闰八月，福建巡抚、巡按厐尚鹏、商为正共同议论钱法十四条，其一是计算工料，每铸钱一千文费银九钱八分左右。其一是兼用旧钱，照原定文数折换，但必须是没有低劣假冒杂在其中的古钱，也只许在民间流通，如果是钱粮赎罪则都用制钱。其一是劝导愚昧的百姓，福建的钱法废弃已久，突然推行，百姓有的疑惧，议定让铺行中诚实有身家的人听凭其自愿领受铸钱，存留官银作为资本，就照原定的折换数额把钱还给官府，官府把银子分给铺行来换钱，铺行把钱交纳给官府来抵银，那么人们就知道钱和银都贵重，铺行和百姓都能得利了。十一月，山西巡抚髙文荐上奏钱法十条，其一是增设钱局，除太原已经开局外，平阳、潞安二府是出产铜和有工匠的地方，应该各自开局分铸。其一是计算工料铜价，每百斤铜银七两，加上工匠杂费，共计九两二钱，大约铸钱一万余文，本息相权，可赢利十分之一的银两。六年七月，湖广巡抚陈瑞上疏议论钱法四条：其一，增设钱局，除省城开局外，再在荆州、衡州两府各开一局，分别铸造；其一，酌情就地供应钱，该省地理险远，运送困难，钱应该就近分发。除省城钱局照数领钱外，以后武汉、黄州、德安、岳州五府属解送布政司，承天、郧阳、襄阳、辰州、常德五府属解送荆州府，永州、长沙、宝庆、郴州、靖州五府州属解送衡州府，这样便于运送，还可以省下运费，都得到批准。十二月，户部奏称各省铸钱，至今已经两年还没有见到奏报，应当加以申饬。八年四月，给事中万象春因内外钱法不能流通，上疏请求将金背钱、火漆钱、镟边钱三种名色，酌情归并为一，通令省直铸造。皇帝认为三种钱铸造，在京师已经通行很久，听凭百姓方便，不必改铸归一。十年，诏令各地钱局暂时停止铸造，如果钱法流通，愿意仍旧鼓铸的听凭其自便。

张学颜《万历疏计录》说：「近来因钱法不能推行，于是命令从京师到各藩省的官员都鼓铸钱，以方便百

译姓。然而钱之所以未能全部流布，是因为私铸盛行而豪强百姓从中阻挠，市场价格因此受阻。所以对这两者严加禁止，把收缴的各种杂钱收归官府，全部销毁重新铸造，使用低劣假钱的人加以惩罚。这个法令一立，钱就不再滞塞了。如今京师的常俸，都是一分支钱，九分支银，此外没有全用钱作俸禄的。如果真的让各藩郡县都仿照京师的分数施行，作为百姓的表率。而经常性的赋税收入，估计其中必须用银两的，就照旧征收。至于夫马公费所供给的部分，务必都取自钱，就是赎罪的银两也要兼用钱交纳。这样施行久了而钱不流通的，是没有的事。从前嘉靖年间，因为内库不足，间或发放铜钱来抵充年例。如今如果也仿照施行，也是疏通的办法。」

张溥《国朝经济录》说：万历初年，采纳科臣的建议，令天下省直一律开炉铸造，与本地旧钱兼行。降下钱的样式，每百文重十三两，每文重一钱三分。一定要轮廓周正，字文清晰，因为铜质厚就容易做得完美。大概是仿效古人不吝惜铜料、不吝惜工本的用意，使私铸的人无利可图，不用禁止而自然停止。各省都欢欣鼓舞称便，因为比起熔铸白银来使用，本来就不如流通钱来得方便。但开炉铸造之初，允许向官府借银在州县收买黄铜来鼓铸，把红铜熔炼成黄铜使用，官吏责令百姓上交铜料、销毁器物，却不能全部给付相应的价钱，责令交铜急迫而铜价飞涨，不出产铜的地方尤其严重，这样就是还没有得到用钱的利益，却已经先遭受了铜的祸害。（弊一）等到开设了钱局，工作的费用，物料的需求，各种翻砂、看火、提罐的人，剉眼、穿条、熏色的工匠，以及熔铜、雕刻钱模的工匠，又要花费很多财物。等到钱刚开始流通，百姓乐于奉令，铜料却已经告缺，鼓铸供应不上，这样问题就不在于钱不能流通，而在于钱不能持续供应；不在于钱不能持续，而在于铜料不够广泛。钱不能持续供应而想要它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是不可能的。（弊二）不久，私钱盛行，滥恶的钱充斥市场，而查禁私铸的法令虽然严明却不申明执行，听任其与好钱兼用，收买的条例姑息而不严加惩处，用来留难阻挠，这样就是不担心真钱不能流通，而担心假钱错杂流通。假钱错杂流通而想要真钱畅通无阻，是不可能的。（弊三）等到开始行使，各种解送京城的贡赋收入，本来必须是精良的，白银就藩省的俸禄给赏、存留、盐税、薪俸、工食之类，又动辄以钱不方便使用而不肯收。所设的张贴告示追责必须执行钱法的，而对不执行的人问罪，不是先追究卖菜的雇工，就是责罚挑担的人。虽然设立了行铺，名义上是负责倒换，实际上恣意刁难，只见钱出去而不见钱进来，这样就是在上面壅塞抑制，却要求在下面必须执行，在那边强迫收受，而在这边却不肯开门倒换，那还有谁来执行呢？百姓愚昧又相互煽动，闭藏观望，而依托城社的奸猾豪强大族，又趁机煽动鼓噪，来牟取私利。今天下令，明天就闭藏起来，不到三四天就中途受阻了。（弊四）真该依照当初的建议，在国家出产铜的地方开局鼓铸，特设风宪大臣加以监督，来开发源头并输送到各省。各省都照现在户部的建议，凡是课税的征收、〇金赎罪的钱款，都收上来交到朝廷。朝廷赏赐的典礼，宗室的俸禄，百官的俸禄，都按照银钱各半发给。又设立行户的法令，用白银来倒换，而调剂钱银的机制则由上面收敛，再向下

译分散，从那边收上来，再从这边转引出去，就像泉水流入沟壑，转注不穷。又严格禁止使用低劣钱币，用严厉的法令防范，把废铜收归官府，而那些用银两的地方，各依旧例，不勉强其所不方便的，这样几种弊病去除，钱法大概就可以推行了吧？

五年十一月，令各项商价银两八钱二两兼支。（原文如此）

到三十九年十月，给事中周永春等上奏：据商人刘仲智等人告称，万历二十七年户部议定商人价银搭配钱两发给，以五十文当银一钱，搭钱三分之一，让官府以五十文支付给商人，市面上也以五十文流通，上下都通行是可以的。如今市价每银一钱能兑换钱六十六文，官府仍以五十文支给商人，每搭钱一万两，商人就折损银三千两。私下见官吏俸粮搭钱都照时价发给，希望敕令户部，将未领的价值以及自四十年以后的一律免除搭钱，如果因为制钱不宜受阻挠，应当照时价计算发给。皇帝没有批复。

六年十二月，重新确定制钱、旧钱的价值。

此前隆庆元年二月，令本朝制钱以及先代旧钱，都以八文折银一分。到这时，给事中石应岳上疏议论钱法不能通行，户部回奏重新议定钱价，于是令嘉靖、隆庆、万历的制钱，每金背钱八文折算银一分，火漆钱、镟边钱各十文折算银一分，洪武等钱以及前代旧钱各十二文折算银一分，相互兼行使用。到十三年八月，户部说：如今万历金背钱，每银一分值五文；嘉靖金背钱，银一分值四文。查最初铸造时，都是一分值十文，火漆钱、镟边钱也是这样。如今轻重不同到这个地步，怎能不赶紧加以处理？应该用办法疏散它。把库存的万历金背钱，等各商人来领取价银时给十分之二，以八文折算一分。库存的隆庆金背钱，也酌量通给官俸、商价，有阻挠的加以究治。皇帝批复批准。十五年六月，户部上奏：嘉靖金背钱，每五文折银一分；万历金背钱，每八文折银一分。遵行已经很久了，近来把嘉靖金背钱全都搁置不用，专用万历金背钱。是因为商贾设法图利，想要把所积存的钱高价卖出，来图眼前的丰厚利润，就故意偏重地推行它；想要低价收购人们所抛弃的钱，来谋求日后的利益，就迷惑众人加以阻挠。应当严加禁止，一旦查获立即从重治罪。

九年十月，曲江王府镇国将军勤□，因为私铸钱币，被贬为庶人，闲宅禁锢，其余各人降低俸禄、按等级墩锁惩处。

【臣】等谨案：此后二十二年四月，御史张蒲又说，钱法的壅塞，是由于王府私自铸造，官府的法律难以施加，请求严格禁止王府私铸，责成长史等官员负责，那么即使正了勤□的罪，终究还是不能完全禁绝这种事。

二十六年，给事中郝敬条陈议论钱法。

郝敬条陈议论十四件事，其一是责成专官，应该责成司道官员，赐予敕书让他们主管钱法，选拔廉洁能干的属官分别管理监铸，每年派遣督钱御史一员巡视，考察钱法推行阻滞的各官是否胜任。其一是确定规则，有司征税，除了起运的照旧收银外，其余存留支放的，银钱各半，不许一概只收银两。缴纳的百姓到各铸钱局兑换钱币，每纹银一钱，限兑换与八十五文。该缴纳银一钱的，只征收钱八十三文。官府发给铺户变卖的钱，也照八十三文。铺户卖给百姓的，限八十一文。百姓自相交易的，限八十文。这样百姓就有利息可图，没有不欢喜听从的了。一切俸禄薪水工食，都按银钱各半支给。赃罚纸张赎罪的钱，也是银钱兼收，或者全收钱。若敢强要全给银两，图谋收取好处的，由巡按查究。

译其一，广设钱局，大府一府设一局，酌量州县的数目来定炉的多少。小府则一道通设一局。每铸钱一文，规定重一钱二分。每铜连加锡一斤，铸钱一百三十文多一点。三年后钱多够用，再酌量减少局数。其一，开采矿铜，云南、陕西、四川、广东各有铜矿，应该选派有才干的官员担任钱运使，专门管理铜课，禁止查缉私贩。各省派官前往关口领取官铜，回省转发给各府铸造。各省应支的铜，酌量按靠近矿产的地方分派，每年应支的铜多少，就依照地方银钱各半兼支的数目定例。如应支钱一万三千三百文的，分派铜一百斤。铜必须掺和锡钱才能光润，就在该省出产锡的地方，每年征收锡若干，解送钱运司收贮。各省领铜时，照数分派搭配给领。其一，筹措工本，查该府各属存留的银两，先一年十二月预先借支征收四分之一，暂充铸钱本钱，铸成后尽先归还。每两照例计算能铸钱八百三十文。该属领回后兼银发放，或者就用来折算百姓最初纳钱的数目，大约每银一两可铸钱一千二百文。归还所借之外，还余三百七十文。如果因为就地取铜矿所费更少，照此推算，天下能借出的利息已不下百万了。其一，计算年息，查每年运司发给某省的铜锡多少，就依照铜一斤铸钱一百三十文来计算，与本省该年应铸造的钱数相比对，又依照每钱八十五文可卖银一钱来计算，与本省额定银两一半收钱的数目相比对，就可以知道各局一年该换过银两多少。如一省该存留支给银十万两，即该一半换钱，计四千二百五十万文。该领过运司铜锡三十二万四千四百九十斤多一点，该变卖银五万两解京，这就是大概的情形。其一，听凭贩卖囤积钱币，贩卖本有禁令，是担心钱少而贩卖的人多，百姓不够用。如今既然广开铸局，那么贩卖的人多了，钱反而更加流通，正应该听凭其自便。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但没有施行。

二十八年三月，发下宝源局的样钱，令湖广照样铸造。百户李鎜上奏请求在湖广开采鼓铸，得到旨意让税监陈奉兼管，发给宝源局样钱，务必采用四火黄铜，依样铸造。所颁行的地方，务必依照户部题请批准，凡存留等项，都令银钱相兼收用，严禁私铸，不许因此扰害地方。到熹宗天启元年七月，给事中赵时用上奏，此前议定设官在泸州聚铜，如果铸造则以荆州更为方便，两处都应当设官专门负责其事，皇帝命令有关部门酌情议定尽快施行。三年闰十月，御史吴之仁说，铜产自四川，而荆州则是商贩必经之路，户部应该专门派司官在荆州开局鼓铸，从四川买铜，商人贩运铜的按五分或四分交给该司上纳，照时价领价，其余的发给票据听凭出卖。没有官票的铜斤，按照私盐的律法处理，请求立为法令。铜价可以比京师节省十分之七，炭价工价可以节省十分之五。铜钱解送京城，就顺路搭乘湖广的粮船，酌量给予运费，限一年内全部解送完毕。得到批复让户部酌情议定。五年四月，于是任命副都御史董应举为工部右侍郎，专门主管铸钱，在荆州建局，统率荆西道催办铜料工程鼓铸。司官也让工部选派，再在出产铜的地方建一两个局，委派贤能的府佐官员鼓铸。不久议定拨给两淮盐课银四十八万两作为铸钱本钱。御史陈世埈上疏说，部臣不兼有宪职衔，那么统辖控制就没有权威，应当加封工部右侍郎总督天下鼓铸钱法事务的头衔，兼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职衔。荆西道也应当加以管理全省钱法的职衔，加重他的专门敕命。至于一方鼓铸，又不如让各省

译直各自鼓铸，而由部院总揽其成。凡直隶各省各选一名监司，加以管理钱法的敕衔，各府清军官也加钱法二字的职衔，都听从钱法部院管辖。凡是行钱的地方，府道州县都听从其节制。凡是铸钱行钱疏通或阻滞的情况，钱法官都听凭部院年终考核弹劾，一定要这样才能职责明确，体统端正，事权统一，血脉才能流通。得到批复鼓铸的大臣准许兼任宪职，商人买钱只许在官设的炉厂处所，如有私自相互贩卖买卖的，照私盐律治罪。

　　三十三年七月，贵州议定开炉铸钱。

巡按毕三才上奏请求本布政司鼓铸制钱救济使用。户部回奏说：立法贵在因循风俗，如今在黔地推行从来没有的事物，一下子要求必须施行，恐怕当地民俗未必没有一点阻碍。何况各省铸钱不能通行，很快就又议定罢除了。恐怕贵州省又重蹈覆辙，应当咨行本省巡抚、巡按转发所属地方酌情裁夺。如果确实可以行钱，依样鼓铸，每铜一斤铸钱一百四十文，每钱一百文当银一钱。街市贸易都令银钱并用，一切粮税纳赎等项，以十分为标准，银七分钱三分。该发给的俸禄粮食工食等也照此办理。如敢有阻碍延滞以及盗铸的，按违例治罪。倘若当地民情风俗果真有很大的掣肘之处，不妨再商议。皇帝依从了。

【臣】等谨案：万历八年，因云南钱法不能推行，而贵州正在使用制钱，便让贵州搬取充作军饷。不能说黔地是从来没有的事物，就担心民俗必定会有阻碍。要知道在创设制度之前，百姓的用度哪一样不是从无到有的？没有而到了后来有了，只要有利于百姓，即便是百姓觉得诧异认为从来没有的东西，也一定要设法引导有利之处并加以推行。何况钱币这种大利，本来是容易推行的东西呢？大抵明代自中叶以来，议定的法令不一定都恰当，法令立了也不一定都能施行。不能自我察觉是不能施行，只是觉得天下的事大多不能施行。那么即使是钱法这种必定不可不通行的事情，也常常艰难地觉得难以推行。贵州不值一提，就是云南也不能大大收取鼓铸的利益，天地间的宝藏，恐怕也要等待时机才能发掘出来吧？

三十八年十月，令各官缉获私铸者，附入考成。

工部题奏批准严禁私铸，仍施行连坐之法。各官缉获私铸的起数，附入考成，报送部里核查，加以记录。到四十三年九月，保定巡抚王纪上疏说铸钱这件事：「或者在聚铜的地方购买铜，或者在出产铜的山中设监铸造，或者多设坑冶来开导它的源头，或者兼收银钱来疏通它的滞碍。不要用铅锡损耗钱的色泽，不要用轻薄损害钱的体制。用不了几年，太仓就会充裕。不致力于此，天天依据考成的法度来督责，恐怕地方官吏没有办法着手，百姓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天下的动乱，必定会从这里开始啊。」

四十六年十月，委派官员支领库银，发放给商人购买铜料。

此前，四十三年十二月，给事中姜性等上奏：「招募商人……」

译购买铜料，常被奸猾之徒侵吞欺骗，不如佥选在京城本地有户籍、家道殷实的人户，由户部发给批文，让他们垫付本钱前往产铜之地收买，运到淮河一带查验后，酌量发给价银，其余的等运到京城熔炼纯净后再补发给他们。此外，如有京师富商、外省富民愿意自备资本承办铜料的，也准许充作商人办理。四十四年七月，给事中归子顾又上奏陈说："宝源局派遣官员购买铜料有五点便利。"到这时，户部于是请求拨发银十万五千两，交给委派的督运主事，听凭他们发交商人购买铜料，按照工部所定价格，每觔一钱五厘，共买真正四火黄铜一百万觔，限期运解京城，用来铸造钱币，皇帝依从了这一请求。到天启六年十月，户部上奏："商人领取银两后侵吞欺诈的很多，限定在半年之内将铜运解到京，如有拖延迟误的，就追究提审其家属和保人。"得到批复，依所议施行。七年九月【当时愍帝已经即位】又依从户部所奏，购买运送铜觔之事，责成铜务监督负责，不必再发交官办商人办理，一切原先给商人发批文兑付本钱的做法，全部奏请罢除。

译光宗泰昌元年十二月【当时熹宗已经即位】商议铸造泰昌通宝钱。南京监督铸钱主事荆之〇上疏说："先帝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泰昌年号已经颁告天下，应当从此时到天启元年，两京各省都铸造泰昌通宝，第二年才用天启通宝接续铸造。"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第二年于是补铸泰昌钱。

熹宗天启元年二月，颁布《天启钱式》。

到第二年三月，工部进呈铸成的天启钱一百万文。

陈悰《天启宫词注》说：司钥库检得天启钱数枚，古色斑驳，进呈到御前。皇帝问："当年拟定年号的是谁？"左右近臣以内阁及翰林官回答。皇帝很不高兴。

【臣】等谨按，天启这个年号，魏国的元法僧、梁朝的永嘉王萧庄、唐代南诏王晟丰祐，都曾经使用过，但都不曾有相应的钱币。

八月铸造大钱

万历年间，郝敬曾经请求铸造大钱，有的当十，有的当三十，有的当五十，钱文写作"大明通宝"【王本作"万历元宝"】，旁边铸"当十"等字样，与小钱按三比七或四比六的比例兼行流通，钱背文字写"私铸者斩，四邻籍没，告发者赏银一百两，诬告者反坐"。这个建议没有实行。到这时，蓟辽总督王象干奏请在两京各省设局鼓铸，所铸的钱定为六百文为一两，兼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全都用龙纹，大略仿照白银三品的制度。"当十"的钱重量是普通钱的二倍，每一百文中兼用四文；"当百"的钱重量是五倍，每一千文中兼用四文；"当千"的钱重量是十倍，每一万文中兼用四文。到第二年七月，户部进呈新铸的大钱，命令查访私铸阻挠者从重治罪。此后有人谈到大钱的弊端，五年十月，命令两京停铸大钱，专铸符合规格的小钱，以便流通使用。十二月，又下令大钱照旧使用，不许讹传阻挠。六年五月，钱法侍郎靳于中因为百姓不愿意使用大钱，陈述大钱不能通行的四条原因，请求晓谕百姓、禁止阻挠，皇帝听从了。不久又谕令工部拨发白银一万两，派官员收买大钱，改铸小钱。又命令京畿附近各地方一切赋税等项以及在京房号税课都用大钱缴纳，限期收完，改铸。崇祯末年，又下令铸造"当五"钱，还没来得及铸造国家就灭亡了。

这一年开始设立户部宝泉局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说：明初的钱法专门归工部宝源局虞衡司员外郎监督其事，到天启二年才增设户部宝泉局，由右侍郎督理，名为钱法堂，增设炉座铸造，用以补济军费，其政务归属户部，而工部所铸的钱就变少了。【臣】等谨按：《梦余录》把这件事记为二年的事，但所载侯恂的条议中却说是元年的事，现在两说都保留。

二年二月，命令铸造南京户部督理钱法关防。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给事中官应震说：京师的铜、炭、米价都比南方贵，所以留都用钱十二文为一分，京师用钱六文为一分。如果委派官员在留都设局铸造，附搭进鲜船、漕船运入京师，那么运费不多而能获得双倍的利益。天启元年十月，听从钱法侍郎王德完的建议规划，铸本十万有余，交付南京铸钱。到这时便命令铸给关防。到三年九月，御史庞凤翔说：留都鼓铸旧有的弊端有三种，新添的弊端有四种。有出马的弊端，每铸用铸本银五千两，铸出获利一千两。当出钱的时候，主管官员先取钱八十万纳入私囊，剩余的才扣除本利来偿还朝廷。往下铸钱大使及炉头工匠等各类差役，无不从中沾染好处，这就是出马的弊端。又有补秤的弊端，如铜一百斤兑出以及铸成后兑入却只有九十斤，所缺的十斤不用铜来补而用钱来补，每一两铜补小钱七文，每文重七分，共重四钱九分，算下来已经窃取铜的十分之五了。由此

译一两的情形往上推算就可以类推，这就是补秤的弊端。又有对赏的弊端，钱有磨损磋磨，产生的铜末分毫都是公家的资财，于是巧立名目，命工匠搜集得来铜末一百斤，就以一半交公，一半赏给工匠。工匠趁机作弊，偷取铜料另放他处，混充铜末上交，官员假装不知情，与工匠平分，这就是对赏的弊端。这三项弊端由来已久，如今又新添了四种弊端。南方每十二文钱折合银一分，如今借口铜价贵，搭放军粮只按十一文折算，这是从军人身上取利的第一种；搭放给商人只按十文折算，这是从商人身上取利的第二种；发给工匠的食钱，另铸一种细小的钱，十文抵不上七文，这是从工匠身上取利的第三种；旧制铜七铅三，如今却铜铅对半，所以钱的颜色不黄而发白，又减去了分量，导致每千文钱只重五斤四两，这是从铜和铅上取利的，又不知道折算成多少文钱了。这四种都是新添的弊端。要挽救如今的钱法，应当追究如今的钱官，因而弹劾户部主事马士英等人，请求分别追究处置。奏章下发有关部门。

六月陕西开铸

巡抚吕兆熊建议开铸，请求用招募士兵节省下来的银两作为开局的资本，得到批复同意施行。到五年十二月，巡抚乔应甲上奏，本省铸钱有五项便利，请求在关中设局鼓铸，皇帝听从了。六年十月，户部上奏，陕西解送的铸钱盈利，仅以万两计。查天启二年曾以节省银一万五千两作为该省铸钱本金，到现在已经五年，获利应当有数倍，该省却从来没有向部里报告，理应清查，得到批复，依照建议办理。崇祯年间，巡抚练国事上疏报告开铸情况，十年间动用铸本银一万二千余两，获利银十万七千余两【详见后面侯恂的条议】。

三年正月，四川巡按温皋谟条陈议论蜀中钱法。

温皋谟条陈安定蜀地的八项建议，其一是钱法应当通行，认为四川与云南相邻，是铜产聚集之地，以往所铸的钱由于不肖官吏克扣铜料掺入铅料，钱质低劣假冒，难以使用，况且钱粮征收缴纳时官府不肯收钱，或者收十成只放出八成，出入不一，因此钱法不能通行，请求依照京城的钱制样式，务必制作精美，每十文折合银一分，上下通行，不得增减；凡是征收发放等项以及民间交易田产，都银钱各占一半；那些零星的贸易一律用钱。有官吏或者侵吞克扣、阻挠钱法的，以贻误军兴之罪论处。奏疏下发有关部门。到五年七月，敕令四川按察司佥事魏良佐专门督理钱务关防。

十月，给事中解学龙请求在江淮铸钱。

解学龙说：吕纯如在福建铸钱用来备灾赈济，而当地百姓依赖此举。汤道衡在江西设法鼓铸，于是抵消了加派赋税的大半。如今请求在江淮各以一府佐领负责铸钱事务，必定会有成效。因为舟船往来不绝，铜料不难运到；商贾往来杂沓，钱不难散布流通；人口密集鸡犬相闻，私铸的弊端也不难禁止。得到批复同意施行。

五年五月，给事中解学龙请求搜括库存的废铜来铸钱。解学龙巡视各厂库，说节慎库旧存废铜三万余斤，用来铸钱，可以铸得制钱近三百万。得到批复批准施行。到十月，派遣工部主事徐伯征搜集铸造南京的旧铜。十二月，司礼监李永贞上奏搜取现存的铜料，专门派官催收解送。得到批复：南京的废铜六分，解送京城，留下四分供本地铸造。六年九月，工部侍郎徐大化请求领取宫内多余的铜十万斤，交付宝源局，亲自督铸，就用所铸得的利钱进贡朝廷，而铸钱的本金仍留在该局，换成银两购买铜料。皇帝听从了。七年三月，工部说铜料不够，请求搜查节慎库以及太常寺库所存的旧铜器物，以及各衙门所有的铜器，都用来供给鼓铸。得到批复同意。

【臣】等谨按，解学龙原来的奏议，是化无用为有用，并非不可以。

译但是搜括之说一开，李永贞等人便拾其余唾，其造成的一时骚扰可想而知。到崇祯改元革新之时，户部员外郎王守履说崔呈秀罪状可杀的有四条：其一，借铸钱之名，敢于毁坏太常寺的彝鼎礼器，这是毁坏皇上宗庙祭器云云【见崇祯长编，天启七年十一月】。彝鼎能有多少，即使全部用来供给鼓铸，也无益于国库中的一粒粟米，却毁弃宗庙祭祀，蔑视纲常法度，小人的肆无忌惮，实在是亡国乱政的表现。

七年十二月【当时愍帝已经即位】户部、工部进呈《崇祯新钱式》。

皇帝下令每文钱重一钱三分，务必使宝色精美有光彩，不必刻上"户""工"字样。后来又重新制定钱式，每文重一钱，每千文值银一两。南京所铸的钱轻薄，屡次经过严令整饬，于是规定每文重八分。

顾炎武《日知录》说："自古以来铸钱，像汉代的五铢、唐代的开元、宋代以后的各种年号钱，都是一面有字，一面无字。近年来才有另外铸字于钱面空白处的做法。天启大钱开始铸上'一两'字样，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的品类更加驳杂，而天下也因此大乱。"

【臣】等谨按：古钱固然未曾另外铸字于空白处，但是古往今来没有一件事不是由质朴变为文饰、由简单变为繁复的，钱文字样只是其中一端，不足为怪。钱有不祥的征兆，只有像四出纹以及粗劣恶滥的钱、乃至轻飘水浮的钱，确实不是治世所应当有的。至于样式得当、铸造精良，即使标识官署与分量于钱背，又有什么妨害呢？唐代的钱就在背面标识地名。

本朝也采用这种制度，而天下太平，未曾有什么嫌忌顾虑。明末的动乱，与钱法无关。钱法的弊端，本来就在于粗劣恶滥，不在于背面多铸一两个字。说钱的品类驳杂就导致天下大乱，这与说不应当铸年号钱的说法，同属一偏之见。

愍帝崇祯元年六月，给事中黄承昊请求销毁古钱。

自神宗初年起，听从佥都御史庞尚鹏的建议，古钱只许在民间流通，缴纳赋税、赎罪都要用制钱。天启年间，广泛铸钱，开始搜括古钱充作废铜，民间市场交易也摈弃不用古钱。到这时，皇帝在平台召见廷臣问对，黄承昊的奏疏中有"销毁古钱不用"的话。大学士刘鸿训上奏说："如今河南、山东、山西都在使用古钱，如果骤然废止，对百姓不便。"这是书生之见，皇帝认可了这个说法。不久又因为御史王变的进言，收缴销毁旧钱，只通行新钱，于是古钱顿时销毁殆尽。

顾炎武《日知录》说："太祖铸造大中通宝钱，与历代的钱兼行使用。到嘉靖年间所铸的钱，最为精良工整。隆庆、万历年间加重半铢，而前代的钱依然通行不废。我从前见市面上流通的钱多是南宋年号，后来到北方见多是汴宋年号，真书、行书、草书字体都有，间或有一两枚唐代的钱。自天启、崇祯广泛设置钱局，搜括古钱充作废铜，于是市人都摈弃古钱不用，而新铸的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粗劣。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两局只成了奸猾蠹虫的巢穴。所以我曾评论古来的钱币，共有两次大变：隋代尽销古钱，是一次大变；天启以来，又是一次大变。"

又说：汉代自五铢钱以来，成为历代通行的货币【《金志》称之为：自古流行的宝货】，从没有废弃古钱而专用当代钱的，只有王莽一度这样做过。《宋史》说：自五代以来，相沿使用唐代的旧钱。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就用宋代大观钱一枚当五枚使用，从前贵重古钱的情形如此。近年来听信炉头的说法，官吏工匠没有一个不从中谋取衣食，而古钱销毁殆尽，新钱越发驳杂。地既然吝惜宝物，火又常常克制金属，于是就有了缺铜的

译忧患。若不像隋文帝那样另铸五铢钱，把天下的钱全部更换，古代的钱制就不可能恢复了。

【臣】等谨按边远省份的偏僻地区，至今仍有杂用古钱的地方，任由百姓方便使用，或者用来弥补制钱的不足，那么说古钱不必销毁，是可以的。一定要像隋文帝那样另铸五铢钱【这也是不想使用年号钱】来恢复古制，那就是拘泥古法而偏执了。

七月工部报告南京铸钱的盈利

在此之前，天启六年十月，户部说："如今开局遍及各省，而报解铸钱盈利的只有陕西、河南两处，仅以万两计，密云七千余两，浙江、苏州、山西则只以千两计，福建更只以百两计，湖广虽然报告有盈利，却并未解送分文。"得到批复，命令各省抚按各自将铸钱盈利多少查明报解。七年九月【当时愍帝已经即位】山东巡抚李精白上奏："山东额定的铸钱盈利是四万两，从天启七年六月截止，共得息银八千七百五十九两多，还不到部议数额的二十分之一。"其中的困难有四条：一是购买铜料的困难，二是差派官员的困难，三是鼓铸的困难，四是百姓乐于使用钱的困难。请求停止，奏章下发有关部门。到这时，工部上疏报告："本部派往南京铸钱的郎中徐伯征领用铸本七万九千二百五十两，三次运输共铸得钱六千零五十万文，按照定例五十五文折算银一钱，值银十一万八千三百六十二两多，除去铸本，获得利银三万九千一百一十三两六钱三分。"到九月，户部上疏报告："铸钱的本金与利息，自崇祯元年正月起到九月十五日止，共铸得钱一万二千九百四十八万九千九百八十四文，得息银二万六千四百五十三两二钱四分多。"崇祯八年，给事中王家彦上疏说："当初设立钱局，原本是为了借助铸钱的盈利补济军费，只有天启二、三年督臣李宗延、陈于廷相继任职时，用过铜本二十万九千零五十四两，获息十二万八千六百零六两八钱多。四年前任督臣郑三俊用过铜本银十四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两四钱，获息十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二两，算下来获利七分、八分不等，是十几年来仅见的。鼓铸并非没有利益，但利益都归了胥吏、炉匠和官员，而朝廷却得不到。炉头工匠有的隐匿躲避两部的稽查，有的合伙勾结，名册上无法辨认他们的名字；有的把铜埋藏在窖中，有的把钱偷运出局，夜间也无法察觉他们的踪迹。私铸的行为不停止，接着必定发展为夹铸【邹漪《启祯野乘》说："吕维祺任南京户部侍郎时，说铸钱速度快则利益归于官府，速度慢则夹铸私钱增多而利益归于下面的人。以前是三十天铸一次，于是改为十五天铸一次，加上放盐米共十八天，一共两个月铸三次，停炉的日子必定让匠役全部离开。铸钱速度加快而私钱就减少。"】。私铸是趁着官府不察觉，至于夹铸则每炉多加铜数十斤，官员实际上与工匠平分这份弊利。这种情况在南厂最盛，北厂也是如此。挑选廉洁的人来任用，并且长期任职以专门落实责任，弊端才可能得到清理。至于精简局所、裁撤炉座，以便于省察检核；削减人数，核查出入，严加巡查以防止夹带。十天领一次铜料，五天交一次钱。炉子如流水般不间断运转，使工匠不能兼顾旁务，这些都需要合适的人才能够推行。"

《明史·食货志》说：天启年间开局遍布天下，加重课征铸钱盈利。崇祯元年，南京的铸本七万九千余两，获息银三万九千余两；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余两。所铸的钱，都以五十五文折算银一钱，靠增加息利来求取盈余。工匠因此要赔补亏损，流通使用中又有折价损耗，百姓不堪忍受。

十月，谕令五城

译及大兴、宛平二县，凡是出纳银钱都按照钱占二分的比例支收，每钱六十五文折算银一钱。

三年令各省开铸并采铜

御史饶京说："铸钱开局本来应当通行天下，如今却苦于没有利息，随开随罢。除南北两局之外，仅存湖广、陕西、四川、云南以及宣府、密云二镇，而所铸的利息并没有全部归于朝廷，又苦于没有铸本，这是因为只是购买铜料而不是自己采铜的缘故。请求遵照洪武初年以及永乐九年、嘉靖六年的旧例，派遣官员到各省铸钱，在产铜的地方采铜，设置官吏、驻扎兵力，仿照银矿的办法，十分抽取三分，铜山的利益由朝廷专有，百姓所采的铜仍然按价给予收购。"皇帝听从了。这时各钱厂一起开炉，用铜量越来越多，铜料却越来越少。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请求设专官购买铜料，户部商议说："原籍出产铜料之人，可以驻守在荆州、常州等铜铅汇聚之地，这就是所谓的在产铜之地采铜。"皇帝也听从了。不久又开采绛州、孟县、垣曲、闻喜等州县的铜铅。荆州抽分主事朱大受说："荆州上接黔、蜀，下连江、广，商贩运来的铜铅都汇集于此，一年可以鼓铸四次，四次鼓铸所获的利息是南厂的两倍，是北厂的三倍。"于是陈述了四项便宜措施，随即命令朱大受专门督理此事。

当时国家用度匮乏，更加讲求鼓铸的利益。朝臣先后上疏议论钱法。御史赵洪范说："臣从前在楚地任职时，见布政司颁发的天启新钱，大都铜只占二三成，铅砂占七八成。这种钱又脆又薄，扔到地上就会碎裂，又轻又小，一百文摞起来还不满一寸。一处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这种弊端出在鼓铸的时候官府监管不严，任凭炉头随意掺入私自加入铅砂，那么铜价已经有一大半流入私囊了。又偷取铜料，盗铸私钱，掺入官钱中一起发放，那么剩余的利益又全部落入奸人的私囊了。应当严格禁止，不许掺入铅砂。鼓铸的钱既然精良，流通使用自然有利。"钱法侍郎刘重庆陈述钱法五条：其一，建议敕令通行以疏通钱的流通渠道。京城所铸的通宝钱，向东只能过山海关，向北只能到边疆一带，向南不超过德州，向西被山东阻隔。山东一省有的地方通行有的地方不通行，黄河以北则纯用杂乱假冒的钱，黄河以南则纯用古钱。百姓敢于违反制度，是由于地方官吏执行不力的缘故。请求命令所有州县一律收取折色钱粮，每一钱征收钱七成银三成，百姓没有不乐于照办的。其一，建议区分新旧钱以疏通钱的壅塞。百姓遵用崇祯通宝作为当今皇帝的制钱，而万历旧钱有的用有的不用。请求遵照万历初年的政策，制定新旧钱分开使用的办法，每一文新钱折合银二厘，每一文旧钱折合银一厘。其一，建议清查炉役以防止奸弊。炉头自从往年清理淘汰以来，只剩下九十八名。仔细查核年貌籍贯，仍不免有一家占据冒领多个炉役名额的情况，挂名牵连多人。应当再次清查，规定一家只能承充一个炉役，不许兄弟并列充役；一人只能充任一个差役，不许同类互相招引呼朋引伴。应当使人员不再庞杂混乱，那么弊端就不会因人多而滋生；炉局不受外人侵扰，那么漏洞也就无从借口神灵鬼怪来掩饰了。户部尚书侯恂陈述鼓铸事宜八条：其一，建议精简铸局。天启元年因为辽饷匮乏，增设户部宝泉局，又命令各省开铸。每年核定的铸钱利息共八十二万两，只是空有虚额，没有一处能够兑现。各局的炉座也相继报请停罢，只剩下湖广、陕西、四川、云南、密云、宣府大同、辽东等处。崇祯二年因为私钱混杂而禁止通行，只有秦、楚、蜀、滇四省因为是产铜地区没有一并停止。后来江西又请求

译开局，南京兵部操江以及应天府也各自纷纷铸钱，但都是自铸自用，而且大小规格不一。于是滞留的钱越来越多，铜铅越来越紧缺，不仅户部得不到应有的用度。而宝泉局也已经成了枯井一般。只有精简铸局，铜的来源才能充裕，钱的制式统一，弊端才能杜绝。比较各地广设铸局的利弊虚实得失，哪种更多呢？其一，建议禁止私贩。官府定价有固定的规矩，其价格必定公平。私自购买则乘机暗中投机，其价格多有虚高。官府购买有时会有额外开支，而发放款项难免稍有迟缓。私下购买则没有破损冒领的情况，交易兑换也基本不逾期。这样的流弊发展下去，铜料必定全部归于私铸，而官府购买就会束手无策了。如今应当立下严厉禁令，凡是商人收买铜铅，必须报官领取批文，才准许运送发卖。除两京以及滇、蜀、秦、楚四省允许随意买卖并报官收购之外，如果没有批文而擅自运出其他省份，一经查获，按盗掘铜铅律定罪，货物没收入官。至于私铸的关键，尤其在于防范铸造，请求命令天下，凡是私自设置炉灶的，罪责等同于私铸，知情不报者连坐。其一，建议确立固定的制度。嘉靖年间的钱重一钱三分，崇祯元年改为一钱二分五厘。至于铸造的方法，每一文钱，必须用黄铜二钱，经过打磨剉削之后，只剩下一钱二分五厘。这样以后才可以革除减铜多铸的弊端。因为局中常有减少用铜、多铸钱文，并创造出补秤的说法，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许可商匠私铸，而暗中收取其中的利益。如今如果确立固定的数额，按期上报完成，那么奸弊就无所遁形了。收钱时每五千文为一锭，上面用行牌写明炉头、匠头以及细钱工匠的姓名，各自堆放一处，任凭督铸官按炉抽查检验。遇有漏风、缺边、缩字等瑕疵，追究细钱工匠的责任并重加责罚。钱轻色淡的追究匠头的责任，沙眼多的追究翻沙匠的责任，边缘粗糙的追究滚剉匠的责任，打磨不光亮的追究磨洗匠的责任，灰渣不干净的追究刷灰匠的责任。挑选退回的钱要捶碎回炉重炼，如果发现犯规的钱较多，就追究炉头的责任，仍然发给验钱人挑选，如有通同隐瞒的情况，验钱人也要重加责罚。这样以后钱的制式既精良，混杂作假自然就难以进行。至于当五、当十等大钱铸造起来似乎容易，工本也较省，但是私铸的人竞相仿效趋利，有见识的人认为不是长久之计，不铸也是可以的。其一，建议核算成本与利息。钱局所铸的钱原定六十五文折算银一钱，购买红铜与窝铅按比例配搭供铸造之用。定价红铜每斤一钱四分三厘，窝铅每斤七分七厘，算下来配成黄铜一百斤，需要价银十二两，交给炉头鼓铸应交纳的钱是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一文。按照流通使用时六百五十文折算银一两来计算，共估银十七两零九分四厘，除去各项支给二千二百九十五文估银二两五钱三分二厘多，再除去铜本之外，实际存留息银一两五钱六分一厘多，算下来仅仅浮出成本的十分之一而已。近来据陕西巡抚练国事上疏报告，自天启二年开铸以来，到崇祯四年止，动用铸本银一万二千四百余两，获得息银十万七千零八十两多，那么每年所得几乎与本银相当。又查南京钱厂所得，多出五成有余，大概是因为铜铅出产汇集之地，获息本来就很丰厚。如今秦、楚、蜀、滇四局正在商议开办，姑且没有预先规划出具体的成数，只是让他们自行认定报告，最少也应当以增加五成为标准。至于议论者大多认为万历年间曾经用五十五文钱折算银一钱，想在六十五文的基础上稍微缩减一些来施行，我私下担心这样获利会显得太丰厚，那么盗铸就会像云一样蜂拥而起了。

傅维鳞《明书·

译食货志》说："崇祯年间，皇宫内库存银大为枯竭，命令各镇凡是有兵马驻扎的地方都开局鼓铸，用以补济军饷，但是钱的式样不统一，盗铸的现象十分繁多。末年，每银一两能换得钱五六千文。钱有煞儿、大眼、贼短、命官等名号。因而预兆了李自成之乱。"

【臣】等谨按，天启、崇祯年间粗劣伪劣的钱还有宽边、大版、金灯【见天启六年九月薛凤翔的记述】、胖头、歪脖、尖脚【见崇祯五年四月刘重庆的奏疏】等名号，屡次见于奏章，请求严加禁绝，但最终还是不能做到。确实如此，开铸时只以钱少为忧患，而后来又忧患钱的驳杂粗劣，即使数量多了反而更加贬值。

十一年九月，工部侍郎张慎言议论开采鼓铸没有益处。张慎言上疏说："近来因为户部、工部告称国库空虚，于是争相议论开采矿藏、鼓铸钱币。臣以为即使真如各位大臣所说，国家获得加倍的利息，也无补于国家收支的大局。为什么呢？三十年前，一斗米不到一百文钱，近年来斗量变小而价格却飞涨。按原来的斗量折算，几乎将近四百文。这样看来，如今的四万钱，也只抵得上从前一万钱的数目。如今不讲求增产粮食的办法，而专门依赖开铸钱币的手段，又有什么益处呢？况且如今并非钱少的忧患，而正是钱多的忧患。因为谷物丰产则万物都随之丰产，谷物昂贵则万物都随之昂贵。货物少而价格日益昂贵，货物昂贵而钱却日益贬值。当年做佣工的人，一天能挣三十文左右钱，就可以养活妻儿。如今工钱加倍于此，却做不到。依此类推，那么边疆士兵一天的军饷，是往日的三倍，尚且不够。国家哪里能有如此多的钱财供给他们呢？况且百姓不务农而去做盗贼，士兵每天喧噪而叛乱。剿饷的费用，再次招募的费用，尤其无法计算。以致士兵百姓都沦为盗贼，百姓因此不能耕种，而苦于加派征调的，更是不必说了。如果士兵不喧噪叛乱，百姓都回归务农，各种谷物都能丰产，那么现有的钱财，臣认为已经足够使用。如果百姓不务农，并且被逼迫成为盗贼，即使钱财多如江河之流，臣认为也不够用。而且不仅仅是钱不够用的问题，已经核算过，万历年间，京城的制钱以六百文抵银一两，如今却增加到八百文，还有零头。河南、山西甚至有一千四五百文才抵银一两的，这是什么缘故？就是因为钱多和私铸泛滥造成的祸患。如今没有办法使谷物和货物日益增多而钱日益贵重，却专门讲求生钱的方法，本末不能相称，恐怕钱财没有单独通行的道理，末端过重而首尾不能相顾了。"

十六年十月命令收买劣质钱销毁

皇帝谕示内阁：近来听说劣质钱很多，命令司钥库及五城御史亲自前往收买。该城动用房号税银，该库动用新钱，随收随即销毁，分类解送该局鼓铸。将收缴的数目，一月一奏，仍然以收缴钱数的多少作为各御史考核优劣的依据。到十一月，又谕示内阁：近来听说劣质钱越发泛滥，都是由于经管官员完全没有遵照执行，姑且再次申明整饬。五城御史仍然要遵照规定收买，限期十天内上奏。京城所有的钱桌、钱市，命令厂卫及五城严加禁止巡查缉捕，仍然将查获的次数，一月一奏。内阁上奏说收买钱苦于没有本金，近来各官捐资协助铸钱，请求即刻动用来收买，皇帝听从了。

某氏《谈往》说：明朝京师的钱价，纹银一两能买钱六百文，其贵贱变化只在零头与十文之间。自从崇祯即位以来，钱价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到十六年癸未年，竟然涨到二千文才能买一两银子。夏秋之间，涨到二千几百文。皇帝询问原因，回答说是私钱掺入过多，于是在九门特别设置御史严加

译稽查，督理街坊钱桌，发现私钱一文的笞打三十二下，一文以上判处徒刑一年，三文以上发配戍边，四文以上斩首。钱价额度遵照隆庆、万历以来的旧例，多收一文钱也要处斩。又敕令工部设置石臼、铁杵，一见到私钱，来不及入炉熔化，立刻就地捣碎。九门搜查，有携带私钱入城的必定斩首。百姓贸易中剩余的私钱，敕令送交御史进行奖励，禁令十分严厉。石臼设置在城门口，铁杵悬挂在石臼上，官员坐镇、差吏看守，从早到晚。半个月下来，百姓没有了藏匿私钱的侠义之心，商贩也没有了触犯法网的痴傻行径。清查对峙无聊之际，官吏竟拿出自己的钱袋去买私钱来捣碎，充作查获成果。清晨出巡到中午吃饭，必定要让差役拿着钱四五千文，捣碎两次。把捣碎的钱和铜末堆积在石臼铁杵之间，供人观看以彰显成效。一个月之后，各处都上报说："私钱已经收缴干净，此外一文都不敢增加。"百姓也都遵照制度行事了。然而这些都是敷衍塞责的说辞，民间的钱价下跌得更加厉害。凡是兑换钱币的铺子，当面付款，必须遵照钦定的限额。如果一两银子应当兑换二千四百文，其中一千八百文就在桌子底下私下授受，或者稍微转手再取。因为厂卫的人多，曾经有按照正常交易而被捉去斩首示众的例子，所以人们才这样做。

王逋《蚓庵琐语》说："明朝的制钱有京师与外省的区别，京钱叫做黄钱，每文约重一钱六分，七十文值银一钱。外省的钱叫做皮钱，每文约重一钱，一百文值银一钱。自崇祯六七年以后，钱价逐渐走低，到明朝灭亡时，京钱一百文只值银五分，皮钱一百文只值银四分，甚至崇祯通宝在民间根本不能通行使用。"

本朝顺治四五年间，崇祯钱一百文只值银一分，每文钱重一斤，值银二分五厘。又崇祯末年，钱背上有马形图案的分量颇重，容易被人使用，江南最终亡于马士英之手。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一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文献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十二

户口考

【臣】等谨按：马端临撰写《户口考》，详细叙述户口、丁中、赋役，并附带论及奴婢。从夏、周一直到宋代，国运的强弱，都能从户口人数的增减中得到印证。自古以来勤政爱民的君主，没有不把休养生息作为当务之急的。马氏所记载的，宋代的户口，南渡以后，没有比宁宗嘉定年间更兴盛的了，等到景定年间，却损失了一半以上，这难道不是因为连年遭遇敌兵进犯、战败投降相继发生的缘故吗？辽代的户口，大体上以两丁为一户，有隶属于五京的，有隶属于宫府的，史志记载有的详细有的缺略。金朝的户籍制度分为几个等级，泰和年间的版籍号称极为兴盛，此后由于不堪征调的负担，百姓相继逃亡。元朝初年屡次施行清查户口的法令，到世祖时确定户籍的制度，才有了元管、交参等名目。明朝初年就规定以户籍身份作为定断依据，每十年编造一次黄册。但是史志所记载的，有的在承平之时户口反而减少，有的经历了兵燹战乱之后户口反而增加，这是由于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