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四

译利器两署，隶属于其下。

《张彀传》说：当时出兵备边，同州征收箭十万支，要求用雕、雁的羽毛制作，因此其价格飞涨不可得。观察判官张彀说："箭矢是消耗之物，用什么羽毛不可以？"节度使说："这应当上报省里核准。"张彀说："本州距离京师两千里，百姓的急难怎么办？万一有责问，下官愿意承担这个罪责。"一天之内，价格降低了好几倍。尚书省最终也如他所请求的照办了。

《穆延尽忠传》说：穆延尽忠担任恩州刺史，上奏说："凡是买卖军器的，请命令申告发给凭证，用以防止盗贼私自买卖。"尚书省商议："只允许在籍的工匠出售，有知情出售不应保留军器的人，按照私造兵器的法律论处。"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

金宣宗贞祐二年十一月，元帅左都监完颜弼上奏，请求暂时放宽河北军器的禁令，仍旧命令团结组织堡寨，以防备外敌兵马。

贞祐三年七月，征收弓箭，内外品官三品以上的出三副，四品以下（原文至此中断）。

译品官二级、五品官各纳二副，其余按等级征收。又制定品官缴纳弓箭的法令，丁忧、致仕的人可以免除。

《李复亨传》说：「兴定三年七月，李复亨上奏说：『民间销毁农具来供应军器，我私下认为不方便。汝州、鲁山、宝丰、邓州以南都出产铁，招募工匠设置冶铁场，可以获利，而且不会侵扰百姓。』皇帝下诏施行此事。」

译的人检查核实，数量短少的，一律责令补偿。

十年四月，诏令从开平到怀来、宣府、万全、兴和各处山顶，都设置五炮架。

平定交趾之后得到了神机枪炮的制法，特意设置神机营来演习。制作时用生铜熟赤铜相间，使用铁的，以建铁质地柔韧为最好，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的发射要用车，其次及小的用架、用桩、用托架。大的有利于防守，小的有利于作战，根据情况酌情使用，是行军作战的重要器械。到这时有了这道诏令，后来到二十年，听从张辅的请求，增设于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用来抵御敌人。但是这种利器不可轻易示人，朝廷也十分谨慎珍惜。

邱濬说：炮的制法，用铜或铁做成器具，形状如箭筒一样，中间装填火药，用石子堵住炮口，用一根引线以火药引发。石子所击中之处，不论人或物，都会碎烂。不过这种武器只是用在攻城和守城上，作战时则借助它的响声作为号令。近来有一种神机火枪，用铁做箭镞，用火发射，可以达到百步之外，迅捷神妙。只是担心发射一次之后，仓促之间无法接续，敌人知道这一点，临阵时必定伏低身子，等我方火枪发射、听到声响之后，立即冲突过来。建议从

译今以后，凡是火枪手必须五人一伍，其中选择一两个心态镇定、手法熟练、眼疾手快的人，专门负责持枪发射，其余三四人轮流装填火药，依次传递上前，专门让一人负责发射，高低左右随机应变，那么发射就没有不命中的了。

十五年五月，诏令严格执行军队出境的禁令。

到十七年冬天，又因为监察御史邓真的进言，禁止私自携带军器以及私自藏匿买卖。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酌情拨给宣府神铳，分布在沿边城堡。总兵官谭广等上奏，请求将神铳分布备用。皇帝敕谕谭广等说："神铳，是国家所重视的武器，在边境墩堡，只能酌量拨给以壮军威，不要轻易发放。"

英宗正统九年九月，增加拨给边防的铜铳。

在此之前，皇帝因为各边铜铳数量太少，担心耽误边防，命令工部在原有数额之外酌情增加。辽东五百三十五门，延绥等处八百三十门，永宁二十门，宣府三百三十门，宁夏一百门，甘肃五百门。并命令制造完成后，派人送去发给。

《兵志》记载："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在宣府、独石设立神铳局。皇帝因为火器在外地制造，担心制法泄露传习出去，敕令停止此事。"

十二年八月，靖远伯王骥呈上蒺藜阵

译图。

蒺藜图的制法：用一片马皮，长四尺，宽二尺，上面装置铁钉一百八十根，芒刺高一寸四分。每一步用一扇，如果用四百扇，可以布满一里；用四千扇，可以布满十里。步兵队可以配备十扇，骑兵队也是如此。一旦发现贼人，立即布置在地上，然后迅速后退二三十步。敌人如果突然冲来，必定马倒人仆。安营扎寨之处，四周布置在营外，可以阻遏敌军冲击。兵部商议认为这种器械有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作战，命令移文边将酌情施行。

十四年八月（当时景泰帝已经即位），把南京的军器运送到京师。

九月，颁降改定各边衣甲军器的新样式。

当时土木堡之变失败之后，中原的衣甲旗帜全都丧失了，所以颁降新的样式加以区别。铠甲背后的"勇"字，从前用方形黄绢做底，现在改为圆形底。前面左边用红色圆月标志，右边用黄色圆月标志。旗号上端用青绢带，下端用黄绢带。战车军器都命令依照新样式制造。

十一月，铸造两头铜铳。

副都御史杨善请求制造两头铜铳，每头装置铁弹十枚，用来接续短枪之用。枪矛用尽之时贼人必定乘机进攻，此时立即举铳发射，所杀伤的人必定很多。皇帝命令兵仗局铸

译造并试验。到景泰元年二月，辽东镇守将领上言说军中手把铳发射之后往往接续不上，贼人已经熟知这一点，常常乘机进兵，必须让铳柄长七尺，上面装上枪头，铳弹用尽就改用枪刺，才不至于战败挫折。于是用木料做成样式呈报皇帝，皇帝知道后也下诏命兵仗局制造。

景帝景泰二年五月，批准昌平侯杨洪的奏请，制造连环万弩，并以此为准，核定天下卫所每年制造军器的数额。

每卫每季，制造盔甲、枪刀各四十件，圆牌二十面，弓弦八十条，箭一千二百支，撒带四十副，锐箭四百支。每千户所制造上述数目的四分之一，永远作为定例。并命令巡按御史会同按察司官员，每五年清查核对一次。

四年十二月，铸造小铜铳。

宁夏总兵官张泰上言说：永乐年间颁发的大铳，重三十四斤，里面装石子一颗，凡是追击贼人的时候，因为太重而不便携带，只能用来守城，请求改铸小铜铳，重八斤，里面装铁弹子，大的十三颗，小的二十颗，发射的数量较多，也能打得较远。皇帝命令交付兵仗局会同总兵官试验。

五年八月，命令各军每队配置鹿角十具。

宣府副总兵杨信上言说："鹿角这种器械，临阵时可以抵挡敌人的

译骑兵，扎营时可以护卫士卒。每队应当配置十具，遇到敌人时团牌在前抵挡，鹿角排列在后，神铳、弓箭轮流接连发射，那么防守就没有不牢固的，作战就没有不取胜的。"兵部上言说："京城已经用鹿角进行操演，应当命令各边依照杨信所拟的办法配置并进行训练。"皇帝听从了。

宪宗成化元年八月，把九龙筒以及寸扎窝弓的制法下发给各边将领。

延绥参将房能上言说，先前在四川破敌之时，使用一种名叫九龙筒的火器，用一根引线点火，九支箭同时发射，能打得很远，能伤人也能击中战马，用来惊吓象阵大有功效。到贵州征讨苗人时，行军扎营，多使用寸扎窝弓，密布在营地四周以及贼人行走的要道上，一旦有敌人窥探或游动经过，只要一触动，人马就应声倒地。其中有的在箭上敷了毒药，能立即致死。请求敕令兵部颁降样式，命各边依法制造，分发用于作战和防守。皇帝下令把这种方法下发给各边将领，命令他们教习使用。

臣等谨按，颁发九龙筒样式一事，《兵志》记为天顺八年，《实录》记为成化元年，大概是因为宪宗在天顺八年九月已经即位，所以《兵志》误记为天顺年间。

《实录》记载：

译"当时府军前卫百户马真上言说：敌人的长处在于射箭和冲锋。射箭凭借弓矢，冲锋凭借马力。现在应当在队伍兵器中增设起火叉、枪、九龙神筒、一窝蜂、弹以及喷枪、神铳等器械，间隔排列，依次使用神机火器。前面排列刀牌，后面张开弓箭，停止时就结成藩篱一样的阵势，出击时就排成战阵。远的用火器伤敌，近的用叉抵挡。这样敌人的骑兵就无法冲突进来了。"

二年正月，制定官军队伍编制，恢复强弩药箭的制度。

定襄伯郭登上言军务一事，说：旧例每队五十五人，弓箭手三十人，另有枪手十人，旗枪手三人，各自配备腰刀一把。如今队伍中军器的配置各取方便，请求依照旧例而加以增损。步兵队用神枪手十人，弓箭手十人，牌手刀手各五人，药箭强弩手十人，负责神炮以及扛抬火药的八人，其余杂用人员七人。自古以来最擅长的兵器莫过于强弓劲弩，近来营阵中只有弓而没有弩。弩这种兵器，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中原的长处，它的使用比弓要容易，应当每队仍旧配备药箭强弩手，以恢复古代的制度。皇帝听从了。

孝宗弘治九年六月，命浙江等地制造军器。

当时兵部请求整顿武备，因为库存的军器不精

译良，请求命内府兵仗局制造精致的盔甲、腰刀、斩马刀、长牌、弓箭各二十件，送到浙江等地作为样式，命有关部门征收材料制造。规定长枪四根，折算制造斩马刀一把，团牌改为长牌，弓箭按照宣德、正统年间的样式制造，不合乎规格的按例处罚。到十三年，制造斩马大刀，山东二千五百把，河南二千把，浙江四千把，福建二千把，江西一千五百把，南直隶二千五百把。又奏准制造拒马木二千架，竹牌二千面，滚刀五千把。

王圻《续通考》记载："弘治十一年奏准在河南钧州、磁州两地各委派官员烧制瓷炮五千个，运送到京城发交局所储存备用。"

十六年，命令南方卫所改造皮甲、木枪。

铁甲改用水牛皮制造，用棉绳穿缀；吊攒竹长枪的枪杆改用木杆制造。

武宗正德九年八月，命浙江等地每年制造军器，征收价银交付兵仗局。

当时边将江彬等人当权，正打算引导皇帝进行巡游，便传旨命兵仗局制造神铳二千支，神箭一万支，盔甲六千副，倭腰刀一万二千把，长柄倭滚刀二千把，重翎铁箭一万二千支。督办物料十分急迫，工部因为内外库局的军器数量已经很多，于是请求在浙江等地每年制造军器，征收

译价银十分之五，每副军装折银八两，共计得银十万两供给使用。

臣等谨按《王圻续通考》记载，成化十六年，因为库中弓箭数量充足，折价征银三年，其余的仍旧解送实物。太平之世，也不能忘记武备，如果多次改为征收物料价银，那么武器就会日益减少而防备也就日益松弛了。《王圻续通考》又记载，嘉靖二十年、万历五年折价征收弓箭以及胖袄的制度，似乎都不是良好的防备办法。至于《实录》所记载正德九年这件事，就更不能算是典章要务了。

世宗嘉靖三年四月，在南京制造佛郎机铳。

南京守备魏国公徐鹏举等人上疏请求调取广东所获得的佛郎机铳制法以及工匠，兵部商议认为佛郎机铳必须架在蜈蚣船上才能使用，应当一并行文广东调取工匠到南京制造，皇帝下诏批准。

八年十二月，诏令铸造佛郎机三百分，发给各边。

到九年九月，右都御史汪鋐请求把佛郎机作为守卫墩堡的器具，说防守墩台城堡应当使用臣所进献的佛郎机铳，小的二十斤以下、射程可达六百步的，用在墩台上，每座墩台配一门铳，由三人看守；大的七十斤以上的……

译六年五月，增加拨给蓟辽各关口的火器、火药。

当时御史邱养浩陈述蓟辽边务，说中国的长处只有火器可以打得远，如今各关营的铳炮很少，而火药大概三年才发一次，缓急之时无济于事，应当拿出罚款，多铸造火器，分给三路关堡，这些火器除了每年拨给的以外，仍旧用关税委派官员督办，皇帝准许了。

十一月，顺天巡抚上奏请求拨给大铜炮二百门，以补充边防之用，皇帝依从了。到十五年九月，把铜铁佛郎机铳二千五百副分给陕西三边。十六年正月，又拨给熟铁小佛郎机三千八百副，铜旋风炮三千副。

二十一年正月，把陕西总督刘天和所制的蒺藜炮式样，发往山西、宣府大同制造使用。

王圻《续通考》说：「这一年推行到两广，挑选强弩药箭巧匠，命军器局督造发往边疆。后来命该省制造弩弓一千张，连同药箭解送兵部，仍每年制造毒药三千斤解送京城。不久停止。」

二十五年七月，宣大总督翁万达上奏各种火器的制式，皇帝命兵部试验，拨出帑银制造。

翁万达上言：臣曾仿照古代火器的制式，制成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母子火兽、布地雷等炮。屡次经过试验，比起佛郎机、神机枪等器械，轻便好用。因此奏请帑金二万两，督造分给宣府、大同、山西三关以及各边地堡使用。兵部试验后说：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棒雷飞都便利可用，应当多造。至于火兽布地雷炮，在昏夜劫营时可用，用在两军对阵中似乎不适宜，似应酌量制造。皇帝批复可以。十月，山东巡按御史张铎进献十眼铜炮，大弹可以打到七百步，小弹可以打到一百多步。四眼铁枪，弹可打到四百步，都足以摧毁敌锋、防守阵地。皇帝下诏命工部照样制造。

二十七年三月，命工部制造克敌弩。

锦衣卫军匠冯经献上他所制的硬弩，一次并发二支箭，二次并发三支箭，皇帝下诏命有关部门试验，比神臂弓射得远，赐名为克敌弩，命工部照样制造发给团营以及每边各一千张，命冯经前往军门教授演练。

唐顺之上疏说：「国初只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快枪、鸟嘴铳都是后来出现的。鸟嘴铳最为猛烈锋利，用铜铁做管，木托承托，中间装铅弹，射中人马都能洞穿。它的瞄准发射方法，如同弩牙发动机括一样，两手握住枪管，手不动而药线燃烧。枪管背上设有前后两个准星，用眼睛对准准星，用准星对准要射击的人，三点成一直线之后发射，瞄准人的眉鼻没有不命中的。它比神枪防护得好、比快枪瞄准得准，火器技艺到这里达到了极致。这是倭寇用来在中国施展巧妙机关的东西，而中国人也学会了它。」

神宗万历二年三月，命兵仗局增造火器。

当时蓟镇请求火器，工部说京城库房厂局的火器按例不发往边疆，唯独蓟镇紧邻京师，破格酌量发放了几次，命仍从盔甲厂调拨支用。现存储的有铁佛郎机二千架，鸟枪四百副，夹靶枪二千杆，连同各自配用的子铳、铅弹、火药、药线等一并发给。兵仗局奏请增造合成造中样铜佛郎机铳三千副，大将军十位，二将军七十九位，三将军二十位，神炮六百六十九个，神铳一千五百五十八把，补造中样铜佛郎机铳一千二百副，小铜佛郎机铳五十副，连同各自配用的子铳、铅弹、火药等，限定三年造完，皇帝下诏准许。

八年四月，蓟镇请求增造新制器械，皇帝准许了。

总兵戚继光因为全镇盔甲战车损坏，想要修理，冲锋器械便利，想要增造，山海路车前营战车器械，想要补造，各自请求拨给经费。这里的冲锋器

译械是戚继光新造的，样式类似菱角拒马，体轻便利，缓急时可以做营卫，而且便于收放安置。每次作战命南兵在前行进，马兵随后跟进，制成轻车，每辆车，前进时四人推运迅如飞行，上下山坡追赶敌人的马匹，锐利器械齐发，步兵从车的空隙中冲出，一齐使用长枪筤筅来追杀敌人。但北方风力强劲，竹子容易干裂，所以制作铁筤筅来代替。这三种器械属于增造，督臣梁梦龙代为请求拨给经费，皇帝准许了。

臣等谨按：戚继光所著《练兵实纪》有《军器解》一卷，大略说各种兵器的制式，在于根据敌情变化配置，有的适宜骑马用，有的适宜步战用，有的可以南北通用，有的只在边塞专用。现在就本镇的器具，各自列为图：有弓矢图，镋钯图，一线枪图，腰刀图，筤筅图，藤牌图，长枪图，大棒图，夹刀棍图，钩枪图。每幅图都有解说。镋钯、筤筅都是从抗击倭寇开始制作的。他论述枪刀以及制法、用法非常详细。又说其他器械如斧钺、锤挝、大刀、钩镰之类，必须胆大艺精、能独自骑马出入阵中的人，偶尔有人会用，不能用来教习队兵，不能用来抵挡大敌。又有飞标、毒弩、戈镰等，名目不一，也不能用来整齐大队摆阵。铁穗鞭、简双头棍等，用来缉捕小股窃贼还可以，如果像刺猬丛聚、蚂蚁附着那样密集作战，转动起来就不利索。只有钩镰稍微适宜罢了。其中火器也都有图有解说。又有一种石炮，用来守城最为有利。

十九年八月，命核实制造火器。

皇帝下诏精心制造大将军、毒虎、连珠等炮，以及双头、单头、三眼等枪，其余军士不熟悉使用的以及朽坏无用的，都加以改造。这是听从了科臣张贞观的建议。到三十七年，增造百子铳一千门，补充京营的缺额。这是听从了兵部的请求。

二十六年三月，严禁私自熬煎、私自贩卖硝黄。

凡是各省设置制造火器，招募商贩的，必须发给有印信的公文，写明硝黄的数目，又必须严禁出海的商船，只要查获携带硝黄的，就一律处死不予赦免，这是听从了天津巡抚万世德的奏请。

臣等谨按：倭奴擅长使用短兵器，所缺少的只是火器。硫黄在他们那里出产，而他们所缺少的只是硝石。所以王圻的书中说：「接济硝石，沿海勾通，这就是所谓兵家的大蠹害。」但硝户中的奸民贪图外夷给的重利，恐怕即使禁止也难以断绝。那就只能严禁私自熬煎了吧？凡是天下的熬煎户，登记在官府名下，开设熬煎局，委派贤良的官吏管理。民间需要多少，命他们缴纳价钱由官府卖给，这样对于军政或许有所补益。

五月，文华殿中书赵士桢进贡鲁密番铳式样等器械。

《神器谱图说》一本，西域鲁密番鸟铳一门，水西洋番鸟铳二门，铳把手二把，制雷铳二门，子铳十门，迅雷铳一架，铳斧一把。

臣等谨按《兵志》记载：万历年间，大西洋船来到，得到巨炮，叫做红夷炮，长二丈多，重的达到三千斤，能击穿石城，震动几十里。天启年间，赐给它大将军的称号，派官员祭祀它。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请求命西洋人制造，发往各镇。然而将帅大多用人不当，有人接受了却弃置不用的。等到流寇进犯关口，三大营的兵不战而溃散，枪炮都被贼寇夺取，反而用来攻城守城墙。宫中宦官已多有异心，虽然也发炮攻击，都是空炮装药，只求声响震天罢了。西洋巨炮尚且不足以依恃到这种地步，又何况其他各种番邦器械呢？

又按《防典》记载，弘治以后军器局制造的火器颇多，大略附记于此：四眼铁枪，各种号的双头铁枪，夹靶铁手枪。嘉靖年间制造，大样、中样、小样佛

译郎机铜铳，大样是嘉靖二年制造，中样是二十二年改造，小样是七年制造，重量比大铳减少三分之一，二十三年制造，供马上使用。小佛郎机一千副，佛郎机铁铳四十年制造，木厢铜铳，筋缴桦皮铁铳二十四年制造，十眼铜铳二十五年制造，七眼铜铳，十眼铜炮二十八年制造，四将军、五将军飞枪筒、快枪，弘治年间制造。无敌手铳，就是神枪，但稍长一些。嘉靖七年用黄铜铸造，鸟嘴铳三十七年制造，流星炮七年用黄铜铸造，形制如佛郎机。三出连珠炮，形制如神机枪加长一倍，每杆分为三段，依次装药发射，也是如此。人可以持握发射，百出先锋炮，形制如佛郎机，把它的筒身减少十分之六，装入小炮十支，把火线系在筒外，连续发射连续装填，末端有锐利的锋刃像戈的形状，长六寸，用来代替铁枪，一人持握发射，骑马也可以。铁棒雷飞炮，形制像毒火飞炮稍加改变，轻便约一尺多长，上宽下窄，敌人远时用来冲击，靠近时挥舞当作铁棒，连同铠甲一起捶打。火兽布地雷炮，剖挖木材做成筒，长一尺五寸，周长四寸，系上火炮，有机关连通火线，大略如毒火飞炮的方法。凡是骡马一匹背负六筒，每一匹系七个炮，驱使骡马跑动而发射。这四种器械都是二十五年制造。虎尾铁炮、石榴炮是四年制造，龙虎炮发熕火器，隆庆四年照浙江省军门的样式制造。各边自行制造的：正统十四年四川，弘治四年湖广、广西，正德六年青州左卫，七年徐州，十二年凉州，都准许自行制造铜将军、神铳等器械。千里铳可以系在腰带上，士卒突然遇到贼寇，举手就可以发射。嘉靖四年命辽东自造毒火飞炮，用熟铁制造，形似盏口将军炮，装填火药十几两，内藏生铁飞炮，装填砒硫毒药五两，发射大炮把飞炮打到二百步以外爆碎伤人。连珠佛郎机炮，用熟铁制造，两根管子合为一柄，每根管子各装小炮一个，接连发射。嘉靖二十三年命山西三关自行制造。

又按《防典》所记载的火器只有几十种，与《兵志》中所列举的火器名称相符。王圻的书虽然称太祖火攻的器具不止几百种，但所记载的名目却更加寥寥无几。要求其记载详备的，只有茅元仪的《武备志》。除《防典》前后所记载的以外，炮类则有宋火炮【宋人使用旋风炮、单稍炮、虎蹲炮等炮，所谓火炮，只是用它的车来发射毬状火器等各种火器罢了，这是炮的鼻祖】、威远炮、百子连珠炮、虎蹲炮、迅雷炮、烧天猛火无拦炮、飞云霹雳炮、烂骨火油神炮、万火飞砂神炮、轰天霹雳猛火炮、毒雾神烟炮、西洋炮、飞摧炸炮、威远石炮、造化循环炮、群蜂炮、八面旋风吐雾轰雷炮、木炮、六合炮、无敌竹将军炮、纸糊圆炮、飞蒙炮、荔枝炮、风尘炮【有两种，一种用竹篓，一种用瓶子】、天坠炮、一母十四子炮、轰雷炮、飞空击贼震天雷炮，车炮类则有车轮炮、攻戎炮、叶公神铳车炮、千子雷炮，铳类则有噜密鸟铳、子母铳、子母百弹铳、拐子铳、直横铳、夜敌竹铳、冲锋追敌竹发熕、翼虎铳、系贼砭铳、神威烈火夜义铳、神仙自发排车铳、单眼铳、大追锋枪、夹欛铳、五雷神机、三防神机、五排枪、八斗铳，箭类则有火箭、飞刀箭、飞枪箭、飞剑箭、燕尾箭、大筩火箭、神枪箭、弓射火柘榴箭、火弩流星箭、鞭箭、火药鞭箭、小竹筒箭、单飞神火箭、火笼箭、小五虎箭、双飞火笼箭、二虎追羊箭、三只虎钺、五虎出穴箭、七筩箭、九龙箭、九矢钻心神毒火雷炮、四十九矢飞廉箭、百矢弧箭、百虎齐奔箭、群豹横奔箭、长蛇破敌箭、群鹰逐兔箭、一窝蜂箭，车类则有火龙卷地飞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屏风车、万胜神毒火屏风车、万全车、架火战车、破敌火风鼎神火万全铁围营、扬风车、铁汁神车、盛油引火车、行炉，滚球类则有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雳火球、神火混元球、烧贼迷目神火球、烟球、毒药烟球、平旷步战随地滚风雷火滚、大蜂窠火、妖天火球，地伏火器类则有地雷、连炮、合打炮、地雷炸、营自犯炮、炸炮、石炸炮、万弹地雷炮、无敌地雷炮、穿山破地火雷炮、伏地冲天雷炮、神武黙机火箱、纲轮发火、钢轮伏火、柜钢轮、木匣石板、木架伏雷炮、太极总炮、隐迹火阵、空营式，禽兽类则有火禽、雀杏、神火飞鸦、木火兽、木人、活马、火牛冲阵、火牛轰雷炮，杂器类则有火砖、火弹、铁嘴火鹞、竹火鹞、燕尾炬、飞炬冲阵、火葫芦、对马烧人火葫芦、猛火油柜、太平车、九牛瓮、钻架、游火、铁箱、铁火床、火枪、梨花枪、飞天神火、毒龙枪、竹火枪、枪铳、剑枪、神机万胜火龙刀、倒马火蛇、神棍、铳棍、荡天灭寇、阴阳铲、飞火、防魔锤、雷火鞭、镢铳、流星炮、小一窝蜂、毒药喷筒、满天喷筒、毒龙喷火神筒、一把莲、飞空砂筒、钻穴飞砂神雾筒、神水喷筒、神行破阵、猛火刀牌、虎头火牌、虎头木牌、神火箭屏，又有水战用的火器，则有火船、火龙出水、水底龙王炮、八面神威风火炮、飞空滑水神油罐、既济雷渡水神机炮

译、隔河神防火龙舟。凡此各种器械，名称奇异、形状怪异，人们大多不认识，它们的种类，正如王圻所说的不止几百种那样，大略可以在这里看出，其中形状相似而名称不同的，也一定还有，而且凡是炼制毒药烟砂的方法，也无不记载，大概自从东南沿海遭受倭寇侵扰之后，创伤深重惨痛，所以防御敌人的器具，讲求得极为详尽，茅氏所写的，大多是这个时期新增制造的。

王圻《续通考》说：「凡是火器都由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面不许自行制造。那铜铁手把铳、碗口铳，边关如奏请索要及增造的，必须奏请批准后铸造发给使用。又凡是关领火器的旧例，出征时每队发给神枪八支、神铳二支、哈喇蠢袋、火药，一应俱全。」

又说：如今的人都说佛郎机、鸟嘴铳是从番船传入的。我（王圻自称"鲁"，应为作者名号）听参将戚继光说：「过去曾经打开山东的地窖，佛郎机原是明成祖所储藏的，铸造的年月文字可以查考。」又在卫库中见到鸟嘴铳，都是倭寇之变以后的产物，并非中国原有的东西。又听胡序班说：「他熟悉火攻方法二三十种，是偶然从南京神机营的铳手那里偷学来使用的。」还没学到的，还得以三百多种来计算。又听说正统己巳年，敌骑逼近京城城门，随皇帝出征的京军过半溃散。兵部尚书于谦用军器局的神枪试射，火石所及之处，人立刻粉碎，于是解围而去。可见兵器没有比我朝更完备的，私自习练的禁令也没有比我朝更严格的。承平已久而百姓不习兵事，也没有像我朝这样的。

又记载郑氏《防春条议》说：「抵御敌寇，没有比军中火器兵械更重要的了。如今查看弓手只知道射长箭，而不知道射边箭；弩手则完全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长箭去得慢，敌人容易躲闪，而且能捡拾起来反射回来；边箭去得快，敌人不能躲避，而且不能反射回来。应当命弩手都练习长边两种箭：贼人在远处就射边箭，靠近就射长箭，这样两种都能顾及了。至于弩，既可以射得远，而且在箭尾封上药，又可以立刻杀人。它的箭矢的长短轻重大小，要与弓箭相比较，才能命中而且射得远。」

又论兵器说：「兵家的器械很多，有适宜在山地用的，有适宜在陆地用的，有适宜在水上用的。总之，对今日海战有利的，没有超过火器中的喷筒、火药桶这两种的。喷筒射程可达一百五十步之远，横向覆盖范围很大；火药桶抛入贼船，贼人一时不知道拿起来查看。里面的火已经发作了，在没发作之前，水来不及浇灭；到了发作的时候，人已经来不及救。所以敌船距离远时就用喷筒，敌船靠近相逼时就用火药桶。这两种，是今日遇敌时最切要的东西。」

又说：「海战的战法，攻击敌船是上策。如果用我方大船冲撞敌方小船，碰上没有不损坏的。其次是依靠火器。有人问：『假使敌人也用火攻打我们，怎么办？』回答说：『用火攻打敌人，全靠舵工得力。掌舵得法，我方常能夺取上风位置，那么敌人的火攻反而会被风吹回去，反过来攻击他们自己了。』」

又说：火球的一种做法，在用糊粘合成纸壳的时候，里面含有小铁刺菱二三十枚，地火弹一二十个，然后把药装入里面，再糊住它的口。每枚炮，在四处孔窍各穿上药线，使人把它丢落到城下，不至于把火弄灭。贼人靠近城墙或者临敌时点燃炮弹发射，里面藏的刺菱自然散布开来，火药飞溅烧到贼人身上，他们必定四散奔逃，而刺菱又会刺伤他们的脚，我方士兵趁机出击，这也是一种助力。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

译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五

刑考

臣等谨按：马端临撰写《刑考》，其序言大略说：「如果只求崇尚轻刑的名声，而不顾忌宽宥奸恶的祸患，那就不是圣人明察刑罚、辅助教化的本意。」这大概是看到宋朝承接积弱之后的局面，法度不振而人多轻慢玩忽，所以有这样的议论。如今考察宁宗以后，史书又说其刑狱越来越泛滥，往往不能按时判决，囚犯多冤屈而死，这是因为轻慢法度以致刑罚泛滥，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辽以武力立国，刑罚多残酷，景宗、圣宗弥补偏差、纠正弊病，官吏畏惧法度，百姓感怀恩德，当时号称治世，可惜他的子孙不能秉承二位先帝的用意，反而又沿袭了草创时期的旧法，以至于走向衰败。金朝初期法制简单平易，一举扫除了辽朝的弊政，到了世宗时，援引经义决断事务，权衡义理设立法度，治理狱讼最为接近古代之道。明昌年间以后，就远远不及了，考察其怜恤宽恕百姓之处仍然很多，还留有中兴的遗风。元朝初期沿用金朝的律法，后来又制定新的法规、颁布《通制》，虽然崇尚宽厚，但南北法制不同，条例繁杂，官吏借此营私舞弊，得以随意上下其手。至于多次颁行赦免宽宥，每年为佛事而释放囚犯，这怎么能作为训示呢！明代的规划安排井然有序，起初未尝不谨慎恭敬，此后侦察监视成风，逐渐失去大体，厂卫特务机构与司法部门分割权力，缙绅大臣的命运由宦官掌控，这些都是前代很少听说的事。现在依照马氏《文献通考》的体例，首先讲刑制，其次讲徒流，其次讲详谳，其次讲赎刑赦宥，广泛采集史书志书，兼而综合并加以贯通条理，使用刑的人有所取法借鉴。

刑制

宋宁宗嘉定四年闰二月，下诏各路帅臣、监司、守令，凡违反朝廷赈济抚恤的命令，以及盗贼发生而不立即缉捕的，从重治罪。

十六年二月，制定：「凡检验不实，或者判断失当的，不许援用觉察检举可原谅免罪的先例，一律依照旧法施行。」

臣等谨按王圻《续通考》记载太学博士许应龙上奏，请求删定近来的制度，大略说：「臣听说有法律的弊端，也有条例的弊端。法律的弊端容易发现；条例的弊端难以革除。凡是明著为法律，颁布为命令的，条目清清楚楚，不容更改。至于条例，有的出于特别的恩典，有的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有的是徇私迁就亲故，有的是迫于权势要人，一旦开创了这个先例，用法律来衡量，就大相抵触。如今各衙门官府积习的弊端，是舍弃法律而使用条例，不是不知道这样违背了三尺法律，坚持这样做而不改，是恐怕招来众人的怨恨，于是使胥吏得以掌握权柄、徇私舞弊，只要用重金贿赂他们，就有先例可以援用；请托求情的人达不到要求，就把先例隐藏起来不用。长官知道这种情况却不能禁止，天下人都深受其害却不敢说出来。从前韩琦目睹了这种弊端，取其中可用的加以采用，删除其中冗杂谬误的，因此官吏没有办法容纳他们的奸计。如今不如明确下诏给有关部门，搜求前后已经使用过的条例，共同参详斟酌去留，编成一部完整的书，依照这个施行。如果这书里没有记载的，一概加以抑制不予批准，这样权力就不在官吏手里，而钻营求取的人就无从施展他们的巧诈了。」

十七年十月【当时理宗已经即位】，下诏各路提点刑狱，在十一月按察审理囚犯。

理宗宝庆元年十二月，下诏删修敕令。

当初，孝宗时，下诏删改乾道年间的新法令九百多条，称为《淳熙敕令格式》。后来又因为这部书内容散漫，命敕令所分

译门别类编成一部书，名叫《淳熙条法事类》，颁行天下。淳熙末年，议论的人认为新法令还有很多遗漏，又命刑部详细审定。到宁宗庆元四年，书编成，共一百二十卷，称为《庆元敕令格式》。到这时，因为《庆元新书》施行至今已经二十九年，有的旧法概括未尽、文意不明，需要与后来陆续颁布的条例互相参照斟酌的；有的旧法本来没有，而是后来因事而立法的；有的已有旧法，而后来陆续颁布的条例不必再引用的；有的是一时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常法的，都加以考订确定。到理宗淳祐二年，书编成，敕名为《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四月，郑清之等人又进呈《淳祐条法事类》四百三十篇。

淳祐二年三月，下诏今后州县官员有罪的，各帅司不得擅自加以杖责。

十年十月，下诏各主兵官，今后施行刑罚，不得杖打脊背以致伤害性命。宝祐五年正月，禁止奸民组成白衣社（白莲教一类组织），监司、郡县官吏失于察觉的，一并治罪。

景定四年十二月，下诏禁止在京城设置牢笼栅栏、私自囚禁人犯，以及非法的刑具，命台谏严格禁止，违犯的加以处罚。

理宗出身于民间，深知刑狱的弊端。刚即位时，下诏天下体恤刑罚，又亲自撰写《审刑铭》来警示在位的官员。每年大暑时节，必定亲临殿前审察囚犯案情。凡是谋杀、故意杀人、斗殴杀人、已经杀了人的，伪造符印，纵火焚烧房屋的，官员犯了贪污受贿的，将校军人犯了枉法之罪的，此外其余死罪中情节轻的降为流刑，流刑降为徒刑，徒刑降为杖刑，杖刑以下的一律释放。大寒时审察囚犯以及祈晴、祈雪和有灾异祥瑞出现时，也是这样做。后来因为建康也是先朝皇帝驻跸过的地方，那里的罪人也得以比照临安减刑的办法。皇帝用刑，可以说是极为宽厚了。然而天下的狱案却残酷得让人难以忍受，每年冬夏，下诏命提点刑狱到各郡巡行审决囚犯。提刑官怕出行辛苦，全都委派给副手。副手也不肯去，又转委给幕僚属官。所委派的这些人大多任意作威作福，想要给谁刺字，就命他招认应当刺字的缘由；想要处死谁，就命他招认应当判死罪的罪状。他们呼喝吏卒，严格限定时日，胁迫囚犯招供画押，催促了结案卷，并且擅自制造刑具，用非法手段残害百姓。有的截断木材做成杖具，用棒子敲打犯人的手足，叫做「掉柴」；有的用木枷和绳索一起施加，夹住两边脖颈，叫做「夹帮」；有的用绳子缠绕在头上，再加上木楔子，叫做「脑箍」；有的让犯人反绑双手跪在地上，用短而坚硬的木棍交叉夹住两腿，命狱卒在上面跳跃踩踏，叫做「超棍」。痛入骨髓，几乎丧命。富贵人家稍有牵连，就动辄没收他们的财产，又借着筹办月桩钱及添助版帐钱的名义，不问罪行的轻重，一律加以科罚。大概官府拿走其中的十分之一，官吏则从中榨取十倍之多。州县往往擅自处死人犯，所以拘押锁禁的罪人，有的关押半年一季，竟没有期限，直到死了才罢休。又因私人恩怨摧残折断犯人的手足，把人拘押锁禁在营寨里。也有豪强贿赂官吏，罗织罪名陷害平民而将他们囚禁处死的。甚至百姓之间的诉讼词状，也都被收监关押。有的因饮食供应不足，饥饿而死；有的因无力打点请托，被吏卒欺凌虐待而死；有的因两造诉讼中贿赂财物不足，遭受苦楚而死。狱吏害怕事情败露，事先就以生病为由申报，名义上是「监医」，实际上人已经死了；名义上是「病死」，实际上是被害死的。到度宗时，虽然屡次下诏严厉斥责并加以

译禁止，始终不能制止，而国家也随之灭亡了。

邱濬《大学衍义补》说：「宋朝到理宗时，国土已经萎缩，穷苦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苟延残喘，多方设法抚育安顿他们，尚且恐怕力有不逮，而当时的监司、守令，却施行严酷的刑法，来搜刮百姓的财产，来残害百姓的性命。理宗在位时，正把崇尚道学当作事务，只讲究虚名而忽略了实际的政务，最终导致触犯天地间的和气，缩短国家的命脉。唉！难道没有其自身的原因吗！」

臣等谨按：马端临《刑考》的序言，已经把用刑失之过于宽松作为宋朝的弊病了。如今看它的末代，竟至于酷吏横行、百姓冤屈泛滥到这种地步，那又似乎是因为苛刻暴虐而导致败亡的。这是为什么呢？自元丰年间以后，党派祸乱逐渐兴起，章惇制造同文馆冤狱，罗织陷害善良之人；蔡京请求皇帝多次亲自颁降御批，堵塞司法官员的口舌；秦桧假借诏狱的名号，戕害忠良之臣；韩侂胄公开排斥道学，几乎将其驱逐殆尽；史弥远、贾似道之流，窃取权柄玩弄威福，先后相继。大概是既然失去了控制的权柄，政令出自多个门路，下至胥吏差役这样的卑贱之人，都能够任意发泄他们个人的恩怨。所以这场祸乱先波及士大夫，最终也毒害波及百姓。由此看来，弱宋的失误，在于驾驭臣下不够严格，而不在于抚恤百姓过于宽厚，这也是很明白的了。

辽朝的刑制大凡有四种：叫做死刑，叫做流刑，叫做徒刑，叫做杖刑。

死刑有斩首、绞刑、凌迟之类。流刑根据罪行轻重，安置到边远城镇部族的地方，更远的就把他投放到境外，再远的就流放到绝远的地域。徒刑一等是终身监禁，二等是五年，三等是一年半。杖刑从五十下到三百下不等。

臣等谨按：这是概括辽朝一代用法的大要而言，并非建国之初就定下了这套法令。传了五代到圣宗，法制才逐渐完备，到重熙、咸雍年间，就更加详尽了。

太祖初年，各项事务刚刚草创，犯罪的人按照轻重酌情判决。

比如惩治诸位皇弟的叛逆党羽，有的把他们扔下高崖处死；淫乱不守法度的，用五辆车分裂肢体处死；忤逆父母的，比照这个方式处置；诋毁辱骂冒犯君上的，用烧红的铁锥钉住他的嘴巴处死。从犯的，按照罪行轻重，用杖刑决罚。又有枭首示众、生埋、射鬼箭、炮掷、支解等刑罚。

臣等谨按《辽史》说，辽以武力立国，说要禁止暴行、清除奸恶，没有比刑法更重要的了。开国之初的法制，有超出五服三就（古代刑法制度）范围之外的，比如皇帝亲征时身穿铠甲，祭祀历代先帝，取出一名死囚，放置在要出征的方向，用乱箭射死他，叫做「射鬼箭」，用来祓除不祥。等到班师回朝，就射杀所俘获的敌人，后来就成为刑法的用途之一。太宗、穆宗又制定了木剑、大棒、沙袋、铁骨朵等刑罚。木剑正面平背面隆起，大臣犯了重罪想要宽宥的，就用木剑击打，次数为三下，从十五下到三十下不等。沙袋用熟皮缝合而成，长六寸，宽二尺，柄长一尺左右，凡是判杖刑五十下以上的，用沙袋来决罚。铁骨朵的次数有的是五下有的是七下，有重罪即将处决的人，先用沙袋在他的臀骨上及四周敲打。其余不是常用而且没有固定形制的刑罚，无法一一记述。

神册六年五月，下诏制定法律。

当时皇帝已经平定了各部族，对身边的臣子说：「凡是国家的各项事务，大小各不相同。如果法度不明确，那用什么来治理国家？臣下又凭什么知道该禁止什么？」于是下诏命大臣制定治理契丹以及各部族的法律，汉人则按照汉地的律令来判断。

译

设置钟院以便传达百姓的冤情。

臣等谨按：钟院，是凡有冤屈的人，敲钟以便上达朝廷，如同「怨鼓」一样。到穆宗时，因为废弃了它，穷苦百姓有冤屈也无处申诉，景宗下诏恢复设置，仍旧命人铸造钟，把诏书刻在上面，说明废弃与设置的用意。

穆宗应历七年十二月，下诏劝谏滥用刑罚的问题。

皇帝晓谕大臣说：「有罪的人依法应当受刑，朕有时可能会一时发怒而滥及无辜的人，你们要恳切劝谏，不要只是当面顺从。」

《辽史·刑法志》说：穆宗嗜好饮酒和打猎，不关心政事。五坊掌管禽兽的人，近侍进奉膳食的人，掌管酒的人等，曾经因为鹿、猪、鹰、雉丢失或者受伤死亡，或者因为饮食上的一些小事，动辄施加炮烙、铁梳之类的刑罚。这是因为他起初迷信女巫萧古（音译）的话，认为取人的胆囊可以配制延年益寿的药，所以杀人很多。后来醒悟这是骗人的，就把她乱箭射死并用马践踏处死。等到哈里死后，被诛杀的人接连不断。虽然他也曾自我悔悟，晓谕大臣要恳切劝谏，但是等到将要处死寿格、宁古殿前都点检耶律伊勒哈时，耶律伊勒哈极力劝谏，皇帝发怒，杀了寿格等人，并将他们支解。命有关部门把所有因养鹿获罪而被关押的人全部提出，共六十五人，斩杀其中罪行严重的四十四人，其余的都痛加杖打。其中有想要处死的，靠王子必舒等人劝谏，才得以幸免。不久又因为佛德喂鹿不及时，导致鹿受伤而死，就把他杀了。晚年更加变本加厉地暴虐，曾经对太尉华格说：「朕在酒醉之中如果有处决不当的地方，醒了以后应当再次上奏（重新审议）。」但只是嘴上这么说，始终没有悔改之意，所以最终遭遇了灾祸。

十二年，制定宫刑的法令。

国舅著帐郎君萧延之的家奴伊罕，强行奸污了伊喇图哩尚未成年的女儿，

译因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就对他施加宫刑，还把他发配给图哩为奴，并把这作为定制。

十六年七月，下令给有关官员：「凡是皇帝出行经过的地方，必须高高立起标志，让百姓不要冒犯。违反的以死罪论处。」

圣宗统和元年二月，禁止各地官吏军民无故聚众私下议论，以及冒犯禁令夜间出行，违反的人依罪论处。

译四月，枢密院请求下诏令北府司徒佛徳翻译南京所进献的律文，皇帝准许了。十一月，下诏：民间凡父母健在、却另立户籍分开居住的人，允许邻里察觉举报，予以治罪。

十二年七月，下诏：契丹人犯十恶罪的，按汉人法律治罪。

圣宗年幼即位，睿智皇后临朝听政，用心处理政事，常劝皇帝应当宽缓法律。皇帝成年后，越发熟悉国事，专心致力于治理。当时改定法令共十几项，大多合乎人心。他用刑也能做到详细审慎。此前契丹人与汉人相互殴斗致死，法律轻重不一致。到这时统一按同一等级论罪。旧法规定死囚尸体要在集市陈列三日，到这时改为一夜即可让人收殓埋葬。

下诏：谋反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的，即使同住一起，也免于连坐。将此定为法令，是因为平章事耶律阿穆尔的奏请。到二十四年，又下诏：凡家主没有犯谋反、大逆及流刑、死刑之罪的，其奴婢不得告发。若奴婢犯罪当死，允许送交官府处置，家主不得擅自杀害。

太平六年，下诏：贵戚因事被人告发，官府不予审理，反而擅自上报，或接受请托为其代为奏言的，按被告人所犯的罪治罪。

诏书说：「朕因为国家有契丹人、汉人之分，所以用北院、南院分别治理。本意是要去除贪赃枉法、免除烦扰。如果贵贱适用不同法律，怨恨必然产生。平民百姓犯罪，必定不能惊动官府上达朝廷；唯独皇族、外戚多倚仗恩宠行贿，以图苟且免罪。这样下去法律就废弛了。从今以后贵戚因事被告的，无论事情大小，一律交由所在官府审问，详细上报北院、南院复审核实，查实后再上报。」

七年七月，下诏重新改定法令。

诏令中外大臣说：「法律条文中如有遗漏欠缺以及轻重不当之处，应当上报，议定增改。」

兴宗重熙元年，下诏：职事官子弟及家人受贿，本人不知情的，只治罪犯法之人。

改定销毁钱币及盗窃、失火之家财物的治罪条例。

此前，南京三司熔销钱币制成器皿，超过三斤私自携带钱币出南京的，罚十贯；以及盗窃遭遇火灾人家的财物，价值五贯以上的，处死。到这时，改为熔铜超过三斤携带出境，以及盗窃财物价值二十贯以上的，才处死。

五年四月，颁布新制定的条例法制。

当初，枢密直学士耶律庶成与枢密副使耶律德修一同修订法令。皇上下诏对耶律庶成说：「如今法令轻重不一致，法令是施政的首要根本，关系到人的性命，不可不谨慎。你应当仔细审度轻重，酌情修订。」于是编纂修订太祖以来的法令，并参照古代制度。其中刑罚有死刑、流刑、杖刑以及三等徒刑，共五百四十七条。到这时，修成后上呈皇帝。皇帝下令有关部门，凡逢朝会之日都要执行此法，并颁行各道。

十年七月，下诏：各级官员私自侵占官物的，按正式的盗窃罪论处。

同月，又下诏：凡敢将先朝已判决的旧案重新提起议论的人，予以治罪。着帐郎君等人若在禁地射鹿，杖打三百，不用赔偿；小将军以下杖打二百；至于百姓犯此罪的，与郎君同罪论处。

十一年七月，下诏：「盗窃并更换官马的人，减死罪论处。」

当时有牧马人偷偷更换官府印记，将马匹卖给他人，依法应当处死。皇帝说：「一匹马就要杀两个人，不是太过分了吗？」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二十年九月，下诏重新修订条例法制。

道宗清宁元年十二月，下诏：各宫都部署所辖之地，凡有投书诽谤讥讪的，只要接受并阅读了这种书信的人，都要处以弃市之刑。

四年七月，制定：凡管理内藏库的官员，盗窃两贯以上的，允许其奴婢告发。咸雍元年，下诏：狱中囚犯没有家人的，由官府发给口粮。

到三年九月，又下诏给各路狱囚发放口粮。

太康九年五月，下诏：各路清查脱籍逃户，本应处死的都予以宽免。大安五年十月，下诏恢复施行旧法。

此前，

译皇帝认为契丹人、汉人风俗不同，国家的法律不可有异，于是命令特哩衮苏枢密使伊苏等人重新修订条例法制。凡是符合律令的，都详细载入；凡不符合的，另外保存。当时校定官依据重熙旧制，把盗窃赃物二十五贯处死一条，改为增至五十贯才处死。又删去两条重复的条文，成为五百四十五条，又取用律文一百七十三条，另外新增七十一条，共计七百八十九条。此后增补编入的多达一千余条，都分类排列。又将太康年间所定的条例，重新与律文及条例对照校勘，续增三十六条。此后因事继续校订，到大安三年为止，又增加六十七条。条例条约已经变得繁多，主管官吏不能熟悉掌握，愚昧百姓也不知如何回避，因而犯法的人越来越多，官吏得以借此营私舞弊。所以到这时下诏说：「法律，是用来向百姓表明信用而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应当像天地一样简明，像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使百姓可以回避而不至于触犯。近来命令有关部门编纂修订刑法，却不能明白体察朕的心意，制定了很多条目使百姓陷入罪网，朕很不赞同。从今以后重新使用旧法，其余的条例全部废除。」

天祚帝即位后，重新施行严酷的刑罚。

当时赏罚没有法度，怨愤之声日渐兴起。大盗互相勾结，叛乱逃亡者接连不断。朝廷更加倾向于用严酷手段来约束，因此推落悬崖、炮掷、钉割、脔割碎杀等刑罚又重新兴起。有的人被分尸送往五京示众，甚至有取出心脏献祭祖庙的。当时行军将军耶律纳哩等三人，因在禁地射鹿获罪，都被处以弃市之刑。各官署职官中若有过失的，除了降职查办外，都罚令从军。至于兵败失守城池的将领，也只是免官罢了。

《刑法志》说：「天祚帝挽救危局，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流于残忍，这也是由祖宗留下的做法所开启的。辽的先代君主，用法崇尚严酷，本意是要让子孙都有统御百姓的气度，知道该如何自我选择，但这终究不是祖宗留给后代的正确治国之道。不幸一旦出现昏庸暴虐的君主，便以此为借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然而辽朝末世用刑与其先代相同，而兴衰却截然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创业的君主，是在法律尚未确定之前施行严法，百姓还不敢揣测其深浅。而亡国的君主，是在法律已经确定之后施行严法，百姓还能依靠什么呢？古书上说：『新建立的国家应当使用宽轻的法典，难道只是权宜行事而已吗？』」

金朝初期法制简单，轻罪用柳条鞭笞，杀人及抢劫的，击打其脑部处死，没收其家产。

其中十分之四归官府所有，十分之六赏给失主，并把犯人的家属没为奴婢。他们的监狱则是掘地数丈深广而成。

太祖天辅元年五月，下诏：「自攻取宁江州以后，凡有同姓结为防人互相包庇的，杖打后予以拆散。」

太宗天防五年，下诏：哈斯罕各部与新归附的百姓，一律按此法令执行。

太宗天防三年二月，下诏：「有盗掘辽朝诸帝陵墓的，罪当处死。」

七月，制定权贵势要之家买卖贫民为奴的罪罚。

以胁迫手段买入的，一人要赔偿十五人；以欺诈手段买入的，一人要赔偿二人，并各杖打一百。

熙宗天眷三年，重新收取河南之地，下诏当地百姓：约定所用的刑法一律遵照律文，废除狱卒的酷刑毒具，一律从宽处理。

海陵正隆二年六月，设置登闻院。

四年正月，重新制定私自越境的法律，一律论死罪。

五年二月，派遣使者分道监督处置所抓获的盗贼，一律凌迟处死。当时有的还锯割烧灼去皮、截断手足。并且告诫屯戍的千户、穆昆等官，此后再抓到的，也一律处死。总管府也可以自行决断处罚。

十二月，禁止朝廷官员饮酒，违者处死。

臣等谨按，世宗大定十四年下诏：「明安、穆昆所辖的百姓，从二月到八月，禁止饮酒宴乐，是担心妨碍农事，即使是农闲月份也不许纵情豪饮，违者治罪。」

译虽然同样是禁酒，但用意却完全不同，两相对照，得失自然可见。

世宗大定六年十二月，下诏有关部门：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上七日，不得上奏判决死刑之事。

此前，海陵贞元二年，才规定每月上七日不上奏死刑判决。到这时，下诏初一、十五也照此办理。此后十三年，又下诏立春以后、立秋以前，以及大祭祀之日、初一十五、上下弦、二十四节气、雨还未晴、夜还未明、休假日，以及禁止屠宰的日子，都不允许执行死刑。只有强盗案不必等到秋后。

七年七月，禁止穿戴使用金线织物，凡织造售卖的人一律治罪。

八年二月，制定官员犯赌博罪的法律。

赃款不满五十贯的，处以杖刑，允许赎罪；再犯的，直接杖打。皇帝说：「杖刑，是用来惩罚小人的。既然身为职官，就应当以廉洁知耻为先；既然没有廉耻，所以用惩罚小人的刑罚来惩罚他。」

九年，下诏：「从今以后，凡律令没有明文规定的，都以律文为标准。」

皇帝听说司法官员各执己见，有的还揣摩迎合宰相执政的意图判案，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十二月，制定：官员所犯的公罪，若在任时已经承认服罪的，即使后来离任，仍要论处。十一年，颁布关于司狱、狱卒的法令。

诏谕有关部门说：「司狱官署必须靠近监狱设置，囚禁之事要经常亲自监督管理，其中狱卒必须选用任职年久而诚实可靠的人轮流值班。」

十二年二月，下诏：「从今以后官长违法，僚属佐官不能纠正，又不上报的，一并治罪。」

十三年四月，重新修订盗窃宗庙祭祀器物的法律。

十五年，下诏改为窃盗赃款满八十贯者处死。

穆宗时，规定窃盗所得财物达五十贯以上者处死【详见徒流门】。到这时，皇帝下诏对有关部门说：「朕认为人命至关重大，而现行法律规定窃盗赃款满五十贯即处死，从今以后可以改为满八十贯。」

十七年，重申派遣审录官的法令。

当时有人上书建议设立提刑司来纠察各路刑狱审断的失误，尚书省商议认为长久下去恐怕会滋生弊端，皇帝于是命令对距京师数千里以外含冤上诉的人，汇集其案情等候选派官员前去审问。又下诏宰相大臣，朝廷每年两次派遣审录官，本来是为百姓申雪冤案滞讼的，但所派遣的官员大多不尽心，只是敷衍了事而已。审录官不仅要负责审理重刑案件，凡是诉讼案卷都应当查阅核实，若查明是不应关押的囚犯，就应当释放。官吏的罪责应当据实上报，若失于纠察的要严加惩处，不许用赎罪抵免。

《金史·刑志》说：皇帝因为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时，擅自受理诉讼状纸，认为不称职，鞭打了他五十下。又《御史中丞赫舍哩邈传》说：皇上对台官说，纠察官吏是否称职，务必要去除他们扰民的行为，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得到贤才。如今这些人所到之处就受理诉讼状纸，听任别人随意告状，那些主政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十二月，因渤海旧俗中男女婚娶大多不合礼制，下诏加以禁止，违者以奸罪论处。

十八年正月，规定：「杀害分居的堂表亲属、以及杀害同居的年幼奴婢，或擅自殴打杀死无罪妻子和奴婢的，都要治罪。」

十九年三月，制定：「负责纠察弹劾的官员，明知有人犯法却不举报的，减犯人一等治罪；若与犯人有亲属关系的，允许回避。」

六月，下诏重新修订法令条文。

此前，皇统年间，下诏各大臣以本朝旧有制度为基础，兼采隋唐的制度，参酌辽、宋的法律，分类编成书籍，颁行中外，命名为《皇统制》。海陵时期，改变旧有制度，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是非混杂，使人无所适从。世宗刚即位时，一时的制度多依当时情势而定，于是汇集为《军前权宜条理》。五年，又命有关部门重新删定条理，与之前的制书一并使用。到这时，设立局所，命大理卿伊喇

译慥总领内外通晓法律的人共同校正。于是将《皇统》、《正隆》的制度，以及《大定军前权宜条理》和此后续行的条理，权衡其轻重，删除繁琐、纠正错误。制度有欠缺的地方，用律文补足；制度、律文都欠缺，又疑难不能决断的，就取旨定夺。《军前权宜条理》中可以经常施行的，也定为常法；其余不适用的，另外编为一部保存。再参照近来所定的徒刑、杖刑减半的法律，共校定一千一百九十条，分为十二卷，命名为《大定重修制条》，下诏颁行。

十月，制定：「明知情况仍在服丧期内成亲的，即使自首，仍依律治罪。」

到章宗承安五年，又规定祖父母居丧期间不得婚娶。若违反婚娶，允许离婚；法律又规定妻子亡故后在服丧期内娶妻的，违犯者也允许离婚。

二十年，下诏制定践踏庄稼的罪罚。

此前，十九年二月，皇帝前往春水，见百姓的桑树多被放牧的牲畜啃食毁坏，下诏亲王、公主以及权贵势要之家的牲畜，若有侵害百姓桑树的，允许所属县官立即加以惩处。到这时，皇帝又见有践踏庄稼的情况，下诏对宰相大臣说：「从今以后有践踏百姓田地的，杖打六十；盗窃他人谷物的，杖打八十，并要赔偿其价值。」

二十二年三月，下诏颁布重新修订的法令条文。

二十八年，皇帝又因为法令条文中有些词句难以理解，命令删改修订使其明白易懂，让人人都能明白。

规定附籍都、明安、穆昆中不亲自耕种的人的罪罚。

当时附籍都、明安户不亲自耕种，都把地租给百姓耕种，有的一家上百口人却没有一亩地是自己耕种的，皇帝下令治罪。凡不亲自耕种的，杖打六十，穆昆则杖打四十。承租耕种的百姓无罪。

二十五年二月，下诏对被判死刑而免死改服劳役的妇人，改为杖打二百，免除劳役。当时因为妇人在狱中服劳役不方便，所以有这道诏令。又因为原来杖刑不分部位一律击打，与处死无异，命令改为分臀部、背部执行。

二十七年二月，命令罪囚在监禁期间若患病，允许亲属探视。

十二月，禁止女真人改用汉姓、学南人穿戴衣装，违者治罪。

二十九年九月【当时章宗已经即位】，制定凡是盗贼聚集达十人以上，或骑马者五人以上，所辖地方要移文捕盗官前去追捕，并要逐级上报省部，聚集三十人以上的要奏报朝廷，违反的杖打一百。

到泰和年间，又下诏规定：凡千户、穆昆，接到附近捕盗官的公文，若盗贼情况紧急却不立即率众响应的，分别定罪。

这一年，规定提刑司设置女真、契丹、汉人通晓法律者各一人。

规定：势力强大的豪族大姓，不得与所属官员私相交往，违者治罪。

不久又规定司狱官不得与府县官一起宴饮往来，违者治罪。泰和五年，又规定审讯官接受宴请招待的罪罚。

又重申禁止民间收藏制书。

原先禁止百姓收藏制书，是担心滋生诬告攻讦之弊。到这时，有上书言事的人请求允许百姓收藏。张汝霖说：「从前子产铸造刑书，叔向讥讽此事，是因为不想让百姓预先揣测量刑的轻重。如今既然已经制定了不可更改的成法，让百姓明白地知晓这些法律，就如同江河一样容易回避而难以触犯，足以辅助治理，不加禁止更为适宜。」由于多数人商议不同意，姑且仍旧维持禁令。

臣等谨按《刑志》所记载的，是民间原本从未收藏制书，也未因张汝霖的建议而解除禁令。但《张汝霖传》却说：「当时有关部门说民间收藏制文，恐怕会因此滋生诉讼纠纷，请求加以禁止。张汝霖说：『帝王的法律，好比江河，应当使人容易回避而难以触犯。如今既已制定为不可更改的成法，如果让私家收藏，那么人人都能清楚明白而不敢做出违法之事，这也是辅助治理的一个方面。不加禁止更为适宜。』诏令依从了他的意见。」两处记载首尾竟如此

译不一致。

章宗明昌元年，命令设置详定所，审定律令。

皇帝问宰相大臣说：「如今为什么不专门使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说：「前代律与令是分开的，若有违犯令的情况，就用律来判决。如今国家的制度与律文混淆不清，本应当分开。」于是有了这道命令。不久详定官上言说：「如果依照重修的制文为标准，那么条目的增减、罪名的轻重，就应当与律有所不同。既已确定却又与旧的一同颁布，就会使人疑惑而容易乘机作奸犯科。」臣等认为：「应当采用现行的制度条文，参酌当时的适宜情况，依照律文加以修定，历采前代刑书中适宜于当今的部分，用以弥补遗漏和欠缺，取用《刑统》条文的解释，定为常法，命名为《明昌律义》。」另外把货币、边地等权宜之事编成一部，汇集为《敕条》。宰相大臣认为：「先前所定的律文还有未完备之处，等到全部通盘核定之后再颁行。」至于律科举人考试，则仍然沿用旧律。于是任命知大兴府事尼玛哈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鄂屯忠孝、提防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萨喇、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止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新修订新律。

六月，制定：亲王家人若有犯罪，其长史、府掾若失于察觉，或故意放纵的，一并治罪。二年四月，制定：各部处理灾伤事宜的法律。

主管官员应当上报而不上报，以及虚假上报的，杖打七十。检查核实不据实的，同样治罪。因而导致有人伤命的，按违反制度论处。以致造成冤枉而有征收赋税不实迹象的，按坐赃论罪。虚假上报的，户长按诈骗论处；核实不据实的，按所涉钱粮数额论罪，且从重按诈骗处理；隐匿不上缴的，按相应法律治罪。

六月，禁止称呼本朝人及本朝语言为"番"，违者杖打。

十一月，禁止伶人扮演历代帝王作为戏文，以及呼喊万岁，违者以不应当做之事的重法治罪。

三年六月，因为久雨成灾，制定提刑司的相关条例。

又下诏制定内外各主管衙门若故意拖延公事、含糊申报的罪罚等级。

六年八月，敕令：宫中侍应人员离职后，三年之内若犯贪赃之罪，原来举荐的官员要连坐，不受已经离职期限的限制，定为法令。

承安二年，制定军前受贿的法律。

受贿一贯以下的，判徒刑二年；一贯以上的，判徒刑三年；受贿满十贯的，处死。

四年三月，司空、内族襄右丞完颜匡任参知政事，布萨揆请求罢除各路提防刑狱之职，皇帝准许了。

五月，颁行统一的铜杖式样。

皇帝因为法律执行不能保证公平一致，行刑用的杖具样式大多不能通用，于是规定统一的尺寸，用铜铸造杖具，定式颁行天下。并且说：「如果认为笞杖太轻，恐怕对某些情理难以宽恕的案犯不够，可以再商议使用讯问用的重杖。」不久刑部员外郎马复上言说：「有些县官仍旧苛刻，不遵照铜杖的规定式样，擅自使用大杖，导致很多人被打死。」于是敕令各路按察司纠察那些用大杖打人的亲民官。到泰和元年正月，因为尚书省奏报现行铜杖式样过于轻细，奸恶之徒不再畏惧，才命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使用大杖，但仍禁止杖具超过五分粗细。

泰和元年五月，删除关于尊长有罪、卑幼可以追捕的律文规定。

十二月，新定的律令、敕条、格式修成，下诏颁行。

律共有十二篇，实际上就是唐律，只是把赎铜的数额都加倍，把徒刑增到四年、五年，共七等，删除四十七条不适宜于当时的条文，增加一百四十九条当时适用的制度，因而略有增减的有二百八十二条，其余一百二十六条都沿用旧制。又有把一条分为两条、一条分为四条的共六条，总计五百六十三条，编为三十卷，并加以附注说明其事，作疏义解释其中的疑难之处，命名为《泰和律义》。

译在官品令、职员令之后，还有祠令四十八条，户令六十八条，学令十一条，选举令八十三条，封爵令九条，封赠令十条，宫卫令十条，军防令二十五条，仪制令二十三条，衣服令十条，公式令五十八条，禄令十七条，仓库令七条，夜令十二条，田令十七条，赋役令二十三条，关市令十三条，捕亡令二十条，赏令二十五条，医疾令五条，假宁令十四条，狱官令一百零六条，杂令四十九条，释道令十条，营缮令十三条，河防令十一条，服制令十一条，并附上以年月为序的制度，合称《律令》二十卷。又制定制敕九十五条，货币八十五条，番部三十九条，命名为《新定敕条》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下诏在第二年五月颁行。

当初，下诏规定凡是条格纳入制文之内的，另分为别卷。后又下诏，凡制度与律文轻重不同以及律文中没有的内容，各自校定后上报。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率先将详定所校正的《名例篇》进呈，随后各篇陆续修成，又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人重新校订。

四年八月，敕令规定：按察司纠劾不实的，治罪。

这是听从了安州运事判官刘常的请求，凡按察司体察访查不实、擅自加以纠劾的，按故意出入人罪的先例治罪，并勒令停职；若事情涉及私心曲断的，则各按本法治罪。

五年二月，制定：「盗用及伪造都门通行契证的，罪责比照伪造宫城门通行凭证减一等治罪。」

六年六月，除了飞蝗入境即使没有损害庄稼，也要坐罪治罪。

不久又规定蝗蝻滋生地的地主及邻近土地主人不申报的罪罚。八年七月，又下诏重新制定蝗灾发生地不申报的坐罪法律。

八年四月，下诏各州府司县兴造营建，不得役使各色工匠，违者按私自役使的律法治罪，按所获劳务折算价值以受贿罪论处。

十月，重新修订安置逗留、抢劫、盗窃的治罪等级。

宣宗贞祐三年三月，禁止州县在杖具上安置刀刃来处决罪人。当初，左谏议大夫贾某上书说：「亲民的官员任凭个人意气树立威严，所用行杖的粗细长短，不符合规定的样式。更有甚者在杖具顶端安装刀刃，因此致人死命。近来阴阳失调、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而起。希望下令州郡申明旧有的规章，检验测量并加封记号，按察官对检察不合规定的，应当详细列名上报。宫中敕令决断刑罚，也依照已经确定的程式执行。」皇帝下诏准许。到这时，下诏一并加以禁止。

《金史·酷吏传》说：宣宗时，胡沙虎（高琪）掌权，滥用刑罚，肆意妄为，相沿成风，即便是士大夫也受此影响。如右丞图克坦思忠，喜欢用麻椎打人，被称为「麻椎相公」。转运使李特立，被称为「半截剑」，是说他为人短小而心机锋利。翰林学士冯璧，被称为「冯刽子手」。雷渊担任御史时，到蔡州，抓获豪强奸邪之徒，杖杀了五百人，被称为「雷半千」。还有完颜莽、伊苏等人，都以残酷闻名。而和卓、王哈里、李涣之流，则是胥吏中尤其狡诈刻薄的人。

下诏对宰相大臣说：「从今以后监察官若犯罪，若事情关系军国利害的，一律直接鞭笞处决。」

不久又下诏：凡监察官失于纠劾的，按本来的法律治罪；外国使者入境私自通报本国事情的，宿卫近侍官及承应人员擅自出入亲王、公主、宰执之家的，遭遇灾荒缺粮而官府检查核实不实的，导致伤及人命的，转运军需粮草而私自夹带的，主持考试选拔举人而防范不严的，这些罪罚一律在京城执行鞭笞判决。若犯错达两次的，台官比照监察官减一等治罪并允许赎罪，其余的只降职任用。任期届满时再议定升降，如果任内曾因失察被判决，按照规定虽然算称职，也只按平常论；若为平常等级的，则降级处罚。

臣等谨按：金朝对待朝廷士人素来有礼，未曾轻易动用刑罚。大定年间，只有官员再次犯赌博罪，才处以杖刑而已。承

译安五年，才下诏规定进纳官犯罪的判决法律。到宣宗时，喜欢动用刑罚，朝廷士人常常遭受杖责，甚至用刀杖处决。有人说这是因为胡沙虎（高琪）掌权，制定了职官犯罪判决的一百多条法律。当时左司谏穆延呼喇勒上言说：「礼义廉耻，是用来治理君子的；刑罚威狱，是用来治理小人的。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近来朝廷急于求治，有关部门奏请从权立法，本应可以赎罪的也大多直接判决执行。爵禄是用来驾驭尊贵之人的，尊贵之人尚且不免受辱，那么卑贱之人又该如何加重处罚呢？皇帝车驾所到之处，并非同于出征作战，凡是征收赋税中的小过失，都以军期罪论处，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百官都是朝廷精心选拔的，大多凭借文才德行、军功武艺、门第资历而得以晋升，如今却与普通百姓同等对待，那么享有爵禄的人也就不足以引以为荣了。还有更值得担忧的事：身为上位者会说『官员尚且不能免罪』，百姓又还有什么话可说？那么苛刻暴虐的政令就会日益盛行；身为下位者会说『上面尚且如此』，我又有什么可耻的？那么违法犯上的心思就会更加放肆，其中的祸患怎能说得尽呢！」希望依照元年恩赦中「刑不上大夫」的条文，删除这一切苛刻的法律，那就太好了。皇帝起初想要施行这个建议，但胡沙虎坚持认为不可以，此事便搁置了下来。这样一直延续到哀帝正大元年十二月，才听从右丞张行信的建议，凡是胡沙虎所制定的直接判决之法，一律废除，恢复旧有制度，然而此时金国已经快要灭亡了。

四年六月，下诏：凡是进奉的奏帖以及呈报尚书省、枢密院有关机密大事的文书，私自拆开阅读的处以绞刑，因失误拆阅的减二等治罪。属于机密的制书，同样如此处理。

兴定元年八月，增订捕获逃兵的赏格，以及窝藏逃兵之人的罪罚；到元光元年八月，增订窝藏逃亡亲军的罪罚。

三年十月，规定计算贪官污吏罪行，以白银为标准。

此前，贞祐三年五月，有关部门衡量罪行轻重，大多允许以钱赎罪，但由于当罪不公平，于是命令改用铜来赎罪，计算赃款一律以白银价格为标准。到这时，尚书省大臣上奏说：「先前因为物重钱轻，犯赃罪的按钱数论罪则过重，于是改以白银为标准，每两白银折合钱两贯。」有犯通宝之赃的，就直接按通宝数额论罪。比如因军事征调而受贿通宝三十贯的，按此已经构成死罪，但若折算成金银价格，才相当于四百多钱，罪责就只当杖刑，罪行轻重相差如此悬殊。于是命令依照犯罪当时的白银价格论罪。此后参知政事李复亨上言说：「近来的制度，凡犯通宝之赃的，都按物价折算成白银定罪，每两折合钱二贯。而依法应当赎铜的，却只需缴纳通宝现钱，请求也一并令其缴纳白银。」这样既足以惩戒罪恶，又对官府有所补益。皇帝下诏命令尚书省大臣商议，于是规定犯公事过失的，只征收通宝现钱；因贪赃而故意犯罪的，缴纳白银。

五年十月，规定窝藏逃亡者的罪罚。

尚书省上言说：「司县官员贪暴不法，导致百姓逃亡，这已有相应的处罚；其他县窝藏这些逃户的，也应当定罪。」皇帝准许了。

十二月，规定宋人归附金朝的赏格，以及诱骗、征调防军人员逃亡的罪罚法律。哀宗即位，下诏：「国家已经有了既定的制度，此后若有不遵守本条法令的，按故意出入人罪治罪。」

当时有关部门常常按个人情面破坏法律，使人枉遭刑罚，所以才有这道诏令。

元太祖初期颁布条例法典，刑狱之中只有重罪才处死，其余各种轻罪则酌情予以笞打决罚。

太宗六年五月，大规模会集诸王百官，宣谕条例法令。

凡是应当参加集会却私自宴饮不到的，处斩。凡出入宫禁的人，各自有随从人员，男女各限以十人为一组，出入不得相互混杂。军中每十人设一名甲长，听从其指挥，擅自行事的治罪。甲长若因事进入宫中，

译就要设一名代理人暂时接替，甲外再设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来，违者治罪。凡不该发言的公事场合而擅自发言的，第一次打耳光，第二次鞭笞，第三次杖打，第四次判处死刑。凡千户越过万户前面行走的，用木镞箭射他。百户、甲长以及各军中有犯罪同样不遵守此法的，予以斥退罢免。凡前来集会所用的良马，五十匹编为一羁，设看守者五人，饲养瘦弱马匹的三人，看守克哷苏噜克（牧场）的三人，只要盗窃马匹一二匹的，即处死刑。凡人马不应当拴系在克哷苏噜克内却擅自拴系的，一律没收赏给养虎豹的人。凡妇人所制的济逊（服饰）不合规制的，以及善妒的妇人，都要用无鞍的牛驮着，在部落中示众治罪，并且聚集财物为其丈夫另娶妻室。

世祖中统四年二月，下诏各路私造军器的人，处死。

凡民间所有的军器不上缴官府的，与私造同罪。至元五年三月，又规定按所私藏军器数量多寡论罪。此后只有河南地区放宽了这条禁令。

至元二年五月，下诏军中若有犯法的，不得擅自诛杀，罪轻的可以自行处置，罪重的要上奏朝廷。

到十五年十月，又敕令御史台：凡军官私自役使军士的，按人数多寡，定其罪责。

六月，敕令行院及各军将校士卒，必须由本人亲自服役，违者治罪。到成宗元贞二年，下诏禁止军将擅自更换侍卫军、防古军人员，用自家奴仆代替服役的，予以治罪。并令其奴仆另外编入军籍，将其主人一半的家产分给他。军将若敢有纵容这种行为的，罢免其职务。

五年十二月，禁止贩卖毒药。

如附子、乌头、巴豆、砒霜之类，以及不通医理却擅自施行针灸，或者使妇人堕胎、危害人命的，加等治罪。

二月，敕令凡有诏令而自己隐匿不报，以及诬告他人罪行的，按其所诬告的罪名治罪。此后英宗至治三年正月，四川行省平章赵世延因其弟被人控告有不法之事，被关入监狱。等候对质时其弟逃走了，皇帝下诏将赵世延放出，并将此规定定为法令：逃亡者百日不出现就释放被告，等候对质的人也照此办理。

十年五月，下诏对因保管不善而遗失官府钱财的人，杖打后释放。

十一年，下诏凡是盗贼一律处死，不得赦免。不久又敕令废除此令。

至元初年，规定各种盗窃罪不至于处死的，一律刺字发配充当有标记的罪犯（警迹人）。八年，四川省臣伊苏岱尔说：「近来因为饥荒，盗贼日益猖獗，应当加以显戮。」皇帝敕令中书省详细商议。右丞相安图认为：「强盗、窃贼一律处死，恐怕不太合适。」罪行应当处死的，仍旧按原规定等候皇命处置，皇帝依从了这个意见。到这时，因为盗贼太多，才下诏凡是盗贼一律处死，不得赦免。各处监狱因此关满囚犯，不久因符宝郎董文忠进言，皇帝敕令废除了这条法令。

十二年十月，中书省大臣商议：「判决死罪，下诏此后杀人的判处死刑，罪行已经查明属实的，立即执行刑罚。至于奴婢杀害主人的，按五刑之中最重的论处。」

到十九年十一月，耶律铸说：「此前奉诏规定，杀人者处死，仍要征收烧埋银五十两，后来只征收纸钞两锭，这样处罚太轻了。臣等商议，依照防古人的旧例，凡犯此罪的没收其一名女子给受害者家属，没有女儿的征收纸钞四锭。」皇帝依从了这个建议。

译五年正月，禁止官吏军民买卖自己所娶的江南良家子女以及沦为娼妓者，买卖双方都治罪，官府没收其买卖钱财，被卖之人恢复良民身份。

此后成宗大德六年十二月，重新制定掠卖良人罪的条例。大德十年五月，又下诏规定以强力掠夺良人的，按强盗罪论处，用哄骗诱拐手段的则罪次一等。英宗至治二年五月，敕令隐匿蒙古子女的人，治罪。

　　五月制定各级官吏犯罪的处置办法

接受宣命的官员犯罪由朝廷奏闻处置，接受敕命的由行台处置，接受省札的由按察司治罪。宣慰司官吏如犯有死罪，由有司审问明白后，提刑按察司复审确认没有冤情，依照条例结案，分类奏报等候裁决。此后泰定元年，又敕令武官因罪被削夺官职制授的须奏闻朝廷，敕命任命的官员则由行省处决。顺帝至正三年三月，下诏整顿刷新监察制度，朝廷内官员有不法行为的，由监察御史弹劾；地方官员有不法行为的，由行台监察御史弹劾。每年以一个月为期出巡。

译十六年三月，敕令中书省：「凡是掾史处理公文延误一两天的，处以杖刑；延误三天的，处死。」

八月，下诏规定汉军出征时逃亡的，罪至死刑，并没收其家产。

当初至元五年，曾下诏晓谕四川行省：沿边屯戍的军士逃避戍役的，处死。到这时，又制定了汉军出征逃亡的法令。成宗大德六年正月，又下诏：千户、百户等军官在作战之前逃跑的，罪当处死；战败之后才逃跑的，处以杖刑并罢免其职，没收其男女家口。不久又下诏：军官擅自离开所部的，一律遣送回原部；违犯的按律论处。军人不报告所部而私自回家的，处以杖刑并遣返。大德八年三月，敕令：引诱、藏匿逃亡军民、逃奴的，依情节论罪，处罚各有差等。

十一月，敕令各路捕获的盗贼，初犯而赃物多的处死，再犯而赃物少的从轻论罪。

十七年十二月，敕令：「擅自占据江南逃亡百姓田地的，有罪。」

十八年三月，设立登闻鼓院。

二十年正月，敕令：「从今以后敢用匿名书信告发事情的，情节重的处死，情节轻的流放远方；能揭发这种事的人，把犯人的妻子儿女赏给他，并用钞币奖赏他。」又敕令：「从今以后管理民政的官员，凡遇到灾害损伤，过了期限不上报，以及按察司不及时前往察看的，都要治罪。」

五月，下诏说云南的重罪囚犯，先前命令可以便宜行事就地处决，恐怕滥杀牵连无辜，从今以后凡是死罪，仍须等候朝廷批复。

在此之前，十二年十一月，枢密院上奏说：「新归附的郡县有已经投降又反叛、以及聚众为盗、犯罪当处死的，既然已经招供伏罪，请求允许权宜处决。」朝廷听从了。到这时，又下诏云南的死罪，仍须等候批复。二十八年七月，敕令江南的重罪囚犯依照旧制，奏闻朝廷后再处决。

二十一年五月，搜缴天下私藏的天文图，防范《太乙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的历法有私自学习和私自藏匿的，treat以罪。

二十三年，下诏令百官集会商议，用至元钞计算赃物数额来论罪。

当时商议想定为：以至元钞二百贯为限，赃物数额满此数的处死。赵孟頫说：「当初造钞时，以银为本位，虚实相权衡。如今二十多年间，轻重相差已达数十倍，所以才把中统钞改为至元钞。再过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定又会像中统钞一样贬值，若让百姓按钞值来抵法定罪，恐怕过重。古时候用米和绢，是百姓生活所需，称为二实；银和钱与这两样东西相权衡，称为二虚。这四样作为价值标准，虽然涨落有时，但终究不会相差太远。用绢来计算赃物，最为适中。况且钞是宋代才创造出来的，施行于边境郡县，金人沿袭使用，都是出于不得已，如今却想用它来判定人的死罪，似乎不值得深加采纳。」

二十四年，规定负责监察的臣子如有贪婪败坏法度的，交付法司增加条例治罪。当时御史中丞叶李上奏说：「监察之臣以防止过失、纠正错误为职责，如果自己不能检点，又怎么能去弹劾别人？如有贪婪败坏法度的人，应当交付法司增加条例治罪，以惩戒欺瞒之人。」皇帝下诏说：「可以。」

二十八年五月，颁行《至元新格》。

元朝初期还没有法律可依，百官断案都沿用金朝的法律。至元八年，才开始禁止施行金朝的《泰和律》。不久皇帝晓谕安图等人说：「近来史天泽、姚枢编纂制定了新格，朕已亲自审阅，都是可以施行的法典。你们也应当留心参酌，难道就没有一两条可以增减的吗？」命各自记录下来，督促商议施行。《元史·刑法志》所记载的条目：名例四条，卫禁八条，职制三百七条，祭令五条，学规十三条，军律十二条，户婚六十九条，食货二十六条，大恶五十一条，奸非五十九条，盗贼一百十四条，诈伪五十条，诉讼二十二条，斗殴四十二条，杀伤一百六条，禁令一百十一条，杂犯十四条，捕亡九条，恤刑十五条，平反四条

译。五刑的制度：笞刑六等，从七下依次加十下直到五十七下。杖刑五等，从六十七下依次加十下直到一百七下。徒刑五等，从一年依次加半年直到三年。凡是徒刑一年的，杖六十七下，依次加十下直到一百七下。流刑三等，分别是辽阳、湖广、迤北。死刑二等，分别是斩首、凌迟处死。刑具方面，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宽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的枷重二十五斤，徒流罪的重二十斤，杖罪的重十五斤，都用干木制作，长宽轻重各自刻字标明在上面。手铐长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宽三寸，厚一寸。脚镣长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连环重三斤。笞杖大头直径三分七厘，小头直径一分七厘，罪在五十七下以下的用它。杖刑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直径二分二厘，罪在六十七下以上的用它。审讯用的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直径三分五厘，长三尺五寸，并且要削去竹木的节疤，不许用筋胶等物装钉。应当处决的，都用小头。执行笞刑和杖刑的，打在臀部；用刑拷问的，打在臀部或大腿，务必使受刑均匀。《刑法志》又说：「古代以墨、劓、剕、宫、大辟作为五刑，后世废除肉刑，就用笞、杖、徒、流、死凑成五刑的数目。元朝沿袭这个制度，更改采用较轻的刑法，这也算是仁政了。」世祖对宰相大臣说：「朕有时对有罪的人发怒，命你们处死他，也一定要拖延一两天再回奏。」这句话，即便是古代的仁君又怎能超过他呢？此后继位的君主唯独对刑罚很谨慎，凡是各郡国有疑难的案件，一定派遣官员重新审理，并从轻处置。死罪案件审录没有冤情的，也一定要等候批复，然后才施刑，而大德年间王约又上奏说：「本朝的制度，笞杖十下减为七下。如今判杖一百下的，应该只打九十七下，不应该又加十下。」从这里可以看出，元朝君臣之间，只知道以从轻的刑法为崇尚。百年之间，天下太平安定，难道是偶然造成的吗？然而它的弊端在于，南北制度不一致，事务类别繁琐，心怀私情的官吏，玩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诡诈手段谋取私利，而凶顽不守法的人，又屡次借着大赦得以免罪。至于西域僧人每年做佛事，有时借机放纵囚犯，来施展他们的奸计，使善良的人哑口无言、含恨忍受，有见识的人都为此感到忧虑。这样看来，元朝的刑法，好处在于仁厚，缺失在于松弛缓怠，而不知道加以检束。

臣等谨按：元朝拥有天下几十年，才制定律令。在此之前虽然没有成文法，但比起辽、金末代，已经没有法外用刑的情况。只有世祖治理奸臣阿哈玛特的时候，掘坟戮尸，放狗去吃他的尸体，他的四个儿子都被诛杀，有的被剁成肉酱，有的被剥皮示众。诛杀卢世荣时，则割他的肉去喂飞禽走兽。这两件事都超出了五刑之外，难道是因为阿哈玛特等人罪恶极大，不这样做不足以起到惩戒的作用吗？

二十九年二月，废除审案官员的鞭背之法。

三月，制定赃罪十三等。

在此之前，十九年九月，才开始规定官吏受贿以及仓库官侵吞盗取，台察官知道而不检举的，衡量情节轻重，加以治罪。凡是中外官吏犯赃罪，从五十贯以上的都杖刑决罚并除名，不再叙用。一百贯以上的处死。谏官缄默不言的，与受贿的人一同论罪。二十七年七月，江淮平章沙不丁因为仓库官盗窃欺瞒钱粮，请求处以黥面并砍断他的手腕。皇帝说：「这是回回人的法律。」不予批准。到这时，中书省、御史台共同制定赃罪十三等。枉法受赃的分五等：从一贯到十贯，笞四十七下；不满一贯的，酌情断罪，除名。十贯以上到二十贯，笞五十七下。二十贯以上到五十贯，杖七十七下。五十

译贯以上到一百贯，杖九十七下。一百贯以上，杖一百七下。不枉法受赃的分八等：从一贯到二十贯，笞四十七下；不满一贯的，酌情断罪，解除现职另行谋求任用。二十贯以上到五十贯，笞五十七下，注授边远地区一任官职。五十贯以上到一百贯，杖六十七下，降官一等。一百贯以上到一百五十贯，杖七十七下，降官二等。一百五十贯以上到二百贯，杖八十七下，降官三等。二百贯以上到三百贯，杖九十七下，降官四等。三百贯以上，杖一百七下，除名。罪应判死刑的，上奏朝廷。三十一年十一月，成宗在京城即位，犯赃罪的有三百人。皇帝命令没有疑义的案件，都按照世祖所定的十三等条例判决。元贞元年七月，下诏规定官员因贪赃论罪、再犯的加重二等。仓库官吏盗取所看管的谷物，一贯以下的笞打；到十贯的杖打；每增加二十贯加重一等。一百二十贯的徒刑一年，每增三十贯加半年。二百四十贯的徒刑三年，满三百贯的处死。计算赃物数额以至元钞为准则。二年六月，御史台官员上奏说：官吏受贿，最初已经供认伏罪，接着经过审核，可是有司徇私偏袒，导致供词前后不一的，请求加等论罪。朝廷听从了。七月，颁布官吏受贿的条例格式共十三等。十月，下诏规定官员因贪赃已经判罪、再犯的，加重原罪三等。五年正月，御史台官员上奏说：官吏犯赃以及盗窃官钱，事情败露而逃避罪责潜逃隐匿的，应当同案办理，即使已经获得原谅赦免，也应当加以降职罢黜，这样才能革除奸伪之风。朝廷听从了。七月，又下诏规定军官受贿的，与民官按同样条例处置，酌量罪行大小罢黜降职。七年三月，又重新制定赃罪为十二等。十一年七月，武宗即位，采用御史大夫塔斯布哈的建议，凡是因受贿被御史弹劾的，不得借口有事要面见皇帝来逃避罪责。至大四年十一月，仁宗即位，敕令商税官盗取税款的，与官员的赃罪同等论处。延祐六年九月，采用御史台官员的意见，凡是犯赃罪已经招供伏罪、以及应当审讯而侥幸逃脱的，都交付原来审问的官员，追究到底定罪。文宗至顺元年十月，御史台官员上奏说：「内外官吏让家人代收财物，因为这是败坏名声、违背道义的行为，罪只判四十七下并解除职务。如今贪污的人因此更加放肆犯法，请求按十二等赃罪的条例计算赃物多少来论罪。」朝廷听从了。二年六月，下诏规定各官吏在职任上，或者是等待接任交接尚未到任的，替人行贿说情，凡是因此有所收取的，按照官员十二等赃罪的条例论处。犯赃的官吏罢官后终身不再叙用。即使自己没有收取财物，但诉讼的挑起和平息都由自己操纵的，罪加常人一等。

三十年二月，禁止约束军官，不得放纵鹰犬扰害百姓，违反的论罪。

到武宗至大二年十月，三宝努上奏说：「养豹的人危害百姓最为严重，皇帝下令禁止。有再犯的，即使是显贵宠幸之人也要加以治罪。」

成宗元贞元年二月，下诏借贷鄂拓克钱财而逃避隐匿的人要治罪，并把他的钱财赏给告发的人。

七月，设立捕盗条例。

在此之前，至元二十年九月，史弼陈述平息盗贼的防范办法，主犯和同谋的处死，其余的迁往淮河沿岸屯田。皇帝认可他的建议，下诏把这件事交给史弼办理。贼党在内地耕种土地，他们的妻子奴仆送往京城，分配给鹰坊等人使用。到这时，御史台官员上奏说：内地盗贼窃发的人很多，都是由于国家屡次赦免所导致，请求命令中书省制定条例格式，督促责成所属机构，务期把盗贼彻底剿灭。皇帝下诏说：「可以。」《元史·陈天祥传》说：「山东西道廉访使陈天祥上奏：盗贼产生，各有原因，除了荒年归咎于天时，姑且不论，其他如军事征伐不停止、工役频繁兴起、赋税繁重刑罚苛刻，都足以导致盗贼产生。其中助长盗贼滋生

译的，是赦令。赦令是小人的侥幸，君子的不幸。前人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那些强横之徒，各自手持兵器，杀人劫财，不顾自己的性命。官府尽力去捕获他们，朝廷又施加恩惠去释放他们。早上刚脱离牢狱，晚上就去行劫，又逼迫官府限期追捕，盗贼都把这看作是常事，既不感恩，又不畏惧治罪，凶残悖逆，习以成性，实在不是良好的教化所能改变的，只有严厉的刑罚才能加以制止。于是制定了条例格式，严厉督促各部门，捕杀累积的盗贼，南到江汉一带两千多里，没有能逃脱的。」后来武宗至大元年正月，中书省官员上奏说：「近来盗贼四处横行，如果不严加惩治，将会滋生蔓延，应当派遣使者巡行各地，遇到有罪的立即处决，与各处官吏共同商议平息盗贼的方略，明确宣示赏罚。有隐匿盗贼不报告的，或者防范期限已到而未能防范的，或者过了期限没有捕获的，官吏一并连坐。」

二年正月，下诏诸王、公主、驸马，如果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不得治官吏的罪。

在此之前，中统二年八月，晓谕诸王驸马，凡是民间的诉讼，不得私自擅自判决，都要听候朝廷处置。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成宗即位，因为札尔古齐的建议，诸王属下有犯罪的，不上报朝廷，就擅自处决，下诏禁止这种做法。到这时，又有这样的诏令。后来大德七年五月，禁止诸王驸马擅自杖责州县官吏，违反的加以治罪，并处罚该王府的官员。

八月，制定告发捕获盗贼的条例。

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窃盗减半，出力捕获的人又减半，都从犯人身上征收，没有可征收的，由官府支给。到防定二年十二月，京城盗贼很多，达寔特穆尔请求处决重罪囚犯，增派巡逻士卒，并设立捕盗的赏格，朝廷听从了。

大德元年五月，下诏：「强盗奸淫伤害事主的，主犯从犯一律处死；没有伤害事主的，只处死为首的，从犯刺配充军。再犯的也一律处死。」

五年十二月，又制定强盗、窃盗的条例格式。凡是偷盗别人牲畜的，取一还九，然后再处以杖刑。

六月，下诏僧人、道士犯奸淫、盗窃等重罪的，听凭官府审问。

在此之前，至元四年，才开始禁止僧官处理民间诉讼。到这时，命令官府审问僧道的重罪。此后两年，又下诏僧人犯奸盗诈伪的，听凭官府专门判决，情节轻的与僧官一同判决，约定不到场的加以治罪。六年正月，下诏从今以后僧官、僧人等犯罪，御史与内外宣政院一同审问，宣政院徇私不公正的，听凭御史台审问。七年十一月，命令依照十三章判处僧官的罪行。八年十二月，下诏凡是僧道杀人的，听凭官府专门判决。武宗至大四年二月，仁宗即位，下诏凡是总统所及各处，僧录等司，凡是僧人的诉讼，一律归官府处理。皇庆元年正月，敕令诸僧犯奸盗诈伪斗殴诉讼的，仍旧命令官府专门治理。二年六月，下诏晓谕僧俗之间的争讼，由官府与主僧一同审问。

二年七月，下诏诸王、驸马、诸近侍，从今以后奏事不经过中书省，擅自传旨交付外面办理的，治罪。

五年二月，下诏凡是军士杀人、奸淫盗窃的，命令军官与民官一同审问。在此之前，元年规定军民相互诉讼的，命令军官与民官一同审理。到这时，又有这样的诏令。

七月，下诏禁止辉和尔的僧人、阴阳师、巫觋、道人、咒师，从今以后有大的祭祀祈祷，必须请示批准后才能进行，违反的治罪。

七年正月，制定各种改换补造钞币罪行的条例。

为首的杖一百零七下，从犯减二等，再犯的从犯与首犯同罪，为首的流放。

三月，制定买卖坟地的罪行。

凡是子孙，有的因为贫困，有的听信师巫的邪说，被诱骗蛊惑，擅自挖掘祖父的坟墓，迁移丢弃尸骸，买卖坟地的，与恶逆同罪。

这一年，制定大都南北兵马司审理奸盗等罪

译行的条例。

六十七下以下的，交本路处理；七十七下以上的，交伊克扎尔古齐处理。元朝的制度，凡是笞杖的数目，十下减为七下。从七下到五十七下，称为笞刑；从六十七下到一百零七下，称为杖刑。

八年二月，敕令：「军人奸淫盗窃诈伪的罪行，一律归官府处理。」

此后十一年十二月，中书省上奏说：「刑法，好比是秤锤和秤杆，不能偏重一方。世祖已经制定了成法，可是从元贞年间以来，因为做佛事的缘故，释放有罪之人，失之过于宽松，因而官府无所遵循。现在请求凡是内外犯法的人，一律交由官府依法裁决。」

当时郑介夫呈上《太平策》，其中说：「国家施行政令，必定要以刑律为先。现在天下所遵奉施行的，有先例可以援引，却没有成文的法律可以遵守，官吏因此得以借机作弊。比如甲乙互相诉讼，甲有权势就援引这条先例，乙有权势就援引那条先例，甲乙的权势都同样大，就无从判定是非，拖延时日，美其名曰『撤放』，使天下百姓无所遵循。开始所犯的罪，不知道最终会如何判决，这是用刑法在恐吓百姓啊。朝廷内的各省部，地方上的郡守，抄写的条例格式多达几十册，民间又杂乱采集敕令条格，刊刻成册，叫做《断例条章》，叫做《仕民要览》，家家备一本，作为准绳。试着翻阅这二十年间的条例，跟三十年前相比，一半已经不能用了。再用十年间的条例跟二十年前相比，又有一半不能用了。这样一来，百官不知道该遵守什么，百姓不知道该躲避什么。」孔子说：「刑罚不得当，百姓就手足无措。」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号令变化无常，如同儿戏一样，民间就有『朝令夕改』的歌谣。比如往年禁酒，可私自酿酒的人家家都有；禁止宰牛，可私自宰杀的人反而更多。又比如奸盗杀人本来必定不可赦免，可每年都放释犯人，因此人心越发轻视犯法。审理案件的官员每次巡视郡县，只是备好现成的案卷走过场，判决一两件，便算尽了职责。路县的官吏每次听说上司官员要来，就把囚徒提出来走个审录的过场，一结束仍旧关押起来。这都是没有法度约束造成的弊端。又加上衙门繁杂，事权不统一，十羊九牧，百姓不知该听从哪个。凡是有官司诉讼，都须经过约会审批，虚耗公文往来，动辄半年，或者约定日期对质审问，各司所管的部门却互相包庇，拖到一年两年，事情也没有了结，于是导致强凌弱、众暴寡、贵压贱，无法度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前先帝在位时曾命令修订法律，没有来得及成书。近来商议《大德律》的人选不当，讹误尤其多。现在应当在台阁省部中选择精通经术、明白治国之道、熟悉时务的人，斟酌古今的律文，参照先帝建元以来的制敕，命人采集南北风土的适宜之处，修订成一代的法典，使官府有所遵循，百姓知道该畏惧躲避什么，国家有固定的法度，官吏不敢欺瞒，永远作为定例，这是子孙万世的利益啊。各种衙门投下的头目，除了管理钱粮和造作事务之外，不论大小诉讼，凡是牵涉到需要约会审批的，一律交由官府归口审问，这样才能使政令归于统一，案件不至于久拖不决。」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尚书省官员上奏说：「以往死刑案件，由尚书省议定，命令中书省斟酌后上奏。应当依照旧制，从中书省办理，」朝廷听从了。

三年十月，敕令省部官员：「早晨集合、傍晚退朝，懈怠松弛的加以治罪。」

臣等谨按：至元年间，僧格专权，每天钟刚敲响时，就已坐在省中，六部官员迟到的就笞打他们。兵部郎中赵孟頫偶然迟到，断事官立即把他拉去受笞刑。赵孟頫入内向右丞叶李诉说：「

译古时候刑不上大夫，为的是培养大夫的廉耻之心，用节义来教导他们。况且羞辱士大夫，就是羞辱朝廷啊。」僧格赶紧安抚他，让他出去。到这时被笞打的只限于曹吏以下的人。然而当时僧格专断放纵，从未曾请示批准就制定成法令。到这时，因为三宝努上奏说：「省部官员不肯勤勉恭谨地处理公务，敕令从今以后早晨集合、傍晚退朝，如果有懈怠松弛的，不必上奏，便宜行事加以治罪。」到任后一两个月，就以生病为借口的，杖责罢官不再叙用。到仁宗延祐年间，因为特们德尔说：「近来僚属以及六部诸位大臣都晚到早退，政务荒废，今后再有这样的人，视情节轻重杖责他们。」诏令说如果仍不悔改，罢官不再叙用。至于世祖至元年间，下诏凡是有官职却不勤于职守的，不论是汉人还是回回人，都一律论处死罪，并且没收其家产，这就更为过分了。

四年七月【当时仁宗已经即位】下诏晓谕省中大臣说：「朕从前告诫近侍不得擅自用文书记录传达，防范中书省的事务。从今以后有敢触犯的人，不须上奏，直接逮捕这个人，交付刑部追究治罪。」

仁宗延祐元年三月，敕令：「奸邪的官员让自己的儿子做阉官，图谋逃避徭役的，加以治罪。」

三年六月，敕令：死罪犯人，临刑时敢横加割截的，以重罪论处。凡是审讯囚犯，除非是强盗，不得施加酷刑。

四年十一月，晓谕各宿卫入内值班的，各自待在自己的岗位上，没有得到批准不得上殿，敢擅自闯入禁中的，治罪。

七年五月【当时英宗已经即位】禁止宗室外戚权贵作奸犯科。

英宗至治三年正月，禁止故意杀害子孙、诬陷平民的行为。

二月，颁行《大元通制》。

当初，成宗即位时，翰林学士王晖上书说：「法律，是辅助治理国家的工具，一天都不能缺少。君主在上执掌它，永远作为固定的法典；官吏在下承接它，遵守作为固定的规则；百姓明白其中的法律，就容易躲避而难以触犯。像周代的三典、汉代的九章，就是这样的例子。如今国家拥有天下六十多年，大小的法律尚且没有确定的规定，以至于评断刑罚的时候，难免有斟酌准拟的差异，彼此轻重不一的情况。臣愚见认为应当把历代先帝的圣训与中统年间到现在的条格通盘商议拟定，参照使用，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样一来，法律就没有两套标准，轻重恰当，官吏知道该遵守什么，百姓知道该躲避什么，天下就能够治理好了。」皇帝说：「好。」大德三年，命令何荣祖重新制定法令。十一年十二月，武宗即位，中书省上奏请求：「把自世祖即位以来所施行的条格，校对核实归于统一，遵照施行。」皇帝下令批准。至大二年九月，尚书省上奏说：「国家疆域广阔、民众众多，是古代所未曾有过的，历代的条格前后不一致，执法的官吏轻重随意判定。请求把自太祖以来所施行的政令九千多条，删除繁琐冗余的部分，使其归于统一，编为固定的法典。」朝廷听从了。四年三月，仁宗即位，晓谕省中大臣说：「你们要汇集中统、至元以来的条章，选择精通法律的老臣，斟酌轻重，折中归于统一，颁行天下，使官府遵照施行，那么被治罪的人大概就没有冤屈了。」于是把有关风纪的格例条画，命名为《风宪宏纲》。到这时，又命令宰相儒臣把先前的书重新增删，制定为格例，共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其中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式一千一百五十一条，诏赦九十四条，令类五百七十七条，命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

三年十一月【当时泰定帝已经即位】下诏凡是有罪自首的，宽恕其罪。泰定帝泰定元年八月，敕令把刑狱之事重新归还宗正府，依照世祖旧制，刑部不再参与。

当初，世祖至元年间，设置宗正

译府，札尔古齐十员，掌管诸王、驸马、投下的蒙古人、色目人所犯的一切公事，以及汉人犯奸盗等罪。到至大四年十月，仁宗即位，才罢除诸王的断事官，蒙古人犯盗窃诈骗罪的，命令所属的千户审问，汉人的刑事案件都归刑部处理。到这时，又依照至元旧制，设置札尔古齐四十二员来管理这些事务。到顺帝元统二年三月，又规定蒙古人、色目人犯奸盗诈伪罪的，归宗正府处理，汉人、南人犯这些罪的归官府处理。

二年八月，敕令诸王部曲宿卫私自进入京城的，治罪。

九月，禁止饥民结成扁担社，伤害他人的杖一百下，把这定为法令。

十二月，重申禁令，私藏图谶而不献上的，治罪。

四年九月，禁止僧道购买民间田地，违反的治罪。

文宗天历元年，敕令：「军中逃归的人以及京城的游民，胆敢掠夺百姓财物的斩首。」

二年二月，下诏各雇佣他人做工的，如果主人家有恶逆行为或者侵害受雇者，已经允许受雇者向官府控告，其余与自身无关的事不许告发揭发，把这定为法令。

成宗即位之初，御史杨桓上呈时务，其中一条请求禁止奴婢互相告发。元贞元年，有奴仆告发主人的，主人被处死，皇帝下诏把主人原来所居的官职授给这个奴仆。平章政事博果密说：「如果这样做，必定大大败坏天下的风俗，使人情更加淡薄，不再有上下尊卑的名分了。」皇帝醒悟，为此追回废除了先前的命令。大德元年三月，札尔古齐都尔苏收受贿赂，被自己的奴仆告发，就毒杀了这个奴仆，因此被判处死刑弃市。

八月，敕令：「从今以后有借朝贺之名敛取钱财的，按照枉法论罪。」

当时储政使、河东宣慰使哈克繖等人，以朝贺为名，敛取所属钞币千锭据为己有。事情败露，虽然遇到大赦，仍旧追缴钞币归还原主。于是有了这条敕令。

十月，敕令刑部：「察访百姓中的无赖之徒，加以惩治。」

至顺元年闰七月，中书省官员等商议：各宿卫容留隐匿滥竽充数的人要治罪。在此之前，仁宗延祐五年十一月，禁止假冒籍贯充当宿卫，以及巧妙接受远方职官而不赴任、谋求另外调任的人，隐匿而不自首的治罪。到这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奉命裁减省并卫士。上奏说：自从裁并之后，各宿卫如有容留隐匿汉人、南人、高丽人以及奴仆滥竽充数的，怯薛官与其长官杖五十七下，犯罪者与接收发放的人都杖七十七下，没收家产的一半，把没收家产的一半作为告发者的赏赐，并且命令监察御史加以察访。皇帝下令批准。

九月，敕令众人：不是本民族的习俗，敢有弟弟娶嫂子、儿子娶庶母为妻的，治罪。

二年十二月，下诏商议官员应当探望父母而不去探望的，治罪。

当时河南北道廉访副使僧嘉努说：「自古以来要寻求忠臣必定要到孝子家中去找。如今在朝为官的人，十年不探望父母的大有人在，并非没有思念父母之心，实在是由于朝廷没有给假探亲的制度，却有擅离官职岗位的禁令。古代律法规定各官员父母在三百里以内的，三年准许给一次定省假二十天；没有父母的，五年准许给一次拜墓假十天。以此推算，父母在三百里以至一万里之外的，应当按路程远近计算，制定假期。那些应当探望父母而隐瞒不去探望的，判以罪；如果诈称假期、蒙骗躲避以掩盖罪行的，与诈称奔丧的人同罪。」御史台官员把这些上奏，命令中书省等商议此事。

三年十月【当时宁宗已经即位】制定妇女犯私盐罪的条例。

在此之前，英宗时，王克敬担任两淮盐运使。温州逮捕犯私盐的人，把一名妇女也押解来，王克敬生气地说：「哪有把妇女押解千百里之外，与官吏差役混杂相处的道理？这太有伤教化了！」从今以后不得押解妇

译女，建议把这定为法令。到这时，才制定了妇女犯私盐罪的条例。

顺帝元统二年七月，下诏蒙古人、色目人犯盗窃罪的，免予刺字。至元二年六月，重新制定斗杀、奸杀等罪的条例。

这是采纳中书省员外郎陈思谦的请求。陈思谦说：「强盗只要伤害了事主，都要判处死罪；可是故意杀人、以及因斗殴而杀人的，条例规定杖一百七十下，能够不死，与私自宰杀牛马的罪行没有区别，这是把人和牛马等同看待，法律应当加重。」又因为奸淫杀害丈夫的，与丈夫通奸的妻妾同罪，律法有明文规定，如今只判处所犯的奸罪，似乎有失公允，于是命令法曹商议，制定为固定的法制。

八月，下诏强盗一律处死。

凡是偷盗牛马的处以劓刑，偷盗驴骡的黥面，再犯的劓刑；偷盗羊猪的墨面刺额，再犯的黥面，三犯的劓刑，劓刑之后再犯的处死。偷盗其他财物的，按照数量估价定罪，五府官三年审理判决一次，把这定为法令。三年七月，又下诏除了人命重案之外，凡是盗贼各种罪行不须等候五府官审理裁决，由官府依照条例判决。

至正六年四月，把《至正条格》颁行天下。

在此之前，至元四年三月，命令中书平章政事昂吉尔监修《至正条格》。六年七月，又命令翰林学士承旨达罕、奎章阁学士库库等人删修《大元通制》。到至正五年十一月，《至正条格》修成，到这时才开始颁行。

王圻《续通考》说：「监察御史苏天爵上奏：国家自太祖平定中原以来，法律崇尚宽简。世祖统一天下，才开始建立制度。历代先帝相继承袭，天天谋求良好的治理。虽然法令没有全面推行，但都是根据事情来制定法律的。年深日久，条例逐渐增多。英宗才命令中书省制定为《通制》，颁行各地，官吏遵守施行。可是从延祐年间到现在，又将近二十年了。人情有千变万化，怎么能用一种条例来拘束呢？加上一时的官员，才识有高下的差异，以致对同样的罪行，议定处置有轻重的不同。繁杂的条目，与日俱增。每处罚一次罪过，或者判断一件事情，有司援引条例，也不能全部遵照施行。如果不加以分类编排颁布告示中外，实在恐怕远方的百姓有的还不认识法律而误犯，而奸诈贪婪的官吏却单独熟悉而玩弄文法。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很不方便。应当由都督省及早上奏，精心挑选文臣，要求学问通晓经术、明白治国之道、熟悉民政的人，围坐一起听读条例，商定取舍，续编为《通制》，刻板颁行。中间如果有与先前施行的《通制》相矛盾抵触的地方，或者始末不相应的地方，共同讲论贯通，力求一致，关键在于详细书写犯罪情节，明白表述法律的用意，做到通融而不偏执于一方，明白清楚可以长久施行。这样才能使历代先帝的制度，合成一代的宪章，百姓知道该躲避什么，官吏知道该遵守什么。」

译臣等谨案：《大元通制》颁行于英宗之时，到顺帝才命令重新加以增减修订，因为它颁行于至正年间，所以命名为《至正条格》。此前改元为至正，以及尚未定名为《至正条格》之前，必定仍以"通制"称呼它，这是无疑的。因此至元六年的记载，还说是命学士等删修《通制》，可是在至元四年，就已说监修《至正条格》，这是拿后来才定下的名称，冠在先前正在修撰的稿本之上，史笔的疏忽，不能不引起非议。

译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五

【史部，政书类，通制之属，钦定续文献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

　　刑考

　　刑制

明太祖吴元年十月，命令中书省制定律令。

当初，皇帝因为唐、宋都有制定成文的律法，而元朝断案却唯独不效法古制，只是采取一时施行的事例来制定条格，胥吏因此容易营私作弊。自从平定武昌以来，就已经在商议制定律法。到这时，命令左丞相李善长、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详细拟定，并对他们说："立法贵在简明得当，使言辞直白、道理明晰，人人都容易明白。如果条目繁多，或者一件事有两种说法，可轻可重，让奸诈贪婪的官吏得以钻营作弊，那么本来用来禁止残暴的法律，反而害了善良的百姓，这不是好的法律。一定要务求适中来去除繁琐弊端，你们应当尽心参详研究，凡是刑名条目，逐日呈报上来，我与你们当面商议斟酌，希望能成为长久的法度。"又对台省官员说："元朝的条格繁冗，因此弊害不能穷尽。就拿七杀来说，谋杀、故杀、斗殴杀都是死罪，何必这样分析区别？只是误杀有可以商议的地方，总之与戏杀、过失杀也相差不大。如今立法正是要矫正它旧有的弊病，归于简明严肃。简明就没有出入的弊端，严肃就使百姓知道畏惧而不敢轻易触犯。你们要体察这个用意。"每次登临西楼，召集各位议律的官员及儒臣，都赐座讲论，以求得最为恰当的结果。十二月，律书编成，皇帝与朝臣又重新审阅，去除繁琐、归于简明，减轻过重的、从轻处理。共制定令一百四十五条，其中吏令二十条，户令二十四条，礼令十七条，兵令十一条，刑令七十一条，工令二条。律则依照唐律的旧制而有所增减，共计一百八十五条，其中吏律十八条，户律六十三条，礼律十四条，兵律三十二条，刑律一百五十条，工律八条。命令有关部门刊刻颁布中外。

　　十二月，编写《律令直解》颁行郡县

当时律令刚刚施行，皇帝对大理卿周桢等人说："律令的设立，是为了使人不触犯法律。田野之间的百姓，怎么能全都明白其中的用意呢？有误犯法律的人，赦免他们就会破坏法度；完全依法惩治就会失去民心。你们之前所制定的律令，除了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是民间日常所行的事宜，分类汇编成书，直白解释其中的意思，颁行到郡县，使家家户户都能明白知晓。"

　　洪武元年八月，下令不许在非规定时节处决囚犯

诏书说："近来因为平定战乱，用军法施行刑罚，未必公平允当。中书省应当重新讲求研究，务必依从中正之典。判决重刑，须等到秋后，不要在不合时节的时候伤害生机。"

　　十二月，在午门外设置登闻鼓

三年六月，下诏："从今以后武官有犯罪的，如果没有奏请，不得逮捕审问。"

十四年二月，又下诏："武官三品以上有犯罪的，须奏请获准后才能审讯；四品以下有犯罪的，由所属官司就地逮捕，审定罪名、议定功过后，再奏请裁决。如果文官有犯罪、牵涉到三品以上武官的，也必须奏请，不得擅自审问。"

四年十一月，命令从今以后官吏犯贪赃罪的，一律不予宽贷。

当初元朝末年，政事败坏，谋求仕进的人大多贿赂权贵，买卖名爵，下至州县的簿书小吏，若不用财物贿赂也不能得到任用，等到临事办理便蠹害政事，卖弄狱讼，对百姓造成很大危害。皇帝深知这种弊端，所以有这条法令。

　　五年二月，建立申明亭

皇帝因为田野百姓不知道禁令，往往误犯刑法，命令有关官司在京内外的府州县以及乡里的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