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

译算计入，成为百姓无穷的祸害。

开禧三年，诏令绍兴府均摊和买税额。

在此之前，孝宗乾道九年，秘书郎赵粹中进言："两浙的和买，没有比绍兴更重的，而会稽尤为最重。这是因为田地薄而税额重，诡名隐寄的现象很多，分割为许多子户。自经界法推行以后，到乾道五年，屡次经过重新排定，减少了物力评估，但流失更加严重，民力困竭。如果按照田亩均匀分摊税收，就可以杜绝诡户的弊端。"淳熙八年，诏令两淮漕臣吴琚与帅臣张子颜措置此事。张子颜等人进言："豪门势家分割户籍，把自己依托为下户，这种情况不能不加以抑制。但弊端必定有根源。比如浙东的和买，共计二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八匹，合计台州、明州、衢州、处州、婺州的总数，不满十三万，而绍兴一郡单独承担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匹，这是以一郡承担五郡的赋税，而且还多出一万有余，这就是额度过重的弊端。又比如租牛的物力，因为它有益于百姓的用度，不忍心科征；酒坊、盐亭的税户，因为他们曾经承担官府课税，难以再次摊派。至于坍塌入江、沦入海中的田地，土地已经坏损漂没；僧道寺观的产业，有的已奉诏蠲免，但省里的额度尚未除去，就不免暗中摊派给民户，这就是暗中科派的弊端。"这两种弊端相互叠加，百姓无法承受，于是产生了规避的心思，兴起了诡户之心。按照旧例，物力三十八贯五百文以上为第四等，降低一文钱以下即列为第五等。想做诡户的人一心规避，往往就在二三十贯之间设立田产登记的底册。现在如果本来就有田产有丁口的，确系真正的第五等，依旧不予科征；那些有田产而无丁口的户，就把实际所管田产价钱在十五贯以上的，一并纳入和买科征，十五贯以下的就存而不征，这样一来，假冒的第五等就无法逃脱，真正的第五等也不至于受困。于是下诏，绍兴府攒宫的田园、各寺观的延祥庄以及租牛耕牛，应蠲免和买，一并在省额中除去；坊场、盐亭户现在摊派的和买物力，以及坍塌入江的田地、放生池应减免的租税物力，都核实取消。十一年，臣僚进言两浙东西四路和买不均的弊端，交付户部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官员详加议论。郑丙、邱崈提议按田亩均等分摊的办法，最为公平，诏令施行。十六年，知绍兴府王希吕进言："均摊和买这件事，当初急于办成，没有来得及核实，一律都当作诡户来科征，于是物力在一百文以上的，都不能免于和买，贫民从此不堪其困。请求把新增科征的和买二万五十七匹有余全部放免，那么百姓就能得到实际的好处了。"于是下诏，下户所欠的和买二万五十余匹停止催征，一年后又减去原额四万四千匹有余。均摊一事，命知绍兴府洪迈酌情办理。光宗绍熙元年，洪迈订定了办法，呈报上去。诏令依照所拟定的办法推行。到此时，又重申此诏，绍兴的贫民下户才稍微宽松了些。

绍定年间，侍御史李鸣复上奏说："会稽郡赋税沉重、百姓贫困，仅就和买这一项来说，其额度相当于全路的一半。虽然淳熙年间曾特别予以蠲减，绍熙年间也曾均匀科征，可是百姓仍然困于供应输纳。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额度太重了。祖宗时代货轻而钱重，官府拨给的钱在期限之前就已发放，百姓交纳的绢则要等到年成时才输纳，官民相互资助，这才叫做和买。时代变了，情况也不同了，如今名存实亡，价钱不予偿付，凭空强行科取，已经

译没有什么'买'可言了。送纳稍有迟缓，鞭挞立刻加身，也没有什么'和'可言了。嘉定庚辰年，朝廷把历年实际征收的数目定为固定额度，一半按估价折算施行，十四年间民力稍微宽松。端平初年，又恢复征收正色实物。二年仍旧按估价折算，三年又征收正色实物。如今凭借侍郎赵与懽的申请，要把这套办法在各郡一体施行，实在难以措辞了。臣自到任以来，士大夫的议论、百姓的陈情，无不认为和买是沉重的困扰。如今我不敢奏请像淳熙年间那样减少额度，只求能像嘉定年间那样一半按估价折算，就已经足够了。有人说：放宽一郡的负担，恐怕会有人援引先例而起，如何拒绝他们？这话不对，会稽之所以特别予以优恤，是因为它的额度太重，是因为那里有陵寝所在，是因为那里是孕育圣人之地。如果没有这三个缘故，又有什么先例可以援引呢？此前淳熙十六年，下诏绍兴府和买绢中特别减免四万四千余匹，也没听说其他郡援引先例。况且鉴湖自古以来没有租税，如今变成了湖田，向朝廷缴纳赋税达六万，这是会稽在额度之外新增的产业。难道朝廷只知道索取而不知道给予吗？请求把和买绢这一项，仍旧按照嘉定十三年的成例，一半按估价折算施行，使怨恨叹息的怨气消散，使歌颂赞美的声音兴起。这实在是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一项举措，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郡而设。"

嘉定二年，命令临安府购买物品，一律支付现钱。

因为臣僚进言，京城之内，从店铺购买物品，商户无从得到钱款。凡是临安府尚未支付的货款，命令即日全数发还。此后购买物品，必须支付现钱，违反的允许向御史台陈诉。

理宗嘉熙三年，命令各路州县官府购买物品，一律按照时价，不许擅自使用官定价格，违反的以贪赃论罪。

自隆兴元年下诏用兵以来，一切收买军需、修建营寨等事项，都属于按科拨钱粮进行和买措置，尚且担忧官吏借机搜刮聚敛，不立即偿付价款，允许百姓越级申诉，由监司查办后上报。淳熙元年，废除市令司，下诏命令官府收买货物，一律依照民间的市价，不得强行压低克扣，违反的以违制论罪。临安府及属县交易中间人的佣钱，减免十分之五。七年，下诏各路州县也照此办理。到此时，臣僚进言："如今官府以官定价格购买物品，店铺按时价核算，十分之中得不到二三分，加上拖延数月而不予偿付，差役趁机作弊，日积月累，几乎成了白白拿取。以至有人迁居以躲避这种骚扰，改行以逃避这种祸害的，甚至日常所需的零碎物品，是小贩夫妇借以维持锥刀之利、赚取升斗口粮的本钱，也都被以官定价格强行索取，他们终日经营却本钱都被侵吞干没，商旅不能通行，衣食的门路断绝。"请求严格申明禁令，皇帝听从了。

《大学衍义补》说：宫中用度，如有短缺，不能不到市面店铺去求取。但不必专设机构、设置专门官员，只要遇到有所需用，就派遣廉洁谨慎的人携带现钱，按照当时的价格公平交易，而不用其他物品折算，不限定异日偿还，不用破损的钱币替代，那么官府就有了实际的用度，而百姓也不会有怨言了。

度宗咸淳元年闰五月，拨钱三十万，命令临安府通融调剂物价。

辽太宗设置南京，城北有集市，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命令有关部门治理征税事宜。四京以及其他州县货物流通交易之地，也都是如此设置。

当时南京的外城叫做汉城，分南北两

译个市集，中间是看楼，早晨在南市聚集，傍晚在北市聚集。上京的南城也称为汉城，南面正对横街，两侧各有楼阁相对而立，下面排列着店铺。

周朝广顺年间，胡峤记述说："上京西楼有村落房屋和集市店铺，交易不用钱币，而是用布匹和绫锦。"

天显四年七月，观察集市。

圣宗统和三年十一月，禁止在行在的集市上交易不符合规格尺度的布帛【当时因西巡，又将东征，所以有此禁令】。

《辽史·食货志》说："命令有关部门晓谕各行宫，布帛短窄不符合规格尺度的，不许在市上出售。"

六年七月，观察集市。

到十九年七月，又观察集市。二十一年五月，又观察集市。

七年三月，下诏开辟崎峰路，与易州的集市相通。

当时因为南北府的市场上人少，应当率领本部落的车百辆前往聚集，所以有此诏令。

《辽史·耶律隆运传》说：统和年间，耶律隆运担任大丞相，因南京平州年成歉收，上奏免除百姓的农器钱，并请求平定各郡的商贾价格，都被听从了。

兴宗重熙十六年七月，观察集市。

到二十一年七月，又观察集市。

道宗咸雍七年四月，禁止布帛短窄不符合规格尺度的。

到太康七年十一月，废除了布绢尺度短窄的禁令。

太康六年七月，观察集市。

金海陵正隆六年四月，下诏汝州一百五十里以内的州县，酌情派遣商贾前往温泉汤浴处设立集市。

当时正巡幸汝州温泉，所以有此诏令。

世宗大定二十四年八月，下诏免除上京当年的市税【当时于五月到达上京】。

章宗明昌元年七月，下诏废除西北路虾䗫山的集市。

承安元年五月，因久旱迁移集市。

过了几天，下诏恢复集市，一切如常。

五年正月，前往春水行猎，晓谕防检司："车驾所到之处，仍要让百姓正常交易。"泰和三年四月，晓谕省司："宫中所用之物，如果民间难以得到，不要强行购买。"

宣宗兴定三年正月，商议实行均输之法，又敕令边城的军需和市贸易，不要到了压制摊派贫民的地步。

元世祖中统四年九月，民间所出售的布帛有稀薄狭窄短小的，加以禁止。

至元元年正月，设立各路平准库。

用以掌管平衡物价，使物价相互参照依循，不致于时高时低。到二十年十月，又设立和林平准库。

十三年正月，在各路设立回易库，共有十一处，掌管市场交易的币帛等各种物品。

敕令大都路总管府，和雇、和买要由权贵豪门与百姓均等分担【按，此条与上条所记月日相连，应属同时颁布的敕令】。

三月，又敕令上都的和雇、和买，一并依照大都路的办法。到十八年九月，敕令大都新安县百姓恢复和雇、和买。

十九年九月，命令军站户出钱资助百姓办理和雇和买。

在此之前，十六年十月，张融控诉西京军户……

译和雇、和买这些事上,官府隐瞒了应给百姓的价钱,累计有一万八千锭之多,经办的官吏因此获罪,朝廷便任命融为侍卫军总把。到这时便有了这道任命。二十八年二月，伊苏岱尔等人上奏说：“近来朝廷规定和雇、和买不涉及军户，如今却一律让军户与百姓一同承担。”皇帝下诏，从今以后军户不必再承担这些负担。三十年十一月，皇帝下令中书省：“凡是出征在外的军人，不得用和雇、和买的事去烦扰他们的家人。”

二十二年正月，朝廷听从左丞卢世荣的奏请，设立了市易司。

译世荣上奏：随朝官吏都增加了俸禄，州郡官吏却没有增加。可以在各都城设立市易司，统领各行牙侩人，核算商人的货物价值，四十分抽取一分，按十分为标准计算，四分给牙侩，六分作为官吏俸禄。国家靠武力得天下，不靠粮饷供给，只依靠羊马。应在上都、隆兴等路，用官钱购买币帛，到北方去交换羊马，挑选防古人（蒙古人）放牧，收取其中的皮毛、筋骨、酥酪等物，以十分为标准，官府拿八分，两分给牧人。马用来备战，羊用来充作赏赐。皇帝认为这个建议很好。

成宗元贞元年十二月，下诏大都路，凡是和雇、和买以及一切差役，都按各色户籍与百姓一同分摊。

二年正月，下诏免除两都站户的和雇、和买。

至大德元年十二月，免除上都到大都、以及宣徽等十三个站户的和雇和买。七年三月，追缴此前颁降的免除和雇和市的玺书。

大德二年十二月，下诏各路的和市，价钱要随即付给货主，违反的治罪。

武宗至大四年三月【当时仁宗已即位】，禁止诸王驸马经过州郡时，不得无理索取，应当和买的东西要随即付价。

仁宗延祐七年十一月【当时英宗已即位】，平章政事特们德尔进言：“和市征收的织币粗劣低劣，是因为主管市事的人不谨慎，请求罢免右丞高昉等官员，仍命令郡县重新织造，追征原来的价钱。”未获批准。

《元史·奸臣传》说：英宗即位后，特们德尔立即上奏委派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人清查京城仓库。仓库所存粮食亏空七十八万石，责令仓官及监督出纳的人员赔偿。所进贡的币帛有瑕疵的，责令主管此事的当地官吏赔偿。并且立下严厉的规章督促，违反的施以杖刑。

明朝制度规定，内外军民官府，都不得以和雇、和买为名骚扰百姓。如果官府缺少所需物品，要按照当时的市价公平收买，或者向客商购买货物，要随即付价。如果压低价钱或不及时付价的，允许向上司控告，以“不应为而为”治罪。

凡是民间市场买卖货物的价钱，须由州县亲民衙门按月据实上报上司，以便据此置办军需等项，照价收买。又规定各府州县每月上旬要查勘各种物品的时价，逐一核实，按期上报，不许抬高或压低估价，以致亏害官府或损害百姓。上司收买各种物料，要照按月的时价公平收买，付价不得亏损百姓，也不得放纵吏胥、铺甲从中克扣舞弊。

《明史·食货志》说：“洪武年间，宫禁中购买物品，按当时估价加收十钱。其损害上面、便宜下面竟到这种地步。”

太祖洪武元年十二月，命令校勘斛斗秤尺，并核定当时的物价。

下诏中书省，命令在京的兵马司连同管市司，三天校勘一次街市的斛斗秤尺，并依照时价核定物价。京外府州各城门的兵马，也一并兼管市司事务。

《大明令》说：“斛斗秤尺，由司农司照中书省原先颁降的铁斗、铁升核定样式制造，发给直隶府各州，并呈报中书省，转发各行省，命各府依法制造并校勘，交付各州县仓库收支使用。各牙行市铺须到官府加盖印烙，乡村百姓所用的须与官府颁发的相同，才准许使用。”

顾炎武《日知录》说：“法度不统一，百姓就会生出投机取巧之心，所以古代帝王必定把谨慎权衡度量作为首要事务。对于天下，五年巡狩一次并加以校正，《虞书》说的‘统一律度量衡’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国中，每年校正两次，《礼记·月令》说的‘昼夜平分时统一度量、校准衡石角斗甬，校正秤锤秤杆’就是这个意思。如今北方的量器，乡与乡不同、县与县不同，甚至有以五斗当作一斗的，

译一个集市之中，两种斗并行使用。至于土地，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也有以三百六十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的。步弓以五尺为一步，也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一步的，这就叫做工匠不遵守法度。”

成祖永乐五年五月，命令有司每年办理的物料，一律拨给官钱购买，不是本地所产的，禁止索取。

开平卫士卒蒋文霆进言：“如今有司每年办理各色物料，里长所领的官钱，全都装入私囊，名义上叫和买，实际上是向百姓强取，万分不能补偿其一。如果是本地土产的还可以设法办理，何况不是本地所产的，必须多方征求，因此有倾家荡产的人。凡是这类情况，不止一种。今后应命令有司，除了正常的赋税之外，妄自索取百姓一钱的，按受贿枉法论处。各色物料若不是本地所产的，禁止索取。”皇帝听从了。

《明史·食货志》说：“永乐初年，斥责进言五色石的人，并且因为温州进献矾石使百姓困苦，罢除了染色布的征收。然而宦官出使办事，正是从此开始的。当时工役繁重兴起，征收索取稍显急切，不是本地所产的，百姓要倾家荡产去购买。军器所需的，尤其数不胜数。”

仁宗洪熙元年六月【当时宣宗已即位】，催促在外采办的宦官返回，停办所购之物。

下诏各处停止查办金银钞、造纸札、坐买靛青，除了已经查办造完、现存收在官府的要解送之外，其余全部停止办理，以缓解民力。原先派出的官员等人要立即返回，如果借故拖延，按违反制度论处。又，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上奏：所派遣的内官内使在江浙购买各种物品，每种物品都设置局所拘集人员，动辄骚扰供应，朝廷所需的很少，而民间所耗费的很大，应当全部召回，只命有司买纳即可。皇帝告谕尚书吴中等人说：“派遣内官本是权宜之计，怎知竟如此劳民伤财？如今诏书已经停止购买各种物品，如果已经买完的就命他们回京，没有买完的一律停止。”又告谕尚书夏原吉等人说：“各处军民已经十分艰难，凡是先前坐派制造的纻丝、纱罗、氍段、香货、银朱、金箔以及海味果品等物，立即派人乘驿马前去传谕，已经办完在官府的，命原先派出的监办官员押运回京，未办完的一律停止。”至于按年的固定份额不在此例之内，如果照旧科敛骚扰百姓的，必定治罪不赦。

《大学衍义补》说：如今宫闱官府一有缺乏，动辄一律向州郡索取，州郡则向百姓索取，大概是在正常赋税之外另行敛钱收买，等到征求物品及领取价钱的时候，公文上下往来、辗转伺候，动辄经过一旬一月，所得抵不上所费，凡是买办的事情都是如此，深宫中的皇帝又怎能知晓呢？

七月，告谕工部：“查察惩处有司买办物料时压低价钱的行为。”

副都御史戈谦进言：“朝廷买办各色物料，有司给的价钱十分之中不到一分，何况还辗转克扣，货主实际所得又有多少？况且一个农夫耕作，除去夏秋两税，所剩已经不多，如果再遭侵夺损耗，百姓不贫困的很少了。希望今后如果要买办，如果不是军需急用的物品，请暂且停止，等百姓的财力充实、年成丰收之后，再行派买，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百姓。”皇帝说：“科派购买各种物品，每次都要切实付给价钱，压低价格损害百姓，是有司的过错，应当尽快申诫约束，有不悔改的，必定加以治罪。”

八月，内官郑和等人上奏，奉旨修理南京宫殿，需要用金箔，请命有司购买，皇帝命令从天财库支出钞币购买，须依照当时的价格，不要亏待百姓。

当时应天府尹薛均上奏：从永乐二十年到今年六月，工部及光禄寺购买民间缎匹等物的价钞，请求在南京天财库拨

译给百姓。皇帝告谕户部说：“有司如此不体恤百姓，要立即支给。今后官府购买物品不立即付价的，罪责归于有司。”十一月，尚书吴中进言：“制造御用物料不够用。”皇帝说：“衣食器用应当崇尚朴素，所用的物料就从库藏中支取，不必向百姓购买。”十二月，尚书夏原吉上奏：“官府购买顺天府百姓的丝、漆等物应当付给价钞，而主管部门却折价用靛青支付，不太合适。”皇帝说：“靛青不是染工不会用到，如果不说，几乎要亏待百姓了。全部付给钞币，靛青收贮起来等待别的用途。”

宣宗宣德二年三月下敕：“购买祭祀神明所用的物品，不得骚扰百姓。”

太常寺上奏：“牺牲所的羊数量不足，不够供祭祀之用，请求拨给价钱派官员到平阳府收买。”皇帝说：“朕从前侍奉先皇，见太常寺上奏购买牺牲，先皇的心意十分恳切，把侍奉神明看得重要，把爱惜百姓放在心上。大概侍奉神明的物品，如果有一丝一毫损害百姓，百姓心里不高兴，神明必定不会享用。你们应当体会这个用意。”从这一年之后，每逢祭祀之事，必定以此为鉴戒。

四月停止陕西的买办

告谕尚书吴中说：“陕西去年收成微薄，百姓生活艰难，一切买办之事，全部停止。”

三年三月，命令各仓的斗斛一律遵照洪武年间的制度。

各仓的官员制造校勘用的印烙木筹，上面刻上年月以及提调官吏的姓名，也要加盖印烙。凡是官府的斛筹，不是官府印烙的一律不用，私自制造的问罪。到七年，命令重新铸造铁斛，每个仓库各给一个，永远作为法定标准，用来校勘使用。

四月，命令秉公买办，不要重蹈以前的弊端

皇帝听闻买办物件的官员，支用官钱屡屡有人告发克扣的，所以有此命令。

五年二月，下诏凡是出产某种土产的地方，如果收买的数量多，酌情免除其他差役，以示优待抚恤，不许一概向不出产的地方收买科派骚扰。

到八年，命令各处买卖各色物件，听凭派遣殷实大户携带价钱到出产地方收买以供使用。四月，因各处遭旱灾要宽恤百姓，下诏凡是坐派买办、采办的物件以及亏欠的孳生牲口，连同一切纸札，全部予以蠲免。九年正月，因扬州、淮安、凤阳、徐州等府州县连年干旱，敕令巡抚侍郎曹某，一切买办全部停止。过了几天，又下诏买办铜铁等物，都等到秋收之后减半解纳，所派出的官员立即命令回部。十年正月，又敕令停罢南京工部及各处买办物料。

六年十二月，内官袁琦等人假借采办的名义，掠取财物，被处死。内官袁琦狡诈阴险、欺骗蒙蔽，假借办理公务的名义，上奏派遣内官内使，凌辱官吏，虐待军民，肆意贪婪，聚敛的金宝锦绮以千万计算。特别处以凌迟之刑，并斩了阮巨队等十人，敕令天下各衙门知晓此事。《食货志》说：“皇帝因防安税课局大使郝智所言，召回所派遣的官员，敕令从今以后不再轻易派遣。除军器军需之外，凡是买办的事情全部停止。”然而宽免的诏书屡次颁下，内使屡次被敕令撤回，但执行却不切实，宦官动辄以采办为名，向百姓掠取财物。诛杀袁琦、阮巨队等十余人后，这种祸患才稍微平息。

九年，命令应天府买办物料，从都税司支钞付给货主。

英宗即位之初，停罢各处的采买，以及建造下西洋船只木材等冗费。

正统元年，命令部颁的铁斛，配备到仓库中。

各布政司府州县仓，每年收粮五十万石以上，以及折收仓库每年收布绢等物十万匹以上的，工部各给铁斛一个，铜尺、木秤各一个。

这一年二月，陕西按察副使金濂上奏：西安原先颁降的铁斛、铜尺、木秤，便

译于收支。如今甘肃等卫的仓库，因为没有这些斛与尺秤，作弊的手段很多。请求命令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州，都照原来的式样制造，用来收支校勘。九月，督运粮储的总兵官与各处巡抚侍郎到京城，会商议定关于军民有利的事宜。其中一条：苏松等处的官仓，原有洪武年间颁降的铁斛、升斗，年久废弃损失，出纳的时候，军民受害。应当命府县核算所需的铁斛、升斗数量，备料送交南京工部会同官员，依式样铸造颁发备用。皇帝命令照此施行。

二年，命令御史会同户部及府县官监督查看买办物料。凡是买办物料，户部委派官员一名，会同府县委派的官员召集行铺，估算当时的价钱，支出官钱，再委派御史一名会同办理，把价钱交给铺户收买后送纳。到三年，又命令遇到买办之类的事情，都要估算价钞数目，照旧上奏，限一个月内到库领取分发，不许超期违反。八年，又命令朝廷所用的物件，免除有司买办，查明出产的地方，从存留的粮食中折收解送京城，沿途官府要供应船只脚力。南直隶府以及山东的，送北京相关衙门收纳；江南、广东、浙江、湖广、四川的，送南京相关衙门收纳。年终一并上奏。九年，命令每年用的果品厨料，照旧支用官钱派买，不许从存留粮内折征。又凡是遇到建造等急用的物料，只在官库内领用，如有不足的，才准许上奏后先给官价派买。

四年四月，敕令辽东都司卫所，凡是祭祀用的仪物，都照洪武年间的定例支取，用官钱公平收买，不许科敛害人。

（这是听从署都指挥佥事毕恭的进言）

景帝景泰二年，向内外颁发标准秤和天平。

命令工部制造标准秤、天平各四十个，颁给户部及在外的收支衙门掌管使用，其所属各地也允许依照式样自行制造使用。

六年，命令京城内不属于长久开设的店铺以及小本买卖的，一律免除买办。宪宗成化元年六月，命令光禄寺祭祀、筵宴等事，都遵照旧例买办。

每年的牲口数量不许超过十万，果品不许堆砌超额。到四年，给事中陈越进言：“光禄寺购买物品一概仗势索取，小商贩遇到这种情况如同遭到抢劫。光禄寺所供应的物品，从前都够用，如今不够用的原因，是索取超出定额，是有人从中渔利、乱花费。”大学士彭时也就此进言，请求依照宣德、正统年间的旧例斟酌供用，禁止买办。于是减去鱼类果品每年定额的十分之一。

二年五月，命令内官监酌情办理每年常例物料，急需使用的，从内库拨银购买，不急的，就暂且搁置。

工部上奏，内官监请求催办每年常例物料，如松木、黑炭等，共计七百七十七万有余。因为四方水旱灾害相继发生，百姓已经十分困苦，如果再征收，似乎有违即位之初诏令中与民休息的本意。皇帝因为百姓贫困，正应当宽恤，所以下达了这个命令。

五年，命令重新颁发铁斛，依式样制造，作为永久的定规。

因新旧铁斛大小不一，仍命令工部照洪武年间铁斛的样式，重新铸造，发给江南、江北、山东、河南兑粮的各处，命兑粮官员依式样制造木斛，送到漕运衙门校勘，加盖印烙后发出，用于交兑。到十五年，又命铸造铁斛颁给江西、湖广二布政司及各兑粮水次，以及支粮的各仓，也一并校造木斛，加盖印烙后使用，铁斛上还要刻上“成化十五年奏准铸成永为法则”十三个字，以及监铸官员、匠人的姓名。

这一年，又命令京城内外以及顺天府所属地方，凡是各色货物的商贩，依式样制造标准的斛斗秤尺、天平等，到官府校勘，加盖印烙后

译才准许使用，违反的按律治罪，知情却包庇、互相借用的，一经查出一并追究治罪。

孝宗弘治元年，命令光禄寺减少增加的供应。

起初，光禄寺都是预先支用官钱购买物品，行头吏役因此从中侵吞，于是命令各行先申报缴纳，然后再补偿价钱，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号称“报头”，假借供应的名义，压低价钱加倍索取，以充实私囊。御史李鸾就此进言，皇帝下令禁止。

七月，罢除镇守内外的宦官采办

在此之前，仁宗时命令宦官镇守边塞。英宗又在各省设立镇守，还有守备、分守的宦官分布天下。到宪宗时更加严重，购书采药的使者，搜刮珍玩，一点不剩。压价出卖盐引，私自捕捉珍禽异鸟，耗费官府库藏，收受私自的贿赂，动辄以巨万计算。太岳、太和山的降真等香料，通常三年用七千斤，到这时用量翻了一倍。内府物料的费用有多达五六倍的。孝宗即位后，颇有裁减。到这时，甘肃巡抚罗明进言：“镇守、分守内外的宦官争相进献贡物，各自派遣使者到所属边卫搜刮土产，名义上叫采办，实际上是克扣军士的月粮、马价，或者巧取番人的猎犬、骏马、珍奇之物，并且设置膳房乳房等，征调厨役制造酥油等物。等到起运的时候，沿途骚扰百姓。请求全部罢除。”皇帝批复同意。

十八年八月【当时武宗已即位】，命令各处每年办理不是本地所产的物品，遇有事故的，都要酌定价钱到京城收买。

给事中戴铣进言：各处每年办理的物料，大多不是本地所产，劳苦费用不堪承受，应命令切实开列本地土产有无，造册送部。会同派发的时候，本地有的仍旧缴纳本色，不是本地所产以及遇兵荒事变的，命令通融酌量携带价钱到京城收买。皇帝听从了。到正德元年正月，给事中周玺等进言：近来工程日益繁多，科派日益增加，都是因为得宠之人喜好兴建土木，借此占用差役兵夫，谋取物料价钱，并且借此邀功请赏。今后物品不是本地所产的，应当不要派出工役，如果确实不得已的，命令部科估计后上奏，交下相关部门知晓执行。

武宗正德元年，颁行铜法（度量标准器）。

当时议定准许工部命宝源局依法制造铜法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个，都刻上正德元年宝源局造字号，送部印发江浙等布政司及各运司，以及南直隶府州，各依式样支给官钱，一律改造使用。

二月，命令重新刊刻戒谕，收纳保存，颁发给各部门，永远表示遵守。

给事中邹轩等上奏：“内府各监局、各库、各仓场以及各门的内官、内使人等，每次因收纳钱粮，克扣搜刮没有满足的时候。先帝晚年洞察民间疾苦，颁布戒谕。如今又懈怠放纵，安然不知畏惧。各种解纳的钱粮，用尽各种手段巧取，粟米布绢的价钱是市价的一倍，百姓深受其苦。应当命令各部门重新刻录戒谕，公开张挂遵行。凡是故意违反的，从重治罪不赦。”

世宗嘉靖二年，制定市易的各项法规。

凡城市乡村各色牙行以及船埠头，准许挑选有产业抵押的人户充任，官府发给盖印的文簿，登记客商船户的籍贯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目，每月到官府查验，私自充任的处以杖刑。各行商评估物价，如有偏贵偏贱、使价格不公平的，按增减价钱的数额论罪。买卖双方本不情愿，而有人把持行市、独占其利，以及贩卖之徒与牙行勾结共同作弊的，处以杖刑。如果见别人有买卖，在旁边抬高压低价格以扰乱市场从中牟利的，处以笞刑。凡是私自制造斛斗秤尺以及作弊增减的，官府颁发的不合法度的，提调官失于查勘的。在市

译场上使用而未经官府校勘印烙的，仓库官吏私自增减、官颁的收支不公平的，监临官明知而不举报以及失于觉察的。凡是制造的器用之物不坚固真实，以及绢布等粗薄短窄却出售的，各按情节定罪不等。

四月，命令京城办纳物料，都要先付给价钱。

给事中汪应轸等请求革除京城铺户之弊，说古代迁徙豪杰以充实京师，本朝也有富户，都是看重根本。至于和买之法，则是从宋朝南渡才开始的，实在不是好政策。如今和买不付价钱，独独连累京城以损伤根本，其弊端尤其严重。臣认为革除更为妥当，如果不能革除，就应当照例给价，务求公平。此事交户部议论，覆议请求命令户、工二部凡是办纳物料，都应当先付给价钱。皇帝听从了。

二十七年五月，给事中罗崇奎等进言：“各商人受到严重困扰的弊端。”皇帝嘉许并采纳。

当时户部说：京师召集各商人，缴纳货物领取价钱，对内根据各衙门的通关实收凭证，对外根据两县总部、九门官府的时价估算，情理法度都很适中，公私都便利。近来百姓弄虚作假日益增多，最初的用意渐渐丧失。那些入官应役的，都是佣工小贩、漂泊的弱势人户，有司欺负他们没有靠山，动辄百般牟取盘剥。而富商即便有一两户在籍，也往往假称贫困，很快退出又很快进来，这不是安定人心、统一治理体制的办法。请以十年为期，命令科道官进行一次清理，贫困的除去，富有的即便是豪强，也不许隐匿。皇帝命令科道官依议行事，选派人员审核户口，普遍设立登记册，务求公平，才能长久维持。不久，罗崇奎等人又进言：户部的说法意在革除弊端，却没有完全弄清弊端的根源。私下认为如今各商人受困严重，弊端有四条。其一，物有贵贱、价有高低，如今主事的人价钱贱时乐于压低，价钱贵时又远远避嫌不敢增加。其二，各商人竭尽全力经营，指望早日获得公家的利润，而收纳却迟迟不能进行，一旦遭遇风雨，货物就不能使用了。其三，收纳之后，经管的官员更替不定，不能立即付价，有时就此搁置不办。其四，即便有幸给了价钱，官府在上面打折扣，番役差校在下面欺凌盘剥，名义上是公平估价，而实际所得不到一半。这四项弊端不除去，恐怕审编之事还没完成多久，混乱又会随之而来。臣认为应当先除去这四项弊端，不必再重新审编，即便审编也不必用科道官。各场监收主事任满一年之后才更换，不要频繁更替。皇帝嘉许并采纳其言，命令户部酌情施行审编，用科道官的事仍照先前的建议办理。

【臣】等谨案，此前上供的物品，按当地物产进贡，称为“岁办”，供应不上就由官府出钱购买，称为“采办”。后来本色、折色兼收，采办越来越繁多，于是召集商人置办购买，物价大多亏折，商人也纷纷躲避不见踪影。到这时，户部以核实审编为请求，罗崇奎等人又进言各种意见：如果革除商人自愿应征之外的弊端，皇帝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仍旧按户部所议进行审编。到二十九年，工科又上奏说铺商审编之日，由旧商人申报，臣等核实，申报不实的，过失在旧商；核实不真的，过失在臣等；如果是豪强狡猾之徒，公然靠贿赂免除差役，那罪过就在奸商。请求敕令部里立即命新商投状认领应役，其中有拖延误事、贿赂求退的，允许送交法司追究治罪，这样铺商就不会有偏袒累及的苦楚，科道等官也可以免除因公务耽搁的忧虑了。大概当时召商及审编的弊端，大略就是这样。

三十一年，重新修订时估法。

从这一年开始，每半年一次，将供用等库以及各仓库所需的粮草等项，命令山东、河南二道管粮官员查访，行令宛平、大兴二县造册送交科道，与巡视中城御史以及该管司局与九门委派的官员共同酌定。如果先前的

译万两，隆庆年间裁减为十五万，万历初年减至十三四万，中期渐渐增加，几近三十万，而铺户所受的拖累更加严重。当时宦官进纳时索要贿赂，名为铺垫钱，费用无法估量，所支付的不足以相抵，百姓不堪忍受，纷纷躲避隐匿。于是就点派京师富户充当商人，命令一下，被点到的人如同赴死，重贿营求豁免，官府暗中侦查如同缉拿奸盗一般。到天启年间，商人所受的拖累更加严重，以至于有一分钱都得不到的情况。

五年七月，巡青给事中霍维华等人因商人受苦所累，酌定规则，皇帝命令依议施行。

一是议定估价，物价随时涨落，本来没有固定标准，此前的估价只是就旧有数目稍加增减，如今议定按季度确定估价，照市价定，不得任意增减分毫。二是议定放银，各商人领银时随意混乱不按规矩兑付，并且像搭配用钱又折算成银两，朝三暮四，总是弊政，如今议定命各商人共同校验，照数称兑，不得分毫短少。所办完的料价，要及时给放，不得拖延累及商人。三是议定点报，商人每次遇到点报，有的托人情求得幸免，有的挟嫌怨报复而妄自填报，牵连蔓延，累及无穷，如今议定确定编审的期限，就命旧役商人各自查访，每人许推报两名，从中择取一名点派，如果所报的人不合格，就命旧商人仍然自己充役，或者不到编审之年而遇到死亡、消乏的，查审属实的，也按此办法处理，这样事情不繁琐而百姓不受骚扰，也足以避免衙役市井无赖敲诈骗取的祸害。皇帝命令依议申饬施行。

《大学衍义补》说：“从前有人说市场之事，是商贾的事情。古代的帝王，物货都是按当地土产进贡而取得，有多余的，从没有到市场上购买物品的先例。市场之法起源于《周官》的泉府，最初立法的时候，本来是用来调剂有无、周济贫民的，起初没有一丝一毫征利富国的意思。后世却争夺商贾的利益，把百姓所拥有的据为己有，这难道是古人立法的最初本意吗？市场买卖之事，趁着时机贵贱来收敛或散发，这就是让君主去做商贾所做的事情。虽然说是抑制商贾囤积货物待价而沽的谋划，但压抑百姓，其实也是抑制百姓，因为百姓也是自己的百姓。商贾所拥有的，哪一样不是自己（君主国家）所拥有的？何况货物囤积得多了，价钱又怎么会太贵呢？”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六

市籴考

市舶互市

宋宁宗开禧三年，停止征购乳香

起初，除了茶、盐、矾之外，只有香料的利润最为丰厚，所以由官府来经营买卖。高宗建炎四年，泉州抽购乳香一十三等，共八万六千七百八十多斤，下诏取送到都货务打包出售。陆路运输以三千斤为一纲，水路运输以一万斤为一纲。绍兴元年，下诏广南市舶司抽购到的香料，依照行在的品级搭配成套，招人购请。所出售的价钱，每五万贯换成轻便的货物，运送到行在。